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是七本不同的《山海经传》明清刻本，从每本刻本《山海经》目录来看，有些写作目，有些写作目录，并没有固定。另外一点就是有些写篇名在前次序在后，有些则是次序在前，篇名在后，也没有定例。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些在篇名或次序后面附带校定字数，有些则没有校定字数。而校定经文，一些称作本，一些称作原本，一些称作经。注语有一些称作注，一些称作注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法统一和定论。
除了分类有别，还有一个就是校定字数出现出入，诸如《东山经》一作“本二千四百字”，一作“原本二千四十字”，一作“本二千四十字”。还有《大荒北经》
可知有些字一作“本一千五十六字”，一作“原本一千五十六字”，和一作“本一千五百六字”。
不才通过梳理文字，证实《东山经》本二千四十字，《大荒北经》本一千五十六字。百是十字之误。

另外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的《山海经》目录分别提到“今校经”多少字，有些字数与本多少字出入比较大，说明《山海经传》经文存在流窜的问题和现象，尤其是《山经》，其中《南山经》，《西山经》和《北山经》明显变少，而《中山经》明显变多。不才在还原《山海经传》过程中，通过对《山海经传》和《山海经传》尤袤传的比较后，推论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今校经与《山海经传》和《山海经传》尤袤传比较一致，与明清《山海经》刻本一脉相承。
尤袤《山海经传跋》——予始得京都旧书 ，印本三卷颇疏略， 继得道藏本， 南山东山经各为一卷， 西山北山各分为上下两卷， 中山为上中下三卷， 别以中山东北为一卷， 海外南， 海外东北 ，海内西南， 海内东北，大荒东南 ，大荒西 ，大荒北 ，海内经总为十八卷 。虽编简号，为均一而篇目错乱不齐， 晚得刘歆所定书 ，其南西北东及中山号五藏山经为五篇， 其文最多， 海内，海外，大荒三经南西北东各一篇 ，并海内经一篇亦总为十八篇 。多者十余简， 少者三二简， 虽若卷帙不均而篇次整比最古， 遂为定本。
尤袤提到他了解的情形，道藏本不但编简号，而且比较平均（估计指字数）。不过尤袤并不满意这个划分法。他采取了刘秀（刘歆所定简书），但这个划分法有一个特征就是“卷帙不均”。
不才推论明朝修订正统道藏《山海经》同时参校了宋道藏本和《山海经传》尤袤传。不才认为尤袤没有核对《山海经传》字数。而最早核对字数的是稍晚的王应麟。王应麟估计只对总十八卷进行核对，具体篇章字数则是后人核对。

不才看传世《山海经传》刻本七本，发现经文整体大同小异，经文都在三万一千字左右，注语都在二万一千字上下，总字数都在五万二千字左右。

上图《山海经》目出自《山海经·图绘全像》，是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校刊。末尾写总十八卷，小字注语写“本三万九百十九字，注二万三百五十字，总五万一千二百六十九字”。但不才把《山海经》目十八篇合计——今合计《山海经》十八卷本三万一千四百六十三字（字数31463），注二万一千四百六十五字（字数21465），总五万二千九百二十八字（字数52928）。发现经文多了544字，注语多了1115字，总共多了1659字。不过不才发现《山海经》目《东山经》小字注语“本二千四百字”应该是“二千四十字”之误。扣除与经文不合的字数，经文多出184字，注语不变，总共多出1299字。
不才读宋王应麟《玉海》卷十五，记载“山海经总十八卷，本三万九百十九字，注二万三百五十字，总五万一千二百六十九字”。

宋王应麟《玉海》卷十五分别辑录了汉刘秀《上山海经表》，晋郭璞《山海经序》和宋尤袤《山海经传跋》内容，尤其提到《山海经传跋》刘歆所定简书。
宋王应麟《玉海》卷十五特别把“臣秀言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云云，与刘秀《上山海经表》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没有缀合到一篇。
不才推论“本三万九百十九字，注二万三百五十字，总五万一千二百六十九字”出自宋《山海经传》尤袤传刻本。另外刘秀《上山海经表》并无后世流传“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
不才还原《山海经传》尤袤传“本三万九百十九字，注二万三百五十字，总五万一千二百六十九字”时也没有“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不过在还原明正统道藏《山海经传》时，在《荒经·海内经》篇末发现“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
不才推论尤袤所见刘秀《上山海经表》和所定简书并无“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字句。但从王应麟《玉海》卷十五和不才还原明正统道藏《山海经传》来说，“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应该传自郭璞。

