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地下丝绒 时间：2014-04-08 15:59:15 　　@童天一 8楼 2014-04-08 15:49:32
挑战高度或者树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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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标榜高度？还是让别人看见？
如果是自我标榜，写日记，不出版，这不是自恋吗？
不是在幻想中挑战高度或者树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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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嘛，就是个手艺活，把东西做出来就不是幻想。
至于是否靠这个出名，赚钱，这得看你是否很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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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说，出版小说，是自费，是陪钱。

我现在手里这本书，也是准备自费出版，拿到书号，自己印制，给出版社交出版费。

印刷费、纸张费全是自己出，甚至愿出版社编辑费。

但三家出版社，就是不敢给书号。

作者：短铅笔 时间：2005-03-27 21:00:31 　　张 炜——1956年生，山东栖霞县人。山东省作协副 、专业作家、全国政协常委、山师大教授，1975年发表诗歌、1980年发表小说、1982年出版单行本、1982、84年两次获短篇小说奖 。


一个古怪和孤愤的作协 ？一个避开喧嚣，在山东半岛一个近海的小平原写作的作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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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得好！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三家出版社不愿给书号让我自费出版。

我是不是更孤愤？

（我在转本坛旧帖《张炜：是谁把他逼成了古怪和孤愤？》的回帖

网址：http://bbs.tianya.cn/post-books-37309-1.shtml）

（接上）
张炜：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
——２００３年８月在烟台出版咨询年会上的发言


“沙化”时期

近二十年来，随着世界的窗口日益打开，各种熏风长驱直入。成长在五四之后的几代人没有国学根柢，在激烈的吹摇下很容易连根拔脱。整整几代人进入了精神游移期，他们已没有方位感，没有立足点。如果说五四以后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那也仅是只鳞片爪，更谈不上什么根基。我们知道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是同样丰厚的、西方文明的资源也是同样复杂的。就是说，五四以后，在文化上我们两头都不着边际，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整整一代或两代人都所知甚少。这里真正是割裂的一代、断开的一代。

我们既无力判断自己漫长的历史，也无力判断这短短的二十年。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标准，只能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同时又向往一切。盲从将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几十年里，精神的发展和演变缺乏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是在其他民族其他时期很难找到的一个现象。特别是这二十年来，我们有过多少莽撞的否定、没有根据的怀疑，以及莫名其妙的向往。我们完全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传统和标准，没有一个前进的轨迹，更没有一个过程。最起码有两代人，好像一下子就给推到荒漠里去了，精神的自我生存能力和更新能力都很差。

所以我们只能彷徨。既然没有基础、没有方位、没有立场，那么我们还能到哪里去？

由于在我们这儿仅仅是一二十年的商品经济的历史，处于转型期或者干脆说是简单的模仿期、混乱期，精神上必是一片浑沌。我们不可能成长起一代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没有生长出与商品经济时期的社会生态相对应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功能就是批判，但是我们这儿没有他们成长所需要的时间和环境。也就是说在所谓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这儿还没有产生它的精神上的“抗体”。比如说“非典”，我们无法抵御，是因为我们体内还没有抗体。在商品经济运行中，精神的抗体还没有产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往往和商品社会采取一种简单的合作与协调姿态，无法也不可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时期形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由于对商品社会只是一种协调的依附的关系，市场就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某种权威，以至于非常害怕这个权威。这不仅是荒唐的，也是可悲的。过去是阶级斗争社会，知识分子最怕阶级斗争，一上纲上线，他们就慌了。因为不慌也不可能，把你赶到农场去就得了。现在的商品经济市场中，知识分子同样是没有丝毫的抵抗力。仅仅以图书市场为例，本来他们对于书籍是最有发言权和判断力的，可是一拿到市场上就没了主意。本来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平庸无聊，可只要是卖得好，有人立即就荒了，先是缄默，然后很快就跟上来，发出各种颂扬之辞。市场比起阶级斗争的威慑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市场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大众”，但它是打引号的。“大众”一叫好，知识分子用来判断的脑筋、用来表达的声音，一概全无。

在商品经济时代就是这种精神状态。消费主义统领下的精神界必然呈现出“沙化”现象，即精神的沙漠化。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时期，物质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揭露，人类最好的精神结晶，很容易就被纷纷抛弃。好像只有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才重新发现了“欲望”。实际上这个欲望不用我们发现，它一直是存在那儿的，只要有人就有欲望。欲望的力量，欲望的规律，它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从来都是存在的，这很正常。

在沙化时期，有鹦鹉学舌式的全盘西化；还有产自本土的市井帮会气；有被极大地庸俗化和歪曲纂改了的儒学，即一般意义上的“孔孟之道”；也还有“公社文化”――我们现在不是残存而是有着很强的“公社文化”，这就是我们自五十年代末建立人民公社以来形成的特殊文化。这一切都空前复杂地糅合一起。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地想象现在是极左余毒或是其他，因为早已没有这么简单。在文化上，我们现在正呈现出芜杂和混乱，而且有着极大的投机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思想和创见偶然显现，就会像一滴水洒到沙漠上一样，迅速地被吸光了、消失了，无声无臭。什么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已经沙漠化了。所以在很长的一个阶段，嘲笑一切执著的探索和严整的思想，都会成为一种时髦。于是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文学界和思想界，打着叛离的幌子、“解构”的幌子，公然把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形成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有些仅仅是常识性的东西――肆意践踏。他们以污蔑和嘲弄为能事，并且在大范围内得到欢呼和肯定，且很快繁衍为一种时尚。

这个沙漠化呈现出永恒的销蚀力和吸纳力。因为这是一片真正的沙漠，只要稍有一点思想的汁水，就立刻给吸掉了，没有踪影了。这种情况在国外也发生过，在历史上也发生过――稍稍考察一下，这往往是有了失败感的民族才出现的一种自然消散的精神状态。它因为失败而迁怒，四处发泄，然后又陷入极度的无聊和自私；有时，又会成为文化上一只永不餍足的怪兽，暴饮暴食却不能消化，于是开始大肆呕吐。

一个民族长期探索、保留和学习的一点精粹，不仅被抛弃而且被恶狠狠地跺了几脚。文化和精神的风韵丧失了，飘流了，这个民族再也没有什么去凝聚它、围拢它。

剩下的事情就是末日情怀，是变本加利地歌颂纵欲。五六十年代的“平均化”、“板结化”固然不好，但在今天作为一种反动，那种板结完全被搅碎了。它是被一根商品经济的棍子给搅碎的。这个棍子粗壮而强悍，它插进去稍稍一动就搅碎了。但它不是搅出更自由、更疏松的一片文化土壤，不是很利于生长的那种土壤，而是愈搅愈烈，最终搅成了一颗一颗的砂粒，搅成了一片文化和精神的沙漠。

（未完待续）

作者：芹圃画石 时间：2014-04-10 10:16:09 　　个人以为，脑缺和十三点是 没资格谈什么精神的。 脑容量太小，精神往哪儿依存。古怪 愤傻全是真的。
在陈底线、陈存盘那儿去讨论精神啥的，然后载体还是节操早丢光了的黑方周末，这个笑话真冷。

楼主这样的，还是继续去和韩二抱团或者挑战转基因风车什么的比较合适。
不让你制造的文字垃圾面世，从节约能源方面来说绝对正确。虽然市面上的垃圾已经够多了，能少一点污染是一点嘛，低碳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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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批评！

（再接上）
张炜：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
——２００３年８月在烟台出版咨询年会上的发言


卖掉一切的写作和出版

在一种沙化时期，写作和出版可想而知是一种什么状态。这个时期只能是卖，是大肆叫卖，直到“卖掉一切”。我们不可能有第二种结局。有什么样的写作就有什么样的出版，反过来也是一样。出版和写作都是被消费所决定的，被环境所决定的。整个世界的商品化，物质主义，只会导致精神和伦理上的无底线。这不光是中国，而是整个世界的趋向。美国走在前边，然后大家跟上。

所以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或艺术家会惊讶地发现：他如此生存，简直是在与整个世界对立。这种感受很正常。问题是这个发现之后是否恐慌。人处于第三世界就会有格外的恐慌。他突然发现了这么冷酷的一个事实：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都有一点和整个世界发生对立的那种感觉。这仅仅是一种感觉，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普遍，终于引起了他的警惕和惊怵。
如果简单地从商品流通的意义来讲，刚刚转型的第三世界如中国，商品化程度不是过分了，可能还远远不够，即遵循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那种商品游戏规则还远远不够，或许还没有进入它的内部，没有踏入堂奥呢。但是从精神和商品属性的混淆程度上看，从这种纠缠撕扯的混乱状态看，我们又实在是走得最远，几乎比任何一个所能了解的国家都走在前头：最混乱，最让人担忧。

