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英式绅士”们虽然平时个个心比路远，眼比天高，但临到头来，表现却比谁都孬。
陈绍宽采用的是消极得不能再消极的防御战术，除了用沉船堵塞江阴水道外，他把中央海军的主力都“龟缩”在自家门口，日本海军从舰上往沪上战场扔了多少炸弹，似乎都充耳不闻。
你就是上去挡一下也好啊。
我们的陆军士兵很悲哀地说了一句，不怕地炮，就怕舰炮。
因为地炮是固定的，老兵能够从声音上，对地面炮弹的落地时间和区域有基本判断，但是舰炮不行，军舰时时在移动，你掌握不了它的规律。
陈绍宽的如意算盘，是当第３舰队向他冲击时，双方再舰对舰，炮对炮，来一个“绅士”般的决斗。
可惜人家的脑子转得比部长大人要快得多。
你们既然都挤在了一个小角落里，凭什么还需要舰战，飞机炸弹就可以报销你们。
日军的炸弹可都是大个的，中央海军成了人家空袭中的死靶。
陈绍宽的主力舰队最后全军覆没，抗战中唯一的一次海战刚开始就结束了，它的失败，并不比甲午海战让我们心里更好受一些。毕竟在那次让国人蒙羞的海战中，还击沉击伤过多艘日舰，这次却一艘都没有。
自甲午战争以来，国家所建造的海军舰艇几乎全部沉没于江阴水面，这回不需要你“自沉”，人家来帮你“沉”了。
别告诉我，要是手上有一艘航母就有用，天晓得。
只能庆幸，当时买航母的钱都拿去买霍克了，所以我们在空中尚能抵挡一阵。
本来蕴藻浜战场上的日军已经黔驴技穷，只能跟《三国演义》学，用“火箭”射一下来打发光阴了，但是由于海上无人阻挡，后方畅通无阻，所以很快他就缓过气来了。
没弹药，弹药运到了，缺人手，补充兵开来了。
松井抖擞精神，准备重新发动新的进攻。
现在是课间休息十分钟。
可是在上课铃再次敲响的这十分钟时间里，谁也不敢真休息，南京统帅部忙成一团，参谋大员们在地图旁边绞尽脑汁。
此时，众人都已感到前线难以为继。
老蒋并不是如一般人们想像中那种不会用兵的人，相反，他是懂点兵法的，只是需要他调动的局面太大，而下面的人事网络又太复杂，有时决策就显得不那么灵光了。
松井一个劲地实行“中央突破”，如何应招，大家最先可能想到的就是两翼包抄。
很简单，日军中间突出来了，两边必然薄弱，那么我也给他来个迂回包围，一左一右夹住不就行了。
可这只是我们坐在家里看地图时一厢情愿的想像罢了。
两翼包抄，你得看那两翼的地形如何，守军的左翼在长江岸边，右翼在黄浦江边，都是江南平原，连个可用于遮掩的土山丘都没有，对方在陆地上拿个望远镜老远就能看到你。
不光陆地，还有天空，有长江大海，那都是人家的天下，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地盯着你，在这种情况下，想迂回的人马半路就可能会被截杀，还怎么包抄，弄不好包没包成，反而把原有固守阵地都丢了也说不定。
奇兵如果都这么好出，人人都能成军事家了。
（993）

“两翼包抄”玩不了，就只能听任松井“中央突破”，而要破他的“突破”，又只能硬碰硬，从正面拼消耗，但中国军队已经消耗不起了。
罗店和蕴藻浜战场开辟至今，每个整编师拉上去后仅能支撑三到五天，每天最少也要伤亡四五千人。
这个时候老蒋就想到了退一步再说，把部队逐步撤到国防线抵抗。
“七七事变”前的国防工程，覆盖范围其实很广，北到保定，南到杭州，西到武汉，都有，但主要集中在两块，一块在华北，主要督修者为刘峙，保定之战，刘峙尚能与香月杀上几个来回，其实有赖于国防工程甚多，另一块则在沪宁杭，主要督修者，前为朱培德，后为唐生智。
沪宁杭国防工事，核心是确保上海和南京，但《淞沪停战协定》就摆在那里，不能明目张胆在吴淞炮台安大炮，或者在上海市区建炮楼，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江阴镇江等要塞添炮，在苏州常熟一带筑工事。
老蒋所说的国防线，重点是指吴福线（苏州到常熟福山），当时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如果在那里据守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销日军炮击的威胁。
但一人忽出班言道，不可不可。
定睛看去，却是白崇禧。
白崇禧（保定3期）此时担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参谋总长是程潜（陆士6期），后者因北方战事吃紧，很快就调到1战区当司令长官去了，所以在老蒋旁边参襄军事的，主要就是这位“小诸葛”。
别人的意见或许可以忽略，白崇禧此时在幕中却称得上是首席军师，老蒋哪能不予以重视。
白崇禧认为，不能再退守国防线，否则迟早难免一败。
能不退，老蒋当然也不想退，但不是坚守不住吗，如果不退岂非也是一败，而且还可能败得更早。
非也非也，小诸葛摇起了鹅毛扇，脸上还带着几分自得。
君记否，桂军还没出场呢。
听得此言，不仅老蒋，在场众人都已恍然并连连点头。
对了，广西桂军，此前还从没在淞沪战场上现过身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西自古民风骠悍，大明朝时即有“广西狼兵雄于天下”之说，那时候听到东南出了倭寇，连皇帝老儿都知道要征招广西人：朕的狼兵呢，快让他们去砍杀一阵。
在西南诸省，能与广西人媲美的，只有湖南人，二者打起仗来都是嗷嗷叫，到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时，几乎就是两省人在打仗——湘军主要由湖南子弟组成，而太平军的基础则来自于广西老兄弟。
到了北伐，桂军像坐着火箭一样，一举超越了湘军，他们不再与北面的湖南人比，而是与东面的广东人比了。当年的北伐军里面，有钢铁二军之说，铁军是指广东的第四军，钢军即指广西的第七军。
正因为桂军中藏龙卧虎，李白也才有胆气和老蒋叫板。只可惜他们运气不佳，被老蒋身边的杨永泰给摆了一道，结果蒋桂战争遭到惨败，曾经叱咤风云的桂军又坐着火箭下来了，此后就是长达数年的沉寂。
现在新桂系的这支招牌部队实力究竟如何，谁也不敢妄加断言，但由小诸葛亲手打造出来的部队，等于是贴上了免检标志，应该没什么不让人放心的。
战事危急到这种程度，来一根稻草都是好的，何况是桂军这样的生力军。
众人均喜欣于色。
（994）

