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隗嚣占领的陇右与刘秀最近，且又是刘秀进入蜀地的必经之地，而且对刘秀的威胁也最大。这个时候考验隗嚣与刘秀感情的时候便到了。此时的公孙述，正在集中精力进攻荆州和南郡方向。刘秀考虑到隗嚣前期有功，找不到直接理由进攻陇右，便于当年二月书信给隗嚣，命隗嚣趁公孙述东进之际，让其派兵攻打公孙述。在刘秀眼里，不管隗嚣答不答应似乎对己都有利。假如隗嚣真打公孙述，那么自己就坐收渔利，如果不打，自然就有进攻隗嚣的理由。当然，隗嚣头脑也是清醒的，他完全理解刘秀的真实意图，因此立场也是坚定的，便借各种理由措辞，强调伐蜀的困难，“白水地势十分险阻，栈木为道，山路悬险”，婉拒了刘秀的要求。刘秀又书信告知隗嚣，欲借道陇右伐蜀，隗嚣仍未答应。隗嚣知道刘秀一统天下、志在必得的野心，因此派人在各个要道砍伐树木堵塞关口，并令大将王元率军镇守陇坻，居高临下，以阻止刘秀进攻。
此时的隗嚣已公开抵制刘秀，其阵营里的重要臂膀马援向来对刘秀的韬略身怀敬仰，对汉室也存有好感，当初隗嚣弃蜀而附刘秀，也是主要受到马援的影响。马援看到隗嚣对汉朝反复无常，心口不一，便下定决心投奔了刘秀。马援也是一代传奇名将，而且后来也成为伐陇的中坚力量。马援曾为刘秀献计，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游说隗嚣下面的一些将领和部族势力投奔了刘秀，达到了分化隗嚣实力的目的。不但如此，马援由于非常熟悉陇右的地形以及隗嚣势力的内部组织情况，每次打仗前，汉军的军官都会邀请马援出谋划策。在一次战斗前，为了更好的分析军事形势，马援便让人用米堆出地形进行战势讲解，马援因此也开创了用米作为军事沙盘演绎的先例。东汉统一天下后，马援仍不惧年迈，仍在边疆南征北战。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马援在讨伐五溪蛮时身染重病，不幸逝世。其生前常对部下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马革裹尸”便由此而来。

刘秀自跟隗嚣开战后，前期并不十分顺利。后来在马援的分化计谋下，隗嚣实力受损。当时割据河西走廊的窦融已归附刘秀，开始从隗嚣西面进攻金城，至隗嚣腹背受敌，形势开始倒向汉军一边。在及其不利的情况下，隗嚣上书刘秀表示亲善，企图以此作为缓兵之计，但刘秀对隗嚣的反复如常已失去信心，并未答应。隗嚣绝望之下派使者向公孙述称臣，并请求出兵支援。
此时的刘秀特地给公孙述写信，同样地言语恳切，极力贬低自己，抬高公孙述，进行封官许愿和拉拢。公孙述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况且已经称帝，哪有称帝后再向别人称臣投降的道理呢，因此公孙述对刘秀的笼络并不理睬。
公孙述便遣使封隗嚣为“ 朔宁王”，并多次派兵支援隗嚣。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光武帝刘秀与大将岑彭率军攻破天水，岑彭又与偏将吴汉把隗嚣包围在西城。公孙述派兵李育率领万余人援救隗嚣，驻扎在上邦，刘秀派盖延、耿弁包围蜀军，双方形成暂时的拉锯态势。刘秀见一时攻破不了城池，就自己先回京城去了。后来，两军历经十余战，至建武九年正月，隗嚣在绝境中病饿而死，王元等人立其次子隗纯为王。汉军又连续攻破隗军主城，王元只身逃离陇右投奔公孙述，隗纯等人投降汉军。至此，陇右平定，全国便只剩公孙述的巴蜀。
京城的刘秀知道隗嚣势力灭亡后，便给岑彭去信说："两城若下，便可带兵向南击破蜀虏！”《后汉书》曾记载刘秀的感慨：“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鬓为白”，“得陇望蜀”的典故便由此而来。

建武十年（公元34年），汉军计划自两个方向进行伐蜀。来歙、盖延率诸军自陇西南下攻河池入蜀；大司马吴汉率荆州兵六万，马五千匹，于荆门与岑彭会合，沿长江水路西上入蜀。
隗嚣灭亡后，公孙述受到极大震动，迅速在巴蜀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为：派王元、环安拒守河池河池（今甘肃徽县），阻止北面陇西方向的来歙、盖延部队，另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汛在东面沿长江出击荆州方向；第二道防线为：在广汉（今射洪）、资中（今资阳）一带布置陆上军力；在江州（今重庆）一带构筑水路军力；第三道防线为：在成都及附近广积粮草和建立军事设施，作为最后一道坚守防线。
田戎带数万大军，分别乘舫船和竹筏，顺江而下。大军出江关后，先后击败汉军守将冯骏等部，攻占夷道（宜都）、夷陵，控制了荆门、虎牙二山。蜀军在荆门江上架起浮桥、斗楼，又在江中竖立大量木桩，以阻绝水道，并在大江两边山上结营建寨，以拒汉军。汉大将岑彭多次率军攻击蜀军，欲夺回失地，皆以失败告终。于是汉军建造楼船和冲冒战船数千艘，多次反攻，仍未获利。
建武十年（公元34年）十二月，大司马吴汉征调南阳军士三万人，乘船沿江而上，直抵荆门。又征调各地熟悉水性的“ 操船手”六万余人，汇集于荆门。稍作训练后，即发动攻击。开始几次进攻，皆失败而归。汉军士气一度很低落，甚至出现“ 百越”部族军队准备密谋叛投蜀军的现象，被辅威将军臧宫用计制止。征蜀将领吴汉与岑彭间，向来就有矛盾。这时，汉军军粮运输又发生困难，为节约粮草，吴汉欲遣散多余的操船手，但善水战的岑彭却不同意。两人争执不下，上报到刘秀那里。吴汉向来勇武，但脾性急躁，虽深得刘秀信任，但每次刘秀对其单独带兵似乎都有些放心不下，岑彭则谨慎善谋，且带兵有道，刘秀权衡之下，只好撤下吴汉，由岑彭一人全权负责水路攻蜀。

