电台的故事之十
红色电波永不消逝（1）

其实，长征中的红军无时不刻不在努力沟通与苏联的无线电通信。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为了开通与共产国际重新建立联系，派出潘汉年和陈云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得到潘汉年和陈云的汇报，1935年10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为传达这一决定，同时为开通直接的电信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两人分两路各带一套电台密码回国找中共中央。一路是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张浩（林育英），另一路是潘汉年。张浩大脑记着全套密码并带着在苏联受过无线电通讯训练的密电员赵玉珍一道回国。他们在1935年11月中旬到达瓦窑堡，正式移交了第一套与共产国际秘密电台通讯的密码。陕北苏维埃红军抓紧开通与苏联的无线电台联系的工作。他们首先成立军委二局和军委三局主管无线电通讯工作，二局主要负责军内通讯及对敌侦听和破译工作，由戴镜元副局长负责。而加密通讯由军委三局负责，三局局长是王诤（后来是国务院四机部部长）。军委三局组建了电讯11分队。他们利用劳山战斗中从东北军王以哲部缴获的一部50瓦电台，由赵玉珍、刘三源和廖辉操作，试图与莫斯科或欧洲的共产国际台联系，但连接过程并不顺利。由于当年极其严格的保密原因，即使听到了对方呼唤的暗语，当事人刘三源与廖辉依然不知道那是上海的宋庆龄电台！而以为是直接收听莫斯科苏共中央的。还由于发报功率低，虽断断续续收听到对方的呼唤信号，却无法让对方清晰地收到己方应答的滴答声。直到1936年6月之后，因为与王以哲秘密谈判成功，红军电报员利用东北67军电台联通宋庆龄的秘密电台，从而间接地实现了与莫斯科王明的秘密无线电台的联系。
但通信依然不算最后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是还缺一套密码，那就是姗姗来迟的潘汉年头脑中记忆的另一套密电码。
原来，1935年10月3日，王明派潘汉年到共产国际情报局学习 “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所有内容必须牢记在头脑中带回中国。潘汉年被派回国还负有另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找国民政府秘密谈判。1936年2月24日，他经列宁格勒，准备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但出海两天后，却因故又折回列宁格勒。于4月8日他再次出发，5月中旬到香港，8月7日回到陕北保安。他比林育英晚到达陕北足足迟了9个月。
潘汉年到陕北没有受到像林育英那样的欢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没有接见他。潘汉年也就只好单独向张闻天汇报了王明交代的任务。

潘汉年夫妇

毛泽东对潘汉年掌握了新密电码后，没有立即返回陕北交给中央，感觉不妥：潘汉年个人保存密电码长达9个月，出了事怎么办？而且耽误中央9个月都不能与共产国际联系！
1936年8月23日，潘汉年向中共中央保密科的邓颖超移交这套新密码。加上9个月前林育英带回的那一套密码，这意味着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台通讯具备正式恢复的条件。

电台的故事之十
红色电波永不消逝（2）

宋庆龄知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后，就开展了对根据地的援助工作。第一项行动就是上节说过的,她让艾黎设立的电台就作为苏联与陕北的中转站,然后指示助手向陕北苏区运送大功率电台,并成功把有关部件发到西安。接着,她开展了许多支持陕北苏区的工作：比如她派红色牧师董健吾带信面交中共中央，传达国民党愿意与中共谈判的信息；她和艾黎动员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医生马海德一道，由董健吾带到陕北红区进行冒险的旅行；宋庆龄还和艾黎一起在上海购买和运送大批药品到陕北红色边区。
宋庆龄与陕北根据地的这种及时互动，当然是执行了苏共领袖和共产国际的指示。
那时，红军无法弄到大功率电台，要完善陕北苏区的无线通讯工作，就迫切需要硬件的发展，那就需要安装新的电台。宋庆龄在第一时间送来的大功率电台就为解决这问题。但从上海向陕北运送大功率电台，当然是把整机化整为零，把零部件拆分后运送过去的。为了自己安装电台，周恩来想到了当年上海特科四科被称为涂木匠的那位成员涂作潮。为此他命令上海中央局设法让牧师董健吾把涂作潮带到陕北苏区。由于通讯的一再延误，这一命令最后才通过蔡叔厚传到涂作潮手里。
1936年秋季的一天，蔡叔厚通知前特科的战友涂作潮：“有熟人找！”
然后蔡叔厚给了涂作潮一封介绍信和40元钱，让他到西安去我刘多荃师长。涂作潮于是化名为蒋贵庭，来到了西安西京饭店，与原来上海特科的同志刘鼎接上头。刘鼎负责在西安接待这位被称为’涂木匠’的老战友,并安置在赫伯特?温奇大夫的原住所。逗留西安期间，涂木匠为刘鼎装配了一台能使用干电池的小发报机。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刘鼎得悉蒋介石已被捉到，即刻把张学良再次拟好的电报通过这电台发给保安的中共中央。
就在中共中央领导知道西安成功捉蒋而异常激动之际，宋庆龄随后就通过电台转来了苏共中央斯大林的电报。中央领导们经过认真思考：决定冷静处理。愿意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寻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道路。
在接下去继续讨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前，我们先说几句，把红军电台的事交代完。
涂作潮后来搬进了七贤庄1号的“张学良的牙医诊所”。这里其实就是以牙医诊所为掩护的中共交通站。只是，国际友人医学博士赫伯特?温奇在西安事变中意外牺牲了。涂作潮利用这里，把上海化整为零运来的一套功率达100瓦电台重新安装恢复。这是一套能覆盖全国范围的电台。从而能实现了中央红军稳定地与上海宋庆龄电台的收发报的业务。当然，这离不开宋庆龄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宋庆龄，凭当时中国的技术状况，在西安这种地方，依靠个人能力安装如此‘高精尖’的高技术装备几乎是不可能的。

