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直作为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发挥着其重要的作用。成都平原自古蜀国，便在蚕丛氏带领下开始大力养蚕，丝绸便成为其主要的特色产业。此外，铁器、漆器、铜器也是成都平原的支柱产业。在开明时期（即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成都平原的丝绸、蜀布、铁器、漆器等已流入西南夷、滇越一带，并很可能开始向更远的身毒、中亚等地渗透。
不仅如此，成都也一直是西南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军事中心。秦入蜀后，张若筑大城和少城，秦代又从中原各地大量移民至成都平原，进一步为蜀地的人口、技术及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李冰置蜀郡守后，大力修建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利工程，更是让成都平原成为丰饶富庶的天府之国。
秦统一中国后，成都的蚕丝、蜀布、蜀锦、邛杖等，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远销东南亚、南亚诸国。成都生产的铁器，销售到今汶山、笮、越嶲、滇、夜郎等民族地区。蜀郡生产的枸酱，也通过夜郎地区，销售到今广东的南越地区。

秦末汉初，全国战乱不休，巴蜀独安，保证了蜀地工商业持续稳定发展，巴蜀也成为了楚汉争霸时期刘邦后方的重要物资基地。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开始将盐、铁产业收归国营，以临邛卓氏、郑陈氏为代表的铁器等私营产业受到一定打击，但并没有影响铁器等产品通过民间贸易方式流通至西南夷及滇越地区，以丝绸、邛杖、茶叶、陶瓷为代表的商品贸易仍然在西南丝绸之路得到继续发展。
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成都在原秦城的基础上重筑成都城垣。城立外郭，辟城门18座，并新修市肆。
此外，又在城外一个叫“笮桥南岸”（今成都西较场外锦江南岸地区）的地方建了锦官城，即一家专事蜀锦生产与管理的国有工厂。诗人杜甫笔下的“花簇锦官城”也由此而来。后来，从事蜀锦生产的工人居住的地方则为今日著名的文化古街“锦里”。“锦工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所谓“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就是描写当时纺织生产的盛况，濯锦江（即锦江，一说浣花溪）也因此而得名。唐代，一生从未到过成都的诗人刘禹锡，也抑制不住对成都的热爱与向往，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副锦江山水画，其在诗《浪淘沙》中云：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
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

另外，少城之西，即锦官城西北，还建有车官城，主要是一个专门制造战车车辆的工场集中之地，类似于今天的国营军工厂。


图3-5-3 西汉成都筑城示意图
武帝中后期，成都因商业、贸易、人口等各方面在国内名列前茅，与洛阳、邯郸、临淄、宛设“五均”，同被列为“五都”，类似于今天的“北上广深”，成为全国除首都长安之外最重要的一线城市。

西汉时期“成都市”的繁华更是吸引着无数世人的心驰神往。据说汉武帝时期，有一位僰道的地方官员，由于修路不力而被唐蒙追责问斩，临刑前心有不甘，仰天长叹道：“只恨此生未到成都！”。唐蒙听到后，暂停行刑，特地派人押送该官员到成都一览其繁华景象，官员一了夙愿，唐蒙才对其执行了斩首之刑。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为成都县第一次有户口记录的年代，资料记载当时成都人口76256户，仅次于首都长安80800户，成为全国第二大城市。
成都两千多年以来，既是中国历代西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并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丝绸、蜀布、茶叶、陶瓷、邛杖、铜铁器、漆器等商品自成都平原，一直源源不断的通过西南丝绸之路流向印度、中亚，甚至更远的欧洲。
或许，我们相信，公元前一世纪凯撒大帝在罗马剧场穿的那件华丽的丝绸长袍，正是通过漫长的西南丝绸之路，由成都辗转而至罗马帝国。

