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十一）
江淮荷花

但是对于这一次两支军队的会师，没有人认为重要，就像浩瀚历史海洋中的，已经被蒸发掉的一颗水珠，就像遥远天际已经飘散了的一缕烟云。这一次两支军队的会师，已经被历史彻底地淹没了，人们不记得了，人们永远地忘却了。于是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替中国革命立下来汗马功劳的李文林，也被人们彻底忘却了。

但是毛泽东不会忘记，还是让我们回顾《统帅毛泽东》里面的话：“不过，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东固”这个地方是他终身未能忘怀的。即使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多次谈到，他一生忘不了三个地方——井冈山、东固和延安。谈到东固时，他无限深情地说：如果当年没有东固的一个星期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

其实毛泽东话的意思，真的还不仅仅如此，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应该是笑话，但是毛泽东的话往往有好几层的含义，人们真的要从许多方面、许多层次去理解，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毛泽东对于赣南东固的感情，为什么终其一生都忘不掉，在1929年4月13日，在江西兴国的于都，在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湘赣边特委的信中，说得的是明明白白。

毛泽东在给湘赣特委的信中这样说：“这番我们到了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力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组织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真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真正是大开眼界，真正是“则另是一种形式”。

毛泽东在给湘赣特委的信中继续说：“由25支手枪起手（家）的七、九两纵队，现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差不多抵得上四军的三十一团。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他们消灭了许多靖卫团队，打败了三十六旅的二十七团，他们经常的是一角五分一天的士兵伙食，从不发生经济问题，他们与省委特委的关系极密切，交通极方便，敌人完全是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组织。”

真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真正是“一个鸡蛋的故事”：说是有人出了一个题目，说如何才能把一个鸡蛋在桌子上立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冥思苦想，几乎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有一个聪明人拿起鸡蛋，在桌子上轻轻地“敲”了一小下，于是鸡蛋在桌子上立刻立了起来。原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而现在就更加简单了，正是这种“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让毛泽东心领神会，让毛泽东日后大放异彩，让毛泽东一下子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和另外一种“形式”。

我们当然不会否定毛泽东后来的丰功伟绩，我们也承认毛泽东就是哪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所以拥护毛泽东的人们千万不要生气。但是我们在说毛泽东的无比伟大，我们在说毛泽东的空前绝后，我们在说毛泽东创造性的军事思想，在说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听一听毛泽东自己是怎么说的。原来所谓的游击战的许多战法，原来游击战的精髓，所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原来正是来自李文林们的“飘忽不定的游击”。

拥护毛泽东的人们一点儿也不要气愤，这些都是毛泽东自己说的，是他老人家自己当年在给湘赣特委的信中亲口说的。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十二）
江淮荷花

拥护毛泽东的人们一点儿也不要气愤，这些都是毛泽东自己说的，是他老人家自己当年在给湘赣特委的信中亲口说的。老人家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是很诚挚的，是很羡慕的，是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说出这一番话的。毛泽东认为，赣南东固革命根据地之所以顺利发展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依据客观情况，采取了一系列适合本地实际情况，适应了敌强我弱客观条件的根据地建设策略。

这就是公开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的形式，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信中的“李文林式”。但是这一次是在1929年4月13日，是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在给湘赣边特委写信、指导工作，毛泽东认为湘赣边特委的工作应该像赣南李文林他们那样做。需要指出的是，从红四军下山“围魏救赵”，其实井冈山已经遭遇严重失败，彭德怀的红五军被打散，只剩下300余人。于是红五军也退到了赣南的于都附近，同毛泽东的红四军会合。

由于有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支持和依托，有了中共赣南特委和人民群众的全力帮助，朱毛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的红五军得到了充分地休息和整顿，有了充足的时间和良好的环境来思考红军的下一步发展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红四军和红五军的领导人们，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人，就像毛泽东自己说得那样，通过对赣南革命斗争经验的学习和总结，对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武装斗争的形式，有了许多新的想法和新的思考。

于是就有了彭德怀率领红五军重返湘赣边，彭德怀运用“李文林式”，对湘赣边的根据地进行了相当成功地恢复。于是利用彭德怀重返湘赣边的机会，毛泽东让彭德怀在重返湘赣边时，带了一封给中共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说到的1929年4月13日的信。毛泽东在信里面，充分肯定了赣南的革命斗争经验，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

但是毛泽东在信中还指出：“依照两年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的方法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割据是有害无益的，如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几乎失掉完了。不仅不能解脱群众若干的经济痛苦，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起毁败完了。……”这是毛泽东在总结“秋收起义”以来的革命实践，毛泽东当年还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的语气和心情都是相当的沉重。

毛泽东在信中还说：如果像赣南那样，实行公开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的办法，使“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毛泽东对“赣南模式”的“李文林式”真正是赞扬有加，真正是情有独钟，竟然感慨万分地充分肯定说“这种形式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后来在给林彪的信中，充分肯定的“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这四种形式中，“李文林式”“这种形式是最好的”。没有人强迫毛泽东这样说，完全是毛泽东的切身体会，是毛泽东的自觉自愿，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虽然“这种形式是最好的”“李文林式”，最终是烟飞灰灭，李文林当然也身败名裂，但是在当时，毛泽东却充分肯定说“这种形式是最好的”。

