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囚蒋与释蒋
2．洋人探路（6）

“我不恨什么人呀！”少帅回答，“只有蒋铭三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就是看着不顺眼。”
“那么最好派铭三去。”
张学良被弄糊涂了：蒋铭三就是蒋鼎文，原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这次蒋介石就是提名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司令，而调我张学良去福建！其意图不就是要让本副司令和东北军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后尘？一旦到了福建，还不照样象19路军那样被地方势力包围、消灭？
张学良怀疑，老蒋调自己去福建的事就出于蒋鼎文的阴谋诡计！

蒋鼎文不是重要表现人物,西安事变中应也是如此,贴一张照片吧

“派一个最不喜欢的人前去，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就可以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这样，就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 蒋百里耐心地向张学良解释。
张学良恍然大悟。他送蒋百里回玄风桥以后，又再谒高桂滋公馆。他请蒋介石写一个手令，命令南京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在陕西的军事进攻，并让充当谈判代表的蒋鼎文兼充当传令员飞往南京。但蒋介石极度不相信张学良，因为他让张学良发给宋美龄的信，全被扣押了。他担心手令落到张学良手里会造成什么局面，从而他坚持不肯单独写给张学良，要写也得同时当着蒋鼎文的面才写。而张学良则担心如果蒋介石直接当着蒋鼎文的面写手令，一旦这老蒋、大蒋关起门来秘密策划于己不利的阴谋，就十分不妙。双方因此尴尬地僵持着。蒋百里发觉苗头，就建议张学良陪同蒋鼎文一齐去见蒋介石，等蒋介石把手令当面交予蒋鼎文后，两人同时告退。于是问题化解了，蒋鼎文拿着委员长手令顺利登机南行。
蒋介石虽然照张学良的意见写了停战手令，蒋鼎文也带着三天的停战令走了，但是，张学良此事办得是否高明，就该另当别论了。起码，这事无形中向蒋介石暴露了东北军在军事上的不妙局面及自己的畏战心理，给蒋介石增加了一份傲气，以至于更难攻破蒋介石他的心理防线。
17日当天蒋鼎文到南京，南京政府就把委员长手令制成珂罗版，送京沪各报发表。目的是让国人亲眼看到老蒋手迹，知道老蒋还在发号实令，以达到安定人心的目的。
再次停战三天，准备谈判的序幕拉开了。

本节完,下节讲西安事变5天后,周恩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西安

十．囚蒋与释蒋
3．三位一体(1)

我们不能否定西安事变的起因与另件事有极大的关联。那就是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在西北实现大联合，达到三位一体的远大宏图。为了同步地介绍西安事变的发展,我们暂时搁下南京与西安之间战争与和平的较量，而转向西安与保安之间的互动。无须多说，这保安就是陕北红都！
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三位一体是1936年4月8日张学良、周恩来的肤施会谈达成的共同目标。在当时，碍着蒋介石的顽固的剿共政策，“西北实现大联合”只停留在秘密协定的文件中。虽然，东北军、西北军解除了对红军的封锁，经济上实现了互利互惠；张学良甚至给红军提供了资金与物资的援助；在战场上双方也基本上处于停战状态，甚至是互通情报、以“打假仗”去应付蒋介石。但“西北实现大联合”没有公开，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没有达到真正“三位一体”的目标，苏联对“西北大发动”而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也没有启步。在法律意义上，东北军、西北军仍然与红军处于交战状态。
双十二事变发生，张、杨成功实现捉蒋，绊脚石被彻底消除，通过西北大联合而实现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三位一体的条件完全具备了。但我们惊奇地发现：尽管此后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事实上结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却没有建立统一指挥机构，三位一体还缺最后一撇。虽然在处理西安事变的最后阶段，中共中央代表团也来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也一道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洽商。但中共方面坚持自己是第三方，而不认为自己是西安事变的参与方.。从而三方的最终表现却又存在很大的不同，谈判内容也是各具一格！在西北三位一体的内部，中共和红军也从始至终表现得与东北军西北军有别，也就是站在他们东、西两军之外的第三方立场上，对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东北、西北两军做思想工作、调停斡旋，最后终于顺利地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这过程精彩纷呈、让人眼花缭乱。值得我们得回过头来，重新回顾。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西安城。前面较多地叙述西安事变后张、杨与蒋介石的互动，但西安事变绝非只有他们三人之间的纠葛那么简单。事变一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为贯彻自己一向所持的主张，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军政措施。这些基本措施是：
一、12月14日，他们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所有“剿共”工作全部停止。取而代之是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张学良、杨虎城分任军事委员会正、副委员长，董英斌为参谋长。
第二天，考虑到‘委员长’这称号的敏感性，改用“主任委员”来代替，以表明西安事变并没有取代蒋委员长的意图。
二、设立设计委员会和参谋团作为幕僚机构：
（1）设计委员会由高崇民、杜斌丞、卢广绩、应德田、申伯纯、王炳南、王菊人、黎天才、洪钫和南汉宸、苗剑秋等人组成，高崇民为召集人，它负责研究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我们知道，这苗剑秋还在北平，与林文龙、今井武夫、斯诺及詹姆斯·贝特兰等人联络争取有人作伴西安行，他此时并没有到达西安。他的设计委员身份是12月27后补充进去的。
（2）参谋团由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鲍文樾、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等组成，何柱国为召集人。它研究军事方面的重要问题。
西安事变采取的措施相当多,由于编幅限制，今天先讲两件,其余部分明天继续。