电台的故事之十
红色电波永不消逝（2续完）

此时，红军已经为增援东北军、西北军抵抗中央军而进入西安周边、咸阳和渭河平原，涂作潮把那部100瓦的电台就一直架设在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交由办事处的领导使用，通讯效果达到了要求。
100瓦的电台确保了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电讯要求。中共中央实现了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系。从此，红色电波绵延不逝！
以上过程的背景故事，就与宋庆龄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一时间收到苏共中央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的事情连在一起。
涂作潮随后又返回上海了。他也有令人难忘的地方。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主人公李侠的原形人物李白烈士（李静安），就是涂作潮在1937年后培养出来的全能学生。当然，他和李静安与董健吾一样，都有过曲折的经历，甚至也打人敌伪的机构。解放后，他作为普通人正常生活工作着。与涂作潮同为特科的老战友蔡叔厚解放后任上海机电一局副局长，后来调到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文革中，蔡叔厚因为是佐尔格小组和华尔顿小组的内部人员，而被中央革小组的第三专案办公室以“苏特”罪的名义逮捕，死于秦城监狱。10年后得到平反。而原来中央特科无线电科（四科）科长李强比较顺利。解放后，他是是国务院外贸部部长，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中共中央特科四科(无线电科)科长李强

数下来,以电台的名义插入的内容达3万字!
其实就是补充交代了进入西安前与张学良和东北军密切相关的一些故事.算是一种补充,便于理解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
同时,也为叙述西安事变中最难啃的骨头<囚蒋、释蒋>打点基础。

明天起，转入讨论西安事变中的《囚蒋与释蒋》。

@柳永2013 2015-06-11 08:24:57
是我，是我还是我。问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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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才子好!我们好象在别楼相遇相识的.!

@柳永2013 2015-06-11 08:24:57
是我，是我还是我。问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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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其人
你的散文,有股浓烈的诗韵!

十．囚蒋与释蒋
1． 新城大楼囚蒋(1)

12月12日上午8:00,两辆汽车沿临潼公路向西安城急驰而去。前面开路的是一辆十胎大卡车，车上士兵荷枪实弹，一挺轻机枪驾在车头上。卡车后紧跟的是一辆小轿车，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是张学良副官谭海，后排坐着三个人。中间那人光着头，披着驼色夹长袍，白裤子挽在膝盖上，小腿上一道道血痕，脚穿一双布鞋，没穿袜子，模样狼狈且无奈，内心却又纷纷不平。他就是被俘的中央军事委员长蒋介石。蒋介石左右两边，分别夹挤着张学良的卫队二营长孙铭九和东北军105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唐君尧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大块头，孙铭久也十分壮实，车辆的颠簸使得中间的蒋委员长感到十分不舒服，他连连埋怨：“太挤了，太挤了……”但随后就不响了。
车上，老蒋回忆着清晨至今的不堪经历。凌晨5：00初听到阵阵枪响，他起初以为是小股红军袭击，接着他想到，可能是部分东北军骚乱。于是，他要卫队坚守，以等待西安城内的张学良来救援。后来他发觉不对，就跳墙外逃。等到他被王学瓒、孙铭九等人从大石缝中搜捕出来后，他才知道：原来整个东北军都反了。但他还心怀幻想，杨虎城和西北军也许还是忠于自己的。车到西安东门，老蒋见守城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他感到十分骇异。他想起昨晚自己宴请各将领，不见杨虎城，想必是已被张学良拿下扣留，第十七路军也被缴械，眼前守城兵士是东北军冒充的。他坚信“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 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
就在老蒋遐想连翩之际，车队进城了。唐君尧突发感慨：“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以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 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 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曷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这话出自身边抓捕自己的人之口，使蒋介石内心一热，却因一时说不出话，而“未及答”。但唐君尧的话显然是老蒋在整个上午所听到的话当中最顺耳的一句。他把这话和这人记在了心中。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张学良也被扣留在浙江奉化，老蒋特许唐君尧到溪口谒见张学良。蒋介石亲口对唐君尧说：你对我的那份情谊，我永世也不会忘记！
蒋介石被押进了陕西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孙铭九把老蒋移交给17路军特务营长宋文梅看管。蒋介石才发觉事情远出乎他的想象，但依然以为是东北军占领了新城大楼，他对杨虎城的西北军继续怀着希望。接着，蒋介石被安置在一个房间里。马上有人进来送茶，送来牛奶点心，以后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


陕西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又称杨公馆,西安事变前三天囚蒋处

蒋介石不吃也不穿，盯着孙铭九问：“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
“马上就来的。”
“叫你们副司令快来！”
孙铭九不出一声走了。
或许因腰伤，更或许是天气太寒冷了，蒋介石冷得止不住发抖。他想到躺在床上盖条被子可能会好些。但又有些迟疑，蒋介石捉摸了好一阵，才把被子反过来，被面朝内而被里子朝外地盖在身上。这可能是他疑心那被子有人使用过而没重新洗涤，也可能仅仅出于习惯性的洁癖。蒋介石急切地等待着张‘御弟’的到来。

十．囚蒋与释蒋
1． 新城大楼囚蒋(2)

他想到,躺在床上再盖上一条被子就会好些，但又有些迟疑，犹豫了好一阵，他才把被子反过来，被面朝内而被里子朝外地盖在身上，这可能是疑心那被子有人使用过而没重新洗涤，也可能仅仅出于习惯性的洁癖。虽然此时蒋介石十分疲惫，但,睡不着,他正急切地等待着张‘御弟’的到来。
12月12日上午约10点，在孙铭九护卫下张学良来到新城大楼见蒋介石。此时，由他和杨虎城主持的东北、西北两军高级干部会刚结束。会上，少帅豪迈地宣告：
“我们把天戳了个窟窿，蒋介石已被我们捉起来了。目前，国家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
会议决定成立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員長，孫蔚如被任命為西安警備司令。到了第二天，考虑到“委員長”这个称号一直是蒋先生惯用身份，是他注了册专用符号，如果在这两天如此敏感的时刻，别人使用了它，就会产生另一种医疗不到的效果。于是，张学良、杨虎城决定改稱自己为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正、副主任委員。
张学良走进蒋介石的房间，房门开着，蒋介石双手向后斜撑着，在床上半卧半起。这是张学良与蒋介石转换地位和角色后，两人的第一次交锋。孙铭九回忆起当时的第一个镜头是这样的：
穿着蓝色丝绸棉袍的张学良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
当时正在看守蒋介石的王志屏对张学良与蒋介石的语言交锋也有回忆：
张学良叫了一声委员长，接着是蒋介石的声音，说：“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张学良好像赶紧递上来一张纸说：“我决无加害委员长之意，只要你容纳我的八项主张，你还是我的委员长，我坚决拥护你，听你的指挥。”张学良让蒋介石签字，蒋伸手“啪”一下把纸打落在地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
从第三方的角度，不论是跟随张学良来的孙铭九还是蒋介石的当值看守王志屏，对当时的回忆都大致相同，蒋张两兄弟话不投机，关系闹得很僵。值班看守王志屏因寸步不离，他听到的比较详细。是他提到了张学良要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八项主张》上签字但遭到蒋介石拒绝的事。我们觉得这很符合实际。



