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1)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子后羿，楚子(2)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3)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4)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鞶鉴有征，信(5)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引多而事寡；潘尼乘舆，义正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6)。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

【注释】

(2)楚子：楚庄王，春秋五霸之一。他训民的事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5)信：疑为“可”之误。

(3)范：模范，此处用为动词，指模仿、学习。

(4)崔：指崔骃、崔瑗父子。胡：指胡广。都是东汉时期的文学家。

【译文】

(6)衷：中，恰到好处。

箴，就是针的意思，用它来针砭过失、防止后患，用治防疾病的石针来作比喻。这种文体的兴起，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夏、商两代的箴文还保存着少数残句。周的大史辛甲，他的百官箴散失了，只存有《虞人之箴》一篇，文体格式和针砭意义已经完备了。到了春秋时代，这种文体衰微下去，但仍没有断绝。所以魏绛还用《虞人之箴》里的后羿失国的事来讽劝晋君，楚庄王还用“民生在勤”的话来教训民众。战国以来，各国都抛弃先王的德政，力求有功；铭文取代箴文而兴起，箴文便枯萎断绝了。直到西汉末年的扬雄稽考古代文章，才开始模仿《虞人之箴》，作了卿尹、州牧等二十五篇箴文。到东汉的崔驷、崔瑗和胡广又加以补充，连同扬雄的箴文一起，总称做《百官箴》。这些箴文，根据各种官位，指出他们所应警戒的事情，像镜子一样可以借鉴。确实是追求上古的好风气，在仰慕辛甲的做法了。至于东汉末年潘勖的《符节箴》，扼要而失之于肤浅；东晋温峤的《侍臣箴》，广博而失之于烦琐；西晋王济的《国子箴》，文多事少；西晋潘尼的《乘舆箴》，义理正确但文体芜杂。所有这些继续的创作，少有能够写得恰到好处的；至于东汉末王朗的《杂箴》，把头巾、鞋子也写进去，虽然能得到它的警戒谨慎起来，但是写的方法却不恰当。虽然《杂箴》文辞简约，意义扼要，效仿了周武王的铭文，但其内容里谈到“水火井灶”一类的箴文，文辞繁杂，把写箴文的目的意义搞偏了。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1)，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异(2)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

【原文】

【注释】

【原文】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1)，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异(2)用，罕施后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

【注释】

1)核：核实。辨：明。

【译文】

(2)异：应作“寡”。

箴是官用来诵读讽谏君主的，铭是题刻在器物上的，它们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引起警戒这点上是一样的。箴完全是用来制止过失的，故文辞依靠准确切实；铭兼有褒扬和赞颂的作用，故文体以弘大温润为贵。无论写作铭和箴，引用事例一定要核实而辨明，作文一定要简练而深刻，这是大的方面的要求。然而因为说直话的风气已经丧失，在器物上刻写铭文记功的制度又久已沦亡，因此箴铭这两种文体很少用到了，也就很少施行于后代了。虽然如此，掌握文辞的作者，也应当斟酌吸取它们深远、宏大的特点。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