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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二十四）
江淮荷花

帽子不但是越戴越高，夸张得也越来越离奇，中共官方的标准解释还这样说：“古田会议”明确地规定了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决议批判了主张军事领导政治，把军队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的错误思想，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将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

于是一次正常的“古田会议”，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于是一次小小的会议，一次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十几支红军部队中的一支召开的，一次让毛泽东重新回到这支部队领导岗位的会议，被人们无原则的提高和拔高了。但问题是根本就没有人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没有人“主张军事领导政治”，更加没有人想要“把军队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

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反复复地说过了，中共中央从武装暴动、组建红军的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党对红军部队的领导”，就十分重视“党指挥枪”。即便每一支红军部队里面，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也应该是相当正常和普遍的事情，作为一支军队的领导人加以纠正就可以了。问题是太简单了，根本就用不着大惊小怪，根本就用不着提到这样吓人的高度，根本就用不着这么渲染，也根本就用不着这么夸张。

夸张和渲染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毛泽东是最后的胜利者和成功者，毛泽东的历史作用被人们拔高和夸张到了相当的程度。后来的人们这样认识和总结：毛泽东个人成了“党”的代表和化身，反对毛泽东就成了“反党”；即便是毛泽东当年还根本不是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但因为后来是，所以当年红四军“七大”罢免毛泽东的决定，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了“主张军事领导政治”，成了“把军队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

真正是“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毛泽东是胜利者，中国革命的历史理所当然地必须按照和围绕胜利之后的毛泽东的标准来写。其实“古田会议”的一个最大成果，就是为了维护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威，让中共中央指定的领导人毛泽东，在被红四军的党内“群众”罢免后，又回到了红四军前委员书记的领导位上，毛泽东又成了红四军这一支中共领导下的红军部队的最高领导人。

事情在当年就是这么简单，根本就一点儿也不复杂，当年根本就没有人反对党的领导，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和暴动，不都是在响应党的号召后，在党的领导之下才举行的吗？没有中共中央的号召，没有中共中央（党）当年的坚强领导，根本就谈不上武装起义和暴动，更谈不上中国工农红军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人们后来的许多夸张和渲染，其实是在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二十五）
江淮荷花

什么“把军队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什么“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将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 什么“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什么“主张军事领导政治”，等等、等等，说一句不大客气的话，真正是耸人听闻、无稽之谈。只不过是人们，或者是专家们，为了无原则地抬高和编造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和丰功伟绩，而绕来绕去的强辩和诡辩而已。

中共中央本来就相当重视“党的领导”，本来就相当强调“党指挥枪”，毛泽东当年还不是“党”，充其量只是代表“党”，在红军十几支部队中的一支部队中工作。毛泽东当年还只是中共中央领导“指挥”下的一支红军部队的领导人，即便受中共中央的委任，成为这一支部队的最高领导人，或者按照当年的叫法，叫“党代表”、“毛委员”，他也不过是“委员”和“代表”而已。而且搞笑的是，就连这样的“委员”和“代表”，也被参加红四军“七大”的代表们选举掉了。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既不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也不是红四军的“党代表”，他的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已经被选举掉了，红四军的的真正的前委书记被选举成了陈毅。但是后来的许多人们研究“古田会议”，却就此一口咬定：反对毛泽东就是“反党”，不要毛泽东的领导就是要脱离中共中央的领导，对正常的党内民主活动，进行无限制地上纲上线上调。于是中共实事求是的原则，被一些热情拥护毛泽东的人们视同草芥、弃之如復。

但是人们还信誓旦旦地指责别人：“难道 后来去毁灭这段历史了吗？没有吧，创业艰难，更何况是革命，有挫折，有狼狈，是最正常的。你不说生气，我还没事，你老这么说，我都不想看了。”一些网上的朋友还很气愤，他们这样补充对我们说：“还有， 从没说过自己是神仙，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都是通过学 结来的， 总没有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

毛泽东说没有说过自己是“神仙”， 有没有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 后来有没有去毁灭这段历史，毛泽东自己的所作所为应该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和“法家观念”，更加是路人皆知，他自己也从来不隐瞒。他公开崇尚法家，公开喜欢秦始皇帝，对秦始皇帝是称赞有加、赞不绝口。

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场合，先后几十次提及，甚至发动文革，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批所谓的“大儒”。毛泽东其实就是要“罢黜百家”，就是要“焚书坑儒”，就是要“独尊一家”，就是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喜欢的，就是那样一种傲视群雄、唯我独尊的感觉，毛泽东自己都无所谓，我们后来的人，为什么还要羞羞答答、掩掩盖盖的呢？

由于毛泽东是这样的态度，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其实也是党史专家们的共识：就是不但被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不是党，不能够代表党；朱德是军长，在毛泽东去职，陈毅去上海汇报工作后，单独主持红四军的军政全面工作达半年时间，朱德当然也不是党，也不能够代表党；即便是周恩来，还有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诸多常委们，也不是党，也不能够代表党。因为很简单，当年的中共中央，当年的周恩来，写过被毛泽东反对的“二月来信”，毛泽东又因为“二月来信”被选掉了职务。而始作俑者，就是朱德和陈毅。

