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个条约，关东军就再不敢起倾巢而出的想法，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把力气百分百地用到关内，黄河以北恐怕早就守不住了。
一个让人睡不着觉的隐忧算是暂时排除了。
另一个难题在签约后，也顺势得到缓解。
互不侵犯条约签定三天后，一支“欧洲实业考察团”前往莫斯科。
说是要到欧洲去考察实业的，可仗打成这样，还搞什么实业。
再看考察团的团长：杨杰。明白了吧，实业是幌子，遮人耳目用的，真实的目的是去洽购武器。
中国人没钱，这些武器都是要通过货款，用土特产偿还的方式从莫斯科购买的，前后共计2亿5千万美元。
可是武器不是支票，杨杰不可能自己拿着回家，得有一条路径。
这时候老蒋就看上了新疆。
如今的新疆，却不是他所能控制得了的。
当初左宗棠以老迈之躯，不惜把棺材板都带上，经年血战，才使新疆得以收复。可是到民国建立，满清覆灭，情况就慢慢发生了变化，而到盛世才主疆时期则更是变本加厉。
这哥们靠政变起家，原先在新疆并不是最强的。不过，他很快就找到了一条致胜之道。
在盛世才嘴里，开始不断地迸出各种各样，甚至连他自己也不一定真懂的“马列”术语，而且一套又一套，之后他还带着老婆，以“马列信徒”的名义，专门去莫斯科“朝觐”了斯大林。
太功利了，但是很有用。
斯大林手一挥，大批苏联红军堂而皇之地开入新疆，直接帮他把其他所有强劲对手都给料理完了。
盛世才至此一匡新疆，力量、资本和靠山都有了。
张学良治下的东北，虽然实质上也是半独立的，但他打的是青天白日旗，说明形式上是服从中央的。
盛世才的前两任主政者，有时也打打擦边球，然而他们即便不认神也要认庙，不敢完全不卖中央政府的帐，平日该烧香得烧香，该磕头得磕头。
可是盛世才与他们都不一样，这位建立了一个四不像的新疆政府之后，就把旗子改成了“六星旗”。
明白着告诉你，我不服你。
实际上，盛世才治下的新疆就是他的独立王国，只是没有像过去的“阿古柏时代”那样公开对外这么宣称罢了。
对盛世才，当时的老蒋毫无办法，除了天高皇帝远外，还因为由于过去中苏战争的教训，知道不能跟盛世才背后的苏联老大轻易翻脸。特别是到了现在这种敏感时候，那就更不能擅动了。
从莫斯科运武器到抗战前线，必然要经过新疆，但盛世才肯让路吗，要知道，这时候蒋与盛的关系，可不是以前的元首跟“新疆督办”，说白了，几乎就是国与国的关系。
幸好，盛世才名声虽然一直很糟，但关键时候，还是识得一点大体的。
当杨杰奉老蒋之命，首先跟他说清楚，我们不是来动你新疆主意的，而是为了抗日需要，想在你这里借条道。
这话讲清楚后，盛世才就放心了。他彼时真正的幕后老板是苏联，老板默许他开闸放行，自无不应之理。
而且盛某也确实有点自己的小心结。他不是新疆本地人，是东北人，东北沦亡，一样感同身受。
他当即提出一个口号：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前线！
（939）

由于盛世才的拍板，全新疆都被动员起来，建立起一条长达3600里的运输线，在美国参战之前，这是维系中国继续抗战的最重要的一条国际生命补给线。
这条运输通道无疑充满着艰辛。
所有的军用物资都得来不易，特别是汽油，你如果用飞机汽车来运的话，那还不够路上消耗的呢。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主要靠骆驼和马车来拉，而当年它们都是以千头或千辆来计算的。
在这场举世罕有的陆空大转运过程中，“新疆王”盛世才可以说功不可没。据记载，他在那几年里，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晚上12点才能入睡，“吃饭也办公，会客也办公，凡有重要公事，不拘什么时候，都可拿来批阅”。
他忙什么呢，就忙交通，忙运输。
在新疆，盛世才就是皇帝，他的命令也无异等同于圣旨。
新疆不是深圳，那里的作息规律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但被这么一搞，差点人人都要变成超级工作狂了。原来多落后的一个地方，短时间内，直通公路、汽车接待站、航空站，该有的都有了。
从1937年9月开始，至1941年日苏签约之前，在八年抗战的前半段时间里，我们在军事外援上主要依靠苏联。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是当时我们能从国际上捞到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多珍贵，那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
上海战事更趋激烈。
8月18日，陆战队一个骑兵分队突然杀入已被我控制的虬江路防区阵地。
守卫阵地的是保安总团。他们不是野战正规部队，一时间被日军骑兵打得有些摸不着头脑。这帮孙子在马上乐得什么似的，竟然几进几出，视人如无物。
东洋马灵活啊，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正在百思无计，保安总团的一个中队长忽然看到虬江路上有一家木炭行，里面推着千余只炭篓子，现在打仗，木炭行里空无一人，篓子内自然也空空如也。
这中队长反应比较快，他马上有了主意。
你不是会几进几出吗，我让你进得来，出不去。
天黑的时候，日军骑兵分队又打着马摸过来了，迎面碰上的是一对“慌不择路”的中国兵，而且没打几枪就跑了。
早已尝到甜头的鬼子骑兵哪里肯舍，跟在后面猛追。
转过一个小巷后，感觉马脚踏进了什么东西，转眼间人仰马翻。
呵呵，此辈陷进我们早已设下的“炭篓阵”了。那千余只空篓子被拴住一起，堆在一处，真是想不踏进去都难。
这当口，两旁二楼上埋伏好的四挺机枪嘎嘎地叫了起来。
想做反击先锋的骑兵分队，除了四个被俘外，其余都翘了辫子。
就在这天晚上，陆战队盘踞的一座七层大楼被中国一支秘密部队给轰掉了。
特大新闻。
（940）

