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绝对不主流 来自：UC浏览器 时间：2014-04-13 22:46:12
有人因为伍勇而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么？没有的话，解释就是掩饰，甚至解释只是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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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南方周末》发行多少吗？

你知道《凤凰卫视》收视率多少吗？

被读者如此多的媒体披露的负面信息，你当然不会有感觉。

我相信，老兄不知道我在《南方周末》开过专栏。

也不知道我在《南方都市报》开过专栏。

也不知道我在众多媒体开过专栏。

当然，也不知道我几次作为嘉宾上过中央电视台。

也不知道我现在撰稿出版的图书非常畅销，甚至获奖。

你知道此帖有多少人阅读吗？难道我要靠点击不超过3000人次帖出名？

老实说，我在关天这么长时间，你并不知道我是谁。

回绝对不主流：

请看我撰稿的图书，去年还奖呢。这只是其中一本。读者远远超过此帖。

作者：绝对不主流 来自：UC浏览器 时间：2014-04-13 22:46:12

有人因为伍勇而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么？没有的话，解释就是掩饰，甚至解释只是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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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并知道，伍勇误读的《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记》，当初对我的伤害。

20多年前，我所以下海赚钱，自费出版小说《返祖》，直到今天也没有上岸，就是因为这本书。

五、对话陈思和：国际左派的“本门秘笈”

在“精神的背景”对话中，我在网上还发表了《给陈思和博导传授“本门秘笈”（有关“精神的背景”）》 的帖子。今天“反身凝视”一下，这也是我的“理想位置”被他人“占据”后的精神反应。有关陈思和先生，百度这么介绍：“陈思和，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兼任上海作协副 、《上海文学》主编。”据了解，陈思和先生目前已经不担任《上海文学》主编之职。
陈思和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权威。他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讲到“个人立场与文学创作”时，对当代作家作品有过这样的评价：

就在这种文学的无名状态之中，由各种个人立场的写作构成了日益丰富而喧哗的多元化格局......很多作家逐渐发展起了独特成熟的个人创作风格，写出了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诸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都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坛最美的收获......”

很巧，他列举的上述6部作品中的两部——《心灵史》和《黄金时代》，正是由钟洁玲责编的。
据说陈思和在导师贾植芳先生的晚年，对他照顾得特别周到，在对他公开批评之前，我首先对他表达敬意。下面的内容可能得罪了，敬请原谅！
陈思和先生在他的专业上学问做得很扎实，但在专业之外知识就比较“缺乏”，比如他在自己主持的“精神的背景”座谈会上说：

现在第三世界，除了毛泽东当年划分三个世界理论后，似乎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提出更深的思想。提供思想理论的都是发达国家的学者，像萨义德，他是针对了西方世界对于第三世界的看法来立论的。第三世界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也许是有的，但我们不知道，我觉得现在需要的是有人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为第三世界的被压迫的、被掠夺的政治经济状态，提供它的理论思想武器。

我不以学术为业，也不是左派人士，相反持自由派的立场，但我知道，世界上至少有三位左派理论家——阿明、弗兰克和华勒斯坦，他们早在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就为第三世界提出自己的理论了。我决定在网上的陆续发言中，向陈思和传授他的“本门秘笈”——国际左派理论是左派人士的“本门”，“秘笈”的意思是指陈思和教授不知道的左派公开知识。这让我想起西方一度消失的古希腊文明，竟然是由阿拉伯文明保存下来的。（摘自钟健夫书稿《真正人生从五十开始：我的人文症候与禅修》）


(未完)

(接上)

2005年3月30日，我在关天舍茶等网站正式向陈思和先生开讲之前，还不忘介绍一下自己的生存状态，说：“现在暂时打住，我先照看一下自己赚钱养家糊口的活计，回头再免费传授‘本门秘笈’。人活在世上，首先得有饭吃，才有力气和心情说话。”我的第一讲是“边缘与依附——依附理论”。