现在的写作已不再是一些专门家的事情，而是越来越社会化、生活化，这当然很好。“作家”如今更多地被赋予职业的意义，它标明的仅仅是一个职业而已。只要是写了一点作品、或者有这个努力和爱好的，都被他视和自视为“作家”。与其他行当和职业不同，如从来没有把股长或科长厅长说成是政治家，也没有把一个在部队干的人叫成军事家。作家在职业的意义上被如此轻浮地界定，事出有因。所以现在，妓女、商人、政客、主持人、艺人、杀人犯、道德家，无论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因为自己的理由去写作，并产生卖点，成为“名作家”。从商品社会里看，这很正常。美国一个杀人犯，出来后把杀人的过程写出来，畅销并已致富。原来此刻一切都是为了卖，能卖即是成功。

所以，正因为如此，有一些人在成为艺术家之前，先要公然地宣称自己是美和善的敌人。比如美国的一个歌手，一登台就侮辱自己的母亲，诅咒自己的亲人，反而不可思议地博得了满堂彩。中国也有类似者――可想而知，现在只要美国有的我们迟早也会有。一些日思夜想走红的人，一上来就骂自己的母亲，不惜使用最下流的语言。不仅骂自己的母亲，还骂自己的兄妹、骂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而我们从生存伦理上本能地知道，人的最后底线就是――母亲。

诅咒爱情，诅咒道德，践踏一切维持我们人类生存下去的那些东西，以求得自己不光彩的生存。前面讲过的那个美国歌手，他到了哪里都博得满堂彩，好多年轻人跟着起哄，后来终于惹起了众怒，被一个强力人物制止了。可是在中国，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批评家公然站出或有力地指斥。没有怒不可遏，甚至没有了惊愕和愤怒。我们没有自己青筋暴跳的批评家，至少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批评家得到大面积的响应。好像那种暴怒和批评才是多余的，可笑的，好像重大问题更不必发言，因为越来越专业化了，每个人只需经营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只需要随时准备出卖即可。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个人连这种最基本的第一反应都没有，还会有真正的希望吗？我们真的进入了末日的生存了吗？

的确，一部分时刻追赶时髦的所谓的先锋，已经先自背叛了。连中国的道德家也转向了。中国现在的文学界和知识界已经没有了道德家，没有了顽强的保守主义。然而作为一个道德的宣讲者，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了这样的人，这个社会就将是一个不被信任的社会。没有他们，一个时期的精神背景就有问题，这个滋生思想和艺术的文化土壤就会有问题。我们现在呢？先锋们背叛了，道德家转向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陷入一种精神上的浑然状态。

（未完待续）

（再接上）
张炜：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
——２００３年８月在烟台出版咨询年会上的发言

从此理想主义者开始了自嘲。因为他不可能、也无力进行长期的坚持。与这些相对应的是流氓文人的自得，是充斥一切角落的性和暴力。伴随这些的，偶有故做斯文和矜持的叫好者，还有总不缺席的忘情吹捧者。流氓文人的自得，再加上吃精神垃圾长成的一拨轻浮浪子，他们纽合一起，竟使一些不道德的出版者大喜过望。他们从来没有禁忌，抓到篮子里就是菜。他们绝不怕下流，不怕惊愕，能卖就是一切。

所以，当精神和思想被出卖的时候，当它们在极力使自己成为卖方市场的时候，也就不能奢谈精神了。当中国作家像今天这样直言不讳地嘲笑理想和意义的时候，当那些不久前还在极力追求体面的所谓知识分子、艺术家，躲在“大众”这块幕布后面干尽了无耻下流的时候，真正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只好背离他们，远离再远离，以至于成为禹禹独行者。

不仅是出版，打开电视，看看所谓的生活娱乐频道，一些网站，所有最下流、最庸俗、最不堪入目的那些东西，收视率和点击率都非常高。那些稍微想干一点正事、想表达一点追求的，往往很快就被“末位淘汰”。人们一朝发现并大肆倡扬动物性，把商业运作和精神价值完全混淆。如今做得可真彻底，学术和艺术出版没有财政补贴，连海外自由经济地区都不如。追求名利者也只有下流一途。什么无耻、无底线，只不过为了无限止地满足商品流通的贪婪，畅销等于一切。我们看不到严厉的权威、看不到所谓的知识分子在那儿青筋毕露地呼喊。相反，一部分批评家和作家出版者，与这样的时代合作良好，完成了一次卑鄙的合谋。
从背景中显现的文学

既然走进了如此悲观消极的黄昏，就不可避免地期待起黎明的曙色。于是这里发现了一种从昏暗的背景中凸出的文学。整个混浊的部分是背景，垂在那儿像一道沉重的幕布。如果这个时期还有什么正在与这道幕布分离出来，那么就是一小部分文学――当然还有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是商品时代的敌人。但商品时代作为一个大背景，又是文学的母体和悲凉的恩师。正是因为它，一种物质和欲望筑成的不可穿凿的壁垒，才使精神和文学有了另一种可能性：一次彻底的决绝。

从文学和精神的历史上看，所有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都是尽可能地把一个时期芜杂的精神现象作为背景意义来对待，而不是急欲化进这一背景、融进这一背景。中国世俗文化中有一个“藏”的智慧，是极易被等而下之地运用的。其实最大的“藏”是文化上的“藏”，即是化入这个非常芜杂的精神和现实的背景里，让自己构成这个背景的一部分。但今天的问题正好相反，是作为一个知识者，怎样鼓鼓勇气从这个背景里走出来，走得遥远，跟背景拉开一个尽可能长远的距离。

作家和思想者——这里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的个体，一定是站在背景前面的个人。

身后是空前的喧哗，跳跃和劲舞，翻滚折腾，嘶嚎，伴以整个时代的乐队。背景越大，舞台越开阔，越是预示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果。偌大的一个背景下，凸显出一种清晰的、不容置疑的存在，这就是个性的力量。因为他们一定不是思想和艺术的平均数，也不是一个时期的最大公约数，更不会是夹在芜杂里的和声，而仅仅是自由和执著的自己。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多么阔大的背景就有多么阔大的精神，有多么厚实的背景就有多么厚实的思想。我们在真正悲观的土壤上生长出真正的乐观，并为自己拥有如此斑驳丰富的背景而庆幸。

极度的浮躁，泥沙俱下，空前的媚俗，这一切都是激活思想和创造的条件。一旦失去了这种条件，苍白的季节就会到来。真正的创造也许需要互相刺激，包括彼此欣赏和厌恶、拒绝，甚至是极大的痛苦和藐视，还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傲和精神的流放感――这些都不怕，这些都是催生的菌母。

然而，一个时期真正的精神危机却是心灵上的慌乱和庸俗的喜乐，那样的结果只能是正在发生的悲剧：太多的作家正以自己的努力融进那个“背景”，唯恐被一个狂飚突进的时代所抛弃。

怎样综合和吸纳这个时期的所有经验和经历，在营养丰富的腐殖土中茁壮成长，这才是时代的课题。

商品大潮中的精神理性是怎样理解“大众”。九百年前苏轼说过一句话：“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泡在水。”聪明的玩泡者其实也是最愚蠢的人。如果一本糟糕的书卖掉了一百万本，我们可以理解为：幸亏十几亿人口当中只有一百万个读者；反过来一本深刻的著作卖掉了一万本，那可以理解为：毕竟还有一万个读者能够阅读这样的书！这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掩耳盗铃。相信文明的薪火，文明的力量，正是一种商业时代的乐观主义。

原始网址：

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5639

吴亮新作：顺手记（附：给陈村的信）
顺　手　记

吴亮

各种事件都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抓住我们的。
——托洛茨基

知识分子都愿意声称他代表人民，却不肯承认他代表大众。前者的正当性是先验的，而后者，至少在文化上意味着必要的差异——知识的，专业的和身份的。

历史已经被证明它就是乌托邦理论最致命的修正主义者，但为什么乌托邦理论还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倒不是精于此道的人们善于将陈旧的幻想不断粉刷一新，而是历史本身便是各种乌托邦理论相继问世、登台、角力、发跡、破产、复兴和再崛起的过程。乌托邦理论如同历史的激素，没有乌托邦理论的世界将和“没有海怪的海洋”一样缺乏魅力。

可以冒犯“大众”，却不可以冒犯“人民”——难道这两个词后面分别是两群人吗？大众平庸，人民神圣；大众是无权者，人民是主权者；大众没有主见，人民眼睛雪亮；大众盲目追随，人民当家作主；大众只忙于消费，人民却忙于生产……等等!告诉我，哪里去找只生产不消费的人民，又哪里去找只消费不生产的大众？

他们中有人很景仰地说，人民创造了物质文明所以非常伟大；可是他们翻过脸就不屑地指出，物质是一种十分低俗的事物，物质至上，物质主义……身陷于物质生活中的人民，这时候就要抬起头仰望那些在精神上高于人民的人了。

