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蜀都赋》之后，扬雄准备继续游学长安。从成都去长安，素有两条道，一条是秦惠王时期蜀王开凿的金牛道，一条是得名于米仓山的米仓道。然而，米仓道不仅一路峭壁峻岭，还有猛兽出没。扬雄一路循着有关秦入古蜀的传说，选择走金牛道去了长安。
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前后，时年41岁的扬雄来到了长安，见到了其好友杨庄。杨庄此时在皇宫任“值宿郎”（即负责皇宫警卫），杨庄深知扬雄的文才，便举荐给侍中王音，在其府下做了一名私人幕僚。
王音是太后王政君的堂弟。当时，正是成帝刘骜在位，王氏外戚势力（王政君及王莽一脉）此时在朝廷的权势正如日中天。京兆尹（相当于今天西安市长）王章曾被王音的堂兄王凤举荐，但是王章十分不满王凤专权，密陈成帝刘骜，请求诛杀王凤，任用贤良。刘骜不忍杀害自己的亲舅舅，正犹豫不决。王音偷听到这个消息后，赶忙报告王凤。王凤震怒，对王章的“忘恩负义”非常怨恨，于是在成帝面前大肆诬陷王章。王音由于告密有功，因此得到王凤的信任，被擢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显赫。成帝阳朔三年（前22年），王凤病逝，死前推荐王音代替自己的职位。王音于是被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封安阳侯，成为一代权臣。
王音不仅深得王凤信任，也是皇帝的近密之臣，还是一位正直的学者，他对扬雄的才华非常赏识。此后，扬雄有幸结识了非常仰慕的京师名儒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刘向是汉高祖的弟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博学多才，青年时期就被宣帝提拔为谏议大夫、给事中。他不仅最早接受《榖梁春秋》，还在未央宫石渠阁给大臣讲论“五经”。在朝廷，刘向相当于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档案馆馆长的职务。刘歆呢，协助父亲做“领校秘书”，相当于做父亲的助手，主要领校“五经”。

再后来，扬雄经王音、杨庄举荐，进入了未央宫做了皇帝的“待诏”。此时，扬雄终于实现了以写作文章安身立命的生活状态。要知道，为帝王写作，这也正是偶像司马相如当年的工作，此时的扬雄在这方面颇感知足。
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正月，扬雄随成帝前往甘泉宫，作有《甘泉赋》，扬雄目睹帝王在甘泉宫的诸多铺张和奢侈，但又不好直白反对和讽刺，只有通过隐晦的方法劝谏成帝。这些现实，在扬雄心中，或许隐藏着一丝无奈和痛苦。后来，又随成帝去黄河之滨的汾阴后土，祭祀地皇，祈求赐子，扬雄作《河东赋》。此赋扬雄颇费心思，他用晋文公发愤图强的故事、大禹凿山治水的精神、虞舜勤政爱民的事迹，还有前朝开创的盛世，勉励成帝刘骜做一位令人敬仰的明君。
后来扬雄跟随成帝巡游狩猎，作有狩猎主题相关的《羽猎赋》、《长杨赋》，此二赋从形式到内容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难蜀父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结构和遣词用句方面神形俱似，但在命意、文章的气势以及意境上又大不相同，自成新意，透过隐喻，对帝王的奢侈和铺张进行善意的劝谏。当然，成帝对于“贤良忠臣”扬雄的文章仍然是十分热爱，对扬雄也大加赞赏，将他从“待诏”转封为“黄门侍郎”。
扬雄长期跟随成帝身边，耳濡目染，深感帝王的奢靡，这与扬雄的初心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但他自知人微言轻，自己只不过是随皇帝身边写写文章的跟班而已，他逐渐认识到再多的劝谏也无法改变现实世界，他的内心无疑是孤独与无助的。此时，他开始认为再华丽的辞赋也不过是“雕虫篆刻”，是“壮夫不为”之举，转而打算退居二线，做一个技术官僚，潜心研究哲学。