125楼等几层楼被系统“无形力量”隐藏？？？？？？？？？

“补125楼内容.....”
张骞后来回到长安后，便把这条重要的信息告诉了汉武帝，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身毒无疑也成了这时候朝廷上下议论纷纷的焦点。自此，中原王朝官员们终于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叫身毒的国家，这个国家还是自己西南方的邻国。而且，很可能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秦朝或更早的古蜀，西南方向便早已有了一条自蜀地进入身毒、大夏及其他西域诸国的民间贸易商道。
张骞继续向汉武帝建言：“陛下，以臣之见，大夏发现有蜀地的商品，说明大夏距离蜀地不远。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如从中路的羌道进入大夏，那里路途非常险恶，羌人也会敌视；如果从北路进入大夏，则容易被匈奴截断；如果从蜀地过去，则是一条最佳道路，而且那个方向少有盗寇。”
对于张骞的话，具有高度战略眼光和不乏想象力的汉武帝非常认可和赞赏。西域的身毒、大夏、安息皆属于大国，北面还有大月氏、康居等国。汉朝的商品在西域诸国价格及利润都很高，通过凿通西南的蜀身毒道作为官道，不但可以让汉朝获取巨大的利润，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大汉在西南的疆域势力；此外也可以加强与西域诸国的关系，解除北方匈奴对汉朝的威胁。
于是汉武帝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通往大夏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活动，以获取最大的战略利益及经济价值。

——补130楼之后内容————
秦末汉初，全国战乱不休，巴蜀独安，保证了蜀地工商业持续稳定发展，巴蜀也成为了楚汉争霸时期刘邦后方的重要物资基地。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为筹集军费，开始将盐、铁产业收归国营，以临邛卓氏、郑陈氏为代表的铁器等私营产业受到一定打击，但并没有影响铁器等产品通过民间贸易方式流通至西南夷及滇越地区，以丝绸、邛杖、茶叶、陶瓷为代表的商品贸易仍然在西南丝绸之路得到继续发展。
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成都在原秦城的基础上重筑成都城垣。城立外郭，辟城门18座，并新修市肆。
此外，又在城外一个叫“笮桥南岸”（今成都西较场外锦江南岸地区）的地方建了锦官城，即一家专事蜀锦生产与管理的国有工厂。诗人杜甫笔下的“花簇锦官城”也由此而来。后来，从事蜀锦生产的工人居住的地方则为今日著名的文化古街“锦里”。“锦工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所谓“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就是描写当时纺织生产的盛况，濯锦江（即锦江，一说浣花溪）也因此而得名。唐代，一生从未到过成都的诗人刘禹锡，也抑制不住对成都的热爱与向往，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副锦江山水画，其在诗《浪淘沙》中云：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
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

第四节部分类容被系统无故隐藏，申诉和补发无果。
只能继续发第五节了。请大家谅解！


第五节 王褒与扬雄，汉赋二渊云
当“辞宗”司马相如名满天下之时，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一生颇具争议。对内尊儒，设太学；由中央收回铸币权；推行重农抑商，实行“平准”和“均输”法控制物价和贫富分化。
公元前119年前后，汉武帝为了筹集军费，以满足对外扩张，开始对盐、铁等民生物资实行官营制度，决定在蜀郡的武阳（今彭山）、临邛、南安（今乐山）设置铁官，在临邛、南安和巴郡朐忍（云阳）设盐官，由国家进行垄断产销。此外，通过算缗告缗政策，对商人征收财产税、反商人瞒产漏税等强制办法，大力打击富商大贾。此时临邛的铁器大王卓氏、程氏也成为了重点打击对象。至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在临邛、浦江凿盐井共20所，专门设立盐铁官，实行盐铁专卖制度。
汉武帝对外采取积极的扩张政策，驱逐匈奴，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南征百越，开辟西南夷。在军事上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加上晚年崇信方术，风气奢靡，导致国库空虚，经济濒于崩溃。公元前91年前后，因对外扩张受挫，爆发政治事件“巫蛊之祸”，涉及人数众广，引发了统治危机。

