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原 2015-01-20 17:11:44
七．华清池的枪声（二）
3．抱头鼠窜的大小特务(续)
巧就巧在，这晚马志超不在公安局而在家。而且这个早上4：00，警卫二旅的士兵上门抓捕马志超时，他恰在4：00前一刻就离开家，士兵扑了个空！如果马志超离家直去公安局上班的话，他一定又是自投罗网了。可是，马志超出门不是直接去公安局，而是要去革命公园附近的西京招待所,陪接一个来自中央的上司，其人就是内政部长蒋作宾。这样，去公安局抓捕的士兵同样没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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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jm99564681 2015-03-16 14:05:05
邵元冲不是黄埔一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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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原 2015-03-16 14:33:06
你没注意看原文:
原来这正就是邵元冲跳窗越墙逃跑并在革命公园围墙边中弹而倒地的情节。马志超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如果是白天，他一定是立马认出这位前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元冲。
马志超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
前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邵元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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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jm99564681 2015-03-16 21:24:21
无意冒犯楼主，也不是钻牛角尖，但你这确实是有一个笔误。
大事不好！。马局长想转身就逃。恰此时，一阵皂杂搔乱闹到革命公园这边来了。马志超见人多，马上蹲在隐蔽处观看。原来这正就是邵元冲跳窗越墙逃跑，就在革命公园围墙边中了五弹而倒地的情节。邵元冲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如果是白天，这位军校政治部邵元冲主任，他原本是应该认识的。可是，他并没有看清对面任何一个人的面孔，一是那情景太恐怖，他颤抖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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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的确是把底搞中马志超错码成邵元冲了.又没复一遍就按了回复键,抱歉!

谢谢指点!

八．背叛
3．闯潼关的各路英雄好汉（续）

虽然, 苗剑秋一生没提过一句有关今井武夫的话，但今井武夫即使是抗日战争结束二十年后写回忆录时，也没忘记苗剑秋。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成书的《今井武夫回忆录》写上了苗才子。
原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是终身不悔的法西斯分子，是著名的日军大本营参谋部的“支那通”，他曾长期任日军驻北平武官，而日军驻华武官正就是策划侵略中国的军事特务！整个上世纪三十年代，今井武夫也正就是坐镇北平策划侵略中国的大特务。西安事变半年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就是由他和牟田口廉也大佐共同策划的。后来他是冈村宁茨的副总参谋长。二战结束，虽然中国政府以宽大为怀，没有把他列入战犯名单，没有清算他的罪行。但他从来没有改变仇视中国、蔑视中国人的立场。今井武夫回国后写的回忆录中，甚至用“麻杆儿打狼”的寓言来比喻那场罪恶的战争。他明确地说 “狼就比喻是中国”！ 悍然把数百万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争和烧杀奸掠中国人民的罪行说成是“打狼”！他鄙视所有中国人。甚至连那些为日本人卖身的汉奸特务，他在内心同样不愿意高看一眼。在他的回忆中，是否要出卖这批卖身的汉奸，或踢一脚，只取决于其高兴与否。所以在回忆中今井武夫就出卖了一些为他效劳的中国人。比如他公开了：张学良原来的秘书兼会计林文龙就是他的线人，是重要的情报来源之一。今井武夫还洋洋得意地吹嘘他的日本特务机构如何操纵控制殷汝耕、石友三等汉奸，顺便还出卖了靳云鹏、陈子庚等人。他把靳云鹏、陈子庚如何为了大倭的利益去活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等军阀的内幕一一公布了出来。这中间就顺便提到了苗才子的大名。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华清池捉蒋的事，今井武夫接下去写到：
这时我正在北平工作。过去曾在奉天张学良手下担任过会计、秘书的林文龙，向我送来情报说：这是张学良为阻止关东军南下所使用的苦肉计，希望与日本方面进行秘密交涉。
恰巧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政变，我为了要弄清情况，顺便和张学良会谈一下，打算同林一起到西安去，在欧亚航空公司租用了飞机准备出发，正巧天津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这时候出差来北平，命令停止，只好打消了原意。事后听说西安事件是张学良军赤化分子搞对日抗战的前奏，万一当时我果真到了西安，恐怕难免遭缧绁之辱，事过境迁，使我不寒而栗。
但是根据战后逃亡到日本的当时政变的演出者苗剑秋谈起：
“万一当时日本武官到了西安，当然会与张学良会面，为调整日华关系，说不定会提出什么最后解决方案吧!”
虽然，今井武夫直指林文龙是他的情报网的线人而没讲到苗剑秋的身份，但他的回忆意味深长地把苗剑秋的大名提了出来并引出他的言语，不正要暗示点什么？


中译版<今井武夫回忆录>

其实，此时的林文龙丝毫没有去西安的必要。张学良给他的任务，恐怕就是要他留守北平管理好自家的财产，特别是如何解决张家在东北被日本人掠夺走的那部分财产。林文龙想要向张学良汇报财政事务，恐怕此时少帅没那份闲心思听他的。林文龙自己想去西安玩玩，此时会有好心情吗？他完全没有必要等到西安陷入一派刀光剑影的气氛下去。林文龙不与张学良事先讲清楚，突兀地将日本大特务今井武夫带到西安去，那不纯粹要给张学良添乱吗？张学良、杨虎城就西安事变发给全国的八项声明讲清发动西安事变是逼蒋抗日的！那是绝对不会容许日本人来插一脚的。今井武夫一旦在西安出现，势必瞒不住全世界的目光，那要嘛让张学良、杨虎城难堪，要么让今井武夫一辈子别想再离开西安。那都不是西安事变想达到的目的！如果那是林文龙的主意，那他是太胆大包天了。而如果是苗剑秋的主意，那更就不该说什么才好！真不知苗剑秋为何会在多年后还出面肯定说“日本武官到了西安，当然会与张学良会面”，就可能“为调整日华关系…..提出什么最后解决方案吧!” 面对今井武夫，苗剑秋是为林文龙解释呢，还是为自己解释？而且苗剑秋没讲清楚：他希望调整日华关系的最后解决方案是什么？