实施者为抛射炮化学兵联队。
在化学战方面，使用得最肆无忌惮的是日本人。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再到长城抗战，几乎无处不见日军的化学武器，后来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731细菌战。
不过，小日本放毒气也就只敢对着中国人，当他们面前站着的是美英苏老外时，连手指头都不敢动一下，因为后者在化学战方面的能力更为了得，你放我也放，日军吃亏，所以不敢放。
我们最好也能以牙还牙，散点毒气给他闻闻，可惜我们人没他们歹，搞不了那么伤天伦害天理的“科学研究”，同时受《日内瓦公约》的限制，也没法弄到毒气炮弹。
尽管如此，架子总还是要有。老蒋一声令下，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负责，着手在南京组建了化学兵总队，进行化学战训练，到淞沪会战爆发前，已培训出了三期学员。
张治中在上海组织攻坚战，叫得最凶的就是没有重武器。德国造的火炮不行，轰不塌陆战队的建筑工事，如之奈何。
供张治中差遣的全是德械师，给他的炮也都是当时国内顶尖装备了，这还不“重”，什么才能称得上“重”？
老蒋穷搜家底，把化学兵总队的那些炮翻了出来。
化学兵总队的炮叫李文斯抛射炮。
这种炮本来是用于投射毒气弹的，我们搞不来毒气弹，只能派另外一个用场——放黄磷燃烧弹或者高爆弹，后者可以通过进口得来。
恰恰好对了上海攻坚战的路子，那里紧缺喷火器。
其实一开始，李文斯抛射炮就相当于喷火器。
那还是一战的时候，喷火器刚刚开始使用，一个个巨笨无比，射程又极短，等士兵呼哧呼哧把大油罐搬到前线战壕，没打死敌人，自己就先给累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叫李文斯的老外便造了这种炮，不用油罐，用油筒，靠炮把油筒抛射出去。
这一下就解决了全部问题，虽说弹着点没有一般火炮准确，但它的覆盖面大，一爆开来，到处都是燃烧着的火苗，效果肯定比一般喷火器要好。
到淞沪会战爆发时，何应钦已经紧急编组了一支抛射炮化学兵联队备用。整个联队共有12门李文斯抛射炮，官兵300余人，均由化学兵总队中抽调出来的一、二期学员和第三期准尉见习官组成。
8月18日晚上，化学兵联队奉旨到达上海。
预定目标就是那座七层的高楼，两小时完成攻击准备。
李文斯抛射炮长相奇特，跟普通炮有所不同，它没有炮架，只有一个圆形底座，开炮时大半个身子埋在工事里，然后用电线将各门炮连在一起，要放了，按一下电纽即可进行，看上去还是蛮现代化的。
随着指挥部电话命令下达，第一下按钮，没打中，这是预料中的，因为还要修正距离和方位。
第二下，炮弹直入高楼第四层。
顿时日军阵地浓烟滚滚，黄磷燃烧弹和高爆弹制造出来的电光效果真是不同凡响。刚刚还用枪炮还击的陆战队员终于懂得了厉害，逃命成了大事。
联队初战告捷，大为振奋，紧跟着又是连续三次齐射。
高楼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下来。
第二天，上海各家报纸均头版头条报道了这则消息，谓“敌方阵地上陈尸狼籍”云云。
高楼都能给轰倒了，这让张治中大为振奋。
接下来，他开始解一道题，即怎样把扩充后的上海陆战队赶到黄浦江里去。
（941）

此前的算法都碰到了障碍，两次总攻，包括德国顾问给制定的“铁拳计划”均功亏一篑，怎么办。
到底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他发现，自己还能找到第三种算法。
你看，第一次总攻，用是的一线平推法，第二次总攻，用的是重点突破法。
都失败了。
这时候何不试试一切两半法。
虹口和杨树浦，我要从中间划过去，一切两半。
8月19日，张治中将指挥部移至王敬久87师司令部驻地。
这时候他手中可用之兵更多了，夏楚中第98师和宋希濂第36师已先后到达上海。
论战斗力，这两支部队均为中央军精锐，战斗力都不俗。其中，夏楚中师属于陈诚的“土木系”，宋希濂师则是从以前的87、88两师中分离出来，因为“西安事变”才调到了西安。
随着张治中一声令下，第三次总攻开始。
这次一马当先的是王敬久师。该师在上海北郊驻扎的一个团刚刚又因钟松师接换原防，从而得以抽身而出。
得到自由之身后，这个团马上由北向南，猛攻杨树浦阵地。
继化学兵之后，装甲兵也随队作战。
自“一二八”淞沪会战以来，都只看到日本人的坦克，从没见过我们的坦克长啥样，这可真够新鲜的。
在当年的长城抗战中，身为第17军军长的徐庭瑶被日军坦克剌激得不行。战后不久，他即上书老蒋，建议组建自己的机械化部队。
经老蒋批复，由徐庭瑶负责组建了装甲兵团，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支也是唯一一支装甲部队，徐庭瑶由此被称为“中国装甲兵之父”。
敌人有的武器，我们也得有。装甲兵团司令官杜聿明专门调来了两个战车连，步兵前面终于有坦克可以开道了。
坦克在前面确实不一样，大模大样，摧枯拉朽，还有铁甲给罩着，这让步兵们大开眼界。
行了，让这些铁家伙冲在前面吧，还可以帮我们挡挡子弹。
坏了。
即便是王敬久师这样的“德械师”，也没有经过步车协同的训练，他们并不知道坦克也需要保护。
战车连的东东均为英国维克斯坦克，挡子弹还凑合，重磅炮弹它能挡得住吗？
果然没一会就有坦克被鬼子的炮火给搞掉了，只得停步不前。
不过，当天战绩最佳的仍然是王敬久师。
除了战车连助阵，大长声势外，还缘于一个上海居民的报信，后者给进攻部队指了一条路，那里没有日军守备，可以直接进入日租界。
至下午5点，王敬久师已攻入杨树浦区，并占领了许多街道，其左翼最前沿部队更直抵公大纱厂门口。
王敬久闻言大喜，据他的一位幕僚记述，当是时，上下情绪乐观，师长、参谋长都曾坐在草坪上围坐庆贺。
张治中也很高兴，不住地夸奖自己的学生能干。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两点，但公大纱厂还是没能攻得进去，攻坚部队疲惫已极。
王敬久便向老师请求，能不能让我们歇一歇，明晚再打——淞沪会战期间，基本上是我们晚上攻，日军白天打，交替作业。
张治中同意了。
这让他大为后悔，因为白天一到，日军以飞机大炮为支撑，立刻卷土重来，不仅公大纱厂拿不下，连原来到手的很多街道也一块丢了。
不甘心。
8月20日，张治中趁着月色赶到前线，督导各部发动第四次总攻。
孙同学、王同学之后，宋同学（宋希濂）上场了。
（942）