这样就简单了，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人，包括红四军除了林彪以外的广大指战员们，于是理所当然地就成了“想脱离党的领导”， “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将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即便后来周恩来又写“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的重新执掌红四军大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无济于事，也略去不提，也没有用。这样的历史研究，除了助长毛泽东的“以我为中心”、“以我划线”、“唯我独尊、罢袪百家”的帝王思想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我们再来说所谓的“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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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二十六）
江淮荷花

现在我们再来说所谓的“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其实中共的开展武装斗争，也有一个探索和摸索的过程，即便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在湖南根本就没有站住脚，根本就没有“根据地”这一说。后来一败再败、一退再退，应当是一直退到了江西。当时连“根据地”的概念都没有，更加就不要谈什么“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了。

即便是占领了井冈山，也是处在“公开的红色割据”阶段，不到两年时间井冈山就失守了。朱毛红军被迫“围魏救赵”、直出赣南，一路上是真正的颠沛流离、多灾多难，形同流寇，差一点点就要“分散突围、潜往上海、重整旗鼓”。这个时期的朱毛红军，想不重视军事都不行，即便是想“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也不可能，因为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还只有“朱德、毛泽东式”，还没有看到“李文林式”。

也就是到了赣南，到了赣南地区的东固山，见到了被红四军所有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自己，一致称赞的东固山革命根据地，看到了“李文林式”，看到了许多新的气像，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才萌生了后来在红四军“九大”上的许多理论上的说法和观点。但真正是“人嘴两块皮”，一转脸的功夫，就变成了“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但是拥护毛泽东的朋友们，连自己说过的话都全部忘记了。人们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创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其中真正是居功至伟，始终居于领导地位。而且毛泽东从始至终，都是朱毛红军这一支革命队伍，在政治上的最高领导人，在政治上负主要和总的领导责任。毛泽东也就是在1929年6月22日到1929年12月29日这一段时间不在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上。

但是从“秋收起义”算起，也就过去二年多一点的时间；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被罢免，到了1929年12月29日的“古田会议”的召开，也就半年左右的时间。现在人们突然告诉我们红四军内部“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而且这些“严重”都是别人造成的，同毛泽东一点点关系都没有，这样的说法能够说得通吗？

那么人们不得不问一句：红四军中存在这么许多严重的问题，毛泽东这个主要和重要的领导人都干什么去了呢？对于红四军中存在的严重的“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老人家一点点责任都没有？仅仅是想纠正而力不从心吗？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的，都和身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无关，一点点关系都没有。这一切从道理上、逻辑上能够说得通，能够说服得了后世和千秋万代吗？

们毫无节制地对毛泽东进行瞎吹，人们说：“古田会议”明确地规定了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决议”批判了主张军事领导政治，把军队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的错误思想，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将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古田会议”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真正是耸人听闻，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说这样的说法不对，我们在前面就说过了，“党指挥枪”是中共一以贯之的原则和理念。但问题是谁才是“党”，“党指挥枪”的原则是谁提出来的？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二十七）
江淮荷花

真正是耸人听闻，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说这样的说法不对，我们在前面就说过了，“党指挥枪”是中共一以贯之的原则和理念。但问题是谁才是“党”，“党指挥枪”的原则是谁提出来的？人们把几十年后的毛泽东说成是党，已经很不过瘾了，还要把当年仅仅是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几十支部队中的一支红军部队的领导人的毛泽东说成是党。当年红四军“七大”罢免毛泽东，就是想脱离“党的领导”，就是想“枪”指挥“党”。

按照这样的逻辑，陈毅作为红四军“七大”选举产生的前委书记不是“党”；朱德作为军事领导人，在毛泽东、陈毅都不在的情况下，代理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当然更加不是“党”；于是，只有毛泽东担任了红四军前委书记才是党，才能够是“党”。那么人们当然理所当然地要问一下：“什么叫党？”是毛泽东个人，还是毛泽东担任的红四军前委书记这个职务。这真的让我们左右为难、难以取舍了。

如果是个人，那我们将中共的“个人服从组织”的组织原则置于何处，那当年比毛泽东在党内职务大得多的人，不是一二个，更不是三五个，而是很多很多，他们是不是党呢？如果是后者，那就更是太多太多了，当年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几十支红军部队中，都有政治委员或者前委书记这个职务，相当于当年毛泽东这个级别的干部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张国焘、李文林、陈毅等等许许多多的人，都担任过这个职务，是不是他们都是“党”呢？

历史的事实是“古田会议”的召开，如果没有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如果没有朱德、陈毅等人的“党性”，也就是服从和配合，仅仅凭毛泽东个人，也就是拥护毛泽东的人们说得“党”，“古田会议”是开不下去的。正是陈毅参与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撰写全过程，在周恩来的说服下、思想工作下，“心情愉快”地回来进行传达、贯彻，才促成了“古田会议”的召开和进行，毛泽东才顺利地回到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领导岗位上。

即便如此，有“尚方宝剑”在手的毛泽东，仍然进行了大量、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必须做“工作”。在毛泽东离开红军的半年的时间里面，红四军和革命形势以及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革命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的离开而失败，而是在不断胜利的凯歌声中，不断地向前发展。根据确凿的史料记载，红四军“围魏救赵”、“直出赣南”的结果是，在同李文林们会师的时候，已经由原来的3600人，锐减到了1200人。