公元前89年，汉武帝对自己的扩张政策深感悔恨，故颁布《轮台诏》，被后人称为《轮台罪己诏》。此后，治国路线由“尚功”调整为“守文”。
公元前87年，在位54年的汉武帝逝世于五柞宫，享年70岁。同年，年仅7岁的汉昭帝刘弗陵即位。昭帝延续了汉武帝后期的无为政治，与民休养生息，加强北方戍防，于是赋坛相对沉寂了一段时期。
公元前74年，21岁的汉昭帝去世，17岁的宣帝即位。宣帝期间（公元前74年~前48年），一方面 ，励精图治，清除霍光势力，选贤任能，顺民疾苦，使国家出现史称中兴的景象；另一方面，宣帝重修《武帝故事》，开启了“文艺复兴”，他甚爱文学及音乐，故辞赋之风再次兴起。自此，蜀地自司马相如之后，又出现了两位辞赋大家王褒、扬雄。王褒字子渊，扬雄字子云，故二人并称为“渊云”。
公元前88年前后，王褒出生于蜀郡资中的一户农家。小时候家境贫寒，主要以农业耕作为生。王褒自小勤奋好学，今天资中县还有他当年洗笔砚处的遗迹桑梓墨池处；县城南还有一处书台山，是他另一个曾经攻书的地方。他自小热爱生活，富有情趣，善于观察生活细节，并将观察结果赋于文章和诗赋。王褒精通六艺（古代指：礼、乐、射、御、书、数），娴熟《楚辞》，尤其崇敬屈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遇到一位明君，一展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故作有《九怀》。此外，还爱好音乐，精通各种乐器及韵律，这在古代算是一个全才。
年轻时，王褒为了开阔眼界，游历了西川都江堰玉垒山、青城、峨眉等地，并来到了成都。所到之处，以文会友，谈赋论经，结交了不少朋友。在成都期间，王褒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这个故事正与他那篇流传千古的《僮约》息息相关。
王褒向来喜欢到西蜀游历，经常来到温江，还认识了当地一名叫杨惠的寡妇，二人关系交好。风流才子，遇上寂寞寡妇，在外人眼里，看起来自然有那么一点点暧昧的味道。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正月，刚刚三十而立的王褒到湔上（今都江堰玉垒山一带）办事，途中再次寓居杨惠家中。杨惠的丈夫生前曾任过大夫（西汉的官职），家里养有一个童仆，名字叫便了。杨惠家里每次缺酒时，王褒便让便了上街买酒。

有一天，恰逢正月十五元宵节，王褒兴致颇高，便又让便了上街买酒。由于王褒不是自己的主人，又怀疑女主人与王褒的关系暧昧，心里有些不爽，便提着大杖冲到其前男主人的坟头，哭喊着说：“大人当年买便了时，契约只写明让我帮忙看家，没有约定替外面的男人买酒啊，况且那叫王褒的男子与夫人眉来眼去，十分过分。主人，你要为我做主啊！” 王褒知道后，非常生气地对杨惠说：“这僮奴可以卖给我吗?”杨惠说：“自相公去世后，便了便经常顶撞他人，我也拿他没什么办法，你喜欢的话就买去吧。” 王褒当即决定用一万五千钱将便了买了下来。
便了跟了王褒后，心里极不情愿，但也没什么办法，便对王褒说：“大人如果想要使唤便了，应该像当初杨家主人那样，写一个契约，把我应该干的事情明明白白的写在里面。这样，我就知道什么是我该干的，什么是我不该干的！”
王褒听后，心理不禁暗笑，斩钉截铁的答应道：“好啊！”于是王褒发挥其优秀的文字能力，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道六百多字的契文，名为《僮约》。文中详细罗列了种类繁多的工作项目以及相应的时间节点，要求准时并保质保量的完成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基本将每天的时间都安排的满满的，毫无空闲之言。“清早起床，洒水扫地。吃饭以后，洗净餐具。平时凿石做碓窝，积杆捆扫帚......”最后还规定，奴仆不许奸诈营私，一切事情都应当报告，如果不服教管，就打一百大板。