当年在“一二八”会战中，宋希濂因强渡蕴藻浜而一战成名，风头甚至盖过了同期的孙元良和王敬久。
宋希濂打仗的特点似乎是，要么不出战，出战即有亮点。
在第四次总攻中，他又打出了一个令人惊艳的亮点，这就是汇山码头之战。这一仗按照宋希濂自己的评价，是他在淞沪会战中打得“最精彩、最激烈、功绩卓著”的一仗。
半夜12点，宋希濂挥兵出击。他没有指到哪儿打哪儿，目标方向就是一个：汇山码头。
汇山码头就在黄浦江边，王敬久师的突击队也曾经打到过那儿，但毕竟还是突击队，不是成编制部队，而且这时候经过增兵，日军的防守也明显加强，从宋希濂师出发的路口，到汇山码头，已是层层设防，称得上是关卡重重。
宋希濂要做的，就是过五关斩六将。
当然，作为一师之长，他还用不着亲自去演关公，争演这一角色的是麾下三个团。
往汇山码头去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
中国战车在第三次总攻击中发挥了作用，这次又被搬了出来。
主攻团以战车第一连为前导，一路闯关，连破日军数道封锁线。
日军意识到对手是靠什么排除障碍的。他们随即变换招数，以密集火力封住步兵的前进路线，这样一来，坦克就与步兵被分隔开了。
一旦失去步兵保护，坦克马上就面临险境。
不久均被击毁。
失去了坦克的支援，进攻变得更加艰难。
日军从周围高楼上进行俯射，并动用自己的坦克和步兵进行反冲锋。
一个团伤亡惨重，负责指挥的旅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无法前进。
另一个团则战死了一名营长，正面攻也攻不下来。
后来他们想了个办法，准备采用迂回的办法，从边上的小巷绕过去，但这个意图被对手发现了，反被日军封住巷口，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两个团不能再战，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主攻团。
关公只能是他，也必定是他：216团团长胡家骥（黄埔5期）。
胡家骥出身于工兵科，跟长城抗战时的黄光华学的是一个专业。这个专业很重要，却也很冷门，没点自己的套路，都很难出人头地。
胡家骥的套路就是拼命。
所谓黄埔精神，说到底就是拼命精神，所以刚毕业的黄埔生在战场上的淘汰率非常之高，因为都需要拿着枪冲锋，但等当到连以上干部时就要好得多了，再到团长乃至像关麟征、黄梅兴这样师旅级别的，不管多猛，也只是在情况特别危急时，才需要随队冲杀。
胡家骥已经是团长了，可他没有哪一仗肯老老实实地呆在后面指挥，总要拿杆枪冲在最前面。
宋希濂见了面就训，你这样怎么行，一打仗，你第一个升天了，以后部队靠谁指挥？
胡家骥态度很老实，我错了，下次改。
下次照旧。
让人奇怪的是，这个“拼命三郎”每次都不死，照样活蹦乱跳。
他也在唐山路上被卡住了。四五层高的楼顶上，日军朝着下面打。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胡家骥火了，死就死，你们跟着我冲。
也不绕什么巷子，一个屋一个屋打，打到你这个屋里没有人了，没办法居高临下朝我开枪。
唐山路过了。
胡团长没有死，仍旧冲在最前面。但是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战死，一个中了两弹，却还在继续跑。
能不跑吗，他那团长，人家已经中五弹了！
（943）

作者：江__山　回复日期：2010-12-17　08: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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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江山兄及其他兄弟在这方面给在下的点拨，包括日名及“晋”不应在战国出现等问题，有的是当时没认真推敲，有的是即兴而作忽略了，确实该打屁股。老关虽然在天涯发帖，并赖众兄厚爱，却并不表明比大家真的多懂多少，如果书上或网上有吹嘘之处，所谓“砖家”“狂人”云云，尽是扯蛋，这些跟封面一样，大多是出版社宣传的需要，其实本人也并不喜欢这些，甚至对被拉去拍视频都怕，今后也决不去。我喜欢的就是一个人看书写书，平时对浮生六记等笔记好文爱不释手，如此而已。
老关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人，每每看到有评价这段写得好，也会乐得睡不着觉的那种，可是看到有捉BUG或批评的，也会认真反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欢迎大家帮我捉出大大小小的BUG，一个我后期我修改，一个本人亦长见识，对此不一一鸣谢了。

中了五弹，却不是要害位置，不冲何待。
于是又连过两关，直杀到汇山码头。
防守码头的日军见过不要命的，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就看着一个血人带着一群似乎刚刚从地狱中解放出来的人冲杀过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精神上再也支撑不住，只得一窝蜂逃向外滩白渡桥。桥南是别人家的地盘，虽然也是租界，却不是日租界，英军马上端着枪上来了：yes or no？
Yes，好，缴枪投降吧。
前面没鬼子了，但有铁栅门，而且十分坚固，打不开。
胡家骥一看，这好办，爬过去嘛，看我的。
他一个翻身嗖地爬了过去，那样子，根本就没人会想到他身上已经留了五颗子弹。
团长作了榜样，其他官兵也就如法炮制。
但是进去了以后没用，因为你守不住，侧面日军只要几炮打过来，就会给你造成伤亡。
不能白白送命，于是胡家骥搞完打砸抢之后，又带人撤了回来。
回来之后就由不得他了，都中五弹了，拉下火线，治疗。
往汇山码头的道路扫过了一遍，可这不是说你扫过之后，就能完全站得住脚，晚上是你的天下，白天是人家的天下。
白天，日军又来“收复”了。
晚上，我们在战车连的掩护下，再一攻到底，又打到了码头那里。这一路上，坦克损失很大，鬼子都把它作为首要目标，所有重武器都往上面撂，那能好受吗。
大家都如此“关心”这条路，缘于这里已经变成了分割线。
张治中一切两半法的设想终于得以初步实现，虹口和杨树浦之敌至此再也不能相互援助，原有的一字长蛇阵已经变成了东一块，西一块，并不得不逐步收缩到各自的孤立据点里去。
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前景很明朗：要么把路重新打通和控制，以等待援军到来，要么坐困愁城，束手待毙。
所以他们也发疯了。
双方在这条“死亡分割线”上反复争夺，抵死相拼。
宋希濂的一位熊姓参谋记述，他当时曾到位于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作战阵地巡视。这里的阵地是防守时的最突击部分，最易受到日军攻击，当然也最难守。
那天，他巡视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发现日军以3辆坦克为掩护，成品字形向阵地扑来。
对手轰我们的坦克，我们当然也能轰它们的，问题是当时战壕里的战防炮刚好坏了，已经搬到后方去修理。
见到这一情形，这位久经沙场的熊参谋也觉得大事不好，阵地恐怕防不住了，嘴里不由脱口而出：糟了，糟了。
这时，他看到一个大高个子老兵站了起来。
老兵对身边的另外两个士兵说，你们把手榴弹捆在我的腰上。
所有的手榴弹，都用绑腿牢牢地捆在了腰间。
老兵爬出战壕，越过铁丝网，向正隆隆开来的坦克滚过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冲在最前面的坦克瘫倒在那里，一动不能动了。
后面的坦克和日军被吓得调头就跑。
熊参谋亲眼看到这一幕，十分感动，连忙问士兵们，刚才舍身炸坦克的是谁。
士兵们回答：那是我们的副班长！
（944）

面对着中国军队入夜之后翻来覆去的折腾，陆战队惊恐万分，到实在挡不住时，被迫纵火为障，有的街道上的大火一烧就是三天三夜。
更有甚者，自从驻守汇山码头的日军开了向白渡桥逃命的先例后，大家争相效仿，前后竟有三批人这么做，向租界英军投降的陆战队员有四五百人之多，被缴械后统统关在了外滩公园。
淞沪会战开战以来，我们以三个德械师为主，反复包夹，打到日军最后能龟缩的据点就剩下了两，一个是北四川路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另一个就是杨树浦的公大纱厂——除了这两个地方，陆战队在上海再无存身之处。
从8月13日到23日，史称十日围攻。这是淞沪会战以来主动进攻的最高潮。
然而此时，转折点终于出现了，攻即将转换为守。
陆军的增援部队“上海派遣军”登陆上海。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大将（陆大18期）。松井是个老鬼子，不过两年前已被编入预备役，此前更退出了军界。
尽管如此，在考虑指挥官人选时，杉山元仍一眼相中了松井。无它，缘于后者既有“中国通”之称，又有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资历，指挥对华作战比较放得开手脚。
松井有两个选择，一是从黄埔江岸上去，加入市区作战，那样可以直接解陆战队之围，另一个是从郊区登陆，进行迂回大包围。
“一二八”会战，白川选择了后者，松井萧规曹随，如法炮制。
8月23日凌晨，天还没亮，上海派遣军所属善通寺第11师团率先在川沙口（又称小川沙）强行登陆。
面对绵长的江岸线，日军登陆简直随心所欲。
没有办法，中央海军只会玩沉船，电雷系倒是敢拼命，可是从沉船中钻出来发个鱼雷都要费尽周折，自然也难以从江面上对其进行阻击。
江防告急，电话打到了张治中那里。
张治中此时正在位于南翔的司令部，满脑子都是怎样在市区组织下一次总攻，上海派遣军的忽然出现，令他大吃一惊。
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现出来：日军要抄我的后路。
“一二八”教训就在眼前，当时白川派兵在七丫口上岸，一下子就把局面扳了过去。
颇有意味的是，当年负责登陆七丫口的就是善通寺师团，而川沙口距离七丫口并不远，二者都在浏河以东。
让人更加觉得神秘莫测的地方还在于，守卫七丫口的是教导总队一个连，现在驻守川沙口的，偏偏也是一个连！
难道跌跤要跌在同一个地方？
此时，张治中还不知道，上海派遣军的另一个师团——名古屋第3师团也正在吴淞以南寻求登陆。
现在他想到要堵缺口的只是川沙口。
赶快抽兵过去吧。
调动一兵一将也得打电话，可是一打电话才发现，竟然全都不通，连恰才打进电话来的江防司令部都断了联系。
原来日军刚刚对南翔外围进行了轰炸，电线都给炸断了。
（946）