如果物质崇拜来自于对创造、劳动、稀有、独特性和高成本的尊敬，那当属常识和理性。视物质为尘土，视金钱如粪肥，不过是哲人意见和诗人意见，一种快意修辞。

只有当物质涉及归属和分配时，公正与公平等概念才会从中浮现并成为严重的问题。人们仇视物质的秘密在于对物质归属和分配的不公、不均和匮乏所产生的不满，一种对制度下的物质异化的不满，而非仇视物质本身。据说文化批评的任务之一，是帮助“人们”认清隐藏在日常事务和世俗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希望成为没有多大财力或权力的那些群体识破文化谎言的武器。但此群体通常远离文化批评，因此，文化批评事实上就成为一种同行之间传阅的专业文牍，一种在某个和选民无关的议会上的慷慨陈词。

的确，在社会知识上不可能由于用另一种新神话来排斥目前的神话而获得进步——也许，文化批评之所以无力，就在于它居然指望用知性神话来排斥感性神话，而它又明明知道即使做到这一点，社会亦未必获得进步。

一个糟糕之物的存在，可能就为了让另一些人去反对的。反过来一样：由于总是有人倾向于反对，世界必须源源不断生产糟糕之物，以供他们反对之需。

有一些字词不容置疑，差不多变成为“术语拜物教”：“真正”、“良知”、“理想”、“真实”、“真理”、“公正”等等——这些字词是证明其它观点与结论的尺度和基点，它们本身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人们对这类神圣字词的迷信，使他们在相互辩论中很少费功夫论证自己主张的观点，常常以为只要宣布自己为“真正”的，或宣布自己所赞同的观点为“真正”的即大功告成。

作家堕落了——真正的作家除外——知识分子妥协了——真正的知识分子除外——思想家出卖自己——真正的思想家除外——艺术家无聊空虚——真正的艺术家除外——快通知我，被你甄别出来的“真正”的“上帝选民”是谁？你的标准是什么？你的甄别权和立标准权难道不需要讨论和授予吗？你已经看到了全体作家、知识分子、思想家和艺术家？你的全称判断有多少说服力，以你为界又有多少说服力？

有人向我们宣称当今时代已“精神沙化”，这并不新鲜！我的疑问是：你若想正当的断言你所谓“精神沙化”的真实性，你必须能指出你准备接受什么可能的证据来表明你理论的虚假性。换言之，你必须指出：“如果你们能提出证据A、B、C、D，那我的断言就不能成立。”这是一个最为简单的检验方法，可是你回避了。

来源：http://bbs.tianya.cn/post-books-57365-1.shtml
（未完待续）

（接上）
吴亮新作：顺手记（附：给陈村的信）
顺　手　记

每一种描述或预测的陈述都是一种假设，它在原则上是可以通过观察来加以确证或使它无效的。作为一种假设，它可以有或多或少的概然性，但决不是确定无疑的。描述一个时代的时候，频繁使用“整个精神背景”、“整个精神文化”、“整个文学界”、“整个世界”，或“真正的思想和创见”，“真正的思想者”，“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真正意义上的独行者”、“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真正的悲观”、“真正的乐观”、“真理的精神危机”等等之类的说法不可能得到验证，那是不可分析的抽象概念。

使用“不可分析的抽象概念”并不仅仅因为思想的含混习惯或以此自我期许，有时候，在那些概念背后暗藏着对某种事物的态度和价值观——否定、影射、推崇和自我形象的投射。可是，在“空话”后面寻找意义靠的是直觉，而非经验和论证，它带有猜测的性质。这样的结果，便使对“不可分析的抽象概念”和“空话”的解读沦为一种“妄断”，最终和解读对象至少在方法上合流了。

迷信自己拥有良知、直觉和真实判断力的人相信，精神文化诸事项对他们而言原本就了然于心，它不必通过对所能观察到的现象才做出评判，而是通过有限的个例传递出来的意义整体所获得的直觉——就能理解的。他们还进一步相信，一个时代的精神、艺术和道德的主要性质，只有通过对普遍贯穿于其中的意义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体会就可以达成。做到这一点需要非凡的天才，他应该天马行空，绝不使用自相矛盾的概念的和证据，他强大的内在经验足以和被他歪曲的外部世界相对抗——但何谓为“强大的内在经验”，则是一件需要另行讨论的更复杂的事情。

禀赋平凡者不要在直觉领域中冒险！尤其是谈论时代，精神，道德……普通直觉可以使用于内在想象和个人情感中，但切不可妄想依赖它就足以描绘外在世界地图。对获得真实的社会知识和相应的价值判断而言，一点点直觉和个人好恶远远不够。

披着物质外衣的商业文化，由于它的强大而不反抗，或者由于它无所不在的占领和自由流动，从不在乎知识分子对它的抨击。奇迹在于并不是物质和商业在批判下得以幸存，而是批判在物质和商业洪流中得以幸存——各自的导向相异，却又平行共存。批判说，它要揭穿商业物质文化的公共形象之虚假性，不平等性以及少数性——但这种貌似尖锐的词语缺乏对立面，商业物质文化以及它的公共形象从未承诺过“各取所需”的伟大梦想，“不平等性”基于私有制和分配制，“少数性”则是“不平等性”和“物质金字塔”这一经济铁律的必然结果。这样，文化批判的“揭穿”就会导致一个悖论：要么激发乌托邦冲动，即改变现状；要么高声嚎叫发泄不满，然后无可奈何地退回原处。文化批判一直都是在内部论战，而从未和商业物质文化进行过正面交锋。事实上，它和后者在现实中向来是妥协的。

浪漫的激进主义在字面上曾经很吸引人，今天仍然吸引人——和过去不同的是，过去吸引的是大多数人，今天吸引的只是较少数人。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一种观点被少数人拥有没有人会说不公平？物质被少数人占有却会引起不满、愤怒、抗议甚至动乱和革命？难道物质比观点更重要——至少绝大多数人这么认为，而为绝大多数人打抱不平和有良知的少数知识分子也这么认为。

精神财富可以和许多人共享，物质财富却难以做到这一点——想一想其中的原因和区别，就不会对人们的物质生活竞争持轻蔑态度。

爱德华·里尔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一首五行俗谣把莎士比亚逐出我们的深心。更早些时候，四百多年前，同样是英国人，财政家格来舍姆就发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基于人类弱点的通例，和我们适逢的年代无关，将来还会如此……

索尔·贝娄指出艾略特的《荒原》是二十世纪对一切伟大事物之凋零与一切卑微事物之繁荣的现象之绝望……同样的声音今天又再次响起，那些阴悒的，说教的，祈祷的声音。

传统断裂了，国家观念淡漠，文化上不再有归属感……许多人这么悲叹——“和传统作彻底的决裂”所指何意？“工人无祖国”所指何意？“世界文学”所指何意？那是一百六十年前的惊人预言。

一些神圣的字词“逊位”了，另一些被罢黜的字词相继“复活”。字词背后的幽灵实体一旦腐朽，衣服也要化为尘土。王者真的归来了吗，你坚信那王座上供奉的不过是空洞的能指？可惜，也许只有你知道真相，但你没法证明……