于是，扬雄向汉成帝请示，朝中也罢，地方也罢，他都不愿意去做官，他只愿意在朝廷中做个专门做学问的人。汉成帝答应了他的请求，下令对他“永不夺俸”，特许他在国家档案馆天禄阁读书、写文。如此，扬雄也与刘歆等人成为了同僚。
自此，扬雄开始过着“归隐于朝”的工作与生活模式，潜心研究哲学。后来，扬雄曾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有人笑他，于是他写了一篇《解嘲》。为了宽慰自己，又写了一篇《逐贫赋》。
西汉末年，随着朝政的日趋腐败，西汉王朝中后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成帝时期，与宣帝、武帝时期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政治黑暗、腐败横行，土地兼并、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百姓流离失所。尤其以太后王政君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专权，以及皇亲国戚、官僚之间的政治斗争与利益冲突与日俱增，直接导致皇权弱化、社会两极分化。此时朝廷的政治格局，也为太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一步步进入中央政治权力核心埋下伏笔。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王莽执政后，克己奉公，招聘贤良，生活比任大司马之前反倒更加俭约，活脱脱的成为了当时全国的人民公仆、道德完人、行为楷模，受到全国上下极力尊崇。甚至连扬雄也情不自禁的加入了歌颂王莽的行列：“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
公元9年，西汉王朝似乎已经到了无法继续负重前行的地步，王莽在举国之众的左拥右簇、半推半就之下，假藉众人献符命（天命之符），废孺子婴（刘婴）自立，称国号为“新”，史称“新莽”，西汉王朝宣告灭亡。王莽上位后，针对前期的政治弊病，着力进行着“王莽改制”。已年过六旬的扬雄作《剧秦美新》，对“新朝新气象”进行了一番大力赞扬，同时力劝王莽吸取秦朝暴政的教训，开创新政，惠泽于民。
王莽称帝后，由于自己曾经通过假藉符命自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便下令禁绝这种做法。甄丰、刘歆曾经作为王莽心腹，甄丰儿子甄寻向来垂涎王莽之女王嬿，便与刘歆的儿子刘棻一起奏献符瑞之事，以博取王莽好感。然而他们却低估了王莽的“正直”，王莽为了树立新政形象和杀鸡儆猴，一怒之下，杀了甄丰父子，流放刘棻到四裔，并下令继续追查相关同党。刘歆与扬雄曾为同僚，刘歆一向敬佩扬雄的学问，曾让其子刘棻拜扬雄学习辨识古文奇字。因此，扬雄也被审查人员纳入了追查名单。当时扬雄正在天禄阁上校书，办案的使者来到这里，准备抓捕扬雄。扬雄惊惧，担心不能逃脱，便从阁上跳下，几乎丧命。王莽听到此事后说道：“扬雄一向不爱与人合流，不可能参与其事，为什么在此案中呢？”于是暗中查问其原因，原来刘棻曾跟扬雄学写过奇字，而扬雄对于献符之事并不知情，因此下诏不再追究扬雄。

可事情已经发生，而且主角是大名鼎鼎的文坛领袖扬雄，于是人们便四处传开，并调侃扬雄道：“因寂寞，而投阁；因清静，作符命。”意思就是，扬雄因为常年宅在屋内搞学问，终于把自己搞成了抑郁症，于是投阁自杀，而且因为日子太过清净，所以就开始制作符命打发日子。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成语“扬雄投阁”，以喻示文人无端受牵连坐罪，而走投无路。
投阁事件后，扬雄因此腿部落下了终生残疾。这一年，他已67岁。
此后，扬雄因病免去官职，但王莽后来下诏恢复了扬雄中散大夫职位与俸禄，但扬雄至死也没有去攀附权贵。
扬雄晚年家境一向贫寒，爱喝酒，门庭冷清。当时偶尔有一些人带着酒菜跟他学习《太玄》、《法言》，钜鹿侯芭常长期跟随扬雄一起学习吃住，陪他度过了孤独寂寞的晚年。或许，钜鹿侯算是扬雄晚年最为信赖与亲近的朋友。天凤五年（公元18年）春的一个夜晚，71岁的扬雄在安静中离世，死时无家产，无子嗣（儿子早逝）。侯芭曾为他建坟，并守丧三年。
扬雄逝世前不久曾再次回到郫都横山，站在山顶，看山下油菜花竞相开放，漫眼金黄灿烂；郫江之水，悠悠东去；山顶千年松柏，愈发葱郁。目光所及，皆如当年光景，恩师严君平的教诲似乎仍在耳旁回响。

