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两汉
目录
第一节 楚汉两争霸，巴蜀作后方
第二节 文翁建石室，首创地方学
第三节 相如凤求凰，当垆卓文君
第四节 南方丝绸路，列备入五都
第五节 王褒与扬雄，汉赋二渊云
第六节 白帝公孙述，自立为成家
第七节 张陵入西蜀，道起鹤鸣山
第八节 刘备立蜀汉，三国风云起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途中病逝于沙丘（今河北邢台）。其子胡亥在赵高等人的篡诏之下发动了“沙丘政变”，赐死秦王长子扶苏、大将蒙恬，立少子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秦二世昏庸荒淫，加之赵高专权乱政，指鹿为马，赋敛益重。秦王朝虽在历史上拥有巨大影响力，但统治期间，滥用民力，大肆修建。当时全国人口两千万人，征调的民力即有两三百万，征集率达到15%，终至百姓苦不堪言，民怨四起。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绝境之下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怒吼，斩木为兵，揭竿而起，致天下响应。刘邦、项羽于江淮起兵抗秦。公元前207年10月，刘邦于咸阳郊外大破秦军，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刘邦率10万大军屯兵霸上（今西安东白鹿原）。
公元前207年12月，巨鹿之战中，项羽以数万军队，破釜沉舟，大败秦国最后的一支劲旅，由号称“白起之亚”的章邯以及王离等人率领的40万秦军，结果章邯战败而降，王离被俘。此时的大秦已再也无力回天。不久，项羽率40余万大军浩浩荡荡赴关中而来。
公元前207年12月初，项羽邀刘邦相聚于鸿门（今陕西临潼鸿门堡村）。在宴会中，刘邦在强大的项羽面前主动示弱，项羽心软而放之。项羽入咸阳后，火烧阿皇宫，杀死秦王子婴，分封诸将。

公元前206年4月，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立十八诸侯。自封西楚霸王，割梁楚九郡之地。刘邦被封为汉王，得军队3万，领巴、蜀、汉中三郡。秦地被封给章邯等旧秦的三位降将，故关中也叫三秦之地，意在阻止刘邦东进。刘邦及其部下非常气愤，誓要与项羽拼个你死我活。
巴蜀之地，在当时似乎并不是个令人待见的地方。自秦灭巴蜀以后，蜀地在世人眼中一直是“西南蛮夷”之地，地方偏远、交通不便，且信息闭塞，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中原。项羽将巴蜀封给刘邦，也是意在打压刘邦，让其失去逐鹿中原的资本。刘邦及其属下官员起初内心极度苦闷而无奈。然而，刘邦阵营中却有一个人很是高兴，这人便是史称“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
萧何早年曾在秦朝任沛县功曹，与刘邦算是同乡。刘邦起义之前，萧何便与刘邦、曹参、樊哙、夏侯婴、周勃等人成为莫逆之交，后来跟随刘邦一同起义。萧何作为刘邦的丞督，长期在后方协助刘邦督办军队的后勤供应。

萧何对于刘邦被项羽封为汉中王一事，自有其独到的眼光，这也是其过人之处。当年义军杀入秦王宫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奔着金银财宝和美女而去，独有萧何心急如火地奔向秦丞相御史府，让人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图书档案一一进行清查，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统统收藏起来，以待日后查用。这些典籍造册十分清晰地记载着巴蜀这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在萧何眼里，那是一片非常肥沃的平原地区，在那里生活的老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很少受到战争霍乱的影响，活脱脱一个世外桃源和鱼米之乡。
萧何告诉大家，虽然看似我们吃了大亏，其实是占了天大的便宜。他认为，如果不进入巴蜀，而进身于诸侯群立的中原，则危机四伏，项羽看他们不顺眼，随时会找个借口把刘邦给灭了；而一旦进入巴蜀以后，项羽估计想都不会想到刘邦，即使想灭刘邦，也因为蜀道险要，易守难攻而无济于事。而且，进入巴蜀之后，可以利用其丰厚的物产作为后盾，修生养息、韬光养晦，他日择机再图中原，一统天下。
刘邦听后，转怒为喜，全军上下无不佩服萧何的眼光，刘邦在惭愧之余说道：“萧何确是异才，不枉我提拔他一场。”
刘邦于是率领军队从子午道翻山越岭，奔赴汉中南郑。在萧何的建议下，入汉中时，汉军烧毁栈道，表示再无东出之意，以麻痹项羽。来到南郑之后，刘邦收巴蜀、据汉中，韬光养晦，招贤纳士、训练军士、整备物资，以图他日东进，再争天下。

