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苏秉琦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迟至1948年才出版发行，在这部作品里，《陕西斗鸡台所得瓦鬲的研究》也许占比并不大，但却成为划时代的巨著。这也是中国考古史上标志性的事件之一。

我们现在有必要感叹一下：
梁思永先生正宗科班出身，创立中国考古地层学。苏秉琦先生基本是考古小白，却创立了中国考古类型学。
总结这二人的共同之处，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勤于思考，不拘泥于前人的惯例，不怕吃苦，亲身参加田野考古工作等等原因吧。
时至今日，我发现如果在当今中国，能称得上考古大家的，一定是多年来亲身参加实际考古发掘一线工作过的人，而且他们不拘泥于前人的结论，往往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下面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考古的主战场殷墟，回到李济、梁思永这里。
接下来，在殷墟，李济他们挖到了殷墟和甲骨文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H127。

这里普及一个考古学的编号知识，大家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有时候文物下面会有出土地点的编号信息，这个编号是考古学家们为便于考古记录，而创造的编码方法，一般以遗迹名的首字母大写代表，举例如下：
灰坑：H
房址：F
墓葬：：M
道路：L
后来这个编码越来越复杂，记录的信息也越来越详细，比如著名的殷墟妇好墓，又称“安阳殷墟五号墓”，它的编号 76AXTM5，就代表76年、安阳、小屯、墓葬、第5号。
我们要说的H127，H打头说明这是一个大灰坑。

在1936年，李济主持殷墟第十三次田野发掘。
经过近三个月的野外考古，按照原定计划，6月12日应该是本次发掘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已经打包准备回家。李济自己也安排了2天后的一次四川大学演讲之行，早早买好了火车票。
当天下午4点，大家都收工了，其中一位名叫王湘的考古人员准备在清理完最后一个编号为H127的灰坑后结束工作，但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随着他手中工具轻轻地拨动，泥土一点点地剥落，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档案库就此撩起了她神秘的面纱。

刚开始挖出第一片甲骨的时候，负责发掘此灰坑的考古人员王湘也没在意，结果接连不断的甲骨一片接一片地出现在他眼前。挖到太阳落山，王湘已经发掘出760余片，下面还一片压一片的看不到头，他已经懵了。
闻声而来的所有人都看呆了，商量过后，他们只得先把灰坑用土盖着，上面再用石灰做记号，轮流派人夜里看守。准备第二天再来看看。

第二天（6月13日）早晨，商议了一晚上的大家采用了新办法，先把灰坑周边进行清理。投入了考古队所有人力全力挖掘灰坑边缘，这次又是忙到当天下午，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个高约1米，直径为1.7米的圆形灰土柱，里面的甲骨根本不知道有多少。
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这个大柱子干脆一起打包回南京，然后在南京再慢慢清理。于是，第三天，要赶火车的李济穿着准备去演讲的正式衣服，指挥大家找来当地的木匠，想把这个庞然大物装箱，准备带回南京，他还是太年轻了。。。这里面细节就不说了，那时在中国只有人力，所以后来的结果是直到6月23日，才把H127完全装进箱子，又花了2天，这个大箱子才运到安阳火车站，当年的7月12日，才运到南京的史语所。后面又是很久的室内整理阶段。
这次不知不觉，李济们又开创了新的考古方法，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进行室内考古。现如今，我们对复杂的遗物，还经常采用室内考古的手段，比如海昏侯墓、南海一号考古等等

H127 也是到目前发现甲骨文最多的一次 ，总共有 17096 片，这太惊人了。要知道现在世界上现存甲骨文不过15万片左右，历年考古发掘而出的，不过3万片。
上面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结果，以及商朝的天象 、 历法 、 家业 、 军事 、 政治等各方面的社会内容 。这个发现大大加强了对商朝历史的研究
这个甲骨坑被专家们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和档案库。


据说在安阳的殷墟博物馆和中国文字博物馆都陈列着H127的模型，我还没亲眼见到。去年国家博物馆为了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开办了一个《证古泽今》的甲骨文特展，我看到H127的模型放在展厅一进门的醒目位置。

