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中央军里面，向有“陈胡汤”三系的说法，正好代表了其将领的三个流派。陈诚出身于保定军校，胡宗南毕业自黄埔军校，汤恩伯则是日本陆士的代表，后面这一系统的存在，恰是对“学生打老师”的一个有力旁证。
同在日本学习军事，老蒋其实只到门口，甚至连门都没进去，他的军略思想大多来自于中国传统典籍和具体实践，当然还得加上点个人悟性，而汤恩伯却完完整整地把一部日本军事课程都学完了，并且可以说是学到了其中一部分的精髓所在。
日人作战，于局部领域特别是攻防战上最为讲究，到极致处时，常能有如外科手术一般精细，因此很多情况下均可收以少胜多之效。
汤恩伯学了日本的军事学，他同样很讲究。
山地攻防，那也是要讲科学的，不是瞎打。
汤恩伯要求所有战壕都必须挖在棱线上，而不是山头正面。
什么叫棱线呢，
你站在山顶上，山的两面都能看得到，这个位置就叫棱线。
一座山头或者一座高地，在军事上有正反斜面的说法，敌人从正面进攻的那一面，就叫正斜面，反之即为反斜面。
现在日军的炮火完全压倒了我们，你再在正斜面上挖战壕，那就是纯粹找抽型的，挖了也等于白挖，都得给对方废掉。
所以你最好躲在反斜面，日军的大炮如果直瞄，它炸不到你，即使是曲射炮，也最多轰到山脚下或者另一个山头上。
不过反斜面上做工事也有弊端，那就是对方一旦占据棱线，就能立刻封死你。
显然，对山头攻防战而言，得棱线者得天下。
按照汤恩伯布置的打法，当大炮乱轰时，守军官兵均在棱线战壕内隐蔽，正斜面只保留少数监视哨。
炮火一停，监视哨看到日军步兵上来了，马上报告，于是大家赶紧从战壕里露出头来，迎头阻止。
这样一打，守军的伤亡有时比日军还轻。
铃木是陆大出来的，他并不是没脑，见棱线被控，就转而调飞机定点轰炸，让你在棱线战壕里都没安全感。
白天，作为南口第一线的龙虎台阵地终于被日军夺去了。
师长王仲廉（黄埔1期）命令旅长，去，给我把阵地夺回来。
旅长在指挥所眼见得前面打得风云变色，觉得难度太大，稍一迟疑，王仲廉转身就把这个机会给了团长罗芳珪（黄埔4期）。
罗芳珪二话不说，一冲而上，深夜收复龙虎台。
王仲廉随后进驻旅指挥所。
旅部不需要了，我直接指挥团长吧。
旅长面红耳赤，身子一歪，病了，在居庸关的医院里整整躺了两天，第三天，一掀被子，又哇呀呀叫着冲上了第一线。
实在丢不起这个人啊。
其实旅长并没有那么怕死，实在对手炮弹过于猛烈，在阵地上压得人连头都抬不起来。
铃木也看到了这一点。起初，他是以大队为单位冲锋的，后来觉得伤亡太大，不划算，便改成了中队，以后又减为小队，到最后，就变成了以班为单位轮番往上冲。
人数少了，但由于有机炮作后盾，效果却依旧不差。
再想像以前那样跑棱线战壕里“隐伏不动”就有些难了，对方会用飞机投弹或更精准的炮击来摆平你，可是坐等挨轰，又不啻在坐着等死。
（958）

汤恩伯再变一招，由王仲廉从各部队抽出一些机动兵力，组成大大小小的敢死队。
白天，当日军大炮轰得最凶的时候，大家就离开阵地，但离开不是说后撤，而是钻到阵地前面的高粱地里面去。
要知道，铃木现在基本就不舍得上人，只会玩炮，而打炮的时候，他们的步兵是不会冲锋的，更不知道你们还会向着他们跑，竟然到高梁地里“躲猫猫”去了。
一到傍晚，我们的敢死队就从高梁地里出来，对已盘踞山头的日军发动猛袭。
白天被炮弹炸苦了，一有短距离肉搏的机会，敢死队员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在“一命拼一命”的呐喊声中，一样杀得本也疲困不已的日军人仰马翻。
你不就只有一个班吗，全干掉。
铃木再想精打细算，这回也不能省了，只好再把大队派上去。
见铃木旅团锐气已消，汤恩伯知道是时候了。
反击。
在进攻之前，身为军长的汤恩伯直接和罗芳珪挂通电话。
他用已累得沙哑的嗓音授之以计，并再三表示对罗团长的表现完全“放心”和“相信”。
一言赠与罗芳珪：人生百年，终须一死，好汉倒在阵头上，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
士为知己者死。罗芳珪挥师猛进。
第一个要掀的是坦克车。
以前长城抗战时，日军坦克就张狂得不得了，简直如入无人之境，连刘戡这样的德械师都抵挡不住。
刘戡打仗够疯了，但也只有一个刘戡，而第13军打起仗来却几乎个个都像是疯子。
罗芳珪先在两边山脚下组织火力网，轻重机枪一打，原来跟在坦克车后面的日军步兵掉了队，人车脱节了。
剩下的事，就是要让坦克车现一下眼。
我们的步机枪打不穿钢板，甚至小炮山炮都没用，明明炸了个正点，那坦克车被打翻了，却打不烂，照旧能翻个身继续往前爬。
包括罗芳珪这些官兵，很多人此前也未看到过坦克，遂名之曰“铁怪”，但他们对待“铁怪”的态度是：用牙咬，也得把你给活活咬死。
即使是铁布衫和金钟罩，也自有其命门，“铁怪”与之类似，看上去似乎刀枪不入，可上面不还有窗户口吗，鬼子坦克手得靠这个窗户向外射击啊。
捅它的命门。
罗芳珪带着两个连扑进坦克群，然而不顾一切地攀上坦克车，拿着手榴弹的，就把手榴弹往窗口里扔，带着手枪的，就举枪朝里打。
面对这群不要命的“疯子”，“铁怪”也惧了，不得不后撤。
两辆坦克，因为里面的人都死了，开都没法开，活活地就毁在了阵地上。
那一天，作为先锋官的罗芳珪真的是打疯了。
他们这个团连飞机都不怕，靠着手上的步机枪，愣是打下了一架日机。
坦克飞机都是这种遭遇，日军步兵的命运可想而知。
铃木没想到对方反击如此犀利，不得不且战且退，依山固守。
结果，竟然被13军给包围了！
罗芳珪却还没有要歇手的意思，他转而对铃木旅团展开围攻。
（959）