扬雄的一生，或许是孤独的，他内向，有口吃；他有学问，好沉思；他不攀附，不合流；他内心充盈，独立自好，甚至因此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一命。
其实内向，很多时候，并不是缺点，而只是一种倾向或选择！
反观那些身边有野心，也曾风光一时的人，最终也湮灭在诡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甄丰、刘歆其儿子为求名利，献符王莽，机关算尽，反算了卿卿性命。王莽的结局却更惨，欺世而盗名，谦恭于未篡，登基之后，新政失利，灾荒四起，至天下大乱。公元23年，王莽执政15年后，其在南郊刚刚举行完哭天大典，便成了攻入长安的绿林军的刀下亡魂，后被众人分尸，首级悬于宛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结局不可谓不惨。
白居易曾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历史的多变，人性的复杂，很难让世人在短时间内看清楚一个人的真实面目。
扬雄晚年曾“歌颂”王莽，当时正处于王莽道德形象倾扫天下之时，世人皆对其给予厚望，扬雄更多是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并非某些人所说的阿谀献媚，至晚节不保。而总观其一生，基本保持了心口如一，不同流合污，坚持独立追求自己的学问，以至于王莽也主动为其脱罪。也许在他自己内心深处仍心存某些遗憾，但总体而言，其一生仍属功德圆满，活出了自己曾经希望的样子，也活成了后世眼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扬雄去世后，其成就也获得了后世的推崇和认可，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并称“汉赋四大家”。唐代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这一千古名句。自此“子云亭”也不径而走。凡是扬雄曾涉足过的地方，纷纷修建“子云亭”，其中较有名的有成都、犍为、剑阁、绵阳、郫县等地。今成都郫都区人因地处扬雄故里而自豪，也将“问字宅”改为“问字亭”。又因扬雄曾作过《太玄》，影响很大，故又有人称其宅为“草玄亭”。清朝时期，为避“圣祖”玄烨讳，改名为“草元亭”。

第六节 白帝公孙述，自立为成家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在位仅七年的汉哀帝驾崩，年仅二十五岁。此时的西汉王朝由于土地兼并加剧，至百姓流离失所，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加之外戚势力崛起，已开始王权旁落，王朝已走到风雨飘摇、日落西山的地步。哀帝之后两任年幼的皇帝汉平帝刘衎、汉孺子刘婴皆在诡异复杂的皇权斗争中先后成为牺牲品。王氏家族此时在朝廷如日中天，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时年38岁的王莽出任大司马。初始元年（公元9年1月），在世人都极力希望有一位“圣人”来拯救天下的大背景下，54岁的王莽在举国上下的齐力推举下，逼迫王政君（汉成帝刘骜生母）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
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以土地“王田制”（即土地国有化之后再均分给贫民百姓）为核心的王莽改革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以来的土地兼并以及流民问题。相反，王莽在内外政治上穷兵黩武，大兴土木，还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赋税徭役，甚至造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至王莽末年，天下大乱，灾荒连连，义兵四起。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分尸离首，新朝灭亡。绿林军领导人王匡、王凤等人拥立西汉宗室刘玄为帝，年号更始，史称更始政权。
新年号“更始”，是否代表了更新、复始的王朝新气象。不过权力更替的游戏似乎永远不会结束。正如罗贯中所言，“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从未摆脱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魔咒。王莽之后，中国重新进入了一个诸葛割据、群雄争霸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下，往往英雄辈出，犹如繁星点点。不过，现实很残酷，残酷得让人窒息，因为在这样的时代，最终的胜者只会属于一人，而大部分英雄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成为胜利者的陪衬，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正是在这段风云际会的时期，蜀地政权“成家”应运而生，而政权的创立者正是一位陕西人公孙述。
汉成帝（公元前33年~前7年）末年，公孙述诞生于扶风茂陵（今陕西茂陵），字子阳，其父亲公孙仁曾为成帝年间的侍御史。按照当时的官职制度，公孙仁保任公孙述为太子舍人。哀帝即位后，又晋升为郎。不久，公孙仁调任河南都尉，公孙述则来到天水郡做了清水县令。
公孙述初来清水县时，年仅20岁左右，父亲对初入官场的儿子十分不放心，便派门下的一位小吏跟随公孙述来到清水县，帮助看管。但仅一个多月，小吏便悻悻地辞别公孙述，回告公孙仁道：“哎，小公孙大人根本不需要我看管啊”。原来，公孙述素来行事自有一套，小吏的看管根本毫无作用。公孙仁当然小看了其儿子的才能，公孙述可能天生就是个当官的料，在任职期间，把清水县搞得有声有色，使得当地老百姓富足安宁。天水郡守非常赏识公孙述的才能，便破格提拔，委以重任，让公孙述兼管五县。此后，公孙述充分显示了其执政能力，将所辖5县管理得仅仅有序，盗贼不发，进而远近闻名。此后不久，公孙述被调入京城，为中散大夫（东汉官名，即光武置，负责论议政事）。
王莽即位后，天凤年间（公元14年~19年），公孙述被提拔为导江卒正（王莽改蜀郡为导江，改郡守为卒正），治地临邛。公孙述任卒正期间，仍然充分发挥了其施政才干，明于政事，治理井然，深得当地官民爱戴，纷纷称其有宰相之才。甚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当地人仍称临邛城为公孙述城。