由于毛泽东充分肯定“李文林式”“这种形式是最好的”，所以即便是毛泽东亲自创造的“井冈山模式”也要改变，“朱德毛泽东式”也需要进行修正。毛泽东在信中还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公开割据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各界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龙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所谓的“大小五井、九龙等地”，正是井冈山。

毛泽东的话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毛泽东是在深刻地反思，对照赣南李文林们的做法，与井冈山根据地受到敌人连续不断的军事进剿和经济封锁，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形成鲜明的对比。善于学 结他人成功经验的毛泽东，深刻地感到：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群众又没有完全发动的情况下，不能象固守井冈山那样搞“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而应象东固革命根据地那样采取灵活方式进行武装割据。

1929年3月20日，在东固螺坑石两军会师大会一个月后，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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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3月20日，在东固螺坑石两军会师大会一个月后，红四军前委在长汀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当前形势并明确了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后，毛泽东即向福建省委和中央写了书面报告：“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且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定，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是真正的绝顶聪明之人，他真正的太会审时度势、实事求是了。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开始，就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探索，秋收起义失败了，他上了井冈山。他自己说是上山“入伙”，当了革命的“山大王”。当然说是“改造土匪”也可以，说是利用形势当然也行，总之他在井冈山上暂时站住了脚，一站就是近二年。但是井冈山又守不住了，地少人多、经济困难、难以为继，于是“围魏救赵”。

这一次的“围魏救赵”真是太凶险了，差一点就像后来的“万里长征”，差一点就像后来“皖南事变”之中的项英，差一点就要分散突围、隐姓埋名、潜往上海，差一点点就需要重整旗鼓。但是吉人自有天相，历史给毛泽东送来了李文林，送来了“李文林式”，真正是柳暗花明、逢凶化吉。更加重要的是，李文林们在送米送面、送根据地，送“转危为安”的同时，还送来了革命斗争的新鲜经验和独特的“李文林式”。

陈毅在1929年9月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中，一开头就说道：“在本年2月红（四）军到赣南与特委发生关系，看着赣南群众斗争有两个最红的地方可以为赣南群众斗争的代表，一个是东固，为江西红军第二团之根据地，另一个是于都之桥头，为江西红军第四团之根据地。”

需要指出来的是，陈毅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是通过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的。按照中共的惯例，陈毅此时应该是中共，或者说是党在红四军中的代表，他在这一时期，又是写诗，又是写信，和毛泽东当年的态度是一模一样，对赣南李文林们的工作和革命斗争情况，进行充分地肯定，陈毅的话，陈毅的信，陈毅的诗，是十分意味深长，又耐人寻味的。

历史的真实是，湘赣边的井冈山地区，同赣南的东固山地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革命区域。在1929年1月4日之前，湘赣边隶属中共湖南省委，朱毛红军主要活动在这一区域。赣南地区则隶属于中共江西省委，而李文林时任江西工农红军第二团、第四团的政委，是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秘书长，他是中共在这两支武装力量中的党代表，也是这两支武装力量中的最高领导人。

历史的事实说明，当年双方在赣南的会师，应该是两支平行的红军兄弟部队的会师，两支部队应该是不分高低。但赣南的李文林们应该是主，从湘赣边来的毛泽东们应该是客。李文林们竭尽所能，竭尽所有，竭尽地主之谊，使艰难转战、艰苦异常、危机重重的朱毛红军转危为安。于是中国革命、中共有了重新出发的机会、条件和基础，我们研究中国革命史，我们研究中共党的历史，李文林们在历史的转折期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忽视和抹杀的。

其实无论是毛泽东的信，还是陈毅的报告，都充分地表达了当年红四军领导成员，对赣南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工作的肯定，和对李文林等人的高度赞誉。而犹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红二、四团和东固革命根据地经验的研究和总结，红四军前委领导成员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乃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名扬中外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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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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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名扬中外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雏形。而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赣南东固根据地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扩大并最终形成的，在这个地方真的没有井冈山的什么事。井冈山充其量只是过渡，也就是毛泽东曾经落脚过的地方，井冈山的红色政权也就是存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随着毛泽东的“直出赣南”和“围魏救赵”，袁文才、王佐等人的被杀害，井冈山上就没有再飘扬过红旗。

但是井冈山却永载史册，东固山却默默无闻。但是历史的事实却说明，以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学 结赣南东固的革命经验，改变或者是修正了原来的井冈山斗争模式，找到了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付敌人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有效方法，增强了“建立、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农村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夺取全国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坚定了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信念。

这是当年活动在江西地区，活动在赣南东固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创造性、历史性的贡献。作为红二、四团和东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的李文林，以及他的无数战友们，应该堪称是红军和当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们的丰功伟绩，他们的历史地位，他们创造的“李文林式”，不应该全部被抹杀，当年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造，不应该记载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人们当然也不应该忘记赣南的李文林和他的战友们。

但就是这么一位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人，这么一位对中共、对中国革命居功至伟的人物，却因为中共党内的政策分歧，主要是与毛泽东的分歧，竟在后来的“肃反扩大化”中，被“扩大化”成“反革命”，而遭无情处决。1932年5月30日，经当时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李文林在江西的万泰县古坪村(今泰和县境内)被执行枪决，时年仅32岁。中国革命的一代英杰如此死于非命，竟然死于中共内部斗争，死于自己人之手，真正是令人扼腕叹息。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的第408页，有一篇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没有提到李文林，但是提到了与李文林有关的“打ab团”，毛泽东这样说：“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么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