团长如此，下面的班排乃至连长也豪气冲天，争着拿攻上山头打赌，彼此之间展开了竞赛。
罗芳珪团两千四百多人，最后在前方的部队打到仅剩四百来人。王仲廉又接着把剩余的一团两营全部拉上一线。
在指挥作战时，罗团指挥所曾被炸塌，罗芳珪受伤倒地。
王仲廉以为这个得力干将没得救了，伤心不已，未经核实就发电上报，结果京沪报纸第二天都登出消息，言“罗芳珪全团殉国”。
幸好，消息不确，罗芳珪又救活了，但也可见其时鏖战之残酷。
在如此前仆后继的冲击之下，铃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退再退。
这下好，不仅被围，连后方补给线都给切断了，所有弹药粮食都到了要依靠空投的地步。
香月惊闻铃木旅团被围困，第一反应就是铃木指挥太孬，不是汤恩伯的对手。
一个陆大生，怎么会打不过陆士生呢，真是奇怪。
赶紧换一个更优秀的吧。
香月中意的这个人是板垣征四郎（陆大28期）。
若论陆大资历，板垣其实比铃木还要抵四届，但在日本军界的名声，却是后者不能相及的。
日人有谓，石原之智，板垣之胆。
板垣胆是有的，可是他在“七七事变”以前当特务却当得很不成功，甚至还很丢脸，大概特务这个行当不光要胆，亦需有“智”。
现在好了，板垣终于回归了他中意的老行当，做师团长了。他任职的广岛第5师团就是此次增援华北的三师团之一，而且刚刚才到。
新师团本是用来进攻保定的，但如今南口形势不妙，香月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急调板垣师团前去南口增援，并规定自板垣到达后，铃木旅团亦归其指挥。
板垣和土肥原、冈村宁次等一样，都是陆士16期毕业的。若论陆士届次，汤恩伯还要比板垣低两届。
板垣自然急着同汤恩伯一较短长，但在板垣师团到达南口之前，铃木还得自己给自己解围。
先被第13军围困，再听到将被低届的板垣夺权，铃木真是又羞又愤。
光靠步兵冲不出去，搭救他的仍是蜂拥而上的“钢铁部队”。
能调集到的飞机大炮全上了。
前面被罗芳珪一打，坦克变成了“脆脆”，无奈之下，原本只轰第三线的重炮予以集中，每四门成一行，排三列纵队，把坦克车围成一圈，像幼稚园一样地把他们“保护”起来。
然后他们再按照“里坦克，外重炮”这样的摆法，一圈一圈地向前绕过去。重炮则一歇不歇，从早到晚地放。
除了地面外，天空中每天还有20多架飞机“定点轮守”，朝山头上不停地投放炸弹。
如此高密度轰炸，使得南口前线几乎每一方寸之地，皆有炮弹落过，见者描述，在进南口的路途上，已到了“一步一弹”的程度。
第13军官兵尽管悍勇，却也是血肉之躯，经此重击，铃木之围自行解除，并转守为攻。
汤恩伯在后方指挥部焦虑不安，致电王仲廉：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宁死尽以维护此阵地”。
王仲廉奉命死守阵地。
（960）

为了尽量减少损失，他不得不将一线部队分散开来，以两人为单位，在山石上掘开隐蔽洞躲藏——就算这一炮正打在头上，损失也仅两人。
有的山头打到一个连只剩一人，但仍不肯退却。
有的山头整个被炮火掀了个底，人亡阵地才亡。
《大公报》当时派战地记者实地采访，同样惊骇于第13军异乎寻常的意志和战斗力。
他们抓到一个细节，一个机枪连的连长，指挥几挺机枪在山头阻击日军，嘴里骂骂咧咧，意思是嫌机枪手打得太慢。
你们这么磨磨叽叽，鬼子都要冲上来了。
过了一会，实在耐不住了，正好旁边一个机枪手阵亡，他便接过机枪自己打。
这回倒是不慢了，不料打着打着，由于动作过猛，他一不留神滑了一跤，结果骨碌碌地从山上跌了下去。
人跌下去，机枪却抱在怀里不肯放。
一个鬼子军官看到山上猛不丁掉下一个人来，吓了一跳，握着指挥刀就要上前看究竟，没想到这连长端得凶猛，他把机枪一放，竟然空手就生生地把对方的指挥刀夺了过去。
倭刀在握，反手便是一下。
鬼子军官戴着钢盔，第一下砍在钢盔上，第二下换了角度，才一刀将其毕命。
砍了鬼子，连长捡起机枪，爬到山头上继续干。
《大公报》不是普通报纸，那时是全国第一大报，记者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但这样刚猛而且利索的中国军人，他们还是头一回见着和听说。
之后，他们见到13军的前线官兵就竖起大拇指，连夸好样的，有的记者甚至还从身上掏出银元，塞进士兵口袋，以示钦佩之情。
几天之内，铃木旅团的伤亡无以复加。据一位滞留北平的摄影师口述，那时他亲眼看到从南口运回北平的军车一辆接一辆，“车水马龙，日夜不停”。
车上装的不是别的，都是南口战役中战死日军的尸体和伤兵，其伤亡之重可想而知。
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在北方终于遭遇到了最强悍的对手。
在此之前，铃木旅团几乎没打过什么像样的大仗和恶仗，这个身上带着关东军标签的混成部队骨头都有些轻了。
但是长城不是给你们旅行的，那是要付出点代价的。
已经第十天了，过了老蒋亲自规定的据守期限，可是援军还是没有来。
汤恩伯感到在南口难以再撑下去，决定逐步收缩兵力，退守居庸关。
他将撤退计划报给蒋介石，同时询问援军何时能到。
老蒋也很着急，当即电令卫立煌加快行军。
卫立煌（中央陆大1期）此前刚刚被任命为第14集团军总司令，但是这个集团军尚在组建当中，身边只有一个李默庵第14军为基干，其余部队都尚在南方。
他自己也知道军情紧急，所以顾不得等所有人马完全聚拢，就先率14军出发。
问题是这时候的平汉铁路一片混乱，仅仅往南方逃生的民众就把火车挤得要冒烟了。在与铁路局交涉后，总算争取到每隔一刻钟开一趟运兵车。
但是火车到了北平西南的琉璃河就停住了。
（961）

平汉铁路本来是可以通过卢沟桥到北平的，那里倒是离南口最近，可你能去吗，遍地都是鬼子。
下车吧。
绕北平西侧，翻山越岭。
蒋介石得到了卫立煌传来的沿途行军报告，知道对方并没有消极怠工，还在拼命赶路，于是致电汤恩伯：再坚持几天，援军就到了。
汤恩伯在收到电文后，便暂停了撤退计划。
多少再熬两天。
这两天却不是好熬的。
8月16日，板垣率广岛师团到达南口，随同他一道来的，还有重炮兵联队和战车大队。
重炮轰击，多至5000发的炮弹，炸得山头上几无任何藏身之处。
30余辆中型战车坦克横冲直撞，中方内外壕工事均被冲毁。
经过一整天的血战，守卫龙虎台的最后一个排全部战死。至夜幕降临，汤恩伯不得不忍痛下令退守居庸关。
防线岌岌可危。
此时距驻军南口已近半月之数。可是卫立煌还没有露面。
老蒋自己都沉不住气了，连连急电卫立煌，要求后者无论如何，就是晚上爬，也得给我尽快爬到居庸关。
老蒋亦知汤恩伯处境之难，人家可早就超过你约定的防守底限了，于是连口气也缓和了——
如果“万不得已”，那你就再退守怀来县吧，但这是最后一道防守线。
怀来为第13军军部所在地，离居庸关约有一百多里路，可这点路对于拥有机械化优势的日军来说，并不算什么，何况怀来不过一县城，那是连居庸关的险要都没有了。长城且不能守，县城如何能守得住？
还是老老实实守居庸关吧。
在卫立煌未到达之前，只能独自挣扎了。
用“挣扎”二字来形容并不为过。
本来汤恩伯手上刚刚又多出三个师，但由于南口失守，防守面积骤然扩大，要守的地方一下子多出来了不少，而板垣此时也趁势将广岛师团向居庸关两翼扩展。
打防守战，守方兵力最不够用，因为你要防的是一个面，漏了哪里也不行，都可能被对方找到可击之处。
三个师放手里还没热乎过来，马上又只好再撒出去，到最后，连第13军的预备队——王万龄第4师都派出去了。
板垣师团比铃木旅团要厉害得多，现在两军合攻，其攻势更甚于南口之时，居庸关的战况经常让在百里外的汤恩伯一夕数惊。
那位著名记者范长江此时也在怀来，他看到，士别三日，汤恩伯已瘦得不成样子，“两个眼睛深深地凹入，整个身体剩下了皮包骨头”。
记者们至此都“惊异”了，乃至“有几分认不清楚”。
原来自南口开战以来，身为一军之长的汤恩伯竟然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囫囵觉，一刻不停盯着的就是两样东西，一张地图，一部电话。
他的精神，完全依靠香烟在维持着，因此才会“瘦得像鬼一样”。
至此，汤恩伯遂得“铁汉”之名，而这个名字在抗战的中前期，一直伴随着他。
“铁汉”要咬牙继续苦撑。
（962）