如果新莽王朝能继续保持国泰民安，天下大治，或许，公孙述真的有一天能当上辅国宰相，成为天下称赞的一代名臣。不过历史总是充满诡异和变数，在历史宏大的潮流中，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
王莽执政不久，新政失利，天下大乱，赤眉、绿林先后起兵。公元23年，王莽被攻入长安的绿林军所杀，绿林军拥刘玄为帝，复称汉，年号更始。
当然，更始复汉并不代表国家就完成统一。此时，山东方向的另一只主力义军赤眉军正声势浩大，起初赤眉军愿意降于更始，但没过多久，双方即再度开战。
此时，更始内部矛盾也开始变得复杂。更始大司马刘縯，作为刘邦的九世孙，对拥立刘玄之事素有不满，后被刘玄寻机杀害，刘縯之弟刘秀开始展示出了其王道天赋，极尽隐藏心迹，韬光养晦，在更始内部表现得相当低调与顺从。刘玄心软，不但未杀刘秀，还封其为武信侯，并派刘秀进入河北招抚当地势力归汉。刘秀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进入河北，脱离更始，开始发展其自身势力，进而为后来的逐鹿中原、建立东汉奠定了基础。不但如此，更始内部，刘玄与原有绿林军的农民起义势力之间的矛盾也在悄悄酝酿，直到后来公开决裂。

此外，王莽新朝的各地旧有官方势力，以及地方豪族，也在四顾观望、蠢蠢欲动，默默地打着各自的如意算盘。
全国大乱之初，巴蜀一直非常安静，当更始复汉的消息传来后，各地豪杰势力纷纷起兵响应汉朝。南阳人宗成起兵反王莽，声势浩大，自称“虎牙将军”，并攻入汉中，后准备进入巴蜀。王岑亦起兵于雒县（今四川广汉），自称定汉将军，并杀王莽庸部牧（王莽改益州为庸部）宋遵，聚集军队达到数万人，以此相应宗成。
公孙述本打算继续在王莽新朝当个好官，直至退休，听到这个消息后，看来新朝的官是当不成了。一番审时度势之后，便打算主动归汉，并派使者迎接宗成等人进入成都。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宗成进入成都后，横行暴虐，根本不把公孙述等新莽旧官以及百姓生死放在眼里。公孙述非常厌恶宗成所为，也开始对刘玄更始王朝深感失望，如今不但迎接无功，长期下去，甚至可能自身难保。结合自己曾经治理蜀地，仍有不少人支持他，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
公孙述在临邛秘密召集当地豪杰势力，恳切地对大家说道：“天下同苦于王莽新朝，都心往刘氏汉朝已久，所以一听到汉朝的将军宗成到来，我便派人迎接入蜀。哪知这些人烧杀掳掠，肆意伤害无辜百姓，妇女儿童都成了他们的俘虏，百姓的房屋也尽遭焚烧，这不是义兵所为，分明是贼寇。为保蜀地安宁，我打算保郡自守，以等待真君明主出现。大家愿意同我一起干的请留下，不愿意的可以离开。”在座豪杰们眼见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受到外来乱兵的威胁，皆纷纷发誓，愿意效死跟随。

“临邛会议”结束后不久，从京城方向来了一群朝廷使者，郑重其事地任命公孙述为代理辅汉将军、蜀郡守，兼益州牧，并传官方印绶。时间如此巧合，只不过朝廷使者是假，公孙述秘密派人冒充是真。公孙述通过一系列的运作，以假借汉朝之名义，不但摇身一变成为了合法的汉臣，而且可以名正言顺的讨伐宗成这些乱臣贼子，从而获得当地老百姓及势力的最大支持。
之后，公孙述精心挑选了精兵千余人，向东进发，直逼宗成驻地。等到达成都时，已经发展到数千人，于是对宗成发动最后攻击，宗成大败。宗成部下垣副杀了宗成，率众向公孙述投降。公孙述占领成都后，继续分路进发，相继占领了广汉、巴二郡。至此， 公孙述将大部分巴蜀地区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杀掉宗成后，公孙述自然明白已不可能继续跟随更始的脚步前进，而且刘玄似乎也成不了什么大气。此时的公孙述已没有更好的选择，不仅感慨：这年代，做人为官真是太难了，想做个普通老百姓，却命比纸薄，朝不保夕，任人宰割；想做个好官，朝廷却不争气，过两天都不知道主子去哪里了。想来想去，不如靠自己来得实在，公孙述便在心中暗暗开始有自立割据的打算。历史就是这样，或许很多人最初本打算只在旧有的环境里按照既定的道路前进，但走着走着，发现已无路可走，最后只能选择一条从未想过的路。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别无选择，才只能走上那条不归路——做皇帝！当然，称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还得一步步来！