正是有了同李文林们的会师，在中共赣南特委和赣南（东固山）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的大力、宝贵、无私的支持下，朱毛红军不但得到了休息整补，在兵员上也得到了补充。红四军一下子扩大到了近2000人，李韶九、古柏等人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毛泽东的身边的。李韶九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古柏是毛泽东“直出赣南”之后，遇到的第一位赣南地区的县委书记。古柏的风云际会毛泽东，应该还在李文林之前，只是作用和影响，同李文林比，不在一个层次和范畴。

说来真正是难以置信，毛泽东的运气简直是太好、好极了，在中共赣南特委和李文林们的帮助之下，部队不但得到了休养生息，不但补充了兵员，而且还看到了“李文林式”，学到了赣南的革命斗争经验，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毛泽东不再是直出赣南路上，在“罗福嶂会议”上的“分散突围、潜往上海、重整旗鼓”，而是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宏伟”计划。

这个期间，红四军决定以赣南为前进基地，进入福建发展，在江西、福建两省的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根据地，即红四军历史上的“三次入闽”。到了最后一次“入闽”的1930年6月，仅仅红四军一个军就发展到了16000人，再加上红十二军、彭德怀的红五军、李文林所在的赣南地区发展起来的红三军、红二十军，红军已经达到了四万人左右，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雏形已经显现出来了。

这一时期应该是江西中央苏区发展最重要的阶段，红四军的“三次入闽”应该是相当关键的，但是“入闽”主张的提出者是朱德，而不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二十八）
江淮荷花

这个期间，红四军决定进入福建发展，即红四军历史上的“三次入闽”。但是“入闽”主张的提出者是朱德，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充其量也就是在朱德作为军事主官，提出“入闽”的主张后，加以附议和同意。拥护毛泽东的朋友肯定又会不高兴，又要反对我们的这个说法。但是一个人的军事才能，同他的其它才能一样，不可能是天生和一蹴而就的，毛泽东当然也不应该例外。

毛泽东当然是人中之龙，是天生之才，他的人生际遇当然是幸运的，是一个幸运接着一个幸运。但即便如此，他也不可能从娘肚子里面一爬出来就会打仗，就会指挥战争，他其实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掌握战争的规律。只不过他聪明过人，他是“天才”，所以他学习起来比较别人快，比较别人相对容易。但实事求是的说，在当年的条件和情况下，1896年出生的朱德，在军事上显然比毛泽东有着很大的优势。

比起1893年出生的毛泽东，朱德不但年长7岁之多，而且朱德1909年初就考入到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从此朱德终其一生，都在从事军事工作，指挥部队一辈子，打仗打了一辈子。1911年10月，朱德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而毛泽东在辛亥革命的大潮中，不过就在程潜的部队里面做过半年的小兵。半年之后，毛泽东继续读书，从事政治活动，一直到了1927年中共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就再也没有进行过军事活动。

但朱德却成了老军事，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军事家，他从1909年开始，就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国的军界。辛亥革命后，朱德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混战，参加过围剿“土匪”，1915年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1917年7月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琪瑞的护法战争。1921年春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要职。只是朱德为人忠厚老实，为人处事是一贯低调，从来不事张扬，许多地方、很多的场合，朱德总是让着毛泽东。

更加重要的是，毛泽东后来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毛泽东的光芒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耀眼，人们也越来越起劲地瞎吹毛泽东，于是朱德顺理成章地就被淹没、被暗淡了。但是在当年，在井冈山时期，还有后来的红四军历史上的“三次入闽”，朱德的作用不能，也不应该被低估。连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都称当年的红四军为“朱毛红军”，朱德在前，毛泽东在后，这个位置不是党史专家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的，是“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

当年的“朱毛红军”，在军事上由朱德主导，毛泽东只能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其实是不争的事实。比如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的农军只剩下不足千人，加上井冈山弹丸之地的袁文才、王佐等人的部队，也不过一千多人。充其量只能是得到暂时的喘息，充其量当时还是游击队，还是乌合之众，毛泽东还在号召大家学习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只是后来有了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的加入，朱毛会师，才有了正规部队、正规作战的模样。

再例如红军“直出赣南”的行动，就是朱德面对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井冈山，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而提出的应对之策。朱德提出来的是“井冈分兵”，为了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自己率领红四军主力的28团、29团“直出赣南”，调动围剿的敌军，缓解井冈山面临的经济、军事上的巨大困难和压力。而由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的31团、32团，加上彭德怀的红五军全部，留在井冈山坚持斗争。

毛泽东当然不反对朱德的提议，当年的形势也容不得毛泽东反对，这叫做形势比人强，大家只能是按照朱德的意见办。但毛泽东确实是聪明过人、足智多谋，他审时度势：留下来、留在井冈山确实是凶多吉少，他当然不想留下来。于是他在朱德提议直出赣南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围魏救赵”的帽子，而且要加强“围魏”这一块的力量，还需要加强“围魏”这一块的领导。而所谓的“加强领导”，理所当然地就需要毛泽东随军行动，不然还叫什么“加强领导”呢，朱德当然无话可说，朱德也不会说。

红四军或者说红军，在进入福建，也就是“入闽”之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二十九）
江淮荷花

