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一）
江淮荷花

所以在192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其实就是周恩来的指示，朱德赴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该团团长。4月，又兼任了南昌市公安局长，中共中央其实已经在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李文林在这个时期的职位，因为即便是黄埔学校毕业生，但是一下子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教官，也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没有过人的才能和本事，在当时应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相当简单，我们只要看看林彪，同样是黄埔四期的学员，参加北伐军时也不过是见习排长。其实都一样，一般军事学校的毕业生，出来后到了部队也就是一个见习排级，只有相当优秀，表现十分好的，才可能升为连级。像林彪的同班同学，也是黄埔四期学员的肖克，当年也不过是连指导员。但是黄埔四期的李文林却成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教官，而这个军官教育团的团长是朱德，参谋长是陈奇涵。

陈奇涵是江西兴国人，与李文林是老乡，双方的家，同属于江西的赣南地区。陈奇涵中学毕业后，入护国第二军讲武堂学习，历任赣军排长、连长、代营长，其间还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和镇压商团叛乱的战斗。1925年初进入黄埔军校，历任学生队长、连长、政治大队长，少校军衔。他比李文林大三岁，后来成为中共的十大开国上将之一，可见此人的不同凡响。

不过陈奇涵的资格虽然很老，但是他的性格相当温和，而且他的长处在于参谋，善于替领导人出谋划策，是军事领域排兵布阵、赞划军机的一流人才。但是如果需要独当一面、进行决定决策，陈奇涵就差李文林一筹了。1926年夏天，在中共的安排下，一批赣籍共产党员回到江西，在兴国等县建立党组织，在赣南、赣东开展工农运动，广泛传播革命火种。李文林、方志敏、欧阳洛、邵式平、陈奇涵应该就是其中的积极分子。

1927年初，中共派朱德到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抓革命的武装。于是得风气之先，李文林、陈奇涵等一批赣籍共产党员进入军官教育团，就成了应有之义。而且军官教育团是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重要部队之一，所以我们说李文林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一点儿也不是在瞎说。虽然在“南昌起义”的时候，李文林还排不上“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但是很快“南昌起义”就失败了，于是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李文林等人的作用被凸显了出来。

李文林等人因为就是江西本地方人，江西的革命基础又非常好，这就为李文林等人的革命活动奠定了坚实地基础。就像毛泽东奉命回湖南搞“秋收暴动”一样，李文林等人在江西的大地上，也擂起了“秋收暴动”的战鼓。首先是方志敏等人在赣东北，紧接着就是李文林、李韶九、陈奇涵等人在赣南，还应该是欧阳洛在赣西，但欧阳洛也去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欧阳洛并没有回到赣西。

于是中共在1927年11月，调袁玉冰任赣西特委书记，但是很不幸，我们在前面交代过了，袁玉冰正在筹备组织吉安暴动时被捕牺牲。于是中共在赣西的组织立刻群龙无首，于是袁文才、龙超清、王怀等人暂时失去了党的联系。恰逢其时，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的队伍，从湖南一败再败、一退再退，一直退到了江西省的赣西地区，退到了赣西地区的井冈山。于是成功改造了“土匪”袁文才、王佐，毛泽东在井冈山有了喘息之机。

o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二）
江淮荷花

现在我们还是要说李文林，还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李文林的历史资料相当不完全，没有什么人再记起他，或者回忆他。从零零星星的讲述别人革命活动的资料里面，我们只知道他1923年和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等人一起，曾经被反动军阀当局追捕。脱险后他参加了黄埔军校四期学习，并在此间加入中共，1926年9月曾经回到江西开展革命活动，后来又赴南昌参加起义。能够了解的也就是这些了，应该是极不完全。

但是再接下来就不容易掩盖了，因为“南昌起义”失败之后的李文林，没有随起义军南下去参加“广州起义”。而是在混乱中奉党指示，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斗争，筹备江西赣南地区的“秋收暴动”。在毛泽东的湖南“秋收暴动”失败的队伍向井冈山进发的同时，在毛泽东改造“土匪”袁文才、王佐的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布置，其实江西大地上的“秋收暴动”已经是遍地开花了。

即便是毛泽东本人，经过了近十年，到了延安，仍然没有彻底忘掉李文林。根据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里面记载：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是这样说的：“一九二八年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需要一提的是，毛泽东的红军叫第四军，彭德怀的叫红五军。

毛泽东说：“一九二八年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也就是说到了“一九二八年春天”，红军游击队“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不是刚刚“开始”，而是“开始活跃起来”。也就是说早在此之前，这个地区就有了红军游击队的活动；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在“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山地区，中国共产党人也在进行着艰苦地开辟工作，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的核心”已经有了，就是“这些游击队”，“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这些都是毛泽东和斯诺所谈的原话。

还需要补充的是，“南昌起义”失败后，李文林等被派遣到赣南吉水的阜田地区恢复党组织。李文林当时担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秘书长，这是他在1928年9月之前在中共党内的职务，而中共赣西南特委是中共在赣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1928年9月，由地方赤卫队多支武装组成的江西工农红军第七、九纵队在阜田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政委，根据中共“党指挥枪”的传统，李文林显然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人。