如此，何不赶紧把桂军拉到阵地上去固守，那样的确用不着先退到国防线去。
白崇禧却又摇头。
事到如今，既不能一退再退，也不能光守不攻，他松井不是会施“中央突破”吗，我们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给他来个“中央突破”，这样定能转守为攻。
桂军到前线，不是去抵挡一阵，也不是光堵堵缺口用的，而是要将日军统统赶到黄埔江里去喂鱼。
听到此处，包括老蒋在内，众人的眸子都亮了起来。
小诸葛就是小诸葛，淞沪战事有救了。
在白崇禧看来，这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内。
当初桂军还未从广西出发时，他即对老蒋有言在先，我的部队需集中使用，不能零拆。
老实说，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到上海来打仗的地方军，粤军、湘军、川军、滇军，哪个没有拆过，又有哪个没有分过，都是实战的需要，难道桂军就比人家高级，总不是想靠你“副总参谋长”的身份走后门吧。
但老蒋还是一口应承下来，倒不全是为了照顾副参谋总长的面子，大半也是因为前面拆分过的地方军，其实皆为“中央军杂牌”，严格意义上讲是自家部队，而桂军却自成体系，并不受中央直接控制。
现在答案出来了，原来小诸葛是想在关键时候建立奇功！
没有金钢钻，不揽瓷器活，白崇禧相信，他的桂军绝非湘军、川军、滇军可比，虽然不一定能超越中央军嫡系，但起码能和后者平起平坐——又想起北伐，那会桂军可不就等于中央军，什么时候成地方杂牌了。
显然，淞沪战场是一个正名的机会。因为所有人都在看着，这里讨不得一点机巧，玩不得一点花头，大家凭的都是真功夫。
桂军要出头了。
战争的气氛是最易感染和剌激人的，白崇禧几次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视察前线，但他始终都不动声色，更没有要动用桂军的意思。
小诸葛在观察战事的变化，等待一个他认为最好的契机。
很多爱看武侠小说的朋友，都喜欢拿金庸和古龙对比。在金庸笔下，一招一式皆有出处，相比之下，古龙连个背景也讲不出，所以有些金大侠的粉丝就说，金胜于古。
但在我看来，古龙才是真得武学三味的人物。
到了肃杀的战场，两人面对面搏杀，起作用的往往已不是招式的巧妙和花哨，而是另外一些更重要的转折点，所以古龙推崇的武林高手，其实都是心理学大师，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感受对方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哪怕是肌肉的松紧，脸上的阴晴，风向的转移，都会被他们牢牢抓住，从而成为战胜对手的关键。
你可以解释为一种禅意，然而武功到了一定境界，岂不就是禅？
如果让古大侠来点评民国战将，白崇禧应该属于他喜欢的那种类型。
契机出现在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出现在将帅们个个显得束手无策，甚至连德国顾问都不知如何才能扭转战局的时候。
别人都觉得是最严峻的挑战，而我却认为是最合适的机遇，这才是为将帅的高明之处。
两个月前，德国顾问的“铁拳计划”在市区攻坚战中曾功亏一馈，让人扼腕，两个月后，且看看我们中国式的铁拳吧。
（995）

自广西出征时，李白共征召新兵10万，分别编成第7军、第31军和第48军。此次出征淞沪的，是第48军，而先锋官则是白崇禧的心腹爱将、原“钢七军”军长廖磊（保定2期）。
广西诸将，白崇禧最看重的就是廖磊，其人具有典型的桂将风格，属于拿板斧砍人的猛张飞类型，即使在后方指挥，都是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比前方士卒还来劲。
狼兵加猛将，齐了，这回白崇禧要亲自掌帅印，力劈松井于马下。
可惜小诸葛还是太自信了，自信得有点过头。
当年左宗棠同称“小诸葛”，初出茅庐时亦不过为幕府行走，一师爷而已，但很快就显现出大将之才，可统百万雄兵，所以实际上是个“大诸葛”。
与之相比，白氏却只能安坐于“小诸葛”之席，做参谋或者军师没有问题，当主帅就勉强了。
因为他往往能看到契机，却没有足够能力将之转换为必胜之机。
很多本应有的计算都没有计算到。
以“中央突破”来反制“中央突破”，不失为一个好的战术，但它跟德国人的“铁拳计划”一样，看上去很美，能否达到效果，则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各方面条件作为配合。
松井的“中央突破”，若没有强悍的空炮两军配合，只会寸步难行。
可是后面两个条件，我们一个也没有。
顺过来数，倒过来点，此时中国空军能起飞的战机已不到36架，只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临时组装一些飞机来应付。
即算高志航再神，刘粹刚再勇，中国的“四大天王”打下的日机再多，也难以挡住这一严酷的事实。
两个天神级别的英雄，高志航到兰州接收苏联飞机还没回来，刘粹刚则前去支援北方忻口战场。
京沪一线，仅剩十来架战机而已，自保尚且不暇，如何能过来配合。
炮倒是还有，但是根本无法与日军的重炮相抗衡。
其时日军在蕴藻浜南岸一线可集中野炮至少在150门以上，射程达8000米，而桂军山炮营的山炮，射程只有1200米，差了六倍还不止，就算踮着脚，踩上高跷都够不着人家。结果到实际作战时，打又打不着，在阵地上拖来拖去，还嫌累赘，廖磊更怕被日军的炮火给毁掉——虽然跟日炮差着千里万里，但对桂军来说就是宝贝，所以最后只好用火车转运回桂林了事。
桂军没了山炮，仅剩迫击炮充门面。中央军便动用了所有火炮作为掩护，但同样没法和日军对着干。
原因是日军的大炮有飞机作配合，往往我们这边才打一两炮，炮兵阵地位置便自动“泄露”给了天上的侦察机，后者随即定点报告给他们的炮兵，日军的大炮可都是大口径的，这下好，两下就能将我们的炮兵阵地给干灭。
由于害怕遭到类似的“灭顶之灾”，一个中央军炮团甚至曾全部离开炮兵阵地“就地隐蔽”。隐蔽是可以，但你们全都走光了，还怎么个掩护法。白崇禧发现后火冒三丈，即刻对炮团团长予以调职论处。
说来说去，这都是被日军炸怕了的缘故，不是一个等量级啊。在反击开始后，廖磊手下两个阵亡的旅长，一个是在旅部指挥所被炸死的，另一个是在炮兵阵地上挨的炮弹，还有一个师长，若不是命大，前脚走出了指挥所，差一点也得中弹。
（996）