但是即便是“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即便是“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 规定“废止肉刑”，也没有用。毛泽东自己在《结论》里面就说：“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这个决议，一九三0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毛泽东还说：“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毛泽东的模模糊糊、模棱两可的话，曾经确实感动了很多人。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段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看上去很沉痛、很感人，

@打架靠人多 33楼 2014-06-02 06:52:56
今天我们能够安逸的生活，是毛时代打下的基础！
Lz请讲下，江西时期直到长征毛的事，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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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能够安逸的生活,毛泽东当然有功，当然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全部的功，我们现在正在讲江西时期直到长征毛的事，谢谢你的关注！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十五）
江淮荷花

毛泽东还说：“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毛泽东的模模糊糊、模棱两可的话，曾经确实感动了很多人。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段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看上去很沉痛、很感人，承认在“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承认“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是在毛泽东的口中，所谓的错误，只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只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而且毛泽东竟然说：“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

毛泽东竟然这样说，于是在中共立国之后，在中共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中共应该成熟了。但是中共仍然不厌其烦，一个接着一个地揪出那么多的“反党集团”，揪出那么多的“反党分子”。正是在毛泽东的：“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的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又开始了新的“长征”，又开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于是到了史无前例，连刘少奇都成了“反党分子”，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被揪了出来。从此国无宁日，国家竟然到了“动荡不止”的时期，这一“动”就是十年。这不能不说，是中共历史上的极左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结果和恶果。但是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对极左思想的批判，仍然是“走过这样一段弯路”，仍然是“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仍然是“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

更为严重的是，直到今天，“文革”的严重错误，仍然没有被认真地进行总结和反思过。人们说是伟大领袖的偶然失误，甚至人们说，其实毛泽东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误，都是林彪、四人帮的错，毛泽东只是偏听偏信，一时犯了一点糊涂罢了。既然连“文革”这样的全局性错误，都没有被认真地总结过，又何况当年的“李文林”和后来的“高岗”呢？于是在现实生活中，一股强大的拥护毛泽东、拥护“文革”的思潮仍然在中华大地上流淌。

人们只要一提到毛泽东，一些人就神经紧张，就如临大敌，不允许说毛泽东一个字的“坏话”，实事求是的说也不行。在一些人看来，毛泽东什么都是对的，毛泽东从来就没有错过。毛泽东在任何时期都是神，天生的圣人，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当然也有一些人是逢毛必反，好像这么多年来，毛泽东连一件好事情也没有做过。对这两种在毛泽东问题上的绝对态度，我们都是不赞成的，我们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实事求是。

而且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绝对不是为了反对毛泽东，全部否定毛泽东。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想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是一篇大文章，需要相当的精力和时间，我们力所不及。现在我们只是想对近九十年前发生的那一段历史进行还原，探讨一下当年在毛泽东和李文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至于到底谁对谁错，只有公论了。

客观地说，在1929年的整整一年时间里面，没有毛泽东的事情，毛泽东同李文林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好的。一年之中，毛泽东不下七次之多地称赞赣南革命根据地和“李文林模式”，毛泽东不但称赞，还认真地从东固山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寻找井冈山斗争的不足和不完善。如果1929年2月22日的两军会师算是第一次的话，那么接下来就一发而不可收，第二次就是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

第三次就是委托彭德怀转交的那一次，就是1929年4月13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致湘赣边特委的信。由于彭德怀的努力，由于毛泽东的信，更加重要的是湘赣边特委通过总结，借鉴东固革命斗争的经验，彻底改变了原来的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从而使湘赣边游击根据地得到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第四次则是毛泽东1929年6月14日于江西新泉《给林彪的信》，原载《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73页。

第五次就是那一封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是给林彪的信，题目当然是后来加的，其中提到了“贺龙式”、“李文林式”，写作于1930年1月5日。但是却在编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时候，又被删去了“贺龙式”、“李文林式”。这四封信的很多内容，我们刚刚在前面都先后介绍和引用过，这个地方就不再重复了。

值得一提的是第六次，这一次是一份《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

客观地说，在1929年的整整一年时间里面，没有毛泽东的事情，毛泽东同李文林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好的。一年之中，毛泽东不下七次之多地称赞赣南革命根据地和“李文林模式”，毛泽东不但称赞，还认真地从东固山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寻找井冈山斗争的不足和不完善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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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第六次，这一次是一份《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1日发于福建永定湖雷市，6月25日到福建省委，7月11日到中央，原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第683页，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在这份报告里面，毛泽东这样说：“江西省委指挥之下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三〔二〕团第四团共有枪约一千支，(四军补充五百支，好坏各半)，两团战争〔斗〕力颇好。”

显然从毛泽东的报告看，李文林们的第二、四团，是在“江西省委指挥之下的”。毛泽东在报告中还说：“四团成立不久较差，内部组织也颇健全，党在军事上很能发生作用，他们游击的区域是吉安……太〔泰〕和万安兴国……。四军在赣南游击时他们受前委的指挥(与前委的关系不变)，与四军一同做发展组织发动群众斗争的工作，担任的区域是兴国及宁都之一部。四军来闽西后他们仍在那里以兴国为中心向四周各县游击。……”