@扁舟湖上行 2015-07-02 09:02:20
最近忙来支持得少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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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哦,无上光荣,
感激涕淋!

十．囚蒋与释蒋
3．三位一体(2)

三、全面撤换了原来由邵力子任 的陕西省政府，任命原西安绥靖公署总参议王一山为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并暂代陕西省政府 ，杜斌丞为省政府秘书长，续式甫为财政厅厅长，李寿亭为教育厅厅长，原建设厅厅长雷葆华留任。
四、设立政治处，取消东北军原有的政训处，以少壮派首领应德田少将为处长。除原政训处留用人员外，由东北军学兵队抽调人员参加，共约150人。政治处向各部队派出大量的宣传队，宣传捉蒋事变的意义。十七路军也设立以申伯纯为处长的政治处，各团均设立政治指导员。其中，因冯钦哉不力，第7军和42师没执行这决定。我们注意到原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副科长毛人凤没有了他的位置。事实上，此时他已经在西安销声匿迹了。而原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二科科长陈昶新是张学良亲信，他依然留在张学良身边，在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当特务。
五、12月17日，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宣布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集结待命北上，支援绥远抗日部队收复失地。张学良卫队一营、二营组成卫队团，王玉瓒任团长；而属于卫队营的原有学兵队扩充为抗日先锋总队，孙铭久、赵龙韬、贾陶和黄冠南等为负责人。其中孙铭九为总队长，赵龙韬任参谋长，乌庆霖、贾陶、黄冠南分别任第1、第2、第3支队长。贾陶、黄冠南等人，我们在叙述王曲军官训练团时就提到过他们。不久，张学良让王玉瓒远走高飞，躲开西安这块是非之地，孙铭九接替王玉瓒，兼任张学良卫队团团长。
六、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以中共党员王炳南为主任委员的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
七、释放政治犯。
八、收缴并封存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西安储备的银元一千五百余万元。
九、由于中央军占领潼关和华阴，紧逼华县，造成军事形势十分严重。张学良、杨虎城电令东北、西北两军驻陕甘宁边区的各部队“火速向西安集中”，原有防务交红军接替。从此，红军拥有了后来著名的陕北红都延安城及洛川、甘泉等广大的陕北地面。王以哲67军南移集结在陇东平凉一带，作为为二线战略部队，于学忠的51军在兰州附近地区集结作为为三线战略部队，对这两战略部队的安排，是为确保甘肃兰州与新疆连片，构成为可靠的后方基地。我们知道，当时的新疆地方政权已经接受了苏联在军事与政治上的援助，事实上脱离了中国的中央政府。
阅读以上些措条文，我们注意到，里面均没有公开提到中共，没有公开邀请中共和红军领导直接参与行动,机构成员中也没有著名的红军领导人担任重要领导岗位。但我们还是能发现：其一切目标与中共中央是保持一致的。显然，张学良、杨虎城执行了原先与中共达成的秘密协议，只是没有把红军和中共中央推到西安事变的前台而已。
当然,从当时实际情况看，那些也与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领导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出现在西安有关，张、杨无法确定参加领导机构的红军领导人名单。

@吻不过三更 2015-07-02 11:47:03
致敬大神，祝福漫漫。
看我的头像帅不帅？

有空来看我的《听小肥龙猫讲故事》，今天更新至第363个故事——《上班的习惯》
脑子一根筋的时候偶尔会有，结果惹出一个大笑话来。敬请收看今天的故事：http://bbs.tianya.cn/post-16-698179-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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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萌啊!