空炮无法配合，这都得事前想好想清楚，不能到仗已经打起来了，再一拍屁股，指天指地骂娘，说我要的是悍马，怎么给的是电动车，甚至是破自行车。
张治中在分辨自己为何不能通过“十日围攻”取得完胜之局时，也说是因为陆军没能得到空炮强有力支援的缘故。让人费解之处就在于，作为统兵之将，难道事先都不清楚这些，或者是以为我们的空炮部队比人家的还要好使？
家底本如此，你就是有屠龙之术，可若没有龙给你宰，那你还不见得有杀猪的管用呢。
缺了空炮协同，“中央突破”战术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做得更好。
火力不够，那就不要用大砍刀了，别老想着横扫对方一大片，得用红缨枪，枪挑一条线，把你所有力量集中在一点，扎他的肚脐眼，然后从那最薄弱的一点捅过去，此点一破，必能使其五脏六腑都动摇起来。
“中央突破”的同时，还可以连带着“两翼包抄”。先前为什么说不能包呢，因为他盯死了你，现在中间出了问题，注意力难免分散，这时你再从两边夹他一家伙，肯定能夹痛他。
当然了，若说哪种兵器使起来最痛快，依我看来，大砍刀肯定要胜过红缨枪，一大片也比一条线要过瘾得多，但是打仗，可不是光觉得过瘾就行。
在孔子的学生中，以子路为最勇，天生不怕死。有一天师徒二人谈天说地，子路问，老师你要是作三军统帅的话，会用谁为将？（“子行三军，则谁与？”）
问归问，其实子路心里已经非己莫属。
讲安贫乐道，那谁也比不过颜回。可现在说的是打仗，玩命的事，在三千弟子之中，还有比我更合适的吗？
可是孔子给出的答案却让他失望了。
孔子说，就算你能徒手搏虎，徒步涉河，我也不要。
那你要什么样的人呢？
答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这个人碰到大事的时候要谨慎，不能像黑旋风李逵，就知道哇哇叫着，拎两板斧上去砍人，而要像军师吴用，要么不打，打之前必定做好了周密的盘算。
按此标准，小诸葛还是没算好啊。
他偏偏要用大砍刀，而且不留一点余地，桂军一线平推，全部上去，连必要的预备队都没留下一个。
打仗，预备队非常重要。没有的话，就等于后手没有了，这是常识，但白崇禧一激动，脑子里全是日军被杀得落花流水，然后跳到大海或者黄浦江里游泳的情景，至于战场上会不会出现变化，变化了如何应付，想都没想。
老蒋本人倒还比较谨慎，可是战场上老是这样一守再守，一退再退，作为中方统帅部的“大元帅”，无论是对国际还是国内舆论都比较难交待，现在白崇禧愿意亲自指挥来打反击战，而且信心满满，你要再打击人家，那就太不像话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带着白崇禧到位于苏州的三战区司令部去会商，主要是就是讨论从哪个方向发起反击。
多听听大伙的意见，有好处。
（997）

当着顾祝同的面，白崇禧说他将把反击方向定在从南翔到真如的缝隙之间，那是日军的侧背，若一击得手的话，可以将日军直接推到浏阳一带的大海里去。
从南翔到浏阳，看看上海市的地图好像很近，可你得看比例尺，放大了距离一点不短。
看来，民国时闻名的“两个半军事家”多少都有些纸上谈兵的毛病，即使在内战中历经战阵的小诸葛亦不能免俗，反而蒋百里脱离一线战场，专心著书立说，就纸上说纸上，还显得更为明智一些。
顾祝同（保定6期）在早期也是中央军中的“五虎上将”，只是性格偏软，指挥大兵团作战时不够果敢，原本是“五虎”中的第四，后来却被垫底的刘峙给追上了。
要论指挥作战的能力，顾在“五虎”中仅属一般，但此君却有一样好处，那就是“能得士”，平生善于也乐于提拔人才，所以当时就有“军中圣人”的说法。
顾祝同听了白崇禧的话后，便让他的那些“士”们畅所欲言：你们说说看，应从哪里开始反击为好。
于是幕僚中就有人提出，应从大场方向出击，那里日军实力不强，攻击较有把握，而且倘若无法得手，亦可马上退回来，原有防线不致受到太大影响。
顾祝同回头看着白崇禧。
白崇禧一挥手，既然是“中央突破”，就一定能突进去，怎么未战先道出此等丧气之声。
小诸葛不同意，人家是军事权威，此言一出，顾祝同的幕僚们不言语了。
大家都把视线集中在“大元帅”老蒋身上，看他如何定夺。
蒋大元帅不说是，也不说否。
大战之前，最怕指挥官临阵动摇决心，何去何从，主意还得由你们自己来拿。
最后拿主意的是顾祝同。
听听小诸葛，再听听幕僚的，似乎双方都有道理，但幕僚们至多只能起个参考意见的作用，桂军是由白崇禧来指挥的，得以他为主。
就这么定了。
10月18日，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下达了大反击命令，并确定由桂军担当反击主力。
10月21日，日暮时分，在完成准备后，反击开始。
就好象两边都在涨潮一样，松井的上海派遣军也冲过来了，而且比我们发动反击的时间还要早，整整提前了12个小时，也就是说快了半天。
这边的主力是桂军，那边的主力则是金泽师团、名古屋师团和第101师团。
砍吧杀吧，谁都不要软蛋。
白崇禧坐镇苏州的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他在静候廖磊报来得胜消息。
没想到，开头就掉了链子，而且问题还出在他最为得意的“狼兵”们身上。
在南京政府正式宣布实施兵役法之前，广西就已自主征兵多年，平均每个县都可编出一个民团大队，所以兵源是绝对不缺的，但北伐前后的老兵相对少，只能配置到军官一层，且桂军的军纪不是很严，士兵往往不听约束，叫他隐蔽他不隐蔽，叫他卧倒也不卧倒。
桂军勇是很勇，然而初上战场，却往往勇得不在路子上。
当时日机经常白天来后方轰炸，见此情景，友军都是躲的躲，藏的藏，惟有桂军不识厉害，不仅不躲不藏，还指着日机叫骂，有一个团甚至全体站着听团长训话，结果被飞机炸得那叫一个惨，还没正式上阵，过半的人就没了。
廖磊闻讯，亦只能噘着嘴有苦难言。
（998）