同年7月，萧何“月下追信”，后在萧何的极力举荐下，曾经项羽看不起的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军。刘邦在萧何的帮助下，终于收得统一天下的重要臂膀——号称“国士无双”的韩信。
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8月，蜀、巴、汉中三郡百姓大量从军。加上分封时的3万兵力，此时刘邦军队已近10万余人。之后，汉军在韩信、樊哙、周勃的配合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两路夹击，共击三秦。由于章邯首尾难顾，再加上在当地深失人心，章邯很快溃败，并退守至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刘邦趁势攻破废丘，章邯战败自杀。汉军轻易还定三秦，进入关中。刘邦以此为机开始东向，通过南北多线分路击进，开始和项羽展开对抗，历史正式进入了“楚河汉界”、两雄争霸时期。这一年，刘邦51岁，项羽27岁。
经过约四年的楚汉战争，项羽开始节节失利。公元前203年12月，刘邦率联军包围楚军于垓下，至项羽四面楚歌。当夜，项羽逃至乌江，自知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悲愤之下挥剑自刎，虞姬殉情而去，演绎了感动千古的”霸王别姬”。至此，楚汉争霸结束，中国大地进入西汉王朝。
在整个楚汉争霸的过程中，萧何从未上过前线，一直在后方治理地方行政，管理百姓、组织军力、筹备粮草及重要物资，“收巴蜀租，给军粮食”，成为了刘邦后方的得力助手，自然也是西汉建国的核心功臣。刘邦在统一后曾大宴群臣，他在宴会中总结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刘邦夺得天下后，在分封功臣时，力排众议，以萧何为首功，封为酂侯。有人不服，关内侯鄂千秋却认为萧何确保了前线大军所需的粮草等，理当为“ 万世之功”、“ 当第一”。

作为汉前期的三郡之一，蜀郡自然成为了汉的重要大后方。自秦入蜀以来，秦在治理成都平原的过程中，通过筑城、移民，以及李冰时期都江堰为代表的大型水利工程，让成都平原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长足发展。通过外来移民的不断融合，既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加之战乱少发，也让人口和经济规模得到稳健增长。粮食、铁器、铜器、漆器、纺织、盐业等成为成都平原的重要支柱及突出产业。
秦末以来，全国各地战乱不休，但蜀地从未出现过一次叛乱，百姓安居乐业，生产力得到稳定发展，粮食产量颇丰。成都平原不但在楚汉争霸时期为汉政府提供了大量粮草物资，而且多次赈济其他地方的灾民及难民。高祖2年（公元前205年），即刘邦出击“ 三秦”次年，关中大闹饥荒，1斛米竟卖到5000至1万枚半两钱，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饿死者过半。高祖一面令人从巴蜀及汉中运来大量粮食，一面让大批饥民前往巴蜀寻求生路。不但如此，也有大量蜀郡百姓参军，进一步壮大了汉军实力，为西汉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秦统一六国时被迁到成都临邛的卓氏、程郑的后人，在经历了秦与西汉两朝更替的大变动后，其事业又有了加速发展。这表明从刘邦入汉中起，他们依然得到了汉政府的支持和信任。他们生产的各类铁器，为刘邦完成楚汉争霸、统一天下的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资。不但如此，成都的铁器也是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工商业开发所需的重要资源，如锄头、铁锹、生活用品、大型水利工具、交通工具、盐井开凿工具、船舶、建筑工具等，为促进成都平原农业、工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高帝6年（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为进一步加强统治，将原来的巴、蜀两郡分别割出部分地区，新设立广汉郡，其名字即疆域之广至于汉水之意。初期，郡府治地为雒县乘乡（今四川广汉），后移治于梓潼。辖境相当今四川省涪江、沱江、西汉水流域和白龙江下游、嘉陵江上游地区。
西汉早期，巴蜀在融入中原文化的过程中，原有的一些土著文化也受到相应影响，原来富有巴蜀地方特征的“巴蜀式”铜器，如“烟荷包式”铜钺、柳叶形青铜剑等逐渐消失。另外，原巴蜀地区流行的“巴蜀文字”在汉初也开始消失。虽有遗憾，但这也是历史发展、国家统一以及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
西汉建立后，蜀地已开始告别过去世人眼中的“西南夷狄”，已俨然成为了全国重要的经济及文化之邦，逐渐成为了享誉天下的“天府之国”。