不才通过明清《山海经传》刻本，可以推断目前传世《山海经传》皆出自明正统道藏本《山海经传》，虽然明正统道藏本《山海经传》是打着郭璞传的名号，但是经文，分篇，字数皆源自宋《山海经传》尤袤传，而不是传自郭璞，不是传自宋道藏本《山海经传》。
不才还原明正统道藏《山海经传》后认为明正统道藏《山海经传》是以《山海经传》尤袤传为主，以《山海经传》郭璞传为辅，缀合而成。
不才还原《山海经》依次把明正统道藏《山海经传》定为《山海经传》，宋尤袤《山海经传》定为《山海经传》尤袤传，晋郭璞《山海经传》定为《山海经传》郭璞传。
分别如下：
一，《山海经传》郭璞传；
二，《山海经传》尤袤传；
三，《山海经传》。
因为其他明清《山海经传》刻本还有传世，可以看到完整复印或扫描文本，则不在不才还原《山海经传》之列，只作参考，而不纳入不才还原《山海经》范围。
不才还原《山海经》之初，原本只是把《山海经》分为《山海经》古文经和《山海经》今文经，但随着不才对《山海经》了解和认知深入，发现《山海经》今文经需要再析分才能够如实反映《山海经》的成书和编纂。不才就把《山海经》依据经文的行文语法，观念和语境，句式和常用语习惯，还有记述人物事迹，时代背景，社会背景，人物背景和故事背景划分，分别如下：
一，《山海经》古文经；
二，《山海经》今文经；
三，《山海经》。
不才后来在通过对比秦汉及之前史料和文献记载，推论战国诸子百家著作内容或牵连涉及《山海经》的，包括秦汉士大夫，尤其是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一次提及的《山海经》则是《山海经》古文经。
《山海经》古文经是真正的《山海经》，是《列子》，是屈原《天问》，是司马迁《大宛列传》心心念念的《山海经》。
而比《山海经》古文经晚出，比《尚书·禹贡》早出的《山海经》今文经，不才认为是失传已久的《禹本纪》，也既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同时提及《尚书·禹贡》，《禹本纪》和《山海经》并列同为言九州山川和怪物的《禹本纪》。
自从郭璞之后，在对《山海经》的评价上，后人多不满司马迁当初的赞语，尤其是到了今天，还有不少《山海经》研究者或爱好者，都认为司马迁是不懂《山海经》而妄下结论，造成了后世保守的士大夫对《山海经》的偏颇。
不才读《山海经》恰恰相反，认为司马迁原本是很相信《山海经》，因为司马迁在作《五帝本纪》时，有些记载内容不论是从人物事迹还是行文语法，观念和语境，句式和常用语来说，都与《山海经》古文经高度一致，反而与司马迁当时的文风格格不入。不才反复诵读和琢磨之后，认为《史记》那些“古文经”的内容应该出自《山海经》，司马迁是非常信任《山海经》才直接引述。
不才正是当初在留意《史记》文风差异，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巨大区别上，想到古人著书立说时引述经典，必然留下行文，语法，观念，语境，句式和常用语的区分；后人就算再怎么仿古，也只得其形，而不得其神，更不得其髓。
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山海经》作者，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经受那个时代文化熏陶，那个时代的神韵，那个社会的风骨，早在无形中深入其髓。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社会，能够书写《山海经》的作者，必定是饱受文化熏陶，经受文明洗礼的，他在著作里，他在字里行间，必定会不自觉流露出当时的社会风气，人文制度——古典时代著书立说都是有强烈的诉求，而不作后世无病之呻吟。
不才读《山海经》发现“国野人民”，诸如“有XX之国”，“有XX之野”，“有XX之人”和“有XX之民”。它的作者必定是生活在“国野制，人与民分立”的世代。
不才读《山海经》论著，发现近现当代专家，学者，教授或作家，自号钻研《山海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后，竟然连《山海经》古文经的作者生活在“国野制”时代都看不出。反而有一些“爱搞笑的”说这些篇章出自东汉或魏晋，是后人伪造的“伪书”。

不才读《山海经》论著，对近现当代那些自号钻研《山海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专家，学者，教授或作家，真的非常失望，对他们钻研上古历史，地理，文献，史料的学识，学术，学风都很失望。他们对《山海经》真的都是一知半解，一窍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