正式交火时，桂军官兵端着剌刀冲在前面，队形密密麻麻，人人唯恐落在后面，就没有一个肯弯着腰或匍匐前进的，那架势，不像打仗，倒像在接受阅兵。
其实这在内战中也是一种战术，而且很有效，因为彼时大家火力都不强，你们这样面无表情地径直冲过来，胆小的准得被吓得落荒而逃。
可是外战不是内战，日军手里的武器并不是烧火棍，结果打到最后，就变成了类似于《火烧圆明园》里的场面，桂军一排排的往上冲，再一排排的被打倒，直至场上只剩下一个扛旗子的在血泊中挣扎。
尤其糟糕的是，由于廖磊是从空隙中杀进去的，没击成日军侧背，反而把自己的侧背暴露给了日军，结果日机飞过来，又是一顿狂轰滥炸。
淞沪战场上，除了个别德械师外，中国军队一般都戴着布帽，穿着灰色的军装，特别是像川军、湘军这样的地方部队，更是土老帽一个。
这样的装束，虽然看上去其貌不扬，但有时反而能起到一点掩护色的作用，因为与周围的环境容易混同，日机比较难分辨。
只有桂军例外。
他们是不中不洋，不老不新，头戴从德国进口的钢盔，披一件广西被服厂自制的黄色军装，如此打扮，简直就像怕日军飞行员认不出一样。
日机专门跟着桂军跑，队伍被炸乱了，大批新兵顿时四散奔逃，旁边的友军反而成了桂军的收容所。
战事不利，廖磊却束手无策，而之所以“无策”，还是事前部署不周所致——他手中没有预备队，无法应对突然的变化。
白崇禧坐镇苏州，听到的不是喜讯，而是噩耗。
反击失利了，伤亡十分惨重，散在战场上的桂军可怜兮兮，竟然沦落到了被友军收容的地步。
小诸葛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怎么会这样呢，真是又丢面子又痛心，白崇禧一连数日“饮食不进”，从此再不敢人前夸强。
参谋还是做不成主帅啊，哪怕号称“诸葛”。
史书上对此曾有一个著名的反证，那就是马谡失街亭。夫马谡者，为蜀中难得的智谋之士，向有才器过人之誉。可是另一方面，大家又都知道，刘备曾在临死前对诸葛亮亲口嘱咐，谓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
对于参谋人才来说，“言过其实”未必就一定是缺点，你要出谋画策，就得有点想像力，哪怕逾越点边界都无所谓，如果就只会一是一，二是二，要你参什么参？
关键还在于参谋“参”完之后，主帅如何取舍。
应该说马谡在参谋任上做得非常出色，就连司马懿那么一只老狐狸，也差点栽在其手下，说他是蜀中第一参谋，或第一智囊并不为过。然而等他自己守街亭时，情形就不一样了，光“参”不行，得能“断”，即知道如何把好的计谋与作战的实际情形结合起来。
不幸马参谋的短处正在此处。
假使孔明身在街亭，或退一步，以其他人为主，马谡为辅，街亭之败又岂会上演？
桂军反击失利，前面一下子多出一个大漏洞，日军蜂拥着冲了进来，不仅桂军可能被其全歼，正面阵地也随时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这就是反击方向选错所导致的恶果。
堵缺口的活又交给了胡宗南。
（999）

作者：哥爱波　回复日期：2011-01-18　15:16:18

挨得
狂拍
两个二百五
污染了老关的好贴子！
————————————————————————————
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不知如何得罪了这几位仁兄……

声 明

版面问题我已向版主反映多次，但始终无人过问。与其这样，还不如刷些交通事故的图片……
士可杀不可辱，无非就是要置区区在下于死地而已，何必出此下策，还要费心弄NN马甲，假装骂战。于是决定投其所好，暂停更新，把地盘让给你们，让你们利用这些时间，痛痛快快地作践自己，再作践别人。
假如天涯还不过瘾，请继续，但是我要特别声明一下，我是不会选择主动退出的，除非再次封掉。我留在天涯，不是因为天涯有什么特别的好处，而是这里有知音与朋友，如此而已。
屋外有雪，心甚悲凉，犹记沈复所言“即此小经营，尚干造物忌耶！”
呜呼，蜗居弄文，亦可谓文弱书生之小经营也，尚干何人所忌耶。

他手下的第1军还在，虽然已经是“余部”，但是临时救急也只能靠这个“余部”来完成了。
不过，“天下第一军”确实有“天下第一”的样子。
起先以勇猛著称的桂军，到这时已被打得乱七八糟，逃兵数甚至远远超过了实际作战的伤亡数。
战事如此惨烈，顶上去的第1军却始终一步不退，且一兵未逃。
其中有一个营已被日军三面围攻，快吃不消了，后方赶紧再调一个营上去增援。
增援的那个营狂奔猛跑，远远地望见一队鬼子已举着旗出现在阵地工事的前方。
营长心里一个隔蹬，心想坏了，阵地要完。
这时突然阵地上响起一阵枪声，日军撤了。
等到营长冲进阵地，发现战壕里到处都是尸体，一个营已全部阵亡，只剩下一个还能拿枪的山西兵。
刚才打枪的就是这个老兵，周围的同伴都死光了，但他从没想到过要逃跑或后退，那种决死的气势把本来笃笃定定的对手都给吓跑了。
胡宗南第1军初到上海时，尚有4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1200人而已。报人张季鸾由此发出感叹，说第1军向为精锐之师，然而牺牲如此之惨，直叫人泫然泪下。
胡宗南把最后的一点本钱都撒了上去，总算暂时堵住了漏洞，而这时候的桂军也被迫由攻转守，进入防御阶段。
廖磊在老领导面前丢了面子，自然很不甘心，频频给下面的众将下达死命令：谁敢擅自脱离阵地，提头来见。
由于反击时曾出现桂军新兵大面积逃跑的一幕，全军深以为耻，从顾祝同的三战区司令部开始，到廖磊的集团军指挥部，再到下面各个师旅团，这次都层层派出了督阵队。
凡是由火线退下来的，都得给我们检验一下，如果身上没有伤，那好，立刻按军令就地枪决。
前面有一个临阵脱逃的旅长，逃都逃了，也被廖磊从外地抓回来，二话不说，一枪了断。
顾祝同的中央督战队就在桂军后面，拿杆黄旗往地上一插，那就是告诉诸位，即使要退，也只能退到这杆旗前面，再退后者，定斩不饶。
姿态变低，退无可退，广西军队凶猛的一面反而逐步显现出来，而此时日军的进攻恰恰也到达最高潮，以猛对猛，使战场变得灼热无比。
再没人盲目到连飞机都不躲了，忍着性子等飞机大炮炸完，然后较劲也不迟。
先冲上来的是坦克车。
桂军已经知道光用剌刀挑不了坦克，于是一连一连的官兵便拎起手榴弹，往坦克下面的履带里塞，朝了望孔里扔，想方设法把坦克炸瘫在阵地前面，而冲上去的官兵也无一生还，等于是同归于尽。
一位督战的团长记述，在这场“人车大战”中，他自己离坦克也仅仅300米的距离，而且还负了伤。
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敢让人给背下去，因为怕自己万一不在，阵地立马就会丢失。
坦克只是第一波，紧跟着上来的就是步兵不断的冲击。
（10000）