十．囚蒋与释蒋
3．三位一体(3)

当然,从当时实际情况看，那些也与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领导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出现在西安有关，张、杨无法确定参加领导机构的红军领导人名单。
有关中共中央对待西安事变的态度，那事情还得从12月11日深夜说起。按记载，中共中央应该是从内部电台首先得到刘鼎关于张学良发动‘兵谏’的电报。由于电报文稿是张学良拟好交给刘鼎的，而不是刘鼎写的，所以文化水平不高的机要科长叶子龙看不懂‘兵谏’的含意，就连夜交给了毛泽东 。毛 看过电报以后，高兴地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 当时，叶子龙问住同一间窑洞的童小鹏：“兵谏是什么意思？” 他也搞不清。
我们知道：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的五大秘书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和江青。其中叶子龙是机要秘书，所以他对西安事变第一份电报的回忆值得相信！


毛泽东机要秘书叶子龙，当时的文件秘书是张文彬

1936年张文彬是毛泽东政治秘书，后来是陈伯达

第二天早上6：00，如约收听王以哲电台时，红军总部才正式收到了张学良的‘文寅电’和王以哲附带的电文。《文寅电》电文如下：
东、来兄：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防胡敌南进。弟毅　文寅
电文中，东、来兄就是赵东、赵来兄。落款的弟毅，就是李毅。前文提到过：赵东、赵来和李毅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和张学良在秘密电报通讯中的化名。这点早在当年3月张学良、王以哲与李克农秘密会谈中就互相约定好了的。电文中的胡敌是指中央军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杜聿明、李仙洲各部。此时他们正在陕甘宁交界处围剿红军。文寅是指电报稿拟定的时间是12日晨5时。文韵排目12，寅指寅时，按“子丑寅卯”的顺序排第三，是指每日下半夜第三个时辰，大约是黎明3：00-5：00之间。实际上就是指张学良签署电文的时间是12日晨5：00。
晨5：00这时间是这样确定的：根据年初红军与王以哲67军的秘密协定，中共中央的无线电台每天有三次在固定时间在约定的频率收听王以哲67军的电报。这时间是早上6：00中午13：00和晚上9：00。而王以哲67军的电台在早上6：00和晚上9：00收听中共中央保安的电报。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正是以这种方式保持无线电联系。张学良在电显然是早上5：00签署，6：00发出的。
红军收到张学良的《文寅电》后，过了中午之后才译出全部电文。西安事变的消息，自然令红都保安的红军领袖们十分兴奋。但这消息太惊人，又事出突然，领袖们不敢马上相信，他们暂时抑制住心中的狂喜，要求进一步核实这从天而降的消息！
但由于红都保安十分闭塞，要证实西安事变这消息，却颇费工夫。中共中央的领导好不容易等到当晚9时，红军电台再次与王以哲67军电台联系，才确证了蒋被捉的消息！
12月13日天明，消息在红都宝安传开。接近中午时分，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据会议记录得知，会议由 洛甫（张闻天）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是：朱、国、泽、来、博、洛、彪、文彬、洪涛、亮平、伯渠、欧阳钦，共12位。他们就是朱德、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林彪、冯文彬、郭洪涛、吴亮平、林伯渠、欧阳钦。

码字出错，纠正：
林彪、张文彬、郭洪涛、吴亮平、林伯渠、欧阳钦。。。

会议记录应是张文彬
名单排列顺序前四人是红军总司令，总政委，西北军事委员会 副 ，
接下来是党中央的博古和张闻天，
彭德怀在前线，没到会，林彪在保安，参加会议。

又漏一个字：
西北军事委员会正、副 （是毛和周）。

十．囚蒋与释蒋
3．三位一体(4)

晚年,在国外回忆当时的情形：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家伙杀了再说。’ 这时，还是刚回到保安没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