铁一样的历史事实说明，李文林们绝不是可有可无，更加不是可以随便删除，随便可以隐藏和掩盖的。而是“两团战争〔斗〕力颇好”，而是“内部组织也颇健全，党在军事上很能发生作用”，而是“四军来闽西后他们仍在那里以兴国为中心向四周各县游击”。1936年底，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进行谈话，其中就谈到了当年的赣南和李文林。这一次的谈话不包括在我们说的“七次”里面，如果要算到后来的话，大约应该有11次之多。

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在由中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自述》中，在书的第60页，毛泽东当年这样说：“一九二八春天，由李文林和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话，前前后后的结合起来看，李文林们的作用，“李文林式”真的不能低估。

最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二月来信”的复信，这封写于1929年4月5日的信，我们把它排在第七次。也是毛泽东七次提到李文林，七次赞扬李文林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亲笔所写。原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第676页、678页，题目叫《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

毛泽东当年反对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不愿意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离开红军。所以他给中共中央写信力陈己见，宣传江西革命的大好形势，宣传可以“一年之内”争取江西，他甚至改变了红四军前委在“罗福嶂会议”上的决定。1929年2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最危急的情况下，在“罗福嶂会议”上有一个特别的决定，即：万一部队失败，领导人要分别潜往上海等地，化名登报与组织联系，重振旗鼓再干。

在“罗福嶂会议”上，甚至领导人的改名换姓都想到了，可见当时形势的危急和严峻。当时决定：毛泽东化名“杨子任”，朱德化名“王楷”。只是当时敌人逼得太紧，当时会议尚未结束，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就匆匆赶来通报：国民党军队正向罗福嶂实施包围。于是毛泽东和红四军军部决定全军按罗福嶂会议决定立即向东固前进。

于是一切都是天意，也幸亏有了这一次的东固会师，在中共赣南特委和李文林们的大力支持下，红四军终于转危为安。毛泽东当年肯定还不是“红太阳”，他当年只是拨开云雾见太阳，应该承认毛泽东的聪明过人，应该承认毛泽东抓住机会的能力。毛泽东在欣欣向荣、热气腾腾的赣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不同于井冈山的“李文林式”。于是他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复信，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共在江西大有可为。

毛泽东在信中这样说：“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岗、永新万〔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有一天一天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的红军独立第三团并未消灭，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形势。……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现在兴国一带，与我们联络很好。”

毛泽东已经是直言不讳了，毛泽东强调“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毛泽东甚至说，相比较之下，“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有一天一天发展之势”。毛泽东还说：“……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现在兴国一带，与我们联络很好。”毛泽东当年的话，毛泽东当年的所有“七次”讲话，无不在在证明了“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还有毛泽东同李文林当年的关系良好。

但是正是这一次的中共中央“二月来信”，埋下了毛李不和的种子，中共历史上的许多恩恩怨怨，竟然就是因此而起。

《老是有理哦！》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蝇冬又冷，收拾书箱待来年！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十七）
江淮荷花

但是正是这一次的中共中央“二月来信”，埋下了毛李不和的种子，中共历史上的许多恩恩怨怨，竟然就是因此而起。中共中央“二月来信”的执笔者是周恩来，其实周恩来也是好心，也是按照规矩办事情。周恩来首先考虑的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当年的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这种零敲碎打的游击战争没有什么前途。在中国只有走俄国人的路，像苏联人那样举行大规模的城市暴动和武装起义才是出路，于是要求中共取消这种没有什么希望的红军游击队活动。

当年的中共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作为中共“六大”选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当然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令，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的周恩来，当然也不能免俗。于是周恩来执笔写了著名的“二月来信”，当然也不是周恩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当然是经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一致讨论通过。但实际情况又不是那么简单，“二月来信”的基本精神，其实也体现了中共对干部的爱护和保护。

应该承认，毛泽东和朱德在当年，都是中共的重要领导干部。“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以及后来的“湘南起义”，特别是起义之后的“井冈山割据”，使毛泽东、朱德等人声名远播、名声大震，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重点打击目标。自从1929年1月4日离开井冈山，“直出赣南”和“围魏救赵”之后，朱毛红军就陷入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失败、受损、挫折的消息不断，中共中央从各种渠道获得了这些消息，也是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于是才有中共中央“二月来信”的出炉。

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立刻在红四军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毛泽东不领情，毛泽东当然是不同意中共中央“二月来信”的观点。即便是在“罗福嶂会议”上，曾经作出过和中共中央“二月来信”一模一样的决定，但是这个时候的朱毛红军已经同李文林们会师，毛泽东从赣南看到了“李文林式”，看到或者是看出了中国革命的新希望。于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回信，宣传“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不同意中共中央让朱毛离开红军的“二月来信”。

毛泽东的意见，从后来的革命发展和历史来看，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没有错。但是对于信仰革命、信仰共产党，坚决服从中共中央的朱德、陈毅、肖克、黄克诚等人来说，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在当时来讲，无疑是党的声音，是党的决定，是党在召唤。他们理所当然地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二月来信”的决定，同反对中共中央“二月来信”意见的毛泽东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

后来的党史研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压倒一切的意见，都是说朱毛之间发生了“权力”纷争。其实这些真的是不对的，朱德性格温和、听党指挥，对个人的权力根本不屑于争，也不想争。他这一次站出来“争”，如果一定要说是“争”的话，也是在替当时的中共中央在“争”，在替当时的党“争”。于是“争”的结果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这个中共中央直管、直接任命的红四军前委书记落选。