开始日军采用晚上偷袭战术，以小队规模，装成伤兵，一面嘴里哼哼叽叽，一面向守军阵地摸来。
鬼子偷袭的阵地是一块棉花地，棉花杆比人还高，又到处都是硝烟，根本看不清楚，而且日军戴钢盔，桂军也戴钢盔，就真以为是退下来的伤兵了。
那时伤兵无数，要不受伤还拦你，一受伤连督战队都不敢拦，所以日本人便钻了空子，阵地被突破了。
阵地不能丢，只要活着，鬼子不砍你头，督阵队也得拿你是问，于是退下来的官兵又重新杀入棉花地。
这回大家学聪明了，虽然都是钢盔，但德国钢盔与日本钢盔还是有区别的，后者上面有膏药，而前者没有。
看到日本钢盔，直接拿剌刀捅就行。
一个小时后，阵地收复。
日军也有督战队，只是方向不同罢了，一个必守，一个必夺。见偷袭不成，对方阵地又近在咫尺，他们也顾不得平时战术训练的要求，同样排成密集阵形往前攻。
双方剌刀对剌刀，大规模肉搏战开始了。
肉搏虽然血腥，但能避开飞机大炮，反而是我们欢迎的。
一个林姓桂军老兵回忆，光他就经历过三次白刃战，前后受伤七处。刚进入战场时，他还只是一个排长，但到后来，连长也拼死了，他就直接升为了连长。
据林排长说，由于那时日军所用三八大盖的步枪比我们长，而且鬼子兵虽然个子不高，但一般身体都很粗壮有力，技术娴熟，所以即便是以桂军之勇，拼剌刀时也难以占到上风。
在对剌时，他的剌刀就被对方给压住了，拨都拨不动。
如果你喜欢听评书就知道了，二将相战，一方的兵刃给另一方压在下面意味着什么。
有的哥们为了在这方面盖过别人，还专门打造超重量级兵器，比如李元霸那样的。
眼看要悬，幸好林排长学过武术，身形一转，侧身滑到一边，顺势一刀，就把面前得意的老鬼子给结果了。
拼剌刀，还是三八好。他捡起死鬼子的枪继续拼。
领会到了武术的妙处，林排长自此便不安分了，拼剌时像个猴子一样，左闪右挪，找对手的空隙。
但这样一来人家也就盯上了这“广西猴子”。
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前面，忽听得一声“排长，后面有人”，说时迟，那时快，林排长一手持步枪，一手从腰间拔出手枪。
回转身肯定来不及了，只能瞎猫逮死耗子，先朝身后开一枪了事。
竟然打着了。
前面也不用再拼，反过来又一枪，对面的鬼子也应身倒地。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人喊了一声，这个人救了自己一命。
返转身去找，那人却已倒在血泊中。生死之间，他喊出最后一声，把生的机会留给了战友。
这就是惨烈的肉搏战，在林排长的记述中，他那个连很快就变成了排，班，剩下送到后方去的三十几个人，没有一个不带伤的——没伤，督战队也不会让你下来。
三日血战，天昏地暗。
临近10月23日这天，金泽师团投入一线的进攻部队已到不堪境地，原先一个步兵中队有180人，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加强连，现在只剩下了20人不到，连编一个班都困难了。
这还只是金泽师团一方面，作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收到的则是整个战场的伤亡通知单。
（10001）

一看，手都抖了。
5个师团，个个伤痕累累。
最拿得出手的金泽师团，伤亡达到6000多人，主力的一半没了，要知道，这可都是经过多年训练的老兵。其它师团更是惨重，第101师团已接近9000人，基干部队所剩无几，到了欲哭无泪的程度。
自发起新的攻势以后，日军伤亡率再次刷新纪录。
替松井算算吧，自上海派遣军登陆上海以来，8到9月份，虽然才一万不到，但已经出现了“不幸”的苗头，进入10月份，光上旬就添了近两万，这才中旬，来了个再接再厉，一共25323人，从而向三万进军，总计伤亡数已接近六万！
日本师团的规模通常介于我们的师和军之间，基干部队大致在12000人左右，加上七七八八的特种兵和配属部队，可以达到2万多，也就是说，若无补充兵源不断接济的话，此时可以直接取消番号的师团至少是4到5个。
上海太难打了。
这点不光松井没有预料到，来沪参战的日本兵，包括他们身后的国民也大多没有心理准备。
一直到现在，很多日本老人对中国的江苏和上海仍然非常熟悉，甚至能叫得出宝山、罗店、月浦、蕴藻浜、大场的名字。
我说的，还不是侵华老兵。
事实上，当时非常多的军人家属都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通知单。那是一份死亡通知单，上面战死一栏，无一例外都填写着以上那些地名。
这种刻骨铭心的印象，大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难以自行消失的吧。
另一方面，则是华北战场“连战连捷”的消息不断传来。
华北方面军第1军拿下了河北石家庄，第2军则打到了山东德州，蒙疆兵团攻克了绥远的包头。
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
我们累死累活，几乎拿鲜血和尸体在铺路，却还是步履维艰，连占个村子，夺个棉花地，都要死伤无数的人，北方那帮家伙怎么如此轻松就能得手呢。
难道我们面对的不是同样的中国军队？
松井实在想不通，但想不通也得硬着头皮上，因为实在是骑虎难下了。
他一边向统帅部告急，请求派出更多援兵，一边继续督师前进。
金泽师团又是首当其冲。
幸存者们，大家来集合吧，举行最后的誓师，向裕仁天皇亲授的军旗表决心，勇往直前，定夺阵地。
可是，看到前方战况如此之惨，官兵们都已心知肚明，此一去，必难生还，于是原本应该“壮怀激烈”的誓师会竟然变成了哀哀切切的告别会。
你要还活着的话，帮我给家人和亲戚朋友带个话吧，呜呜。
10月23日，战场达到沸点。
桂军各师师长都亲自上前督阵，但战场颓势仍然止不住。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前两天桂军的精华都打光了，能拼能杀的老兵已十不存一。此前，其它各军军官伤亡至多到团营级，旅级很少，但桂军光旅长就战死了六七个，有一个师的军官甚至全都伤亡了。
实在打不了了。
白崇禧再也顾不得面子问题，照这个样子下去，桂军就得全打光了，见此情景，顾祝同也只得同意桂军撤退整理。
桂军这么一撤，松井的“中央突破”就成功了，至此，在蕴藻浜南岸作战的各部队如不全线后撤，就要被分而割之了。
（10002）