八．背叛
3．闯潼关的各路英雄好汉（本节续完）

苗剑秋面对今井武夫,是为林文龙解释呢,还是为自己解释？而且他没讲清楚:什麽才是今井武夫所需要的方案?而他希望调整日华关系的最后解决方案又是什么？
当然那时, 今井武夫和苗剑秋的心态都是可以想象的。发生在中国的任何事变，只要对日本人有利的话，今井武夫先生是愿意去淌浑水的：浑水摸大鱼！那才像个日本人，像个日军参谋本部的“支那通”。但此时最急着搭飞机去西安的人恐怕还有一个人，那人就是苗剑秋！西安捉蒋成功，三剑客中惟独苗疯子落伍，他是不甘心的。所以通过林文龙劝今井武夫去西安冒险的人必定是苗剑秋。这点，今井武夫先生后来自认为是心中有数了:苗剑秋这小子不怀好意!所以今井武夫写回忆录时就表达了他心中的后怕：“万一当时我果真到了西安，恐怕难免遭缧绁之辱，事过境迁，使我不寒而栗。”恰在60年代今井武夫写回忆录的时候，苗剑秋就定居在日本。或许今井武夫正好就要找苗剑秋当面问个明白!回忆录中这话,是否正就是他向苗剑秋表达的埋怨呢？所以，才有苗剑秋的解释性回答。苗剑秋的答话是否是想证明自己的的确确就是为大日本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的，其忠心日月可鉴呢！？
当然,我们难以判断：究竟苗剑秋是想把今井武夫当作礼物送给张少帅，还是把张少帅当作礼物献给今井武夫？或者，苗剑秋仅仅想搭便车与今井武夫同乘飞机去西安？这些，我们不能作过分武断的判断。那事只有今井武官和苗剑秋俩人的内心才最清楚。
任何人的外在语言和口号，都与其真面目相去甚远。慷慨激昂的言辞和壮烈的口号，那些的确很重要，但决不是本质，更不是全部。甚至有可能，那些都只是假象！对苗剑秋来说更可能就是那样。
田代皖一郎司令官扫了林文龙与今井武夫的雅兴，取消了西安之行。这让苗剑秋感到失望。于是苗剑秋盯上了埃德加.斯诺夫妇。埃德加.斯诺夫妇是美国人，他希望在洋人的陪同和掩护一道返回西安。但斯诺此时正忙于写作《西行漫记》一书，无暇脱身。于是，贝特兰接受斯诺夫妇的委托，以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的身份，联络美国记者费舍尔与苗剑秋一同踏上了赴西安的旅程。他们正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感到兴趣，相信这是一次冒险旅行，而冒险，正是记者们观察变化的难得机会。



毛泽东 与埃德加.斯诺在保安

事变四天之后，苗剑秋一行乘火车从北平起程，经石家庄到达太原。去太原的理由很简单，原先听说张学良的座机送重要人物要到太原做做阎老倌的思想工作。如果这样，苗剑秋就可要求搭乘张副司令专机。结果，飞机已经转道去了石家庄，于是他们再追回石家庄，仍然又是失望。于是，他们再度从石家庄乘火车经太原到侯马，转乘黄包车到达黄河禹门渡口，偷渡过黄河。他们偷渡时被抓，关进当地龙王庙。最后当地民团因发现被扣的是洋人，就把他们释放了。于是他们踏着黄河的冰面过了河到陕西，骑毛驴抵达韩城。途中，他们三个坐上了杨虎城与冯钦哉交涉特使的专用卡车， 27日上午赶到大荔。没有特殊说明，这交涉之特使是否正是杨虎城派来接景子勤等人的？因为冯钦哉没处死景子勤，而杨虎城愿意派车接景子勤回西安。
贝特兰、费舍尔与苗剑秋他们当晚随车到达西安。可惜来晚了一步，此时西安事变以和平方式解决。苗剑客回来了，蒋委员长却在张副司令的护送下飞走了。
苗剑秋回到西安后，卢广绩出面坚请，把苗剑秋加入设计委员会。所谓“设计委员会”，就是西安事变后成立以张、杨为首的一个危机处置机构，用以应对复杂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形势，杨虎城主任同意了。于是苗剑秋在西安事变的末期，以设计委员的名义参加活动。他除与应德田、孙铭久相得益彰而外，与栗又文、刘澜波、卢广绩亦都友好。从而他如鱼得水，大展身手。
西安事变不久，高崇民也回到西安。不过，他是自己人，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秘密地把他接回去的。高崇民回西安后住十七路军王军需处长家，参与了西安事变后来的工作。
到此，我们把西安事变发生后，从河南山西方向进入陕北的贵客作了交代，那些人绝大多数都走了潼关道。只有贝特兰、费舍尔与苗剑秋这三位不能走潼关道，而是偷渡黄河到了相邻的冯钦哉地面。既然地理位置如此相近，我们也不用另立类型，依然把他们归入走潼关道的英雄好汉。额外提到这一路人马，那只因为我们难以割舍对苗剑秋重要性的关注。