杨虎城卫士王志屏回忆西安事变中自己当蒋介石看守的事

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事，从早上4：00抓捕邵力子、宴道刚、曾扩情开始，一直到陈诚、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蒋伯诚、陈继承、蒋百里、萨镇冰、张冲等17大员被抓捕，他们无一例外都按抓捕方的要求，在上面签了字。就连穿胸穿背留下一个透光枪眼的钱大钧，也不得不在绥靖公署金城大楼的卫队长室签字划押后，才允许送到医院抢救。也就是说，在西安，所有中将或军长以上的军官或挂上中央执委的文官都榜上有名了。此时《八项主张》文本上，缺只缺“蒋中正”三个字。有了蒋介石的签名，这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就大功告成，杨虎城提议的“挾天子以令诸侯”的目标就达到了，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就可以接替蒋介石的名义进行运转了。
但蒋介石却表现出异常的“倔”，换句话说是“顽固”，他拒绝了那样做。就在西安事变演绎到99.9%成功的关头,只因那最后三个字卡壳了。

十．囚蒋与释蒋
1． 新城大楼囚蒋(3)

作为囚徒的蒋介石却表现出异常的“倔”，换句话说是“顽固”，他拒绝了那样做。就在西安事变演绎到99.9%成功的关头,只因那最后三个字卡壳了。
蒋介石在自己西安事变结束后补写的日记中，也回忆当时与张御弟的言语交锋：
张气少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做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出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余闻其“交人民公断” 一语，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余乃怒诘之曰：“尔妄想国内民众与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 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
相争不下，张学良令人给老蒋送来碗筷餐具劝食，什么事等吃过饭再说。但此时蒋介石把张学良视为敌人，拒绝进食。他发嘎了：
“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汗血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
张学良一下无计可施，仍然站在边上，久久不肯离去。蒋介石提出要见钱大钧和邵力子。蒋介石与钱大钧昨晚半夜一道吃完夜宵就分手了。分手后，蒋介石突然想到早上看到骊山出现奇怪身影的事及陈诚传来的秘密告警，他本想找回钱大钧交换一下。只因那时太晚，于是作罢，不想果然出此大事！
张学良如事告诉说：钱大钧受伤住院。他便分咐手下，叫来了邵力子。
邵力子进门与蒋介石对话时，看守蒋介石的宋文梅营长站在一旁监视。蒋介石两次命令宋营长退出去，并关好房门。宋文梅不听，蒋介石起身把他推出门外。宋营长马上跨进门：“请原谅！奉有命令，侍护左右，不敢阖户也。”

西北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西安事变中他负责冲进西京招待所，抓捕在西安的全部中央大员

蒋介石无奈，当邵力子的面手写给宋美龄、蒋纬国遗书，让宋文梅转交张学良拍发电报。邵力子见蒋介石在为后事做准备，料其是抱必死的打算，便婉言劝告说：
‘委员长以一身系国家之安危，应以安全为重。’他劝蒋介石不妨辞职下野以换得自由之身。他还提到，反正，历史上老蒋已有两次下野的历史，最终照样重回领导岗位。但蒋介石却不以为然，他表示自己是准备要下台的，但要等回到南京后再说。西安事变是因他而引起的，他要引咎辞职，请求对自己的严加议处。但他表示“断不能在部下劫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即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签认何种条件，余亦宁死必不受胁迫。”
邵力子闻言无语。蒋介石死硬的态度和作风，大大出乎张学良、杨虎城的意料之外。原本他们是希望蒋介石能顺水推舟，顺从地在西安事变的《八项主张》上签字。那样就表明张学良、杨虎城领导的双十二革命成功了。这是最理想的结局。
倘若蒋介石拒绝在《八项主张》上签字，但愤而以辞职抗议，则他们的双十二革命依然是成功的，他们可以把下野的蒋介石送到国外去，然后改组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这种结局也是可取的。蒋介石有屈从压力而自动下野的历史。1927年，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闹别扭，后三人就联手迫使蒋介石辞职下野，重新改组了南京政府。918事变后，东北沦丧，蒋介石也在舆论压力下辞职下野，陈铭枢、孙科等政治对头也相继执政一段时间。如果这次老蒋识相，自觉下野，不是也很好？不想他这次竟然如此臭硬！

@刃天青 2015-06-17 00:12:38
欣赏力作！ 历史 上的大事件都是诸多细节的 历史 事件堆砌而成的，而楼主正是一位解剖高手，从魔都1927开始就非常喜欢楼主的写作风格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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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1927>题材太敏感.是使用ID斯原2012,在涯叔各位斑竹的呵护下,勉强发完全文.....

谢谢关注.