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开的激烈、紧张、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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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十八）
江淮荷花

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开的激烈、紧张、严肃，在1929年6月8日的红四军前委扩大的“白砂会议”上，就露出了端倪。当反对中共中央“二月来信”的毛泽东，以愤而提出辞职来要胁的时候，陈毅立刻被参加“白砂会议”的代表们，推举为代理前委书记。于是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落选也就是大势所趋、顺理成章了。当然毛泽东在个人的性格上、工作上、人际关系上的一些严重的缺点、错误，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反映。

年轻的陈毅当年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一席话，是很有代表性的。1929年6月22日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毛泽东仍然想做最后的努力，他特地找到当时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要求陈毅对自己以往在红四军前委书记任上的工作业绩进行确认。毛泽东当然是信心满满，他当然不认为自己会有什么错，他当然认为红四军离不开自己。但是不打招呼还好，打了招呼之后，却让毛泽东深深地失望了。

据陈毅后来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显示，年轻气盛的陈毅当年在会议上，竟然是这样说的：“我总觉得，既然是开会解决问题，就应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不是事先定了调子，等候大家的补充。而且我当时认为，四军是党的军队，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军队，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在四军中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讨论。于是，就采取了一些激烈的手段------。”

有着这样想法的陈毅，主持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陈毅，心中有党的陈毅，于是真的站出来，带头向他自己认为的红四军之所以问题多多的原因、症结发难。陈毅是一针见血，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朱德同毛泽东之间的不团结，于是他公开向着朱德和毛泽东同时开火。陈毅对毛泽东的指责尤其厉害、不留情面，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陈毅的这番言论，按照后来文革的标准，按照极左的观点，真正是不折不扣的“反党黑话”。

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上，陈毅竟然这样说：“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谁也说得不对，只有他说得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为什么调查以后就有了发言权呢？因为他的所谓调查研究就是背后收集你的材料，党员放个屁也是香的，群众的意见就是右倾？说毛好的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

接下来陈毅又说朱德，陈毅这样说：“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得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陈毅的说朱德，显然是轻描淡写，朱德本来就不是政工干部，他的所谓“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似乎是顺理成章。朱德的厚重、忠实，对干部战士的关心爱护，呼之欲出。

但是在陈毅的口中，毛泽东的“错误”显然要严重地多，他的“家长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谁也说得不对，只有他说得对”，他的“所谓调查研究就是背后收集你的材料”，还有“说毛好的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我们在后来的中共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似曾相识。特别是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的人们，文革中发生的一切，终于被陈毅不幸而言中了。只要是不怀偏见、实事求是，更加应该是记忆犹新，因为当年发生的一切还历历在目。

当年陈毅的幽默风趣、能言善辩，一点儿都不比毛泽东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有了权、有了位，谁都可以幽默一把。主持会议的陈毅，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最后这样来说到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我是郑国，是小国，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我是进出左右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着谁走？站在那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听众大笑）。”

陈毅说的是得意，而且幽默风趣，又大权在握。但是谁也不是神仙，谁也没有前后眼，

@Lancer2 42楼 2014-06-06 11:26:08
陈胖帅后来为了这个吃了大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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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对，说得好！

@敖岸1021 44楼 2014-06-06 17:50:07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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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注，谢谢关心，祝朋友一切顺利，一切都好！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十九）
江淮荷花

陈毅说的是得意，而且幽默风趣，又大权在握。但是谁也不是神仙，谁也没有前后眼，陈毅的这一次“抢班夺权”，成了陈毅严重的政治包袱，成了陈毅历史上反对毛泽东的铁证和最大罪恶，留下了巨大的政治阴影，巨大而沉重。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念念不忘、气愤难平、难以容忍，此事后来经过毛泽东之口说出来，竟然不下十余次之多。可以见得，这件事情对毛泽东的刺激之大、之深、之强，毛泽东竟然一直耿耿于怀。

于是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一步步抬升，陈毅在党内的日子开始不好过，而且是越来越难过。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陈毅立刻陷入了政治斗争的“围剿”之中。陈毅当年的这一段历史，立刻成了制约、声讨陈毅的利器，陈毅的历史“伤疤”不断地被人揭开、提出、提起。终陈毅一生，对于当年的这一段历史，除了检讨还是检讨，除了认错就是认罪。

说来有趣，就在我们上面说到的，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上，陈毅正在发言时，其实也是在替自己当年的行为进行辩解和说明。康生突然打断陈毅的发言，突然对陈毅发难，义愤填膺地一再指责陈毅当年反对“毛 ”的滔天罪行。由于延安整风刚刚结束，人们还记忆犹新；由于中共“七大”是团结、胜利的大会，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更加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已经今非昔比，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于是当时的情况是既尴尬又滑稽，还有一点莫名其妙。正在侃侃而谈的陈毅，犹如被当头一棒，只好登时哑口无言；了解当年情况的周恩来、朱德等人，全部无言以对，全部默默无语，听任康生对着陈毅咆哮；了解情况的毛泽东也一言不发，听任康生一个人在那里发飙；不了解情况的刘少奇正在春风得意，当然更是不管，由着康生在那里滔滔不绝；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大常委之中，最后还是任弼时出面，才制止了康生的继续发挥。