“临邛会议”结束后不久，从京城方向来了一群朝廷使者，郑重其事地任命公孙述为代理辅汉将军、蜀郡守，兼益州牧，并传官方印绶。时间如此巧合，只不过朝廷使者是假，公孙述秘密派人冒充是真。公孙述通过一系列的运作，以假借汉朝之名义，不但摇身一变成为了合法的汉臣，而且可以名正言顺的讨伐宗成这些乱臣贼子，从而获得当地老百姓及势力的最大支持。
之后，公孙述精心挑选了精兵千余人，向东进发，直逼宗成驻地。等到达成都时，已经发展到数千人，于是对宗成发动最后攻击，宗成大败。宗成部下垣副杀了宗成，率众向公孙述投降。公孙述占领成都后，继续分路进发，相继占领了广汉、巴二郡。至此， 公孙述将大部分巴蜀地区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杀掉宗成后，公孙述自然明白已不可能继续跟随更始的脚步前进，而且刘玄似乎也成不了什么大气。此时的公孙述已没有更好的选择，不仅感慨：这年代，做人为官真是太难了，想做个普通老百姓，却命比纸薄，朝不保夕，任人宰割；想做个好官，朝廷却不争气，过两天都不知道主子去哪里了。想来想去，不如靠自己来得实在，公孙述便在心中暗暗开始有自立割据的打算。历史就是这样，或许很多人最初本打算只在旧有的环境里按照既定的道路前进，但走着走着，发现已无路可走，最后只能选择一条从未想过的路。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别无选择，才只能走上那条不归路——做皇帝！当然，称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还得一步步来！

公孙述打定主意后，便迅速派人封锁了巴蜀与中原连接的主要军事要道，并派专人驻守。更始二年（公元24年）秋，更始帝派遣柱功侯李宝和他任命的益州刺史张忠，带兵万余人攻打益州。公孙述派其弟公孙恢迎战更始军于绵竹，李宝、张忠大败而逃。此一战，令公孙述在益州威名远播，个人威望与形象在当地达到一个新的巅峰。这时，功曹李熊进劝公孙述道：“现在四海动荡不安，百姓议论四起。将军割据千里，所属地方十倍于商汤、周武王，如果奋威德以合天时，霸业可成矣。建议将军趁机修改名号，以镇抚百姓。”公孙述深思之后说道：“你的话不无道理，只是目前局势未定，不能贸然称帝啊！”于是，公孙述选择了较为折中的方案，自立为蜀王，治地成都，俨然一方诸侯，算是迈出了割据的第一步。
公孙述称王后，影响很大，加上蜀地向来丰饶，全国各地又战乱四起，很多外地的人才以及军民都纷纷前来投奔和归附。蜀地周边的少数名族，如川西高原的邛、笮等部族首领也亲到成都进行祝贺。总体来看，公孙述的称王获得了绝大多数巴蜀人士的支持和拥护。
公孙述称王之时，全国各地势力也在纷纷割据，且彼此纷争不断。其中势力较大的有山东方向的张步、天水的隗嚣、秦郡黎丘（今河南商丘）的秦丰、河西（今河西走廊）的窦融、渔阳（今北京密云）的彭宠、梁地（今河南东北部）的刘永、庐江的李宪、东海（今山东临沂南与江苏东北）的董宪、五原（今内蒙古包头）的卢芳等。

此外，还有一个人不能忽视，那就是刘秀。刘秀自其兄刘縯被刘玄所杀，刘玄委任其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并派其到河北征讨和收抚当地势力。刘秀来到河北后，破邯郸，杀王朗，开始站稳脚跟。刘秀的壮大引起了刘玄的极度不安，便欲召其回长安，收其兵权，刘秀以河北未平为由，拒不领命。自此，刘秀开始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此时，更始的内乱也开始加剧，贵族集团背景的刘玄开始与原绿林起义的农民集团公开决裂，至农民起义将领王匡投奔赤眉军。


