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M即历史周期律的表现形式之一。终止历史周期律即终止革M。
认识到革M是历史周期律的表现形式之一，对真正理解历史周期律至关重要。认识不到这一点，則可能坠于试图以制造历史周期律的手段（如革M）走出历史周期律的自相矛盾境地。

近代所谓“民主”运动的本质，就是利益至上，也就是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结成不同群体，然后大家相互博弈斗争，其目标是物质利益。可见从理论上讲，这种东西是属於功利主义的。

功利主义是必然要妨害人的根本自由的，这一点在《漫谈恨祖人士的前世今生》中已有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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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立言”而发帖

有人会说，你的帖子看的人极少，为什么还要写？或者，为什么要一周才发一次言，这样岂不更显冷清？

其实，老夫上网之目的与众不同，非为吸眼球凑热闹，实为“立言”而已。――何来此说呢？

中国文化讲究“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

其中最重要者，实为“立德”（这与物质主义者认为“三不朽”中最重要的是“立功”不同）。何也？

因为这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四辨之学”（人禽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华夷之辨）了。

――其中，“义利之辨”，实为“人禽之辨”、“王霸之辨”与“华夷之辨”的基础。

中国文化与夷狄“文化”之别，即在于此。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之别，亦在于此。

具体而言：中国文化，重义轻利。夷狄文化相反，重利轻义。

义，是“德”之范畴。故重义即重德，重德需立德。

因此可以说，正是为了有别于禽兽与夷狄，中国的古圣先贤们才会坚定不移地把“立德”作为基本追求，――毕竟，若无此而单追求“立言、立功”的话，则强盗土匪们也能做到。――比如希特勒写过《我的奋斗》，这算立言；希特勒征伐四方，也算立功。

可见，中国文化的“三不朽”是以“立德”为基础的。

“立德”即“破心中贼”，“立功”则是“破山中贼”。于阳明而言，立德（破心中贼）难于立功（破山中贼）。但于众而言，则立功实难于立德。毕竟于众而言，立德尚有机会，立功则全无机会。

而德虽可立，却非短期能立，乃为毕生追求，至死方休。

由是观之，“三不朽”中可短期而立者，惟“言”耳。

此即老夫上网之目的只为“立言”的原因。

既然上网只为“立言”，那么暂时有没有人看就无所谓了。毕竟“立不朽之言”者，是不计较一时之短长的，――来日方长，历史才是最终的裁判者。

自由，比民主更重要。

近现代民主之本质，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强迫民众参与政Z活动，他们完全忽视了“人们既有参政之自由，又有不参政之自由”的历史常识。

所以自清末以来，就有好事者不断组织各种群众运动，但因中国人自古就不善长搞西方式群众运动之故，所以自清末以来的所有群众运动，几乎都以一地鸡毛收场，可以说，从无善果。

这也是因不懂中国国情而盲目效法西方之结果。

欧美人此次疫情中表现出的无法自控的奴性，发端于其千年中世纪之集体农庄农奴制的历史文化基因。

可悲的是，他们及很多脑残的中国人，竟认为这种奴性是“文明的、进步的”，何其荒唐？

世人之是非善恶，已尽皆颠倒！

无知愚盲之辈，车载斗量！

以民主为目的之问题在于，它缺乏一个基本的东西:价值判断。

也就是说，它缺乏对是非善恶的判断，这样问题就来了：

在是非混淆、善恶颠倒的民主状态下，会出现如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卖Y合法化、吸毒合法化的恶劣现象，更有甚者，会出现民众把希特勒这样的人选上台的历史悲剧，这都是因为是非混淆、善恶颠倒所致，也就是缺乏正确价值观所致。