王褒本来想借此机会消遣和调侃一下便了，于是这篇契文在旁人眼里自然不乏幽默与诙谐之感，但便了看了后却心情激动，苦不堪言，因为如果按照契约中的要求进行工作，要不了几天就会把人累死，于是哭嚷着对王褒说：“哎，主人啊，早知道如此，我情愿天天给您买酒去呢！”
王褒与便了后来的关系不得而知，但我们相信，他肯定不会真的把便了累死。
在王褒眼里，《僮约》只不过是因为日常生活琐事而引发的一篇契文，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正是这篇文章蕴含了巨大的历史研究价值，其地位甚至超过了其生前其他的所有辞赋，成为了他一生中最有特色的代表作。《僮约》中曾提到“武阳买茶”，意思就是要赶到邻县的武阳（今彭山县双江镇)去买茶。《华阳国志·蜀志》曾记载：“南安、武阳皆出名茶”，这与历史记载比较吻合，说明当时武阳是产茶的名地。此外，美国茶学权威威廉.乌克斯在其《茶叶全书》中说：“5世纪时，茶叶渐为商品”，“6世纪末，茶叶由药用转为饮品。”王褒的这篇《僮约》，提到“武阳买茶”时是公元前59年，比《茶叶全书》所谓的5世纪早了五个世纪。由此，足以说明西汉时期的中国茶文化已经相当盛行。

王褒在成都呆了一段时间，于公元前58年前后，来到了京城。这得益于汉宣帝十分喜欢文学与音乐，甚至自己也会亲自参与创作，因而经常征召各地在这方面有造诣的文士到长安，担任皇家的文学、音乐方面的“待诏”。待诏，字面之意就是随时等候皇帝诏命的人，也就是长期陪在皇帝身边做事的人。汉宣帝不但组织文士修撰《武帝故事》，还要对当时很有影响的六艺群书进行整理、编纂和宣讲，以大兴文治。于是朝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召天下文士积极参与文化事业。益州刺史王襄自然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在蜀地物色优秀的文化人才。
此时，王褒在蜀地的文艺圈已小有名气，益州刺史王襄知道他来到成都，便特地邀请他到府上作客。在成都王府期间，他写下了《中和》、《乐职》、《宣布》等诗赋，王襄命僮子用古乐进行演唱，大为成功，由此声名远播。王褒还特地为王襄作传，对王襄的为人和政绩大肆颂扬，故深得王襄赏识。王襄自结交了王褒后，深感其才华出众，为了讨好汉宣帝，便上奏朝廷，极力推荐王褒有过人之才，汉宣帝便立即下令召见王褒入京。

来到京城后，汉宣帝为检验其才华，就出了《圣主得贤臣颂》这个题目。拿到题目后，王褒是颇费了一番斟酌。构思过程中他想到了马，所以文中便出现了马跑的“情景”，以写马写出善御者六辔在手，操纵自如，意在用良主御骏马比喻圣主得贤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宣帝励精图治的景象。“纵驰骋骛，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风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文章生动，寓意深刻，该赋是王褒最为著名的一篇文章。汉宣帝看完后非常喜欢，大赞其才，便立即任命他为待诏，不久又升为谏议大夫。此后，王褒大展其文学天赋与才华，先后作有《甘泉赋》和《四子讲德论》等文章。
此外，王褒还开创了通过细腻的咏物描写方法进行作赋的先例。他的名著《洞箫赋》，写出了竹林中的美景，以及箫声的动人，文章着力铺陈，用力描绘；生动形象，风格清新；节奏明快，细腻有致，读来沁人心扉。“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条畅而罕节兮，标敷纷以扶疏......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汜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瘱，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
当时做了太子的汉元帝非常喜欢王褒这篇《洞箫赋》，在生病期间经常令后宫贵人在自己面前反复诵读，百听不厌，后来太子病情得以康复。看来，如此美妙的《洞箫赋》还不乏治愈功能，汉元帝似乎也应该算是“朗诵治疗法”与“精神治疗法”相结合的鼻祖。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称道：“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洞箫赋》也是很早描写音乐的辞赋，对后世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汉宣帝不但爱好文艺，而且非常信奉神仙。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听方士说益州之地有金马神和碧鸡神，可以通过祭礼请到，于是已被擢升为谏大夫的王褒被汉宣帝指派，携带着皇帝的符节前往蜀郡寻找二神。王褒在途中写完《移金马碧鸡文》，不久病逝，时年40岁。宣帝得知后，十分怜悯痛惜。王褒死后葬于其家乡，据说现资阳市雁江区墨池坝还有他的墓碑，以及他小时候笔耕时用过的墨池。
王褒在西蜀祭祀金马碧鸡的事曾在川西地区广为流传，如嘉庆版《崇宁县志》便有王褒“曾到唐昌招告蜀人来归，并作祭金马碧鸡文”的记载。后人称都江堰到新津的这一段河流叫“金马河”，据说便与此有关。今温江永盛镇连二里市金马河西岸古渡口附近建有“碧鸡台”，似乎也印证了这段传说。
后世称王褒为“碧鸡才”，也称具有特殊才能而被赏识的人为“碧鸡才”。宋代杨亿在《与客启明》一诗中写道：“越客逃名误凿坯，汉庭初聘碧鸡才”。
王褒一生留下辞赋16篇，明代蜀籍文豪杨慎不仅在他编辑的《全蜀艺文志》里选有王褒的作品，还专门作了《王子渊祠》，诗曰：“伟晔灵芝发秀翘，子渊擒藻谈天朝。汉皇不赏贤臣颂，只教宫人咏洞萧。”该诗不乏对王褒才华的赞誉，以及惋惜之情，更是对汉宣帝的疏于政事予以了讽刺。