第一讲：边缘与依附——依附理论

要了解依附理论，最好先了解经典现代化理论。可惜问题太复杂，我只能用一句话概括经典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的内部发展。依附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国际关系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依附理论，主要是研究工业革命以来的殖民地与宗主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依附关系。
依附理论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受到18世纪国际贸易理论的影响。根据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劳动分工、地区专业化、减少贸易障碍等，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因为，自然资源、气候、劳动力是不均匀地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利用这种“自然恩赐”，生产专业化的产品；通过公平的国际贸易，使社会生产力最大化，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不同意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他认为，不平等的双方在经济交往中，一定是一方受益，另一方是受害的。
1957年，经济学家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掠夺海外经济资源的基础上的，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它们依赖于不稳定的、初级产品（农业和矿产品）出口导向的结果。从历史上看，通过强迫殖民地从宗主国进口制造品，出口廉价农业和矿产品，殖民主义抑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发展。
德国学者弗兰克发展了依附理论——请注意，是在1967，中国正发生“文革”的时候。他分析了全球范围的宗主国和卫星国之间的依附关系造成的欠发展。他认为，全球经济不可能像经济学家斯密所言的公平贸易，因为，处于中心地位的超级军事强国、经济和政治强国（工业国家）把不平等交换，强加在处边缘地位的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头上。
我要插一句，在我们中国的文学界，是否同样存在文学中心与文学边缘的不平等现象？比如，当文学中心感觉边缘最光荣时，就强行代表边缘发言。
在弗兰克看来，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不再依靠直接的殖民主义，而是通过跨国公司来维持。依附者被迫生产初级产品，如棉花、橡胶、茶、矿产等，但是，在世界市场上，这类产品是高度过剩的。在弗兰克看来，过去发达国家的发展，是对殖民地的剥削的结果，今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发展依附关系，仍然是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我把这个观点放在中国的文学界：今天主流作家强行盗用边缘作家的声音，是抑制了边缘作家的发展。
现在，请陈思和先生注意，我要介绍一位埃及学者，名叫阿明。埃及是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听听阿明怎么说。阿明认为，穷国过分依赖外国援助和国外投资，会导致经济社会二元性的加剧，选定“消除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作为贫穷社会的目标，只会助长这种结果。在世界上，穷国与富国的相互作用，实际上是将穷国纳入西方的经济与价值体系，不应为国际合作和相互依存再唱赞歌。
我要插上一句，在中国，将作家组织起来，纳入意识形态控制的写作体系中，让他们养尊处优，实际上是将作家个人的声音过滤掉，不是使他们的写作能力退化，就是让他们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作品，或者，令他们在虚拟的“成就感”和“道德感”中不能自拔。
……
上面是我在“人文症候”发作时的网络言论，观点比较偏激，语言中不免充满侵凌性。后来作家莫言荣获诺奖，说明在我们的写作体制下，还是能出现国际公认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张炜的理论我不看好，但他的前期小说还是很优秀的。
（未完待续）

万松浦网站的三友先生很快跟了过来，他在关天茶舍注册了“笑三友”ID，继续创作发表三言诗讽刺我：“这童童，会讲课，一转身，腚上破。” 我不理他，只顾跟其他网友讨论，并继续我的第二讲：