来源：http://bbs.tianya.cn/post-books-57365-1.shtml

《和X兄谈张炜》
作者：李锐

X兄：你好。
收到来信，你说北京三月还在下雪，这恐怕不能算是暖冬吧？

看了你对张炜那篇文章极而言之的赞赏，坦白地讲真有点让我望而却步，一时不知是否该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可扪心自问，如果连这样的问题都不能敞开讨论今后可怎么再和你做朋友？张炜兄在《上海文学》今年第一期的文章和我的“农具系列”在同一期，我一收到刊物就看了。在第二期上又看到陈思和主编对张炜的极口赞扬。看了你的评价，为慎重，我又把张炜的文章再细读一遍。应当说这是张炜多年来对自己思想的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一个大而化之的对中国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总结。有你的称赞在前，好处我就免谈。
我认为张炜所谈问题是这些年来被大家反复谈起的话题，只是他的角度多了一些纵深感。但是，整篇文章，整个立论的基点都出于一个过分的简化，一个对中国眼下基本国情和事实的简化。张炜的副标题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这也是他立论的根本。不错，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剧烈的市场化商品化，而且正在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主流，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一切弊端也尽如张炜的论述与批评。(对此我们也都各自有文章，有过类似的批评)但中国绝不仅仅是处在“消费时代”。起码，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之名实行的专制政体，至今仍然是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基本生存处境。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每一个普通国民的精神阉割，思想奴化，自我审查，自我欺骗，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而最为惨烈的一幕，也正发生在改革开放当中。正是血腥的“***”打开了“全党贪污，全民犯法”的闸门。正是血腥的“***”造成了权力的肆无忌惮，和全社会普遍的希望幻灭。当极端的权力要大家闭嘴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基本上接受了这个强加的事实，大家在谈论问题的时候，已经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回避和简化。于是，大家可以发出的批评和火力就都对准了“可以谈论的话题”和“被允许的批判目标”。谈的时间长了会产生幻觉，以为是真的在谈论事实。想想九十年代初，上海陈思和、王晓明发起的“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其实也是一场被迫绕开基本事实，而只能批评商品化和精神堕落的讨论，这也是那场讨论最终陷入混乱不了了之的结症所在。在极端权力的强制之下，理性告缺，良心退位，逼在眼前的大是大非无法回答，失落的不止是人文精神，还有作为知识者的发言资格。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来，执政党更是依靠制度优势，把几乎所有的学术界、艺术界、教育界、科学界都整合到权力等级之下。这种整合，是一种比科举体制更为宽泛的整合。湖南作家何立伟的戏言“忍看朋辈成 ”，正是这卑琐处境的最好写照。曾几何时，我们看着多少朋友为了 、教授而争得你死我活，又在 、教授的名位下沾沾自喜、苟且偷生。坐稳了奴才之后，再不断地发表公开言论指摘时弊、批评堕落，满脸铁肩担道义的悲壮。或者干脆就只充当公款酒桌上的“民主派”，沉溺于口腔的满足。但是，在张炜的文章里却忽略了这些基本的事实，他只是一分为二的也比较温和的提到“精神平均化”“板结化”，并且把这一切限定在五六十年代。现在看起来，这样的省略，是对那个“被允许”和“可以谈”的无言接受，只给了作者大而化之的论述方便，和批评的安全。退一步讲，即便是在目前的条件下为了能够发表，为了保护他人的安全和生存，有些问题是可以妥协，可以曲意表达的，但是，不能取消。事实只说一半就是谎言。这是我们不能不警醒的底线。更何况，中国是一个在专制政体下生活得太久的国家，这个从来没有被割断过的黑暗的专制深渊，无论怎样估量和批判都不会过分。所以，我更愿意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的时代。
这叫我想起前两年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新左派”之争，许多人都怒气冲冲。尽管争论的双方实际上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自又都有无法真正展开观点的难言之隐，各自也都有过被打压的经历。但是大致上，自由主义者们的火力只对准社会主义的计划和专制，新左派们的火力只对准市场神话和资本垄断的霸权与压迫。双方都只针对事实的一半，结果是双方的争论看上去都和中国无关。如果说“***”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能对中国发言，还能让自己身处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之中，那现在，中国知识界已经基本上出局了，已经基本上只能自话自说。而这个独立立场的被取消，是以知识界被整合进体制而告终的，大家都在现实当中变成了王晓明先生指出的体面的“成功人士”。所谓精神的沙化，绝不仅仅只是被市场所吸纳，也绝不仅仅只有张炜所描述的那一根“商品经济的棍子”。我后来之所以左右开弓，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是仅仅处在一个消费时代吗？不是。中国正处在一个专制政体下的消费时代。所以，纵欲和拜金的新宗教是权力和金钱的合谋而造成的。在这样的时代下，权力者的腐败和大众的堕落是一种相互的需要和放大。资本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也是一种相互的需要和放大。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GDP神话的同时，也正在我们身边渐渐演变成一场社会主义害处和资本主义害处的集大成。巨大的贫富差距，疯狂的环境破坏，城乡之间极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公有资源越来越不公平的划分，国有资产被国内外的强豪们随意鲸吞，越来越紧张的社会关系，冲突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众抗议事件，等等，每天都在我们身边蔓延。这中间最无耻也最可怕的，就是那些越整越多的官员腐败，在权力无法监督的制度下，动摇国本的腐败正在政权体制内部生根、蔓延、膨胀成为全民公敌，成为国家黑社会化的不治之症。我们山西闻名天下越治越乱的血腥煤矿，就是这种权力和资本非常清醒自觉的互相勾结利用的典型。地方官员和投资者都在极力求得制度的保护，和表面的合法化，同时也都在极力把可以利用的制度黑社会化，冷血，贪婪，毫无顾忌，不但唯我所用，而且唯利是图。面对弱势群体他们尤其的嚣张跋扈。所以说，就在张炜一再论述的那个“背景”深处，最起码也是血腥的“***”和消费的狂欢同时并在的，最起码也是极端的权利和贪婪的资本互相依靠的。这中间的错综复杂，不是一个消费时代可以简化的，更不可以只批判商业化、消费化，而不批判没有制度监督的权力。在简化事实基础上的判断如果再加上道德的“自我感动”，就很容易落入自我欺骗的怪圈。我曾经把这类行为称作是精神撒娇，这样的精神撒娇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真的让自己变成历史的废物。必须看到，我们在权力之下垂首而立的时间真是太长了！我们太习惯于这样的姿态和立场，只要有谁从这个垂首而立的队伍里跨出半步，马上就会有“偏激”“急躁”这样的帽子扣上来，如果永远沉默无语，永远循规蹈矩，那还要知识分子有什么用？还真不如回家去当一个遵纪守法的消费者，那比用谎言惑众要“积极”“踏实”得多！
（未完）

（接上）
诗意化、道德化的对待历史是张炜一贯的立场，对此我不同意，也有过批评。但是，这不妨作为张炜个人的文学追求，他甚至不妨从这个立场出发把自己的作品推向极端。但是如果要把这个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倡，就需要一个最起码的前提：要心口如一，言行一致，所谓修辞立其诚。花三千多万盖了一座豪宅，然后再著书立说呼吁朴素的生活；简化了事实、选择了利害，然后再完成道德的自我感动；这不仅不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甚至连一个传统的儒者都不如。真正的道德从来都不是在口头上和书本上确立的，真正的道德从来都是义无反顾的行为。我这样说不是苛求，而是按照张炜定义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来衡量的，是按照大师的境界来要求的。或者说这样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正是张炜作为一个道德宣喻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复呼吁的。说到底，张炜是一个值得苛求的作家。
说起来连张炜在内，我们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五十而知天命，早都已经过了需要听别人话的年龄。年过半百如何做人已经是无法更改的命定。我只是想指出，那些“可以谈论的话题”“被允许的批判目标”，原本是别人的强加，这样的强加如果竟然演变成了自己的“内在尺度”，并从此出发去思考，到哪儿再去找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充其量是些无害的主义和思想。在知与行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在当下的中国应当怎样行动，怎样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这对我们是终生的考验。我不是一个冒进主义者。中国问题的巨大和复杂，让许多“真理”变得捉襟见肘。有鉴于此，尤其不可以用简单的义愤填膺来代替冷静坚定的理性思考。我非常敬佩像李昌平、温铁军这样的思考者和行动者。我甚至不认为应当把权力和市场“本质化”成为恶魔，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正是有效也有监督的权力和坚持平等原则的市场。对此已经有无数专家发表过精彩论述，不用我多嘴。我们更应该看到，现在生机勃勃存在于体制之外的大批艺术家、写作者所依靠的正是市场和他人的消费。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在出版、言论、写作的自由都没有真正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单方面要求作家、艺术家“不食周粟”去辞职，或者单方面要求作家艺术家走向市场，那都无异于叫人自动绝食。呼吁人们自绝于生活的人，肯定是他自己的道德有问题。所以李贽说，“吃饭穿衣即是天理”。看看中国所谓地下电影艰难的生存处境，你会再清楚不过地看到，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专制之下，艺术是在怎样地挣扎。夹在这样的剪刀当中许多有才华的电影人自生自灭，那些独立制片人原以为依靠“独立”逃脱了审查制度，而从权力手中争来的艺术自由，为了活下去却又不得不出卖给以金钱和强势文化所主宰的那个“市场”。以至于许多人为了得一个什么奖，不得不挖空心思的去揣摩评委和市场的口味和好恶。到头来，权力的奴才没自由，金钱的奴才照样还是没自由。

X兄，这封信已经很长了，可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真正的写作者和思考者与自己身处社会的对立和挑战，既不是中国专有，也不是自今日始的现象。即便在张炜所说的“精神平均化时期”，即便是在道德、思想、精神疯狂强迫的文革时期，也还是有地下文学和顾准那样的写作者。即便是在皇权和军阀的时代也还是有曹雪芹和鲁迅这样的书写者。这都不是平均化和板结可以概括的。再比如，在早已经充分商业化彻底消费化的美国、欧洲为什么反而会有萨伊德、德里达、福柯、詹明信等等这样一些真正的思想者出现，为什么会产生卡夫卡、加缪、福克纳、塞林格这样的作家？这和他们的社会制度、文化传承是一种怎样的因果？这恐怕不能都归结为时间的长短，这些留待以后再谈吧。X兄，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不打算说服谁，也不打算说服你。只是把我的想法告诉朋友。我希望我没有简单的误会了你。我只想在你我之间做一点交流。千里迢迢，也只好长话短说，只好言不及义。顺便问一句，你看到过有哪位左派的思想家、理论家反省、批判过，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产生了专制政体这样的弊端？有这类的书或者文章吗？陈独秀先生晚年的深刻反省和批判应当算是这方面少有的精神遗产。哈耶克的有关著述我看过一点，很精彩，可那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我想看看不同立场的反省和批判。