题外的话：
以下为周日回顾，写楼主体会，而非历史本身情节。
写完骊山捉蒋、永安叛张、潼关失陷、大荔的“连环叛”喜剧后，基本将西安事变出现的‘连环背叛’过程交代完了。那些那些情节符合当时一些人一种十分不正常的心理，一种反复无常的特殊心态。但在当时，你反过来我反过去，那是家常便饭，是频繁发生的现象。
在描写这一特殊的历史过程后，还顺便还把苗剑秋领回西安，三剑客实现团聚。从而他们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
按理，我们接下来该写张少帅与杨主任的东北西北二军与老蒋展开面对面激烈斗争的场面，该写中共领袖周公以大局为重，主张团结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努力奋斗的伟大实践，以及三剑客在那过程权利和欲望随之膨胀，而酝酿新的背叛与反背叛的学校游戏.....
但这样一气呵成好不好呢？
我们觉得没有主意。
这由于，我们一边写，一边与网友交流过程中，不断收到批评和提示。
不少网友认为楼主偏心，故意意掩盖了东北军的张学良王以哲等人在918事变及随后过程的不光彩表现。
也有网友对故事中一些人物的出现感到突然，缺乏对这些人背景的交代。这中间，既有支持中国革命的史沫特莱、艾黎等等国际友人，也有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共地下工作者为敌的中统和兰衣社分子。
所以，要把故事进行下去，把这些人和事的前世今生简略地交代一下，还是必要的。

考虑这些情况，我们想把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及血腥的二.二兵变问题暂时搁一搁,离开主题,离开楼主的身份,用第三者身份发回贴的办法,补充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当然与主题不密切，但也绝对不是无关。
愿意接受的朋友，可以继续当作原文的一部分，继续看下去。不赞成的朋友就当楼主旷工几周，没有更新。这过程大概一个月左右，届时再回来关注‘斗蒋’‘释蒋’及随后发生的甲案与乙案的选择、战争与和平的争执，最终发生严重的流血兵变，把整个历史改写的重大变故。

酝酿新的背叛与反背叛的学校游戏.....不知这‘学校’二字如何冒出来？
回贴太匆忙，加上码字不专业，抱歉了。

按昨天的想法，我们提出一个技术问题，作为一个引子，把补充内容逐渐充填进去。是否能成功，边走边试。
预先声明：一旦不成功，所有补充内容作废，不带进文章的主体中。
这个技术问题是“无线电电台！”！当然，也要接着西安事变话题来引升。

补充话题：
电台的故事
1．意外的舆论反应

华清池捉蒋成功后，西安及周边一片喧腾，就连远离西安的黄土高原也不例外。驻在洛川的67军就组织当地绅民大闹秧歌，以示庆贺。孙铭久和他的抗日同志会同仁们当然更是兴奋不已。当日，抗日同志会等组织以张学良、杨虎城的名义通电全国，宣告西安扣蒋的真相，提出包含‘改组南京中央政府’在内的八项解决问题的条件。他们深信，举国欢腾的局面即将出现！
本来相信，这行动能在国际起码得到苏联的舆论支持,至于在国内,至少像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渠、新疆盛世才、四川刘湘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能站在自己一边！
却不料，西安事变传开后国内外舆论却是一片哗然。不明真相的人声讨张、杨的信件如雪片般飞向西安，这当中包括胡适这种著名人士。那些信件、报刊署名和广播讲话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大骂张、杨劫持统帅，大逆不道！
疑虑与不满的情绪在全国蔓延，声讨张学良、杨虎城的激烈文章更是一波接一波，甚至在不明真相的人群中出现了谣言，攻击中共与红军参与西安事变的策划。
一向态度稳健且对张学良持友好态度的《大公报》也在13日也就是事变第二天，对事件的情况做了初步报道。
《大公报》第三版的大标题是“张学良竟率部叛变，蒋委员长被留西安”！ “率部叛变”一词反映了报方的基本态度。《大公报》评论说，“张、杨之变并非爱国主义，实则亡国主义”。
何应钦之辈就更不用提了。其雷霆万钧的暴怒，那早就在想象中。不能理解的是：当年夏天以抗日为号召、制造两广事变反对蒋介石的李宗仁、白崇禧也站在何应钦一边！华北的宋哲元、秦德纯则发忠告，要张、杨确保委员长安全！曾经表示同情并支持两广事变的阎锡山，与张学良也有过“联红倒蒋”的秘密约定。甚至在洛阳庆贺蒋介石50大寿那天，老阎还暗示张学良，自己准备行动了。可是当他知道西安事变发生时，却一反常态，不但不声援，反而发来一份稀奇古怪的电报，阴阳怪气地一连发问了五个怎么怎么的‘乎’，堆砌大批陈词滥调，凑成一篇旷世奇文！在电文末了，阎老倌还企图将蒋介石骗到手，然后宣布自己效忠老蒋，以捞取政治资本！韩复渠则是明里一套，暗中一套，里外不象人！只有地处边远新疆的盛世才表达了两边不得罪的立场，但以声称自己事前毫无知闻，开脱自己的干系。
国内出现这样的舆论反应，使抗日同志会同仁们十分不满，他们以为是出了内奸！这事，我们在前文已经说到：那‘嫌疑内奸’就是西北剿总交通处长蒋斌中将。蒋斌那时兼西安电信局局长和无线广播电台总台长，主管西北地区的有线与无线通讯。抗日同志会怀疑是他扣压住“八项主张”的电文不发，还怀疑是他秘密向中央政府告发了西安事变，以至南京得到消息后，控制了全国电信，检查并封锁了消息，致使西安方面在舆论上出现被动。
当时西安城里的人很难猜测这些怀疑是否有根据。但真相是，的确有人秘密向南京政权告发了西安事变。我们在前文已经详细介绍过：那人就是东北军驻洛阳炮兵6旅旅长黄永安少将！黄永安因这次告密，有了以后飞黄腾达的资本，蒋斌中将却因那事件而涉嫌内奸。
这两个人不同的命运，都同样涉及当时的高科技装备：无线电台！