民主要成为目的，仅当在具备正确的价值判断之前提下，才是合理的，才不致酿成悲剧。

换言之，仅当在全社会的大多数人具有求真、求善之价值观的基础上，民主才是可行的。

否则，民主或为道德堕落之推手，或为多数人暴Z之工具，危害不容小觑。

75楼 @东风吹碧树 的观点不错。因为他强调了价值判断：程序正义。

但程序正义既可为手段亦可为目的，不代表民主也行。――关键在于程序正义有正确的价值判断。正义就是正确的价值判断。

而民主不该成为目的之因，就在于其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

与人类社会不同的是，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残酷斗争是无“恶意”的。而人类却是所有动物中唯一能产生“恶意”（包括害人之欲、贪欲等）的玩艺儿。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是唯一能产生正义同时又最易失去正义的动物。――且由于智力水平的限制，动物世界的残酷斗争模式总是有限的残酷、有限的斗争，而人类之高智能决定了其破坏力要亿万倍于动物。因此人类社会一旦效仿动物世界的残酷斗争模式就必将进入快速自毁状态。

在所谓“进化”的过程中，为了满足各种毫无意义的人欲，人类为自己虚构了大量虚假的概念，这些虚假的概念驱动人类去为了物质利益而斗争或犯贱，最终沦为禽兽不如的恶魔。

以民主为目的之问题在于，它缺乏一个基本的东西:价值判断。――同理，以自由为目的之问题也在于此。

单单以自由、民主为目的是有严重缺陷的，人们应该自问：什么样的民主与自由才可以成为人们追求之目的？

答案是：好的民主与自由才可以成为人们追求的目的，相反，坏的民主、坏的自由……都不该成为目的。

至于何谓好、何谓坏？如前文《做一个好人，是手段还是目的》所言，――“不害人，是做好人的底线”，因此，“不害人”，也是“好”这个概念的底线定义，同理，“害人”，就是“坏”之概念的基本定义。

关于好的自由与坏的自由之概念，前文《群散论》早有阐述：

〖6，人禽之辨：人的自由与非人的自由

⑴有德的自由与缺德的自由

自由，是天赋人权。而如上所言，中国自古并不缺自由。那么何以清末民国人士们仍要可劲儿地争所谓自由呢？此除了头脑简单的要“依样画葫芦的抄袭模仿”欧日之外，主要还在于没有搞清人之自由与非人自由的区别。要明白二者之不同，先要搞懂人禽之辨。人禽之辨，即人与动物的区别。二者之别，在于人具备自我觉悟以及自我控制的能力，而动物则鲜有此能力。正因此，故而人具有遵守道德规则的能力，而动物亦鲜有此能力。此即人禽之别的关键。

因此，人的自由，必建立在严格自控之基础上。注意，自控本身就是一种“不自由”，——即不再有非人式自由。但也恰因其“不自由”（没有了“非人式自由”），因而才获得了真自由（人的自由）。质言之，人的自由，就是在可以遵守道德规则之基础上形成的那些自由，——诸如思想自Y、言论自Y等等，通俗地说，人的自由，即是“有道德的自由”。

而“非人式自由”，即是在无法自控基础上——也就是无法自觉遵守道德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自由”，诸如性自由、卖Y嫖C的自由、同性恋自由、吸毒的自由等等，所以通俗地说，“非人式自由”，即是“无道德的自由”，故可简言之为“缺德的自由”。

而清末民国人士们所要争的，很多恰是“缺德的自由”！比如中国传统时代维持社会道德主要靠的是“自觉”，亦即“自我监督”，而自我监督，就包括了家庭、家族内部亲人的相互监督，这都属于“自律”的范畴。但清末民初的“进步”人士们却认为这种来自家族、家庭的自我监督，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故而极力鼓吹打破家族、家庭之羁绊。

如梁巨川先生言，“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43］ ——如上所言，家庭监督是“自我监督”范畴，亦即自律范畴，而“进步”人士们所谓的“社会相互监督”，则是他律的范畴。前文《国民性》曾言，“日本人靠的是他律中的来自社会舆论的强制”，所以反传统人士们之所以要推崇“社会互相监督”，仍出于要“依样画葫芦地抄袭模仿”日本而已。——但问题是，中国之国情与日本有天渊之别，中国自古以来数千年就是靠的“自律”来维持社会道德，岂能凭反传统人士们一时兴起、一拍脑袋就能改成日本式的“他律”么？答案是完全否定的。故而在当时“进步”人士们的鼓噪下，世风迅速恶化！——所以梁巨川才说，“民国以来，专尚诡谋，不由正义，自上下下，全国风行，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乃至“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国性不存，国将不国”！［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