第二讲：动态中心论：世界体系理论

世界体系的说法并不新鲜，但是，“世界体系理论”是美国学者华勒斯坦1974年提出来的。请陈思和注意了，时间是1974年。华勒斯坦在他四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中，试图阐述过去500年的世界发展史。在16世纪到20世纪的500年里，一些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一些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边缘。
不好意思，我要联系中国文坛的状况，插一句：在1949年至2005年近56年里，一些作家成了中心作家和主流作家，一些作家成了边缘作家。
毫无疑问，中心国家是世界现代化的前锋国家，边缘国家是现代化的落伍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体系是一种世界现代化理论，因为它为世界第一次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种新解释，这种解释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不断变化的有机整体，而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解释是单个国家的。同依附理论一样，世界体系理论分析了外因对现代化的影响，即是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也是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补充。
华勒斯坦认为，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世界经济体系在欧洲起步，欧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区。18世纪，拉丁美洲国家、美国大陆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的边缘地区；19世纪，非洲和亚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区。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建立在劳动分工和国际化的基础上，并由此决定了各地区的关系。经济体系包括中心地区、边缘地区、半边缘地区和其他地区，它们具有不同的特点。
……
联系到中国作家的生存状态，我认为，从中心作家到边缘作家有4种层次：中心作家、半中心作家、边缘明星作家、边缘作家：
1、中心作家，以张炜这些各省市的作协 为代表，全是体制内的明星作家；
2、半中心作家，以所有专业作家为代表，其中一些是体制内的明星作家；
3、边缘明星作家，以韩东、朱文为代表。他们原本是体制内的明星作家，忽然当众举手一刀，将自己的尾巴斩断，摇身一变，成了边缘明星作家。这是一场从体制明星转变为边缘明星的重要演出。目前，李锐只斩断了自己一节尾巴（辞去作协副 之职），要想从体制明星作家转变为边缘明星作家，还没有资格（他还是专业作家）。
4、边缘作家。就是我们这种从来不吃国家写作体制饭，也不用演“断尾秀”的作家。我们处于中国作家的最边缘，边缘的程度到了这种状态：中心作家可以随意代表边缘、盗用边缘的声音时，我们想在纸媒上说“不”也没有机会 。
……
网友“日内瓦人”见三友不再发言，鼓动他说：“三友先生哪里去了?我最爱看他的三言了!他的三言一出来，健夫兄即顾左右而言它! 有三友先生在，这场戏才热闹。否则，单是健夫兄一人抄书授课，没劲!” 这个“日内瓦人”显然知道我在万松浦论坛的遭遇。
于是三友又用“本三友”的ID发言：“这小童，来授课，笑得俺，直哆嗦，其实是，　　獾讲课，花黑脸，嘴皮拙，油脂厚，腻子多，大肚圆，步难挪，老古头，箭头戳，箭呀么，　　箭头戳（红心）。”
“日内瓦人”立即欢呼：“三友先生终于应邀出场，请热烈欢迎!”
另一网友“长绳子”，显然是从万松浦论坛过来的，马上响应：“妙哉，獾讲课，好诗也，但不如《剿獾记》过瘾。老古头在獾讲课中的形象不够生动！”
我在万松浦论坛遭受谩骂围攻的局面眼看又要重演，但关天茶舍毕竟是当年中国水平较高的公共论坛，开创中国公共论坛公开竞选版主的先例，版主羽戈将三友的ID封了，并用红字说明：“人身攻击，封发言权十天。”
(童天一：《给陈思和博导传授“本门秘笈”（有关“精神的背景”）》，天涯社区，2005年3月30，网址：http://bbs.tianya.cn/post-no01-143364-1.shtml)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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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那本被书商篡改出版的《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记》（原名《一千万孤独的灵魂》），第一版就印了5万册，估计二版也不少。

现在，本帖终于超过了300次点击，我很出名了。

(接上)