引伸。

电台的故事之一
意外的舆论反应

黄永安和蒋斌这两个人不同的命运，都同样涉及当时的高科技装备：无线电台！
西安事变原本指望能得到苏联政府的支持，可苏联的态度更严厉.。曾经，为表明自己的捉蒋是出于一片抗日救国真诚之心，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宣布：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提名孙蔚如与王以哲、何柱国等组成联合参谋团，组建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孙蔚如、王以哲被任命为正、副军团长，随时准备北上对日作战。
对此行动，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不是审慎地冷静下来，等待张学良、杨虎城的下一步行动,而是相继发表措词严厉社论，抨击张、杨的举动。《真理报》等媒体大肆指责西安事变，甚至指责张、扬是强盗、是叛徒，指责他们受日本特务指使！
当天，苏共塔斯社广播了《真理报》、《消息报》的报道后，张学良手拿新闻记录稿下楼，在楼梯口遇到他的秘书宋黎。面对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张学良自言自语地说：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
张学良还两次不满地问身边的中共代表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
不用说张学良，就连他身边的中共党员刘鼎和宋黎，也是一时摸不着后脑！不仅是刘鼎和宋黎，就是红都保安的领袖们也一时难以反应过来。12月13日，在上海的宋庆龄电台收到了苏共中央斯大林同志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措词严厉！宋庆龄看到后，意识到事态严重，急得她巴不得马上亲自到陕北苏维埃进行传达！不过，她马上觉得：最重要的事还是通过秘密电台，把电报及时转发给红都保安，让红军领导人讨论一下来自苏共中央的意见，电报随即发出。

1936年12月13日，《大公报》对西安事件的报道和评论

到了12月16日, 陕北中央苏维埃确认苏共中央的电文已经到达并已翻译成中文。有人回忆了那一张半打字纸的长电内容。它分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他们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内乱。电文指出，我们若要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
第二段指出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
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斯大林同志的电报指示，如今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这个指示为何是先发给宋庆龄？这个问题才使人不解。难道也是事关电台的问题？莫不是，当时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的秘密通讯，要通过宋庆龄的电台？
为弄清这件事，我们暂时搁下被困在西安的蒋介石，转而去讨论一下当年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秘密通讯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借此机会，也顺便把东北军与大别山红军的恩怨，兰衣社特务及中统特务的一些破坏活动及国际友人史沫特莱、艾黎等人在中国的经历等作一个补充介绍。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秘密通讯或许是一个历史的秘密。秘密的东西就一定富有故事情节，我们不妨试探一下其中的缘由。

@三叠弓 2015-03-23 13:53:21
施原兄写的正是热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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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十分烫手....

这西安事变的题材,不知被多少权威名人精耕细作过。
本文虽系创作，但不敢擅自更改历史真相，不敢捏造历史事实。这样的自我限制，使我们这些后来者想凑热闹,就显得有难度。能否写成,堪忧!

其实,西安事变的标题，被各位大家不知用了多少次！只是，因为探讨的问题不一样,形成的观点不一样,取舍的素材也不一样,写到如今,依然有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被忽略。
其实被忽略的历史事实,并非不重要,只是不合意而已。
所以,既然有历史事实被忽略，就为我们讨论问题留有余地。比较妥善处理的办法是多摆事实，多留问题（让读者思考），少发表过分武断的结论。当然,否认自己有起码的是非观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说，不能因历史事实不利于自己的观点,就故意埋没它。
所以多摆历史事实,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但愿读者能从各种事实中多总结出历史教训。

如何解读西安事变？
不同的事实，可以支持不同的出发点。

想看独夫民贼蒋光头如何在西安事变中受到惩罚？
那就看孙铭九营长骊山捉蒋的回忆：卫队被消灭，老蒋穿着睡衣赤着脚，仓惶翻墙逃命，摔伤腰，刺破脚底，在寒冬的石缝中躲4个钟头，然后狼狈当战俘，求枪毙。
这就够了。

想知道，苏联对比西安事变态度？
看斯大林给宋庆龄电报。

想从129青年角度看西安事变？
看《活路》事件，艳晚事件，西安129游行，捉蒋，也就够了。

想从南京角度看西安事变？
那就是他们自以为的大棒加胡罗卜。
其大棒是：突破潼关，抢华阴、华县、渭南，直逼西安的樊松甫军队加轰炸机
其胡罗卜：端纳，宋美人和宋财神的屈尊救驾。

想看东北军西北军为何因西安事变为迅速崩溃？
重点看其内部的反叛再反叛的“连环背叛”，洛阳、保定、大荔，到最后发生的2.2喋血兵变.

想看国内民族大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就要看广泛的材料.