岑彭独领东路后，蜀、汉两军在这里不久便爆发了一起与后来三国“赤壁之战”相似的“荆门之战”，胜利方正是由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岑彭创造。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闰三月，岑彭在营中招募了一批“敢死队”，向他们宣布谁若先攻上蜀军的浮桥，便大行重赏，偏将鲁奇便应募而出，请命担当此任。当时，正值狂风大作，且风向为自东向西。鲁奇指挥战船逆流而上，直冲向蜀军的浮桥。浮桥前的攒柱上多有铁钩。铁钩钩住鲁奇的船队，致其不能动弹，鲁奇只好拼死一战，并号令大家将手中的火把都抛向蜀军浮桥，并向蜀军方向发射飞箭。在风力的加持之下，不一会儿蜀军的浮桥和斗楼都被大火烧毁垮塌。汉军见到这样的情形，士气大振，岑彭马上命令所有军队顺风冲击，所向披靡。蜀军大乱而溃败，被烧死、溺死者多达数千人。蜀军将领王政斩任满首级投降于汉军，南郡太守程汛被俘，只剩田戎带领一只军队退到江州（今重庆）。岑彭挥军直入江关（今奉节），追击田戎至江州。他见蜀军江州城内粮草足备，防卫严密，一时之下难以攻克，便派冯骏带人继续佯攻田戎，自己却带大军攻取垫江（今忠县），破平曲（今合川县南），收获粮草数十万石。
岑彭在东面正大破荆门之际，北面的汉军也传来胜利消息。来歙、盖延军大败王元、环安军，攻破下辨（今甘肃成县）、河池，欲挺进蜀中。河池位于太白山脉与祁连山脉之间，为今嘉陵江上游之要冲，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言其“接壤秦陇，俯瞰梁益，襟带东西，称为要地，陇蜀有事，河池其必争之所矣。”可见，此地对蜀中安全极度重要。在成都坐镇指挥的公孙述见到河池已失，大为震惊与恐惧。如今，东面战场荆门已失，而北面门户河池也被占领，如果两路汉军南北夹击，会师成都，则蜀亡矣。
在万般无奈之际，河池守将环安给公孙述出了个鬼主意——暗杀，对象正是来歙。这或许借鉴了当年燕国刺客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不过，荆轲以失败告终。计谋虽然有点毒辣和下三滥，但只要来歙死掉，汉军的士气必然受到重挫，被逼无奈的公孙述最终采用这条计谋。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环安精挑细选，派出了一名“武林高手”，偷偷潜入汉军大营，找到来歙驻地，看了看正在榻上熟睡的来歙，刺客一声劲下，刺下了那冰冷的一剑，然后迅速消失在夜色之中。随着一身惨叫，卫兵奔入来歙营帐，发现他们的将军已满身血迹，或许是刺客走得太急，并没有来得及把刀拔出。来歙没有马上死去，也没有叫军医救护，而是迅速让人叫来副将盖延。盖延长期跟随来歙南征北战，二人战友之情极其深厚。盖延见此情景，悲不自已，泪流满面，以至抬不起头来。来歙看到盖延的样子，斥责他说：“现在我被刺客刺中，不能继续报效国家，所以叫你来，准备把军事托付给你，你怎能这个样子！”盖延收住眼泪，勉强起身接受了嘱托。来歙还叫人拿来纸笔，亲自给刘秀写信，责备自己疏忽大意被人暗算，以至无法完成国家使命，并极力向刘秀推荐盖延继续领军。写完表章，便丢下手中的笔，拔出被刺客刺留在身上的刀子，然后断气而亡。
何为英雄，何为良将？来歙便是！忘我生死，致死不忘责任与大局。刘秀拥有如此良将，何愁天下不定！光武帝刘秀收到来歙遇刺而亡的消息，悲痛不已，追赠来歙为中郎将，赐征羌侯。遗体被送回洛阳，光武帝亲自穿着孝服为来歙送葬，此种君臣关系及礼遇在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因为来歙有平定羌、陇的功劳，所以后来改汝南的当乡县为征羌国。
蜀军在荆门被岑彭打败后，公孙述迅速派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率大军集结在广汉（今射洪）、资中（今资阳）二地，以防汉军逆沈水（今射洪羊溪河）、湔水（今沱江）而上。又令将军侯丹，率两万余人守黄石（今涪陵）。
神勇的岑彭在此时又创造了一个类似三国时期邓艾“奇袭灭蜀”的神话。岑彭在多处部署疑兵，以迷惑和牵制蜀军。他命护军杨翕、偏将军臧宫带兵拖住延岑等军，他自己则带大军顺江而下，回到江州（今重庆），逆江而上来到僰道（今宜宾西南），再逆都江（今岷江）而上。当年八月，岑彭军到达黄石，从后方偷袭侯丹，蜀军大败。汉军遂弃舟登岸，继续沿陆路奇袭至成都平原。
后来，刘秀亲到长安坐镇指挥灭蜀大战，汉军继续发动攻击。沿途的蜀军守将大多投降汉军。王元等很快败至平阳（今四川三台县）一带。

