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天有不测风云

2019年岁末，决心利用来年春假去北欧逐梦北极光。恰好芬兰航空预售飞奥斯陆的优惠机票，于是我买了2020年1月30日出发，2月15日返回的机票。

天有不测风云。2020年元旦刚过，坏消息接踵而来。从“武汉发生不明疫情”、到“非典卷土重来”、再到“湖北全境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言满天飞。公历1月23日、农历己亥年腊月廿九，黄历上有“诸事不宜”四个大字那天，广东、湖南、浙江3省率先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同日武汉市在湖北省仍然按兵不动的情况下，正式“封城”。第二天，也就是大年三十，包括湖北省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到大年初一（公历1月25日），除了西藏外，中国大陆进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歌舞升平的己亥腊月，突然变成一片死寂的庚子正月，事态转变之快让人瞠目结舌。武汉三镇，乃至整个神州大地风云突变。难道真有只鬼魅的洛伦兹蝴蝶，在华南海鲜市场偷偷扇翅膀，惹下滔天大祸？

人心惶惶之际，年是过不成了。年货变为库存，开门接客、登门拜年也都全免了。
年初五（公历1月29日），西藏宣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整个中国大陆进入了事实上的紧急状态。这天，官方公布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7,000，其中湖北超过5,000例。数字令人毛骨悚然。

这一天也有好消息。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芬兰航空提示可以网上值机了。

其实，1月28日芬兰航空有公告：“为了减少对有刚性出行需求的旅客的影响，芬兰航空赫尔辛基往返北京和上海的日运营航班、往返香港的每日2班和往返广州的每周2班航班的运营将不受影响”。只是没有网上值机通知，还不能肯定走得成不。

宅在家中不如闯荡天涯。没有理由迟疑，约车准备出发！

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能贴图。很郁闷。

（2）奥斯陆：问君归期未有期

农历年三十起，外来人员、外来车辆一律不许进小区。所以，大年初六我们只能自己拖行李到大门外等网约车。
到机场一看，空荡荡的候机大楼显得如此安静，踮脚而行也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乘机手续到了就办，不用排队。
登机后，见那些美丽的芬兰空姐都不戴口罩，心情轻松起来。我问她们，乘客有没有必戴口罩的要求？啊哈，她们摇头否定的模样好可爱！窃喜之余，我竟小心眼地开始后悔自己浪费了一个N95。

飞机顺利起飞，平稳降落赫尔辛基，再转机到奥斯陆；然后乘坐机场大巴到奥斯陆市中心；最后步行大约200米入住旅馆。
自上了芬兰航空飞机到入住奥斯陆旅馆，一路未见任何防疫措施。不用填写健康申报表也不用测体温；没有人对我们这些来自“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地区的翻白眼；也没有人对我们八卦一句“中国疫情”。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彬彬有礼、温良恭俭让。而这天，公元2020年1月30日，中国的新冠肺炎确诊9,720人，疑似15,238人，死亡213人；欧洲则是一派太平盛世景象，新冠病毒感染者数目为零。在奥斯陆，我觉得自己成了陶渊明笔下的武陵渔夫。

挪威时间比北京时间慢了6小时，因此感觉上到达奥斯陆这天比平日“多了6小时”。稍事休息后，我们利用这提前支取的时间，研究“极光之旅”。
能否看到北极光，取决于地点、季节、天气和Kp值。地点选在北极圈内自然是最佳；冬季北极圈内长夜绵绵正好看极光；天气必须晴朗，除非你是天眼通，否则云后有什么你只能猜；至于表征地球磁场活跃度的Kp值，数值必须大到足以用肉眼看到极光。
我们预选了挪威的特罗姆瑟（Tromsø）、希尔克内斯（Kirkenes）和阿尔塔（Alta）；芬兰的伊瓦洛（Ivalo）和瑞典的基律纳（Kiruna）5个地点。它们都是观赏北极光之佳地，距离奥斯陆都是大约1000千米。

据气象资料，近期除基律纳外其它4个预选地天气状况都不佳。而本月2日到4日基律纳晴天，日照时间不到6小时。历史气象资料表明，基律纳2月份少云到多云天的机会只有12-18%，晴天机会更小于5%，连续3个晴天是上帝送大礼。
又根据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UAF）地球物理研究所（Aurora Forecast）预报，未来3天北纬65°以上地区Kp值3-4，而基律纳位于北纬68°。综合气象与极光预报，可以肯定那里能看到北极光！
当机立断，我们买了2月2日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SAS）飞基律纳机票，并预订了基律纳的Ice Hotel。