经过居庸关前的血战，又有好几个山头失去了，而这对防守来说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要想多守哪怕半日，惟一的办法，只能冀望于“回光返照”，把那几个山头再夺回来。
汤恩伯问王仲廉还能集中多少人马。
王仲廉本人就在居庸关的山洞里直接指挥作战，实在没地方坐下来，只好弄了一节火车车厢临时代替。由于屡次上阵督战，身为师长的他也曾经被日军的炮弹削过头皮，若不是脑袋上顶着个钢盔，几性命不保。
他的师原本有两旅四团，但打到现在，满打满算，连一个团都没有了。
师长反过来问军长，还能不能再派点人过来。
现在的怀来城里，连预备队都派出去了，哪还有什么能打仗的人。
汤恩伯默默无语，把怀来城的最后一个兵都搜罗出来，交给了王仲廉，里面就包括他的卫兵和勤务兵。
王仲廉终于凑够了一个团，所有勤杂人员、伙夫、马夫都在里面。
当天晚上，王仲廉带着这些人发动反攻，又夺回了三个山头。
这时汤恩伯的身边仅有两个传令兵跟从，成了标准的光杆总指挥。得悉反攻得手的消息，他惟有苦笑自嘲：不想残兵亦能镇守居庸关！
据说汤恩伯曾亲自到居庸关前线去过一次，去了以后，对着手下那些已被耗得接近油尽灯枯的子弟兵，他无言以对。
嗫嚅半天，只有一句：我们要好好地打呀！
然后就难过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居庸关正面虽然守住了，但侧面却出了问题。
与汤恩伯相比，作为进攻方的板垣要轻松多了，毕竟前者要防的是一个面，而他只需要攻击选定的任意一个点。
板垣选的这个点，叫做骡子圈，守军是刚刚增援过来的李仙洲第21师。
李仙洲（黄埔1期）曾参加过东征，军事素质还不错，但他那个师是由杂牌刚刚改编过来的，战斗力还未完全形成，又刚刚进入阵地，根本不是板垣师团的对手，所以一触即破。
得知骡子圈被突破，汤恩伯大惊失色。
经过日本陆士的系统教育，他对日军惯用战术再熟悉不过，板垣“校友”下面会用什么招，心里已经十分有数。
两个字：迂回，迂回，还是迂回。
通过骡子圈，板垣很可能会从侧面包抄，迂回到你后面去，那样比正面突破的杀伤力还要大。
放在板垣这个位置上，他可做出的迂回动作可小可大，小者抄袭怀来，大者包围张家口。
无论哪一个，咬准的都是你的咽喉部位。
急电，急电，这回不光是给老蒋的，阎和傅也各收到了一封。
按照战区划分，这时的平绥路以东方向，是为二战区。阎锡山是战区司令长官，负总责，下面再设第7集团军，总司令是傅作义，汤恩伯是前敌总指挥。
汤恩伯内心里最希望傅作义亲自来救。
大家都是战将，能不能打，都得比战绩，傅作义因为绥远抗战而声名鹊起，那是要攻攻得上，要守守得住，自然是最佳人选。
但是傅大将军一时来不了。
他的顾虑却是刘汝明。
此时的刘汝明，虽已被授以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一职，但仍然心猿意马，态度不明。
万一我们都到了居庸关，鬼子从张家口绕过来，把门一关，不全给一网打尽了？
刘汝明为什么不肯一道上呢，其实说白了，还不就是想保他的察省地盘。
因此之故，傅作义的当务之急，还不是援汤，而是赶鸭子上架，把刘汝明弄到战车上去。
（963）

很快拿出了方略，那就是“树榜样”，你不打我来打，让你看看，如果打的话，地盘只会多不会少。
绥军主力兵发察北。
但这样一来，绥军暂时就无法直接增援汤恩伯了。因为对于傅作义来说，这时候最忌分兵，如果把部队零打碎敲，分割使用，结果很可能既救不了汤恩伯，察北也拿不下来。
欲取察北，就要把绥军握成一个拳头，如此打出去才有力量
派援的任务留给了坐镇山西太原的阎锡山，后者紧急征调陈长捷师赴援。
调往居庸关之前，陈长捷尚在干着工头的活，带着他那个师丁丁当当地在雁北修工事哩。
在晋绥军将帅中，陈长捷（保定7期）属于古怪和不合群类型的，平时喜欢较真和捉摸事，而他较真和捉摸的通常又只有一样，那就是打仗。
此人乍看文质彬彬，似乎很难把他与打仗联系到一起，但是我们从宝山守卫战中的那个“眼镜”姚子青身上已经看到，这种书生模样的人，往往还最能打。
在下不才，孤陋寡闻，但在我看过的几乎所有抗战回忆录中，以陈长捷写的文章予我印象最为深刻，一看，你就会明白，这人就是一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料，思路异常清晰，视野十分开阔，而且常有较为深刻的见解蕴藏其中。
真的，他的记述是可以作为军校指挥学专业教材的，我以为。
这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天才，不仅是人才。
可惜，在吾国的环境之下，天才这个名字往往就意味着悲剧的开始。
光会打仗，怎么行呢。
说起打仗，傅作义亦十分了得，傅陈二人后来也惺惺相惜，可傅能在绥远打下一片天，成为一方小诸侯，那就不光是一个会打仗就能框范住的，其间的奥妙多了去。
可陈长捷除了擅长打仗以外，几乎就是一个“呆子”，平时既不会看上司脸色，又不会逢场作戏，虽有突出的军事干长，却显得锋芒毕露，在庸禄成风的晋军将领中，几如异类怪物一般。
自然，陈长捷这样的伙计就是再能干，也不会讨阎老板的喜，因为后者平时喜欢的，就是一群成天围着他转的“乖孩子”。
于是，最不讨喜的，便被老阎“借”了出去。不过，能以这样的方式“借”到汤恩伯手里，也算汤氏之福，因为陈长捷才是真正能帮上他忙的。
陈长捷的师，可名之为“工兵师”，部队里锄头钉钯倒是很多，唯独缺的是战时装备，但他的实际战斗力，却是晋军中的翘楚，比晋军其它部队都要高出老大一截，即便威猛如绥军各部，也鲜有可匹敌者，只是老阎不识宝，一直不予重用罢了。
本来陈长捷可全师迅速开上前线，但是没想到半路却多出了个设卡的，那就是张家口的刘汝明。
前面已经打得火星直冒，那么危急了，这个糊涂蛋竟然还秉持着先前的思维，就像对待汤恩伯一样，横竖不让你通过。
要到居庸关，从张家口走最近，又不可能自己人先打起来。无奈之下，陈长捷只能选择晚上偷偷“越境”。
（964）