张国焘，他后来叛变了中共

此时,凃作潮在西安七贤庄安装调试的电台已经开通试用,（通过上海的宋庆龄电台）与苏联的无线电通讯基本恢复。所以有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请示莫斯科的提议。
12月13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向张学良发出贺电，祝贺西安事变一举成功，“元凶被逮，薄海同快”。电文中称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赞扬他此举是‘一举手便旋转乾坤。’回电还提醒张学良要严密看守蒋介石：‘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以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回电也建议要严厉处置蒋介石：‘诚如来电所云，蒋介石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整个陕甘苏区军民喜出望外，各地纷纷集会要求杀蒋！
但不久就收到共产国际来的电报。这是斯大林代表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表态的第一份电报，或许正就是把宋庆龄急得手足无措的那份电报。电报电码最终是通过西安七贤庄一号的涂作潮新电台转达到党中央手里。我们在前文花费许多精力去讲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无线电台的故事，目的也就是为解释这一份斯大林对西安事变的表态电报如何到达陕北苏区的。好在，我们并不因为花时间去读那长编文字而感到太冤枉。
电报传达了斯大林对西安事变的严厉批评，他要恢复蒋介石领导抗日的地位！并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机会与蒋介石进行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采取共同抗日的方针，并在有利于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释放蒋介石。
共产国际的这份回电显然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初衷完全相反！如果向张学良、杨虎城照本宣章，那一定是直接对西安泼冷水，令他们受不了！为了缓和局面，中共中央便以电文乱码没能翻译为由，回答了张学良、杨虎城对苏联电报的询问。随后，因苏联《消息报》、《真理报》及塔斯社发表了苏联官方的严厉立场，失望至极的张学良、杨虎城心中有数，也就不再向宝安追问苏联电报了。
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在红军看来，是为朋友而两肋插刀的义举，红军当然不能尽力回报，更不会置张、杨的困难而不顾。中央深知西安事变后东北、西北军面临中央军的军事压力，于是提出出动红军援助的计划。根据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搞西北大联合实现三位一体的精神，14日中共提议东北、西北两军和红军三支军队联合成抗日联军的主张，那就表达了与友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决心。当天中共中央给张学良的电报提议：（一）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将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担任箝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部的任务；（二）必须将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内，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三）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大计。

十．囚蒋与释蒋
3．三位一体(5,本节完)

张学良方面也及时給红军回复电报交换军情并正式求援：
孙蔚如部、冯钦哉部、董英斌部、刘多荃部等，目前已集中西安一带，王以哲部留平凉、固原，于学忠部集中兰州，请红军主力监视胡宗南、毛炳文外，抽一部速往延安、甘泉接防。
电报还讲明，张学良准备派飞机前往延安专程迎接周恩来共商大计。
也就是说，1936年12月14日张学良已经正式通知红军，去接管延安、甘泉等陕北重地，并与中共全面合作。红军也提出与东北军西北军共同建立抗日联军的建议。
就从这天开始，苏联媒体连续发表了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反对态度。为安慰张学良、杨虎城，同时也为避免苏联误解，中共中央于15日中午再度致电张学良，说明“昨电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勿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但红军继续按张学良的要求，去接防延安、甘泉，还照样出动主力配合王以哲的67军牵制胡宗南等诸部中央军。接着，为反击中央军的刘峙、汤恩伯、顾祝同各部对西安的军事压力，毛泽东 甚至向张学良提出：红军进驻延安后，主动出击河南和华北大后方，打它几个胜仗，以打破西安事变后的军事格局。虽然因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毛泽东的行动计划未付诸实施，但依然表现了红军为朋友而两肋插刀的大无畏气概！红军与东北、西北两军事实上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格局。
张学良在军事上得到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全力支持。但此时，由于中央军有暂停军事行动一周的命令，张学良面临更迫切的问题变成如何处理关押在高桂滋公馆内的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已成了关不得，更放不得的烫手山芋！
说放人，其实条件很简单，只需要蒋介石在西安事变的八项通电上签个名，不但立马放人，而且张学良也表示自己陪同到南京，愿意接受南京方面的任何处分。
甚至双方争论到后来，张学良甚至让步了：蒋介石不用对八条全部表示同意，而只要好歹表示一下同意其中的几条，就成。
可这蒋介石顽固不化。他顶牛，寸步不让。这种情况下，这位委员长是断断放不得了。
可是不放蒋，势必要同中央军彻底摊牌。南京方面中央军灼灼逼人的气焰，实在让人难以承受。其实，如果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能在苏联的支持下实现西北大联合，何愁南京方面中央军的攻势？当时苏联是世界上第四大的工业化国家，武器装备制造实力雄厚。前些年冯玉祥几次败北又再次兴起，长期是国内战场上的一支生力军，还不全依赖苏联的大力支持？只是，眼下苏联对西安事变内心真正的想法难以捉摸，其表面上的态度是十分负面。而没有苏联的支持，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即使形成，张少帅也是独力难支！
这老蒋放也难，不放更难。张学良此时感到骑虎难下了。