其实当年在江西全境，在赣西南地区，如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这样的零散的农民武装有很多，还有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流落散兵。其实所谓国民党军队的流落散兵，很多也是“南昌起义”失败后被打散的部队。当年中共在江西的党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采取了很多不同的方法，逐个加以收编改造。其实和毛泽东在赣西的井冈山故事一样，在赣南的东固地区也有改造土匪的故事。

中共赣南特委改造的是真土匪，说得是在中共赣南特委的领导下，1927年10月，东龙党支部书记赖经邦通过亲戚关系，巧妙地争取了活动在兴国、东固、永丰接壤地区，以段月泉(即段起凤)为首的“三点会”二三十个弟兄和十几支步枪，参加了东固的工农革命军，段月泉被任命为队长，中共赣西南特委的中共党员肖韶、李文林、曾炳春、高克念、刘经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或者是领导者。

只不过这一批人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富田事变”，有的先期牺牲，有的被打成了ab团反革命，于是他们一起被历史遗忘。当时在赣南地区，象赖经邦、段起凤这样的革命武装队伍在赣南还有四、五支。中共赣西南特委十分重视组织武装队伍的重要性，在当时的赣南地区，这些小股武装力量较著名的有：李文林领导的阜田、吉水的游击队；李景云、郭承禄领导的延福游击队；肖子龙领导的兴、万、泰支队；

还有梁人杰(麻子)领导的良村大队；赣南特委负责人肖韶和于都暴动领导人萧大鹏、钟声楼、朱学玖等领导的桥头革命根据地；袁振亚、吴江领导的永丰藤田农民暴动；还有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开辟的寻乌阳天嶂割据等。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6月底，方志敏被国民党江西省政府 朱培德礼送出昌，曾经秘密来到吉安、吉水、莲花等地。

方志敏当时正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

《当年革命有文林》
江淮荷花

艰难苦斗倍艰辛，
直出赣南不容易。
围魏救赵胜负手，
隐姓埋名濒绝境。

都说井冈首义地，
还有延安永记心。
谁知还有东固山，
当年革命有文林。

这又是一篇被隐藏的博客文章，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不过我们确实真不知道错在那里，还是请大家分析批判吧！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三）
江淮荷花

方志敏当时正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他当时担任中共江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所以方志敏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就来到赣西南的，他当时负有特别使命，就是要同中共赣西南特委进行联系，布置“秋收暴动”。只是后来“南昌起义”失败，方志敏、欧阳洛、李文林都各自为战、各奔东西，踏上了各自的历史征程，也都先后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于是在中国的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中，在江西一个省，竟然一下子出了将近四个“式”。其中真正江西本土的“式”就有两个，即所谓“方志敏式”和“李文林式”；所谓“贺龙式”，主要活动地区仍然是湘鄂赣，仍然有一个“赣”字，仍然同江西有联系；至于“毛泽东式”，毛泽东是湖南人，他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活动不在湘而在赣，是从赣西地区的井冈山开始的，是改造了“袁文才们”开始的。但尽管如此，历史上江西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发展仍然另有其人和另有其地。

需要指出来的是，中共江西省委在当时，对下属的赣西、赣南特委时分时合，有时分开叫赣西、赣南特委，后来随着赣南革命形势的发展，最后干脆成立了中共赣西南特委，统一领导赣西南地区的革命工作。于是在中共赣西南特委的领导下，几支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起来，就逐渐形成了稳固的东固革命根据地，历史上真正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和李文林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毛泽东当然有功，但李文林也是不应该抹杀的。

我们研究历史只能是实话实说，在我们看来，一切都应该是李文林自己找过来的。当年李文林所在的赣南地区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经过1927年9月以来一年多的发展，赣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已经日益发展壮大。到了1928年9月，由地方赤卫队组成的江西工农红军第七、九纵队在阜田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政委。同时在李文林的独立第二团的帮助下，还组建了江西红军独立四团，仍然由李文林统一指挥。

这一时期的李文林，在中共赣西南特委的职务是常委兼秘书长；当年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是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这和当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位置，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李文林其实是负责中共赣西南特委的日常工作，而中共赣西南特委则是整个赣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整个赣西南中共的武装力量，又都在李文林的领导之下。此时红军独立第二团有近千人，红军独立四团也有五、六百人，这一时期的李文林，在赣南真正是兵强马壮、大权在握，前途不可限量。

兵强马壮、大权在握、前途不可限量的李文林，于1929年的2月17日，亲率红二团一个连的武装，以中共赣西南特委代表的身份，下山接应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李文林领导下的中共赣西南特委和红军二、四团的群众基础简直是太好了，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山向赣南“围魏救赵”，朱毛红军一动，消息就传到了中共赣西南特委。老百姓纷纷道路轰传，纷纷向中共赣西南特委报告：有大股的红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过来了，而且相当不顺利，沿途受到伏击，损失惨重。

