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富裕的农村，有贫穷的农村。同是农村，如何对待？

农民被允许进城，大概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82年以后，这个方面的政策可以查找的到。但是这个只能涵盖到城郊结合部的少部分农民，对于绝大部分农民来说没有多大意义，种种客观条件不允许。
在集体公社解散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有一个“顶职”，或者说“接班”这个政策，好多上线下乡的知青就是用包括顶职在内的理由回到了城市。
“顶职”这个政策利于城市人口就业，但同时也封闭了普通农民进入城市工作的一条通路。这也是国情所在，算是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毕竟，落后的工业需要不了很多的工人，城市人口再加上考上中专或者大学的农民子弟，也就可以保证企业运营了，那个时候还是国家对这部分施行包分配工作的政策，当然户口也会由农村户口变为城市户口。而落后的农业人少了不行。
那个时候，拥有一个城市户口，不单是原城市人的选择，也是很多农民子弟的梦想。
顶职这个政策后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取消。这个和国企改革有关。而城市工人包括进入城市，取得城市户口的原农民子弟，也便面临着下岗潮。。。

国企改革，城市工人下岗，相对于农村改革来说，迟滞了十几年。而这十几年当中，农村里大量的老农民到了退休年龄，但是得不到退休待遇。城市里也有大量老工人退休，他们可以享受退休待遇。
如果说抱怨，客观的来说，个人觉得，农民更有理由抱怨。

除前面所说的，因为国情原因，国家对于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相关政策和举措。但是城市的建设并不没有停止，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同时期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包括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弱了很多。比如，就说一个最基本的农村电力，水利设施，这个都可以在网上搜索得到。电力方面，农村里什么时候才实现了家家通电？至于水利，基本上是在吃改开前由农民自己义务劳动构筑的水利设施的红利。而当年参加义务劳动的农民，绝大部分后并没有得到到“义务与权利对等”的回报。
除了这些之外，还可以从城市居民和农民的住房做一个对比。从改开算起吧，国家慢慢的进行住房改革试点，相关政策可以搜索得到，一直到上世纪末，98年，差不多20年，接近于一代人的时间，国家才全部取消了住房包分配的政策。而这一时期的农民，需要自己翻新或者重建住房，这个和人口增长，原住房破旧，也不足以供一家人居住有关。

简单说一点我们国家“顶职”这个政策。有错误的地方，还请楼友指正。不足之处，亦请知情的楼友补充。

按照法律方面来说，“顶职”是从上世纪53年开始，86年10月国务院出台一个“企事业可以面向社会招工”，亦即“合同制工人”的政策，但是真正全国全面取消废止“顶职”，大概是在九十年代。

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参加工作，又称接班顶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项行之有效的劳动就业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子女顶替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化。

子女顶替就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劳动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是在新中国劳动制度建立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早对子女顶替问题作出规定的是劳动保险的有关文件。1953年1月26日政务院劳动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该草案第六章“关于死亡待遇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工人职员因工死亡或因工残废完全丧失劳动力，其直系亲属具有工作能力而该企业需人工作时，行政方面或资方应尽先录用。”这项规定中的子女顶替就业，只适用于因公死亡或因公残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这是当时党和国家关心职工生活，加强对职工的社会保障而规定的一项劳动福利措施。[1]
允许职工退休后招收其符合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是1956年1月14日劳动部发出的《关于年老体衰职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问题复轻工业部的函》中首次提出的。针对解放前遗留的轻工企业年老职工较多的实际情况，为鼓励年老体衰或常年有病不能坚持正常生产的工人退休，劳动部同意这些企业劳动力不足，按规定手续经批准从社会招用工人和职员时，可适当吸收退休后生活确有困难的职工的子女参加工作；对一些年老体弱已够退休养老条件的职工的子女，确实符合企业需要条件，又在当地城市中有户口者，可以顶替工作。但不宜形成一种制度刘嘉林、毛凤华等编著《中国劳动制度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页。。可见，这是仅在轻工行业中实行的一项特殊招工政策和权宜性的照顾措施，一般只是在招工中给予适当照顾，职工退休、子女顶替还没有形成制度。[1]
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大量增员，以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招收的职工大大突破当年的劳动力发展计划（原计划1956年增加职工84万人，实际增加815万人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8页。），也超过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劳动力的需要量。这样，中央强调“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人员”。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劳动就业和精简机构问题的意见中，提出要贯彻执行退休制度和新学徒制度，“为着鼓励年老职工退休，可以采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吸收他们的子女就业的办法”《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同志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1957年10月24日）。。到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要求压缩城镇人口，大量精减职工，减少商品粮供应。根据中央指示，我国从1961年至1963年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精减职工的工作。在这一工作中，职工退休、子女顶替参加工作作为鼓励城市中老、弱、残职工退休的一种政策全面实施，并逐渐作为一种就业制度确立、延续下来。[1]
在精减职工工作中，中央一再强调要妥善安置各单位都存在的大量老、弱、残职工。1962年2月，中共中央在一项关于精减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各单位的老、弱、残人员，合乎退休条件又自愿退休的，可以退休回家；有些可以调做轻便工作或者参加本单位的农业生产；一些不能作上述处理的，暂列编外，仍归本单位按照国家统一规定负责安置。中央责成内务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和提出统一安置编外的老、弱、残人员的办法《中央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1962年2月14日）。。为了鼓励老、弱、残职工退休，中共中央提出了允许子女顶替工作的办法。10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规定在今后城市减少职工工作中，“年老退休的职工，家庭生活困难的，允许子女顶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1962年10月6日）。[1]