序号有些记错了，应是（1002）吧，呵呵，以下继续

作者：塞外云烟淼　回复日期：2011-01-21　22:37:54

老关回来了，很是欣慰。
有一点，要请教老关：
且不说沙俄时期，俄国军队在中国境内犯下令人发指的累累罪行。
1944年，俄国抓住中国忙于抗击日本侵略、新疆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由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亲自坐镇阿拉木图指挥了对中国新疆的侵略作战行动。鲍里诺夫和伊斯哈克伯克从俄国带回来的突厥骑兵进入新疆。就是这支部队制造了玉尔都斯山和艾林巴克的大屠杀。
1945年，俄国在东北的军纪糟糕透顶，远比日本鬼子还坏，这一点，当地老人的叙述非常多，一点都不难找。
但是，老关说中东路战争，俄国入侵中国时，军纪非常好。这可能吗？俄国人什么时候转性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中苏同江之战中），红军纪律严格，据在满洲里特务机关的川俣雄人大尉（川俣以后相继任驻苏武官及陆军中野特务学校第三任校长）观察记载，苏军在进入满洲里的8天内，无人进入民房，有两名士兵因至饭店用餐，当即被勒令回营。”——————王辅《日军侵华战争》

一撤就撤到了大场。
在这之前，松井发动的进攻几乎已陷于停顿，打不动了，特别是像第101师团这样的新兵部队，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一些官兵在日记中甚至有了悲观厌战的情绪。
可是守军一撤到大场，日军马上像打了一剂强心针一样，精神重又振作起来。
在上海北郊的各个战略要点里面，大场是最后一道关，此关一破，北郊陆军和市区的海军陆战队就有机会实现“胜利会师”，从而兵合一处，淞沪战局将完全改观。
日军的几个师团，该添人的添人，该补弹药的补弹药，向大场继续进发，而且这次，整补后的第101师团还走在了最前面，欲取头功。
松井除了国内不断给他补充新兵和粮草弹药以外，还得力于陆军航空队的加盟。
强渡蕴藻浜后，日军建立陆上机场就成了可能，来自台湾的第3飞行团得以出现在战场之上。此时我们的空军应对日本海军航空队已显吃力，更抽不出足够力量来予以驱逐。
第3飞行团对于地面陆军的支援，不光是轰炸，更多的体现在对情报的侦察。
海军航空队的飞机也曾经帮着侦察过，但问题是，海军那帮人不知道陆军需要什么，瞎侦察，搞的情报尽为鸡毛蒜皮，对陆军作战并无多少指导作用。
第3飞行团是陆军航空队，由他们来给陆军当探子比海军航空队要对路得多。
日军在前面推进缓慢，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不知道守军究竟有多少，抵抗阵地有多广。
只是看到前面不断有新的部队和阵地冒出来，打掉一个又来一个，打掉一双再来一双，生命指数不跌反涨，好象总也打不完，打到最后连自己也坐地上泄了气。
但是第3飞行团拍摄的空中照片帮他们解决了所有问题。
我们往沪上战场派了多少部队，配置在哪里，只要看了这些照片之后都一清二楚。
原先地面炮兵的轰击还不够理想，甚至炮弹都不够用，在于目标定位不准确，只知狂轰滥炸，这下知道连守军的阵地机构都知道了，自然可以一炸一个准。
第3飞行团还发现，由于江南一带地下水位高，实际上北郊阵地工事一般都挖得不太深，如果动用过于重磅的大炸弹纯属浪费，大批小炸弹即可完成任务。
炸弹不嫌小，只要面积大。
弄完情报，第3飞行团直接在前面帮着开道。
他们在天上飞，我们地面的炮兵只好保持沉默，因为这边一打，它马上就可以在天上轰，顷刻之间，就能把你砸个稀巴烂。
以前村庄往往都是日军最难攻克的，但有了飞机轰击后，进攻就变得容易多了。
大场之战的激烈火爆程度，足以令前面的罗店、蕴藻浜战场都相形见拙。
在大场主阵地的外围，几乎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和躺在地上的伤兵，失去主人后的各式武器丢得满眼皆是。
与之相应，则是阵地内的中国军队死战不退，一个师一个师开上来，随后又一个师一个师地消失在阵地上。
“血肉大磨坊”在继续转动，而且越转越快，仿佛有多少生命都不够它吞噬。
顾祝同和胡宗南有再好的战术也没用，因为其时的战场已不需要战术，需要的只是人，能够继续填进大磨坊的人。
（1003）