所以, 我们没把握能写好这些问题.
再说,我们要认真学习17届6中全会的讲话。反对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警钟长鸣，警惕长存.....

胡说一气,被三叠弓网友笑话了。

电台的故事之二
通向共产国际的红色电波

故事从时通时断的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或共产国际)无线电台电报通讯讲起。
1928年1月之前，中共中央及苏维埃红军与苏共中央（共产国际）没有直接的无线电电报联系。这一段时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其驻华人员和机构的联络主要是靠信使传递信件。
但因发生的一系列事变，特别是1927年4月北洋军阀袭击北平苏联使馆区内国、共两党领导人李大钊住处，抄缴了大量共产国际收集的资料，使苏共中央一阵措手不及。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当月在上海发生了4.12事变。这一连串突发情况，使苏共感到十分突然。共产国际联络部及设在上海的远东局等在中国的无能表现遭到苏共中央的严厉指责。检讨之后，1927年11月，共产国际联络部决定派遣经验丰富的谍报专家亚可夫·鲁德尼克(Jakob Rudnik)来华开展活动，首次建立了苏共中央（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报联系。从而中国有了通向共产国际的第一束红色电波。
亚可夫·鲁德尼克同志是出生于乌克兰的老布尔什维克。1917年十月革命时，他出任 “芬兰团”政治委员并率队攻打彼得堡冬宫。加入 “契卡”后，他到欧洲多国执行秘密任务。在调入共产国际前，他有“前科”：因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法国反动当局判处他两年徒刑，刑满后才返回苏联。1924年他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这秘密信使类似中国地下斗争年代的交通员，只是更高级些，是国际交通员。1927年鲁德尼克再次被共产国际选中，成为派往中国的最佳人选。他的秘密身份是共产国际联络部下属国际交通处派驻中国的“组织科”负责人。他上级是共产国际联络部的交通处主任阿布拉莫夫，更上一层的大领导就是共产国际联络部部长，也就是共产国际副 皮亚尼茨基同志。顺便介绍一下，阿布拉莫夫同志后来得到提升，接替皮亚尼茨基当联络部部长，皮亚尼茨基同志继续为共产国际副 。鲁德尼克在上海的工作坚持多年,直到1932年他出事之后，才改由格柏特同志（即艾尔文）接替。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苏联英雄亚可夫·鲁德尼克同志(纪念即牛兰,纪念邮票)

后来人（包括十分精通苏共内部组织结构的蒋介石）都错把鲁德尼克当作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首要头头，但那显然是弄错了。为指出其错误，这里有必要把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远东局、共产国际联络部下属鲁德尼克的‘组织科’（联络站）及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驻上海的情报机构这三家机构区分一下：
说准确些，当时的鲁德尼克是共产国际联络部阿布拉莫夫处长下面的一名科长。他的‘组织科’与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的远东局及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驻上海的情报机构都是平行机构。这三家都是苏共中央相关的驻沪机构，彼此之间有协作关系但互不从属。从而，鲁德尼克既没有资格领导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也不是其下属。而苏联红军总参驻上海的情报机构同样不是那两家的领导，也不是从属。顺便提及，苏联红军驻上海的情报机构也就是如今家喻户晓的佐尔格小组，该小组第一任负责人即理查德·佐尔格。而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归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远东局实际负责人就是兼任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他就是王明同志的恩师，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有过不可估量的影响。虽说，米夫同志与鲁德尼克同志是并列关系，但鲁德尼克关键时刻，还是会在暗中为米夫或王明同志提供支持，同样也会对佐尔格小组提供帮助。后，为简单一些，我们分别用组织科、远东局和佐尔格小组来称呼。
对中国革命来说，远东局偏重于政治领导，属于发指示下命令之类的；而佐尔格小组是专攻军事情报的；而‘组织科’则是提供实际援助，既管钱财分发、又管秘密交通和秘密电讯，且秘密交通关系和秘密通讯系统又同时是三家共享的。比如在一开头，上海的远东局、佐尔格小组就是共享鲁德尼克‘组织科’设在上海的电台。当然，左尔格军情小组还另有专用电台，只是功率比不上鲁德尼克的电台。所以，鲁德尼克的这‘组织科’是苏联的公共平台，从而更显得有实权和特别神秘莫测。

电台的故事之二
通向共产国际的红色电波(续)