图3-6-1 新莽末期群雄割据形势（图自 维基百科）
正是在这样纷乱复杂的背景下，李熊又再次劝进公孙述：“现在山东饥馑，人庶相食；遭到战争的屠灭，城邑都成了废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肥腴，果实所生，虽不耕种也可饱腹。女工纺织之业，衣服可以覆盖天下。名贵木材竹干，器械之富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运输之便。北面据有汉中，阻塞褒、斜的险要；东面扼守巴郡，拒扞关（今重庆奉节）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到有利时机则出兵而扩大地盘，无利则坚守而从事于农业。东面可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面顺着江流以震荆、扬。所谓拥有天时地利等一切成功的条件。现在蜀王的声名，已闻名于天下，而名号未定，有志之士皆在狐疑观望，您应当即大位，也能使远方的仁人志士有所依归。”李熊的话不无道理，根据当时的天下大势，结合蜀地丰庶，兵强马壮，易守难攻，“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已具备。但公孙述仍然非常顾忌刘氏正宗，有所犹豫地说道：“帝王是天命所归，我怎么能承当得起呢？”李熊说：“天命没有一成不变的，老百姓归附能者，能者承当起使命，您还怀疑什么呢！”公孙述最终接受了李熊的建议，决定称帝。
不久，蜀地大街小巷便开始流传一个神奇的传闻。据说有一天，公孙述府中出现了一条大龙，闪闪发光，久而不去，这时有一位道骨仙风的神人来到公孙述的殿府，说他具有天命，可为天子，而且走前还在其掌心刻下三个字，文曰“公孙帝”，说完，神仙飘然而去。当然，事实上，谁也没有见过神龙与神仙，这只不过是公孙述称帝前的舆论和宣传手段而已。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四月，公孙述在成都称帝，国号“成家”，年号龙兴。以李熊为大司徒，以其弟公孙光为大司马，公孙恢为大司空，改益州为司隶校尉，蜀郡为成都尹。
公孙述崇尚白色，后来也被世人称为白帝。据说他称帝前，为据守蜀地，曾到巴东军事要地视察工作。有一天，骑马来到瞿塘峡口，见地势险要，难攻易守，便扩修城垒，屯兵严防。后来公孙述听说城中有口白鹤井，井中常冒出一股白色的雾气，其形状宛如一条龙，直冲九宵。公孙述说这是“白龙出井”，他认为这是吉祥的象征，是他日后必然登基成龙的征兆。于是，在他称帝后，所建的城池取名“白帝城”，此山亦改名“白帝山”。两百年后，刘备曾向孔明托孤于此；七百多年后，李白经过这里出蜀，曾写下绝句《早发白帝城》。
公孙述称帝不久，同年六月，已经是“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在众将拥戴之下，于河北鄗城（今河北邢台）的千秋亭即皇帝位，史称光武帝，年号建武，并继续沿用“汉”的国号，史称后汉。刘秀称帝后，开始分兵四出，西窥关中，南视洛阳。同年十月，刘秀一路高歌猛进，攻入洛阳，并定都于此。由于洛阳在长安之东，便被世人称为东都，故刘秀建立的后汉又名东汉。
同年九月，赤眉军也攻入长安，刘玄向赤眉军投降。十月，更始帝刘玄被赤眉军所杀，更始政权宣告灭亡。

当刘秀逐鹿中原之际，公孙述也开始了进一步外拓势力的步伐。历史上很多人都视公孙述为坐守之君。其实，他内心并不满足于割据巴蜀一隅，其一直以代王莽而起的正统自居，以夺取天下为己任。骑都尉荆邯曾为他分析：“昔日成汤以七十里之地而称王天下，文王以方圆百里之地使天下诸侯称臣，汉高祖败而复征，伤愈复战，故能擒秦亡楚，转弱为强，蜀地纵横数千里，杖戟百万，天下之心，未有所归；若不东出荆门，北陵关中、陇西，与之进取，则王业不全，子孙不能久安，今光武帝刘秀正集中精力经营东方；四分天下已有其三；一年之后，兵且西向。必须在刘秀抽不出大军之前外拓”。公孙述对此也深信不疑，坚信刘秀与自己必然有一天会针锋相对、短兵相接。
当年，汉高祖刘邦虽偏居汉中一隅，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闪电战夺下关中三秦，继而北收燕赵，东进洛阳，最终打败了强大的项羽，开创大汉数百年基业。相信刘邦的伟大创业经历，一定给了公孙述无穷的精神力量，以及诸多借鉴经验。现在，他只要坚持刘邦的思路，趁刘秀忙于东方战事，一举夺下关中，再取中原，则霸业可成。
公孙述的称帝，也对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从最初王莽时期的一位卒正（蜀郡郡守），后称王，再到称帝，随着其身份在短期内的急剧变化，难免会引起一些人的内心不适。此外，西汉末年，益州设置有武都、汉中、广汉、巴、蜀、犍为、越嶲、益州、牂柯九郡。蜀郡与其他各郡并无统辖关系，公孙述也不能像后来割据益州的刘焉、刘备那样以州刺史、州牧的身份管辖各郡。公孙述称帝后，各地有两种态度，一是拥护、接受其统治，二是反对，坚决抵制。大体说来，由少数民族控制的地区，一般持拥护态度，由原汉族人控制的各郡，一般都采取了抵制和反抗。