十．囚蒋与释蒋
1． 新城大楼囚蒋(4)

918事变后，东北沦丧，蒋介石也在舆论压力下辞职下野，陈铭枢、孙科、汪精卫等政治对头也相继执政一段时间。如果这次老蒋识相，自觉下野，不是也很好？
在事变发生的第一天，张学良、杨虎城都影影约约地产生了骑虎难下的预感。
他俩没有料到：他这次竟然如此臭硬！在一怒之下，杀了他，或许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不能不说，那不是一种好办法。杀了之后，下一步怎么走？所以，后来的整个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迟迟没拿那主意。他们设想过，一旦中央军要进攻西安，那就带着蒋介石转移！那时，老蒋可以当盾牌使用。起码，只要手中有老蒋，中央军就不知道老蒋在那支队伍中，转移中的东北、西北军就不会遭到飞机大炮的轰炸！要不要杀老蒋，也要等到万不得已的最后那步再说！
就在蒋介石与邵力子谈话的时候，宋文梅把张学良送来皮袍大衣。他想借邵力子一旁劝告的机会交给蒋介石，但老蒋不给丝毫面子，一口拒绝。服务员送进牛奶、饼干，蒋介石照样挥手拒绝，令其拿走。最后，蒋介石称自己疲倦了躺下要睡，邵力子乘机告辞。
天气寒冷，蒋介石又不肯穿大衣，卫兵们觉得很为难，就端来木炭火盆供他取暖，不料他说：“不要，端出去！”卫兵无奈，只好再搬走。他们找营长汇报，宋文梅考虑到这几天风大天冷，于是命令士兵把老蒋的房门关上。蒋介石看到士兵要关门，就勃然大怒厉声喊叫着：“把门开开，把门开开！”原来，他还为白天宋文梅不让他关门的事而记恼！
卫兵无奈只好再次向上汇报长官。特务营营长宋文梅亲自出马，他进去对蒋介石说：“委员长，我们是奉命令关门的。”蒋介石问谁的命令，宋营长说是主任的命令。蒋介石说：“什么狗屁主任，把门开开。” 宋文梅说：“委员长，我还是你的学生呢。”
“第几期?”
“没毕业。”
“现在干什么?”
“在杨主任属下任营长。”
“很有前途，好好努力。你既是我的学生，天气冷了，你去给我买件毛衣、买双袜子。”宋文梅答应了。蒋介石听到宋文梅自称是黄埔学生，顿生改变态度，内心似乎一下子就没了反感。他对宋文梅印象颇深，在事变之后补续的日记中留有以下文字：
宋侍余甚周到，奉衣奉食，婉劝数次。并劝余：“此时对张徒责无益，不如容纳其一二主张，俾此事能从速解决；否则於国家，於委员长均极不利。”如此诤谏，前后凡数次。
蒋介石进入新城大楼的第一天就要过去了。
谁也没料到，这一天西北军内部就发生了一起关于蒋介石的匿名信事件！
十七路军参谋长李兴中在新城大楼具体指挥西安城内兵变时全过程。当天他继续坐镇新城大楼。他发现，就在自己离开办公室再回来的刹那间，办公台上多出了一封无邮戳无邮票的匿名信！很显然，信是大楼内部的人瞅准自己离开的瞬间放置的。信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希望李兴中能够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救出蒋委员长以建立千载不朽的奇功。
李兴中是杨虎城的亲信，是西安事变的具体指挥员之一。他立即将此信交给了杨虎城。张学良、杨虎城见信，就立即猜想到，写信人是新城大楼陕西绥靖公署内部的某个受过黄埔或中央军校洗脑教育的青年军官。这一情况证明：把蒋介石监禁在新城大楼风险很大！此时，宋文梅的特务营在负责看管蒋介石，张学良对此人也不放心。当然，负责警戒此处的还有李振西教导营，与蓝衣社特务有联系的李振西同样令人不安。他们都有黄埔军校的经历。还因为，张学良听到过汇报:12月12日晨，宋文梅特务营的士兵趁乱抢劫了边业银行，并枪杀了两个管理人员。这边业银行就是随张学良东北军进入关中的一家东北银行,与东北军各级军官都有密切的经济关联。

@十．囚蒋与释蒋
1． 新城大楼囚蒋(5)

张学良听到过汇报:12月12日晨，宋文梅特务营的士兵趁乱抢劫了随东北军来到西安的边业银行，并枪杀了两个管理人员。
就在晚上9：00，从保安也传来了红军领导的电报提醒： “监视蒋介石等之人员务必忠心可靠”和“监视蒋地点必须安全，否则无穷之祸”。
次日，受张学良之托，邵力子来劝说蒋介石换一换生活环境：原来，国军84师师长、陕北军阀高桂滋在西安造有一幢洋房，目前空关。房“前有草地，房舍亦清净，且有御寒设备，于身体较宜”。如果搬过去，就离张学良更近，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照顾。但邵力子话刚一出口，立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决不搬家！他说：“这里是西安绥靖公署，属于行政院在陕西的下级机关。我是行政院长，只有居此处才无愧于自己的职守。”他威胁说：“如果张汉卿不能让自己回洛阳，我就死在此处！你可以把这原话告诉他。”

蒋介石在西安的第二囚居点,高桂滋公馆

这天，蒋介石依然拒绝进食，但要喝水，表明他没有完全绝望达到求死的地步。虽然他不知道他的手下樊菘甫和董钊已经攻占潼关，正向西安进逼，同时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和自己的前妻舅洛阳空军指挥官毛邦初也派军机骚扰西安，但他还想等消息。果然，就在他与人谈话中，忽然闻得西安上空一阵阵的军机轰鸣，便喜形于色。估计，老蒋因此放弃了死的念头。可是这天下午，他突然感觉到，喝进嘴的水已经无法下咽了。他知道，一断水有可能会死亡，于是想到喝点糖水。此时，在门外看守他的卫兵是朱子明。他问卫兵：“你有钱吗？借我两毛钱，买点糖，这水喝不下。”
朱子明马上向王志屏报告：“副班长，委员长要糖呢，喝不下去水。”王志屏又立即向王成仁副官报告。王副官说，厨房不有的是？拿些送去就是了。王志屏到厨房掂来一大包糖，足有20斤重，交给朱子明送了进去。只听蒋介石大声说：“借你两毛钱买糖是私人关系，你拿这么多糖来干什么，公家的糖我不吃，拿走，拿走！”蒋介石坚决不吃。王志屏把这件事情报告王副官，王副官说：“你这个娃这么笨，你不会找个纸片包一点给他，说是自己掏钱买的就行了。”于是王志屏用纸包了一点糖，交朱子明送过去。蒋介石果然不再说什么，兑上水喝了。看来，蒋介石虽然绝食，但依然知道如何保命。他其实是静观其变，在等待机会。
这天，宋文梅也给蒋介石买了一件驼色的毛衣和驼色的毛袜子。蒋介石把毛衣穿上，当穿袜子时，又说怎么是红色的，表示不满意。
为让蒋介石搬家，张学良派刘多筌师长见蒋介石。此前蒋介石曾多次宴请过刘师长，张学良是希望蒋介石能理解刘多筌是完全出于好意，而同意迁移。但刘多筌不能如愿。
晚间１１时，张学良找孙铭九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