再见
来源：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397732&boardid=2

《南方周末》为何歪曲李锐？


《南方周末》为何歪曲李锐？
——六驳“公民写作”
朱健国

1、

将一个人一篇文章的主要观点隐去，而以其次要议论为主旨，这叫什么行为？这是断章取义的歪曲和篡改。
2005年3月17日的《南方周末》就出现了这种行为，其专题报道“张炜与吴亮的‘精神格斗’与‘精神沙化’（《这是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严重歪曲了山西作家李锐对张炜《精神的背景》的批评主旨——将李锐批评张炜“只批市场不批专制”，不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的时代”的深刻批评，变为“把这个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倡”的轻描淡写，完全歪曲了文化界、思想界近日对张炜的审视主调。

《南方周末》专题报道“张炜与吴亮的“精神格斗”与“精神沙化”分为两个部分：“综述”与“对话”，“对话”分别为“本报驻京记者夏榆”与上海批评家吴亮的对话《吴亮:批评就是怀疑与表达》，和山东作家张炜的对话《张炜:我安于做井底之蛙》。

问题首先出在“综述”（作者亦为“本报驻京记者夏榆”）。
“综述”开首叙述了“张炜与吴亮的‘精神格斗’”背景——

“2月19日，乙酉年春节刚刚过去，批评家吴亮传给作家陈村一篇新写的文字《顺手记》。在电子邮件中，他明确表示这篇文章针对《上海文学》今年第一期刊登的《精神的背景》，“装腔作势，概念混乱，陈词滥调”，同时批评《上海文学》“找了几个人为这篇文章唱赞歌”。吴亮决定在网上发表他的批评檄文，……陈村把吴亮的《顺手记》和张炜的《精神的背景》一起贴到自己主持的文化论坛‘小众茶园’，立即引起网友的关注并产生激烈争锋。这场争论很快延伸到知名文化网站 ‘世纪中国’和‘文化先锋’，并且在互联网上迅速蔓延开来。”

接着，“综述”介绍参与这场“精神格斗”的知名人士的意见，在说“湖北作家刘继明认为吴亮的文章‘充满了个人的情绪化陈见’”，“广东作家林贤治则认为《精神的背景》回避和掩盖了问题的更重要方面”之前，首要转述了山西作家李锐的批评——

“这场突起的文字风波也引起旁观者的兴趣。山西作家李锐也在给朋友的公开信中表示，诗意化、道德化地对待历史是张炜一贯的立场，这不妨作为他个人的文学追求；但是如果要把这个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倡，就需要修辞立其诚，而不是满足于‘道德的自我感动’。”

如果没有读到山西作家李锐“2005年3月3日于灯下，10日改定”的《和X兄谈张炜》全文（“文化先锋”网刊发时题为《李锐炮轰张炜：请不要自我欺骗和精神撒娇！》），人们会以为，“李锐炮轰张炜”的主要意见就是不喜欢张炜“满足于‘道德的自我感动’”。然而，人们将此对照《和X兄谈张炜》全文比较，却愤怒地发现，“综述”竟然在以次充主地偷梁换柱！
李锐在《和X兄谈张炜》中的主要观点是——

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之名实行的专制政体，至今仍然是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基本生存处境。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每一个普通国民的精神阉割，思想奴化，自我审查，自我欺骗，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而最为惨烈的一幕，也正发生在改革开放当中。正是血腥的“***”打开了“全党贪污，全民犯法” 的闸门。正是血腥的“***”造成了权力的肆无忌惮，和全社会普遍的希望幻灭。当极端的权力要大家闭嘴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基本上接受了这个强加的事实，大家在谈论问题的时候，已经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回避和简化。于是，大家可以发出的批评和火力就都对准了“可以谈论的话题”和“被允许的批判目标”。谈的时间长了会产生幻觉，以为是真的在谈论事实。想想九十年代初，上海陈思和、王晓明发起的“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其实也是一场被迫绕开基本事实，而只能批评商品化和精神堕落的讨论，这也是那场讨论最终陷入混乱不了了之的结症所在。在极端权力的强制之下，理性告缺，良心退位，逼在眼前的大是大非无法回答，失落的不止是人文精神，还有作为知识者的发言资格。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以来，执政党更是依靠制度优势，把几乎所有的学术界、艺术界、教育界、科学界都整合到权力等级之下。这种整合，是一种比科举体制更为宽泛的整合。湖南作家何立伟的戏言“忍看朋辈成 ”，正是这卑琐处境的最好写照。曾几何时，我们看着多少朋友为了 、教授而争得你死我活，又在 、教授的名位下沾沾自喜、苟且偷生。坐稳了奴才之后，再不断地发表公开言论指摘时弊、批评堕落，满脸铁肩担道义的悲壮。或者干脆就只充当公款酒桌上的“民主派”，沉溺于口腔的满足。但是，在张炜的文章里却忽略了这些基本的事实，他只是一分为二的也比较温和的提到“精神平均化”“板结化”，并且把这一切限定在五六十年代。现在看起来，这样的省略，是对那个“被允许”和“可以谈”的无言接受，只给了作者大而化之的论述方便，和批评的安全。

所谓精神的沙化，绝不仅仅只是被市场所吸纳，也绝不仅仅只有张炜所描述的那一根“商品经济的棍子”。我后来之所以左右开弓，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是仅仅处在一个消费时代吗？不是。中国正处在一个专制政体下的消费时代。所以，纵欲和拜金的新宗教是权力和金钱的合谋而造成的。在这样的时代下，权力者的腐败和大众的堕落是一种相互的需要和放大。资本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也是一种相互的需要和放大。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和GDP神话的同时，也正在我们身边渐渐演变成一场社会主义害处和资本主义害处的集大成。


由此可见，李锐的《和X兄谈张炜》主要是批评张炜在《精神的背景》中“只批市场不批专制”，不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的时代”，而且 “正是血腥的‘***’打开了‘全党贪污，全民犯法’的闸门。正是血腥的‘***’造成了权力的肆无忌惮，和全社会普遍的希望幻灭。” 李锐这次批评张炜的主旨绝不能任人用“把这个文学立场变成道德立场来提倡”来含糊不清。

这也有张炜在《精神的背景》中的主要观点来反证：“消费主义统领下的精神界必然呈现出‘沙化’现象，即精神的沙漠化。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时期，物质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揭露，人类最好的精神结晶，很容易就被纷纷抛弃。”
张炜就是这样“只批市场不批专制”。

（未完待续）

（接上）
《南方周末》为何歪曲李锐？
——六驳“公民写作”
朱健国


2、

众所周知，李锐是诺贝尔奖有关评委很看好的一个著名作家，《南方周末》是中国今日最好的报纸之一。在这个背景下思考“《南方周末》歪曲李锐”事件，就特别有意思了——为何中国最好的一家报纸，要歪曲中国一个著名作家的批评？连中国一个著名作家的意见都会被中国最好的一家报纸篡改，这样的社会难道是可以“公民写作”的“公民社会”？

有好心人推断，“《南方周末》歪曲李锐”，并非有意，只是不得已——因为李锐对张炜的批评太尖锐了，涉及到了体制，《南方周末》在目前的“新闻纪律”下，实在无法公开刊出“只批市场不批专制”，“正是血腥的‘***’打开了‘全党贪污，全民犯法’的闸门。正是血腥的‘***’造成了权力的肆无忌惮，和全社会普遍的希望幻灭”这样“直犯龙颜”的“反动言论”。投鼠忌器，《南方周末》因此只能用将“主要观点隐去，而以其次要议论为主”的歪曲技巧来报道李锐对张炜的批评。

这推断似乎颇有道理，试看《南方周末》近来的“时评版”，其批评方式皆是李锐所说的“大家可以发出的批评和火力就都对准了‘可以谈论的话题’和‘被允许的批判目标’”。这说明，今日《南方周末》与早年《南方周末》的区别就在于，今日《南方周末》只发“可以谈论的话题”，锋芒只对准“被允许的批判目标”；而早年《南方周末》则是“遇见红灯绕道走”，千方百计想揭露“不可以谈论的话题”和“不被允许的批判目标”。《南方周末》的创始人左方先生曾亲口对我说， “当初《南方周末》有一个报道原则：告别‘真理报模式’，与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四不原则’接轨。‘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允许说假话！ ’”也就是说，《南方周末》可以因为“新闻纪律”的高压而被迫对某些事件、某些过程表示沉默，但绝不能在刺刀下说假话。