买机票时，我顺便看了一下邮件。
让我吃惊的是，邮箱里有一份芬兰航空1月31日的通知。说因为新冠疫情，芬兰航空所有往返中国大陆的航班自2月5日起停飞至3月1日。
从公告往返中国大陆航班不受新冠疫情影响，到宣布停飞所有往返中国大陆航班，仅仅96小时芬兰航空就改变了主意。国内的疫情无疑在迅速恶化。
惊愕之余，我们很快决定3月1日再回国。因为整个2月，除了在家发呆我们没别的事情可做，不如趁此机会游历欧洲。
就这样，我们在2月2日（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大年初九），飞到了基律纳。经过的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和基律纳3个机场，唯有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Stockholm Arlanda Airport）有个简单的告示：如果过去14天到过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地方，并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需要帮助请致电1177。
这告示，看上去是个例行公事式的敷衍，文字上也没有冒犯任何人。

出差也好，旅游也好，坐了飞机无数次，从未见过如此空荡荡的候机大厅

报告关版：过了昨天（此乃谁都懂的废话），可以发图了。老面就继续了。

1月30日。芬兰航空的空姐准备例行的“乘机安全”程序。她们都不戴口罩。唯一与往常不同的是：一脸凝重。想想也是，人家不傻，知道当时飞中国的风险。

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Stockholm Arlanda Airport）有个简单的告示：如果过去14天到过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地方，并有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需要帮助请致电1177。
这告示，看上去是个例行公事式的敷衍，文字上也没有冒犯任何人。

（3）基律纳，看北极光靠科学还是靠运气？

Ice Hotel在基律纳市的尤卡斯耶尔维（Jukkasjärvi）村，倚在托尔纳河（Torne River）河畔。
Ice Hotel除了44间常规客房、28座独立的家庭式小木屋客房外，还有55间“冰雕客房”（夏季保留20间）。每年12月到次年4月，来自世界各地的设计者和建造者各显神通，用托尔纳河的冰雕刻并垒砌成形形色色的冰屋，供游客选择居住。这些年年花样翻新的冰屋，间间都是艺术品，堪称世界一绝。

尤卡斯耶尔维村海拔321米，深入北极圈约150公里，有900居民和1100条狗。发源于托尔纳湖的托尔纳河，流淌522千米后注入波罗的海博特尼亚湾（Gulf of Bothnia），被认为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唯一没被人类活动干扰的河。
冬天，冰封的托尔纳河成了一条美丽宽阔的大冰道。坐着哈奇士狗拉的雪橇在河道上疾驰无比惬意。也就是这时候，我才明白为何尤卡斯耶尔维村狗比人多。
然而，最刺激还不是狗拉雪橇，而是躺在冰封的河面上，看苍穹中变幻莫测的北极光。

我们在Ice Hotel住了3天。第一晚和第三晚，我们都看到绚丽的北极光。
看到北极光分别是年初九和正月十一的晚上。大部分中国人有个习惯，春节期间只用阴历。在这个普天同乐的日子里，如果我说“今天是2月4日”，而不说“今天是正月十一，立春”，你是不是觉得我怪怪的？

踏雪来到静谧的托尔纳冰河床。望不到边的洁白冰面上，只有寥寥几人的月下清影。遥望清朗的夜空和尤卡斯耶尔维村错落有致的积雪屋顶、稀疏的灯光、婆娑的树影，恍如身在仙境。
夜空上，南天有皎洁的上弦月、穹顶有高傲的北斗、北天却有绿莹莹的极光由东接踵升起，然后变幻莫测地向西飘逸而去，时而如旖旎的云絮，时而似飘渺的帘幕。借《孔雀东南飞》词句，是“络绎如浮云，婀娜随风转”。

在下榻的小木屋里整理北极光照片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来这个离故乡15000华里的地方住3晚，竟能一而再地欣赏北极光仙子轻盈曼妙的舞姿，到底是“科学地”听从了UAF地球物理研究所和欧洲气象部门的预报，还是冥冥中有运气使然？
也许夸耀自己的运气浪漫些。可什么是运气？那个鬼魅的新冠病毒正在家乡施虐呢！想到此，我心头一凛：这2晚我们是否透支了自己的运气？