在王褒逝世前不久，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渊云”的另一位辞赋大家扬雄诞生于今成都郫都区。
据说扬雄的先人曾是周朝时期有姬伯侨的后代，属于周族的一个分支，居住在晋国汾河边上的扬邑，因此也称为扬氏。周朝衰亡后，扬氏后人称侯，号称扬侯。晋国六卿争权过程中，韩、魏、赵兴起，扬侯失利，便逃到楚国巫山安家。楚汉争霸时期，扬氏为求生存继续逆江上行，住到巴州（今重庆）。扬雄五世祖扬季，曾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年间（公元前116年~前111年，汉武帝的第五个年号），为躲避仇人又逆江上行，住到后来的成都附近的郫都一带。
扬雄年少时非常好学，博览群书，特别爱好辞赋，尤其崇拜既是老乡，又是前辈的辞坛“巨星”司马相如，以至于后期的大多数文章都有模仿司马相如的痕迹。十分巧合的是，扬雄与自己的偶像司马相如都有口吃。不善言辞，并不会妨碍他们成为一个有思想、有学问的人，反而给了他们好思、博学、多才的天赋。对他们来说，与其结结巴巴口头叙述，不如把万千丘壑透过华丽流畅的文字表达出来来得畅快淋漓。或许，司马相如在这方面也给了他不少的精神力量。

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通经成为读书人追求仕途的主要手段。文翁、司马相如、王褒似乎皆是如此。学通一经，扬名立万，便可成为博士或官学子弟，以此进入仕途。文翁当蜀郡守之后，通过兴办官学，培养国家栋梁，更是体现了这种风气。
扬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并没有像大家一样进入官学，成为一介懦懦书生，其成才之路反而走的是与很多人大相庭径的一条道路，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他的启蒙老师严君平的影响。
西汉末年，今成都君平街出现了一位给人看卦卜算的长袍先生。在大家眼里，先生不但长相奇特，还行为怪异，按世人的话就是有点道骨仙风，但却不怎么爱钱。先生技术高，算得准，服务态度好，每天来找他算命的人络绎不绝，上至高官巨贾，下至黎民百姓。但这位先生行为却有点古怪，古怪的让人难以理解。先生颇是傲娇，不管人多人少，人家给的钱是多是少，小店一旦挣满了一百文钱，便帘子一拉，关门收摊。有人不解的问道：“先生，您的生意这么好，天也这么早，为何不多算几卦呢？”老先生总是回应：“要那么多钱干嘛，这一百文钱已经够我今天的生活开支了！”