建武十一年八月，岑彭大破侯丹之后，率军昼夜兼程，急行军2000余里，沿途蜀军不战而降，直到成都近郊的武阳（今彭山）城下。武阳守将公孙永是公孙述的从弟，官至卫尉，官位虽高，却不懂守城。武阳被岑彭一举拿下。接着，岑彭又命轻骑部队，直取广都（今双流）。
与此同时，刘秀又给公孙述写信，言语恳切，陈述利弊，劝公孙述投降。公孙述看到信后只是叹息。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劝公孙述投降，公孙述却说：“兴亡皆是天命，既然已经称帝，岂有降天子之理哉”！左右之人便都不敢再提投降之事。
公孙述得知武阳失守，广都被岑彭攻破的消息后，甚为惊恐，气得以杖击地：“ 岑彭是何方神圣也！”绝望之下，公孙述又故伎重演，派出一名刺客刺杀岑彭。据说当时岑彭驻营地名叫“彭亡”，大概是由于彭祖曾逝世于此而得名。当时岑彭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听说此地叫“彭亡”，难道是让我岑彭灭亡么？岑彭感觉名字很不吉利，有所顾忌，准备换个地方扎营，但当时夜色已晚，军困马乏，便打消了念头，打算第二天再行迁移。公孙述的刺客终不辱使命，乔装打扮，混入难民，假借归降汉军之名，混入汉军军帐。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当夜成功刺杀了岑彭。两员悍将连续被公孙述成功暗杀，这对刘秀来说无疑是精神上的重大打击，但并不能改变汉军继续进攻的态势。
刘秀便火速命吴汉奔赴成都前线接替岑彭。当初，岑彭率军攻破荆门后，吴汉便留在夷陵（今宜昌）负责外线造船、转运物资等事务。吴汉接到命令后，率兵三万，逆长江而上，连夜赶往成都前线。行至僰道附近遇到从成都撤下来的汉军，他立即重整军队，组织反攻。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春，吴汉率军与蜀军战于鱼涪津（今四川眉山之岷江渡口），大败蜀将魏觉、公孙永，接着又攻取南安，兵围武阳，歼灭蜀援军五千余人。汉军继续西上，在广都大败公孙述的女婿史兴率领的蜀军，史兴战亡。
吴汉由于求胜心切，便率二万步骑进攻成都，结果战败。吴汉随即改变战术，乘夜秘撤到锦江南岸与副将刘尚会和，并力对敌，遂转败为胜。此后，吴汉根据刘秀的旨意，利用敌疲再攻的战术，与蜀军多次战斗于成都、广都之间，歼灭公孙述大量有生力量。此时，蜀地的许多百姓、将帅极度恐惧，出现大量离叛，公孙述诛杀所有投降者及家属，但仍不能杜绝。不久，臧宫军队也相继攻克繁（今彭县西北）、郫（今郫县），与吴汉会师，合围成都。公孙述的弟弟公孙恢也在与臧宫的战斗中战败被杀。

刘秀料定公孙述在如此绝境下一定投降，就再次给孙述写信劝降，并承诺虽然来歙、岑彭被公孙述派刺客所杀，但现在只要如期归降，就可保证家族完全，且君无戏言。公孙述收到信后，终无降意。通过光武帝多次劝降公孙述，可以看出刘秀内心本质上是及其厌恶杀戮和战争的，可惜统一天下，怎能无战争，怎能不死人，明知会有大量无辜牺牲，也由不得自己。或许，这就是帝王的最大的无奈与悲哀。
九月，吴汉与蜀军发生多次战斗，蜀军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相继战败被杀，汉兵再次兵临成都城门之下。面对如此绝境，公孙述对延岑说：“现在该怎么办呢？”延岑说：“男儿应当在死中求生，怎能坐着等死呢！金银财宝可以失而复得，不应吝惜。”公孙述便将金帛全数拿出，募得敢死队五千多人，在成都南面的市桥配合延岑，假装建立旗帜，鸣鼓挑战，暗地里却派遣奇兵绕到吴汉军后面，打了个吴汉军队措手不及。吴汉本人在战斗中差点战死，结果坠落水中，在千钧一发之际，死死抓着马尾巴来了个“鲤鱼打挺”，才得以死里逃生，并从成都西门外郫江渡口逃回军营。
这次汉军损失不少，吴汉锐气大措。此外，自吴汉攻下广都后，原岑彭的部将臧宫一直驻兵郫县，按兵不动，显然有点坐山观虎斗的态势，吴汉难免有些气恼，加之目前军粮供应不上，只剩7日粮草，吴汉便有些泄气，开始准备船只，打算撤军。这时，刘秀委派的蜀郡太守张堪前来劝说吴汉，认为此时不宜退师。受到张堪的“打气”之后，吴汉这才决心进行背水一战。他只好硬着头皮去说服臧宫，共同发力进攻成都。
十一月，臧宫率军包围成都北面咸门，与南面的吴汉对成都形成南北钳攻之势。在此形势下，公孙述犯了他人生最后一次重大错误，而这次错误，也导致了他彻底走向灭亡。公孙述向来十分迷信，痴迷算卦。他让“神人”帮其占卜抽签，卦曰“虏死城下”。他竟“大喜”，认为吴汉等人必死。可惜，“虏死”并没有确切告诉他到底最终死的是谁。在挂签的信心“加持”下，他便亲自带数万人出城南攻吴汉，令延岑带军出城北拒臧宫。延岑在城北三战三胜，士气高昂。

