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这一年，日本一个和尚小栗栖香顶坐船从天津到通州，路程不过两百多里，却整整需要七天。一切真应了诗人木心写在《从前慢》里的那番光景——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车马很慢，最常用的联络方式莫过于书信。北宋词人晏殊殊在《清平乐》中写道：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
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

“鸿雁在云鱼在水”，就是古代两种传递书信的途径。

一种是“鸿雁传书”，最早出自《汉书·苏武传》：“数月，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古代很多诗人都在诗词中提到“鸿雁传书”之事。

另一种传信方式比较特别，叫做“鱼传尺素”，这一典故最早见于汉末的《饮马长城窟行》：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
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

《饮马长城窟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曹道衡、余冠英合著的《乐府诗选》解释为：“《相和歌辞·瑟调曲》之一。这首当是无名氏古诗。《文选》李善注云：‘此辞不知作者姓名。’《玉台新咏》则以为是汉蔡邕所作，不可信。”

诗中的“双鲤鱼”究竟是何物？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其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孩子的唐诗课》（2019.8版），作者是六神磊磊，这个名字一读就感觉不是真实名字，毕竟市面上“坑娃”“坑钱”的书实在太多了，作者姓甚名谁，实在不好意思说了。六神叔叔“诲人不倦”，他是这样给孩子们传授知识——

诗里说：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远方终于来了客人，也就是丈夫托人捎信的使者，给我带来一对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发现鱼中有信。尺素书，很小的丝织品，就是信。

其四，老牌名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杜牧诗歌赏析》（2017.6版），马玮所著，在“他年寄消息，书在鲤鱼中”的注释——

有一首汉乐府诗是这样写的……意思是说，有远方来客，送给主人一对鲤鱼，叫儿子剖开鲤鱼烹食，却发现鱼腹中有一尺长的帛书……这就是“鲤鱼传书”的典故。

其五，本想略过不提的，既然前面都已经得罪了，不妨再来一瓶。人大出版社王子今著的《秦汉文化风景》，里面有一段内容：

“《文选》卷二七记录了一首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意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说有客人来自远方，带来了两条鲤鱼。吩咐童子烹鱼，发现鱼腹中有写在素帛上的书信。……”

这个连儿子都不是，变成了童子。

以上诸说，皆是望文生义，据冉魏华在《<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诗本义新考》一文指出，持真鲤鱼一说，如唐朝吕向云：“遗我双鲤鱼者，深隐之物，不令满泄之意耳，命家童杀而开之，遂得夫书也。”（吕向认为，李善《文选注》繁琐深奥，不易读懂，遂会同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等，用通俗的词语加以注释，刊行于世，时人称为“五臣注”。）

但冉魏华的引用资料出自何处？费了一番周折，我终于在浙江古籍的巜六臣注文选》查到了原文“遗我双鲤鱼，鱼者，深隐之物，不令漏泄之意耳，命家童杀而开之，中遂得夫书也。”冉魏华除个别字误，大体不差。

这个“双鲤鱼”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将会影响我们对全诗的理解。

幸亏，我们还有《唐诗三百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前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我们先来读读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诗三百首》，清蘅塘退士编选，才女陈婉俊补注，这个版本“考核援引，俱能精当”，影响较大的。书中有一首李商隐的《寄令狐郎中》：

嵩云秦树久离居，
双鲤迢迢一纸书。
休问梁园旧宾客，
茂陵秋雨病相如。

陈婉俊对“双鲤”的注释——

［双鲤］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按，肄园居士注：《升庵诗话》：古乐府诗：“尺素如残雪，结成双鲤鱼。要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据此，则古人尺书结为鲤鱼形，即缄也。

再查中华书局的《唐诗三百首》 ，张忠纲如下解释——

双鲤：《文选·古乐府》之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后人因而用双鲤代称书信。明杨慎《丹铅总录·物用类·简牍》中，则以为汉代书信，有以绢素叠成双鱼之形者，古乐府中烹鱼得书，乃譬况之言。

同样还是中华书局，郭浩瑜所著的《笠翁对韵》，他有一段很详细的解释——

鱼书对雁字，草舍对柴扉：鱼书，出自汉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古人把书信放在雕刻或彩绘成鱼形的两块木板中，合拢以后，用细绳在线槽中围绕三圈，然后再穿过一个方孔绑缚好，在绳头或交叉之处，用黏土封上，盖好印章。这种信封就是所谓“双鲤鱼”了，里面是用生丝绢写的书信，谓之“尺素”。将尺素放在鱼形的木制信封里，大概是汉代贵族们的一种习惯。后人以此为典，信封虽非鲤鱼之形，亦称为“鲤鱼”“双鱼”“双鲤鱼”等，如唐罗隐《秋日有寄姑苏曹使君》的“水寒不见双鱼信，风便唯闻五袴讴”等。

我们再进一步考证《玉台新咏》的古人拟作，明显与“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相似者有如下数篇：

客从远方来，
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
下言久离别。
（卷一《古诗八首》其四）

客从远方来，
遗我一端绮。
相去万余里，
故人心上尔。
（卷一《古诗八首》其五）

客从北方来，
遗我端弋绨。
命仆开弋缔，
中有隐起珪。
（卷四荀昶《拟青青河畔草》）

客从远方来，
赠我鹄文绫。
贮以相思箧，
缄以同心绳。
（卷四谢惠连《代古》）

古代书信一般写在布帛上，因而，“双鲤鱼”应当与布帛有关。

唐李冶《结素鱼贻友人》: “尺素如残雪，结为双鲤鱼。欲知心里事，看取腹中书”，唐人去古未远，明言将尺素结为双鲤鱼状，并未言及木头或者真鱼。

清人胡绍煐《文选笺证》卷二十三引杨慎《丹铅余录·古乐府》: “尺素如残雪，结成双鲤鱼”，云：“据此，知古人尺素结为鲤鱼形也，下云烹鱼得书亦譬况言之。”

从古人拟作及胡绍煐所言可知，“客从远方来”所遗之“双鲤鱼”，是写在布帛上的被结成鲤鱼形的书信。我们从拟作中找不到用木头制成鱼形书函的证据，而理解为可吃的真鱼则更不可从。

所以，不管是上海古籍版的《唐诗三百首》，还是中华书局版的《唐诗三百首》，它们对“双鲤鱼”的注释是可信的，“双鲤鱼”指写在布帛上的鲤鱼形书信，不是用木头制成的鱼形书函，更不是可吃的真鱼。

另，唐咏章在《乐府诗选》（中信出版社出版）阐释“烹鲤鱼”为打开信函的形象化说法。这个也是不够准确的。

“呼儿烹鲤鱼”，系化用《桧风·匪风》 “谁能烹鱼”句。清人胡绍煐云：“此即《桧·匪风》 ‘谁能烹鱼’，以兴怀我好音之意，故古诗借以为喻。”近人黄节《汉魏乐府风笺》亦云：“《诗·桧风》: ‘谁能烹鱼，溉之釜鬵。谁将西归？怀之好音。’烹鱼得书，古辞借以为喻。”两者所指相同。

“双鲤鱼”，不仅是指写在布帛上的鲤鱼形书信，而且还是指男女两情相悦的私密信函。“鱼腹中安得有书。古人以喻隐密也。鱼，沉潜之物，故云。”（明代顾元庆《夷白斋诗话》）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高水阔知何处”，在中国古代传说里，不仅大雁可以传书，鱼也是可以传书的。只不过，一个翱翔天际，一个却深潜海底，就像泰戈尔说的那样：“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飞鸟与鱼的距离。”

古往今来，鱼传尺素，去路茫茫，砌成此恨无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