要人的事只能由老蒋亲自来抓。
可是，环顾左右，能打仗的人却越来越少，所谓精锐部队，也就是中央军主力，十分之九已投入淞沪战场，现在都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即使是老蒋曾引以为豪的德械部队，此时也已损失了五分之三，基层军官死伤过万——曾经想拿来做种子用的，今后再也不可能了。
美籍历史学者费正清先生由此评论说，在淞沪会战以前，蒋介石的中央军内曾拥有上万名团营以下的军官，他们都经过军校和战场的双重训练，是撑起这支军队当时和未来战斗力的重要支柱。
但是经过淞沪战场火炉般的“烧烤”，这些军官基本全都损失掉了，以后再未能够得到弥补，以此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缺陷。
救急如救火，老蒋现在已顾不得心疼这些了，他在到处收罗尚能一战的人马。
参加“十日围攻”的三个主力德械师里面，闸北要靠孙元良给撑着，王敬久多次参加蕴藻浜血战，如今已差不多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能匀出来的只有宋希濂，派他去。
宋希濂师在三个德械师里面不算差，要不然也打不出汇山码头之战那样的漂亮仗，但是他在市区已经磨了那么久，伤的人同样不少，老兵也换成新兵，战斗力下滑厉害。
果然，只几个回合之后，宋希濂师就撑不住了。
没有嫡系，杂牌也行啊。
继湘军、川军之后，包括滇军在内的几乎所有地方中央军都被调到了大场一线。
这些军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装备简陋，训练和作战水平都不是很高。从外观上看，每个士兵脚上一双草鞋，上面顶多一顶斗笠和一块油布，军官则要“高级”一点，但也只有一把雨伞，连雨衣都没有，因此曾被戏称为“伞兵部队”，不过“伞兵部队”自有其优点，那就是人多，而且不怕死，犹如抗洪抢险时堵缺口的沙包，尽管材料并不怎么样，然而关键时候还是能派用场的。
滇系中央军原本是作为宋希濂师的预备队来用的，可现在没有办法，预备队也得当主力来使了。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原先并不为人看好的云南人打起仗来却很是生猛，并不比其他部队弱。不管战场形势如何被动，这帮人就是不肯服输，子弹打光了，剌刀拼弯了，他们连枪托甚至拳头和牙齿都会用上，反正一定会和你斗到底，直至喉咙里最后一口气结束，这才算了结。
滇军在前方血拼多日，一个师里面，光连排以上军官就战死了250人（含战死接替者），原本5000编制的队伍下来时仅剩500，然而人家阵地始终没丢，这就叫本事。
滇军打仗不要命，连日军也感到很无奈。不知谁想到了一馊主意，竟然使上了“水牛阵”。
赶了几十部水牛过来，往守军阵地上冲，而鬼子兵们则藏在牛屁股后面，企图混水摸鱼。
滇军官兵开始还愣住了，不知道牛是鬼子，还是鬼子为牛，等弄明白后，不管三七二十一，朝着牛就打。
那牛身上也不装着铁甲，负痛之下四散乱奔，结果反而撞倒踩死了好些日军。
大场阵地，是在湘军这里丢的。
（1004）

10月26日，湘军第18师所守阵地被第101师团突破，大场再也无法固守。
这是上海市区外围的最后一块阵地，可如今连这“最后一块”也没有了。
第18师是个新兵师，刚刚抽上来不久，战斗力原本就不济，但守将朱耀华仍深感责任所系，难辞其咎，遂拔枪自尽。他是淞沪会战以来第一个自杀殉国的师级将领，但实际上没有死成，开枪时给身边的警卫拦了一下，子弹未打中心脏，只击中了左肩，送到租界又让德国医生给救活了，这是后话。
大场失守，不仅使日本海陆两军得以会合，而且使江湾和闸北皆处于数面受敌的困境，再不撤，就要被人家包饺子了。
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遂作出决定，凡蕴藻浜以南部队全部退守苏州河南岸，但这里面最初却并不包括闸北守军。
在北郊战场处于激战的同时，闸北方面一刻没闲着，只是从对敌包围变成了敌我对恃，三个德械师老伙伴也变成了孙元良光棍一个。
孙元良要做的，不再是把海军陆战队赶到黄浦江里去喂鱼，而是如何守住闸北。
幸好，他早有预案。
早在淞沪会战前，孙元良就曾派出一个团分批潜入上海。
按照“停战协定”，正规军不是不能公开进入市内吗，他们用的其实也是张治中的那个办法，即化装成保安队，利用这个通用身份证到闸北一带修筑秘密工事。
既然叫秘密工事，当然不能让别人看见，得筑在房间里。要说这本来是不可能做到的，毕竟是大上海，哪有一帮大老爷们在民房里搞装修，而一点风声都不漏的。
但是孙元良在上海找到了靠山，有了这个靠山，一切OK。
此人就是杜月笙，别看人是黑社会老大，但特别爱国，他不光帮着租房子，甚至还把自己家的房子都让出来，给部队修工事。
于是，在闸北一带，特别是临近八字桥的地方，就多出了很多神秘的房子，外面看看跟普通民房没有什么区别，但里面却是钢筋水泥掩体。
这些掩体，采用的是分解式设计，也就是像我们搭的积木一样，可以零拆。它们也不是到了上海才临时浇注的，而是先在后方造好，乘晚上运进上海，然后再组装起来的。
依靠这些隐蔽却坚固的掩体，孙元良曾多次击退海军陆战队的全力进攻，指挥陆战队作战的长谷川清为此十分郁闷，在广播中就称孙元良师为“闸北可恨之敌”。
大场失陷，孙元良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但顾祝同却要求他继续留下来，或者是在市郊打游击，或者化整为零，分守闸北各据点，。
孙元良大吃一惊。
闸北的市郊不是现在，那时候可没这么多房子，而且地形平坦，连座隐蔽的小土丘都找不到，如何打游击？
分守也有困难。
经过三个多月的大战，三个德械师此时都已没了人形。孙元良师也经过了先后六次补充，老兵仅剩十分之二三，刚刚上来的新兵未习战阵，有的先前甚至连枪都没怎么放过，
孙元良对顾祝同打比方说，这就好象一杯茶，第一回沏时味道很浓，可你加过六次开水后再尝尝看，加一次淡一次，越加越淡，早就不是原来的茶水了。
闸北之所以能守这么长时间，除了有掩体可资凭借外，全赖老兵支撑，同时对新兵“且战且训”，慢慢地才能把他们都带出来。
假如把部队拆成一瓣瓣的，哪里还能保持什么战斗力，闸北也根本就守不住。
顾祝同认为孙元良言之有理，可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个决策，包括其它部队退到苏州河南，都出自于老蒋的意见。
（1005）