红四军或者说红军，在进入福建，也就是“入闽”之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红四军在福建，在朱德的指挥下，先后攻占了上杭、龙岩、永定各县，还南下广东，攻陷了梅县县城。红四军的兵员有了进一步地扩大，红四军的实力得到了相当的加强，朱毛红军回旋的空间也越来越大。进，红四军可以在福建闽西“波浪式”发展；退，红四军可以在赣南休息调整补充；红四军的一盘棋被下活了，红四军现在是声东击西、忽闽忽赣、左右逢源、应对自如、应对有度。

但是福建或者叫“闽西”的革命形势，并不是红四军来了以后才好的，更加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功劳，而是由于中共中央和当年福建省委的高度重视。其实在毛泽东在湖南举行“秋收暴动”，朱德、陈毅等人发动“湘南暴动”，李文林等人在赣南举义的同一时期，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福建的闽西地区，同当时全国各地一样，到处发动秋收起义，或者农民暴动，当年闽西的革命形势已经相当不错了。

从1928年6月开始，邓子恢、张鼎丞等人，就先后领导了龙岩后田、平和长乐、上杭蛟洋和永定等闽西四大暴动，掀起了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第一次高潮。特别是永定暴动后，还建立了红军营，全营200余人，由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这是闽西历史上最早建立的一支红军部队。当年的闽西已经具有了良好的群众武装基础，有多次武装起义斗争的经验。闽西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恰逢红四军“入闽”，使红四军在此得以发展壮大。

值得一提和需要特别提起的是恽代英，这个中共的早期领导人，这个才华横溢，连毛泽东也佩服不已，声称可以取代自己在红四军中政治地位的人，确实也是人中之龙。在中共内部，恽代英长期分管中共宣传工作，也负责中共福建省委的工作，周恩来则负责两广，后来是江浙和上海。恽代英还是周恩来黄埔军校曾经的同事，一个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一个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总教官。恽代英后来被顾顺章出买，被蒋介石枪杀，周恩来曾经难过得痛哭流涕、痛哭失声。

1927年“四一二”之后，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发动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恽代英全部从头至尾参加了组织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还需要说明的是，恽代英于1930年2月，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中共福建省的第二次党代会，直接指导中共在福建，即“闽”省的工作。恽代英时任中共中央的宣传部长，他在其主办的中共党刊《红旗》上，发表了《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和《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两文，热情赞扬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而就在这个时间段内，毛泽东恰恰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毛泽东从1929年6月8日辞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到1929年6月22日被正式落选，一直到了1929年12月30日的“古田会议”上，才又恢复职务。恽代英于1930年2月，出席中共福建省委第二次党代会，直接指导中共福建省委，即“闽西”的革命工作和革命斗争，恽代英的关于“闽西”的文章，则应该在此之前。

而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才刚刚恢复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位一个多月，正在全力“纠正”红四军内部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毛泽东当时既无法也无力，根本就没有余暇去管“闽西”的事情，中共福建省的第二次党代会，毛泽东他老人家自然也就无法参加了。真正是令人十分遗憾，由于毛泽东的未能参加，拥护毛泽东的朋友们，又失去了一次吹嘘的好机会，只能略去不谈。

而铁一样的历史证据证明，恽代英对闽西革命，对闽西苏维埃，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和功劳。甚至朱毛红军的发展壮大，恽代英也应该是榜上有名、实至名归、功不可没。只不过他牺牲得太早，他的革命活动，他的功劳和功绩，没有人愿意再去注意和研究罢了。这也是人之常情，中国社会的世态炎凉，就是人走茶凉，就是一边倒地吹嘘掌握权力的人，我们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真的令人十分惋惜的是，1930年5月，恽代英被捕，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监狱中被杀害。对中国革命而言，对恽代英个人而言，真正的是天妒英才，真正的是让人浮想联翩。如果假以天年，如果恽代英能够活到现在，但历史又是不能够如果和假如的。中国革命的幸存者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者也是毛泽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于是所有的功劳也就成了毛泽东的，于是我们就恽代英个人而言，我们真的是无话可说。

其实朱毛红军，就像曾经在井冈山、在赣南东固山一样一样的，当他们到了这些地方的时候，当地的革命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当地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革命武装，从我们前面的描述不难看出，闽西的情况也是一样一样的。朱毛红军当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毛泽东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能说没有功劳。但“坐享其成”的成分也是不能够完全否定，功劳也不可能全部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我们只能说一句，毛泽东的运气真好。

但是对于闽西这块革命的热土来说，还有一个人还是必须要提一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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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三十）
江淮荷花

但是对于闽西这块革命的热土来说，还有几个人还是必须要提一下的，首先就是早已经被人们忘却，被历史淹没的胡少海。这个人的重要性，就在于他虽然是湖南宜章人，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但却是朱德手下最得力的亲信干将。和赣南地区的李文林曾经是朱德的部下一样，胡少海和朱德的同志情、战友义，也是真正的非同小可，真的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的。