这次战事对于吴汉来说，决定着是否战败而撤军，也决定着公孙述最终的命运。一向勇武刚猛的吴汉，面对最后的机会，少有的做了一次精心的准备。吴汉采取了“示弱诱敌”的策略，在后方隐藏了一只精锐预备部队，等待时机随时出击。战斗开始后，吴汉亲自擂鼓指挥，从早晨一直战到中午。在吴汉军队的“努力表演与配合”之下，局势似乎更有利于公孙述的蜀军。此时双方士兵都没有吃饭，也一直没有休息，极度饥饿疲乏。到下午，吴汉看准时机，突然调遣预备队开始突击，蜀军措手不及，一时大乱。公孙述正准备带领蜀军撤回城门，汉护军高午身先士卒，手持长枪，纵马追击，直逼公孙述，公孙述不敌，被刺穿胸膛于马下，身受重伤，在左右蜀军的极力拼杀下，才将公孙述救回成都。重伤的公孙述极度悲愤，他怎么也没想到，“虏死城下”的“虏”指的不是吴汉与臧宫，而是自己。当晚，公孙述把兵权和家人托付给延岑后，便不治身亡，一代枭雄，至此陨落。
次日天亮，接受“重托”的延岑知道大势已去，便率军民开城投降吴汉。至此，东汉通过近两年的艰苦征战，终于消灭存在了12年的公孙述“ 成家”政权，实现全国统一。
汉军进入成都后，或许是出于公孙述曾连续暗杀两名东汉悍将来歙、岑彭的怨恨，或许汉军在入蜀之战中牺牲不小，也或许是为了震慑蜀地残余势力，再加上自己差点死在公孙述手里，一向性情暴虐的吴汉便下令杀了公孙述的妻儿及三族，并对延岑也进行了灭族。汉军还大掠城中百姓，屠杀城内外妇孺儿童数以万计，又纵兵大掠、焚烧公孙述宫室。此时的成都，似乎成了人间地狱。
光武帝刘秀听说汉军屠成都城的事件后，勃然大怒，为此狠狠批评了吴汉，并立即征调他北返。刘秀还怒骂吴汉副将刘尚：“ 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随后，刘秀又作出指示：汉军此次滥杀事件，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挽回局面，收拢人心，汉军立即停止一切行动，浮江而下，返回宛城休整。同时任命蜀郡守张堪继续安抚蜀民的工作，礼遇优待降臣降将，征用蜀地贤达人士。此后，蜀地上下趋于安宁，百姓莫不归心。
公孙述在统治蜀地期间，多有惠民之举。他死后，当地人为纪念他，在白帝城中修建了“白帝庙”，塑像供祀公孙述，香火千年不绝。
——————————————此节完————————————

第七节 张陵入西蜀，道起鹤鸣山
公元前551年前后，一名叫李耳的人就职于周王室，负责管理周王室的“国家图书馆”，官职相当于“馆长”。在其任职期间，由于“玩忽职守”，没有看管好图书资料，大量图书被人偷运到楚国，周王朝便罢了他的官职，李耳回到老家生活。
大约公元前485年前后，此时正值春秋时期，各国诸侯势力渐大，周王室又内讧不断，日渐衰落，此时内心极度苦闷与失望的李耳开始对故土不再留恋，怀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心情，打算西出函谷关四处云游。
当时把守函谷关的长官叫尹喜。一天早上尹喜很早就来守关站在城楼上，手搭凉棚远望东方。不一会儿，发现有一团紫气从东边隐隐而来，渐行渐近。古人向有望气之学，据说若看到紫气东来，必有贵人而至。他赶忙吩咐下属备好酒菜，然后急步走下城楼，虔诚相迎。果不其然，来者是一位颇有几分道骨仙风的老者，还骑着一头青牛。一番交谈之后，老者原来正是曾经任职“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大V李耳，尹喜素闻其大名，向来佩服其才学，算是李耳的超级粉丝。李耳由于走得匆忙，没带通关文牒。尹喜也不是个死板的官员，便对李耳说：“先生想出关也可以，但是得留下一部亲自签名的著作。”李耳听后便答应了，便在函谷关住了几天，并写下五千余字的书籍，签上自己的名字赠给尹喜，然后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飘然而去，留给世界一道神秘的背影。从此世人拿着那本书爱不释手，众说纷纭，但都不知道李耳去了哪里。据说，这篇著作就是后来传世经典《道德经》。