张治中先派参谋们出去联络，等了一会，他自己也坐不住了，索性坐上汽车直奔位于江湾的王敬久87师师部。
连司令部周围的电线都被炸断了，自然表明日机早已牢牢盯死这里，所以他一出门就碰见了鬼，竟然有3到9架飞机不停地在上空进行轰炸扫射。
小汽车目标太明显，只得下来隐蔽。本想等日机离开再上车，不料这帮家伙还赖在上空不走了，就朝着你的汽车使劲。
没法坐车了，走路吧。
从南翔到江湾虽只有18里地，但靠这双光脚板，没个半天还真走不到。半路上，碰到了一个传令兵，这兵骑一脚踏车，看见张治中还觉得奇怪，他认识啊，赶紧下来敬礼。
怎么总司令车都不坐，改徒步了？
不是不想坐，是不能坐。
张治中灵机一动，脚踏车虽没汽车快，那也比光脚板强。
二话不说，骑着车就走。
5点半接到告急电话，8点半总算到了王敬久师部。
这才知道，原来名古屋师团在张华浜也登陆了。
直到此时，张治中仍不肯舍弃市区攻坚战，已经攻了十天了，也许再用几天就能把那两个大据点予以全部攻克。
因此堵漏的去堵漏，攻坚的还要照攻坚，他任命王敬久为淞沪前敌指挥官，原来市区的大部分部队仍坚守原阵地。
但是不管愿意不愿意，从这一刻起，舞台灯光将慢慢地移给另一位主角，他就是刚刚被老蒋任命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的陈诚。
张治中仍寄望于市区攻坚，陈诚却知道未来双方将决战于野。
北郊得失是关键中的关键，否则的话，即使攻下陆战队据点，后路也会被敌掐断，一切等于白搭。
此前，他的“土木系”战将彭善（黄埔1期）已奉张治中之命去川沙口增援，并到达了浏河以南的罗店。
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善通寺师团并不是呼拉拉一下子涌上来，而是一个梯队一个梯队登岸，光靠一个彭善，并不能一直顶住。
最好乘敌立足未稳，将他们统统赶到海里去。
升帐，颁下令牌，由李树森（黄埔1期）率67师出征。
罗店，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不传的小地方，从此将天下皆知，因为它将拥有一个新的称号，叫做：血肉磨坊。
李树森派出的主将是官居旅长的蔡炳炎（黄埔1期）。
到达时间为凌晨2点，夜色深沉，如虎伏地。
黎明才会迎来厮杀，得先建立主阵地，不过在这之前，千万得闭一只眼，睁一只眼，因为小鬼子有时也会跟你玩点小调皮。
果然，日军尖兵班来偷袭了。
蔡炳炎也是一身经百战之将，北伐开始就东征陈炯明了，如何能不省得，所以早就在阵地前沿设了伏兵。
这一网撒下去，捕住了好些条鱼，当然都已是死鱼，最重要的，是从“死鱼”身上搜出了一张日军的兵力部署图以及一份十万分之一地图。
看过之后，蔡炳炎发现日军也正在罗店东北的陆家宅建立阵地。
现在的时间是3点30 分。
蔡炳炎决定不再守，趁敌立足未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事不宜迟，即刻出击。
（947）

先头部队摸黑潜行，日军用一个尖兵班偷袭，蔡炳炎派出的则是一个团。
一个小时过后，先发团完全占领日军的前哨阵地。
蔡炳炎确信，善通寺师团将在陆家宅集结，他要一鼓作气，使其无法立足。
就在此时，战场风云突变，日军后续大部队赶到。
一时间，杀声震天。不久之后，先发团团长负伤，两营长一死一伤，参战部队官佐因冲锋在前，几全部伤亡，部队眼看着已无人能够掌握。
蔡炳炎并无丝毫慌张神色，一边指定代理官长，一边命令所部主力全部压上，他自己则将旅部向前推进几百米，直接在冲击部队的散兵线后面督战。
告诉本旅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进者生，后退者死。
战况进行到中午12点30分，双方已进入剌刀见红的肉搏阶段。不仅是普通士兵，从排长开始，连长、营长乃至团长，正职伤亡了，代职也伤亡了。
轮到了旅长。
蔡炳炎率领最后剩下的1个营和特务排向前冲去。
在距离日军阵地几百米之处，身先士卒的蔡旅长中弹倒地，他的胸脯被步枪子弹贯穿，弥留之际，喉中仍留二字：前进！
可是，仗打到这个地步，再想把鬼子赶到海里去已不现实了，现在重要的是不被人家赶出罗店。
如何守，陈诚来给子弟部队亲授机宜了。
官兵们反映，日军火力太猛，压得人头都抬不起来。陈诚还了解到，有的兵从未见过如此大仗，精神十分紧张，阵地前沿鬼子兵的影子还没看清楚，自家步枪里的子弹倒快放光了。
陈诚就说，你们注意到没有，鬼子轻重机枪的声音是“啪啪啪”，什么意思呢，就是考验你呢，问究竟“怕不怕”。
我们能服气吗，当然要干脆利落地回答他：不怕，不怕。
这用我们的枪来表达，就是两发点放，“不”——“怕”！
如此，小鬼子知道我们有胆气，他就不敢再往前拼命攻了。
要是你闭着眼睛乱射，那就是“拍拍拍拍”，完了，鬼子知道你嫩着呢，没有经验，等你子弹全放完了，人家就会上来招呼你了。
陈诚是一路舔着刀口上来的，中间仗就没断过，所以堪称老手，打仗很有实际经验，不过能把道理说得这么浅显有趣，也真服他了。
你还别说，偏偏当兵的都爱听这个，部队里有文化的不多，深奥一些的听不太明白，只有这个，一听就懂，而且马上就记住了。
这是教给一般士兵的，将官以上则得另授良谋。
白天，日军飞机大炮坦克一齐上，没法硬拼，那就先退出阵地，隐伏到棉花地或村庄里去。
飞机炸，由它，大炮轰，由它，反正一句话，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我们到了晚上再出气。
晚上，飞机找不到目标，大炮也轰不准，就只剩下了一个坦克。
对付坦克也有办法，那就是在公路上埋地雷，地雷不够，则把手榴弹捆扎起来代替，然后在路上设置障碍物。
坦克再牛，也怕地雷和集束手榴弹，即使避开二者，前面还有障碍物呢。
坦克一停，两侧伏兵剌刀上阵，与他贴身白刃肉搏。
（948）

