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三联书店推出哈佛大学普鸣（Michael Puett）教授关于早期中国文化的两种学术著作：《作与不作》《成神》。普鸣是获得哈佛大学杰出教学教席的五位教授之一。他开设的“中国课”——《古代中国伦理与政治理论》——是哈佛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通识类选修课之一。关于普鸣教授在哈佛授课的盛况，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刘晨写有很好的文字，三联学术通讯豆瓣小站曾经发布过，有兴趣的读者们可以去看看：《哈佛大学如何上“中国文化通识课”？》（http://site.douban.com/162358/widget/notes/8717941/note/332278697/）

2015年11月4日，赫芬顿邮报网站登载了活跃在韩国的美国学者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对普鸣教授的访谈。访谈中，普鸣从东亚教育谈起，一直延伸到全世界的“教育危机”，现将访谈内容呈现于此。

普鸣（Michael Puett），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学院教授、宗教研究委员会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尤其是早期中国的道德、礼仪与政治，兼备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与哲学等多学科视角。他为本科生开设的“中国伦理与政治课”是哈佛大学最火爆的课程之一，以此为基础出版的《哈佛中国哲学课》也在国内外大受欢迎。普鸣的学术代表作有《作与不作：早期中国对创新与技艺问题的论辩》（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和《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To Become a God：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ization in Early China），两书中文版均由三联书店出版。

亚洲教育的得与失


主讲人 | 普 鸣


访谈人 | 贝一明


翻 译 | 王晨晨


贝一明

亚洲对于教育非同寻常的重视令人称道，一些美国的父母们想要模仿这种学习方式。但是亚洲人觉得他们的教育体系已经完全失控。学生们被各种考试和证书压得喘不过气。我们必须问自己，为什么亚洲人认为去什么学校如此重要？

普鸣

我认为针对亚洲教育的这两种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一方面，东亚地区的确在传统上极为重视教育。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传统的成果：东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中对教育的重视直接相关。

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目前东亚对教育应该如何发挥实效预设着相当危险的想法。东亚这种用考试去评价教育，并将所有的社会成就和考试挂钩的趋势相当具有破坏性。这意味着，孩子们在学校从老师那里所接受的一切教育，其首要目的是让他们在考试中拔尖，这样他们就能在升学的时候快人一步。这些考试实际上考察的是天资，比如说一些考试是用来检验你是否对数学独有造诣，那你就会朝数学这个方向发展，或者你在其他领域表现突出，你就会被拉向那个方向培养。这种教育方法和东亚过去对教育以及社会服务的理念有关，尤其是精英政治（meritocracy）的概念。

在中国，考试的初衷是去创造一个人们可以系统接受教育的体系，而且如果学得优秀，就能到政府部门高就。这一想法很了不起。

贝一明

中国、日本或者韩国的精英政治现在被一些大型考试控制，它们私底下勾结备考产业，并从中牟利，因此有动力维持该体系运作下去。这种情况引发了强烈反应，有些人甚至为了逃避而把孩子送到美国。

普鸣

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亚洲的教育走得太远了，而我们需要悬崖勒马。正如某些人认识到了教育是如何在前现代东亚社会发挥作用的那样，我也想说，“看呐！ 传统的亚洲有很多闪光点值得我们学习。”考试热不应该和传统的亚洲教育方法混为一谈。

如果你去研究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理解教育和修养的，以及他们的精英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你会理解，尽管考试很重要，尽管学习也和考试相关，但学习还存在着另一个维度，那就是一种强烈的修身愿望。教育是通达个体生命和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它远远超出如今亚洲学生用各种技巧对付的狭义的考试。

贝一明

我想起了林语堂的经典著作《生活的艺术》，里面详细叙述了大部分中国传统中非常人性和人文主义的观点。它和我们读到的明清两代的“考试地狱”是两码事。林语堂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生命本身就是教育的目的。

普鸣

传统中国教育的关键之一，是它并不完全依凭天资。这种教育背后的整体理念是——人本就是不完美的。我们一生最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修养自身。

所以传统学习中的关切，不在于说相比于其他科目你是否更有数学天赋，它的观念更多是“不，你不是生来就擅长某些事。你把自己培养得擅长某些事，应该注重练习、训练，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儒家学者不看天资。即使对先天条件有所要求，他们看中的也是积极的性情。培养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对他们来说学习并非主要学技能。你获得技能是为了实现某些更高的目标。但这更高的目标，它意味着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核心关切。这个更高的目标是用道德词汇定义的。做一个有教养、讲道德的人就是目标本身。

他们希望培养有道德的人，通过教育，这些人能够具有体察所处情形的能力，知道生活中该怎么做才能帮助周围的人。尤其是领袖们必须有伦理基础，手握权力的人们应该知道怎么做才能帮助他们管理的人。

权力常常伴随着滥用的可能性，对那些将要当权的人而言，重要的一点是强调道德教化，记诵或是解决问题并不那么重要。讽刺的是，东亚现在使用的考试形式破坏了传统教育的所有这些方面。

现在人们经常更强调天资，而非自身的发展。如果有发展的意识，也不是用在性格、态度或伦理情感上面。现在教育关注的事情，你都可以用标准化方式检验：“你擅长数学吗？”

普鸣教授在哈佛开设《古代中国伦理与政治理论》课程

贝一明

在韩国和日本，标准考试和三十年前十分不同。过去有一些问题要求复杂又多维度的思考。除非你对问题真正有洞见，否则不可能只通过应用公式就答得出来。然而今天的考试只是确保，如果你去过补习学校并且无数次练习过这些问题，你就会得高分。它没有创造性思维，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普鸣