比如在一开头，上海的远东局、佐尔格小组就是共享鲁德尼克‘组织科’设在上海的电台。当然，左尔格军情小组还另有专用电台，只是功率比不上鲁德尼克的电台。所以，鲁德尼克的这‘组织科’是苏联派驻上海机构的公共平台，从而更显得有实权和特别神秘莫测。
鲁德尼克同志是在1927年夏天从欧洲出发，以投资移民身份化名来到上海。他手拿比利时、法国、瑞士等等多本欧洲国家护照，他还以商业公司老板、工会活动家和外语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在上海期间，鲁德尼克使用过多个假姓名，登记了八个邮政信箱，开设七个电报挂号，前后租用过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社。他身份神秘多变且在言行上警惕性极高。他还频繁地搬家，不断更换联络地点，不断地更改电话号码。
鲁德尼克夫人也在上海。她原名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出生于圣彼得堡的显赫贵族世家，自幼就读于贵族学校，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最后接受了高等教育。她精通法、德、英、意大利语。十月革命中，她加入布尔什维克。经过一段时间的 “劳动教育”后，她被委以重任。先后到土耳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开展革命工作。1925年在维也纳成为鲁德尼克夫人。两年后，也就是1930年初，她带着刚刚呀呀学语的幼儿吉米从维也纳来到上海，在沪西愚园路开一家服装商社作为掩护，协助丈夫工作。儿子吉米在维也纳出生，除学来的德语外，没有一丝的俄罗斯口音。
鲁德尼克夫妇在上海租界向远东各国的共产党分派经费、发展地下交通、设立秘密联络点。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操作，他沟通了苏共中央及共产国际与亚洲其他共产党的联络。同时他还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中方通常混称之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与莫斯科的秘密无线电报通讯联系，并协助上海的中共中央实现与各省苏维埃工农红军的无线电报同讯联系。
鲁德尼克严格遵守纪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承认自己是苏联人，从来不在苏联驻华的公开机构现身，也不发生联系。他更是尽量避免与中共联络员发生直接接触。尽管如此，因工作性质决定，鲁德尼克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是十分充分的。记录表明，他经手的公司从经费上大力支持了各国共产党，其中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尤其慷慨大方。比如，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间，平均每月援助中国的资金达二万五千美元，高出对其它国家的十几倍。
鲁德尼克夫妇经营的最大商号是“大都会贸易公司”。当时这家公司资金雄厚，相互来往之间十分注重信用，在生意人圈内口碑极佳。
同时，鲁德尼克还有一个身份是“赤色救难协会”驻沪代表。因为这个身份，鲁德尼克与后面提到两个人有过一次间接的关联。这两人是王明及潘文郁。
事情是这样的：
１９３０年１月１２日，中共领导的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垃圾桥（按：苏州河上浙江路桥）桥堍附近召开的一个会议，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化装为工人出席。由于会议疏于防范，招致英租界巡捕房的关注。在会议进行当中，一群巡捕突然闯进会场，与会全部成员被押走，关进提篮桥监狱。



这位同志就是王明


此时王明刚从苏联回来，党内地位并不重要，也没几个人认识他，身上又没有搜出任何文件与材料，况且又被看成一个普通工人。照常理，他不用着急，要不了多少时间就会被释放。再说，地下党不会弃之不管，总归要营救他的出狱的。
但王明同志在狱中耐不住寂寞。正巧此时，有个小牢头从上司口中打听到王明只是个‘鸡肋’迟早要被放出去。这小牢头想趁早从王明身上敲点钱，就劝王明花点铜钿买通关节换自由。”
王明正愁没路，就凑上话题。几经协商，小牢头答应帮王明送信。于是，王明写的求援信由牢头亲手交给自己的好友兼顶头上司潘文郁。
这潘文郁又名潘东周，此时他已经取代郑超麟出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和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潘同志兼任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总编辑，他还是当时两任最高中央领导李立三和向忠发的笔杆子。刚回国的王明正好被潘文郁安排到《红旗日报》当一名普通编辑。

@施原 3248楼 2015-03-26 09:23
电台的故事之二
通向共产国际的红色电波
故事从时通时断的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或共产国际)无线电台电报通讯讲起。
1928年1月之前，中共中央及苏维埃红军与苏共中央（共产国际）没有直接的无线电电报联系。这一段时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其驻华人员和机构的联络主要是靠信使传递信件。
但因发生的一系列事变，特别是1927年4月北洋军阀袭击北平苏联使馆区内国、共两党领导人李大钊住处，抄缴了大量共产国际收集的资料，使苏共中央一阵措手不及。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当月在上海发生了4.12事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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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旋风089 2015-03-28 09:40:27
邮票上的那位是左尔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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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佐尔格



这是狱中的牛兰

邮票上的人的确是左尔格,我只注意有牛兰略有谢顶,而左尔格满头浓发...

电台的故事之二
通向共产国际的红色电波(续)