既然是偷偷地，那就不能聚在一起，非得排队才行，所以望眼欲穿的汤恩伯首先盼来的是陈长捷的先锋官——张树桢。
强将手下无弱兵。张树桢手下虽仅一团之众，但闻听前线十万火急，不待全师集结，便急行十八里，正好挡住从骡子圈蜂拥而入的日军。
当时冲进来的日军还不是很多，所以双方形成了暂时的对峙，紧张局势稍得缓解。
倘若张树桢再晚一点出手的话，水就要淹到汤恩伯的脖子以上了。
张树桢（保定9期）为人机警干练，在初步站稳脚跟后，他没有坐等后续部队，而是自己爬上山头，把战场地势以及敌我双方位置，一个个标注并测量出来，绘出了一份“临时地图”。
如果没有保定军校的严格训练，这种短时间内绘地图的绝活，可不是普通军旅之人所能干的。
等到陈长捷率全师到达前线，更加突出了此举的重要性。
陈长捷手上也有一张地图，却是前清光绪年间的，距现在整整四十年了！
更糟糕的是，那时候的人们还没建立起测绘学概念，所谓的地图，跟古玩店里的“长江万里图”差不多，无非是某个文人或者小吏在周围溜了一圈，然后回到斗室凭借记忆，写意式地记下山川形胜而已。
对于战场指挥官来说，地图可不是一般的重要。
明末清初时，有一个叫顾祖禹的无锡人，写了一本奇书，当时很多人看了都不知道作者写此书是干什么用的，“骤读，每不知其用意所在”。
不懂归不懂，书却是奇货可居，价格贵到吓人，直到清末，买一本手钞的也得用去白银四十两，史载，无锡当地人多以誊写该书为生者。
实际上它是一本军事地理书，一村一溪一山一店皆记之甚详。顾祖禹是明末书生，也跟“明末三大儒”那样搞过反清运动，失败后才不得不隐居山林著书。他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给后来的反清义军做指路明灯。
让人吁叹的是，几百年之后，顾氏之书并没有被拿去反清，却被人读后用在了与太平军作战方面，而且立即见效。
此书名叫《读史方舆纪要》，读这本书且享得大名的人，叫左宗棠。
据说日本人对此书也十分重视，“战时行军，多行其意”，可见许多年过去，山川形胜仍未有大的变化。
但毕竟时代在演变，以前打仗用放大镜就行，现在最好还得用显微镜。
陈长捷手中的地图，甚至都不如《读史方舆纪要》，拿着这种地图上阵，有如盲人骑瞎马，要到东，它可以指你到西，要到西，它可以指你到东。
想要最精确的地图，还得到日本人那里去找。
后来陈长捷弄到一份，主人是一个受伤被俘的日军中队长，他随身的挎包里有很多地图，其中一份就是长城地形图。
让陈长捷惊讶不已的是，这张地图绘制得极其精准，连小村庄和单家独户的房子都标注在上面，长城上哪里有碉堡更是画得清清楚楚。
（965）

这都是“九一八”以前绘制的，日本人不仅参考《读史方舆纪要》，也动手画了各种各样精细入微的军用地图。
此类地图，打仗时每个军官人手一份，而我们的那张前清老地图，还必须是团长以上的才有。如此，打仗时岂能不吃亏。
从此以后，晋绥军都知道了日本人手里有这样的好宝贝，作战时第一个抢的就是地图。
刚上前线的陈长捷还没弄到“宝贝”，老地图又没法用，若没有张树桢的“临时地图”，就得变成瞎子一个了。
从“临时地图”上看，骡子圈之后，850高地最为关键，一旦为敌所占，则从骡子圈撕开的口子必然扩大，随之居庸关和怀来城也将重新面临威胁。
正在山头指点着，一眨眼的工夫，850高地上的友军已经失守，日军控制了高地。
板垣能战，确非虚言，他也看到了850高地的重要性。
此处必舍命相夺。
不需陈长捷发令，张树桢已快马杀出。
晚上6点，到达高地。
所有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都集中起来，以压制日军火力，但进攻并不顺利，因为我们是仰攻，而“敌弹亦密如豪雨”。
一直杀了三个小时，从枪炮战到白刃战，双方反复拉锯达二十二次之多。在靠前的两个营长一死一伤的情况下，高地仍未得手。
第二十三次．
张树桢把预备队拉上来，他要亲自组织冲锋。
这位保定军校的英才对士卒慨然言道：神圣领土一寸不能丢，如果丢掉，就需要我们军人去拼命，然后再把它夺回来。
言罢，脱去上衣，袒臂冲杀。
枪弹伴随左右，死亡如影相随，未及山顶，胸腹已各中数弹。
身负重伤的张树桢随即命团副督队，继续冲，一直到克复850高地，将山顶的日军全数歼灭为止。
张树桢流着血，坐在地上，给陈长捷写报告，请求以团副代其职务，然而还没等把团副的名长写完就已撒手人寰。
手里尚捏着这份带血的绝笔报告。
至此，包括团长在内，张团已战死大半，只能缩编为一个营了。
板垣在争夺850高地未果后，又把眼光转向了附近的横岭城。
这回，他准备变变新招。
可是被陈长捷发现了。
喜欢看地图的人最重细节，他手下的一名旅长一直在炮兵观测所紧盯日军动静，眼看着有一个联队分三路潜入了横岭城前沿，但却不急于进攻。
不用问，这是要等天黑后偷袭我们的。
午夜过后，果然来了。
陈长捷早已撒下大网，敢死队秘密分布于各个小道，不过看到小鬼子来了，却没有急于阻击。
不用着急，可任尔过去。
敢死队手里有灯，等日军全部过去以后，便把灯提了起来，然后照明弹也飞上了天空。
这是信号，与正面阵地里应外合的信号。
黑夜成了白昼，照亮了鬼子们吓得煞白的脸。
还有好东西招呼你们呢。
这帮来偷袭的日军都带着六零迫击炮，与之相应，正面阵地上早就为他们备好了山炮和零线子母弹。
（966）

