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大年初三，一大早，妈就打来电话，说父亲痰里发现血丝，想到医院检查下，要我们几兄妹回来看看。

拍了片，大哥二哥大姐二姐，陪着父亲先回医院，我留下来等拿片（这家ET选进，所以到这家拍片）。平时大半小时就能出片，结果等了一个多小时，那边都来电话催，说广州的专家都到了。我那时候还年轻，还以为痰里有血丝，就像流鼻血一样，只是上火罢了。现在想来，未免天真。专家看了我拿回的片，就把我们全部叫进会议室去，留父亲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现在回想起来，不应让父亲一个人留办公室里，十来分钟，虽说短暂可以是很漫长且难过的。

“毫无疑问，是癌症，而且是晚期。”专家一句开场白，是平地春雷，大家都呆住了。有那么十来二十秒，静得有点怕人。

“我，，，我，，我父亲还能活多久？”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又哑又涩，极不自然，仿佛是拼命挤出来的，不像是自己的，十分陌生。大家都望向我，我不知道是不是问错了。

“不好说，大概，，，半年到一年吧。”接着院长建议到广州的医院去治疗，专家是广州某医院的，自然就选择了这家，专家帮忙安排。

回到办公室，大家都故作轻松，没告诉父亲结果，只说还不能确定，明天到广州去再详细检查。我送父亲回去，在餐厅吃饭时，父亲轻轻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象是自言自语：我知道是那病。我只能当作没听见，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怎样去安慰。

父亲到了广州医院住院，母亲留院照料，给父亲做饭洗衣，我们时不时去看看。最记得是病房窗外是个小院子，四角都有株高大的木棉，满树红花，不杂片叶，仿佛是火焰煊天的树型火炬，鲜艳得把病房惨白的四壁都映红了。我常常坐在父亲床边，等父亲睡着了，就望着窗外的红棉长久发呆，仿佛如初见。很难说清道明当时的心情，却从此对木棉再无法淡忘，也总会想到父亲。

无非是化疗，吃许多的西药，父亲的身体果然慢慢不如前，还有就是随之而来的渐渐加重的疼痛。我无意中见医院有按摩部，说能舒解疼痛，就带父亲去，医生知道父亲住的病房，就连说不能按摩。回走，父亲的脚步迟缓了些，可能是累，也可能是疼痛所至，我要去找轮椅，父亲却坚决不同意。特意昂着胸，挺直腰，一步一步，慢慢地，庄重地走在我前面。父亲的背影开始单薄，父亲的短发越发稀疏越发花白，慢慢地，我的脚步也越走越沉重。

住了段时间，有亲友建议转院，理由是这家医院不是特长医院，那时候哪怕是根稻草也想要捉住不放，就转到了另一家医院。但那时，医院间的检验报告是不通用的，每到一家就得重新检查一次，非常麻烦。印象最深一次，是做胸部透视，当时父亲已不能平躺，一平躺胸部就越发疼痛难忍，平时睡眠和休息都得用枕头垫高背部。但做胸透却需要平躺的，为了减轻父亲的不适，我弯腰让父亲半卧半坐靠在我背上。双手紧紧撑着膝盖，只想着时间过得快些。

父亲最终没能作切除手术，经已扩散，手术已无意义，只会带来不必创伤。父亲却不理解，总以为开一刀就好，为什么不开刀？有些埋怨我们没有找到好医生，这些心理我们都能理解。后来，是连化疗也不能做了，身体撑不住了。记得从广州医院接父亲回家，父亲已不能独自行走，我一人掺抹非常吃力，差点让父亲跌倒（应背的）。父亲已是半糊涂状态，大发脾气：“弄来弄去，不死都给弄死了”，这是生病以来，父亲第一次发火，也是我见过父亲生气次数不多的一次。

回家吃西药，更喝中药，我记得中药里有整条的蜈蚣，相信是以毒攻毒。又听说用穿山甲的血泡米能治，就千方百计买来，明知穿山甲是国家保护动物，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又听说有种针剂，能极大减轻带来的疼痛，我们也给父亲打了，也不知是不是上当了。总之，该做的，和不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但半年后，父亲还是走了。

病中，最让我难受，是亲朋来访，我知道亲朋是重情重义，但效果往往只是加重病者的心理负担。我宁愿父亲得到安宁，不被骚扰，这可能也是父亲最想要的。每见来客，父亲都表现得很平静，甚至有些冷淡。尤其是大伯，大伯和我家一向不睦，那天大伯眼中的泪水，父亲似乎有点烦躁不安。当然，这也许是我的错觉。

许多事，父亲都能坦然面对，在最后的日子，情绪不见太大波动，但我总觉得，我没有给父亲最后，最好的关怀。
202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