这位有点古怪的算命先生，正是扬雄的启蒙老师——大隐于市的道家学者严君平。他关门之后干什么去了呢？当然不是睡觉或打坐，而是关门做学问！老子的《道经》和《德经》晦涩难懂，严君平却精修研读，并对这两本著作加以注解，阐述道理，惠及后世。
后来，先生离开成都街市，隐居于郫县平乐山，开办了“横山读书台”，平日一边教课，一边整理著作。严先生致力于宣扬“孝悌”与“道德”，对他来说，给人算命也算是一种重要的教化世人的手段。先生来往天地，行动自由，不靠官府，不走仕途，靠自身技术和智慧，不但养活了自己，还教化了世人，这就是西汉大名鼎鼎的“游侠怪仙”严君平。
严君平通过办私学，常年给弟子讲授老子的学说。当然，这个私学，对应的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文翁式”官学。当时很多人为让家人进入仕途，便争相进入官学，甚至有人为了成为学馆弟子，不惜向官员赠送金银财宝以求机会。官学以推崇孔儒为主，严君平的教学更多是基于老子学说和蜀地文化传统。与同属私学的孔子相比，他的教学也更加“务实”，目的不为做官，主要提倡学习与劳动生产实践相结合。

扬雄家境贫寒，拿不出多少钱财与好礼进入官学，便来到横山找到了严先生拜师。行过跪拜之礼后，按照当时的传统礼仪给老师递上了十条腊肉，严君平却连忙摆手，“罢了罢了！不讲这些礼数！”
《论语述而》中曾子曰：“自行束脩（xiū）以上，吾未尝无教诲焉。”意思是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余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严君平认为自己主要教授老子的道学，这拜师礼是孔子提出的，并不适用我老严。扬雄则坚持道：“惠帝王与惠子民并不矛盾！如果两者能够兼具，不正是圣人的中庸之道吗？”
一番谈论之后，严君平对扬雄颇为满意，同意收下这位弟子，扬雄便住进了横山，这一待就是八年。
严君平平常授课，最擅长理论联系实际，套路通常是先列举一段老子的言论，再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阐述。老子曾说：“上善若水”，水的品性就是泽于万物但又不争名利。传说严君平讲这段的时候，带着扬雄到横山山涧，望着山下波涛汹涌的郫江之水，扬雄顿时醍醐灌顶。

八年后，扬雄学成出山，终创出一番成就。由于有口吃，扬雄一生显得安静而独立，静默且爱沉思，按今天的话，就是比较内向；受恩师影响，一生淡泊名利、不溺钱财、不忧贫贱、不攀权贵、不苛求名利；家产不超过十金，穷得没有一石余粮，却很安然；胸怀博大，不是圣哲的书不喜欢；不合己意，即使能让自己富贵也不愿同流。扬雄算是当时世俗和官场中少有的一股清流。
王莽篡汉后的公元10年，91岁的严君平去逝，葬于郫县平乐山，这年龄放在今天也算是高寿。他在平乐山生活了四十多年，在山上曾写出“王莽服诛，光武中兴”的预言，提前20多年预测了“王莽篡权”和“光武中兴”两个重要历史事件。
严君平去世后，扬雄常怀念恩师，后来每次与人酒醉言欢之际，都会深切怀念在“横山读书台”严君平先生门下的那段单纯又快乐的求学时光。恩师的教诲影响着他一生的信念与心性。

当然，离开恩师，扬雄并未立即进入仕途。初期，他到处游历美丽的蜀川山水。他生活的地方是富饶的天府之国，人民生活富足，生活形式丰富多样；这里美景如画，有滋养蜀地文化的岷江，有李冰治水的都江堰玉垒山，有千年积雪的西岭雪山，有俊秀幽静的峨眉青城；这里文人辈出，学风盛行，可以到处以文会友，把酒言欢。
游历完蜀川回到成都后，他便开始作《蜀都赋》，把对对这片土地的无限热爱一览无余地表达于字里行间：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皋弥望，郁乎青葱，沃壄千里。上稽干度，则井络储精；下案地纪，则巛宫奠位。东有巴賨，绵亘百濮。铜梁金堂，火井龙湫……俎飞脍沈，单然后别。”
当然，今天的吃货朋友也能找到旧时蜀都美食的影子，“甘甜之和，芍药之羹。陇西牛羊，粜米肥猪……水游之腴，蜂豚应雁……五肉七菜，朦厌腥臊……”
此文两千余字，言辞极尽流畅华丽，扬雄笔下的成都壮美而秀丽，成为了扬雄一生的代表作。东汉班固之《两都赋》，张衡之《南都赋》，东晋左思《三都赋》中《蜀赋》的创作也颇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