历史的事实也确实如此，红四军不但没有实现“围魏救赵”的战略构想，反而使自己陷入了困境。红四军当年经过的沿途，皆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人烟稀少，行军非常困难。更加严重的是，人生地不熟，没有群众基础，没有人民群众支持，真有一点像后来的国民党兵，敌情不明，后勤供应完全没有，红军彻底失去了在井冈山上的优势。红军向赣南的行动，已经不是主动出击，而是被动挨打、损兵折将、一败再败。

我们在现如今的“赣州”网站的“林业专栏”的“党史百讲”中，看到了当年红四军进击赣南的一段历史，应该是得到官方认可的，是用来对人们进行革命历史传统教育的。当年红四军在最危险、最危急的情况下，召开罗福嶂会议的“遗址”，也成为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经常有干部、学生、年轻一代前往学习参观，人们纷纷表示获益匪浅。所以“党史百讲”中的这一段历史，真实性相当大，也相当生动有趣、值得参考。

“党史百讲”中的这一段历史这样说，我们当然是摘其要者：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四）
江淮荷花

我们在现如今的“赣州”网站的“林业专栏”的“党史百讲”中，看到了当年红四军进击赣南的一段历史，应该是得到官方认可的，是用来对人们进行革命历史传统教育的。当年红四军在最危险、最危急的情况下，召开罗福嶂会议的“遗址”，也成为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经常有干部、学生、年轻一代前往学习参观，人们纷纷表示获益匪浅、受益良多，教育意义十分巨大。所以“党史百讲”中的这一段历史，真实性相当大，也相当生动有趣、值得参考。

“党史百讲”中的这一段历史这样说，我们当然是摘其要者：“1929年1月26日，红四军在大余受挫，27日凌晨，为甩掉尾追之敌，部队遂经龙南东坑向定南、安远边境前进。这一带到处是地主豪绅的土围和民团，红军不断遭到袭击，真正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当时是既找不到粮食，也找不到向导，寒风刺骨，薄衣单衫，赤脚行军，鲜血淌地，到了最为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朱德与大家一样饿着肚子行军，他们的座骑都让给伤病员骑乘。

1月29日，红四军后卫部队与追击而来的国民党军第15旅先头部队激战，掩护主力于30日赶到定南县龙塘圩。此时经半月之久征战的红四军，已人困马乏、极度疲劳，急需争取时间休整，补充弹药给养，于是决定攻打安远县城。但是很快得悉敌军几个团与当地地主民团已准备在孔田北面的太平圩夹击红四军，红四军遂改变计划，向寻乌县方向前进。

31日，在孔田脱险后的红四军直奔罗福嶂，经留车、青龙、双茶亭，当夜宿吉潭圳下村。2日凌晨，前委和军部机关刚开早饭，毛泽东还未起床，就在这时候，尾追而来的敌刘士毅第15旅先头部队，突然向红四军军部袭击。只是一会儿功夫，敌人已冲到离军部驻地仅几十米的地方，红四军军部机关被敌人包围，毛泽东、朱德、陈毅都被敌困在其中。

在这危机时刻，谭震林和江华一边抵抗，一边命警卫员赶紧叫醒党代表毛泽东，并通知朱德军长撤退。被枪声惊醒的毛泽东，由警卫班掩护从后门突围，村中一条小河，河上有座小桥，桥上桥下挤满了争相过桥的红军战士，一片混乱。毛泽东飞快上前，朝挤在桥头的红军大喊：“不要跑，要抵抗敌人！”这时，毛泽东夫人贺子珍赶到。毛泽东向贺子珍要过手枪，朝天开了一枪，继续大喊道：“不要跑！要抵抗敌人！”

贺子珍也合着毛泽东声音大喊，号召红军战士们进行抵抗，后来警卫班跟了上来，依托河沿向追来的敌军射击，混乱的红军战士们纷纷加入抵抗的行列。随后，毛泽东和贺子珍由警卫班掩护，涉水过河，突围上山。朱德军长离开住处时，敌军已近在眼前，他手提冲锋枪与警卫排一起，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出来。

朱德夫人伍若兰与战友曾志，跟在朱德后边一起突围。不料伍若兰在爬一个土坎时腿部中弹，负伤倒地，不幸被俘，被押解至赣州，后来英勇就义。而正在吃早饭的陈毅则连忙披着大衣急走，却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揪住，他顺势将大衣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头部，快跑脱身。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身负重伤，但在战士们的掩护下，幸而突围。

这时，红四军特务营组织全力拼死掩护，担任前卫的31团听到后面枪声紧密，赶紧回头接应，军部才得脱险。而毛泽东等人回到了村中，既不见朱德，也不知28团去向。他们一直等了两三个小时，才看见朱德带着警卫排从一条小路赶了上来。这样一直到了中午时分，红四军仍然是溃不成军。毛泽东和朱德只好和31团、军特务营和独立营部队，按预定目标，当晚全部转移至罗福嶂宿营。