这都是“九一八”以前绘制的，日本人不仅参考《读史方舆纪要》，也动手画了各种各样精细入微的军用地图。
此类地图，打仗时每个军官人手一份，而我们的那张前清老地图，还必须是团长以上的才有。如此，打仗时岂能不吃亏。
从此以后，晋绥军都知道了日本人手里有这样的好宝贝，作战时第一个抢的就是地图。
刚上前线的陈长捷还没弄到“宝贝”，老地图又没法用，若没有张树桢的“临时地图”，就得变成瞎子一个了。
从“临时地图”上看，骡子圈之后，850高地最为关键，一旦为敌所占，则从骡子圈撕开的口子必然扩大，随之居庸关和怀来城也将重新面临威胁。
正在山头指点着，一眨眼的工夫，850高地上的友军已经失守，日军控制了高地。
板垣能战，确非虚言，他也看到了850高地的重要性。
此处必舍命相夺。
不需陈长捷发令，张树桢已快马杀出。
晚上6点，到达高地。
所有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都集中起来，以压制日军火力，但进攻并不顺利，因为我们是仰攻，而“敌弹亦密如豪雨”。
一直杀了三个小时，从枪炮战到白刃战，双方反复拉锯达二十二次之多。在靠前的两个营长一死一伤的情况下，高地仍未得手。
第二十三次．
张树桢把预备队拉上来，他要亲自组织冲锋。
这位保定军校的英才对士卒慨然言道：神圣领土一寸不能丢，如果丢掉，就需要我们军人去拼命，然后再把它夺回来。
言罢，脱去上衣，袒臂冲杀。
枪弹伴随左右，死亡如影相随，未及山顶，胸腹已各中数弹。
身负重伤的张树桢随即命团副督队，继续冲，一直到克复850高地，将山顶的日军全数歼灭为止。
张树桢流着血，坐在地上，给陈长捷写报告，请求以团副代其职务，然而还没等把团副的名长写完就已撒手人寰。
手里尚捏着这份带血的绝笔报告。
至此，包括团长在内，张团已战死大半，只能缩编为一个营了。
板垣在争夺850高地未果后，又把眼光转向了附近的横岭城。
这回，他准备变变新招。
可是被陈长捷发现了。
喜欢看地图的人最重细节，他手下的一名旅长一直在炮兵观测所紧盯日军动静，眼看着有一个联队分三路潜入了横岭城前沿，但却不急于进攻。
不用问，这是要等天黑后偷袭我们的。
午夜过后，果然来了。
陈长捷早已撒下大网，敢死队秘密分布于各个小道，不过看到小鬼子来了，却没有急于阻击。
不用着急，可任尔过去。
敢死队手里有灯，等日军全部过去以后，便把灯提了起来，然后照明弹也飞上了天空。
这是信号，与正面阵地里应外合的信号。
黑夜成了白昼，照亮了鬼子们吓得煞白的脸。
还有好东西招呼你们呢。
这帮来偷袭的日军都带着六零迫击炮，与之相应，正面阵地上早就为他们备好了山炮和零线子母弹。
（966）

对晋绥军的这种零线子母弹，我们其实早就见识过，在当年的长城抗战中，傅作义已经小试一把——就是那种能够遍地开花，让你躲都躲不掉的炮弹。
日军遭此“意外”，赶紧择路后退。
哪里去，敢死队现身，以机枪、冲锋枪和手榴弹猛击，后面几种武器也堪称太原兵工厂的当家花旦，顿时打得鬼子又只好折返回头。
你说是挨炮轰好呢，还是被冲锋枪扫痛快呢。
在这种二难选择之下，日军偷鸡不着蚀把米，输得一塌糊涂。除一个中队长被俘外，光六零炮就缴了十七个。
那张很牛的地图就是在此战中获得的。
陈长捷君临居庸关前线，只刷刷两刀，已使战局大为改观。
就在居庸关报捷的同时，绥军在察北战场上也旗开得胜，察北重镇商都攻下来了。
首功之臣为董其武。
当年的绥远抗战由董其武一炮打响，现在的商都之役同样由他操刀，而所用战术仍为绥军惯用的奇袭。
可惜开局不顺，原因是此前有一支晋军骑兵部队曾在周围袭扰，增强了商都伪蒙军的“防袭”意识，不仅深沟高垒，还调来了一个日军小分队协防。
奇袭奇袭，就要人家没有防备，已经如临大敌了，如何还有“奇”字可言。
结果，奇袭就变成了攻坚。
不用说，我们最头疼的就是攻坚，淞沪会战那样的大战是这样，商都这样的小战也是如此。
某种程度上，攻坚质量如何，就得看炮兵水平怎样。
董其武倒是带来了一个炮兵连，不过他们是临时从山西调来助阵的晋军，之前双方没有经过实战配合，并不知道其水平如何。
这一检验，原形毕露。
那炮打得真是不敢恭维，让照着城墙打，却各打各的，有的打到了城里，有的虽然“侥幸”打在了城墙上，却由于火力有限，只给城墙“整了整容”，弄出了一身麻点。
我要的是缺口，缺口。
没有。
反而城里的伪蒙军把他们的炮兵调上来，用汽车装着，流动射击，效果比晋军炮兵还要好。
奇袭不成，强攻受挫，转眼两个回合过去了。
俗话说得好，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董其武明白，第三次攻城可能是属于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尽管这里不是上海，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也非板筑夯土的商都土城可比，董其武的资历更难与张治中相提并论，但是这位绥军勇将随后的打法却可为所有攻坚战提供一个经典的范例。
所有火炮给我把目标集中起来，既然你们轰不准城墙，那就打城垛，城垛后面的日伪军。
进攻部队则一分为三，其中之一仍沿袭原来的进攻方向。
不过这是佯攻。
真正攻的是另外两支，一支迂回到城东南，一支绕到城东北。
三个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登城。
在实战中，由于伪蒙军被两边吸引，正面火力不自不觉减弱，佯攻部队乘势而上，佯攻也变成了真攻，结果他们反而第一个登上了城——所谓水无常势，战无常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察北首战告捷，特别是斩获商都，令傅作义终于放下了一个心思。
（967）

当初绥远抗战，在拿下百灵庙之后，他本来就是想一鼓作气拿下商都的。因为在傅作义的眼里，商都位置十分重要，是绥东门户，拿下这里，就等于守住了绥远的东大门。
现在它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用来敲打刘汝明。
此时正是说动刘汝明的好时候。
傅作义亲自来到张家口，找到刘汝明，双方一谈就是三个半小时。
当着刘汝明的面，傅作义把刚刚得到的一个重要情报告诉了对方，那就是蒙疆兵团正从热河向张北前进。
关东军不是说好要同“中国驻屯军”一道谋取察绥吗，所谓蒙疆兵团，就是以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为司令官，以关东军三个混成旅团新近组成的一支派遣部队。
张北现为李守信的伪蒙军据守，而张北背后就是张家口。
你要清楚，危险就在眼前，要想避祸，只有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把张北拿下来。
刘汝明的脸色变了几变，张北并不好打呀，要不我还不早就揽过来了。
傅作义笑笑，看到商都没有，我已经攻下来了，伪蒙军没有什么了不得，日伪军只有合在一起才难对付。
再说了，张北也是一个很好的地盘，难道你就不想要。
这就叫“威逼利诱”，没有办法，你对刘汝明这样的，只能用这类招数。
刘汝明终于点头。
从张家口出来，傅作义仍不放心。
一个老是想着保地盘的人，必定作战意志不坚，要是刘某临时变卦或生出枝节怎么办，所以还必须在刘汝明身后再布一枚棋子。
绥军各将均有派遣，身边能调动的只有晋军李服膺的第61军。
傅作义令李服膺伏于察省一侧，并当面指示，如果发现刘汝明出兵张北行动迟缓，则不惜进入察区，逼迫或代其作战。
这个世上，会打仗的人很多，但有的只是将，有的却能成为帅，傅大将军实乃帅才也，每一步几乎都想到了，而各个步骤又都丝丝入扣，衔接紧密。
后方部署妥当，傅作义又从张家口赶到怀来前线，当着汤恩伯的面宣布自己的全盘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等卫立煌到达之后，傅卫协手，从南口侧后抄击日军，将板垣会歼于长城一线。
此时汤恩伯也与卫立煌联系上了。
这个卫立煌怎么如此磨蹭呢。
答案是他被堵在半道上了。
大家都在收集情报。卫立煌驰援汤恩伯的情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也拿到了。
香月熟知战阵，当然明白此举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南口战事可能要因此而翻盘了。
他立即从第6师团中抽调出一个旅团，编成牛岛支队，由该支队对卫立煌进行拦截。
卫立煌迟迟不能赶到，是因为双方正在路上打来打去呢。
眼看就要到了，还被鬼子拦了路，卫立煌急得两眼冒火。
不过他告诉汤恩伯，自己已采取了折中办法，即以一部与敌缠斗，主力则继续绕路北进，几天之内即可望赶到居庸关。
傅卫都将调兵过来，而且不光是救急，还要翻盘，这一前景令汤恩伯大受鼓舞，前线官兵甚至喊出了“打到北平去”的口号。
败事的人又来了。
（968）