十．囚蒋与释蒋
1． 新城大楼囚蒋(6,本节续完)

晚间１１时，张学良找孙铭九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
孙铭九到新城大楼与宋文梅一起步入房间。刚举手敬礼还未开口，蒋介石就厉声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 孙铭九立正：“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
“我不去，我不去！”蒋介石连声拒绝，“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
孙铭九跨步上前：“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蒋介石还是不去。他说：“此处即我死处，我誓死也不移出此处半步。尔等二人等我死后，可告诉他们就在室外大厅为立坟墓！你们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想杀就杀吧！但就决不移居！”
孙铭九估计，此时蒋介石一定是误解了他们的意图，以为是想利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孙铭九眼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介石看孙铭九退了一步，也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
其实这天，杨渠统已经来西安活动孙慰如、李振西等人了。张学良、刘多筌、孙铭九等连夜急着要把老蒋从新城杨公馆搬出来，不能不说是闻到了一股异动的气息。目前在西安能正常运转的特务机构，就轮到张学良手下的黎天才和陈昶新那一家子了。西安甜水井49号的杨公馆来了一位从开封刘峙那边的神秘贵客，总不能不多加提防。
` 12月14日中午，张学良又来劝说蒋介石搬家。谈话间，张学良表明自己这几天看了委员长之日记。知道以往一切均由于自己误解了蒋介石的为人及负责救国之苦心，实非自己想象所能及的。然委员长对部下亦太缄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鲁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
据说，张学良夜里无眠,顺手取缴获的蒋中正日记观看，他得出老蒋并非不抗日，而是在积聚实力。张学良此时似乎理解老蒋的“苦衷”：在当时中国弱而日本强的情况下，越能延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对中国越有利。
但这是否只是小张因事变形势已经全面逆转，而在寻求西安事变的另一条出路？
原来是日记中提到，中国有占世界一半的钨矿，钨既是制造当年最高精尖的电子管阴极灯丝的主要材料，更是耐高温火炮用钨钢的原料。中德为此订有秘密协定：向德国出口战略物资钨矿，可以换取德国先进的军事装备。蒋介石按军事顾问的德国国防军之父冯.塞克特建议，从1936年到1938年3月一共要整编60个全部采用德式装备的精锐师，还要购买德国先进战机和潜艇。那些完全是用来对付日本的。由于，那些德国装备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全进口装备军队，而且飞行员等等技术兵种需要培养锻炼，尽量拖延中日战争的爆发，才越有利。因此张学良向老蒋坦承错误，并希望蒋介石能移往安全地方。但蒋介石仍不以为然，他或许认为，自己在私下也不是没向张学良暗示过那些道理，于是继续拒绝张学良的好意。
张学良突然拿出端纳即将来西安的电报。蒋介石接过电报，虽不知樊军长、徐总指挥已攻进潼关，目前大兵已逼近西安，但看到小张突然变缓的口气及转换的话题,也立即猜到外面的世界正因自己而风云突变，此刻小张必是烦躁不安！如今洋人出面，想必只是第一步。
老蒋终究是见贯血风腥雨的人，他按下内心的欣喜，继续对张学良沉着脸，沉吟许久，放出一句话：
一来，马上安排他见我！
老蒋随手把电文向地上一摔，转过脸去，不再与张学良言语。
这端纳的即将出现，意味着西安事变出现了转机。

十．囚蒋与释蒋
2．洋人探路（1）

后来许多人，包括一些历史学家，总给端纳披上蒋介石顾问的高帽子。其实不然。端纳原本是张学良的顾问，后来因张学良一度下野，端纳重操旧业，南下宁沪重新当报人。从此，南京政府聘用他，成了一名政府的普通洋职员。他也只拿一份洋职员的平均工资，他的主业依然是国际报业集团驻中国的记者。由于记者的身份，他常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来往，从而成了朋友。但他“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这意思是说，他既不是古代意义的幕僚或如今理解的私人顾问。
虽然端纳一身在中国的主要职业是记者，但他深陷中国的政治。历史上，就是他最早把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21条公布于众。他在中国时间长了，也发觉，西方对中国最大的罪恶之一就是向中国输入鸦片，从而摧残了中国人的精神和体力。30年代初，他当了张学良的顾问。他发觉日本人为达到鲸吞中国东北的目的，派日本医生引诱少帅张学良染上鸦片瘾，目的是使其不能主政。此时，端纳把张学良看成是“中国的栋梁”，于是力请德国医生米勒替张学良戒除了毒瘾，这使得张学良重新振作，再次成为雄峙东三省的“少帅”。由于鸦片牵涉到大批官商，特别是蒋介石倚重的上海青帮三大亨，纵使是蒋介石大权在握，他也没下决心铲除那毒瘤。端纳以“长此下去，国将不国”来刺激蒋介石，最终使蒋政府采用严刑峻法，下达了对贩毒者格杀勿论的法令。
西安事变发生，端纳就有利用与张学良的关系去西安活动的念头。但是，南京方面同意让端纳去西安，却是经过了一番“打”与“和”的反复较量的结果。
策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的确没有对事件的后果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西安事变一发生，立即遭全国舆论的全面打压，他们几乎被不明真相的声讨舆论浪潮吞没。当时诽谤声嚣尘上，谣言到处流传：蒋介石的头颅被挂在街头的杆子上示众；城内已是战火烽烟……西安几乎成了人间地狱！全国为之一片恐慌。
自然有人对此谣言感到紧张：首先就是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我们讲过，两个月前，宋美龄随蒋介石以避寿为名一起到西安、洛阳，后因不适应西北的环境而生病而回上海看医生。西安事变一发生，日本特务首先得到的消息，于是通过上海的媒体传播开了。宋美龄惊得一时不知所措。当然同病相怜的还有她的哥哥宋子文和姐夫孔祥熙。蒋、宋、孔三家，是利益共同体，他们的荣华富贵都与蒋介石的命运紧紧相连。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宋美龄通过飞机向西安空投的寻夫信函