罗福嶂当年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

o

o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五）
江淮荷花

罗福嶂当年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红四军此时处于井冈山下山以来最困难的绝境之中。全军仅在大余信丰寻乌，就损失了约200支枪、600多人；部队早已断粮，官兵连续七八天半饥半饱；几次战斗加上寒冷饥饿，伤病员剧增，又无处安置，只得用担架抬着行军、转移；弹药损耗殆尽，屡次战败，又无缴获补充。一时，部队士气低落，埋怨情绪日增。

面对红四军所处困境，2月3日，毛泽东在罗福嶂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就红四军的领导体制、行动方向及如何对付严峻复杂的敌情等，展开了讨论和争论。会议决定，全军向吉安东固前进，找个落脚之地；同时决定部队整编为第1、3两个纵队，毛泽东与朱德各带一路分头向东固进军；撤销红四军军委，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以减少层次，便于机断。

会上还特别决定：万一部队失败，领导人要分别潜往上海等地，化名登报与组织联系，重振旗鼓再干。毛泽东化名“杨子任”，朱德化名“王楷”。但会议尚未结束，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匆匆赶来通报：国民党军队正向罗福嶂实施包围。毛泽东和军部决定全军按罗福嶂会议决定立即向东固前进。

2月4日拂晓，红四军冒着严寒，秘密沿着会昌和福建武平两县边界的崎岖山道前进，当晚在寻乌县罗塘再遇敌刘士毅部阻击，遂折向武平东留、太阳桥，然后转入会昌东部的河头、半迳。2月8日，红四军抵达瑞金城郊沙州坝，阻击一阵追敌后，绕过瑞金县城，分成两路经黄柏、壬田往大柏地。-------”

“党史百讲”简直是讲的太精彩了，“党史百讲”当然是为了对人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当然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代革命家们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党史百讲”太专注了，对当年红四军“出击赣南”、“围魏救赵”过程中艰难困苦的描写也太真实了。“党史百讲”根本就不会想到，他们提供的历史资料会被我们用在了这个地方，“党史百讲”的本意当然不是为了给我们用。

但是“党史百讲”无意之中，还是说了确确实实地大实话，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红四军的艰难处境，以及面临的严峻形势。从“党史百讲”的描写看，红四军当年直出赣南的行动，真正是困难重重，真正是困难到了极点，真正是危险到了极处；红四军几乎到了无一日不战，无一日不在颠沛流离之中的地步。而且“------屡次战败，又无缴获补充。一时，部队士气低落，埋怨情绪日增。”

革命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具体一点说，其实是毛泽东的革命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还是让我们再重复引用“党史百讲”中的话：“这一带到处是地主豪绅的土围和民团，红军不断遭到袭击，真正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当时是既找不到粮食，也找不到向导，寒风刺骨，薄衣单衫，赤脚行军，鲜血淌地，到了最为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朱德与大家一样饿着肚子行军，他们的座骑都让给伤病员骑乘。”

“党史百讲”中还说：“1月29日，红四军后卫部队与追击而来的国民党军第15旅先头部队激战，掩护主力于30日赶到定南县龙塘圩。此时经半月之久征战的红四军，已人困马乏、极度疲劳，急需争取时间休整，补充弹药给养，于是决定攻打安远县城。但是很快得悉敌军几个团与当地地主民团已准备在孔田北面的太平圩夹击红四军，红四军遂改变计划，向寻乌县方向前进。”

“党史百讲”中还说：“罗福嶂当年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红四军此时处于井冈山下山以来最困难的绝境之中。全军仅在大余信丰寻乌，就损失了约200支枪、600多人；部队早已断粮，官兵连续七八天半饥半饱；几次战斗加上寒冷饥饿，伤病员剧增，又无处安置，只得用担架抬着行军、转移；弹药损耗殆尽，屡次战败，又无缴获补充。一时，部队士气低落，埋怨情绪日增。”

更加严重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召开的“罗福嶂会议”上，已经用不着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了，也根本用不着中共中央调了。参加“罗福嶂会议”的红四军的所有领导人，朱德、陈毅，包括毛泽东自己，一致同意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万一部队失败”后的局面进行安排。当时的红四军已经准备被打散了，当时的红四军已经面临最后失败的“绝境”。

其实所谓“绝境”，仍然是“党史百讲”中说的，“党史百讲”中这样说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六）
江淮荷花

其实所谓“绝境”，仍然是“党史百讲”中说的，“党史百讲”中这样说：“红四军此时处于井冈山下山以来最困难的绝境之中”；“部队早已断粮，官兵连续七八天半饥半饱”；“伤病员剧增，又无处安置”；“弹药损耗殆尽，屡次战败，又无缴获补充”。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当时形势的万分严峻和危急万分，于是会议对红军领导人的毛泽东、朱德的下一步进行了安排。