蒋介石

面对难题，张学良身边各位少壮派剑客，设计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诸多高参们，除了一片喊杀声外，没有一个理智与头脑清醒的人能站出来为他出主意、找办法。于是他想到中共，想到周恩来。他需要中共告知苏联的真实观点，需要中共在政治上提供主意，更需要与中共建立“三位一体”的战略同盟。张副司令说：“事变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作法，希周来共同谋划。……共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受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队、西北队和共产党也。”
12月15日，张学良就派飞机到肤施去迎接中共代表，结果落空。12月16日，张学良再派飞机到肤施迎客。这次迎来了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

十．囚蒋与释蒋
4．和平释蒋（1）


12月15日凌晨，风吼雪飞，气候严寒。周恩来带领邓发、罗瑞卿、李克农、杜理卿、张子华、童小鹏、邱南章、吴德峰、曾三等18人离开保安，这杜理卿就是许建国，解放后出任过上海市公安局长和副市长、公安部副部长等职。代表团还有另外两个重要成员叶剑英和王稼祥，他们此时已经离开保安。这20人的代表团应张学良的要求去西安共商大计，以便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代表团的内部分工是：周恩来在政治方面负总责，侧重于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叶剑英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博古）则侧重党组织内部工作以及群众工作；李克农是代表团的秘书长，统管代表团内部的事务工作。前面代表中共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谈判的张子华，此时身份是周副 的秘书兼红军总部参谋。

从宝安赶来协助和平解决西安的周恩来

延安机场上，乘专机来接周恩来的刘鼎非常高兴。昨天他就带飞机就来了一次，没有接到又飞回西安，今天再来，此刻终于接到了。由于飞机座位有限，周恩来指定邓发、罗瑞卿、李克农、杜里卿、张子华、童小鹏、邱南章等人随他登机，其他吴德峰、曾三等人留下来次日再走。下午４点钟，天上雪花飘飘，飞机照样起飞离开延安机场。
飞机到达西安机场的时，天已近黄昏了。周恩来等人住在北新街七贤庄一号。这七贤庄一号后来就是大名赫赫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自进入江西苏区以来，周恩来一直是蓄着胡须的，从保安出发时来不及刮脸就匆匆上路了。据说周恩来立过誓言：不逮住蒋介石决不剃掉胡须！如今目标达到了，加上这次来到西安，要接触各界人士，留着长须有诸多不便，他下决心把它剃掉，但在七贤庄一号却找不到一把剪子和剃刀！
正在着急之时，刘鼎来了。他知道周恩来的难处之后，便陪着周恩来坐车到前特科战友涂作潮住处。周恩来一眼认出了当年特科无线电科的技术骨干涂作潮。他快步上前打招呼说：“木匠啊!木匠!我们又见面了。这些年你吃苦了。”
一见满脸大胡子的周恩来，涂作潮差点认不出来。不过他马上缓过神来，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简单地重复着问候语当作回答。他拿出刮脸刀，刮掉周恩来蓄了六、七年之久的满脸大胡子。
次日下午2时，代表团其它成员也乘上张学良再次安排的专机,当晚到西安。周恩来一行应邀住进了金家巷5号张学良公馆东楼，警卫由孙铭九和张学良的一个副官长负责，而杨虎城派来了一位亲信厨师来主理中共代表团的伙食。
当晚的欢迎宴会上张学良与周恩来两人重逢格外高兴。
“哟，你的美髯呢？”
“刚刚剃掉了。”
“那样长的美髯剪掉太可惜了！” 张学良不禁惋惜着。
张学良与周恩来长谈，终于知道了苏联的真实态度和中共对西安事变的立场。
由于以下议论到中共中央决定,这些内容很重要,我们不便按自己的语言习惯去发挥,就按记录的文字原样向大家交代:
在周张会面时,周恩来代表中共表明了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领导抗日的态度。重申了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利害与共、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中共和红军决不袖手旁观，武装部队听受指挥。因中共方面没有盲目地赞扬‘双十二革命’而令张学良有些沮丧，但他也因此知道苏联绝不会支持武力对抗蒋介石的立场。他必须重新认识形势！从而拿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意。这样，大家冷静下来，认真考虑了慎重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于是双方一致同意：争取说服蒋介石，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回去。