（待续）

哈奇士狗拉的雪橇在河道上疾驰。这尤卡斯耶尔维村狗比人多是有道理的。

托尔纳冰河床与北极光。

北极光。只恨自己照相技术第九流。

北天却有绿莹莹的极光由东接踵升起

如旖旎的云絮，似飘渺的帘幕

清朗的夜空、尤卡斯耶尔维村错落有致的积雪屋顶、稀疏的灯光、婆娑的树影，还有北极光曼妙的舞姿。

（4） 哥本哈根，三访移民局

2月9日我们乘坐瑞典国铁（SJ），从哥德堡经马尔默（Malmö）去丹麦的哥本哈根。
1856年3月5日瑞典开通了第一条用于公共交通的准轨铁路。同年，大清咸丰皇帝正在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焦头烂额。到1938年，瑞典的铁路长度达16,886公里，铁道系统、机车及车辆技术已是世界翘楚。当今中国高铁傲视天下，但中国最早的高速轨道列车，不是现在满神州飞驰的CRH电动车组，而是1996年广深铁路公司引进的“准高速列车”----瑞典的X 2000摆式列车。准高速列车这词说出口总不那么豪气，不过从技术看，“摆式列车”是个杰作：它能在普通铁道上跑200km/小时，非常适合当年的国情。

也许真是一而再地看到北极仙子真容透支了我们的运气。我们乘坐的SJ列车折腾了近4小时才到马尔默，晚点超过1小时。好在一路上SJ没有用语焉不详的“临时停车”之类词语搪塞，而是直截了当地说那个横扫英伦的风暴已经到达北海，影响了本次列车的运行。
还是说实话管用。晚点一个多小时却没有乘客鼓噪。
风雨中，我们在马尔默换乘15分钟一趟的国际城际列车，越过厄勒海峡（Øresund），到达哥本哈根。

在哥本哈根我们有件事要办：签证延期。
由于大部分欧洲往返中国航班被取消，何时恢复尚未有期，导致大批旅欧中国公民签证逾期。欧盟建议有需要人士申办签证延期，为此我们到了丹麦移民局。

丹麦移民局周一、三、五上午，周二、四下午是公众服务时间。这个时间里，移民局办事大厅总是挤满人，不等上1个小时轮不到自己。好在移民局有APP可随时显示你的排序位置，无需担心“过号”。于是，我走去不远处的量子力学圣地---波尔研究所，缅怀一下物理学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顺便鄙视一下时兴对“量子纠缠”山间竹笋式地饶舌。

等候见移民官的多数是中东、南亚或非洲人。欧洲饱受难民问题之累，可见一斑。然而办事的移民官员态度友善，未见打官腔者。联想到街头市民，对有色人种亦是宽容。莫非民风使然？
反观神州，欧洲沦陷、欧洲清真寺比基督堂多、甚至不堪入耳的“异教徒用子宫占领欧洲”，各种奇谈怪论甚嚣尘上。有“咬耗子癖”者粉墨登场。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办理延期签证很简单，填张表，付费约等于200元人民币的费用，交护照。然后办事官员发给一张纸质身份证明文件，告知“两周后来取有新的申根签证护照”就完事了。至于那张连持有人照片都没有的纸文件，看似儿戏，不过那移民官很坚定地说，“凭它可以走遍丹麦。”
“不会有任何问题，”他小心地避免用刺激性的言词说：“所有警察都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

尽管丹麦移民官员态度友好，办事效率却不好恭维。14天后我们去取护照时，一位中年女官员手忙脚乱的查了半个小时，很抱歉地说：签证部积压了很多类似申请，工作周期需延长，请再等一周。
等就等吧。可是，那张看起来儿戏的“身份证明文件”是否要延期？
“不需要的。每个丹麦警察都知道怎么回事。”天那，还是那句话！看来移民局与警察局有默契的：不会盘查滞留欧洲的中国人！

没想到第三次去移民局，文质彬彬的官员还是很抱歉地请我们再等一周。
“实在积压太多了，”他一脸诚恳地说。
我不知道积压的是什么。我们来了3次，见到长着中国面孔的人不超过5个。我只能猜，要么他们积压的业务与滞留的中国人无关；要么他们根本就没准备给我们发新的签证。
“你们可以中止申请，取回护照。”移民官员客气地说。“我们会在你的护照上注明你中止签证延期申请。有了这个注明，你出境和下次申办申根签证，都不会有问题。”