是的，现在人们把考试当成“通过仪式”，而不是学习的过程，这是一股不幸的潮流。这一改变破坏了教育曾经的定义。如果你研究过中国人分派官职的科举考试，其内容绝对不是你花一生时间能够死记硬背的。这种考试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试图考察出你是否会变成一个好人。

贝一明

考试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显然每个朝代都不一样，但是人们如何通过科举制考量一个人的道德教养？

普鸣

我举一个例子吧，这些考试包含着没有答案的问题。他们会给你一个难题，然后问你：“如果你是一个政府官员，你会如何处理？”这些考试不可回答是因为它建立在大量复杂的问题之上。你会明白当时的考试不是要你给出一个正确答案。大多数情况下，它没有正确答案。它考察的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撰文论述你会如何去应对这一复杂的处境。这样的考试要求的是广博的学习，人们从历史中汲取同当前处境相关或不相关的知识。所以实际的考试是考察假如你是当权者，你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认清了现实处境，然后认清了自己应怎样得体地行事。通过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一次极强的教育经历。而考试的全部关切是：“通过这次考试经历，你把自己培养成更好的人了吗？”这才是你被考察的地方。你必须展现性格发展和教养过程的方方面面。你不能只是死记硬背XYZ这些技巧。

贝一明

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阶段，考试包括了诗歌、文学、文章写作。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中国古人如此重视文学创作这一事实？

普鸣

因为过去的考试关注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如何设计考试，使之能够拣选出那些真正因教育而变得更好的人？”我们需要新的方法去考察出这种人格品质。比如说要求你写诗就是新方法之一，要求别人去写诗听起来或许有些古怪，但假设你读过别人的诗，你应该能够感受得到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认为这个想法有点意思。他们不是考你是否写了首好诗，而是考你在整个创作过程里表现出的道德品质。

贝一明

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文本该怎么讲授，口头或书面测试的作用这些方面，你如何描述教育的本质？传统中国教育的经验能告诉我们什么？

普鸣

传统中国教育经验的核心在于把人培养得更好，当然它还是要求学生读很多书，记很多诗。但它不止于此。

《教育的目的》 [英]怀特海 著 徐汝舟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贝一明

教育从此开始。

普鸣

所有学习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教师以《论语》中孔子的形象为榜样。《论语》中孔子和诸弟子一道努力学习，他首先使自己变得更好（推己），然后帮助他人成人（及人）。

孔子一般是这样教学的：当孔子遭遇一些情况时，弟子常会引诗来解释当下处境，并试图改变它的含义。孔子的要求没有标准答案。他只是说：“好吧，引用些诗，现在是这种情况，引些既符合现在说话的语境，又能推进讨论朝好方向发展的诗歌吧。”所以如果某弟子引用的诗对当下处境而言过于显白，孔子会摇头说：“不，不。”如果某弟子引用的诗太古怪，孔子会点评：“不，不，不。”这时某弟子会引用其他诗行，孔子会说：“对的。”“对”，意味着这几行诗不仅切合实际，而且能以一种有力的方式促进观者开拓思路。简单地引诗就可以使听众对这个处境的回应不同。

贝一明

考试本质而言是具有变革的能力。

普鸣

正是如此。孔子的理念不是告诉弟子们这个情况下就该引用这组诗。这里考的是：你是否能很好地领会现实处境，并且学以致用到现实里，改变周遭的人们。孔子的教育方法就是你要找的教育体系。问题不在于你学了多少，而是你是否在日常生活里活用所学造福邻人。

贝一明

今天亚洲乃至全世界教育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老师们必须使学生消化所学信息。学生们只是容器，任凭你不断倾倒知识，但到最后，他们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多装了些知识。这个过程不是变革。学生应该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改变。

普鸣

所有东亚文化基本的观点，都认为教育是一种改变的方法。而在这么多当代教育中，你能变得很强，面对所有考试题型都游刃有余。你能得到“A”的成绩，标准考试的高分也手到擒来。但在传统东亚，这种教育的方法是不可接受的。教育的整个关键是具有改变的能力，变成更好的人。

贝一明

与此同时，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中，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周期性的特点：随着朝代的延续，考试会愈发变成脱离道德议题的形式主义活动。正是这些时候，人们不再重视抽象的伦理道德。

普鸣

我们确实可以发现这样的轮转，但是教育的演变不是绝对的，总是有可能找到改革的机会。千百年来，教育应该如何实行、考试应该如何设计才能考察人格这些问题，中国文化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讨论。不消说，他们从来没有达成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随着时间流逝，各种设计教育体系的方案会趋同，从此变得过分形式主义。人们会发现它们越来越远离实际的伦理问题，然后将会再一次出现大讨论。最终我们现在得以见到历史上的许多轮转。我认为中国传统使人激动的地方在于这些争论是关于价值的，而非考试分数。

回到现在，年轻人面对着受到考试强烈驱使的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对于教育是什么思考得极其有限。悲哀的是，我们把这种非常有限的想法当成“必然的不幸”，并认为它是如此自然不用去争论或重新思考教育体系。但是我们可以向历史学习。中国和韩国过去的讨论是有益的，它们为我们今天改革亚洲的考试文化提供了线索。我们需要去问：“现行教育体系层层筛选的价值何在？”如果我们对回答不满（我认为很多人不满意）就需要问自己如何能够改变。

贝一明

教师的角色是怎样的？相比于今天，教师在传统的东亚社会中有着非常不同的地位。韩国人和中国人经常说：“我们像过去一样尊敬我们的老师。”但是我并不相信，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生被当作消费的产品。

普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