经过多年殷墟发掘，现在史语所手上有了大量的甲骨、青铜器、陶片资料。
对照《史记》的记载：“盘庚渡河南，。。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後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中国历史是盘庚迁殷的历史被锚定了，换句话说，商朝后期的历史被考古学确凿的证明了。
考古学得到了一个坚实的历史支撑点，通过这个支撑点往前，可以去寻找早商、夏，往后，找西周早期，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点。
同时，通过后岗三叠层，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先后关系也有了。
这当时有学者就提出了新的观点：仰韶文化可能就是夏文化，龙山文化就是商早期的文化，龙山下面就是小屯文化。

这些学者倒也不是全无道理：当时发现的仰韶文化彩陶遗址大多和当时古史传说中夏的居住范围契合；而据《殷本纪》记载，商是东方发展起来而西向灭夏的。
对于当时社会上这些史学家的各种观点，傅斯年、李济们还是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没有丢掉考古学从材料出发，得出结论的科学态度。
李济对此评论道：“不过就我们现在所知的事实说，这是不可能的。黑陶文化在传说的历史中，是否有一个相当的位置，要等将来考古的发现来证明”。
而梁思永直接就指出问题的所在：“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不是衔接的。。。要想解决殷代青铜、文字、兽形装饰的问题，还有待于这文化（前期）遗存的发现”。

这时寻找小屯商文化的源头在哪里，自然就成为史语所的下一个工作目标。毕竟，构建中国可靠的古史，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的历史使命。
可能的早商遗址会在哪里呢？李济们认为有一个地方可能性非常大，这个地方是就是河南商丘。

商丘地处河南、山东、江苏这数省交汇之处，地点契合古史上记载的商人发源地，何况商丘的“商”字，给人多少会有一些联想。
估计李济们对这个判断非常自信，所以后来李济最得意的门生张光直先生终于在90年代获得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的机会时，坚决的选择了商丘，去寻找、发掘遗迹。
1936年冬，史语所派出了李景聘等人前往商丘调查，当时河南省的一个民间兴趣组织，河南古迹研究会派人协助，在这几个古迹不起眼的爱好者里（现在也可以称为志愿者），就有一个人叫韩维周的小学老师，我们先记住这个名字，他在后来，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来巨大的贡献。

史语所在商丘的调查，持续了约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有限的小规模发掘里，发现了一些龙山文化的遗物，确认了当地是龙山文化范围，但没有找到跟小屯文化联系更紧密的遗存、遗址---毕竟时间也较短，
对这个结果，李济们还是满意的，他们认为这种探索当然不会一蹴而就，还需要后期做大量的工作。我相信，当时李济踌躇满志，为找到早商已经准备好了。
可惜的是，李济一生，也没能完成他这个意愿，不但如此，史语所的辉煌工作，也戛然而止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史语所的15次殷墟发掘划上了句号。中国的考古学，自此停顿了漫长的12年。
不仅如此，四年解放战争过后，不但工作仍然无法继续，所有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在1949年，都突然面临着一个人生中的选择：北京OR台湾
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梁思永、郭宝钧、夏鼐、胡厚宣等中国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们，在他们的人生中，需要作出一次重大的历史选择。
选择结果是：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选择去了台湾，后四位留在了大陆。
我无法评价他们各自选择对个人人生的优劣，但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离开了大陆这片根基和沃土，个人成就再也无法进步了。
而留在大陆的，在新中国今后的日子里，还有自己事业的高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史语所的15次殷墟发掘划上了句号。中国的考古学，自此停顿了漫长的12年。
不仅如此，四年解放战争过后，不但工作仍然无法继续，所有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在1949年，都突然面临着一个人生中的选择：北京OR台湾
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梁思永、郭宝钧、夏鼐、胡厚宣等中国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们，在他们的人生中，需要作出一次重大的历史选择。
选择结果是：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选择去了台湾，后四位留在了大陆。
我无法评价他们各自选择对个人人生的优劣，但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离开了大陆这片根基和沃土，个人成就再也无法进步了。
而留在大陆的，在新中国今后的日子里，还有自己事业的高峰。

国博展出的后母戊鼎
这是代表殷墟青铜文化最高成就的后母戊鼎。重825公斤，也是人类目前发现最重的青铜器。中国的青铜文化从考古学的发现来看，比中亚地区迟约1000年，但中国青铜文明达到的高度，是任何其他文明无法企及的。后母戊鼎的纹饰、铸造工艺、器型等，也是商武丁时代的标准器，为其他青铜器的断代提供坚实的参考。