此时，孔祥熙是行政院副院长，而行政院院长正就是蒋介石自己。既然如今蒋介石不在南京，孔祥熙理所当然地成了南京政府的代理首脑。他也在第一时间获得西安事变的消息，但他一开头以为是中共和红军参预的。于是，他以代行政院长的身份，对内安抚各地军阀，对外与各国交涉。由于他已经知道欧美各国舆论不支持西安事变，就把外交活动重点放在态度可疑的日本和苏联政府上。
他通電全國，号召擁護中央既定國策，共濟艱難，並另行分電北方的各路军阀宋哲元、韓復渠、閻錫山、商震、沈鴻烈、于學忠、馮欽哉，盼共挽危機。
孔祥熙電告驻苏大使馆蔣廷黻：西安事變與蘇俄有關，命提抗議！
孔祥熙的电报显然是以猜测为基础的，但他还是特别出面，召見苏联驻华代辦，敦促苏联及第三國際注意西安事變之嚴重性。他称：如果蔣介石先生有生命危險，中國或被迫與日本共同抗俄。
他又召見日本驻南京領事須磨，要日本政府約束在華的大倭国浪人。

十．囚蒋与释蒋
2．洋人探路（2）

孔祥熙又召見日本驻南京領事須磨，要日本政府約束在華的大倭国浪人。
当天，国民政府 林森召集最高会议研究对策。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等五大国家最高机构领导人及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人悉数参加。宋美龄作为被害人家属也应邀参加会议。
会上，很快形成了两个观点对立的利益集团。
一个是以行政院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讨伐派”，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实行武装镇压。由于何应钦在第一时间从祝绍周手里得到了张学良给炮六旅旅长黄永安的秘密电报。这秘密电报真实地表达了事变的事先谋划过程，从而知道了基本行动机密。他及时地向国民党元老派通报消息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又以救蒋为号召，煽动黄埔军校系少壮派军官的支持，一时间何应钦代表讨伐派声势浩大。国民党内连原来属于老蒋亲信的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也支持讨伐，甚至是蓝衣社头子贺衷寒也站在何应钦一边。
何应钦此时已经通过樊崧甫、祝绍周、钱宗泽组织了攻占潼关的军事行动，并鼓动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税警总团、全德械装备的中央军第36师等大量部队从南京奔向潼关，准备占西安！我们知道，宋希廉的第36师原本驻扎福建闽西，专门围剿红色根据地，前中共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就牺牲在他手下。
说到这里，有关西安事变的四个军事强人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和何应钦都悉数登场 了。一些历史书说这时候的蒋介石是降日派、何应钦是亲日派、只有张学良、杨虎城是抗日英雄。这或许是现今人从对待从西安事变的态度上得出来的结论。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策动西安事变就是高举了抗日的旗号，他们立场鲜明，说抗日英雄，非他们莫属。
而蒋介石口口声声“揽外必须安内”，凭这臭名昭著的口号，就足以把他看成这次西安事变的革命对象，说他是降日派，也就令他有口不辩。
说何应钦是亲日派，原因是他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就是挑动内战！那样做符合日本人利益。当然，还有人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何应钦平常被看成老蒋的心腹，但也偶尔露出魏延头上的反骨。他有前科，那就是1927年夏天北伐战争打过徐州，战火蔓延到河南、安徽、山东一带时，何应钦就曾站在李宗仁、白崇禧一边，逼老蒋下野交出北伐军总司令大权，让桂系李宗仁一度独掌北伐帅旗并成就其大业。这次,也怀疑他是企图乘战争的机会，借张、杨之刀杀了老蒋，然后大义凛然地灭了张、杨，浑水摸鱼，取老蒋而代之。这猜测也理由颇足,不像是无中生有。
因何应钦的强硬态度，西安事变一发生，全国掀起一阵喧嚣尘上的讨伐声，主张武装镇压的气氛浓烈！但此时南京内部也出现了另一股对何应钦的质疑声。那声音就来自宋美龄、孔祥熙和宋子文为代表的“亲友派”（或称“家族派”）。
有人把这“亲友派”称为“英美派”，这或许有些依据。但其中有孔祥熙!从整个抗日过程，看不出孔祥熙是英美派，他倒是十足的“亲日派”，起码也是‘知日派’！只不过，孔祥熙是站在抗日阵营中的“亲日派”，反倒是被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更像是‘英美派’，起码他最迷信美械装备，抗日战争后期，何应钦指挥的嫡系中央军全是一式的美械师。看来，面谱化地分派议论人物属性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但那习惯并非总是妥当的，对解决实际问题也并非总是奏效的。其实,只要我们注意到这样一起事实: 1945年夏天,中国战场最后一次对日大战—湘西会战是由何应钦指挥并取得了胜利。同时，1945年9月2日，何应钦在南京主持了受降仪式，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就是向何应钦递交了投降书。根据这点，每年9月3日被定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这样说来，何应钦也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代表人物。所以，我们说何应钦是亲日派，只能是根据习惯说法，并且只限于西安事变这件事而言。

@谷小中 2015-06-23 12:37:56
施原先生，介意我们三刀书评组给大作写书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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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巴不得了~~
天天盼着这份福气!

十．囚蒋与释蒋
2．洋人探路（3）

宋美龄为代表“亲友派”大闹林森 召集的最高会议！他们不赞成何应钦的主张，而要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林森这人是西山会议派头领，政治观点极端，但为人却十分清廉且态度温和。他主持国务会议时，总不拿国家元首的身份轻易表态下结论，而是采取不偏不移的居中态度。他把控会议进程却不选边站队，而只干预会议气氛。表决时，即使他可以投票，但总尽量不使用自己的那一票去改变平衡。
于是，在这次会议上，宋美龄、何应钦唇枪舌剑，两人越辩论越激烈，双方寸步不移！宋美龄认为，用战争手段解决西安事变，是全然不顾蒋介石的个人安全。她反问何应钦等人：“一旦牺牲了委员长，你们中谁能代替得了他？”甚至话中有话地抑郁道：“幸好是何主任负责出兵营救，要是换做别人的话，我还以为他是打着营救委员长的旗号，实则借刀杀人呢！”言语中影射何应钦居心叵测。
“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这是国家大事，自然有政府军队的官员们去管，不用你插手！”何应钦恼羞成怒，不禁失态了。
于是到了弱势女人发挥威力的场合。宋美龄听到何应钦这句话后，忍不住又气又急便大声哭道：“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