第二节 文翁建石室，首创地方学
在今天成都青羊区文庙前街，坐落着一座美丽的校园“石室中学”，在成都甚至整个四川地区闻名遐迩。一进学校大门，就能看到“文翁石室”四个壁窝大字的匾额，这里环境优美，青砖红墙，庄严古朴，学风严谨，中学成绩年年在四川地区名列前茅。它的闻名，不仅因为其优秀的教学质量和良好的学风，更是因为其超过2150年的历史，也与一位历史著名人物有着巨大的联系，这位古今名人便是西汉时期的蜀郡守文翁，其既是文翁石室（今石室中学前生）的创办者，也是蜀学的开创者。
西汉前少帝一年（公元前187年），随着一生啼哭，今安徽舒城县一位聪明伶俐的婴儿呱呱落地，这位孩子便是未来的文翁。舒城在春秋时期曾属于“舒国”，西周武王灭纣后，封功臣偃姓子爵于此，立为舒国，后分立舒庸、舒鸠、舒蓼、舒龙、舒鲍、舒龚，史称“群舒”。舒城县是群舒地域之一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周势渐衰，诸侯争霸，“群舒”势弱。周定王六年（公元前前601年）至周敬王十二年（前508年），前后百余年间，群舒先后为楚国所灭。秦代，舒城县属九江郡。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设置舒县，次年，改名为龙舒县。

春秋时期，舒国大受中原先进文化的熏陶，文翁也自然受到影响。文翁自小好学，尤其熟读并通达《春秋》。《春秋》据传是由孔子组织编写。孔子的思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集古圣先贤教诲之大成，并且提出“有教无类”，即只要有好的教育，人人都是可以教好的。对此，文翁将用其一生的时间，去实践“教以成之、文而化之”的理想，让世人看到其现实意义及社会意义，并影响数千年。
文翁年轻时刚入职场的时候， 正置汉景帝时期( 公元前156年~前140年)，当时他是家乡县衙的一位办事员。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刘彻即位。汉武帝年轻有为、抱负远大、励精图汉。汉武帝不仅继承了“文景之治”时期创造的巨大财富，在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锐意改革和进取，推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治国理念和制度。在董仲舒等人的建议和影响下，汉武帝在全国积极推行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立五经博士、设太学，传授儒家经学，为国家选拔和培养管理人才。此时的文翁因为通达《春秋》，得到了上级的考察和提拔，被委派到成都做蜀郡郡守。

秦入蜀之前，蜀地虽经历杜宇、开明等王朝时期，也创造了灿烂的金沙文明和三星堆文明，但在世人眼中仍属于“西南夷狄”，总体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相对较少和较晚。
公元前141年前后，文翁初到蜀郡，发现当地民风仍比较野蛮落后，便想到通过教化逐渐改变当地的民风，以大力推行儒学之风，把汉武帝的“尊儒之道”在蜀地发扬光大。但是，此时蜀地百姓官吏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并无多大兴趣，也没有多少人支持。文翁在初期深感到在蜀地推行教化的难度极大，便想出了一些针对性的策略，以“示范”、“激励”、“诱进”结合，让蜀地官民逐渐兴起了对教育事业的兴趣和积极性。

文翁所任的蜀郡，下辖15个贫困落后的县，郡府财力十分有限，想要办学，犹比登天。在这样的环境下，文翁亲自带领下属就地取材，用当时成都附近随处可见的光滑石头，在城南垒筑起一石屋，取名曰文学精舍，也就是后来的文翁石室。之后，文翁从郡县辖区精心挑选了一批以张叙为代表的年轻有才的十几个小官吏，亲自传授和讲解儒学之道。通过谆谆教诲，让大家认识到孔孟学说的博大精深以及重要意义，他们自然也成为了文翁石室的第一批学生。
为了进一步开阔大家的视野，提高学识水平，文翁采取“内部培训”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将弟子们送到京城长安进行进修，拜投京城一些著名的儒学专经博士为师，系统地学习“仁义礼知信”等儒家经典，也有人专修律令。为了更好的让学生们获得学习机会，文翁在蜀地开源节流，将节约下来的政府公费买成蜀地的特产礼品送给京城的博士老师，以便让他们更能全心的教导蜀地学子。几年之后，大家学成归蜀，文翁通过亲自接见考察，择优录取，将他们分配到各个地方及机构委以重任，帮助推行教化事业。