刚回国的王明正好被潘文郁安排到《红旗日报》当一名普通编辑。
这位提篮桥监狱牢头拿着王明的信来到鸭绿路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找潘文郁。当知道来人身份就是提篮桥监狱的牢头时，潘文郁不觉大吃一惊！王明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他暴露了党中央最重要地下机关之一中宣部的所在！潘文郁迅速向中央报警，中共中央果断迁移了中宣部，随即采取紧急预防措施。王明违规的事也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米夫不是别人，他当过苏联东方大学校长，王明正好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米夫无法直接参预营救，于是马上求助共产国际联络部的阿布拉莫夫同志，由阿布拉莫夫找到上海联络站（即“组织科”）鲁德尼克同志，由他出面营救王明。鲁德尼克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赤色救难协会”驻沪代表，经他的手营救过许多中共党员，所以他自然是当仁不让地着手营救王明。在交了一笔保释金之后，王明于２月１８日上午出狱。
人是救出来了，但因违反纪律，王明同志必须受党中央的纪律处分。王明因而迁怒于顶头上司潘文郁。这事，我们先说到这里，潘文郁他们的事我们随后有机会再说。举这例子，就为说明鲁德尼克这个“组织科”还是一个排忧解难的机构。当然也是解决如何与苏联的共产国际无线电报通信问题的机构，因为在上海设秘密电台正是鲁德尼克的主要职责之一。根据以上介绍，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东方部与共产国际联络部各自不同的职能。
鲁德尼克的组织科在上海建立了地联络站，设立了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络部的秘密通信电台。这自然也沟通了位于上海的国际远东局、佐尔格小组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部的秘密无线电报往来。这里有一部‘国际台’，中方通常称之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电台’。为实现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部通讯，则还需要另一部电台，那就是‘国内台’。国内台用于与上海的中共中央及中央苏区及各省苏区红军的电报通讯。两部电台采用不同的语言和密码。‘国际台’用俄文，其密码属于苏联内部密码系统，高度机密，不可外泄，不可与中国电台的密码系统混用。‘国内台’用中文，必须另外建立自己中文密码系统。由于‘国内台’与‘国际台’密码系统不同，文字编码系统不同，不可以直通混联。从而，一旦上海的中共中央需要向苏共领导机关发电报，就要发到鲁德尼克的国内台。然后鲁德尼克的电台工作人员把中文翻译成俄文，再由国际台发到莫斯科。反过来，莫斯科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和苏区红军的指示，则必须用俄文从莫斯科发到上海鲁德尼克的‘国际台’，解密后得出俄文，再把俄文译成中文，再编成加密的汉字电码，用 ‘国内台’发给党中央或根据地的红军。从而，鲁德尼克是中共通往国际红色电波的第一个牵线人。
上海的党中央与根据地红军联络的国内台必须由自己建立并管理操作。所以，1928年以后，中共中央自己设立了无线电台，负责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红军联系及向共产国际（通过鲁德尼克的两电台）进行请示和交换意见。这项工作由周恩来领导的特科第四科操作。特科第四科又称交通科，科长是李强，成员有涂作潮、蔡叔厚、张沈川、邓颖超等。他们就在上海福煦路403号(现延安中路368号)蔡叔厚的敦电机公司里秘密组装电台，负责并管理通信工作。后来交通科直接改名无线电通讯科，科长还是李强，科内几位成员都是中共老党员，其中涂作潮还是1924年由张浩（林育英）在上海工作时发展的党员。

张浩逝世时,毛 令等中共中央领导抬棺送葬

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需要自己的电报密码。这第一套密码就是伍豪编制的，所以又称为“豪密”。邓颖超则是中共第一个译电员。从此中共中央的保密通讯工作顺利开展,与苏联的共产国际建立了无线电报通信业务。
由于工作需要，中共中央特科需要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佐尔格小组合作，中共特科第四科的蔡叔厚受特科负责人之一的吴克坚指派参预佐尔格小组，充当电台报务员。中共方面常把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驻上海佐尔格小组称为苏军远东第四局。从此，蔡叔厚成了苏军远东第四局工作人员。此时佐尔格小组工作的还有吴照高、张一萍一对伪装的夫妻。张一萍也是周恩来直接向佐尔格引荐的。
但到1931年，中共与苏共中央的无线电报通讯却意外中断了。这起事故是因为上海发生的一起“怪西人案”。

键盘冒字,多了一个"令"字造成错误观点.
张浩逝世时,毛 令等中共中央领导抬棺送葬==>张浩逝世时,毛 等中共中央领导抬棺送葬。

电台的故事之三
“怪西人”牛兰（一）

1931年6月15日上午7时45分，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汉口路与四川路交叉路口以南没几步远的四川路235号4号室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过了好一阵，屋内一个保姆模样的中国女人赵杨氏才打开房门。身穿警服的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捕头和探长们不由分说闯进房间，喝令房间内一位强装镇静的西洋男人出示护照。这位绅士打扮的男主人自称名叫牛兰（Hilaire Noulens），顺从地拿出自己所拥有比利时的护照。但探长们一接过护照马上指责他身份不符!于是就以出示的护照有“伪”为由将其带走并拘捕审查。讲到这里，请读者不要对四川路这地址表示疑惑：当年的四川路是指如今黄浦区的四川中路。它并不包含苏州河上四川路桥以北的道路。四川路235号这门牌就在现今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的斜对面。
探长们从西洋男士身上搜出了27把钥匙，又从屋内搜查出大量的文件。其中有许多写给Noulens的信件，但发觉，所有寄信人姓名都被涂抹了。
随后，也就是当天上午10点，巡捕房探长们又匆忙赶到南京路49号的Central Arcade大楼。探长先从大楼物业管理人员讨来了C字30号房间钥匙，然后与从牛兰身上缴获的27把钥匙逐一比对，确认牛兰拥有C字30号房间钥匙。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捕头和探长

于是探长们检查大楼物业的客户租赁登记册，查得C字30号房间是一位自称Alison的人（中译名：爱立生）从美国二房东H.Van Goldson手里转租来的。开门一搜查，探长们发现房间壁柜中的三个保险柜：第一个保险柜保存着‘泛太平洋产业工会’秘书处在菲律宾的机密活动资料；第二个保险柜保存有泛太平洋产业工会秘书处在日本、朝鲜、印度、澳洲等地活动文件、会计账册及一些与共产党相关机密文件；第三个保险柜保存有各国共产党的各种报告材料。这些材料分装在16个大信封内，其中大多数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此外，还有几个分别装有800美元、23美元、150日元、6元8角4分银元的信封。
据此，巡捕房方面臆断此处为共产国际远东局及泛太平洋产业工会秘书处在上海办事机关。又根据对管理人员的进行问讯所得的笔录材料及签署文件的笔迹，侦探们断定：
爱立生和牛兰应为同一人！
最后，巡捕又发现一张法文便条，象是其中一个人给另一人的留言。捕头们猜测，这房间至少还有另一名共同使用人。法文便条的内容是：“今天下午2时半再会。”据此，探长们相信，不论是谁约谁，这天下午2时半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来到这房间！于是探长们决心在屋内守候吊大鱼。果然不出所料，他们的守株待兔获得成功：下午2时半果然等来了一个人，她从门外用钥匙开门入屋。守候的巡捕们一阵克制不住的激动！
进门的是一位高雅的西洋女士，她没能见到 “再会”的那人，却遇到一群鸠占鹊巢的不速之客！瞬刻间，她不由得露出惊讶不已的神色。但很快，她意识到刚才这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妙的变故！高度警觉性给了她转身就逃的本能反应，只听她嘴里嘟哝着法语，像是解释说自己是 “走错了房间”，一只脚已经向外迈开步子。但一切为时已晚，就在她转过身这瞬间，屋内这批华洋混合的探长们拦住了她。
当年混迹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探长包打听们全是上海滩上的一批人精，个个奸诈狡猾无比。他们见多识广、身怀绝技、语言能力超强，那肯如此轻易地放走这只已经咬了钩的大鱼？于是不依不饶，将这位洋女士缠住，并抓住“走错了房间”这句话来麻烦她。一位精通法语的探长马上追问：
“既然您说是走错了房间，就表明您不是这房间的主人！那，您帮助解释一下：您怎么会有此房间的钥匙？”