1964年3月，综合一年来的试点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下发劳动部、内务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关于老、弱、残职工暂列编外以及安置处理工作的报告》，确定放宽老、弱、残职工退休、退职以后子女顶替工作的条件。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多数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而且退休、退职被污蔑为“半截子革命”，结果造成一大批已具备退休、退职条件的人员得不到妥善安置。正常的退休、退职工作被中止，子女顶替工作也陆续自行停止。[1]
子女顶替就业政策的再度恢复是在1973年。为了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6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即中发〔1973〕30号文件），明确指出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生、征兵、提干。

那么，“顶职”这个政策在实行的这么多年中，解决了多少城市居民子女就业呢？这个也同样有数据可以查询。
楼主这里只列出其中几年中的数据。

据统计，从1978年至1983年，五年内全国办理退休、退职的职工共有1220万人，其中子女顶替约900多万人，占退休退职人数的80%《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52页。。从各地顶替人员的来源来看，返城知识青年占了相当的比重。如上海市自1978年10月至1983年11月，全市职工退休退职共66万人，子女顶替578769人，其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22999人，所占比重达55.8%《上海劳动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61页。。广州市1976年至1980年，共顶替83095人，其中知青43489人，占总数的52.3%《广州市志》卷九（上），第278页。

122楼的层主和楼主在“顶职”面向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和由“顶职”而产生的乱象这些个方面有分歧。楼主在“顶职”涉及的群体中已经列出了相关政策法律作说明了。
而楼主后来在回复那位层主时说，考虑要不要就“顶职”乱象列出一点数据。楼主一开始并不打算在楼里涉及到这些。理由如下：
一，人都有私心，这个不分任何群体或者阶层，包括农民中也有这样的人。
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能因为某一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而否定这个群体的全部。
三，众所周知，我们中不乏有以一点而否定全部的人存在，比如阶层否定，区域否定等等。楼主个人觉得，这种思维不够理性，具有极端倾向。

粮食安全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头等大事，尤其是对我们这个人口大国，但人均耕地面积不足的国家来说，更是重中之重。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一个丘陵地带的农村，因为种田收益相对来说很低。有一位农民便尝试着以农田来发展养殖业，把几块相邻的，田埂三面高一面低的水稻田块改造了养鱼，自己在田头搭个棚照看。忘记他是养了几年之后，当地政府要求他把鱼池再改回稻田种水稻。

以前在广州打工，租的是一室一厅的房子。第二年房东收房租，因为熟了，便和房东笑说道，别人家的房租都涨价了，你家怎么不涨？
房东说，我有三栋房子出租，我不是靠涨房租吃饭。不像别人是二手房东，物价涨了，他当然也会涨房租。

2817年，”中央农村政策部门在宣传解读中央“一号文件”时也多使用“我国有9亿农村人口”的提法。因此，说“9亿农民”或“9亿农村人口”都是可以的。
同是2017年，据人民日报报导，2017年末全国耕地面积20.23亿亩。
也就是说，供农民使用的耕地人均不过两亩多一点。
没有找到2019年的数据，但是按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减少来看，现在可供农民使用的土地大概也不过两亩。
所以楼主有一点想不明白，当年农村条件艰苦的时候，没有听到那么多人愿意留在农村或者选择做农民的声音，为什么现在这种声音却时有听到？

“顶替”或者说“顶职、接班”，在一定的时间内，稳定了城市人口的就业，制约了农业人口不至于大量流向城市，保证了工、农业的稳定。但是它有利有弊。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子女顶替工作的开展，各地在执行该项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问题。