这是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距今约4600年。在国博可以看到。这种刀和现在的刀有非常大的区别，古人用这种刀主要是割植物的穗用的。
那年我第一次看到后母戊鼎的时候，被它完全镇住了。难以想象，就是从这把小刀开始，中国古人不停的发明创造，达到世界巅峰，这独一无二的青铜文化，实证那时中国文明甩下世界其他国家一大截。

但当时，中国的新政权对争取李济回到大陆执掌中国考古似乎是充满信心的。
考古学家石兴邦曾透露，1950年考古所成立时，由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所长，但一直是虚职，所中事物由几个副所长夏鼐、梁思永等负责。1958年，郑振铎空难逝世，所长改由历史研究所所长尹达兼任，依然是遥领。他非常不解，去问夏鼐，夏鼐告诉他“所长可能是给李济先生留下的。”夏鼐和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个信息应该是可靠的。
隐蔽战线在其中做的工作，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根据李济之子李光谟的经历，可以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子。
本来1948年底，22岁的李光谟跟随父母到了台湾。但不知为何，又重新回到上海同济大学读书。不久，李光谟的政治想法完全变了，给他父母写了一封很革命的信，表示了决绝的态度，这让李济夫妻措手不及，但李济并未因此回归。
在1960年夏天，国家又安排李光谟了与李济在澳门见面，但仍然没有说动李济。
我想60年让李济回归已经很困难了，当时国内出的发掘报告政治挂帅，被李济诟病，认为空洞无物，全是政治口号，这导致国内在1958年开始在《考古》等公开刊物上对李济开展了一轮大批判，这让李济非常难过。他做事说话全是从学术的角度，并没有掺杂政治的因素。所以，这层顾虑下，他很难回到大陆。
自此，大陆断绝了李济回归的希望，夏鼐才正式接任考古研究所所长。
这些历史一直被模糊，直到李光谟晚年接受采访、《李济传》、《夏鼐日记》等陆续发表，才为世人熟知。

李济对中国考古学有巨大的贡献，我们前面已经阐述很多，但还想补充二点：
1、李济推动了文物立法，确定地下发掘的一切文物归国家所有，任何人不能买卖这个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文物法》沿用了这个条款，所以我们大家现在能到博物馆看到那么多国宝文物，都有李济先生的功劳。
2、李济先生的品格也很高尚，他作为中国考古发掘领军人的时候，就定下了一条规矩：考古工作者不搞收藏。这一原则至今被两岸考古工作者遵循，然后一代代的传下去。李济先生逝世的时候，他的遗物中就没有一件文物古董。
第二条我曾经向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先生询问，他表示这是必然的。
李济后来主要是做研究，教书。他最得意的弟子是张光直（后来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80年代，张光直说过一段话：中国考古，至今仍然活在李济的时代。
我想现在，随着科技考古等各种手段的兴起，我们国家的考古已经今非昔比，但李济，作为中国考古之父，实至名归。

下面，我们将进入新中国，见证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波澜壮阔。这也是中国考古人12年沉寂之后的爆发。

另外，我此贴本来想随便聊聊文物、考古的知识，却写成了有点中国考古史的味道，这个要求就高了，而且命题有点大，我尽力写，但需要的材料和组织就要花更多的精力，难免疏漏，大家包涵。
能看到这层楼的，估计也是真喜欢考古的。

新中国建立，原有的架构被打破，新的架构在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
首先，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第二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成为所直属研究机构。这无疑提高了考古在国家中的地位，原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的考古组，直接上升到独立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不但吸收了原史语所考古组留在大陆的原班人马，还合并了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之前存在在中国大地上的两支最重要的考古力量，完成了会师。考古研究所，从此成为中国的考古主力军。
全国的院系大调整，其中清华的国学院调出到北京大学，成立文博学院，同时历史系下专设考古专业，自此北大的考古系独步海内，成为中国考古的黄埔军校。清华直到现在都没有考古系，一直耿耿于怀。好在清华到底是中国高校的大BOSS，她的历史系复建后很快恢复元气，出现了李学勤先生这种国学大师，让清华和北大可以分庭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