宋美龄是个胆略过人的女人，宋氏三姐妹从小妹到老大姐，有人用虎、龙和另一种动物来比喻她们

全场顿时沉默了下来。主持人这才出面打圆场：
“讨伐，不就是为了救蒋委员长吗？要是能用和平方式救出蒋委员长，为何不能先试试？”
长期来，西山派首领林森是老蒋的死敌，但这次他却丝毫没有表现出私人恩怨，他不愿意在这危急关头失去蒋介石。
就这样，“讨伐派”与“亲友派”在会上达成妥协：用军事手段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但不放弃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那就是先暂停军事行动一周，先探知蒋委员长是死是活的真相。证明是活，才有进行和平沟通的前提。
宋美龄为代表的“亲友派”终于争取到七天和平斡旋的时间。两派同意：一但得知委员长光荣了，或使者被扣押，或七天内和平斡旋没有结果，就立即动用战争机器来解决问题。
但决定由谁出面斡旋充当和平磋商的使者时，又发生分歧。孔祥熙、宋子文两人最适合，他们也愿意去。但与会的国民党政要们全部表示反对：不能去！张学良已经在西安拘留了17个军政大官了。总不能再向张、杨再送上孔祥熙、宋子文这份大礼，再把代理行政院长主动送到张学良手里，给他增加一份筹码吧？
在一片沉默中，又有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宋美龄自告奋勇！她要单身赴“魔窟”救夫！这种做法实在令在场的所有须眉十分惭愧。当然又遭到所有人的反对：说不定是一个蒋先生没救出来，还倒贴了一个蒋夫人，那绝对是赔本的买卖！
最终，宋美龄想到了洋朋友端纳，端纳曾主动流露过去西安的念头。宋美龄认为端纳活动能力强！他既是私人朋友，又曾是张学良的顾问，他是此次行动的不二人选。让这位洋人端纳打头阵，不带预设的政治目标，先去看看情势，特别是弄清楚：蒋先生是否还活着？如果蒋先生死了，主和的宋美龄和亲友派也就死心了。那时，对张学良要打要炸就随你何应钦主任定夺了。于是，会议接下去讨论随行人员。

十．囚蒋与释蒋
2．洋人探路（3）

于是，会议接下去讨论随行人员。
在挑选人员时，孔祥熙提名黄仁霖随行。黄仁霖对蒋介石、宋美龄十分忠心而没有其它政治背景，政治地位较低，只能算是普通职员。让他以端纳翻译的身份同行，就没有丝毫政府代表团的疑问，从而避免了外人怀疑是南京政府主动向张学良、杨虎城示弱或屈服。
黄仁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但他不是名人更不是大人物。他原来是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从而深受到蒋介石夫妇的青睐而被任命为励志社总干事。励志社是什么名堂？原来励志社就是主管军事委员会招待所的，从而就是一个协助军事委员长从事礼宾接待的机构。自当上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就成为蒋介石夫妇出头露面招待、宴请内外宾客以及典礼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侍从和管家。黄仁霖堪称是蒋家的“特勤总管”，那身份在一定意义上就相当皇帝的大内总管。只是当时名义上的 “国一号”另有其人，只是此人不贪权位利禄，不铺张浪费，没有庞大的服务机关，从而没有相应的大内总管。倒是军事委员长威风十足，黄仁霖这才成了事实上的大内总管。
行前，孔祥熙特别叮嘱黄仁霖：“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见蒋委员长，得亲眼看见！看见了他之后，马上回来向我和夫人报告你所看见的确实情形。就是这一点，不多亦不少。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敞开着的。”
１３日端纳带黄仁霖和励志社干事黎离尘乘飞机前往西安。因气候不好，三人只得留在洛阳过一夜。在洛阳，他们听到西安的消息非常可怕。黄仁霖后来回忆，当时传闻“说西安城已经挂满了红旗，并且还有巷战等等”。他感到任务艰巨，完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只能倚靠端纳威望和上帝的帮助了。他甚至怀疑自己能否活着从西安回来，于是决定，写好遗嘱交给黎离尘，让黎离尘回南京而不去西安。12月１４日下午4：00，端纳和黄仁霖才抵达西安，4：30左右，他们被直接送到张学良在金家巷的张学良公馆。
就在这时候，就是下午4：00，杨虎城终于在新城大楼杨公馆现身了，他奉蒋介石之命来见驾。杨虎城身着军装，一进门见到蒋介石马上一个立正，行了军礼，在一旁站着同蒋讲话。到此时，蒋介石才知道杨虎城的确是参与这次事变的预谋。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试图争取杨虎城。他先让虎城坐下，然后开门见山地问：你们这样做，将来准备怎么办？如何收场？
杨虎城承认：这事发展到这模样，并非我们事先预料的，后来有些事做得太草率、太差，无以面对委员长。如今只能唯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说该如何收场就如何。
“那，最初发动的情形究竟如何？”
对此，杨虎城只简单地回答说，开头其实想得太简单。而不肯明言其他方面，既没有向张学良方面推卸责任，也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主要策划者。杨虎城的回答使蒋介石失望。他原本只想听到杨虎城说明自己只是屈从于张学良而被动参加的，那样的话，就有策反的机会。既然如今张、杨是一体了，老蒋也只能板起面控训斥：“万万想不到你受人煽惑，中人毒计到此地步！”
训斥之后，蒋介石也找不出别的话可说，于是叹了口气，自我埋怨行动鲁莽以至如今铸成大错！称自己对事变难辞其咎，回去后一定要向中央及国民引咎辞职。
谈话末了，蒋介石要杨虎城等立即收拾局面，送自己回南京，再要向中央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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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囚蒋与释蒋
2．洋人探路（4）