《道德经》以教化世人修身养性、修以养德的哲学为主要内容，被后世民间以及官方广为推崇，李耳也被尊称为“老子”。当李耳还是馆长之时，年轻的孔子作为晚辈，也曾向其求教学问。老子后来逐渐成为了“太上老君”的化身。老子及其《道德经》也对后来中国本土最大的宗教 ——道教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道教的创立者正是来自一位老子及其《道德经》的忠实粉丝。
李耳西出函谷关四百多年后，东汉永平二年（公元59年），一位年仅25岁的江洲（今重亲）县令张陵，怀着与李耳当年相似的心境，正式向朝廷交了一封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然后便勇敢地追求他的梦想去了。张陵离开体制，对朝廷来说，算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对中国历史来说，却是一件大事。他的辞职，不是因为犯了错误，也不是被人排挤，而是去解决他内心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换而言之，就是为了修道成仙，以实现长生不老，并因此还创立了一个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宗教——道教。
张陵，字辅汉，祖籍江苏省丰县，相传为西汉贤相张良的八世孙。据说张陵出生时不乏奇幻色彩。汉光武建武十年（公元34年）正月十五日，张陵出生于丰县阿房村，出生前，其母亲梦见天上魁星下降，然后便身感有孕。其出生时满屋异香，整月不散，黄云笼罩屋顶，紫气弥漫整个院子。一切迹象表明，这孩子似乎是天星下凡，长大之后一定成就非凡。
正如预示，张陵从小就显出与众不同的天赋，七岁时就通达《道德经》，而且天文地理、河图洛书、谶纬之学无晓不通。张陵年轻时曾入太学，汉朝并没有科举制度，也没有今天人山人海的公务员考试，人才选拔基本是通过“四书五经”以及官学途径进行，太学作为官学中的佼佼者，相当于今天的北大清华，因此入太学者，自然便是精英中的精英。张陵毕业之后，顺利地进入了官场。在太学期间，张陵曾博通《五经》，当官后也经常叹息道：“哎，这些书好是好，当官也不错，但即使当了丞相，也无法解决生死的问题啊！”于是，当了几年县令之后的张陵便弃儒改学长生之道去了。

在当时，修道常见的的主要形式和终极目的应包括：炼丹，即寻长生不老之术；符咒，这需要结合修炼者的道行，以此解决现实世界各种疑难问题，如驱鬼除魔、治病救人、求雨祈风等；更高级别，应该是属于仙术级别的分身、隐形、变幻、飞升等几个方面。此外，道教也不乏医学、“房中术”这些世俗养身之道。仙道符咒，我们今天可能更多地称之为巫术。但在当时，从皇帝到黎民百姓，对其是深信不疑的。因此，古代中国历史中，很多皇帝都很亲近神仙道士，专门邀请入宫中任职，帮其解决长生不老、占卜预测，以及各种现实愿望或问题。当然今天与修性、养生、医学相关的“养生之道”，颇为现代人接受，这已成为今天道家的主流，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不过，张陵无疑追求的是“仙道符咒”、“长生不老”之类等高级别的原始修道形式。
张陵弃官之后，并没有回他的家乡江苏省，而是到了洛阳附近的北邙山隐居，以修炼长生之道。传闻期间发生了不少异事。据说，有一天张陵在修炼时，忽然天降一只白虎，嘴里衔着神符，并送到他的坐榻之前。此时的张陵，炼丹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据说张陵曾练得仙丹，服丹之后，也拥有了“移形换影”大法。曾经有人看到张大师泛舟于池面，但转眼功夫，却又发现其坐在屋内打坐修炼。亦真亦幻，让人摸不着头脑，当时的张陵似乎具有了相当级别的“道行”。类似的传闻不胫而走，其在当地也有了不少名气，甚至传到了皇帝的耳中，皇帝对此也深信不疑，并引起了极大兴趣。
永元（公元89年）初年，10岁的汉和帝刘肇刚刚即位第二年，便赐张陵为太傅，欲招其入朝廷任职。张陵期初装病不出，但汉和帝也挺有诚意的，又封了一个更大的冀县侯，这个封赏对刘肇来说可是下了血本，张陵仍不出。来来往往三次下诏，张陵皆婉言谢绝，他最后对使者说：“人生在世，不过百岁，光阴荏苒，转瞬便逝。父母隆恩，妻妾厚爱，也随时而消失。君臣之恩，谁见长久？请转告圣上，只要清静寡欲，无为而治，天下自然大定！我志在青山之中，要我何用呢？”可见其潜心修道信念之坚定。
由于拒绝了皇帝的邀请，张陵内心或有些不安，为了免生事端，也为了避开京都近郊的世俗嘈杂和骚扰，张陵决心继续云游名山大川、访仙求道。