上海北郊，稻田水塘纵横，尤其是下雨之后，路面一片泥泞，再给日军自己的炮弹一炸，触眼所及，全是泥巴路。
在这样的路面上打白刃战，日军其实并不占便宜。他们穿的是靴子，而我们穿的是草鞋，草鞋本来就是穿着风里来雨里去的，但靴子却不行，你别瞧公路上走起来“夸夸夸”，很神气的样子，一陷到烂泥里就完了蛋，拔都拔不出来。
等你快拔出来的时候，一抬头，明晃晃的剌刀可能已抵到胸口上了。
后来日军没办法，他们自己也不会打草鞋，就专捡我们战场上遗落的破鞋，然后套他脚上，以应付肉搏战这样的“不时之需”。
如此彼来我往，就形成了拉锯战，常常是：白天日军把阵地夺过去，晚上我们再夺回来，
小小罗店，被双方炒翻了锅。
两师轮番上阵，与善通寺师团缠斗，五昼夜过去，竟然难分伯仲。
但两师蒙受的伤亡也是令人惊骇的。除蔡炳炎以旅长之任战死当场外，又先后阵亡团长两员，团长以下军官折戟者更是难以胜数。
打到后来，连第67师师长李树森也负了重伤，难以在岗继续指挥。
堂堂师长可不是谁都能代的，这时候陈诚想到了自己的爱将——正在德国留学的黄维（黄埔1期）。
紧急电召，让黄维火线接任师长一职。
有人说，在处事为人方面，陈诚与老蒋最为相像，所以有“大小委员长”的说法，而在“土木系”中，黄维的性格又与陈诚最为接近，故被称为“陈诚的影子”。
黄维是小学老师出身，当了军人后也还是端着师长的架子，平时一板一眼，丁是丁，卯是卯，从不跟你开什么玩笑。
别人正经，可能是装的，黄维却不是装。他跟“土木系”的另一位后起名将胡琏正好相反，胡是不拘小节，荤的素的样样来，黄则俨然就是一位现代的道学先生。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打仗行。
显然，这样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不光陈诚喜欢，老蒋也同样爱不释手，不然也不会被选派去德国留学拿洋文凭了。
黄维被召回时，学业还没结束，而这时罗店之战却已进入了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
8月28日，在登岸部队基本全部到绪后，善通寺师团发动更大攻势，罗店主阵地再被突破。
临危受命的黄维接过兵符，迅速率部反击，阵地重被夺回，但还没在手里面晤热，转眼间又再度易手。
可是教过书的黄老师却偏不信邪，来了之后就好象用强力胶水沾在罗店了，反正死也不肯退出，主阵地暂时夺不过来，他就到外围去打。
经五昼夜不眠不休的厮杀，罗店已成尸山血海，“血肉磨坊”名至实归。
几乎就在黄维到达前线的同时，另一位“土木系”勇将夏楚中克复宝山。
（949）

夏楚中的98师刚到上海，张治中就将他的部队一分为二，一半给了孙元良，一半给了王敬久，夏楚中成了光杆司令。
夏楚中（黄埔1期）并非平庸之辈，与孙王都是一期的，如何受到了这种窝囊气。他便找到张治中说，你还是把我调到后方去吧，我一个光杆留在前方能派什么用场呢。
分拆后的98师确实也没搞出什么名堂，等到江防告急时，张治中便索性让夏楚中带着他的部队去增援宝山。
等夏楚中率部气喘吁吁地赶到宝山附近时，才知道宝山已经失守，他随即以宝山西面的月浦镇为中心，摆开阵势，与登陆的名古屋师团进行厮杀。
肚子里憋了一口恶气的夏楚中迎头便是三板斧，这三斧果然又猛又狠，不仅收复了宝山县城和狮子林炮台，还劈掉了一名联队长仓永辰治大佐（陆大34期），后者开了淞沪会战日军阵亡的高级别军官纪录。
仓永的第6联队是名古屋师团登陆的第一梯队。他们上岸后就很倒霉，一路遭到阻击，战至当天黄昏，才前进了不足4里路。后来倒是顺畅一些了，没想到夏楚中心里不顺，刚好拿他的项上人头为自己祭了旗。
夏楚中生猛，镇守吴淞的杨步飞却掉了链子。
8月31日，吴淞失守。
杨步飞（黄埔1期）曾给孙文老人家当过卫士，在黄埔军校时与徐向前是同班同学，以前打仗也并不孬，而他带的部队又是闽变后改编的19路军旧部，本来是强强联合，可是因为刚刚被张治中派上场，地形不熟，手感也很差，竟然一打就懵了，稀里糊涂便败下阵来。
杨步飞落得个撤职的下场，成为淞沪会战以来第一个因战败而受到处分的中方师长。
轻取吴淞的是鹰森孝第68联队，该联队随即向宝山袭来。
夏楚中将三板斧砍完，此时也已是精疲力竭，不得不且战且退，将主力移师月浦东侧阵地。
留守宝山的是作为师预备队的一个营，此后这个营英名传世。
营长的名字叫姚子青（黄埔6期）。
本来宝山和月浦是可以内外呼应，连成一线的，但不久以后，宝山左侧的狮子林炮台失守，日军可以从狮子林和吴淞夹攻宝山了。
9月5日，月浦以东阵地被攻陷，狮子林与吴淞全面贯通，宝山遂成孤城矣。
这天晚上，在联队长鹰森孝大佐的指挥下，第68联队将宝山县城围得有如铁桶一般。除了用舰炮和飞机猛烈轰炸以外，还向城内发射硫磺弹，全城沦为火海。
姚子青奋力抵抗，击退日军进攻十余次，使其始终无法突入城内。
但是由于日军用炮火封锁了外界通道，来此增援的胡宗南第1军和夏楚中自己派出的援军同样也进不来。
据说，在淞沪战场上，仅日舰炮就能以每小时300发炮弹的频率进行高密度轰击，而且自始至终毫无间隙，一些刚刚上阵的部队从未见到过如此强大的火力，队列当时就乱了，有的部队不得不动用斩马稷的办法才能勉强稳住军心。
显然，要想通过这样的火力网来增援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
最后，电话线也被炸飞了，与外界联系完全断绝。
到当天下午，一个营五百余人已不足百人，连长还剩一个，排长还剩3个。
日军用飞机投下劝降信，要求城内放弃抵抗。
战与降，生与死，作为营长的姚子青和他的官兵们面临着一场生死大考。
（950）