出生于1898年的胡少海 ，是宜章县岱下胡家村人。他的家庭是宜章著名的富豪，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权势的绅士。胡少海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几个兄弟有的在国民党军队供职，有的在乡里做绅士。胡少海却走向了人生的另外一条道路，他从小就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同情弱者和穷人。1921年，他投笔从戎，到驻扎在嘉禾县的国民党李国柱部队当了一名士兵。由于他作战机智勇敢，屡建战功，很快被破格提升为独立营营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胡少海来到广东韶关南华寺，进入程潜主办的 “攻鄂军讲武学校”第二期学习。在这里，胡少海亲耳聆听了周恩来、恽代英等人的演讲，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作为胡少海同龄人的周恩来的老成持重，比胡少海年长三岁的恽代英的雄辩滔滔，都给胡少海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影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胡少海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进一步倾向了革命。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胡少海，却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乘机率领一部分湘籍士兵脱离部队，潜入湘粤边境，用他的实际行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当他得知中共宜章县委领导人高静山、杨子达等也隐蔽在这一带活动时，便积极寻找他们，取得联系后，又将自己的队伍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共产党。胡少海的襟怀坦白，胡少海对中国革命的赤胆忠心初步得到显现。

1927年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余部，打着 “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零团”的旗号，积极策划、组织准备举行“湘南暴动”。中共宜章县委领导人高静山、杨子达，率领胡少海于1928年1月初前往迎接，随即充任向导，带领朱、陈部队经乳源县杨家寨进入宜章县境。当年的中共中央也十分重视朱德、陈毅的再次“起义”，为了加强对“起义”工作的领导，特别派遣广东藉的地下党员龚楚参与“起义”的领导工作。

当年中共中央派遣龚楚参与“湘南起义”，也叫“湘南暴动”的领导工作，绝不是一时间的心血来潮，更加不是无意之举 ，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龚楚的身上有一个在当时来说是相当大的优势，就是他是典型的“工农干部”，还曾经在比毛泽东还要有名气的“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学到了很多东西。做群众工作，做实际工作，做中共十分强调的政治思想工作，龚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彭湃当年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和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一起工作。彭湃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一直从事广东、广西农民运动的领导发动工作，周恩来旅欧勤工俭学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共两广，即广东、广西区委书记。两个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两个人朝夕相处，结下了难以忘怀的革命友情。

但是我们又要惹拥护毛泽东的朋友们不高兴了，拥护毛泽东的朋友们，正在一个劲地吹嘘毛泽东的井冈山，是中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但是我们却要告诉人们：1927年10月30日，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海陆丰农民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举行第三次起义，并在随后的11月13日和18日，宣告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建立。

这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也是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彭湃作为广东和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领袖，当然功不可没，其历史意义和对中共武装斗争的示范作用，一点儿也不能低估。而这个时候的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失败后不足千人的队伍，于1927年11月2日，才刚刚抵达井冈山，还在喘息未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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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三十一）
江淮荷花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部分起义部队在徐向前等人的率领下，撤退到海陆丰地区。彭湃在欢迎起义军大会上讲到广州起义失败时说：“这算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1926年8月，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讲所学员300多人，在政治教师萧楚女的带领下，曾经到海丰实习、考察，受到了彭湃的热情欢迎和接待。

萧楚女也是一位风云人物了，当年不了解情况的人们，一般都认为萧楚女从名字上看，是一位美丽的女人，其实他是典型地湖北汉子。他受恽代英的影响很深，长期同恽代英在一起从事中共的宣传工作、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双方是志同道合、配合默契。萧楚女还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和周恩来、恽代英都是同事，三个人一起组成了当年黄埔军校赫赫有名的中共“铁三角”。

萧楚女后来首当其冲，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当天，被反动派从正在看病的医院逮捕，随即被残酷杀害。但是在1926年8月，毛泽东在听取了萧楚女考察海丰的报告后，对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的成就极为欣赏，并且深表钦佩。同年9月1日，他在《农民运动》第八期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这样评价彭湃领导的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当年这样说：“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

但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真正是充满了遗憾，中共领袖、巨星般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的陨落，彭湃竟然是首当其冲。1929年8月24日下午，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彭湃，到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的重要会议。却因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叛徒白鑫告密，不幸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他连遭毒刑，双腿全部被打断，几次昏厥，仍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是中共威望着著、卓越的领袖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当时在全国的工农群众中，有着广泛而巨大的影响。他的被捕，立刻震动了中共中央和全党上下，对中共的打击之重，真正是无与伦比。在彭湃等被捕的当晚，主持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中共特科工作的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立即召开军委和特科紧急会议，专题研究如何营救彭湃，并且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为确保营救成功，周恩来亲自参加行动，并且下令所有特科同志，凡会使枪的都要尽量参加，即便“红队”发生重大牺牲也在所不惜。特科和“红队”成员，都是当年中共最精锐、最可靠的精英，为了营救彭湃，中共竟然是倾其所有、倾其所能、想方设法、千方百计。一贯以温文儒雅、沉着冷静著称，遇事从来不乱、不慌的周恩来，竟然焦急到了这个地步，可见当年彭湃在中共内部的地位，以及彭湃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

当时会议还决定，在敌人押送彭湃的中途枫林桥附近截车，因为这里是押送犯人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的必经之路。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当即决定派人在敌人押送彭湃的途中截车。可惜因为时间太过仓促、太过紧急，当时的国民党特务和军警密布，参加营救的中共“红队”成员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带枪行动，只好分成“行动”和“运枪”两条线，尽量缩小行动目标，以确保营救任务的完成。