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移民局真正关心的是持过期签证者有没有申办签证延期。只要申办了，你在欧洲逗留就合法。至于你是否拿到延期签证是下回分解的事情。
西方人的价值观认为程序正义第一。只要恰当地遵守和实际执行了相关的法律、法令或规则等程序，由之产生的结果都会被视为是正确和正当的。此外，从价值观出发，把来自危险地域的人赶回危险之地，那叫反人类，欧盟国家不能干这等事情。所以，拿着一张实际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纸片，我们照样可以走遍欧陆大地。

（待续）

量子力学圣地---波尔研究所，缅怀一下物理学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顺便鄙视一下时兴对“量子纠缠”山间竹笋式地饶舌。

丹麦移民局

丹麦移民局内部。看等候的人就能猜出欧洲移民来自何方。

一张纸质身份证明文件。连持有人照片都没有的纸文件，看似儿戏，但是移民官很坚定地说，“凭它可以走遍丹麦。”真的可以！

（5）卡隆堡的莎士比亚：封城还是不封城？这是一个问题

丹麦名城赫尔辛格（Helsingor）位于118千米长的厄勒海峡东岸，人口6万余，距首都哥本哈根约50千米，与相距4千米、人口10万余的瑞典重镇赫尔辛堡（Helsingborg）隔海相望。两城名字都源自日耳曼语Hals（脖子），一东一西扼住进出波罗的海最大通道厄勒海峡咽喉部。虽自古战事不断，二战期间两城却有过一次感天动地的合作。
1943年，希特勒密令逮捕丹麦全境犹太人，押往德国死亡营。在这生死关头，德国驻丹麦大使馆海事专员达克维兹（Georg Ferdinand Duckwitz，1904–1973）将此情报密送丹麦犹太社团，在丹麦抵抗力量配合下，最终将95%的丹麦犹太人集中赫尔辛格，由民船偷运到赫尔辛堡。达克维兹与善良的丹麦人和瑞典人的合作，成就了二战期间一次大规模拯救人命义举。

赫尔辛格的卡隆堡（Kronborg）始建于15世纪，丹麦人誉之为文艺复兴时期最美城堡。2000年，卡隆堡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丹麦人称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是根据在卡隆堡发生的丹麦皇家内斗而作的。高傲的英国人虽无异议，却按莎翁剧本把这个地方称之为艾尔西诺（Elsinore）。1816年，为纪念莎翁逝世200周年，《哈姆雷特》首次在卡隆堡演出。自此各国饰演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或其他剧中人的演员，都以到此向莎翁致敬为荣。

《哈姆雷特》问世400余年了。它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悲剧，众多英语国家亦将其列为中学生必读书。在我国，朱生豪先生的译本《哈姆莱特》最受推崇。
在这部剧中，莎翁创造了一个含义深邃的句子：“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人称“哈姆雷特问题”。其含义与翻译，中国学人争论百年不止，还派生出一个听起来既哲学又市井格言：“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们是3月4日到卡隆堡的。这天，欧洲疾控中心数据显示，人口587万的丹麦2月27日发现首例新冠肺炎患者，至今共确诊15个新冠肺炎病人，无死亡病例。而6,240万人口的意大利，从1月31日发现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到这天，确诊3,089人；死亡107人。数据令人毛骨悚然。
2月21日，在全国仅有新冠肺炎确诊患者20人，死亡1人，疫情远非严重的情况下，意大利伦巴第大区（Lombardy）行政当局宣布次日起“隔离”下辖11个市镇，受影响居民5万余。所谓“隔离”就是我们说的“封城”。只有区区20个确诊病例就封11城，意大利政府动作不可谓不快。只可惜多情浪漫又热情似火的拉丁人不买政府的帐，反对封城令的游行抗议此起彼伏。

要不要为控制疫情封城（包括禁止群体活动），在欧洲是个哈姆雷特问题。
以封城对抗瘟疫，本是14世纪威尼斯人抗击黑死病的创举。以今天欧洲人的科学素养，“封城”意义不言自明。然而自文艺复兴，“生死权是上帝的，自由权是自己的”、“不自由，毋宁死”，成为欧洲人的信念。他们甚至以诗明志：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特别地，意大利人不会忘记法西斯主义鼻祖墨索里尼是意大利人。他们对政府会否借疫情扩大公权力更有近乎神经质的反应。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意大利人眼睁睁地看着千百同胞倒在新冠病毒魔爪下，反对封城照样矢志不渝。

卡隆堡正门前通往海边甬道的石墙上，有一幅莎士比亚浮雕。在这幅浮雕前，我不禁感叹：莎翁啊莎翁，你可是给世人出了个千古谜题：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