我本来准备给陈思和先生讲三课，后来发现纸媒报道这次讨论没有介绍我的任何声音，算了，没有讲课费，不讲了。“在场的缺席者”有双重意义，我在纸媒中缺席，张炜和陈思和在网上缺席，他们不屑或不愿跟我对话。但他们的支持者或代理人一直在场。他们是“在场的不留名者”。
有一件事当年我耿耿于怀，作为人文学科教授，陈思和先生曾在报上发表文章，说香港是“文化沙漠”。 陈思和先生显然没有认真研究过什么是“文化”，否则就不会闹这个笑话。有关“文化”有上百个定义，非常复杂。光是繁体汉字的存在，就足于证明香港有深厚的文化，更不用说香港有发达的现代新闻出版业，兴旺的影视业。香港还是亚洲最好的法治地区之一。今天在全球大学的排名中，香港大学排在大陆的清华、北大之前……香港是“文化沙漠”？
如果真的存在张炜先生所说的“精神沙化”现象，那么，谁的“精神沙化”？
当然是我的“精神沙化”！
我因为下海谋生，不能以学术和写作为生，头脑中却塞满了许多知识和观念，自认为很有“人文精神”，硬要跟主流学者和作家一比高下，境界不高。如果真是认同边缘，甘心于非主流，又何须与主流人物论争？说到底，仍如伍勇所言：“为了获得一种凝视的意向。”
欲望永远是他者的欲望。所谓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精神绿洲”应是一片清静澄明，而不是欲望的黄沙飞舞。
1999年6月，《环球企业家》杂志曾经发表一篇对我的专访：《挑战中国学院派——著名CI与市场策略专家钟健夫先生专访》。我挑战的是主流经济学家。那是我下海之后比较得意的时期。因为太阳神是中国最早导入CI战略的企业，我是CI战略部主任，受到众多目光的凝视，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讲学，包括到北京大学、中央党校演讲等等。1996年我辞去太阳神之职，在北京与人合作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主要为IT企业服务。因“人文症候”发作，2年后我主动“关掉了”这家小微企业。1998年我回到广州，正式成为自由职业者，常在报刊上发表专栏文章，并任中山大学、人民大学EMBA兼职教授，主要收入来自给EMBA学员讲课。
我为什么要挑战中国主流经济学家？
因为他们分不清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区别，也没有企业管理经验，却经常对中国的企业管理问题指手划脚。即便是企业管理专业的教授，当年也很少有管理企业的实际经验，只是讲授国外的书本知识。
我对中国学院派的侵凌倾向似乎成了一种惯性。2003年10月20日，我在关天茶舍公开发帖，向南京某大学教授、博导张××教授公开提出质凝，他在自己的著作《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外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中抄袭了我的三个独创概念，却不注明出处。原文摘录如下：

自1990年代初以来，为生活计，我一直从事CI战略的操作和研究工作。一开始我便将CI战略广义化，认为CI战略不仅是指企业形象战略，同时也指国家形象战略、城市形象战略、区域形象战略。CI之C，不仅是指企业Corporation，同时也指国家Country，城市City等等；而CI之I，既指形象Image，又指识别Identity。我历来认为城市形象战略与企业形象战略不同，在研究和操作过程中不能照搬企业形象战略理论。为此，我创造性地为城市形象战略或区域形象战略提出了三个独立的识别系统：地缘识别GI（Geography Identity ）、 人文识别HI（Humanism Identity）、政策识别PI（ policy Identity）。我万万没想到，这三个识别系统的提法会出现在张××的《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外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中，而张教授却不注明出处，让读者误以是他自己的独创。