于是“党史百讲”这样写：“会上（“罗福嶂会议”）还特别决定：万一部队失败，领导人要分别潜往上海等地，化名登报与组织联系，重振旗鼓再干。毛泽东化名“杨子任”，朱德化名“王楷”。但会议尚未结束，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匆匆赶来通报：国民党军队正向罗福嶂实施包围。毛泽东和军部决定全军按罗福嶂会议决定立即向东固前进。”

事实说明，如果不是“会议尚未结束”，如果不是李文林于1929年的2月17日，亲率红二团一个连的武装，下山接应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并且把毛泽东等人接到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因为“党史百讲”说得是再清楚不过了：“会上（“罗福嶂会议”）还特别决定：万一部队失败”，也就是说，红四军和毛泽东真的要准备失败了。

如果真的“万一部队失败”，毛泽东、朱德等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就真的“要分别潜往上海等地，化名登报与组织联系，重振旗鼓再干”了，当年毛泽东等人的化名都起好了，“毛泽东化名“杨子任”，朱德化名“王楷””。如果不是历史出现转机，如果不是李文林等人的赣南革命，如果不是赣南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李文林的接应，中国革命的历史恐怕真的要改写了。

而有了兵强马壮、以逸待劳的赣南红军李文林等人的接应、支援和配合，毛泽东和红四军终于转危为安，吃饱穿暖的毛泽东终于神定气闲。于是在接到中共中央“二月来信”之后，毛泽东的气概非凡，不但态度变化了，连说话的腔调都变了。毛泽东坚决地拒绝了中共中央在“二月来信”中提出的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的指示，毛泽东反过来，开始向中共中央大谈“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

毛泽东应该是中国最现实主义的大师，他在角色之间的转换应该是最成功的。他在一转脸之间就完全忘记了“围魏救赵”，忘记了曾经的“直出赣南”，忘记了在赣南曾经的艰难困苦，忘记了曾经陷入过的“绝境”，忘记了危机四伏、危险万分的“罗福嶂会议”，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确实是令人敬佩和感叹。

但是我们查到了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这份毛泽东当年亲自亲笔所写的报告，原载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289页至290页。这本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共同编写，然后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于1987年9月出版。

毛泽东当年在报告中这样说：“我们自1月14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20日在大庾与李文彬作战失利，循粤边南雄入赣南信丰、安远、寻邬，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2月1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之罗福嶂停脚一天，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

其实毛泽东说得“为救援井冈山计”，也已经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井冈山此时已经即将失陷，井冈山即将发生重大内乱，毛泽东的心腹爱将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人，都将死于非命。当年“围魏救赵”、“直出赣南”的红四军，连退路也已经没有了。其实毛泽东的话，作为历史的证据，是我们在上面引用的“党史百讲”所讲内容的最好注脚和证明。

或许别的人说得话，或许别的什么历史事实，或许全部不大可信，拥护毛泽东的人们更加不会采信，包括我们引用的“党史百讲”。但是现在是毛泽东自己的话，是毛泽东自己亲笔所写得向福建省委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其中主要的历史经过，毛泽东的话和我们引述的内容，竟然是一模一样。这就不能不让人相信了，也不得不使人相信了。毛泽东的信，毛泽东在信里面的话，其实完全印证了我们在前面叙述交代的所有内容，也完全证明了“党史百讲”所讲。

一般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井冈山的，那是被认为是毛泽东首义的地方；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七）
江淮荷花

一般中国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井冈山的，那里被认为是毛泽东首义的地方；而中国一般的老百姓，更加没有不知道延安的，那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成功的地方。但是有一个地方却少有人知道，那就是江西南部，即所谓赣南的“东固山”。近九十年了，人们一直是讳莫如深，一直是闭口不谈，没有人敢于或者愿意提起这个地方。其实就像井冈山是起点，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之点一样，“东固山”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这个节点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承上启下，终其一生让毛泽东不能忘却，让毛泽东念念不忘，想忘记都忘记不了。上海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的，由肖显社、沈丽文著《统帅毛泽东》里面，这样说：“不过，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东固”这个地方是他终身未能忘怀的。即使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多次谈到，他一生忘不了三个地方——井冈山、东固和延安。谈到东固时，他无限深情地说：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

肖显社，湖南省衡南县人，现任军事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大校军衔。参与研究撰写了《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军事理论学习提要和辅导讲座》、《跨世纪的国防建设》、《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总领条“军事科学”。著有《统帅毛泽东》、《喋血赎罪日——第四次中东战争》、《名将风采》、《军事预测学》等二十多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文章40余篇。翻译出版英文图书资料约20万字。先后有20多项成果分别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全军或军事科学院的特别奖和一、二、三等奖，上海市中小学生优秀图书一等奖。

沈丽文是昔日台湾黑猫中队飞行员沈宗李之女，著有《黑猫中队—七万呎飞行纪事》一书，台湾《联合报》2010年1月28日，曾经刊发一组报道向读者解密当年的历史秘闻和成书经过。说30多年后，已经退休、移民加拿大的沈宗李，带着女儿沈丽文奔走台湾与美国各地，访问了大多数还在世的昔日黑猫中队伙伴，要为当年离地7万呎的“出生入死”留下纪录。