还是刘汝明。
傅作义那么苦口婆心，等前者一走，他却还是敷衍了事。
让他率主力攻张北，他就仅仅派了一个保安队到张北周围去晃了晃，还晃而不打，理由是在等待李守信“反正”。
让他与日本人彻底断绝往来，斩断瓜葛，他却把张家口特务机关的日本特务都给放跑了，以至于东条英机对张家口的情况了如指掌。
29军的一个完整师，则被他调到察南，而他自己的一家一当以及察省政府也都跟着避了过去。
这一切的一切，竟然是为了匪夷所思的两个字：中立。
没错，就在大伙都在想着如何御敌的时候，这小子还在卖小聪明，指望蒙疆兵团光打绥军和中央军而不打他。
“诸侯思维”真是害人不浅啊。
可是傅作义不是还在他旁边放了一枚棋子吗。
棋子不灵。
刘汝明找借口拖延，不让李服膺入察，而后者也就看都不看，闭着眼睛在旁边睡大觉。
实际上，李服膺也是“能不打，最好不打”。
晋绥军这个系统很奇怪，在它里面，其实只有绥军会打仗，而晋军里面，又只有陈长捷能独当一面，像李服膺、王靖国之类，别看出身都不错，也是堂堂的保定军校毕业生，但不知道是一直在太原这个金银窝里养尊处优，还是被阎老西管得太死的缘故，反正是都不太会打仗。
战场亦如赛场，到了最后，越是高手，练级的机会越多，越是菜鸟，上场的次数越少，大家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走，距离越来越远，就形成了如今这样一种高者愈高，劣者愈劣的局面。
毫无疑问，李服膺算是一个劣将，他跟“承平日久”的刘汝明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在刘李二人打瞌睡的当口，只一天时间，蒙疆兵团即开来张北，进攻机会一去不复返。
你想“中立”，日本人可不干，东条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张家口。
刘汝明措手不及，防线很快就被突破，随即放弃张家口南逃。
此时这位长城抗战时的英雄犹如惊弓之鸟，他说他在张北一线看到蒙疆兵团有两百辆坦克在隆隆开进。
两百辆坦克，那能顶得住吗。
其实，哪是什么坦克，不过是日军的运输车而已。
刘汝明如此惊慌，一旁的李服膺亦属同类菜鸟，匆匆做了几个应付差事的动作后，就赶紧扑拉着翅膀跑了。
对于刘汝明放弃张家口南撤，当时仍随军的范长江曾奋笔疾书，写成一篇评论，题目就是“可杀的刘汝明”，前方将士争相传阅，特别是对处于绝境的13军鼓舞极大，怨愤之心这才稍稍得以缓解，有人甚至夸奖这篇评论的声援作用“不啻十万雄兵”。
斗志虽没有垮，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动的局面。
蒙疆兵团指挥官东条十分精明，他没有马上占领张家口这座空城，而是率先扼断了平绥铁路的火车站点。
这比直接控制张家口还要人命，控制了快车道，就等于让你没法再坐着火车来去了。
本来运筹帷幄，以为稳操胜券的傅作义闻听，不由大惊失色。他急忙将绥军主力调回，欲进行反攻，但为时已晚。
（969）

老话说得好，屋漏偏逢连夜雨，关键时候，卫立煌派出北上的主力部队也遇到了新的难题。
永定河发大水，他们被洪水挡住了。
一边是总后方被截断，另一边是洪水不可能暂时退下，南口战场再次拉起了红色警报。
坐困怀来城的汤恩伯赶紧向老蒋请示方略。
还有什么办法吗。
事已至此，远在南京的老蒋其实已回天无力。
要说急，上海更急，当时善通寺师团已在川沙口登陆，罗店也已经变成了“血肉磨坊”。
就算现在让老蒋改变主意，再调南方援军北上也来不及了。
只得硬着头皮答复：死守勿退。
“死守”了这么多天，汤恩伯却不可能再“勿退”了。
到这时，他手上还有阎老西拨过来的晋军，人家好心好意帮你，你就是不考虑自己，也还得顾及别人。
8月26日，汤恩伯下令，全军突围。
他反应还是很迅速的，第二天，张家口就被蒙疆兵团给占领了。若再迟一步，想突也突不出去了。
抗战中，老蒋在无可奈何之下，经常会让大伙死战。可是这种想法有时未免一厢情愿，特别是战役打到末尾的时候，官兵均疲惫至极，原先的勇猛之士也大多所剩无几，处于包围圈之下，部队往往不是一溃千里就是坐着等死。
不是要持久战吗，能留着一点是一点吧。
此时，距离南口战役的打响时间，正好是半个月。在这半个月里，日军公布伤亡数据为2600人——要知道这里面除了关东军旅团外，还有被日本人封为第一主力的板垣师团，皆为日军中的绝对精锐，而中国军队伤亡则高达29736人。乡民皆谓，这一仗，山上的中央军“死海了去了”。至今，在从南口到居庸关的这一带长城，仍可见累累弹痕和未及掩埋的将士遗骸。
先占平津，再夺张家口，出兵以来可以说无仗不赢，无战不克，这一“辉煌战绩”令日本统帅部忘乎所以。
人的瘾头上来，是止不住的事，“中国驻屯军”已经不好玩了，而且也太慢，得加食添料，升升级。
升级后的名称叫做华北方面军。
虽然“中国”变成了“华北”，名称缩小了，但容量却扩大了，继第一批3个师团到位后，一下子又从国内调来4个师团，加上华北原有部队，总数达到了8师1旅团。
不是说来3个师团就到极限了吗，哪里又多出来这么多编制和人马？
原因是，被“赢”这个激素一打，日军急速“增肥”，短时间内就变成了胖子。
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仅有17个常备师团，但几乎每个师团都有一支对应的预备役部队，这批人就叫“在乡军人”，全部都经过军事训练，各师团还为他们专门建有武器库。
不打仗时，“在乡军人”们就在当地当农民的当农民，经商的经商，轮到打仗了再紧急动员，发放枪支弹药，通过这种办法，短时间内即可由一变二，组建出一支新的师团，名之为新设师团（或称特设师团）。
比如，在刚刚开来的4个师团中，第108师团就是新设师团，它是由第8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组成的。
（970）