@吻不过三更 2015-07-09 17:44:37
台风天继续支持。岱山一片雾茫茫，全线停航！
明天白天14级大风，晚上据说21级。我出生这些年了，从来没见过21级的大风。
小学老师说，超过10级，就屋上飞瓦片了。
公司刚刚下达三级响应抗台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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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别外出~

十．囚蒋与释蒋
4．和平释蒋(2)

次日周、张与杨虎城会谈。
总的说来，面谈之后，三方均一致主张，力争促使蒋介石转变立场，争取和平解决。其中，只有杨虎城表示了疑虑：即使蒋介石在西安同意了不再剿匪，但回南京以后会不会变卦？会不会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进行报复？
周恩来对这些顾虑表示理解。但是他强调说，只要我们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实力派，他想报复也报复不成。
次日，周恩来遍访被扣押的南京军政人员。他获悉西北剿总政训处长曾扩情被关押在陕西省银行里，马上就决定去看望这个过去的黄埔学生。曾扩情猛然见到周恩来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此刻断定西安事变的后台必是共产党无疑了！这位前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带着警卫而来。曾中将认得这些警卫，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孙铭九营长的手下，料定自己必无好果子吃！他自度今天必死，两腿禁不住颤抖起来。
周恩来十分和蔼，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安慰了几句，并让他坐下。然后告诉了他中共对这次事变的态度和处理意见，希望曾扩情为和平解决尽一点力。
曾扩情如释重负，抹了抹额上的冒汗，这位特务头子用略有点变调的声音说：“周主任要学生做什么，请尽管吩咐，学生无不乐从。” 看来，见多识广的特务将军曾扩情原来也只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他此时听从中共领袖的劝说，并非是有觉悟，而只是为保命。
“外间对西安事变有许多不实之词，希望你能把真相告诉你的同学。希望你和你的同学能够焕发黄埔精神，为团结抗日阵线的形成，贡献大力。”周恩来微笑地鼓励他。
“学生一定努力去做，请周主任吩咐具体作法。”曾扩情十分诚恳且恭敬。
周恩来离开以后，曾扩情就遵照吩咐草拟讲稿，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内容大意是：蒋委员长在张副总司令和杨主任的关怀照顾下，平安无恙。西安所发生的事是一个政治事件，只是因政策分歧，而无不良目的，只要南京方面派代表来西安，同张、杨两将军开诚协商，问题就会得到迅速解决。
接着，曾将军又遵照周主任的教导，向驻西北各地的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人发一份长长的电报。电文上引用了“奔车之上无仲尼”暗示：要图校长得以平安回京，只能文谈，而不能武夺，炮火之下，难免误伤校长。电文劝告这些黄埔校友说：国家民族的存亡，采取一时权宜之计。只要接受其要求，不惟无损于尊严，还更博得他们的拥戴。因为有张副总司令、杨主任两人的殷勤照顾，学生虽未能在侧，也很为安心。
西安事变后曾扩情第一个出来配合周恩来讲话，这是蒋介石黄埔军校学生中第一例。曾扩情现身说法，向外界介绍自己亲历西安事变的体会。不料，特务头子扩情没意识到此举严重惹恼了主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因此破口大骂曾扩情无耻。从此，他被一脚踢出山门。

只能文谈，而不能武夺，炮火之下，难免误伤校长。
曾扩情这些话其实没错!