我对自己独创的GI、HI和PI有专门的阐述，张教授书中也将这些阐述一起抄袭了。张教授很快在南京大学小百合网站做了回应，说出现抄袭内容的章节是自己的博士生所写，他没有看过我的著作，但他作为课题的负责人，没有校对出原文也是有责任的，为此向我致歉。张教授还附上他的博士生殷××的说明，殷说是在图书馆中借阅我的《行动与狂想——钟式CI秘密》一书，当时摘录在笔记本上。不过，我发现张教授负责的章节也抄了我的观点。
尽管我的重要创见被抄袭了，但能够接受学院派的公开道歉也是一件高兴的事，证明我的创造性不亚于学院知识分子，我的水平得到学院派的认同。
由此可见，我对学院派的挑战由来已久。学院生活始终是我的理想，我挑战的，其实是自己的理想位置。我喜欢演讲，有严重的讲台情结。但我不可能成为学院中人，我是我所不是。我批评的是我的“理想中人”——这是用精神分析理论“反身凝视”发现的症候。
市场是否需要学者？企业是否需要学者？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为此，我创造了“企业学者”一词，并于1996年9月26日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中国呼唤“企业学者”》一文，影响很大。不少知名学者参加了《中华读书报》本期关于“企业学者”的讨论：现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的撰文题目是《也谈“企业学者”》，现任天津大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的撰文题目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以故王选院士则以《需要企业界的“邓稼先”》为题，接受了《中华读书报》的专访。
《环球企业家》杂志主编听到“企业学者”的概念非常兴奋，认为是我的重要贡献，专设《“企业学者”众人谈》栏目，请各路专家学者纷纷撰文参加讨论了整整一年。《环球企业家》杂志还在北京组织了“中外‘企业学者’研讨论会”，邀请于光远先生和一些外国人士参加讨论。
中央电视台2频道也认为“企业学者”是个好话题，为此专门拍了三期专题对话，我出席了其中一期。可惜编导完全不了解“企业学者”的意义，竟将讨论主题改为“学者型企业家”，离题十万八千里。企业家要善于变通才能生存，企业学者要坚持学术原则，否则世界上那些在企业工作的学者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总之，既然不能在学院工作，我就把企业当作学术研究的单位。

回“绝对不主流”兄：

这是当年《环球企业家》杂志对我的专访，


标题是《挑战中国学院派——著名CI与市场策略专家钟健夫专访》



这是当期封面。

我下海打工，一不留神成了中国CI专家，全国到处讲学。

市场是否需要学者？企业是否需要学者？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为此，我创造了“企业学者”一词，并于1996年9月26日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中国呼唤“企业学者”》一文，影响很大。不少知名学者参加了《中华读书报》本期关于“企业学者”的讨论：现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的撰文题目是《也谈“企业学者”》，现任天津大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的撰文题目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以故王选院士则以《需要企业界的“邓稼先”》为题，接受了《中华读书报》的专访。

现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的撰文题目是《也谈“企业学者”》

现任天津大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参加“企业学者”的讨论，并撰文《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已故王选院士则以《需要企业界的“邓稼先”》为题，接受了《中华读书报》的专访。

《环球企业家》杂志主编听到“企业学者”的概念非常兴奋，认为是我的重要贡献，专设《“企业学者”众人谈》栏目，请各路专家学者纷纷撰文参加讨论了整整一年。《环球企业家》杂志还在北京组织了“中外‘企业学者’研讨论会”，邀请于光远先生和一些外国人士参加讨论。
中央电视台2频道也认为“企业学者”是个好话题，为此专门拍了三期专题对话，我出席了其中一期。可惜编导完全不了解“企业学者”的意义，竟将讨论主题改为“学者型企业家”，离题十万八千里。企业家要善于变通才能生存，企业学者要坚持学术原则，否则世界上那些在企业工作的学者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总之，既然不能在学院工作，我就把企业当作学术研究的单位。

精神分析：自恋与主流作家学者的侵凌性

（一）争夺大众凝视的目光

计划经济时代真的有过人文精神吗？主流作家和学者为什么对市场经济如此敌视？他们为什么会认为市场经济让人文精神失落？为什么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自恋和侵凌性？
经过反思，我感觉“文革”后中国似乎出现过某种人文精神的黄金时代。其标志是 “文革”中大量遭受迫害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同时得到评反，许多反人类的罪行在文学作品中受到控诉——人文知识分子通过文学作品为老干部的评反提供了话语支持。“血统论”也被主流意识形态抛弃。平等的人性和人格权利开始得到重视。此时重新恢复职务的老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最为甜蜜和谐，他们都在控诉“文革”的罪行后获得远高于普罗大众的物质待遇，并且因为苦难的经历一起戴上崇高的“精神光环”。他们在有意和无意中形成了“同谋共生关系”。
作家王蒙当上文化部长是那个时代的重要标志：官员与知识分子“二位一体”。
“文革”后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吸引了无数的眼球，他们是社会正义和道德的化身，是大众凝视的焦点。他们因此产生了“人文精神”的幻象，符号界的崇高幻象。
1979年中国创办了深圳特区，经济体制改革以“摸着石头过河”方式进行。知识分子渐渐发现，相比之下自己的收入在降低，开始有人抱怨，“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此时在市场经济中试水的，不是社会上的无业青年，就是洗脚上田的农民，甚至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很少有知识分子和官员敢辞去公职下海经商。
我的《虚拟现实主义方案13号》表现了这个时代主题：


