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文章当时不写，过后便失了兴致。这也是写作本文的缘起，也可算写作者的无奈。
后人评价曹操，都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他棋高一着。其实，在有人给他出此主意以前，早有人向袁绍提起过。
书上记载，在兴平二年（195）十二月前后，袁绍已经统领了冀、并、青三州，资富兵强为诸割据势力之冠。于是监军奋威将军沮授说绍曰：“将军累世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这一段分析天下形势，劝袁绍这个累世都是国家栋梁者发扬优良传统，继续为国家做点大事。因为当时小皇帝在兵荒马乱中流落到了故都洛阳，而洛阳早已是宫室烧尽，跟着皇帝的百官甚至都需要自己去挖野菜，有的饿死在墙壁间，有的则被士兵所杀。所以沮授劝袁绍去把小皇帝接过来为我所用，打着皇帝旗号征讨，以上伐下，谁能抵御？
有人分析，这一段甚至堪比诸葛亮的隆中对，在袁绍的谋士中，沮授不可谓不高明。
那么，袁绍听从没有？
沮授提完建议，有人表示反对。郭图和淳于琼则说：“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形势就是这么个形势，但是他们所考虑的是，你把小皇帝接过来，弄不好会成为烫手山芋。为何，你动辄就要向他报告。听皇帝的，自己的威权就减轻；不听，则抗拒王命。所以，沮授这主意不好。
沮授还有话：“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
意思很清楚，现在去接皇帝，占据道义制高点，时机很好。如果不早拿定主意，肯定会被别人抢先。
袁绍呢？因为立汉献帝本来就不是他的初心，内心其实赞成郭图等人的说辞，于是不肯听从沮授的主张，仍然专心进攻公孙瓒。意思是，我很忙，现在没工夫考虑这事。
他这么一犹豫，机会就失去了。
建安元年（196年）七月，曹操动了心思，想去洛阳迎接献帝。诸将不大赞成。因为当时的山东（唐宋以前指的是崤山或华山以东）尚未平定，并且在皇帝身边还有韩暹、杨奉自负于国有功，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制服的。
这时候，荀彧出场，劝曹操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倡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韩暹、杨奉，安足恤哉!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
先举晋文公、汉高祖两个例子，再回顾曹操当初的英雄义举。分析皇帝所处环境的恶劣，以及天下民心所向。指出这么做的几点好处。顺应民意，所以大顺；公心服人，堪称大略；伸张正义，招纳英俊，可谓大德。至于那几个人，何用顾忌？机会难得，被别人抢了先，再想作为，就来不及了。
曹操立即行动，经过一番曲折，最终把汉献帝迎到许都。
袁绍一看形势不对，后悔了。于是给曹操写信让他把汉献帝给送到鄄城，想要夺过来。
你猜曹操怎么着？
立即下达皇帝诏书，责备袁绍，说他“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但擅相讨伐。”
这个批评立马让袁绍难堪。噼里啪啦就是一统斥责。仗着自己地盘大，实力强，不来皇帝身边勤王，在那里擅自征讨，你报告了吗？我批准了吗？
袁绍那个狼狈。赶紧上书自诉，万岁，不是那样的……
曹操看看这个游戏不赖，暂时不动他。再下诏书，以袁绍为太尉再封之为邺侯。
袁绍能干吗？你曹操是大将军，我是太尉。不干！愤怒地责备曹操挟天子以令彼。上表章，不接受。
曹操担心对袁绍力不能敌。见风转舵，那好吧，大将军是你的，我就当个司空行车骑将军事（代行车骑将军之职事。车骑将军，位仅次于大将军及骠骑将军，而在卫将军及前、后、左、右将军之上，位次上卿，或比三公。）
荀彧给出了那么好个主意，不白忙，用皇帝的手，封他为侍中（侍從皇帝左右，出入宮廷）守尚书令（尚书令负责处理天下章奏）。
从这一节可以看出。在皇帝身边，马上升官。你爱不爱皇帝是一回事，你手里有没有皇帝是另一回事。
对比沮授、荀彧的分析，有没有高下之分呢？出发点和着眼点似有不同。荀彧似乎更重视国家、黎民。沮授则更多在于称雄、割据。但根本上还是在于一把手的见识和眼界。这个，岂是他人能教会的？
2020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