为了让大家更加安心和积极的参与学习，文翁还通过免除他们徭役的方式进行进一步激励。学成之后，优秀的学员担任郡府一级的官吏，稍差一点的进入地方政府，教导乡民，推行教化。为提高学员的实践能力，还让他们在学习之余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于是文翁令人在官衙正席旁边设立偏席，让学员们通过观察和旁听，以便了解和学习正式官员们的断事办案方法。另外，在文翁外出工作的时候，也经常会带领能干谨慎的学生一起参与出巡，让他们在内府进出，帮助传达国家政令。老百姓看见这些学生居然能够出入县府衙门，还能为大众讲学，觉得很是荣耀，使“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在大众心目中得到大幅提高，大大增加了老百姓参与教育事业的积极性。
文翁的这些举措为蜀地教育风气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各地兴建学馆，蜀地百姓争抢着参加学习，甚至有的人为让家中年轻人成为学员，拿着钱礼求官员入馆学习，“蜀郡自是文风大振，教化大兴”。《汉书》记载：“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最初，华夏文风最盛的是齐鲁之地，此时，人们把齐与蜀并举，可见蜀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无疑走在了全国先列。文翁郡学开办17年后，汉武帝看到蜀地取得如此好的效果，于公元前124年下令全国各地皆开始仿效蜀地兴办官学，对此事《汉书》曾有记载：“至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石室设立后，首创了全国地方官学，“蜀学”之风盛起，历代蜀地文人辈出。西汉时期的王褒、杨雄曾被并称为著名的辞赋大家“渊云”，之后又有司马相如、唐朝诗人李白、北宋“三苏”、明代杨慎，现代学者郭沫若也曾求学于石室中学，这都与文翁创学不无关系。
五代时的后蜀孟昶，曾用了8年时间，将文翁石室的教材《十三经》，刻了几千块石头，让学生们摹拓。北宋时继续补刻，直到宣和年间才将十三经全部刻完。现在还残存若干块，保存于博物馆。
除兴办官学之外，据《华阳国志》记载，文翁任郡守期间，还积极主导地方水利建设。开湔江口，灌溉繁县农田1700顷，使蜀地农业生产水平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

文翁将其一生无私奉献给了蜀川土地和这里的百姓，公元前110年，文翁逝世于蜀地，享年77岁（生于公元前187年）。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文翁出生及逝世时间为公元前156年~前101年，享年56岁，但结合公元前141年左右其便任蜀郡守并兴办官学的经历，则此时年龄大约为15~16岁，似乎不太可能。而如果出生于公元前187年，则此时年龄为46岁，这种说法或许更比较切合实际。
不论怎样，文翁在蜀地的治学功绩斐然，后世对其评价极高，班固曾把文翁列为循吏（善于治理政事的清官）之首。世人也将文翁建学与李冰治水的辉煌业绩相提并论，合称为“李冰治水，文翁化蜀”。李冰治水让天府之国有了千年丰收的物质保证，而文翁兴学，则让蜀川人民以高水平的“蜀学”文化素养世代传承。

唐代诗人裴铏在《题文翁石室》诗中曾高度赞美文翁：
文翁石室有仪形，庠序千秋播德馨。
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犹蔼旧时青。
人心未肯抛膻蚁，弟子依前学聚萤。
更叹沱江无限水，争流只愿到沧溟。
季羡林老先生曾经这么评价文翁石室：古今一校，扬辉千秋！
文翁逝世后，元始4年（公元5年），汉平帝诏建祠于石室（即现在成都文翁石室旧址）以祀文翁。蜀地的官民百姓为纪念他的贡献，在成都多地建有文翁祠，常年祭祀不断。文翁的家乡庐江县也曾建有乡贤祠（移建后易名忠义祠），首立文翁崇祀，以启后贤；舒城县将原文冲小学改名为文翁小学，原枫香树中学改名为文翁中学，以示对这位先贤的纪念。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晚唐宣宗年间，诗人李商隐在战乱时期到成都出差，返回梓州前与友人惜别时的宴席中写下了这首《杜工部蜀中离席》，感慨对成都的不舍与热爱，更是对卓文君“当垆卖酒”的无限赞美和仰慕。
卓文君，西汉蜀郡临邛人，其先祖需要追溯到秦灭六国时期。公元前229年，秦王嬴政灭赵国后，为避免赵国旧有势力滋事作乱，便将赵国大部分地方望族迁往遥远的蜀地临邛一带。卓文君的先祖赵国卓氏也在其中。后来，卓氏在临邛以铁器为生，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已到卓王孙一代，此时卓家已成为成都一带的名门望族。放到如今，似乎应以“成都首富”来称呼彼时的卓家地位。