其一，不少地区在国家职工子女顶替政策基础上，自行规定干部退休、退职时，也招收其一名子女参加工作，扩大了顶替的范围。
由于1978年6月《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对干部退休、退职后照顾招收子女问题未作具体规定，有的省在执行中就将工人退休、子女顶替政策适用范围扩大到党政机关、群众团体、文教卫生等事业单位的退休、退职干部，办理了干部退休和照顾招收子女。如江苏省规定：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干部退休后，可照顾招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就业；子女是农业人口的，在退休、退职干部户口迁回农村后，办理招工手续；科研、教育、卫生等部门确有真才实学，相当于工程师、讲师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因工作需要暂不退休，经市、县劳动、人事部门审查报省批准后，可以照顾招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就业，待本人退休后，不再照顾招收子女。1980年年底，这一规定又扩大到离休干部。《江苏省志·劳动管理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2～33页。当时黑龙江、吉林、贵州、湖北、山东、福建等省均实行了类似办法。这样就使子女顶替就业在很多地区成为广大干部、职工中的普遍现象。
由于干部的情况和工人不同，允许招收离休、退休、退职干部的子女进入科研、教育、卫生等系统就业，使这些系统的技术水平明显下降。以重庆市教育部门为例，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市通过子女顶替的办法，吸收了5000多名教师，其中多数人由于没有受过应有的教育，“顶不起”父母所担任的教学工作，给教学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人民日报》1980年11月5日。。再如，吉林省不少医疗部门的壮年职工提前退休，让子女顶替，使医疗卫生系统的技术水平明显下降。以致吉林省人民政府不得不下发文件，强调不得任意降低退休条件，并严格控制非技术人员进入卫生系统。《人民日报》1980年12月18日。

其二，顶替工作中出现了大量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违反纪律和政策的情况。
《暂行办法》第一条规定:“男年满五十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退休；第五条规定:“不具备退休条件，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应该退职。”由于在实践中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这一条不好掌握，许多不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干部、职工，包括相当一部分工作和生产上的骨干，为了尽快让子女就业，设法取得假的患病证明,提前退休或借故退职。如从1980年到1982年初，在南京电子管厂的退休职工中，有40人持有医院的“癌症证明”。经省卫生厅、省和南京市劳动局等有关部门联合调查核实，这40人中只有1人患有癌症，其余39人的癌症都是假的《人民日报》1982年3月25日。。这种做法，不仅败坏了医院的声誉，而且干扰了职工退休政策的贯彻执行。
而且，有些人为了提前退休或退职让子女顶替，有的更改户口，有的虚报年龄；少数人甚至进行非法交易，买卖顶替名额，滋长了不正之风。还有些部门和单位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严格执行《暂行办法》的规定，致使一些未到用工年龄，甚至在校学习和在部队服役的子女都顶替参加工作，一些不符合用工条件的职工子女，不符合招工条件的职工子女，甚至盲、聋、哑、残、呆傻青年或精神病患者顶替进入了用工单位。例如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79年以后顶替进厂的职工子女185人中，有23人有劣迹行为，多数身体状况不佳，约50人患有癫痫病、心脏病、高度近视等慢性疾病。这些行为，严重地影响了职工队伍的素质，并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有人痛心地说：“退掉一大批财富，接进来一大批包袱。”《关于第一汽车制造厂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1982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

其三，职工提前退休又带来了诸多方面的的消极后果。
第一，一部分生产骨干技术纯熟的老工人提前退休，使职工队伍的技术水平下降，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据统计，1978年至1981年，上海市共退休职工63万人，其中有22万人是提前退休的，占总数的35%胡焕庸主编《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353页。，使生产受到一定影响。第二，有些提前退休的技术工人又因工作需要被工厂请回，补发20%的工资照旧工作，以致在职职工的编制进一步扩大，不利于待业青年的安置，也违背了国家制定子女顶替就业政策的初衷。第三，有些退休工人被高薪聘到一些集体企业，其工资比在职职工高出很多，影响在职职工的思想情绪。仅据上海灯泡三厂、工业玻璃工厂、精益模具厂、玻璃机模厂、器皿模具厂、玻璃搪瓷铸造厂、搪瓷机修厂等7个单位统计，在1979年退休的职工中，有近百名通过各种渠道到江苏、浙江、上海郊区等地的社办工厂，担任技术指导、顾问、采购员等工作。社办工厂除了补足退休金的工资差额外，还发给营养费、车船费、加班费等，每个月少的五六十元，一般的七八十元，最高的百余元，和退休金加起来，大大高于退休前的收入水平。《人民日报》1979年8月28日。在职与退职职工收入悬殊，不利于企业内部的安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