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拨乱反正后的史学届研究发现，“何梅协定”不过是日寇的宣传伎俩，其实中日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何应钦也没有签署过相关文件。而数十年间，皆被GCD大肆宣传，为国民党亲日的“铁证”。


以下是冈田芳政给何应钦的信：
何将军阁下：
本人系陆军士官学校第36期毕业生。昭和10年（即1935年）曾在北平陆军武官室拜会阁下，未悉尚有印象否？同年3月，本人奉调在南京陆军武官雨宫中佐指导之下，从事中国研究，例如当时所称的“何梅协定”等事件。数日前，矶谷阁下在千叶一宫地方患病。本人前往探视，当时病况适值小康，其回顾中国的往事和追忆，完全为日本方面故意宣传，让后人误会，似真有其事的印象，目前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正在编纂《大东亚战史》，有关此点应该特别注意，必须明确的证实一下。当面对本人如此说，并再三催促本人迅速与何将军连络，且强调战史必须要正确的编纂，方可流传后世。适因陈杏村女士返台湾之便，托其将此信代为呈阅。为中日两国着想，希望中国方面将当时的“何梅协定”的观点，并请披露真相于世，以明史实。如有失礼之处，敬请谅恕。伏颂，阁下康健常在。

七七事变后，日方为制造扩大战争的口实，重提何梅协商之事。7月19日，日本陆军武官喜多诚一曾为此事在南京军政部内与何应钦辩论。时军政部文书对此次辩论的记录如下：
喜多：民国24年了解事项（注：此指所谓的“何梅协定”）中日两方解释不同，日本以为51军第2师及第25师调离河北后，中央军不得进入河北省。
何应钦：我方对于民国24年并无此项了解。我方当时对于51军第2师、第25师亦未有不得再开入平津之言。


1965年《河北事件口头交涉全卷》在日本发表，内称：“何梅协定乃日方有意造作之名词，除何应钦一函（按即1935年7月9日函）外，别无任何文件。”
1946年东京军事法庭IPS证件1866号上及1955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年表竝主要文书》中都在“何梅协定”名词前加“所谓”二字。因为何梅协定主要是日方造假炮制出来。



既然提到1935年7月9日函，我们来看看这个函件的来历和内容。6月9日，日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和北平日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中佐与何应钦会面。酒井向何提出四点要求：1、省内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应完全取消；2、51军撤退日期，应先通知日方；3、中央军必须撤出河北省；4、排日行动必须全国禁止。并限何必须于12日前答复。会后留下日文文件三页：第一页上写：第一、至今中方依据交涉所承诺之事项：1、蒋孝先、丁昌、曾扩情等之罢免；2、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3、25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4、天津市党部之解散；5、宪兵第3团之撤回；6、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处解散；7、蓝衣社类似机关之撤废。第二页上写：1、所撤除各组织及可能再对日关系赞成妨害之人物或组织均不得进入；2、省市职员之人物之件；3、约束事项监视纠察手段。第三页上写：第二、未着手事项：1、河北省党部之撤退；2、51军之撤退；3、中央军之撤退；4、全中国排外排日行动之禁止。
由于酒井与高桥皆无谈判之资格，故而向何应钦索要回函。何应钦拖延不理，高桥见中方不卖他的帐，为了向日本当局交差急为何代拟一函交给何手下的鲍文樾。其内容翻译过来是：军分会何委员长所提对梅津司令官之通告：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约定事项，以及有关履行此等事项之附带条款，吾人一概加以承认，并可望将此等事项及附带事项自动付诸实施，特此通告。



但何应钦以文件措辞难以接受为由，拒绝接受。因此，高桥无奈另拟一稿，其内容是：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各事项期望，均予承诺且自动加以实施，此致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此稿于7月1日交军委分会周永业处，并通过鲍文樾转给何。何命人将函件内容翻译成中文后，将之电告汪精卫请示。电文内容是：上海汪院长钧鉴：密。关于河北问题，日方请用书面通知事，冬日有壬兄曾面禀钧座，兹由鲍文樾转来高桥将来之最后文稿，译文如下：迳资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等语。可否乞示。职应钦，支申秘。
很明显，何应钦根据中方的立场，对高桥的函稿进行了修改，内容相当含混。汪精卫认可了何的函件内容。何遂命人于7月9日将此函交与日方。后来，日方以此为基础，大肆散布谣言宣传何梅订立协定。从以上可知，何应钦并未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也没有让手下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何梅协定根本没有正式签署，当然包括大陆在内的许多史书也说明何梅协定并没有正式签署，只是那些不善于分析问题，也不爱看书，只看片面欺骗性质的宣传书的人士抓住这日本人编造的假货的事对政敌大肆意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