【虚拟现实主义方案13号】

现代舞：摸着石头过河
创 意：钟健夫
实验形式：现代舞。
实验目的：表现1978年至21世纪初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表演单位：因改革开放从广东开始，建议由广东现代舞剧团演出。
创作理念：来自邓小平关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伟大而又实用的思想。
赞助单位：深圳特区经济效益最好的前10家企业。
剧情简介：
一群长期处于封闭、僵化、贫困和落后状态的中国人，渴望开放、自由、富饶和光明的彼岸。他们身着中山装、工作服、文革军装及各地农民当年常用服饰，在困惑、压抑和贫苦中挣扎、徘徊，有人蜷缩在封闭的酒坛中沉思——参考瘳冰兄的漫画《自嘲》，有人在阶级斗争的理念下行动，与人奋斗中其乐无穷，有人在缅怀逝去的毛泽东、周恩来，有人看到了彼岸的自由、光明和希望。
但是，他们前面横亘一条神秘无边大河，多少年来，这条河从未有人真正渡过。
最先尝试过河的是农民，他们冒着杀头的风险分了公家的田，进行承包。舞蹈可先表现安微农民冒险按手印和以家庭为单位种田的场景。让农民走向舞台上的那条河，他们先用脚在河里试探，因为没有探到石头，险些被卷入激流。背景音乐最好用凤阳花鼓。知识分子站在岸边呐喊声援，自己却不敢下河。许多封闭的酒坛子被打破，可是被解放的人依然卷缩一团，如廖冰兄漫画《自嘲》一般。
农民的身影渐渐远去，不时传来他们成功的喜讯。
无业游民，劳改释放犯，胆大的，心野的一大批人向河中涌去。他们在河中各显神通，姿态各异，有的没有踩到石头，被急流冲走，更多的成功而去，满载而归。知识分子在此岸看傻了眼，忽然爆发出强烈的不满，深信是他们首先发现了理想的彼岸，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成果，大呼脑体倒挂，分配不公：“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然，这一切都只能用形体语言来表达。好在“脑体倒挂”现代舞极好表达。知识分子很快不承认眼前看到的是河，他们认为是海，渐渐的有人下海去了，出洋去了。
酒坛中出来的人不少已经恢复了人形，并且身居高位，解放着更多的被困者。阳光灿烂日子终于来临。背景音乐用《春天故事》和《走向新时代》
结 局：
但是，一条更大更深不可测的世纪之河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河那边是理想的彼岸吗？