中共立国四年之后的1953年12月24日下午，“高岗事件”正式公开爆发，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上，不点名字的点了高岗的名字。然后当晚离开北京，直奔杭州的“刘庄”，几天之后在那里接见了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还有正在在访华的苏国副总理捷沃西安。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影射批判高岗的同时，竟然和陈毅当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如出一辙，毛泽东竟然也大谈“晋和楚”。

毛泽东的“晋和楚”，谈得两个苏联人是一头雾水，连中方的老资格的翻译师哲也是不明就里、不知所云，后来研究“高岗事件”的专家们，也都被毛泽东的通古博今、博大精深、云山雾罩所折服。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有“晋和楚”一说，更有趣的是在历史上，毛泽东自己也曾经被陈毅“晋和楚”了一把。陈毅的“晋和楚”对毛泽东而言，真正是太深刻、太难以忘怀了，以至于几十年后，毛泽东在“高岗事件”中，竟然又会想到“晋和楚”，并且会用在了高岗的身上。

1966年文革初兴，到了1967年2月，由于对毛泽东的文革不理解、不满意、有抵触，包括陈毅在内的一批老帅和老革命家，毛泽东当年的这些老战友们，竟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所谓“二月逆流”。这批老帅和老革命无一例外地遭遇造反派们的无情批判和打击，陈毅更是首当其冲。林彪代表毛泽东点了陈毅的名，林彪说：“陈毅历史上就是反对 的，这次又跳了出来，说明是死不改悔。”

但是话音刚落、言犹在耳，林彪就在1971年的“庐山会议”上翻了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写《我的一点意见》，首先掀翻了陈伯达。被林彪称之为“死不改悔”的陈毅，和陈伯达八竿子都扯不上，但是却被谢富治等人，又指同陈伯达进行勾结，陈毅当年在红四军“七大”上的往事，又被扯了出来。在造反派们的眼睛里面，罪大恶极、罪恶滔天的陈毅，已经不是必须继续检讨的问题了，而是必须彻底打倒。

其实从文革开始，陈毅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风云人物，陈毅在历史上曾经反对毛泽东的罪行，被一遍又一遍的揭露、声讨和批判。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二十）
江淮荷花

其实从文革开始，陈毅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风云人物，陈毅在历史上曾经反对毛泽东的罪行，被一遍又一遍的揭露、声讨和批判。造反派们也千方百计，一次次地想方设法，想打倒陈毅。这一次作为朱毛红军“总司令”和“红司令”的朱德，也变成了“黑司令”，在历史上曾经反对过毛泽东的朱德，也已经是自身难保。但朱德有崇高的历史威望，历史上就有“朱毛不分家”一说，朱德自中共立国后，就已经真的“不过问政治”了，同时朱德的年事已高，于是朱德可以幸免，但是只能选择继续沉默。

但是这一次，“二月来信”的始作俑者周恩来，却选择不再沉默。但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相当的老资格，是久经风雨的政治家，经历过这个世界上的无数的惊涛骇浪，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绝顶之人。他没有提曾经的“二月来信”，更加没有说当年的红四军“七大”，他一个字都没有说，一个字都没有提。他只是赶到了已经被造反派们团团包围的人民大会堂，堂堂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陈毅，正被造反派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在这里，已经是既不能“外”又不能“交”了。

周恩来急匆匆地赶到，他沉静地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挡在人民大会堂的大门前，对着情绪激动、挥舞着“红宝书”的造反派们，他同样举着那红彤彤的“红宝书”，但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如果你们想打倒陈毅，想揪陈毅，就从我周恩来的身体上跨过去吧！”还有一句真正是闻名遐迩，说当年周恩来情急之下，不管不顾地说：“毛 都说过，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但值得玩味的是，我们迄今为止，我们竭尽全力，没有查到周恩来所讲的毛泽东的这一条语录的出处。

一贯在大庭广众之下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文革开始以来，对毛泽东一贯忠心耿耿、紧紧跟随的周恩来，在陈毅的问题上，竟然如此说话，竟然如此坚决，态度竟然是如此地坚定和坚定不移。弄得疯狂的造反派们，一时间都有一点不知所措、进退两难，真正是有一点举棋不定了。其实是造反派们背后的人没有想到，其实是造反派们背后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想到，甚至恐怕连毛泽东都没有想到，周恩来在陈毅的问题上竟然会如此地表现。

周恩来的表现和态度，对已经疯狂了的造反派们，毫无疑问是一种制约。但是真正被制约的却是毛泽东，就周恩来这个个体来说，当然可以像刘少奇一样被打倒，只要假手造反派们就行了。但是毛泽东正在和刘少奇激烈较量，全国、全党上下，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在转弯子，打倒一个刘少奇已经相当吃力了。毛泽东再伟大，再有权威，也不可能向刘少奇和周恩来同时下手，1953年高岗事件中的教训，毛泽东比谁都明白，比谁都清楚。

在文革中，不要说周恩来，一些高级、重要的领导干部的情况，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中。周恩来的一举一动更加是举足轻重，他在人民大会堂门前的言行，一定有人向上报告，一定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但是毛泽东比任何人都了解、熟悉周恩来，几十年来，毛泽东从周恩来下级的下级，一直干到了周恩来的上级，成了中共至高无上的第一把手。但是毛泽东仍然需要周恩来，离不开周恩来，更加不可能在打倒刘少奇的同时，再去打倒周恩来。