之前，蜀西南的邛人、笮人诸部与公孙述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公孙述称王及称帝时，皆主动派人到成都朝贺。当时，越巂（今西昌）土著首领任贵在王莽末期曾杀死王莽时所任命的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领太守事，随后主动投降于公孙述。公孙述称帝并夺得汉中后，蜀西北和武都郡的氐人分别附属于隗嚣和公孙述势力，直到隗嚣势力瓦解后的建武九年（公元34年），氐人才转而归顺刘秀。
此外，在汉族贵族及士大夫控制的许多地区，公孙述遭遇到各种阻力。公孙述称帝之初，实际上有效势力范围仅有广汉、巴、蜀三郡。在南面，遇到的抵制最为强烈。
西汉末年，离成都最近的犍为郡的治地武阳（今彭山），离成都仅150里。公孙述据蜀后，犍为郡闭城据守，坚决不从。公孙述派军攻城，犍为郡功曹（太守）朱遵率军迎战，由于寡不敌众，朱遵战死，犍为郡遂为公孙述所并。
武力征服犍为后，公孙述继续向南拓展。在益州郡（今云南滇池），又遇到了强硬的抵抗。益州郡太守为广汉人（今梓潼）文齐。文齐一生甚是传奇。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年~5年），文齐曾出任京师（长安）城门校尉，负责统帅守城部队。王莽执政时，益州郡人民不堪重负，发动起义，王莽派遣将军廉丹率军前往镇压，反被义军杀败。王莽又派文齐前去征讨。文齐率军至益州郡后，征而不讨，围而不歼，终说服起义民众归顺朝廷，王莽即任命文齐为益州郡太守。在任期内，文齐组织边民垦荒造地，修筑灌渠，开垦农田两千多顷。同时练兵养马，修筑路障边塞，保证边境平安，老百姓衣食无缺，生活安乐，对其十分拥戴。公孙述称帝后，先遣使臣劝说文齐臣服，文齐坚决抵制，拒不归从。公孙述甚至拘捕了他的妻子相威胁，并许诺封他为公侯，他仍坚决不从。公孙述终未攻下益州郡，铩羽而归。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即皇帝位后不久，文齐还专门派出使者，绕道前往河北向光武帝致意归附，深得光武帝的嘉许。后来，公孙述灭亡后，光武帝任命他为镇远将军，并封为成义侯。由此看来，文齐不失为一位有胆识、有才略、有节气，且衷心于正统王室（新莽及汉朝）的地方杰出官员。

在牂柯郡（今贵阳），公孙述也同样遇到了坚决的抵抗。当时，牂柯郡的大姓龙、傅、 尹、董氏等几大当地势力，与太守谢暹齐心协力，坚守边境，至公孙述无功而返。后太守谢暹与文齐一样，遣使者绕过番禺向刘秀进贡，以表归顺与衷心，得到光武帝的嘉奖。
公孙述先后在益州郡、牂柯郡碰壁后，便不再向南争夺，改而采取北出东击的战略。北面即汉中、关中方向，这条路线与当年刘邦非常相似；东面即荆州方向。如此，两路并进，以图中原。公孙述遂派将军侯丹率军开往白水关（今广元青川县内），直逼南郑（今汉中），进而北窥关中；将军任满从阆中南下，攻破江州（今重庆），东据扞关（即楚关，今湖北长阳西），进窥荆州。
当时的汉中还不在公孙述手中。公元26前后，更始将军刘嘉出击汉中，进攻当地军阀延岑。延岑曾是更始时期汉中王刘嘉下面的一位将领，由于更始政权腐败混乱，延岑反叛，并自称武安王。刘嘉带领更始将领李宝、张忠与延岑爆发多次战斗，此消彼长，屡有反复。一次，占据汉中的刘嘉抽出主力军队追击成仓（宝鸡）方向的延岑，公孙述便利用这个机会，派数十万重兵迅速占领了汉中。
关于延岑，其一生算是波澜起伏，堪称传奇。自公孙述占领汉中后，延岑曾被刘嘉打败，故又回归刘嘉，后曾大败赤眉军，恢复元气之后的延岑又反叛刘嘉，占据关中，自设州牧。后来，刘嘉归顺刘秀。延岑之后被刘秀汉军冯异打败。大约公元29年前后，走投无路的延岑投奔公孙述，公孙述封他为大司马。公孙述与吴汉率领的汉军在成都决战中战死后，延岑率军投降，后被吴汉所杀。延岑或有后来三国的吕布之勇、吕布之性，亦有吕布之命！