说台湾是美国之外唯一曾使用U-2侦察机的，在台湾即是番号35的“黑猫”中队，从1961年到1974年一共执行了220次侦照任务，几乎拍遍整个大陆。由于任务极其机密，除了“卖命”的飞行员，台方人员不能任意接近飞机，维修完全由美方负责。飞行员升上中队长，就不允许再出任务，初期甚至规定飞行员只准出10次任务，以免一旦被俘泄漏太多秘密。

说先后有28位飞行员成为黑猫中队队员，但有12位未能“全身而退”，其中7名训练飞行时失事身亡，5人遭导弹击落，3人当场殒命。侥幸不死的叶常棣、张立义被俘虏。于是前后花了8年，写下父亲与叔叔伯伯们故事的沈丽文，这一次竟然和肖显社合著《统帅毛泽东》，最新的出版日期显示是2007年7月1日。应该承认，这是一本介绍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其生平事迹”方面的专著，两位作者对毛泽东充满了尊敬和崇拜之情。

在书的导语中，两位作者是这样写的：“毛泽东是集战略家、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于一身的战争艺术大师，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经历冲突类型最多而又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统帅。本书从全方位、多侧面地追寻了毛泽东的成长道路特别是他的军事生涯，全书共分八章，包括：“砥砺奇志 储才蓄能”、“探寻‘武经’ 致力‘农运’”、“创建红军 铸造军魂”、“屡建奇勋 迭遭排斥”、“初执帅印 力挽危局”、“游击大师 震撼世界”、“运筹帷幄 决胜中华”、“强边固国 保卫和平”。

总之两位作者对毛泽东绝对没有任何贬低之意，全书充满溢美之词，是拥护毛泽东的典型。但是两位作者在《统帅毛泽东》里面的话：“不过，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东固”这个地方是他终身未能忘怀的。即使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多次谈到，他一生忘不了三个地方——井冈山、东固和延安。谈到东固时，他无限深情地说：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却被我们用在了这个地方，被我们用成了历史的证据。

其实两位作者的本意，是和赣州林业的“党史百讲”的本意一模一样，人们是想歌颂和回忆毛泽东，是想说明毛泽东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

o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八）
江淮荷花

其实两位作者的本意，是和赣州林业的“党史百讲”的本意一模一样，人们是想歌颂和回忆毛泽东，是想说明毛泽东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地不屈不挠，如何地坚忍不拔，如何的英勇无畏。但是却真的挡不住人们去思考、去想：毛泽东忘不掉井冈山、忘不掉延安是对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忘不掉“东固”呢？为什么会说，还无限深情地说：“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为什么呢？

我们还是应该从毛泽东自己的话里面寻找答案，不然的话，拥护毛泽东的朋友们又要暴跳如雷，又要指责我们伪造。但是毛泽东的文章、信件，我们伪造不了，因为道理太简单了，毛泽东的文章、信件往往举世公认，连拥护毛泽东的朋友们自己也承认。例如《毛泽东文集》，是继《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之后，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综合性的多卷本毛泽东著作集，弥补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没有文集这个重大空缺。

这部《毛泽东文集》的编辑工作从1992年开始，至1999年全部完成，历时8年。《文集》共分八卷，由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分3次才陆续出齐。出版的时间都是不同凡响：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出版第一、二卷；1996年毛泽东逝世20周年时出版第三、四、五卷；1999年7月1日出版第六、七、八卷。其中第一至五卷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第六至八卷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全部选稿803篇，其中民主革命时期504篇，社会主义时期299篇。

就是在这部《毛泽东文集》的第一卷的第66、67页，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于江西的新泉写了一封信，一封《给林彪的信》。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在1930年1月5日，毛泽东曾经给林彪写过一封信，就是那一封人们都耳熟能详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毛泽东当年其实非常喜欢给林彪写信，林彪是毛泽东的亲信爱将，林彪经常写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部队的思想情绪。

于是毛泽东经常拿林彪的信说事情，并且趁机通过给林彪写信的方式，来解决红军部队的思想问题和思想情绪。这是毛泽东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中共党内无人能够出其右者。但是也不排除毛泽东想通过这种方法，找人谈谈想法和感受，向熟悉和信任的人谈谈心，一诉衷肠，毕竟毛泽东当年的威信还没有后来高。而这一次在毛泽东《给林彪的信》里面，就充满了这个意思，请看毛泽东这样说：

“第三，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与二、四团。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

所谓的“五军”是指彭德怀的部队，原来在毛泽东看来，原来“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原来“党指挥枪”的原则，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原来在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中，还不是“绝对的党的领导”。只是在同“二、四团”“遇到”后，才受到了“相当的刺激”，才“……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原话，是毛泽东自己亲口在信里面说的，毛泽东说得真好。我们确实要承认毛泽东的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接受新的事物，毛泽东的“党必须永远指挥枪”的源头原来还在这个地方。但仅仅这些，还不足以说明毛泽东的为什么忘不掉“东固”？还说明不了毛泽东对“东固”的无限深情，更加不能理解毛泽东说的：“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为什么呢？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