周恩来是忠诚的，是党内著名的“泥瓦匠”，他可以牺牲个人，也可以“相忍为党”。但是当他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也会义无反顾、大义凛然。于是在周恩来的一腔正气面前，没有了最高指示的造反派们只能讨价还价，作出让步：让陈毅做深刻检查了事。在周恩来的坚决抗争下，满天的风雨终于烟消云散，一场风波暂时得到化解。由此可见当年红四军“七大”的影响，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不能低估。

但无论如何红四军“七大”，是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陈毅之间的事情，无论如何同李文林都扯不上边。而且毛泽东在1929年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上，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后不久，生气再加上郁闷，就生病请假疗养去了。这一去就是将近半年，一直到了1929年的12月底“古田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和李文林，就成了两股道上奔跑的火车，没有了任何相互之间的交接，两个人之间从各个方面来看，都不应该产生任何问题。

但是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影响着毛泽东和李文林之间关系的走向。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二十一）
江淮荷花

但是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影响着毛泽东和李文林之间关系的走向。首先是朱德和李文林之间的关系，由于两个人一起参加“南昌起义”，一起经历了“南昌起义”前后的风风雨雨，李文林又是朱德为团长的军官教导团的教官，两个人之间是属于革命老战友的范畴，感情应该是相当深厚的。而李文林同毛泽东在赣南会师之前素无交往，没有任何历史渊源，于是当然就谈不上很深的感情和交情了。

李文林当年也已经是中共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了，但他毕竟不是红四军的领导干部，他不可能参加红四军当年的“七大”。但是他有可能，也有渠道知道或者了解红四军“七大”召开的情况，知道红四军“七大”上双方的分歧和斗争。所以李文林的个人感情站在朱德的一方，在朱德同毛泽东发生分歧，进而激烈争论的时候，倾向老领导朱德，在感情上支持朱德，则是毫无疑问、毋庸置疑的。

其次就是李文林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服从党、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在李文林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毛泽东表示反对，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这在李文林、朱德等人的眼睛里面，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真正是匪夷所思。于是李文林对反对中共中央“二月来信”的毛泽东，产生一些微妙的、不可言传的想法，应该是应有之意和人之常情。

第三个因素是最重要的，就是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决议案”，特别是针对毛泽东个人缺点错误的部分。“决议案”中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部分这样说：“毛的缺点是：英雄主义；固执己见，过分自信；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对同志有成见；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所以最后的结语是：“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

《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引文，均转引自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同时参考了《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一文。两篇文章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了当年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谈到了决议案中提到的毛泽东的缺点。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有缺点和错误。只是问题在于对权力的制约，和对缺点错误的批评帮助。

令人奇怪的倒是拥护毛泽东的一些人，他们把问题绝对化，否认毛泽东有任何的缺点错误。在他们的心目中，毛泽东一贯是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仙，不允许任何人对毛泽东提出一点点批评和意见，哪怕是实事求是地批评和意见，甚至我们说“请拥护毛泽东的一些人不要生气”也不行。但是这样研究出来的毛泽东，也就真的成了飘在天上的，不接地气的神仙，但是也就缺少了“人气”，失去了“人形”。

也就是在《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一文中，我们还查找到了极其宝贵的贺子珍对当年红四军“七大”风波的评价，我们转录如后，以飨大家。贺子珍以提出问题的方式这样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他落选了。他为什么会落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连贺子珍都承认了“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这一历史事实。

接下来贺子珍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来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贺子珍这样说：“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同志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加上这次打不打广东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

贺子珍是毛泽东曾经的夫人和亲密战友，是毛泽东最亲近的人之一，她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很深很深的，比较起我们的一些拥护毛泽东的“铁杆粉丝”们，要亲近得多得多。贺子珍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应该是忠心耿耿了一辈子，忠心耿耿的贺子珍，当然是在替毛泽东进行辩护，辩护得也相当有力和到位。但是即便如此，忠心耿耿的贺子珍还是承认“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同志的作风是更好一些。”

真正是铁证如山、铁案如山，连“井冈之恋”的贺子珍都这样说，贺子珍应该是当事人，她不太可能参加曾经的红四军“七大”，但是她同毛泽东朝夕相处，最了解毛泽东。红四军召开“七大”的时候，她正好就在毛泽东的身边，现在连她都认为“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同志的作风是更好一些。”贺子珍都尚且这么说，那么我们这些后来者，还需要替毛泽东拼命地辩护什么呢？

如此，说红四军“七大”的“决议”，对李文林没有一点影响，显然是不实事求是的。只是这种影响不可能暴露，不可能表示出来，只能够是放在心里面。如果没有特别的诱因，也只能够是作为一种认识和看法，永远地放在李文林的心里面，李文林和毛泽东之间当然也就会永远的相安无事。而更加重要的是，所有的当事人，包括李文林在内，都想不到毛泽东会东山再起，当然周恩来一个人除外。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二十二）
江淮荷花

因为周恩来除了写“二月来信”，终1929年一年，还接连不断地连续给朱毛红军写信，最著名的就是所谓“二月来信”，接着就是所谓的“九月来信”。正是周恩来的“二月来信”，让毛泽东失去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又是周恩来的这一封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让焦头烂额，已经一败涂地的毛泽东，终于东山再起。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江西省上杭县古田召开，即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正是在这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几乎所有的党史专家们都认为，毛泽东的东山再起，同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关系极大。但是在具体说明“古田会议”精神的时候，却又另有一说，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原来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没有当选红四军的前委书记的消息，立刻震动了当年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自从“八七”会议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在全国各地策动武装起义，大大小小的起义、暴动有数百次，其中规模比较大，能够成军的就有十几个，后来更发展到了二十几个。