十．囚蒋与释蒋
4．和平释蒋(3)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并不原谅这位好学生有为自己安全着想的动机，而破口大骂无耻。随后，小曾一度被踢出山门，直到1943年才恢复了一个少将军衔。
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周恩来特意去看望了此时住在西安养伤的钱大钧。周恩来、钱大钧、叶剑英都是黄埔军校的同事。钱大钧则一直是黄埔军校参谋长兼教官，后来还一度代理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而自戴季陶、邵元冲后，周恩来当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叶剑英则是黄埔军校教官。他们自有一份校友的情谊。彼此客套之后，周、叶又慰问了原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邵力子。周恩来、叶剑英向钱、邵两人转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事变后的期望。希望钱大钧、邵力子两人以大局为重，说服留守西安的国民党大员，坚持团结，抗战救国。
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阻力不来自钱大钧、邵力子等人，而在于东北、西北军内部。
当时西安城内的东北、西北两军的少壮派，要求杀蒋或把蒋投入公审的呼声很高，对于张学良提出，‘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的助长更没有思想准备。为了转好这个弯，周恩来在王以哲等人陪同下，在东北军内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这事，张克侠《忆王以哲将军并缅怀周恩来》一文提到：
在一次东北军军官会议上，周恩来在反复说明当时形势，指出放蒋争取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后，征询大家意见。此时，有些少壮派军人气势汹汹地在会场周围持枪示威，声言有敢释放蒋介石者，予以格杀，因而会场上一片沉寂，无人敢发言。王以哲不计个人安危，表示坚决支持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他说：“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达10年之久，惨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何止万千。但共产党不报私怨，为国家、这民族，决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感人至深。”他的发言打破了会场的沉寂，在座的军官大部分了言，表示同意放蒋。周恩来后来回忆当时情景时说：“首先诚恳地给我支持的就是王以哲将军，他的发言很鲜明，很有感情。”
因胡宗南在山城堡之战遭惨败，蒋介石对王以哲恨得痒痒的，多次威胁要军法从事。对王以哲来说，只要蒋介石活着，就是他的终生隐患！所以，王以哲积极宣传放蒋，一是无条件执行张学良指示，二是表明他本人服从中共组织决定的立场。
这件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张学良为统一东北军内部的思想，而借用了中共领袖周恩来的威望，以及中共擅长做思想工作的优势。
此时，端纳去洛阳后，蒋鼎文回南京了。眼看三天期限就要满了，可是依然没有消息反馈给达西安。西安城“战”与“和”的前景不明，笼罩的政治气氛十分暧昧。
于是12月19日，张学良主动给南京行政院带院长孔祥熙发电报：
“中央同人果爱国家、爱介公，自当推人来陕商洽。抗日实现以外，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区区志愿，蕴之已久，绝非一时冲动。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
那意思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爱国家、爱介公。不会是口是心非吧？如果真心，不妨派人来谈条件。否则，别指望我会放老蒋回南京。
其实，端纳传递张学良邀请孔祥熙和宋美龄访问西安的信息在南京主和派看来，是一个让人鼓舞的好消息了。孔祥熙和宋美龄两人都愿意作这次西安之行。可是有更多的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张学良可信吗？我们会不会上当呢？如果是个骗局，把我们的代理行政院长骗过去，他们是否会因此增加一个重要人质？如果再加上蒋夫人，我们是否亏大了？

十．囚蒋与释蒋
4．和平释蒋(4)

反对派也不是没道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也明白，如今老蒋不在，孔祥熙身份就大不一样了。政府的代理首脑一旦又被扣押了，那朝廷方面就颜面全无了。于是，宋子文愿意代替孔祥熙。还有人提出让顾祝同代替宋美龄，省得让世人取笑天朝无男子汉、无阳刚气，依靠女人来撑世面！但宋美龄坚持不让。但还是先定下由宋子文与顾祝同先行一步。人员名单确定后，端纳就把换人的消息传到西安，西安方面也不挑剔。张学良又致电蒋鼎文，指名说宋子文与顾祝同可以一道来西安谈谈。
但这并不表明后面的事顺利了，相反更为棘手。为什么？因为南京方面发现黄仁霖没有随端纳回到洛阳！黄仁霖是作为老蒋尚存活人世的见证人。为何没让他回来？这还是有鬼！1936年12月16日，南京政府以此为口实，发布了对张学良的讨伐令。何应钦就职讨逆军总司令。刘峙被任命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东西两路部队各集结10个师，集结完毕已是12月19日。只因 “一周大限”没到，进攻的信号弹还没有升空，炮声没有响起。明天就是12月20日，和平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
速赶回南京的蒋鼎文也已经明确传递了谈判的消息。但是，政府方面又在文字上玩“功夫”。以政府的名义派宋子文去和张学良、杨虎城谈判适合吗？最后取消一个“派”字，而让宋以私人探望老蒋名义先行一步去西安，以掩遮中央派官方代表到西安谈判的真相。
12月19日下午2时，救妹夫心切的宋子文带着两个秘书以私人名义乘飞机经洛阳赶往西安。同飞机而来的还有《活路》事件的受害者郭增恺。宋子文特地从军统监狱“借”出这个人，作为带给张学良、杨虎城的一件见面礼。宋子文在洛阳与端纳交换看法后，11月20日与端纳一道到达西安。一到机场，张学良就对他说：“委员长17日已同意如下四项条件：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发动抗日运动；释放被捕七人。”
这里，历来所谓的《何梅协定》，只是日本人单方面散布的谎言。其实并没有出现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签约的事实，更没有形成共同签署的协定文件！而且，那事通过1946 年8 月南京军事法庭对日军二级战犯酒井隆的审判，已经真相大白！不信的朋友可以通过查阅审判记录和二级战犯酒井隆的口供核对事实。事情发生在1935年5 月2 日深夜到5 月3 日凌晨，日军特务头目酒井隆策划杀死了天津市大汉奸胡恩溥和白逾桓。然后他们大造舆论，说是中国兰衣社锄奸队杀了他们。同时，又发生另一件事：遭日本军追击的孙永勤抗日义勇军退入长城以南的“非武装区”，中国地方官员暗中接济收纳。日本企图籍此借口，发动侵略华北的战争。