汉孝文帝5年（公元前175年），卓家诞生了一位女孩。卓王孙甚爱此女，于是便找当地有名的老师给孩子取了个高雅而富有文艺气质的名字——卓文君。文君自小成长于优裕的环境，自是衣食无忧、天生丽质，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文君虽长在富人之家，但似乎没有遗传和沾染多少父亲卓王孙商人特有的世俗之气，长大后已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才女。
后来，卓文君被许配给一位富家子弟，但不到一年，丈夫便去世，此时17岁的卓文君俨然成了一位年轻的寡妇。回到娘家后，抚琴作画，终日不出，郁郁寡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宅女，日子看似平淡无奇。直到不久的将来，遇到那位改变她一生轨迹的男子——司马相如。

汉孝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司马相如出生于今四川南充蓬安县一商人之家，原名为司马长卿。相如自小说话有些口吃，依照当地“贱名好养”的传统，父亲还给小长卿取了一个小名“犬子”，就像今天在当地还流行的“狗娃”、“二狗子”等名。虽然有些粗俗，但父亲仍希望孩子能活得健健康康。
后来，为了相如得到更好的教育，父亲决定将全家搬到成都，据说，相如还曾进入文翁石室进行学习。司马相如在成长的过程中，似乎并没有被那缺少文化气质的小名影响，反而爱好各种书籍，涉猎广泛，字里行间，与古人为友，受到了不少文化熏陶。尤其钦佩战国时期完璧归赵、将相和典故中的蔺相如，于是，便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司马相如”，希望自己也有一天能像蔺相如一样建功立业，流芳千古。除此之外，父亲还亲自教他抚琴练剑，并专门聘请老师教他书法。相如勤奋学习，各个专业全面发展，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在文学辞赋方面显露了其最大的天赋。

随着时光流逝，相如已成为一位风度翩翩、玉树临风的美少年。花钱买官在今天是否是件可耻的事，但在当时的官职制度中却属于正常现象。汉武帝时期，因为军事扩张，国家需要钱粮，为筹钱曾将各种官职明目标价，将卖官作为一项公开政策。相如20岁时，家中花了10万钱给他在京城换了一个武骑常侍的官职，相当于今天的卫戌区的班长。此后，相如经常陪着皇帝出巡打猎，看似风光，但这“跟班”性质的武职并非相如内心深处的志向，他的爱好和梦想是做一个自由而豪迈的“文艺青年”，此时的他心中难免有些失望。
一年半后，梁王刘武入朝觐见景帝，司马相如有幸结识了梁王及其身边的文士，如邹阳、枚乘、庄忌等人，几经交往，不由得惺惺相惜。所谓“千金易得，知己难求”，相如后来便托病辞去朝中的官职，跟随梁王，来到梁地（今河南商丘）与这些文士共事。

梁王素爱风雅，经常组织文人雅士进行聚会，饮酒作乐，谈辞论赋。唐代李白曾在《梁园吟》中有诗：“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绿池，空馀汴水东流海。”
在一次聚会中，梁王兴致颇高，便让现场之人作赋助兴，这时候司马相如便发挥其长项，做了一篇《子虚赋》，辞赋是以这一时期以“虚静为君”的道家思想为主题。此文一出，言辞华丽，深入浅出，仪态万方，深得梁王和在座的赞誉。梁王禁不住接连大赞道：“妙，妙 ，妙........”，梁王盛兴，便让人取出自己心爱的绿绮琴以及鹔鹴裘送给了司马相如以示奖赏。此时，正置汉景帝当政，景帝对辞赋一向不怎么感兴趣，因此相如的《子虚赋》并没有在景帝时期掀起什么波澜。这对于相如来说，似乎真有点生不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