这些能够成军的，像红一军、红三军、红四军------红十四军等等，一律由中共中央统一任命军长和政治委员（但在早期也有称前委书记的，像毛泽东），甚至师团一级也需要报告中共中央备案。所以真正的历史是，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党指挥枪”，中共中央在所有的组建起来的部队中，委任政治委员或者书记，其实就是为了加强中共对军队的控制。

历史的事实是，从1927年“四一二”开始，一直到1930年7月，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仅仅是中共十几支红军主要部队中的一支。毛泽东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或者叫前委书记，当然从形式上，即便是这个任命，还必须经过同级中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确认，但一般都是走过场，意思意思，没有不被确认的情况发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年，像毛泽东这样一级干部，在所在的红军部队中代表中共中央实施政治领导，应该是正常的和对的。但是实事求是的说，人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党指挥枪”，这里面的“党”，应该特指中共中央，而绝对不应该是哪一个具体的人。而被中共中央派往各支红军部队的政治委员们，只能是代表“党”，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他们还不是“党”。他说得对，他做得对，他自然就代表“党”；但是如果他说错话、办错事，他当然就不代表“党”。

从建党之初开始，中共的党章，中共的党纪，中共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都十分强调必须“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正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被中共中央任命的毛泽东的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在1929年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上被选掉了。但是也正是根据这样的原则，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没有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消息，立刻震动了当时的中共中央。

说一千、道一万，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任命的红四军前委书记，从“党指挥枪”的角度，毛泽东职务的任免应该由中共中央来决定。红四军党的代表大会的任务，也就是确认一下中共中央的决定，做一个橡皮图章而已。毛泽东再有问题，按照中共的组织程序，你作为党员，你当然有权利向上级反映和报告，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红四军的代表大会来罢免。即便退一万步，毛泽东真的有错误，真的需要罢免毛泽东，那也应该是中共中央的权利，红四军“七大”的决定当然有问题。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全部都是心知肚明，一直到了今天，这个组织原则也没有任何变化。而这才叫真正的“党指挥枪”，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的领导”。不相信的话，现在除了中共中央，那一级的中共组织真正试一把，说中共中央任命的书记有问题，把中共中央任命的书记，真的给自下而上地选掉了。要是不闹翻了天，要是不惊天动地，要是不成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那肯定不是在中国。

但是中共中央，但是搞政治，当然不可以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一样乱说话，即便真是这个理，也不能这么说。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二十三）
江淮荷花

但是中共中央，但是搞政治，当然不可以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一样乱说话，即便真是这个理，也不能这么说。于是当年的中共中央，理所当然地要求红四军前委，派相当负责的领导干部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经过。于是，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

说是经过了1个月的讨论，其实是周恩来和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一起在做陈毅的“政治思想”工作。经过反复工作，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在维护“党指挥枪”的原则。

也就是说，即使陈毅经过民主选举，经过红四军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正式选举，即便陈毅已经担任了红四军的前委书记，也统统没有用，也不能代表党。因为太简单了，红四军“七大”的罢免毛泽东的决定，违反了中共的组织程序。而陈毅的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在事先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中共中央不知道。于是在中共的组织程序面前，陈毅充其量就是一个过渡，红四军“七大”的所谓选举必须得到纠正，毛泽东必须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这才是“党指挥枪”，这才是正确的、原来意义上的中共组织程序。

但是根据中共党史的正规记载，关于“古田会议”，中共官方的标准解释却是这样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这样的记载，这样的说法也能够说得过去，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也普遍如此。但中共官方的标准解释还这样说：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这个地方就有一点夸张了，因为毛泽东后来的成功，以及崇高的领袖地位，研究者们不惜夸大其词，将革命过程当中发生的正常的错误缺点，都送给了别人，只有正确的留下来，送给了毛泽东。一些网上的朋友曾经这样对我们说：“楼主好奇怪，你说的历史，谁生气了，难道 后来去毁灭这段历史了吗？没有吧，创业艰难，更何况是革命，有挫折，有狼狈，是最正常的。你不说生气，我还没事，你老这么说，我都不想看了。”

一些网上的朋友还这样补充对我们说：“还有， 从没说过自己是神仙，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都是通过学 结来的， 总没有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有病不，一句一个别生气。”其实我们并没有全盘否定毛泽东，我们只是认为在研究、总结毛泽东的时候，要实事求是，不要无限夸大，更加不要把中国革命的所有胜利全部记载到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我们也就是随口说了一句“让拥护毛泽东的一些人不要生气”，如此而已，但是人们已经不高兴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是不是像一些朋友责问我们的“难道 后来去毁灭这段历史了吗？”是不是“ 总没有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朋友们维护毛泽东的意思我们懂，我们感同身受。但真实的历史是不会被掩盖和篡改的，毛泽东亲自执笔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这样说：“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应该没有人会反对毛泽东摆在桌面上的这些无比正确的话，于是人们高兴地说：红四军“九大”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

帽子不但是越戴越高，夸张得也越来越离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