巡捕房的捕头形象

亮出证件的巡捕们逼她非回答这个问题不可：手中开房门的钥匙从何而来？

西安事变不只是面临一起国内危机,而也是如何解决国际危机的重要抉择.
那就是,百多年来中国处于日俄两强夹击中,东北和北方领土交替地在日俄之间交替占领和争执.长城内,日俄对中国的争夺战也十分激烈,在日本单方面对中国发起强大进攻之际,中国被迫必须从两个宿敌中选择一个交战对象,而将另一强敌进行化敌为友的处理.

插入电台这段故事,就为呈现中华民族当时的艰难处境.也为表达中华民族为生存,必须在两强中选择一敌一友的无奈!

电台的故事之三
“怪西人”牛兰（一）（续）

巡捕们逼她非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可：您手中开房门的钥匙从何而来？
这不就涉及入室偷盗行窃的犯罪嫌疑了么？这位高贵的女士一时忙乱，想不出妥当的回话，只好回答说，不清楚，但她一再声称自己是法国人。于是巡捕们又转过话题：“您是法国人？那再好不过了，我们可以陪您到法租界的法国领事馆去确认一下，以便消除误会！”探长们不由分说，逼她马上上车就走！
这又涉及另一种伪冒国籍的犯罪嫌疑问题！这问题不比入室偷窃更轻、更简单！洋女士见状，又连忙改口说自己是比利时人。由此，探长们就以洋女士谎言不绝为借口，要进行搜身。他们逼她主动打开手提包，经搜查后侦探们注意到一张留有 “MRS Motte，74，Westend Garden” 地址的收据票根。
于是，捕房探长们顺藤摸瓜，立刻按“MRS Motte，74，Westend Garden” 地址赶到沪西愚园路宏业花园74号进行搜查，于是发现此处正是该女士的住处。这样，巡捕房将该外籍女士拘留盘问。最后弄清她就是牛兰夫人，使用的名字为汪德利曾。沪西愚园路宏业花园74号也是她们夫妇的又一处住所。
巡捕房根据已查到牛兰持有的文件和27把钥匙，继续扩大搜查范围，清查了其它六处地址，另外缴获了大量文件等物品。这些文件、报刊等资料共1081件（份），许多是各国共产党和红色工会的报告请示文件。其中，在会计文档中记述了支付相关工会的资金明细账。牛兰持有的银行账本，是以不同的中国人名义在多家银行建立的账号，共计有流动资金47500美元。4万美元在当初不是小数字，不能拿如今美元的购买力进行参考。巡捕房探长们另查得牛兰以中国人名义开立的中国银行账号账簿八本及大量信封等，并有伪造英国护照一本，伪造比利时护照两本。其中一本比利时护照名字就是牛兰。
更要命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根据查到的文件、信件、电报，破获了部分无线电报密码。比如破译了牛兰与日本共产党收发秘密电报及信件的密码。密码本就是1929年11月发行的第15版日本三省堂新《日英词典》。密码的规则是这样的：前四个字指此词典页数，后二字表示词在页内的位置（比如电码0984/01为该词典984页第1个单词，即take）。巡捕房籍此破解了许多牛兰与日本联系的文件内容。此外，还查获一本是以德文书籍为密码的解码手册。
从破获的文件中，侦探们发现了牛兰有三个助手。前两人是：化名为Marie的法国籍女士； 化名为Alebert E.stewar的美国人。第二人以往在柏林居住过，自称暖气装置材料商人。第三个是意大利人Dr O.Fisher，他是在上海地区小有名气的律师，以经常保护苏联人和进步人物而知名。
法国籍Marie女士，原本住在上海熙华德路（长治路）35号，但她已于案发前的6月12日乘“奉天”号船前往大连，14日到达大连，在大连暂住一晚后北上，然后不知踪迹。侦探们凭空猜想：她是回苏联了。
等侦探们查到另两二人身份时突然发现，在6月27日这天，他们都已乘上海开往大连“大连”号轮船离沪，登记的去向是要经由大连转往德国柏林。但此二人真实去向和动机不清，侦探们同样瞎猜：他们也可能是去莫斯科报告情况。但侦探们发现：该案所有相关人员中，没有一个是拿苏联护照的。

沪西愚园路宏业花园74号,牛兰夫妻的上海另外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