假条
祝大家假期开心，元旦这两天停顿一下，节后继续侃。

华北方面军又分为第1军和第2军，香月“中国驻屯军”的那套班子直接归入第1军。
接下来，华北方面军和蒙疆兵团分了一下工，从三条铁路分头并进。
蒙疆兵团继续沿平绥铁路杀向绥远，而华北方面军则专事料理华北，其中，第1军沿平汉铁路直逼保定，第2军则沿津浦铁路攻向山东。
打到这个份上，中日还是一个都没向对方宣战。
要不要断交宣战这个东西，我们费尽思量，日本人其实也没少消耗脑细胞去捉摸。
我们怕一旦宣战会失去外援，日本也怕，尤其担心美国按照“中立法”不向它出口石油和钢铁，要是缺了后面这两样宝贝，日本的战争机器如何还开动得起来，海军更是干脆自宫算了。
想来想去，不能宣战，但是既然仗都打得翻天了，总得有个表示才行。
于是，9月4日，就有了裕仁天皇的那份《致帝国议会开幕式诏书》，在这份诏书上，这位日本天皇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本来是要跟中国谈合作的，没想到对方不领情，所以现在只能让我的军人来帮他开开道，醒悟醒悟了。
和我们在淞沪会战时发布的自卫声明一样，这份诏书其实也就算是宣战书了。
以此为号，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陆大21期）于当天，蒙疆兵团司令官东条英机（陆大27期）于次日，分别下达了作战命令。
华北狼烟再起。
而在南方，淞沪会战还没有了断的迹象，倒像是刚刚开始。
日本二次向上海增兵，本以为依靠上海派遣军的那两个师团可以一锤定音，然而锤子却始终落不下来。
从战略目的来看，当初两师团是要断守军退路的，但这一目的并未能达到，相反，两个师团加一个陆战队，还被分割三处，虹口的照旧在虹口，宝山的在宝山，罗店的归罗店，都没法连成一体，更别提彼此呼应了。
怪谁呢，怪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指挥无方？
松井一脸委屈状，他说他从东京出发时就跟送行的杉山元强调过，两个师团是不够的，五个还差不多。
行了，那就再派三个吧。
当初为了动员三个师团到华北去，日本军政两界讨论来讨论去，口水满天飞，弄得陆相杉山元本人都差点没有脾气，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日本的气候，使得派兵出国已成惯性动作，没人拦了。
杉山元更是着急慌忙，恨不得手指一点，三个师团就马上飘洋过海，飞到上海。要知道，在开战以前，他可是在裕仁天皇面前信誓旦旦拍过胸脯的，说是一月之内就可结束战事。如今一月早过，淞沪会战连一点消停的迹像都没有，这让他如何能坐得住。
只有身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仍坚持原有主张，即不能再向中国增兵，同时要停止作战，可是他的意见还有谁会听呢。
之前，参谋次长今井清一度支持过他，可是随着香月轻取平津，老头子便再不言语，直到因病退职。
继之而起的是多田骏。这位在担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时，曾大力推行“华北自治”，要归类的话也算强硬派。不过在担任参谋次长后，石原整天在耳边吹风，令他也有点心动了。
（971）

现在的石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痛心疾首。
你们只看到一个中国支那，却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大敌——苏美。
在东北周围，苏军光步兵师就有14个，关东军有多少师团呢，呵呵，4个！
现在的苏军已经突飞猛进，他们一个步兵师的实力就不比日本的师团差，14打4，怎么跟他斗？
是啊，我们的机械化部队看上去很牛，在华北几无人可敌，可是在东北一带呢，关东军有200架飞机，苏军有900架，关东军有100辆坦克，苏军有800辆，只是人家的零头而已。
不说陆军，就是在上海打仗的海军也应该睁开眼醒醒，你们不是要南下吗，可是看看情报——
“九一八”之后，美国就在菲律宾和马尼拉大肆构筑地下工事，那分明也是冲着我们来的。
多田骏如今身份不同了，他不能老像做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时那样，一味贪功，多少也得有点大局观。
听听石原所说，似乎颇有些道理，中国不可怕，可怕的还是北方的苏联，如果专盯着中国打，消耗了实力，怎么对苏备战。
于是他向稳健派跨了半步。
可是也仅半步而已，多田骏身上同样有日本人常有的那种侥幸和自大心理，他认为只要再用一下力，对华战争即可结束，到时再谈对苏备战不晚。
石原完全成了孤家寡人。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眼看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无法协调，只得亲自去皇宫晋见裕仁天皇。
裕仁如今已不记得杉山元的“一月为期”了，经过自己亲家的一番说道，一个月成了三个月，好，那就再增兵吧。
天皇既已批准，到石原这里无非是过一过程序了。
9月7日，石原在增兵计划上签了字，随即他就提出辞去作战部部长一职。
20天后，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自此离开了日本军界的权力中枢。
终于出局了。
在一般日本人眼里，这个曾经发动“九一八”的“民族英雄”早已廉颇老矣，不再能称其为英雄。
即使重回关东军司令部，石原也很不愉快，他一直看不起那个被他称为“上等兵东条”的上司——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
石原认为东条纯属平庸之辈。
可是老天就是这么不公，平庸的上司一路春风得意，后来竟做到了首相。做了首相的东条毫不犹豫地给时任师团长一职的石原穿了小鞋，迫使这位天才的属下退出现役，到一所大学教书去了。
教的课是国防学，可是真正的日本国防其时已摇摇欲坠，而“石原教授”仍旧无可如何。
他再次引起人们注意，是日本陷入中国泥潭不能自拔之时，这时候日本人才发现，石原讲的也许是对的。
然而一切都晚了，他只能和他的那些同胞们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向失败的命运走去。
某种程度上，石原就像那个长了一对阴阳眼的占卜师，预知到了未来的灾祸，然而没有人相信他。
这个恶果其实还是他自己亲手种下的，在若干年以前，在“柳条湖”，在“九一八”。只不过当初他以为栽下的是一棵参天大树，没想到却是差点给本民族带来灭顶之灾的毒苗。
虽然是敌国，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石原是一个颇有些远见的谋略之士，一个真正有点头脑的人。
我看到过一张石原的照片，那是年轻时候的石原，那时的他称得上英姿勃发，充满朝气。
（972）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这也算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吧。
这样说来，他身后的那个民族同样很悲剧。它曾经吸收了我们传统文化中很多好的东西，直到现在，还能在这个国度找到一些汉文化的痕迹。可是学了那么多，唯独没有学好中国的一句古语。这就是先贤曾经反复说过的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石原再聪明，也没有能超越出这个局限，而这才是很多日本式悲剧的真正根源。
还是说说派去上海的那三个师团吧。
名额是三个，但其实真正出兵时，远远超出了既定数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当时中方将出兵重点转向上海，导致日军在华北战场上推进速度极快，而上海战场却处处受阻，所以不得不向上海大举增兵。
一个淞沪战役，一个南口战役，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后者半个月就结束，并占领了张北口，而前者打了这么多长时间仍然难分高下。
原本日军统帅部的视线大部分集中在华北，这时候都不由自主地转向南方。
为了对淞沪战场情况作出切实评估，参谋本部还专门派了一名参谋到上海视察。
这位参谋回来后大叫不好。
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数量要远高于我们，现在还在不断增加，而且战斗力也不是原来认为的那样不堪一击，许多部队的抵抗非常顽强，即使是遭炮击或被包围时都“绝不后退”。
结论是：两个师团“已陷于严重的苦战之中”。
事实上，自川沙口登陆之后不到三周时间，两师团已伤亡4080人，接近于南口战役的两倍。其中，有些联队伤亡尤其惨重。
善通寺师团第44联队，联队长就是那个“七七事变”时被天津驻屯军参谋长赶走的和知鹰二，他的联队在罗店这个“血肉磨坊”里已几近被磨成豆腐渣，如果没有后续兵员补充，有跟没有都差不多了。
除了战死战伤之外，生病的也有很多。
听听北郊那些名字，什么江湾，蕴藻浜，都跟水有关系，江南水塘蚊虫又多，逢到天气热，蚊虫更多，这些蚊虫别的做不了，咬上鬼子两口还是可以的，那些身体稍差一些的鬼子兵一旦受不了就只能躺下歇工。
看到报告，日本统帅部吃惊不小。
尽快搞定淞沪战役，把战争资源集中于上海，开始成了日本军政上下的共同想法。
除了国内刚动员的三个师团外，又从台湾抽调由日军守备队组成的台湾旅团。
不是说上海派遣军损失严重，有的联队已经到了不补不行的程度了吗，赶紧再从华北抽调多达10个大队的补充兵到上海，以帮助上海派遣军恢复元气。
10个步兵大队是什么概念，多加2个，就是一标准师团的规模了！
除了步兵，还有其它军种。
原先在上海作战的，主要是海军航空队，但日本海陆二军在配合上素来存在问题，特别是上海派遣军登陆后，松井抱怨最多的，就是海军航空兵不会打仗。
轰隆隆那么多飞机，要它的时候没有，不要的时候在天上瞎转悠，连侦察个情报都不会。
我们陆军不是有航空队吗，还是让自己人来吧。
（973）