我看过姚子青的一张照片，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不像军人，倒像一位乡间的小学老师。
可就是这样书生模样的军人，内心却极其强悍。
现在是下定必死决心的时候了，与其偷生而死，不如慷慨赴死。在死字面前，我姚子青绝不后退半步。
我死了，连长接替指挥，连长死了，排长接替，排长死了，班长接替，班长死了，老兵接替。到时候不用请示报告，自动接替就行。
说完这些，姚子青拿起枪，带着麾下勇士上了城墙。
9月7日，日军以坦克从东门城墙缺口处破城而入。
为了攻破这座城，名古屋师团可谓把老本都折进去了。除了在宝山外围死了一个大佐联队长外，攻城时又折了一个中队长，甚至联队长鹰森孝大佐本人都受了伤。
可是事情还没完。
姚子青还活着，城内几十个兵还活着，他们继续打巷战。
上午10点，全数战死，殉城。
只有一名二等兵乘夜越城而出，他也成了宝山保卫战惟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
吴淞、宝山的相继失陷，对陈诚的布局影响很大。
高手对决，往往都是你来我往，见招拆招。
松井登陆后出手的第一招，其实是兵发浏河，以截对手退路。
孰料陈诚在浏河早有防备，刀锋一晃，剌得善通寺师团连眼睛都睁不开来。
双方身影分开，43联队长浅间义雄大佐已经身首异处，这下，善通寺师团总算是可以跟名古屋师团平起平坐了。
浏河不行，则取罗店。
但是罗店比浏河还坚挺，日军拿下一个中央阵地也只不过是面子上好看，事实上中国军队从未真正退出罗店。
那个留学归来的黄维硬是豁得出去。不知是不是在德国学到了一点铁血精神，据说打到最后，他的几个部下，不是死就是伤——还是重伤，而到实在无兵可派时，就索性只在师部留一个对外联络的发报员，其余的人，摇笔杆子的文书，烧饭的伙夫，全部集中起来，由黄维自己带着，握着枪呀呀地叫着冲上阵地。
淞沪会战结束，黄维所部已不足一团，人送黄老师绰号：“书呆子”，谓其爱认死理，绝不服输。他本人亦感慨系之，称淞沪战场“一寸山河一寸血”，每一寸土地的得失，皆鲜血换来。
黄维坐镇的罗店之所以被称为“血肉磨坊”，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双方一会你包我，一会我包你，有时你击我，有时我击你，谁都不能立马置对方于死地，却都在拼着命“磨”。
所谓一招定胜负，一掌扭乾坤，浏河罗店均找不到一点缝隙，松井得另想招了。
这招就叫“中央突破”战术，一刀砍在腰上，定让你鲜血狂涌，洒满长天。
腰，指的是宝山西面的月浦和杨行两镇，自宝山失陷后，名古屋师团已得以全力西进。
松井要断绝陈诚和张治中之间的联系，一分为二，再一口口吃掉。
本来陈诚从没放弃过夺回罗店主阵地，但因为吴淞、宝山落于敌手，又担心被松井“中央突破”，所以不得不收缩防守，也无法再对罗店发力。
月浦和杨行这个“腰”就此成为双方必夺之所，驻守之将仍为夏楚中。
（951）

作者：潜水驱逐舰　回复日期：2010-12-21　09:53:08

以当时繁华程度，市井有金罗店、银南翔、铜真如、铁大场之说。战火让金罗店砸个粉碎，而银南翔则保持青石街道、明清建筑基本完好。


作者：jtn022167　回复日期：2010-12-21　09:13:17

罗店是惨啊。我听19冶的朋友说起，05年他们在那里给宝钢二期做基建的时候，就经常从工地发现白骨。而且那里阴气很重，连一只老鼠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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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看到兄弟们这样聊天，我想大家也和我一样，会从中长到见识，哪怕是指出老关书帖中硬伤的，于大家亦是好事。互骂有什么好呢，伤别人也伤自己，一无所得啊。

夏楚中的第98师伤亡已近5千之众，阵亡将官2百余员，不得不进行补充，补上来的新兵马上又倒下去了，有的人受伤住院时，连自己原来所在部队番号都不知道。
这位不行了，换一位。
换上来的是周碞（保定3期），周碞的第6师刚从浙江调来，一上来就伤亡了3千，全师惨兮兮地仅剩下1600人，马上也不行了。
看来你们都没什么战斗力啊。
说这“大话”的，是接替夏周的胡宗南。
胡宗南（黄埔1期）在光环最亮的黄埔一期生中能处于领头羊地位，并被封为“天子第一门生”，是有些真才实料的，与后来人们对他的印象并不完全符合。
民国记者范长江以一部《中国的西北角》名世，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在书中对胡宗南有很高评价，而在这之前，胡氏实际已被作为黄埔名将而为当时人所熟知。
采访时节正逢西北的大冬天，范长江本以为这样一位名人，一定是锦衣大氅，风度翩翩地安坐于司令部。
未料这个司令部连民房都不是，只是座山里的破庙。胡宗南就住在破庙里，而那座小庙确实破得可以，凛冽的西北风不断从窗户刮进来。
一走进去，屋子里别说火炉，连热坑都没有。
身为中央军将领的胡宗南，身上还穿着单衣单裤，从脸到手，浑身都是冻出来的疮伤。
范长江眼里的这位师长，不喜谈论什么是人生之类空滔的话题，津津乐道的始终是他的部队。让范记者感到格外惊异的是，他竟然对自己的部下了如指掌，乃至“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都能如数家珍。
此情此景，令见多识广的记者都感到“有点茫然”了。
之后，范长江又深入军营，采访了很多士兵，发现胡宗南并非虚夸。即使在普通士兵眼里，他的形象也接近完美：爱兵如子，艰苦朴素，有时对自己的要求苛刻到近乎自虐。
在大西北时，胡宗南还只是第1师师长，但他的第1师那时就已名震大江南北。
中原大战，如狼似虎的西北军最怕的就是第1师，只要听到对面来的是第1师，便马上躲开这个硬茬，转而去捏其它软柿子。
在版权得不到应有保护的年月，这个著名商标很快就被冒用，连张治中和卫立煌在打仗时都嚷嚷自己是第1师的。西北军还挺纳闷，怎么这个第1师会无处不在，真是见了鬼了。以后便形成一个规律，第1师现身在哪里，哪里便会立即成为中央军作战的主战场，第1师也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师”。
到淞沪会战前，师又上升为军，“天下第一师”也变成了“天下第一军”，拥有4万之众。
但是胡宗南的第1军并非德械部队，装备也很一般，与张治中麾下的那三个德械师更不能相比，官兵使用的大多还是汉阳造或杂牌枪支。
所谓“第一”，说的是精神第一。
（952）