《暮色苍茫一劲松》

江淮荷花

暮色苍茫一劲松，

赣南地方有英雄；

艰难苦斗本有份，

革命胜利不见功！

@color_wolf 13楼 2014-05-25 14:42:57
楼主有才，可惜现在的政治气氛，不然一定拜读大作
-----------------------------
谢谢先生的关注和支持，而且先生的眼光独到，看得很深了。但是“政治气氛”一定会好起来，这是不以哪一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想阻挡都阻挡不住，真正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费长江万古流”。祝朋友一切顺利，一切都好！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九）
江淮荷花

公元2012年的6月底，在中共党的成立纪念日“七一”前夕，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档案馆，迎来了建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情。即吉安市东固革命根据地研究会会长，原青原区党史办主任丁仁祥同志，主动向吉安市吉州区档案馆，赠送了他亲自参与编写的《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全二册）、《东固根据地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魅力青原话旅游》等图书。

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档案馆，在2012年7月25日，以相当醒目的标题记载了这件事，其标题是：“吉安市吉州区档案馆获赠东固革命根据地史料等书 ”。其中强调特别是《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全二册），网站上这样说：全书史料详实、生动感人，乃是弥足珍贵、不可多得；全书融学术性、史料性、真实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进一步丰富了吉州区档案馆的馆藏。

《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发行，作者定为是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说是为纪念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八十周年而编著。网上销售的定价为40元整，网上销售的品相被描述为“十品”。其中关于李文林迎接朱毛红军，并且加以热情款待，并且两军会师时的盛况，也被描写得惟妙惟肖。我们还是引用《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里面的内容来说明问题。

说：“1929年2月17日，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四军主力，经一路艰苦转战到达江西龙岗，李文林亲自带了一个连，特地从兴国莲塘坪赶来迎接朱毛红军，并自告奋勇当“向导”，陪同朱、毛红军前往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师。2月20日，李文林引领红四军与江西红军第二、四团在东固螺坑胜利会师。当朱毛红军在李文林的引导下翻山越岭来到这里时，在李文林等人领导的中共赣南特委的精心安排下，这里的村村寨寨已是充满了节日气氛。”

说：“这里的人们就像在过年，家家户户打扫得干干净净，官兵们分别被领到各自的房东家，300多名伤病员，也得到了悉心的安置。这里的人们挑着整猪整羊，慰劳远道而来的朱、毛红军，并凑集了成担成担的棉花给他们御寒。从1月4日离开井冈山，红四军且战且走，一直没有得到较充裕的休息和补充，已是疲惫不堪了，忽然来到这么个“根据地”，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官兵们的欣喜之情真是难于言表。”

我们这个地方插一小段，说后来陈毅奉命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作，其中对这一次的赣南两军会师是这样说的：“后到了宁都，发现有两团红军，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陈毅在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时候，所用的“发现”二字，正可表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到达东固后的惊喜之情和如释重负。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心直口快、欣喜之余的陈毅，在会师的当时，还欣然写了一首诗，盛赞当年会师的重大意义。陈毅的诗这样写：“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陈毅在诗里面，不但称赞东固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革命游击的好地方；更加重要的，是竟然盛赞东固山“此是东井冈”，竟然将“西井冈”同“东井冈”相提并论。

“西井冈”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一般被认为是毛泽东和中共的发迹之地，在古代应该叫“龙兴之地”，在中共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影响和非凡的意义。但是在陈毅的口里面，“东井冈”竟然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竟然可以一视同仁，竟然可以直呼“此是东井冈”。而且两支革命的红军部队一“会师”，精疲力竭的朱毛红军同兵强马壮、以逸待劳的赣南红军二、四团一“会师”，竟然可以“天下壮”。

所谓“壮”，应该是厉害、强大、无敌的意思，“天下壮”正所谓普天之下最厉害、最强大，正所谓无敌于天下。陈毅是留学欧州、勤工俭学的老革命家，讨论资格、资历一点儿也不比毛泽东差，他参加了创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部过程。毛泽东当年被王明、博古等人瞧不起，被说成是“土包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出过国，既没有赴欧学习，也没有去苏深造。

只不过后来毛泽东成了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人们不再提这张书，再不敢算这个帐了。陈毅这个当年差一点就取代毛泽东的人，后来的日子应该是可想而知。但是陈毅的诗、陈毅的话却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再联系毛泽东说的：“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我们是不是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不过我们还是引用《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里面的内容，来继续说明我们的问题。