一日，张陵在北岳嵩山云游时，遇到一位绣衣使者，使者告诉他：“中峰石室内，藏有《三皇秘典》、《黄帝九鼎丹书》，取得后进行修炼，可以升天！”于是张道陵斋戒数日而入石室，果然得到丹经道书。张陵继续带着弟子王长、赵升三人寻找下一个炼丹之地。先是南游淮河，居桐柏太平山，后继续渡江南下，来到江西贵溪县云锦山，这里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龙虎山。
龙虎山，位于今天江西省鹰潭市区南郊二十公里处，属典型的丹霞地貌。这里山清水秀，景色清幽，向来就是古代仙人栖息与修炼之地。《水浒》第一回洪太尉到龙虎山请张天师出山为民除害时，曾有文字描述道：“千峰竟秀，万壑争流。瀑布斜飞，藤罗倒挂”。可见，龙虎山的确是奇秀之地。
张陵师徒来到云锦山之后，便在山上结庐而居，开始筑坛炼丹。据说三年之后炼成了“九天神丹”，并在炼丹鼎炉周围出现青龙白虎进行护卫，故此山后来又称龙虎山。龙虎山得名还有另一种说法，《广信府志》记载道，云锦山为象山山脉之一支，历台山西行数十里，折而南，分两支，环抱状若龙盘虎踞，故名龙虎山。
张陵炼成九天神丹后已年约六十，服下丹药后，居然“返老还童”，面容看起来犹如30岁左右的年轻人。
汉顺帝年间（公元125~144年），张陵在龙虎山呆了数十年，已近百岁，道行虽然还未达到“飞仙”的层级，但也算是一名实力不容小觑的“地仙”，旗下也有了一些弟子。此时，张陵或许希望自己的事业不再局限于隐居在山野之间独自修仙炼丹，而是希望将自己的事业更上一个台阶，让更多的信众加入门下，以普惠天下。同时，需要继续经历更多的“斩妖除魔”，积累功德，以便最终能“飞升成仙”。于是张陵打算放弃经营多年的龙虎山，从新找一个更适合事业发展的长期根据地。结合自己在巴蜀曾经任官的经历，那里山清水秀、名山众多、民风淳朴，而且远离中原政治中心，以及频繁战乱，似乎更适合自己的事业发展。

汉顺帝永和年间的某一年，张陵率领众弟子经过近两千公里的长途跋涉，来到成都，落脚于成都西面的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境内），开始了他们新的事业。鹤鸣山属岷山山脉，海拔1000余米，北面30公里为青城山，南面约120公里为峨眉山，西面紧接雾中山，足抵川西平原，距成都约70公里。鹤鸣山山势雄伟、林木繁茂，双涧环抱，山涧溪流，潺潺有声，因山形似鹤、山藏石鹤、山栖仙鹤而得名，为古代剑南四大名山之一。在此之前，鹤鸣山一直是异人的修炼之地，据说先秦的广成子（马成子，见《封神榜》）和西汉的周义山（紫阳真人）都曾在这里跨鹤飞升。
张陵一行来到鹤鸣山后，一方面修建房屋以及炼丹炉，继续进行炼丹事业，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仙道符咒”以及“神力”开始为周围的百姓解决各种疑难问题，如驱鬼除魔、治疗疾病等。逐渐，张陵在当地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来到鹤鸣山寻求帮助的人络绎不绝，大家揣着银两上山感谢这位大师。张陵觉得收取老百姓白花花的银子似乎不太适合，作为修道之人，那样格局未免太小，也与当年进入这一行的初心是格格不入的。如果自己真喜欢金钱，当年就不会离开官场而潜心修道。但百姓的好意又不好拒绝，同时门下弟子也需要吃喝拉撒，张陵便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告诉前来求助的百姓，如果大家诚心感谢，施舍五斗米即可。老百姓非常感动，张陵的美誉迅速被口口相传，名气也越来越大。
此外，一些志向高远的年轻人，也背着行李来到鹤鸣山拜师学道，张陵爽快地说，都留下来吧！但也有一个前提条件：没有官方的犯罪记录！当然，拜师的礼节还是要有的，这一直是中国历史以来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几百年前，家庭条件差的年轻人一般送几条肉干便可以成为孔子的弟子，而此时的张大师不收金钱，且只吃素，不吃肉，因此入教者出“五斗米”便成了一种既定规则，这比起当年孔子以十块肉干收徒之礼似乎要“厚道”一些。后来，张陵创立的教派又曰“五斗米”道也由此而来。

张陵自到鹤鸣山后，按照《黄帝九鼎太清丹经》的指点，经过多年的孜孜不倦，终于炼得梦寐以求的龙虎大丹，这个仙丹是他一生的心血，对他来说意义非凡。据说服下这个仙丹之后便可“飞天成仙”，也是他修道一生的终极目标。不过在还未服下大丹之前，张陵遇到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职业导师”。
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正月十五，张陵在半梦半醒之间做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梦，梦境中看见一位道骨仙风的老者骑着一头青牛，身边跟着两个童子，手持紫金葫芦、玉净瓶等诸多宝贝（见《西游记》之金角、银角大王），在一团紫气萦绕之中从天飘然而至。作为专业人士，张陵自然知道来者不凡，极尽其礼，恭敬相迎。老者随后向张陵传达了几项重要工作，主要内容包括：
（1）老者首先向张陵做了自我介绍，其正是六百多年前西出函谷关的老子李耳，他出关后通过修炼成仙，已经成为了今天的“太上老君”，希望张陵找个途径能正式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世人，以消除大家无谓的谣传和挂念；
（2）“太上老君”相继向张陵传授了“三天正法”，即《正一盟威符箓》，《三清众经》九百三十卷、《符录丹灶秘诀》七十二卷、《太玄经》二百七十卷、三五斩邪雌雄剑、阳平治都功印、平顶冠、八卦衣、方裙、朱履等经符和法器物品，并命张陵为“天师”，复称“三天法师正一真人”；
（3）老君嘱咐天师，巴蜀之地妖魔盛行，希望天师以后能广行正一之道，利用其传授的经符和法器，扫除妖魔，救护生民，以积累功德。完成之后，再行服下龙虎大丹，自可飞升成仙。
天师醒来之后，谨记老君之言，并认真消化老君授与的经符与法术，毫无半点怠慢。据说，老君传授给张天师的道法，能集三万六千神灵、千二百之官君，以供驱使。