（接上）

在1980年代中后期，舆论逐渐开放，文学过量承载的社会功能被日益开放的新闻媒体替代。文学开始被边缘化。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很多政府部门设立了“政改办”。《南风窗》杂志“每月讨论一次敏感问题”，我主持的多次民意测验受到媒体的持续关注。1989年，知识分子与老干部分道扬镳，甜蜜和谐的关系结束了，这是他们不同的使命和立场决定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处于某种“在野”状态，他们经常要对失误的公共政策说不，并且期望实现政治现代化。
尽管1979年就创办了深圳特区，但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才真正感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作家和文学被边缘化，学院学者也被边缘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主流作家和学者认为人文精神失落，终于在1994年掀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
为什么有的人会强烈感受到市场经济导致人文精神失落？
首先是他们的收入不如下海谋生的人；其次，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人文知识分子不再是万众瞩目，他们与党政官员很少能够同心同德了，而众多读者又背叛了他们，转而去关注市场读物和新闻娱乐明星。人文知识分子不再成为全社会目光凝聚的焦点，这是他们感受到人文精神失落最重要的“精神的背景”。
当然，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处境和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用同一种模式去概括他们。同样是主流作家，衣食无忧地坚持人文理想与饿着肚皮地坚持人文理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
比如，文学界有“二张”之称的张承志和张炜，虽然都在倡导和追求“清洁的精神”，生存处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张承志于1989年辞去海军单位专业作家之职，成了一位自由职业作家。而在此前的几年，他已经深入西海固寻找自己的母族，与底层人民在一起，意外发现了父亲的足迹，坚定了自己的信仰，1990年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心灵史》。
张炜一直是专业作家，最后荣升为山东作协 ，虽然“行政”职务在身，但他笔耕不辍，艰苦创作，先后出版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
这里不是想评价张承志和张炜的高下，我只是想引用一下他们的部分语录，分析一下主流作家的自恋和侵凌性的关系。
张承志在初版《心灵史》代前言中说：

我也写了几本书，蘸着他人不知的心血。但是我没看到读者对我的保卫，只是看到他们不守信用地离开。
我对自己的生命之作抉择了之后，不能不渴望读者的抉择。
当我觉察到旧的读者轻松地弃我而去，到书摊上寻找消遣之后，我便牢牢地认定了我真正的读者，不会背叛的读者——哲合忍耶。
一想到这部书将有几十万人爱惜和保护，我的心里便充满了幸福。这才是原初的、作家的幸福。为了夺取它，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任何苦楚都是可以忍受的。

作家为何写作？
可以用伍勇狱中创作的诗来回答：“为了获得一种凝视的意向。”
作家的终极写作目标，是为了读者的凝视，永远的不离不弃的凝视。
商品大潮袭来，读者“到书摊上寻找消遣”，张承志感到被背叛的痛苦，他吸取教训，要寻找永远不会背叛的读者——哲合忍耶。若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正是商品经济导致读者的背叛，才让张承志的社会批评文章体现出某种侵凌性。因为文学被边缘化，社会大众凝视的焦点位置，已经被消遣读物占据。不过，20多年后张承志重版《心灵史》时，站在一个很高的境界，上面的文字已被他自己删除。
张承志是为了不朽而写作。《心灵史》的主体是哲合忍耶，同时也是他自己。《心灵史》是张承志用文字修建的一座永恒的纪念碑。20多年来他所以不停地修改，并且“学会了从反对的话语中获取参考，就像学会冷静对待百姓们令人担忧的激赏一样”，就是为了从各个角度凝视这座纪念碑，希望不留下瑕疵。张承志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严谨的学者——科班出身并且留学日本的学者，他不在学院做书斋式的研究，而是深入社会底层长期做田野调查，与调查对象完美合一，写出了《心灵史》，成为文化人类学中不可多得的案例。
张承志在中国文学界一直拥有话语权，占据着纸媒版面，是一位主流作家，但与山东作协 张炜相比，显然比较边缘，因为他在1989年辞去公职，成为自由作家。
（未完待续）

百度一下：

《精神的背景》一书收录了张炜先生近年来的文学演讲、随笔，可以视为张炜先生在当代中国文学“精神的背景”的“游荡”。作者站在时代的前列，对新时期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保持着高度的敏锐，从时代背景、历史变革等多角度，深入讨论当代文化发展中的重大命题，并发出自己冷静而独特的声音，是对现实的考辨、追询、诘难与质疑，也是对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问题”的焦虑与忧思。