随着战场重心转向月浦和杨行，挡路的第一军也就成了松井打击的主要对象。
淞沪战场，最令人恐惧者为日军的炮弹。
如蝗虫一样，到处都是炮弹。
脚下的土地发热发烫，随便抓一把上来，都可以找到或大或小的弹头和弹片。据记载，在炮火最猛时，每秒钟就会有五六发炮弹在守军阵地上爆炸。
经过密集轰炸，第1军前面根本就没有成型的阵地工事可言，刚建起来就被炸，连修补都来不及。
最初，第1军还能不断发起反击，其主力精锐曾将部分日军封闭于屋内并以火焚烧。但到后来，由于伤亡越来越大，就只能像陈诚所教的那样，守多攻少，白天住在竹林村庄里，到晚上再出来打。
即便如此，第1军的伤亡仍然是惊人的，仅以主力第1师为例，旅长2个，伤了3个，团长4个，折了5个。
你可能会感到奇怪，怎么倒的人比实际职位还多呢，答案很简单：多出来的就是增补上来的，最后增补上来的人也挂了。
在固守一个星期之后，第1军营以下官兵伤亡率已高达百分之八十，连长除位置不固定的通信连长外，整个都换掉了，中间补充兵员更达四次之多，也就是胡宗南带来上海的老兵这时已所剩无几。
眼瞅着人马越来越少，胡宗南仍旧一声不吭，不向上级诉一句苦，只咬牙独自硬挺。
反而是顾祝同知道前线战况后，打电话通知胡宗南，让其换防。
胡宗南这才告诉对方，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去了。
我们这边打到连军长都差一点当小兵，日军那边其实也没力了。
登陆的两个张牙舞爪的老牌师团到此只能在炮火的掩护下，于白天发起一些小规模进袭，但是一到夜晚，守军又反击一拳，大家本到本，重新回到原点。
对于老蒋来说，能这个样子，已经不错了。
与南方相比，北方还要苦得多。
老蒋主力南向、“扩大沪战”的战略决策，对于战场形势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拟集中北方的中国陆空军力量都临时移到了上海，这使华北战场变得更为复杂艰难。
早在8月11日，也就是淞沪会战爆发的前两天，南口战役已经打响。
这个南口，指的是北平西北昌平的南口镇，端的是个险要所在。
“要”者，平绥铁路（北平至绥远）从此横贯而过，有道是“绥察之前门，平津之后门”，一脚跨过去，内蒙尽收眼底。
“险”者，此地为长城居庸关南侧要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当关者，汤恩伯（陆士18期）。
南口必守，老蒋早就看出来了。
那时候北平还未失陷，但铃木旅团已进军至北平东北顺义的高丽营，高丽营距离南口仅七十多里路。
铃木旅团的第一个目标首当其冲是北平，但假如拿下北平，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南口。
要提前将这个“口”给封住。
（953）

老蒋立刻在南京召见汤恩伯，让其尽快率已驻军绥远的13军开赴南口。
我知道日军实力强劲，但无论多难，你都必须坚守南口，少则十天（一说为八天），多则半月，以等待后续援军的到来。
汤恩伯回到驻地后，即刻让自己的参谋长吴绍周去张家口拜见刘汝明，因为南口在后者的管辖范围之内。
出乎意料的是，刘汝明得知13军想要接防南口，竟然一口予以回绝，理由就是他没有接到命令。
这个命令当然不是指南京政府或者老蒋的命令。
吴绍周急了，我们是来帮你打仗的呀，日军很快就要到南口了，大战迫在眉睫！
刘汝明仍然不慌不忙，说南口问题不大，前一阵倒的确有日军骑兵来骚扰过了，可是已被击退，现在并无大规模进攻迹象。
吴参谋长既郁闷又困惑，只得先找一家旅社住下再说。
晚上，另一个人找上门来了。
这位也是参谋长，是刘汝明的参谋长，姓杨。
此人对29军内幕以及刘汝明的思想活动非常清楚。
在“七七事变”后，按照29军军长宋哲元的原计划，他是打算启动“品”字阵型来与日军对垒的：赵登禹守北平，冯治安攻丰台，张自忠定天津，刘汝明出南口。
可是刘汝明自己却没有做好“出南口”的准备。
一个人在察省呆久了，不仅原先的悍勇之气渐失，而且也打起来了坐在家里“使谋弄政”的心思。
据“蒙古军副总司令”李守信回忆，当时关东军从沈阳拨给他的武器，都不是用汽车经承德直接运来张北的，而是用火车先拖到张家口，然后李守信再派日本人驾驶汽车去接运。
这样，刘汝明自己也得了便宜，本来运给李守信一万两千支枪，生生被他截留了两千支，三十门野炮，又给抽掉了八门。
所有这一切，都是刘汝明手下一个叫杜运宇的秘书操作的。这厮在刘汝明面前神神道道，鼓吹对日本人用“巧计”。
刘汝明很开心，白得了这么多好枪好炮，杜秘书，你太有才了。
他却不知道，这姓杜的对做汉奸早就心有所属，后来果然也真做了汉奸，人家这么做都是别有用心的。
想对日本人“用计”，结果却是他自己被麻痹住了，以为可以跟对方“和平共处”。
吴绍周在张家口观察到，虽然北平形势已极其紧张，这里却还是到处歌舞升平，没有一点战时的紧张气氛，甚至连起码的防空设备都没有。
让吴参谋长感到格外剌眼的是，街上来来去去，随处都可以看到日本人。
宋哲元所冀望的“出南口”，原来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刘汝明拒绝13军进驻南口的那一天，是7月25日，第二天北平就发生了他的弟弟刘汝珍经历的“广安门事件”。
从“广安门事件”开始，刘汝明始终坐而望之，没有任何出兵援救平津的实际举动。
这小子在想些什么呢。
（954）

其实还是私心做怪。
若论当年在老西北军中的资望，刘汝明也是“五虎将”之一，本来仅次于宋哲元，但他在中原大战后兵少将寡，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投靠宋哲元，奉宋为老大，这导致他在29军“聚义厅”的排名座次上，不仅不如张自忠、冯治安这些“后辈”，甚至还不如“后后辈”的赵登禹。
刘汝明就是再“呆”，时间长了，也不会没有一点想法，弟兄们聚一堆的时候就算了，现在分开来，独自一个人据守察哈尔，不由自主地就有了拥兵自保的念头。
说起来，当时的宋哲元也真是悲哀的很，四员大将，或者说四个兄弟，赵登禹今不如昔，张自忠心怀不逞，刘汝明又是这样一种昏昏噩噩的状态，真打起仗来，能依靠的仅冯治安一人而已。
原指望“品”字阵在危急时能如鹰展翅，临到头来，看来看去，却只有半只翅膀能飞，如此，平津安得不失。
直到南苑血战，北平危在旦夕，察省的刘汝明还是动都不动，宛如被人施了定身法，倒是他的弟弟表现要强得多，后者在陷于北平的不利局面下仍宁死不降，最后率一旅之师，拼死冲出重围，跑到张家口来投奔大哥了。
现在的刘汝珍就像是长城抗战时乃兄的影子，可叹时过境迁，彼时曾威震罗文峪的一代勇将竟不可辨识矣。
杨参谋长虽是刘汝明的参谋长，但他又是当初由陈诚安插进来的，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和第13军还算是“自己人”
他对刘汝明的做法自然也很是不满，然而作为外来户，其职位仅摆设而已，这才想到要夜访吴绍周交底。
13军应立即开来，不过眼下问题并非你我所能解决。
四目相对之下，两个参谋长都心领神会。
惟今之计，须用它术。
汤恩伯通过电报把情况原原本本地报给老蒋，老蒋批转冯玉祥处理。
这时的冯玉祥已重新出山，在“蒋委员长”下面就任副委员长。
在国民党内，老冯属于坚决主战派，这个电报当然让他很难接受，因为刘汝明说来说去，毕竟还是他的旧部。
当下大笔一挥：这小兔崽子，杀了算了（“如所报属实，请依法拿办”）。
老蒋要的其实就是一态度，杀头就算了。刘汝明有军队有地盘，也不属你老冯管了，岂是大吼一声就能人头落地的。
老蒋找到老冯商量，老冯果然有办法，他让鹿钟麟出面疏通。
关键时候，还是老关系比军令管用，冯玉祥和鹿钟麟都是刘汝明过去在老西北军里的“领导”，后者却不过这个面子，才不情不愿地同意13军由张家口过境，并至南口接防。
由于担心军中官兵因愤愤不平而引发祸端，同时又害怕过境或接防时再遇到其它阻挠，汤恩伯一路上都不得不小心谨慎，对着鹿钟麟和刘汝明陪尽笑脸，说尽好话，惟恐中途发生新的变故。
随同汤恩伯来南口采访的范长江描述了这位军长大人此时的心境——
汤恩伯对“所遭受之常人意料以外之打击”，尤觉痛心。当有人提及这些伤心事时，他就再不言语，总是含着眼泪，黯然神伤。
人不畏外在之强敌，而忌内在之困难。
范记者由此感慨：人不身临汤氏之境者，又安知其难言之痛哉。
（955）