然而，今天的《南方周末》改变了这一“《南方周末》原则”，在报道“张炜与吴亮的‘精神格斗’与‘精神沙化’”中，居然大肆然严重歪曲山西作家李锐对张炜《精神的背景》的批评主旨，以谎言替代真实。
至此，关于“是什么原因使现在的《南方周末》比原来差多了，没有什么真正激动人心的看点”这一问题的答案开始浮现——我现在可以说，“《南方周末》歪曲李锐”事件已清清楚楚地透露，因为《南方周末》改变了“绝对不允许说假话”的新闻灵魂，所以《南方周末》今不如昔，每下愈况。

接下来的问题是，《南方周末》这一改变是被迫的，还是主动的？《南方周末》的编采人员，对这一改变是痛苦，还是高兴？
原来以为，毫无疑问，《南方周末》这一改变是被迫的；《南方周末》的编采人员对这一改变是痛苦的。但是，有一个事实让人们遗憾地发现，有一些《南方周末》的编采人员，对这一改变是“主动奉献，非常高兴”——

2004年冬，《南方周末》“最具盛名”的“时评版”主编鄢烈山，在荣获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杂文大奖”后，欣然写下自问自答的“领奖辞”——《一个公民的杂文写作》（《杂文选刊》2005年2期），其中的重要观点是：
1、　　　 中国已取得人权巨大进步——“现在，中国不再讳言人权，不再拒绝‘人权对话’，尊重和保障人权终于成了光明正大的词语。这种时代的巨大进步，是我的这本集子能获奖的重要前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我们最该感到欣慰的。”
2、　　　 中国已进入“公民写作”时代——“将‘公民写作’的新概念引入杂文创作。不仅是杂文，别的写作，只要是个人的而非职务性的，应该都是‘公民写作’。换句话说，公民写作是个较大的概念，杂文写作是较小的概念，‘公民写作’包括杂文写作，杂文写作应当是一种公民写作，即以‘公民写作’为前提。”
这真是“一部红楼梦，才子看见佳人，革命者看见排满”，当李锐在说：“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之名实行的专制政体，至今仍然是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基本生存处境。……中国是一个在专制政体下生活得太久的国家，这个从来没有被割断过的黑暗的专制深渊，无论怎样估量和批判都不会过分。所以，我更愿意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的时代”，《南方周末》著名的“时评家”鄢烈山先生却看见的是“中国人权巨大进步”和“我手写我心”的“公民写作时代”。李锐所感受到的“当极端的权力要大家闭嘴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基本上接受了这个强加的事实，大家在谈论问题的时候，已经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回避和简化。于是，大家可以发出的批评和火力就都对准了‘可以谈论的话题’和‘被允许的批判目标’”，鄢烈山是丝毫“没会到”。
也许，鄢烈山之所以欢呼“中国人权巨大进步”和中国已进入“我手写我心”的“公民写作时代”，是因为“谈的时间长了会产生幻觉，以为是真的在谈论事实”？

“公民写作”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只写“可以谈论的话题”和“被允许的批判目标”。李锐在《和X兄谈张炜》中一语中的：“坐稳了奴才之后，再不断地发表公开言论指摘时弊、批评堕落，满脸铁肩担道义的悲壮。或者干脆就只充当公款酒桌上的‘民主派’，沉溺于口腔的满足。”

李锐真是一个整治“公民写作病”的良医！
我们岂能“忍看朋辈成 ”——“忍看朋辈乞官赏”？

但愿李锐在为张炜号脉之后，顺便为鄢烈山及《南方周末》的有关患者“义诊”一次。
北有张炜，南有鄢烈山，中国文化界已在“公民写作”的旗帜下大半沦陷！

电话（传真）：0755-27746908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字数： 4650　　 　 　 2005年 3 月26 日
来源：　http://www.xici.net/d26392432.htm

（三）“精神的背景”与侵凌性

倾听远方是天涯社区和小众菜园的网友，他为“精神的背景”网络辩论写了一篇总结：《“2005中国文坛第一话题”——所谓精神背景》，文章发在自己的博客和众多论坛，里面终于提到我的名字：

“广州一位叫童天一的网友（真名钟健夫，广州作家，现为自由职业者，其小说《返祖》曾获好评）反应异常激烈，与吴亮的逐一追问不同，他试图对张炜的文章进行逐一的批判，文章在天涯社区和小众菜园发表，以边缘人的身份对“精神背景”的说法进行批驳，同时他也对陈思和教授的一些观点予以批评…… ”

虽然我的声音并没有真正出现，但我的形象得到凝视，多少有些安慰。许多人所以到公共论坛发言，是因为无法在生活中实现“自由意志”。他们不得志，不如意，非常憋屈。他们在网上发言比伍勇用枪杆子说话更加理性，也是精神减压的重要方式。公共论坛应当具备这种减压功能。
那么，我为什么反应异常激烈？
第一个原因：10年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我有很多话说，却没有发言机会，现在有人将“精神的背景”与“人文精神大讨论”联系起来，我的“人文症状”发作了，正好有互联网平台可以发言。
第二个原因：我发了一篇《谁是“民间知识分子”？》的帖子发到张炜主持的万松浦网站，被删除了，这还不算，支持我自由发言的万松浦网站版主孟庆德先生被撤职——后来才知道孟先生是坐在轮椅上工作的知识分子。这让我非常难过。与此同时，万松浦网站有一位叫三友的网友，对我持续不断地漫骂，并且受到该网站众多版主的不断支持和鼓励。三友的谩骂还跟随我到小众菜园，甚至到关天茶舍。他因为语言缺乏“精神文明”被关天茶舍版主禁止发言10天。
第三个原因：是我经过深度的“反身凝视”发现的，就是我认同的“民间知识分子”位置被主流作家占领，众多边缘作家的身份和声音被主流作家“盗用”，引发了我的侵凌性。
本书第四章的“镜像、自恋与侵凌”一节，详细分析了侵凌性产生的精神背景。在拉康看来，侵凌性不仅采用物理性的暴力，还通过语言的形式表现。甚至是一个眼神，也能表达侵凌性，如父亲对儿子狠狠瞪一眼。齐泽克也认为，语言本身就包含暴力。在中国互联网上，充满着各种语言暴力。
当然，主流话语时刻对成长中的主体施行软暴力。对我个人而言，“文革”中的血统论对自己就施行了强大的暴力，致使我的精神创伤终生不愈。
佛洛依德在迫害妄想狂的病例中发现，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往往是同性恋——同性恋是文明社会不允许的；为了抵制强烈的同性恋倾向，患者采取迫害妄想狂作为护身符；而同性恋的倾向一但受拒绝，便非常容易折回自身形成自恋。
同性恋也可以理解为“同类恋”，就是热爱与自己同一种类型的人，热爱有共同理想的人。伍勇热爱军人形象，因为在部队遭受打击，当了逃兵，他将自己对军人形象的热爱转变成对军人形象的迫害，这就是他袭击哨兵的原因。
那么，我为什么在“精神的背景”讨论中表现出侵凌性呢？
因为我与参与“人文精神大讨论”和“精神的背景”论战的知识分子，本质上是同一类人，或者说，他们是我渴望成为而又不可能成为的人。比如，我渴望自己可以不为稻粮谋，能够自由写作和出版，而生活却不允许。我热爱读书，喜欢研究和演讲，最适合在学院工作，命运却让我在商海挣扎。
恋爱时我问钟洁玲：你人生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她说：我的理想是周游世界。她问我：你人生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我回答：不愁吃喝，在一间巨大的图书馆中研究和写作。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中写作《资本论》的状态是我当年的理想境界。命运让一个想周游世界的美女和一个想读万卷书的呆子结婚了。
(未完待续)