但真正遗憾的是，负责运枪的同志没有经验，时间也太过紧急，于是只是注意了负责安全运送枪支，匆忙之中没有及时把机枪上的润滑油擦去。结果枪是安全运送到了，却无法立刻使用，等大家手忙脚乱地再去找来煤油将枪洗净，再装扮成拍摄电影外景的队伍赶到预定地点，已经错过了时间。国民党方面当然知道彭湃对中共而言，是多么重要，国民党方面不再给中共留下时间，在劝降无效的情况下，彭湃被国民党迅速杀害。

闻讯后的周恩来是自责不已、痛苦不堪，几天吃不下一口饭。周恩来是含着眼泪，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代表中共中央起草告全国人民书，标题就是：《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与此同时，在中共特科和“红队”的干部会议上，周恩来下令：“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1929年11月11日晚上11时许，自知罪大恶极、罪孽深重的中共叛徒白鑫，在国民党特务的簇拥保护之下，准备离开上海到南京躲避，被预先埋伏的中共特科人员在上海霞飞路击毙。

于是当年有着这样强大背景的龚楚，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派往湘南，参与领导“湘南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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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三十二）
江淮荷花

于是当年有着这样强大背景的龚楚，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派往湘南，参与领导“湘南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当年的中共中央，也就是周恩来和彭湃等人，应该非常了解自己的干部，朱德侧重于军事，陈毅是喝过“洋墨水”的书生，论起做群众工作，论起对农民的了解，论起做实际具体的工作，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和政治思想工作的龚楚，在当年相当重视党龄与阶级成份，及其历史关系的中共中央心目中，当然要略高一筹。

其实在此之前，龚楚还被中共中央派往长沙，参与湖南“秋收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只是和毛泽东一样，龚楚并没有真正赶上“秋收起义”。毛泽东赶到的时候，“秋收起义”已经失败，毛泽东只是赶上了搜集残部。龚楚还在毛泽东的后面，毛泽东领着“秋收起义”失败的队伍已经上了井冈山，在龚楚那里能够知道这些，当年的局面又相当地混乱，龚楚只好回中共中央复命，于是又被中共中央派往了湘南。

历史证明了当年中共中央决定的正确，所谓的“湘南暴动”，其实就是“宜章暴动”，因为“湘南暴动”就是首先从“宜章暴动”开始的。但所谓的“宜章暴动”却是兵不刃血，没有牺牲中共的一兵一卒，因为被龚楚举荐，身为湖南宜章人的胡少海，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朱德、陈毅举行的年关暴动，即“湘南暴动”中，胡少海以 “国民革命军”副团长以及乡绅们人人皆知的胡家 “五少爷”的身份，带领两个连的“国军先遣队”，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地开进了宜章城。

自告奋勇和胡少海一起行动的就是龚楚，当时的胡少海还不是中共党员，龚楚是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胡少海一起进的宜章县城。在龚楚的直接指挥下，两个人唱了一出双潢戏，由胡家 “五少爷”胡少海出面，宴请宜章城里面国民党方面的大小头目，说是请大家务必光临。宜章县城的国民党方面的大小头目，真的以为是胡家“五少爷”请客，殊不知是中共的“鸿门宴”，而且是只许进，不许出，于是国民党方面在宜章县城的军政要人被一网打尽。

“宜章暴动”兵不刃血、一举成功，胡少海、龚楚立下了大功和首功，立刻威名大振、威名远扬。而宜章年关暴动的革命烈火，也很快扩展到了湘南、粤北的20余县，得到了湘南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和拥护。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大获全胜，强烈震撼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当年的影响，比起毛泽东的“秋收暴动”和井冈山，不知要强烈多少倍。而且我们需要指出来的是，在一般人们的印象中，在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中，人们是异口同声、众口一词，一致认为是朱毛会师井冈山后，才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其实历史的真实是，“宜章暴动”胜利后的当天晚上，起义的组织领导者朱德、王尔琢、陈毅、龚楚四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成立红军开展革命斗争等问题。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三十三）
江淮荷花

其实历史的真实是，“宜章暴动”胜利后的当天晚上，起义的组织领导者朱德、王尔琢、陈毅、龚楚四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成立红军部队、将革命进一步推向高潮。因为交通和通讯连络等问题，当时无法马上就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又鉴于朱德部队的官兵，大多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人，其前身亦即是闻名遐迩、威名赫赫、威震敌胆的“叶挺独立团”。

而“叶挺独立团”所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不久前的北伐战争中，是开路先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影响，被人们称之为“北伐铁军”。于是会议乃决定参加“宜章暴动”的部队，采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番号，在报告请示中共中央的同时，并即派员去赶制一面斧头镰刀的红军旗备用。

从北伐战争开始，中共就协助国民党组建“国民革命军”，中共几乎没有自己直接领导的部队。“南昌起义”的时候，中共领导下的起义部队的番号，用的还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号。但这一次大家决定脱胎换骨，模仿当年的苏联红军，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于是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以中国工农红军为名字的第一支正式的革命部队，就这样正式产生了。

于是在“宜章暴动”的第二天，也是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亦即是1928年1月23日的上午八时许。在宜章县立中学的操场上，参加“宜章暴动”的国民革命军140团全团官兵，胡少海、龚楚发动的宜章藉的四百多个农民赤卫队员，也一起参加，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立典礼。当时集中了140团全团的号兵组成乐队，经过奏乐、升旗、行礼等仪式后，由起义暴动的总指挥朱德发表讲话。