当时平绥铁路正遭到频繁轰炸，日机早上炸，铁路只能下午或凌晨进行抢修，一修好后，立即抢运部队，但即使这样，每天最多也只能抢修一次，每次最多只能运一个团。
到8月4日，到达南口的仅为王仲廉第89师先头部队，包括师部、直属部队以及三个团，而刘汝明在南口，也跟其他二十九军将领在平津一样，并没有筑什么象样的国防工事，守军仅能“堆石为垒，聊做遮蔽而己。”
汤恩伯据守南口的日子即从这一天开始算起。七天之后，也就是8月11日，南口战役开始，铃木旅团主力沿平绥铁路向南口进发。
按照“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的本意，是要在华北取守势的，那时他的主要目标是保定。
不过当时的保定，是中央军大量集结之地，香月感到仅凭手下的一师三旅团，还没有能力一举拿下。
他要等。
等国内那三个师团，人全部到齐了，再南击保定不迟。
这时旁边忽然来了一喝了鸡血的。
少要担心，休要害怕，某来助你。
定睛一看，是关东军。
关东军说，反正新师团到来还有一段时间，闲着也是闲着，我们一道去打察哈尔吧。
如同过去搞冀察自治一样，在侵华问题上，“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虽然总的目标一致，但还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
“中国驻屯军”声言要为“满洲国”建立屏障，所以侧重点在华北，而关东军以对苏备战为务，它的重点则在内蒙。
如果完全据有包括察省和绥远在内的内蒙，关东军就可以直接越过外蒙，如此，一旦日苏战事爆发，苏联就会面临来自东北和绥察的两路夹击。
本来他们是想做无本生意，自己不花本钱，靠以华制华来达到目的。不料事与愿违，一个绥远抗战，把德王、李守信、王英等人打得一个个脸如死灰，从此再也不敢轻易往前冲了。
伪军不敢上，不等于内蒙就不要。以前是拿不到部队调令，现在好，方便之门已经大开，此时不击，更待何时。
这个时候，中苏还没有签约，关东军入关既有贼心，又有贼胆。
香月听说关东军肯帮忙，积极性也上来了。
南口那里一直攻不下来，看来光用小动作还真是不行。
即使新师团来到华北，不还得防着来自内蒙方向中国军队的侧击吗，倒不如从现在做起，先攻破南口，再与关东军合力拿下察省。
两个打手一拍即合。
在此之前，铃木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中将（陆大24期）已经派出小分队，对南口实施了先期侦察，甚至还试着攻击了一下。
当然没有攻得动。不过，铃木对此是不会介意的。按照平津战役，包括南苑之战的经验，他认为，只要主力上来，至多一天解决问题。
然而第13军的战力完全超乎想像，想一次性解决问题的铃木差点被对手给解决了。
（956）

照例，日军的立体打法差不多，就是在步兵未动之前，都要先发挥一下其“钢铁部队”的优势。
日军炮兵战术区分十分细致，山炮打第一线，野炮击第二线，重炮则轰第三线，反正哪一线你都不要心存侥幸。
王仲廉师的装备在第13军里面算是最好的，拥有山炮9门，不过也已经过时了，属于日本大正时期产品，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用了，因此以炮对炮，很难与之正面抗衡。
日军炮弹一来，我们不仅山炮自动关机，就连小炮也赶紧藏起了事。
小炮，那也不多呀，王仲廉师有小炮连，但所谓的小炮连，每个连只有两门小炮，一门配炮弹一百发，打完就算，多一发都没有。
你要是用小炮还击，打得着打不着对方且不说，咣咣两记被人家的山炮砸个稀巴烂才是大事。
所以连小炮连的连长自己都说，他每天趴在山头上就是听炮，而不敢回炮。
再往后去，迫击炮、重机关枪也时常哑声，怕遭炮弹。
在轰过炸完之后，日军步兵上来了。
铃木旅团属于关东军编制，入关后又刚刚击败29军，官兵一个个骄狂得很，武士道精神十足。
据王仲廉师的一个副官主任回忆说，他在后山用望远镜曾看到日军向山头冲锋的场面。
如同在操场中演练一般，那真是一丝不苟，你看不出有一点慌乱的神情。不管山上怎样弹如雨下，很少看到他们有低头弯腰的，即使中弹倒地也一脸强硬，为他们的天皇效忠到底的决心十分坚挺。
普通部队看到这样的气势，恐怕早就招架不住了，但13军并非普通部队，而13军的最高指挥官汤恩伯也确实有两下子。
客观地说，抗战中日军总打胜仗，我们老吃败仗，武器优劣和部队训练固然是主要的，但将领在战术运用上的短长亦不容忽视。
当初蒋百里在预测中日之战前景时，曾站在纯军事学的角度，提出一点最大的忧虑，就是军官素质与日方有不小差距。
日本的师团长，一般都必须毕业于陆大，此外，还要积累有相当的资历，否则决爬不到那么高的位置。
这并不单纯是在论资排辈，实际上也是在挑选军事教育和实战经验都双重拔尖的最佳人选。
反观国内，黄埔生已经逐步走上舞台，但黄埔课程级别太低，仅仅是为训练连排长而设，从军校毕业后，这些“连排长”没打几仗就升到营团级了，先前经历的又主要是国内战争，导致指挥高等级战争的经验严重不足，现在要他们一下子调度一个师或一师以上的军，乃至十万二十万的集团军、方面军，就难免会有困难。
其实老蒋自己也未尝不清楚这一点。
他曾对蒋纬国说，中国的黄埔军官必须降两级对待，比如原先当团长的，你只能把他看成是排长，当军长的，你就只能当他是团长。
所幸，除了正在长大的黄埔生外，我们还有其他“生”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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