（摘自钟健夫书稿《真正人生从五十开始：我的人文症候与禅修》）

若按拉康的理论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那么，主流作家和学院教授的身份是我的“自我理想”。我的“自我理想”不但无法实现，还遭“理想中人”的持续批判，侵凌性很自然会发生。
当然，如果我不关注中国人文学术动态，不看人文书籍，不知道“人文精神大讨论”， “理想中人”的言论伤不了我。可是从1992年下海至今，20多年来，我始终关注中国的人文学术动态，从不间断学习人文知识。我下海之后学到的人文知识不亚于下海之前学到的——不能证明市场经济中有更多的人文精神，只能证明我身在商海心在他处。
因此，当岸上的知识分子说下海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时，我完全可以理解为这是对我的批评，因为我已经下海了——尽管没有一个人文学者针对我说。我在中国人文学界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存在，即便在“精神的背景”讨论中，纸媒也不认为我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但是，正如拉康所言，真理来自误认。在商海中谋生并且喜欢阅读人文书刊的我，深信“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批评的，就是我这样的人。
我失落了人文精神吗？不！相反，正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人文精神，我才下海赚钱自费出版了《返祖》。《返祖》出版时正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火热之际，我有话要说，却没有任何发言的机会。终于等到网络时代，“精神的背景”讨论引发了我的症状，我有了发言机会，于是顺势而发，结果仍然被主流纸媒忽略。
我为什么如此在意：有或没有“人文精神”？
因为别人说我没有“人文精神”，等于说我是一个“坏人”。小时候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我不断被纠缠于“好人”还是“坏人”上，这是我毕生的症候。如果我的出身是“工商业兼地主”，我就是一个“坏人”；如果我出身是“自由职业者”，我就是一个“好人”。今天如果说我没有“人文精神”，与说我是一个“坏人”无异。
《精神的背景》一文中对社会出现的道德败坏现象归咎于商品经济，而我正好又是一个在商业经济中谋生的人，语言的“能指”变成一个具体的“所指”——我很自然变成了“道德败坏”的人。我必须为自己和赖以谋生的商品经济辩护，说明自己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商品经济自古便有。如果中国历史上有伟大的人文精神，那么，这种人文精神肯定离不开商品经济。相反，计划经济才导致人文精神失落，看看十年“文革”就知道了。
中国历史至少上下五千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说明有七千年。商品经济从公元前1600年商朝起，至今也有3613年。计划经济只是在1949年之后才出现的，到改革开放的1979年，只有短短的30年。这30年的计划经济放在3613年的文明中，几乎不值一提。那么，中华文明是商品经济创造的还是计划经济创造的？当然是商品经济！
精神分析理论告诉我们，侵凌性的出现与主体的理想位置被他人占据有关。伍勇的理想位置是在部队当兵，做一个最可爱的人。但是他只能做一个逃兵，导致他对现役军人又爱又恨，因为别人占据了他自己本该占据的位置。伍勇因此袭击哨兵。
那么，我的理想位置被谁占领？
朱学勤先生曾经发表过影响巨大的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读后十分认同，并且认定自己就是新时期“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纸媒在报道“精神的背景”网络讨论中，我就是一个“失踪者”。孤独无援，正是我的思想处境。我在关天茶舍的个人标记是“孤独的思想者”，意指自己是《一千万孤独的灵魂》中的一个。
我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民间知识分子”，我发出的声音是“边缘的声音”。
但是，我在“精神的背景”网络对话期间，发现山东作协 、万松浦书院的管理者张炜先生编辑了不少知名作家、文化名人在万松浦书院的讲话，以《边缘的声音》为名公开出版。这些人不是专业作家、作协领导，就是媒体主编或文化名人，他们在中国文坛和人文媒体上长期拥有话语权，他们的声音是主流的声音，中心的声音，怎么会是边缘的声音呢？可见，在今日文坛和人文媒体，边缘的声音已经被话语垄断者盗用。
据了解，中国各省作家协会是正厅级单位，作协 相当于正厅级的公务员。现在公务员报考热潮已经成了中国特色的“人才景观”。公务员的社会福利远高于我们这些普通百姓。虽然公众强烈要求尽快结束社保、医保 “双轨制”，有关方面也认为“并轨”是一种发展方向，但却迟迟没有时间表。
我不明白：作为山东省作协 的张炜先生，为什么一直以边缘自居？也不理解：《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教授，为何认同和推广张炜先生的边缘身份？
张炜先生已经发表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并荣获众多奖项。他可以用多国语言出版自己的作品，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写作，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出版，可以按自己的意志组织作品研讨会。主流媒体也非常愿意推广他的作品和思想，《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先生组织的“精神的背景”讨论就是典型一例。这样一位中国文坛的主流人物，怎么能以边缘自居呢？
相反，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手中的笔——电脑上的键盘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和兴趣写作，即便按自己的意志和兴趣写完的书稿也无法出版。为了生计，我只能强行压制自己的创作冲动，以服务他人为人生目标，为他人书写而存活于世。我只是一个不能按自己意志劳动的存在。被命运N次残酷阉割之后，我的声音只能发表在互联网上。岁月无情地吞噬我的健康，每天我都在渴望在人生最后的岁月，能够自由书写自己的意志，能在主流纸媒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要告诉世人我的真实存在。
难道真正的边缘作家不就是我这种人吗？
不错，市场经济是当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必须在市场上打拼。大部分中文系的毕业生和艺术院校的毕业生，都没有机会分配到国家单位，也不能在大专院校工作，更不可能当专业作家和公务员，最后都跟我一样，只能生活在市场上。我们不是打工一族，就是小微企业的经营者，每日为别人服务，为别人劳动而生存。
因为我们生活在商品经济中，所以就丧失了“人文精神”？因为我们为他人服务，所以“道德沦陷”吗？
而体制内的中国作家，是领着国家发的工资奖金，享受着低价住房，享受着公务员一样的社会福利，衣食无忧地按自己的意志和兴趣写作出版。这或许就是张炜先生等一批主流作家的生存状态。不过，写作体制内的作家能否按自己的意志和兴趣写作出版，是另一个同样值得讨论的问题。
总之，我强烈地感受自己的“边缘作家”的位置被别人占领，我的发言非常理性。相反，我持续遭受拥护“精神的背景”的网友——三友先生的谩骂和攻击。
三友先生创作了三言记事诗《剿獾记》 ，发表在张炜先生管理的万松浦书院论坛上，全诗分为十个部分：一，盼獾；二，南獾；三，计策；四，入园；五，禁打；六，阵法；七，野物；八，放箭；九，好皮；十，制裘。诗中说我是一只南方来的獾，被引入园（万松浦论坛）如何遭到痛击，被猎杀后又被剥皮，制成裘衣。我要感谢三友先生，感谢《剿獾记》，因为他的存在和立场可以让后人更真实地了解我的遭遇，证明我在恶劣的语言环境中是如何坚持理性发言的。
（摘自钟健夫书稿《真正人生从五十开始：我的人文症候与禅修》）

剿獾记



一，盼獾


天奇寒
穿不暖
无皮裘
想猎獾
只可惜
野物眠
洞穴里
直打鼾
众人急
团团转
干焦心
怎么办


二，南獾


南有獾
皮毛软
夏不歇
冬不眠
五条腿
四只眼
身躯胖
尾巴短
皮质韧
爱叫唤
春扬花
冬下霰
那皮毛
毫不沾

三，计策


老古头
有手腕
寻野踪
去南边
看见了
大肚獾
一路引
过黄泛
丢块肉
声声唤
引近了
见花斑
好毛色
高声赞

四，入园

夸它头
夸它脸
还说它
会撒欢
步步诱
进大园
一入门
放铁帘
老古头
高处站
手卡腰
嘴叼烟
一双眉
都笑弯

五，禁打

如霹雳
一声喊
四下里
人声欢
抄家伙
举扁担
抓齿勾
舞铁锨
老古头
摆手连
不准许
伤毛斑
先让它
园里蹿

六，阵法

边抽烟
边备战
野物兴
喜涟涟
自以为
占了园
哪知道
箭在弦
树叶下
瞄再三
老古头
站前沿
布阵法
制高点


七，野物

十把弓
百只箭
园四角
层层站
大树后
扎营盘
那人叫
这人癫
东边指
西边看
野物惊
呼呼喘
后蹄蹬
尾巴蜷
露出了
一铜钱

八，放箭

老古头
一挥拳
群箭发
力气蛮
嗖嗖响
奔十环
箭箭中
那铜钱
野物倒
直喊怨
骂声急
咒凶园
瞪圆了
四只眼
只可惜
气息淹

九，好皮

大雪停
新阳艳
铜烟嘴
金光闪
降服了
南方獾
老古头
是好汉
计谋多
心眼全
那斑皮
无箭眼
花纹美
人人羡


十，制裘

铜钱处
下刀镰
五条腿
剥连环
去油脂
加硝碱
擦又洗
除腥膻
雪地里
沃一遍
做衣帽
御大寒
御呀么
御大寒


良药苦口 :异秉著奇篇。

老犟牛 :宝剑闪闪，灵光灿灿。

老刀客 ：稳，准，狠。直取命喉！

龙飞 （论坛版主）：确实奇异！

老笨笨猫（总版主） ：三言经典，三友绝唱！

赵夏擎 （论坛版主）：三友先生好才华。奇异的诗篇。

来源：http://bbs.tianya.cn/post-no01-140434-1.shtml

作者：芹圃画石 时间：2014-04-10 10:16:09
个人以为，脑缺和十三点是 没资格谈什么精神的。 脑容量太小，精神往哪儿依存。古怪 愤傻全是真的。
在陈底线、陈存盘那儿去讨论精神啥的，然后载体还是节操早丢光了的黑方周末，这个笑话真冷。