公元25年，更始帝刘玄失败以后，当时西面主要有两股势力较为强大，天水的隗嚣和益州的公孙述。此时光武帝刘秀正忙于山东方向事务，没有来得及西伐。刘秀曾对将领们说：“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成语“置之度外”。
公孙述在占领汉中后，关中豪杰吕鲔等人各拥有军队上万，不知归属，大多归顺公孙述，公孙述都一一接纳，并拜他们为将军，并巩固前沿，大作营垒，布阵车骑，演习战射，广积粮草，会聚兵甲数十万人，在南郑修筑宫殿。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多刻天下牧守的印章，备置公卿百官。使将军李育、程乌率领数万军众出陈仓，欲会合吕鲔，北取三辅（即西汉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今陕西中部地区）。
此时，刘秀主要精力虽然在东面，但对关中形势仍然非常关注。刘秀闻绿林、赤眉两大起义军发生了火并，便派邓禹西入关中，但与赤眉之战并不顺利，未得进展。公孙述占领汉中后，刘秀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同时关东战事偏紧，难以抽调主力大军西征，只好另派军事才略出众的阳夏侯冯异出兵关中，取代邓禹。当时，关中豪杰甚多，往往拥兵成千上万，各自割据一地，互相攻伐。
当时西面主要有两股势力较为强大，天水的隗嚣和益州的公孙述。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公孙述先后称帝，隗嚣一时犹豫不决，便派绥德将军马援首先出使蜀地，亲到成都，以探虚实。

马援与公孙述本为同乡，而且交情向来很好，马援来到成都后，受到了公孙述“超规格”礼遇，俨然当年大汉对待外国重要使节的礼制。公孙述先陈列卫士，然后才请马援进见，待刚见过礼，又马上让马援出宫，住进宾馆；接着命人给马援制作都布单衣、交让冠；然后在宗庙中聚集百官，设宴招待马援。席间，公孙述表示要封马援为侯爵，并授予大将军官位。马援的随从多有被打动，都愿留下。马援则认为公孙述只是是装腔作势，难成大气，于是毅然返回陇右，并对隗嚣道：“公孙述井底之蛙，妄自尊大，建议大人不如专心经营东方（刘秀）”。隗嚣便放弃了归附公孙述的念头。
这时，刘秀在东面四路击进，也打算稳住西面，想通过笼络隗嚣，以牵制公孙述，同时保障自身西面的安全。在向隗嚣的信件中，为力求“合作”，刘秀充分发挥其一贯特点，极力抬高隗嚣，贬低自己，甚至将自己比喻为苍蝇。当然，隗嚣内心也是明亮的，口头上向刘秀称臣，并把儿子送到洛阳任官，表示归顺，并偶尔保持有限的合作，但政治、军事仍然保持独立，这对于刘秀来说，似乎也达到了目的，只要你隗嚣不给我捣乱就可以。建武二年，刘秀属将冯愔等发生反叛，西逃天水，隗嚣发兵迎击有功，被刘秀命为西州大将军。冯异负责关中战事后，也很注意拉陇南的隗嚣，时与隗嚣联军作战，很快荡平众多山头，关中豪杰大多相继归顺汉军。
当时中原及关中地区形势混乱，战乱频发，饥荒四起，白骨遍野，甚至出现人庶相食的情形。很多难民也大量涌入蜀地，进步一壮大了公孙述的实力。

建武三年（27年），公孙述派大将程焉、李育，率数万军队由汉中出发，前往陈仓，欲与吕鲔合兵北进。冯异派大军迎击，大败蜀军，程焉被迫撤军。冯异又追战至箕谷，再次大破蜀军。此后，公孙述又多次派兵与吕鲔合兵，出击三辅，但都遭到冯异与隗嚣联军的阻击，始终未能如愿。甚至吕鲔控制的陈仓之地也被隗嚣占领。此时，公孙述意识到了争取隗嚣的必要性，派使者捧大司空扶安王印绶授隗嚣。隗嚣反斩来使，出兵攻蜀，连破蜀军。从此蜀军已无力再行北出，公孙述的北取三辅以复制当年刘邦的革命路线宣告失败。刘秀通过以陇制蜀的战略，从根本上达到了遏制公孙述北进的目的。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关中及荆州方向的地方军阀势力延岑、田戎等相继被刘秀打败，后逃入蜀地投靠公孙述。公孙述以延岑为大司马，封汝宁王，封田戎为翼江王。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公孙述派遣田戎与将军任满出江关（今夔门南岸），下临沮、夷陵，招集当地旧有部将，以攻取荆州诸郡，但都以失败告终。
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初，经过近六年的东征西讨，刘秀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广大的中原之地，全国13州已有其11，剩余的主要势力则为陇右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从而形成“三足鼎力”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