经过三年的充分准备，汉顺帝汉安四年（公元145年）七月七日，张陵带着王长、赵升等几个得力弟子，以及老君赠送的法器，来到青城山，布下“法阵”。张天师坐于中央琉璃高座之上，左供元始天尊，右供三十六部尊经，立十绝灵幡，鸣钟叩磬，布龙虎神兵，施起法力，会八部鬼帅，大战众鬼。由于张天师法力由太上老君亲自传授，道法深厚可见一斑，诸魔皆被一 一降服，都跪拜于张天师面前，愿意皈依正道。于是天师敕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在青城山黄帝坛下盟誓：人处阳间，鬼处幽冥，人主白昼，鬼行黑夜，阴阳分别，各行其道，违者正一有法，必加诛戮。并将六天鬼王囚禁于北阴丰都城，八部鬼帅流放于西域边地。从此妖魔降服，人鬼殊途，人民安乐。至今青城山仍留有天师与众鬼帅战斗的誓鬼台、鬼界碑等古迹。
张天师降妖伏魔，救护众生，蜀地的人民都非常感动，都愿意听受天师教化。于是天师设立二十四治，广收门徒，教化于民。张天师由于道法深厚，再加上是道教的创始人，于是大家在其名字中间加了一个“道”字，名曰张道陵。
后来张天师与弟子王长、赵升往今四川省苍溪县境的云台山继续修炼。
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九月九日，在四川赤城渠亭山中，张陵等人盛装侍立，等待“飞仙”时刻。顷刻之后，一群使者在紫云围绕之中，从天而降，来者正是由玉帝派遣。使者持玉册，正式敕封天师为“正一真人”，命服下龙虎大丹后，即刻启程上入天界。张陵将剩余的龙虎大丹，以及符录、印、剑、都功等老君所传“天师”教物传授给其子张衡（非东汉天文学家张衡）曰：“我遇上太上老君亲自传授道法，此文总领三万都功，正一教的核心枢要都在这里，将我的教主身份按照一代一人的方式传下去。但是天师之位绝不能外传，只能传给我的嫡亲子孙。”然后，张天师将龙虎大丹分给弟子王长、赵升、夫人雍氏服下，于今四川省苍溪县境的云台山峰乘云而升，其在人间共123岁，女儿文姬、文光、贤姬、芳芝皆得道升仙。张陵所说的天师承袭制度，其实就是世袭制，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了下来。

关于张天师的这段传说，不乏神话传奇色彩，如以严谨的科学眼光来看，当然不可能发生太上老君授书事件。事实上是张陵在道家学说、原始巫术和传统的“巴蜀文化”的基础上，为道教的发展建立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建立了一套“驱鬼除魔”的“行为规范”。张陵奉我国早期道家代表老子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为经典，著《灵宝》、《天官章本》、《黄书》等道教书籍24篇，创建了天师道（又称正一道）的道书、教义、教仪和教规，通过教授教义、施法、教武等途径发展了一大批骨干，一时名震巴蜀。即史载的张陵“造作符书，以惑百姓”，这对未来的天师道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天师道以“符咒”为主要法术，包括神符、咒语、神水等，是道教早期符箓派的主要形势。多数教众主要是求避邪、驱鬼、治病、保平安，更高一级的以长生、升仙为奋斗目标。当时的符箓有多种形式，如复文符号、各种图像化符号等。这与当地古老的“巴蜀符号”以及民间巫术有一定的渊源，在巴蜀民众中具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因此较易推广。
此外，随着天师道的发展，张陵旗下弟子越来越多，人数达到数万之众。为了更加有效的进行管理，便在巴蜀地区建立起二十四个宗教活动中心，即二十四治，分上品八治、中品八治、下品八治。道徒们定期赴治学道，祭祷。
二十四治对应的是二十四节令，合的是天上二十八宿。二十四治包括:
上品八治：阳平治、鹿堂山治、鹤鸣山治、漓沅山治、葛贵山治、庚除治、秦中治、眞多治；
中品八治：昌利山治、隶上治、涌泉山神治、稠粳治、北平治、本竹治、蒙秦治、平盖治；
下品八治：云台山治、浕口治、后城治、公幕治、平刚治、主薄山治、玉局治、北邙山治。
此外，还设有八品游治。分别为:峨嵋治、青城治、太华治、黄金治、兹母治、河逢治、平都治、青阳治。