（接上）

精神分析：自恋与主流作家学者的侵凌性


那么，应如何分析位于文学与官场中的主流作家张炜的自恋和侵凌性呢？我们可以看看《精神的背景》最后一句话：

如果一本糟糕的书卖掉了一百万本，我们可以理解为：幸亏十几亿人口当中只有一百万个读者；反过来一本深刻的著作卖掉了一万本，那可以理解为：毕竟还有一万个读者能够阅读这样的书！这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掩耳盗铃。相信文明的薪火，文明的力量，正是一种商业时代的乐观主义。

这里关键是要看“糟糕的书卖掉了一百万本”背后的潜意识。“糟糕的书”显然与张炜自己“深刻的著作”构成了竞争关系，可见，一百万双眼晴凝视“糟糕的书”，只有一万双眼晴（可能更少）凝视自己“深刻的著作”，引发了作家不可抑制的侵凌性——自己曾经的焦点位置被他人占领，作家发出了愤怒的呼喊。
因此，在《上海文学》为《精神的背景》召集的座谈会上，主持人陈思和说：“一如10年前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张炜所发出的‘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的呼喊，面对消费时代的写作及当下的精神背景，张炜再一次发出呼吁：在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超越当下的精神困境？”
中国民间用“三部曲”来概括理想位置被他者占据后引发的侵凌性：羡慕、嫉妒、恨。这“三部曲”分析普通人对名人的情感变化更合适。因为一般人对名人是有羡慕之情的，羡慕之后产生向往之情，心向往之却又求之不得，就会产生嫉妒，时间一久，嫉妒转化为恨。拉康博士论文中拔刀刺伤偶象的埃梅，就是羡慕、嫉妒、恨的典型病例。
但对主流作家而言，上述“三部曲”的顺序完全不对了，因为主流作家曾经占据了大众凝视的焦点位置，现在却被自己不屑的人物和作品占据，根本没有“羡慕”可言，直接产生“嫉妒”和“恨”。那么，是什么原因为导致自己失去焦点位置呢？当然是商品经济！因此，失去焦点位置的作家侵凌对象自然是商品经济。
对位置的捍卫是很多动物的共性。在很多纪录片中，我们经常看到狮子、老虎等动物在树根上撒尿，标记自己的地盘，警告对手勿侵。连家养的狗也喜欢在墙根上做记号。虽然人是万物之灵，毕竟还是动物，所以领土纷争持续不断。作家们经常歌颂农民对土地的热爱，道理也一样。逃兵伍勇对占据自己位置的哨兵暴力袭击，更是典型一例。
我一直深信自己才是边缘作家，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作家。那些写作和发表作品没有障碍的主流作家，怎么能说自己是边缘作家呢？
我没有设身处地想一想，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曾经的主流作家也被边缘化了。
但我不会敌视商品经济，因为我从未主流过。商品经济于我，就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一样。而且我了解的图书市场，不只有消遣读物，还有大量教授农民养植、种植等发家致富的图书，也有很多介绍百姓生活知识的科普读物。这些通俗易懂、很不“深刻的著作”占多数，图书市场才健康。如果所有百姓包括种田的农民只能读“深刻的著作”，那一定是在专制的社会。
当然，我痛恨商品经济中不法的经营者——非法篡改我的著作的人。商品经济是自由交易、公平竞争的经济。商品经济更应该有道德和法制。我们不仅要批评资本对市场的垄断，更要批评资本与权力的同谋。
20年后张承志重新修订出版了《心灵史》。

拙帖《我的网络辩论症：从“我辩故我在”到“我辩故我不在”的精神分析》
网址：http://bbs.tianya.cn/post-no01-485606-1.shtml
摘自钟健夫《真正人生从五十开始：我的人文症候与禅修》书稿

拙帖《向死而生、向仙而生、向佛而生》
网址：http://bbs.tianya.cn/post-no01-485990-1.shtml

摘自钟健夫《真正人生从五十开始：我的人文症候与禅修》书稿

三个出版社不敢给书号自费出版，只好分开帖到网上。

这才是“边缘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