西安事变中周旋于各方,提出和平解决条件的宋子文

十．囚蒋与释蒋
4．和平释蒋(5)

日本企图籍此借口，发动侵略华北的战争。
于是在1935年6月9日，侵华日军华北参谋长酒井隆手持梅津美治郎信手涂鸦的一份信件到北平军分会，逼何应钦照抄一份，并由何应钦签章后回交梅津美治郎。如果阴谋成功，回文落入日本人之手，那的确会被日本人宣布为《何梅协定》！但何应钦接过之后不予理睬。其实,酒井隆此行本真实目的并不是真的要什么回信，而是来挑衅并激怒何应钦，以便挑起事端,扩大事态,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见何应钦不睬，酒井隆就盘腿坐在何应钦对面的椅子上，接着又脱了鞋，把一双臭脚搁在茶几上，表示自己对何应钦极大的蔑视！他甚至抽出军刀敲打茶几，并动不动地把刀架到何应钦的脖子上！如此这般,延续两个钟头后没达到目的，酒井隆这才悻悻而走。临走，他还毫无廉耻地在何应钦办公室怀仁堂院内的立柱边，众目睽睽之下，松开裤腰带，掏出JJ撒尿！十分明显：酒井隆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激怒何应钦，让他情绪失控而让手下杀掉自己！酒井隆想以自己的鲜血，替天皇陛下换得扩大战争的借口。
这事报告到当时行政院长汪精卫那里。为避免事态，以暂时妥协来推迟华北战争的发生，南京方面决定以中央名义主动调离于学忠、蒋孝先和曾扩情等人。由于几年来东北军面对日军的不良表现,南京方面早有将其调离抗日前线的意思，所以此时调走东北军于学忠部，只是乘机而已。特务蒋孝先和曾扩情是东北军的尾巴，东北军走他们也跟着走。这看似政府对外屈服，却是早有预谋。在着手调动前，汪精卫特授意何应钦以私人名义复函梅津美治郎：
透启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
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民国24年7月6日


二级战争罪犯酒井隆因血债累累,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中国南京军事法庭一审判处死刑.是他参与捏造<何梅协定>目的是为扩大侵华战争找借口

问题是，这只属于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往来的私人信件！何应钦复信一字不提日军代表高桥坦正式交涉文件<高桥觉书>,不提高桥坦提交的<备忘录>!
不提<高桥觉书>和<备忘录>，就表示复信不谈协议问题，而只谈6月9日酒井参谋长私下提出的事。但何应钦也没有列出 “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的丝毫内容！所以，何应钦以私信形式的承诺是没有具体内容的承诺，从而没有实际的法律义务。没有实际的法律义务的承诺怎能是两国协定？
仔细研究这问题，就清楚：日本狡辩称“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何梅协定》”，那说法违背基本常识，是个悖论！首先指明：高桥坦提交的日本备忘录绝非何、梅二人交涉的共同备忘录！何应钦回信中也绝字不涉高桥坦 ‘备忘录’而只谈‘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于是我们问两个问题：在日本人的狡辩中，为何要将何应钦回信与高桥坦《备忘录》强扯在一起？私人间往来的信件能当作两国间的协议吗？这两个问号就可以彻底否决日本人那个缺乏基本常识的狡辩！
两国间的’协定’该有两国各自正式的文字文本吧！ 哪怕是谈判过程中，就应该有双方互相交换的文本文件。但那些换文在双方没有签字前，就不是协定！所以，要成为协议，还得有正式的签字仪式,由两国授权的代表人在同一份文件正式签字。而且，公开的协议,还应该有新闻发布会,让“协议”正式见诸报端。即使是签了字，开了新闻发布会，作为两国间的协议还得等中央权力机关批准才能生效！
日本人所谓的《何梅协定》经历过以上这些程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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