于是决定从台湾调来第3飞行团，用于淞沪战场的配合作战。
炮兵，原随上海派遣军过来的，仅有重炮兵一个联队，这是根据“一二八”会战时的经验，认为在水网地带炮兵不适用。
打了几仗后发现，最靠谱的还就是炮兵，这次就派出了整整一个重炮兵旅团。
细细算下来，哪里是三个师团，这分明已接近五个师团了嘛。
想想看，如果这么多部队压在华北会是怎样一种局面，恐怕华北战事结束得还要迅速，那日军就可以马上“自北向南”了。
这正是老蒋曾顾虑到的。
现在，日本统帅部终于跟上了我们的节拍，开始不停地向上海调兵，从本土调，从华北调，其作战方向和重点都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也算可喜可贺。
既然对手如此不惜工本，我们再不卖点力气，就太不给面子了。
南京统帅部军令频发，来上海集结的，不仅有中央军，还有天南海北，五花八门的地方军，主要是南方军，包括粤军、鄂军、湘军、川军、滇军、桂军，也有一部分北方军，像东北军。
除桂军以外，这些所谓的地方军，跟原先的“诸侯武装”相比，已有明显不同，区别就在于它们都已按照政府的整军计划，实行了“中央化”。
即如川滇两省派到淞沪的川滇两军，其实并非刘湘、龙云控制的嫡系军队，可以算作是正规的国防军，不仅受南京统帅部直接指挥，而且由于经过“淘冗选精”，战斗力较之以往也有显著提高。
那段时间，在通往淞沪的各条道路上，随处可见“勤王之师”，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
这些地方军在未“中央化”之前，都是从内战的你争我夺中走过来的，今天打，明天和，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也没打出个子丑寅卯出来，现在要变内战而为“国战”，立刻有了一种保家卫国的荣誉感，觉得这才像个国防军人。
赴沪参战的湘系中央军里面有一个91团，这个团出名是因为曾全歼日军一个中队，而己方只伤一人。
宝山二次失陷后，该团奉命在距离20里的地方安营驻守。
半夜十二点，两个哨兵听到不远处的稻田里水声潺潺，还有人影不断在晃动。再凑过去仔细一瞧，呵，鬼子们正像螃蟹一样趴在里面呢。
这是准备对91团发动突袭的，只不过天照应，一帮狼崽子还未部署完整就被发现了。
指挥官得到报告后，马上点起人马，从后方绕过去，然而端着剌刀像扎西瓜一样挨排扎，扎到天亮，一点数，一共扎了190个鬼子！
可见，“地方中央军”虽属中央军中的杂牌，但也不是白给的。
一些在抗日战场上即将叱咤风云的战将此时也纷纷登上点将台，薛岳、胡琏、王耀武、张灵甫、孙立人……
不过，在帅位上却少了两个人。
冯玉祥原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此时调走了。
第三战区管的就是淞沪战场这一片，可老冯实际上没管什么事。
（974）

要论打小鬼子的热情，没有谁比他更高涨，在当时的国民党内，老冯是“最坚决的主战派”，别说汪精卫这些“低调俱乐部”的人，就连老蒋有时也自愧不如。
民间甚至盛传，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老蒋不主战，而老冯坚决主战，二人争执不下，后者郁愤之下，甚至欲拔枪自杀。
后来老冯亲自出来辟谣，说根本没这一回事，但显然，这样的热点新闻，已使他在国内积累了很高的人望。
另外，老冯还有一个好处，他会宣传，就是嘴巴子特能讲。
汪精卫也擅于演说，不过汪氏讲的那一套主要是阳春白雪，是给上层小圈子里面的人听的。老冯则不同，他是下里巴人，嬉笑怒骂，随口道来，连一般老百姓都听得津津有味，激动不已。
据说，当年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曾有一个日本记者慕名去采访老冯。
你采访就采访吧，话说得还很不好听。
你听听他都说些什么。
说是他到张家口后，爬上一座山，四周一看，呵，景色跟“高丽”差不多嘛。
何谓“高丽”，当然指的就是被日本人吞并的朝鲜。
老冯一听就不乐意了，这孙子话中有话啊。
他脱口而出：我想，你妈一定是个窑姐儿。
什么叫“窑姐儿”，那就是娼妓。
旁边的翻译一时没回过神来，以为自己听错了。
没错。
老冯说，我就是这么说的，这记者他母亲是个娼妓。
你给我照直译。
翻译没有办法，只好跟日本记者“实话实说”。
对面的日本人一听，立刻跳了起来。
冯将军，你这不是在骂人吗，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老冯理直气壮：我就骂你了，怎么的吧。
原因嘛，是你先骂我的。
日本记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老冯说，你刚才把我们中国比做朝鲜，不是在骂我是亡国奴吗，那我骂你妈是妓女，以一骂还一骂，公平合理，两不相欠！
那记者方知失言，只得匆匆结束采访，狼狈而去。
显然，这样的段子，虽然上不得大台面，但老百姓最爱听，那是比多少遍抗日口号和理论都更带劲的。
可是老蒋既然让老冯去当最重要战区的一把手，当然不是只希望他去讲段子，而是要他“多多指教前方将领”，慨因老蒋很清楚，此时以黄埔为主的将领普遍太年轻，“勇敢有余而经验不足”。
这时候大家想像当中的老冯应该很会打仗，别的不说，一个中原大战，麾下的西北军不是也曾经把中央军都打得连连后退吗。
然而问题并没这么简单。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慕名来访，提出了在淞沪战场上将要实施的多种打法，其中就包括闪电战术。
尽管我们根据闪电战术酝酿的“铁拳计划”功亏一馈了，但那是有多种因素决定的，并不能就此认为德国人的战术差。
可是老冯却一摆手，要那么多花花招干嘛，中国自有中国国情，我们老西北军就是靠大刀砍出来的，就是到几年前的长城喜峰口，29军的大刀还不同样奏效。
敌有坦克，我有宝刀，何惧他乎。
和法肯豪森一样，身为南京统帅部一员的白崇禧当时也去拜访过老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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