因为是即席讲话，又因为时代久远，朱德的讲话只能是大概的意思了，当年的朱德这样说：“同志们！今天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的日子，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正式红军的第一次。回想我们由潮汕失败，退到赣南，困处上堡鹅形地区，没饭吃，没衣穿，部队内的动摇分子都跑了！幸赖同志们团结一致，同艰共苦，站稳革命立场。-----”

朱德还说：“在这一期间，我们曾忍辱受编，目的是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一到，我们就又重新举起了革命旗帜，为中国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奋斗。我们现在力量虽少，但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劳苦群众拥护，有世界无产阶级最大的国家苏联的援助，更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做后盾，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朱德的话是慷慨激昂、朴素而又有力，激动和激厉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

朱德最后宣布红四军的编组和人事，朱德说：“经过了我和陈、龚各同志开会决定，朱德为红军第四军军长。一四○团改编为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王尔琢任团长，陈毅为党代表；粤北湘南参加的农民子弟兵编组为第四军第二十九团，胡少海任团长，龚楚为党代表。二十八团的营、连排长，仍任原职。二十九团各级干部，稍后另令宣布……。”朱德讲话完毕，全场掌声雷动，继则燃放炮竹之后散会。当天晚上，新成立的红四军全体官兵举行聚餐，并开游艺大会，参加的民众有三千余人，真正是盛况空前。

胡少海因为在智取宜章的过程中立了大功，在“宜章暴动”的第二天，就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随着“宜章暴动”扩大为“湘南暴动”，参加起义的农军越来越多，起义部队扩编为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原来的28团、29团建制不变。参加暴动的宜章县农军暂编为赤卫队，由胡少海担任总指挥，龚楚任党代表。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三十四）
江淮荷花

在接下来的“湘南暴动”中，朱德曾经的老朋友邓允庭，积极发动农军，配合红四军攻克了郴州城，担任新成立的郴州农军赤卫队总指挥。1928年2月初，朱德、陈毅把宜章农军编为 “中国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团”，胡少海任团长。不久，独立三团扩编为第三师，胡少海任师长。郴州农军赤卫队也被扩编为第七师，邓允庭被任命为师长。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一师和胡少海、邓允庭分别率领的第三、第七师相继到达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历史上俗称“井冈山会师”。1928年5月4日，两支部队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28、29、30、31、32、33共6个团和一个特务营。

其中28团是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团，是正规军；29团以宜章暴动的农军为主，但从组建之日起，就派遣28团的大批军事骨干充实其中，营连干部几乎全部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战斗力几乎与28团并驾齐驱。参加井冈山会师的胡少海，被任命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并被选为第四军军委委员。

红四军其它各团的情况如下：31团主要是由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农军残部组成；32团的主要成分是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井冈山农民自卫军；30、33两个团的构成，则主要是邓允庭率领的“湘南暴动”中的农民自卫军。需要指出的是，两支军队会师后不久，就因为经济问题，主要是井冈山弹丸之地，不能承受上万人大军的后勤供应，于是奉中共湖南省委指示，将30、33两团派回湘南发展，邓允庭则参加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工作。

这样在朱毛会师之后，红四军就剩下了人们耳熟能详的28、29、31、32四个团。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即红四军的创造者们，“湘南暴动”的几个领导人物的命运，统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首先发生变化的应该是邓允庭，在离开部队，参加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工作后，逐渐的和王怀、龙超清、刘真等人搞到了一起。

邓允庭本来和朱德的关系就好，曾经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与朱德是同班同学，当年就是相当要好的朋友。邓允庭自幼学武，一身的武功十分了得，等闲几个会武之人，根本就靠不到他的身边。他虽然年长朱德七岁，但对朱德的人品、人格却是既尊敬又崇拜，他在1927年底获悉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驻扎在粤北地区时，立即前往联系，所以说朱德发动“湘南暴动”和邓允庭很有关系，他也应该是受到朱德的影响参加的“湘南暴动”。

1930年2月，中共成立赣西南特委，邓允庭所在的中共湘赣边特委和赣南特委合并，李文林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秘书长，邓允庭在李文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李文林我们将在后面还要进行重点介绍，但是有一点可以提前交代，就是李文林在当年的朱毛纷争中，是坚定的反“毛”拥“朱”派，邓允庭和李文林应该是一拍即合。邓允庭不可避免地成为了“ab团”成员，1931年4月22日，在苏区肃反扩大化运动中被杀，时年52岁。