楼主这样的，还是继续去和韩二抱团或者挑战转基因风车什么的比较合适。
不让你制造的文字垃圾面世，从节约能源方面来说绝对正确。虽然市面上的垃圾已经够多了，能少一点污染是一点嘛，低碳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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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老兄评一下我在应邀到万松浦论坛发言的遭受，特别三友的诗，

说说谁脑容量太小？

作者：绝对不主流 来自：UC浏览器 时间：2014-04-13 10:42:27
楼主纠结于“名还没出呢，人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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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

我是在自己不喜欢的行业出了名，希望有机会更正一下。

人生就是无奈，你不能按自己意志书写和出版，只能按他人的意志和需要写作出版。

当然，张炜例外，他已经出版了1000万字，还可以说自己处在边缘，要发出边缘的声音。

作者：绝对不主流 来自：UC浏览器 时间：2014-04-13 17:20:38 　　回复第47楼(作者:@童天一 于 2014-04-13 16:34)
作者：绝对不主流 来自：UC浏览器 时间：2014-04-13 10:42:27
楼主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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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那你就是纠结于天涯网友还不知道“你出了名”，一遍遍贴重复内容，在不同版块贴相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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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完全错误。

此书三家出版社不能给书号自费出版，我的书从此不能出版了。

贴到网上，不只是给天涯网友看的。

此坛是书话，关于出版的内容最合适。

因为书稿的内容很多，最重要的关于暴力犯罪的逃兵伍勇的精神分析，《南方周末》整版报道，说伍勇误读了我20前一本被书商篡改出版的失败的书《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记》，此书原名《一千万孤独的灵魂》，凤凰卫视也有专题报道。

我有教人犯罪的嫌疑，我出了坏名，我必须公开解释。

当然，我也有责任分析伍勇为什么会精神变态，如何避免。

另外，山东作协 张炜先生自以为身处边缘，发表《精神的背景》文章，曾经引发重要讨论，他后来又出版《精神的背景》一书。

而我爱人钟洁玲，也帮张炜先生出版过一本已经出版过的书。

我想告诉世人，为什么我出版一本书这么艰难，而张炜可以出版1000万字的作品，还很愤怒。我要对他的愤怒进行精神分析。

王小波到死都没有看到自己的《时代三部曲》。这就是主流作家与非主流作家的不同处境。

也许有一天，我们都离开人世，我的帖子希望能保存下来，大家互为“精神的背景”，让后人看看，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1、一千万孤独的灵魂

任何出版艰难的作家都会留下深刻的精神创伤，毕生难忘。
《一千万孤独的灵魂》就给我烙下毕生难忘的创伤，令我不断强迫复，无法自控。这是我的第一部著作，原是花城出版社向我约稿，压稿多日无法出版。最后书稿被推荐到某出版社，编辑未经我同意，竟将书名擅自篡改为《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记》，删去严肃的内容，于1992年11月公开出版。当年我只是《南风窗》杂志的记者，不是精神病医生。
街边书报摊上，到处都有以我名义出版的《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记》，封面设计庸俗、恐怖、色情，原书名“一千万孤独的灵魂”变成封面上的一句广告语。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无法面对那些接受自己采访的专业医生，恨不得遁地而逃。
书出版了，出版社应给作者稿费吧？
错了！出版社不给我稿费，说此书是书商操作的，而书商又碰上车祸，死了。我无法相信是真的。几经交涉，我才收到一点点补尝，远抵不上我为此书付出的成本。
我心有不甘，请朋友帮忙，将《一千万孤独的灵魂》推荐给香港一家出版社，那是1993年。结果更加可怕：编辑未经我同意，竟将全书稿删去一半，改名为《性变态与精神病》出版。封面是一张受害女性惊恐万状的脸，一只鲜红的血手堵住她张开的嘴。香港本是亚洲最好的法治地区，怎么会出现这种公然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一打听，这家出版社的老板是内地过去的。我拒绝领取稿费，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讨回公道，但最终未能如愿，因为当年内地民众不能自由出入香港。
吸取教训，为了能按自己意志出版长篇小说《返祖》——一部典型地体现“爸爸去哪儿”后遗症的作品，我辞去《南风窗》编辑记者之职，下海打工赚钱，在作家出版社自费出版了《返祖》。为了甩掉晦气，我不仅抛弃了“健夫”这个倒霉的名字，还更换了爸爸给我的“钟”姓，依着《姓名与人生》一书的起名方法，采用“童天一”为笔名，期望万事大吉。
“童天一”这个笔名果然带来了好运。
1994年10月14日，作家出版社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召开《返祖》研讨会，小说受到众多行家的好评。研讨会结束，责任编辑杨德华先生将自费出版的钱退回给我，并说：“以后别提自费出版了。”好运还没有结束，诗人杨光治先生推荐《返祖》参与小说评奖，很快《返祖》荣获第九届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新人新作奖”。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杨光治，更要感谢已故的杨德华先生！
从此我再也不敢为自己写作。
我已经下海打工，要养家糊口，还要买房供房，我是中国无数房奴中的一个。《一千万孤独的灵魂》两次出版，没有经济收入，给我带来的只有耻辱。《返祖》虽退回自费款项，但我只拿到一大批样书，同样没有任何稿费收入。男人应有家庭责任，不能因为自己的爱好，无休止地写作。《返祖》获奖并得到众多行家的好评，成功地掩盖了《一千万孤独的灵魂》留下的创伤。从此我不敢进行文学创作。

2、被《南方周末》揭开历史创伤

20年来我仍有无数次创作冲动，但都被自己强行压制下去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一不小心成为知名CI与品牌专家，在全国各地讲学，我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媒体上，那个永远不敢凝视的创伤渐渐被遗忘了。之后，我又创立了波比文化创意网，进行手机动漫创作，扶持那些跟自己一样出版艰难的非主流作家……
万万没有想到，2009年12月24日，《南方周末》一篇文章揭开了我的历史创伤。这篇文章题为《枪袭哨兵者伍勇刑事档案》，几乎占了整版。文章说，逃兵伍勇所以枪袭哨兵，是因为初中时读了《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记》，书中介绍的疯子深深影响了他，他要扮演一位天才的疯子，想象着自己丧失人性，疯狂杀人……
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作家的社会责任。
我的书稿原为《一千万孤独的灵魂》，旨在向社会呼吁：各类精神病患者已有一千万人之多，他们中有个别人会制造暴力悲剧，我们应向这一千万孤独的灵魂伸出援手，给予关怀和温暖，避免社会悲剧。但出版时却被不良书商断章取义、肆意篡改，严重歪曲了我的原意。
我为什么会如此关注精神病患者？因为“爸爸去哪儿”是我毕生的症候。
我有一位兄长，文革时受到迫害，患上精神分裂症，永远无法治愈，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若从家庭原因找，兄长的发疯显然是“爸爸去哪儿”带来的。我们有两个母亲，我和疯兄长都是小母亲所生。疯兄长在娘胎里，爸爸就去了别处。解放前的买卖婚姻，使母亲对父亲没有感情，父亲也没有能力平衡好两个妻子的关系。母亲毕生都在照顾自己的疯儿子。最后10年，母亲几乎每天躺在床上，靠吸氧缓解病情，就是不愿离开人世，她深怕自己走了，疯儿子没人照管。如今母亲往生已近12年，我们请专人照顾疯哥哥，每天定时给他吃药，否则就可能发作。
逃兵伍勇已经被当作刑事犯判了死刑。临刑前他公开表示，为了弥补自己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他愿意将自己的身体捐献出来，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伍勇的突然出现，残酷地揭开了我那个隐藏了20多年的历史创伤。媒体的报导不啻在裸露的伤口撒上一把盐，让我苦痛难忍，不敢凝视。五十之后的人生，被无情地蒙上了阴影。伍勇走了，他的形象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成为不能解除的心魔。
伍勇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会枪袭哨兵？为什么袭击哨兵时要听邓丽君的歌曲？如果说他痛恨军人，为什么又穿着军装去打劫收费站……
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公开解答这些问题。我要告诉读者，伍勇是如何误读我的著作；我要劝说其它人，永远不要效仿伍勇；我要向社会强烈呼吁，要真正关怀那些孤独的灵魂。他们数量越来越多，据报导，光是重症精神病患者就1600万，有精神障碍症状（如抑郁、焦虑等）的成人超过1亿人。
为此，我要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伍勇的言行进行详尽的精神分析，说明为什么“爸爸去哪儿”造成他毕生的症候，是他所有变态行为的根源。
不过，一个充满创伤的主体，首先应进行自我救赎。我期望用精神分析理论阅读自己的症候，“反身凝视”个人的全部创伤史，进行自我疗伤和救治，将每一次失败解读为50之后真正人生的必要积累，寻找崭新的锚定点，重建自我理想，走向健康快乐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