《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里说：“两天之后，

@color_wolf 13楼 2014-05-25 14:42:57
楼主有才，可惜现在的政治气氛，不然一定拜读大作
-----------------------------
@王英g 18楼 2014-05-27 14:38:46
谢谢先生的关注和支持，而且先生的眼光独到，看得很深了。但是“政治气氛”一定会好起来，这是不以哪一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想阻挡都阻挡不住，真正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费长江万古流”。祝朋友一切顺利，一切都好！
-----------------------------
@color_wolf 19楼 2014-05-27 21:17:19
你对毛 的判断和我的 主观感受基本一致, 你的研究非常细致, 不突破政治气氛,您的大作恐怕只能在 网上边角流传
-----------------------------
一点也不错，你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确实“只能在 网上边角流传”。即便如此，还是被经常“照顾”，被删除、隐藏、掩盖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但是我们不伪造、不编造，我们问心无愧，真正的历史是“立言”，是“传世”，我们将为此而努力奋斗！谢谢你的鼓励和关注，祝朋友万事如意，一切顺利，一切都好！

0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十）
江淮荷花

《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里说：“两天之后，在1929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三日)的上午，在陈毅口里面的“东井冈”，在赣西特委秘书长的李文林主持下，赣南红军红二、四团与红四军，在东固螺坑石古丘河坝上，举行了热烈地两军会师庆祝大会。当时红四军两个团三个营，约三千人；红二团三个营，千余人，红四团四个连又一特务连，七八百人，还有地方武装。接着在 台上，红二团团长兼党代表李文林，介绍了红四军的毛委员，二、四团战士举枪敬礼，吹欢迎号。”

说：“接着毛泽东发表讲话说：“我们从井冈山出发，天天讲到东固见红二、四团，过去我们四军有的同志说没有二、四团，现在见到了，没有吹牛吧!”大家发出会心的微笑。接着他表扬了红二、四团的勇敢战斗精神，并称“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团是钢军!”又对四军说：“我们现在到了赤色区，要休息几天再走”。还说道：“东固山是我们走出井冈山又到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现在，东固山与井冈山终于联结起来了，最终要联结全中国!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 ”

从《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我们又看出了问题，我们又要得罪人了。这里讲李文林的情况都是对的，但说到毛泽东，还是难掩溢美之词。例如说毛泽东的红四军当时还有“两个团三个营，约三千人”就不对了，下井冈山、直出赣南、围魏救赵的时候是红四军的主力，所以是“两个团三个营，约三千人”，是对的。因为彭德怀的红五军近二千余人，以及王佐、袁文才的红四军32团近千人，一起留守在了井冈山。

所以真正“围魏救赵”的是红四军“两个团三个营，约三千人”，但是经过千里转战，屡战屡败、损兵折将的红四军，在直出赣南的征途上不断减员，这个时候的红四军已经缩编为两个纵队，每个纵队已经不足千人，即便加上伤病员，也应该不过二千人，说三千人，显然是溢美之辞了。其实就连毛泽东在当年都毫不隐讳，他说“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四团是钢军!”应该不是随口乱说的。

再有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从井冈山出发，天天讲到东固见红二、四团，过去我们四军有的同志说没有二、四团，现在见到了，没有吹牛吧! ”什么意思呢？不是身临其境，没有切身的体会，还真的不大搞得懂毛泽东的意思。从毛泽东的讲话中看，显然毛泽东是知道赣南有红军的，也应该知道李文林，因为太简单了，毛泽东的身边有朱德。

陈毅肯定不知道赣南有红军，不然就不会有那一首脍炙人口、慷慨激昂的“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但毛泽东是天下聊天的高手，他整天和朱德在一起，怎么会不知道参加过“南昌起义”，曾经在朱德的手下做过教官的李文林。应该承认毛泽东是谋定而后动，是思虑周详，在“围魏救赵”之初就是奔着李文林的赣南而去的。

只不过是当年的交通通讯联络条件太差，敌人又太过强大，朱毛红军在赣南是人生地不熟，急切之间又不可能一下子寻找到李文林们，所以才差一点上演“绝地悲歌”、分散突围、“重整旗鼓”的大戏。一定是红四军在进击赣南的过程中屡战屡败，而在屡败之余，毛泽东一定是告诉战士们，赣南有红军的二、四团，找到二、四团就有办法、就有希望，就会胜利，也就是、或者就会“天下壮”。

但是一次、二次、多次，朱毛的红四军被敌人围追堵截，精疲力竭、穷于应付、疲于奔命，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办法，看不到胜利，更看不到赣南有红军。于是才有“我们从井冈山出发，天天讲到东固见红二、四团，过去我们四军有的同志说没有二、四团”的话，于是才有毛泽东的“现在见到了，没有吹牛吧! ”毛泽东是幽默的，毛泽东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幽默，毛泽东的幽默是胜利的幽默，毛泽东的幽默显示了赣南会师的重要意义。

但是对于这一次两支军队的会师，没有人认为重要，就像浩瀚历史海洋中的，已经被蒸发掉的一颗水珠，就像遥远天际已经飘散了的一缕烟云。这一次两支军队的会师，已经被历史彻底地淹没了，人们不记得了，人们永远地忘却了。于是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替中国革命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李文林，也被人们彻底忘却了。

朋友“醉翁诗”的作品，转载如下，以飨大家！


深山劲松
杂木盖功
哪时哪日
重示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