@llx3947 2014-06-19 13:57
那个年代，所谓“人民群众”有选择的可能吗？他们通过什么方式选择？接替毛泽东的人就更加“得人心”吗？怎么判定他们更得人心？所有这些都应该有数据支持，而数据何在？对楼主引用的那个所谓“学者”的无从证实的论点表示严重怀疑，这种难以琢磨似是而非的“高论”还是不引用为妙，以免画蛇添足弄脏了你们本来颇为可读的文字。
这个论坛发帖最让人讨厌的是不能修改，一字之差也要重新发帖，不仔细看完全部文字的人还以为发帖的有神经病，一再重复，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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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谢谢你的关注，还有所提出的意见和观点。对你的意见，我们还是相当重视的。从具体的做法上讨论，你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在当年，其实即便在今天，人民群众的发言权确实有限，所以你说“那个年代，所谓“人民群众”有选择的可能吗？”确实问到了点子上，问到了根本上，你是对的。
但是你可能误会了，我们在这个地方主要讨论的不是人民群众有没有发言权的问题，我们是想通过这个事情说明，“人心”向背的重要，任何当权者，或者是为政者，在任何时期，或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人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从历史的大势上看，人心是比一切东西都要宝贵和重要的。不然就解释不了中共的胜利，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失败。我们也没有说，我们也从来不认为“接替毛泽东的人就更加“得人心”吗？”我们从来就认为毛泽东和王明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是一个大哥，一个二哥的关系。毛泽东更加聪明，比较起书生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他就是当年的汉高祖刘帮。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更加狡猾和狡诈，手段更加丰富多彩，所以他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其实我们只是针对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把一切胜利都说成是毛泽东的胜利，把中共得以立国这一历史现像，完全说成是毛泽东一人之功，甚至把中共立国之后取得地一点进步，也吹嘘成是毛泽东一个人之力，一些朋友们还在那里振振有辞，我们就是要用历史的真实来回答他们的奇谈怪论。
至于1976年的“四五”运动，确实是人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和中共或者别的什么党派的发动，真的完全不同。我们的意思是连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都违背不了“人心向背”的历史规律，政治家们在行政决策之时，就需要尽可能多地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想法，不要太自以为是，人还是按照领导规律办事好，还是老实一点好。
最后要说明的是，你说的“楼主引用的那个所谓“学者”的无从证实的论点”，真的不是“无从证实”，是黄克诚、肖克等当事人，还有一些老红军战士，后来对当年历史的总结，在适当的时候，可能不是在这一篇博客里面，我们会公布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希望到时候多多批评指正。一下子说了那么多，错误缺点在所难免，还望海涵，祝一切顺利，一切都好！

《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三十五）
江淮荷花

接下来应该是王尔琢，这个1924年的黄埔一期生，和曾经的朱德一样，由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亲自介绍入党。在黄埔军校的众多一期学员中，王尔琢是比较出类拔萃的一位，周恩来对他十分欣赏，经常找他谈话，向他传输革命思想。黄埔一期毕业后，他连续担任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分队队长和党代表职务，率领学生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

他还和蒋先云、周逸群等人一起，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王尔琢坚定地站在中共方面，和军校的进步学员一起，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他借用学校和社会上的舆论工具，披露事件真相，使一校之长的蒋介石十分被动。

1926年夏天，王尔琢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师二十六团团长。9月，率部进入江西，在三次攻打南昌的战斗中，奋勇杀敌，屡立战功。在攻占浙江桐庐的战斗中，左手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表现得十分勇敢顽强。1927年春，蒋介石的“清共”已经是山雨欲来、紧锣密鼓，国民党右派纷纷招兵买马，有人企图拉拢王尔琢为己方所用，被王尔琢坚决拒绝。

王尔琢理所当然地上了反动当局的黑名单，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他带领所部部分共产党员离开部队。1927年4月底，王尔琢碾转来到上海，向他的老师周恩来汇报情况。同年5月下旬，他与周恩来一同赶赴武汉，同年7月，又随周恩来奔赴南昌。此间被安排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秘密从事“南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正是“南昌起义”，将王尔琢和朱德联系在了一起，王尔琢从此就一直在朱德的领导下战斗，直至最后牺牲。“南昌起义”后，在广东的“三河坝”，朱德奉周恩来的命令，率领部分部队掩护主力向广东方面转移。在朱德率领的殿后部队中，就有陈毅的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部分官兵，还有主要就是王尔琢的队伍。而且在长期的相处当中，陈毅和王尔琢是一文一武，成了朱德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最贴心的“哼哈二将”。

但“哼哈二将”绝对不是应声虫，他们和朱德之间的关系，既是上下级，更是同志、朋友和战友。朱德久历战阵，在年令上也长陈毅、王尔琢许多，但朱德为人宽厚，待人真诚，从不摆上级和长官的架子，有很强的民主作风和民主意识。从“南昌起义”的“三河坝分兵”开始，一直到“朱毛会师”，部队的大小事情、重大决策，朱德都主动同陈毅、王尔琢商量，集体做出决定。

于是朱德也得到了陈毅、王尔琢的真心拥戴，王尔琢是湖南石门县人，与毛泽东应该是湖南的老乡，但他却坚决服从朱德的领导。即便是“朱毛会师”之后，他领导下的作为红四军主力团的28团，加上胡少海的29团，仍然是坚决服从朱德的命令，没有二话。朱德当年在红四军队伍中的威信之高，是无与伦比，不但国民党方面称红四军为“朱毛红军”，朱德在前，毛泽东在后，即便是在红四军内部，也是实情。

因此在“朱毛会师”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毛泽东的日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好过。

《今天博客又被审查》
江淮荷花

今天《毛泽东在江西的日子》的博客，又被审查，到现在还在审查着中，给不给发，还在未定之天，只好等待了。现在我们的博客被特别关注，也被特别照顾，其实我们实在也没有写什么过份敏感的东西，我们受宠若惊，我们百味杂陈，我们无话可说，只能在此特别向广大读者致以深深的欠意！

@否死否活 73楼 2014-06-21 14:10:10
为什么80多年前的事还审得这么X，早该解密了，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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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