谈话末了，蒋介石要杨虎城等立即收拾局面，送自己回南京，再要向中央请罪！
听到这话，杨虎城就告辞走了，说要回去好好商量一下。很明显，杨虎城这是婉言拒绝了‘送蒋回南京’，及‘向中央请罪’的要求。蒋介石此时已确信，姗姍来迟的杨虎城不但是“叛变”了自己，而且就是事变的主谋之一。他对杨虎城和17路军暗存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而在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正与端纳、黄仁霖交谈。他们彼此都是熟人，从而无须寒暄。张学良直截了当地说：“老黄，这不是像以前一样的那种社交拜访，我们正有一个大问题，无法解决，我自己也不能做主。不要叫我做那些无法办到的事。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由我们的战事委员会决定。”黄仁霖也实话实说：“蒋夫人派我来，要我看看委员长的健康情况，建立初步的接触，并让我充任端纳先生和蒋先生谈话时的翻译。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要马上去见蒋先生。并清楚地加以说明，我无权作任何的谈判。”


宋美龄与端纳


“我可以向你保证，委员长现在很好。至于你想去见他，我也不在乎此，但是我已将此事在委员会中提出，他们都投票反对。”张学良还告诉黄仁霖：蒋先生对于此次反抗行动，非常震怒。因此，他拒绝进食，拒绝和自己谈话。他进一步透露，假使蒋先生只要接受其中若干条件，他就可以设法解决，打开这个死结了。即使要他亲自伴送蒋先生回南京，他亦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处分，在所不惜。张学良首次透露自己的内心：他可能会送蒋介石去南京。
谈了半个小时就是5：00整了。张学良带着端纳去见蒋介石，黄仁霖则被看守在张公馆的门房。张学良知道，端纳汉语口语流利，与老蒋对话无须黄仁龄居中当翻译。南京方面让黄仁龄以翻译的名义来，就是想向老蒋秘密交换意见，那是绝对不可容许的！
端蒋两人寒暄之后，端纳也开门见山地提出要蒋介石迁移问题：“此间起居，实太不便，务请珍重身体，另迁一处。”张学良也在一旁，再次说到这两天读了委员长的日记后，后悔自己的鲁莽。他一再表明：“只要委员长肯搬来与端纳同住，那此后一切事情，大家都可听命办理，并早日送委员长回京。”端纳也一再劝告。
此时，先前与杨虎城的谈话，蒋介石失去了对杨虎城的幻想，又对张学良的后悔有了些谅解，再说，张学良一再表明此举只是为安全出发。加上端纳的劝告，蒋介石的感情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他同意搬到新建成的高桂滋公馆，并同意恢复三餐进食。当晚，在与张学良会晤交谈后，端纳致电南京，表示张学良有意请孔祥熙和宋美龄一道去西安。
移居后，蒋介石吵着要张学良送自己回南京。但此时，张学良又换了一种口气：“此事殊不简单，要由大家说了才算。”于是又拿出西安事变的八项通电让蒋介石签字。他说：签了字，马上放人。但蒋介石再次拒绝：字我不能签，要不你打死我。我还能落个好名声，此乃所谓“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是也。
伴随着的又是 “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的一番对张学良的训话。
张学良与老蒋再次不欢而散。张学良走后，端纳向蒋介石透露了南京讨伐西安的部署与安排，以及宋美龄想来西安的事。蒋介石听说黄仁霖已在西安，便立马要见面！

十．囚蒋与释蒋
2．洋人探路（5）

张学良走后，端纳向蒋介石透露了南京讨伐西安的部署与安排，以及宋美龄想来西安的事。蒋介石听后,坚决反对宋美龄来西安,但要马上见到黄仁霖！
由于蒋介石的一再催促和黄仁霖的请求，张学良最后允许黄仁霖见蒋介石一面，只是规定双方见面时不得开口讲话，决不允许黄仁霖充当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传话人！
12月15日，黄仁霖按见面不讲话的约定来见蒋介石。蒋介石借此机会写了给宋美龄的一封诀别信，让黄仁霖带回南京。又恐信件被张学良没收，蒋介石当面把信唸给黄仁霖听，以便把口信带回去。但念信本身等于面对面讲了话，违背了事先的约定，从而黄仁霖被张学良扣押在西安。黄仁霖被扣，但端纳不能扣，他必须迅速回洛阳向南京报信。这原因是：虽说，南京政府向徐庭瑶、樊崧甫下达7天停火的命令，但那条件是端纳必须及时离开西安到洛阳，证明蒋介石没有遇难的消息。否则，必是重起战端。而且轰炸机的第一批炸弹必是拿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和陕西绥靖公署新城大楼杨虎城公馆开炸！
把蒋介石搬进高桂滋公馆后，１５日，张学良又成功地将西京招待所的一些中央军政大员迁移到金家巷张公馆附近的玄风桥一处楼房。房屋居住条件十分优待，每人还分送一套中共编写的《社会发展史》和《辩证唯物论》等书供学习提高，同时也发扑克等娱乐消遣品。
端纳离开了西安了，但张学良从他的口中，知道了南京政府有停战七天的命令以及和平解决的预案。于是，张学良准备从西安派人与南京方面谈判，他初步拟定的人选是蒋百里，并向蒋介石征求意见。这些年蒋百里都是蒋介石座上宾。蒋百里历史上也曾是张作霖的军事顾问，所以他是张学良与蒋介石都能接受的人物。前面说过，蒋百里刚刚从欧美各国考察军事回来，专程来西安向蒋委员长汇报情况，不料赶上西安事变被拘捕。张学良把想法告诉蒋百里后，托蒋百里与蒋介石商议。第二天，也就是12月16日下午4：00，蒋百里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求见蒋介石。介石请百里坐到床前的沙发上，对他说：“汉卿想派一人先往南京商谈，其心目中以你为最适宜，但我未置可否。”蒋百里极其赞成通过商谈解决危机，但认为自己不是最适合的人选。他说：“南京与西安之间相持不决，眼下已成僵局”，而他本人“与党国关系不深，去了于事无补，必须派南京所信任的人前去，才能解决问题。”对蒋百里的话，蒋介石同样未置可否。
辞别蒋介石后，蒋百里问张学良：“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之中，你最恨的是谁？”
“我不恨什么人呀！”少帅回答，“只有蒋铭三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就是看着不顺眼。”
“那么最好派铭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