为求进一步加强科学管理，天师道还建立了比较严密的管理组织机构。张陵自称“天师”，自为最高教主，下设治头大祭酒，主要负责管理各个“治”的地方事务。再下有祭酒、奸令、鬼吏等职位，统帅下面的教徒“鬼卒”、“鬼兵”等。“鬼卒”相当于入门级别道徒，近似于军队里的普通士兵。天师道为迎合百姓怕官、厌官、恨官的心理，名义上不设长吏，实际上大祭酒、祭酒、奸令、鬼吏等，便是新的长吏。
另外，天师道还采用世袭制度，张陵“飞仙”时，便把教主位置传给了其儿子张衡。张衡生于公元96年，其接替张陵时为66岁。张衡少年时博学，性格内敛低调，不太喜欢张扬，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内专注于修道。当上教主后，居住在阳平山（今四川彭县）专以经箓教授弟子，克彰正一之道。据说其说话言简意赅，闻者有感。
东汉皇帝听说张衡道法深厚，便打算封其为黄门侍郎（皇帝近侍之臣）。皇帝的目的，或许是一方面希望张衡为自己解决“生死之道”以及其他疑难问题，同时也可能因为此时天师道在蜀地已具有相当影响力，通过将张衡招入朝廷，防止天师道教徒滋事造乱。对于皇帝的招请，张衡进行了委婉的拒绝。

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正月，享年83岁的张衡逝世，仙去前将祖传印剑和教主之位传给了其儿子张鲁。此时的张鲁相当年轻，不到20岁。
在张衡生前的天师道内部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张修，后世大多数道家认为张衡死后，天师道的实权曾一度落入张修之手。关于张修出生资料及背景，并无准确的史料记载。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张修与张衡不是父子关系，而很可能是族内旁亲兄弟关系。张衡在任教主期间，由于潜心修道，很多时候都并不太喜欢亲自露面处理教务，便委任张修主要负责教内日常事务，近似于“副教主”职务，或者可以将张衡理解为董事长，张修则为总经理，由此获得了极大的实权。张衡死后，虽然教主位置传给了张鲁，但一方面由于张鲁年轻，另一方面张修一直作为长辈加副教主身份，天师道的实权自然掌握在张修手里。当然，张鲁内心的“梗”也自然而生。
东汉末年，朝廷政局不稳，外戚、宦官专权，对西羌战争持续数十年，花费巨大，徭役兵役繁重，加之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至民不聊生。
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3月，在华北平原诞生了一位“大神”级人物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自称“天公将军”，率领数十万群众发动起义，史称“黄巾起义”。同年，蜀地的张修也不甘寂寞，率领天师道众徒发动叛乱。

经过汉朝约9个月的剿杀，第一次黄巾起义的主力军被基本消灭。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初，黄巾余部再度发动第二轮起义。
此时的朝廷内出现了一位关键人物，由于他的建议，影响了重要的历史走向，甚至有人认为正是他导致了三国时代的开启，以及东汉的灭亡，这个人便是刘焉。
刘焉何许人也？史料记载其是汉鲁恭王之后裔，曾从县令做起，一直官至朝廷的太常。汉代太常主管祭祀社稷、宗庙和朝会、丧葬等礼仪，事重职尊，位列于九卿之首。但是到了东汉，任太常的人不必为列侯，多以名儒担任这一职务，似乎有点虚职的意味，地位已大不如前。
为了有效镇压起义，此时60岁的刘焉向朝廷建议：“刺史、太守行贿买官，盘剥百姓，招致众叛亲离。应该挑选那些清廉的朝中要员去担任地方州郡长官，借以镇守，安定天下。”当然，刘焉也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本人也毛遂自荐，申请充任交州（即交趾）牧，意欲借此躲避世乱，同时也可以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谋一席事业发展之地。
灵帝接受了太常刘焉的建议，将部分刺史改为州牧，由宗室或重臣担任，让其拥有地方军、政之权，以加强地方政权的实力，从而有效进剿黄巾残部。后来正因为汉灵帝下放权力，助长了地方军政首领拥兵自重，各地诸侯开始崛起，进而互相攻伐，逐鹿中原，三国时代的序幕正式拉开。

当时，益州刺史郤俭在益州大事聚敛，贪婪成风。刘焉本来打算去交州上任，但因为听侍中董扶说益州有天子之气，便赶紧向朝廷申请为益州牧。刘焉被封为阳城侯，以监军使者、益州牧身份前往益州逮捕郗俭，整顿吏治。因为道路不通，刘焉暂驻在荆州东界。此时郤俭已被黄巾军首领马相等杀死，但是刚称帝的几日的马相又被益州从事贾龙组织军队击败。贾龙于是迎接刘焉入益州，治地绵竹。
刘焉上任后，任命贾龙为校尉，安抚收容逃跑与反叛的势力，极力实行宽容恩惠政策，但内心深处时刻不忘董扶的“益州天子气”的想法。
由于张鲁一家主教天师道，在当地具有相当影响力，刘焉需要拉拢，再加上张鲁母亲具有较深的“道术”修行，于是成为了刘焉的“贵客”，经常出入于刘焉府中。另有记载，张鲁的母亲虽年过中年，但赖“道家”养生之功，仍显得非常美丽年轻，也成为其进出刘焉府的重要原因。由于张母的关系，张鲁也自然获得了刘焉的信任。
此时，我们可以确认，在张鲁的内心，一直存在两个最大的“梗”：第一个是张修对天师道的掌权（篡权）；另一个就是其母亲与刘焉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也得益于张修，逼得母亲为求全家安全而不得不靠美色依附于刘焉。第二点也同时也是另一位年轻人心里的“梗”，他就是刘焉的儿子刘璋，刘璋自然对父亲与张鲁母亲之间的关系心存芥蒂。这两个“梗”未来也影响着刘璋与张鲁后来重大的历史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