早在桂军开赴蕴藻浜战场之前，老蒋就曾有过撤至“东方马奇诺防线”的打算，在大场失守后，往那里撤退更是顺理成章的事，实际上全军向吴福线转移的命令已经下达，可是第二天他又改变主意，重新选定了撤退方向。
原因就在于这时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随着淞沪战事愈演愈烈，国联开始拿出新的方案。
这个方案是由欧洲老大英国第一个提出来的。
现在的国联，之所以比以前更不济事，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法都受到了欧洲事务的牵制，光应付德国人的步步进逼已倍感吃力，在远东则明显地力不从心。
经过实力评估后，英国还专门弄了一份国防报告出来，而报告显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今非昔比，并不具备同时抵抗德、意、日三国的能力，所以应“减少潜在敌人”，增加“潜在盟友”。
为了把亚洲的这个包袱甩掉，英国提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由美国做主，来具体讨论“中日冲突”问题。
美国虽然不是国联会员国，却是“九国公约”的倡导者。
还记得顾维钧担任国联理事会 时，使山东问题得以解决的华盛顿会议吗，“九国公约”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签订的。
一说起华盛顿会议和“九国公约”，日本人总是一肚子闷气，这个会开到最后，简直开成了对他的批斗会，全部矛箭几乎都是朝着日本一家射来的。
开完会，签完约后，不仅山东鸡飞蛋打，连海军舰只的建造吨位都被按比例强制性压了下去，使日本海军力量大受限制。
英法的意思很明白，我们搞不定日本，美国行。
仿佛在与之遥相呼应，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在此时发表了著名的《防疫隔离演说》。
罗总统给自己戴上一口罩，然后告诉大家，当心了，现在国际上有瘟疫流行。
一些国家“违反条约”，侵犯它国领土，这是无法无天，同时也是一种传染病，你还别以为自己离得远，哼哼，等瘟疫蔓延，一样要你好看。
谁是散布瘟疫的国家呢，罗斯福没有指名道姓，但傻瓜都能听得出来，分明说的是日本。
对于怎样避免，他也拿出了办法，那就是要进行检疫，防止其肆意蔓延。
罗斯福这篇演说，与其说是讲给中日两国看的，倒不如说是给自己国民看的。没办法，民主国家都是这特点，选民皆为总统的上帝。
“九国公约”签约国要开会，罗斯福将日本归入“瘟疫”一类，这两则消息立刻使老蒋激动起来。
打到现在，终于把美国老大给引出来了。
日本可以不惧国联，不惧英法，但它能不怕美苏吗？
关键问题还在于，如今一南一北的中国军队都已陷入困境，主力部队疲惫至极，精锐尽失，但与此同时，日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是到了双方停战谈判的时候了。
老蒋认为，这是“解决中日问题一个最难得的机会”。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就是一谈判桌，一边坐着中国，一边坐着日本，旁边则站着美国等一干老大。
对这次会议，老蒋预备了上中两策。
上策，那是最圆满的。可要求日本在三地让步：东北即使不能恢复原状，也至少按李顿报告书的建议加以解决，华北恢复原状，上海恢复原状。
中策，假如会议失败，也就是日本要价过高或拒绝谈判的话，就只能退一步了，但起码可由美国发起，大家“共同制裁日本”，这是必争的目标。
政治上的谈判，说穿了跟生意场，甚至小菜场上的讨价还价差不多，管你上策还是中策，若没有实力或者说战绩作为后盾，一切都是白搭，只能任对方挥起快刀来宰你。
北方的情况很不妙，南方要是连上海都丢得一干二净，那就不是谈判，而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基于这个考虑，老蒋这才下令将部队撤往苏州河南岸，而不是吴福线。
（1006）

南岸有部队，北岸也得有啊，不能让别人看出这是在败退，所以他才会让孙元良师继续坚守闸北。
顾祝同听孙元良一说，也确实有道理。守是要守的，但如果没守得半日，一个整师反而被干没了，那脸就丢大了，而且还是在老外眼皮子底下丢的。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孙元良说我有。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留在闸北，肯定是要牺牲的。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守很多点是守，守一个点也是守。与其把一个师都牺牲掉，不如选拔一支精锐部队，就守一个点，这样还更漂亮一些。
顾祝同点点头，那就照你的办。
孙元良本来告诉顾祝同要留一个团，后来一想，“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还是留一个营吧，对外声称八百人，即“八百壮士”，但实际上只有一半，四百人。
另外这四百人也并非像孙元良说的，是特地选拔出来的精兵（实际也没时间挑了），除了担任营连长的少数几个老兵外，大多数是后期由保安团补充来的新兵。
据留守营长杨瑞符回忆，当上级向他们交待这一任务时，曾有连续二十多分钟一言不发，表情极其痛苦和不安。
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这的确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
率领“八百壮士”赴死的，就是谢晋元（黄埔4期）和杨瑞符（黄埔6期）。
淞沪会战开始时，谢晋元还在旅部做参谋主任，并具体策划了对“出云号”的袭击，但随着能打仗的老兵非死即伤，参谋人员也都被孙元良补充到了一线，所以他这时的身份是副团长。
“八百壮士”留守的地点是苏州河北岸河畔的四行仓库，之所以叫四行仓库，是因为那是上海四家银行堆放货物共用的一个仓库，开战以来，一直被用作孙元良师司令部。
当夜，谢晋元先去四行仓库准备，杨瑞符则负责召集全营人马。
杨瑞符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人召不齐。
他那个营共有四个连，四个连都分守不同区域，可是能够派出去传达集合令的却只有两个传令兵，短时间内根本不够分配。
杨瑞符一直有一个担心没说出来，那就是，在大部队撤离的情况下，会不会有连队不遵号令，擅自随其它营撤走。
在传令兵派出后，杨瑞符一个人在原地等了四十多分钟，终于等来了一个连，但是另外三个连一直不见踪影，而这时听到日军的炮火却更趋猛烈了。
要想固守四行仓库，火力很重要，所以杨瑞符格外牵挂的是营里面的机枪连，但偏偏这个连也没来。
杨瑞符急了，心中“焦乱如麻”，他认为自己担心的事情可能还是发生了，于是不得不指示传令兵：假如你追上机枪连，先不要透露留守的事，只说要到四行仓库集合后，才能沿着苏州河岸撤退。
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三个连才出现在眼前。杨瑞符火得要命，问怎么搞的，现在才来。
连长们都很委屈，他们并不是怕死想逃，而是未接到任何命令，混乱中就跟着其他兄弟部队走了，半路上得知消息才半路折回的。
谢晋元和杨瑞符听后，心里都为之一宽。
只要不怕，这四行仓库就有守头。
（1007）

由于各营官兵对谢晋元还不熟悉，所以一开始进行军事指挥并布置火力网的是杨瑞符，而这时他又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打防守战，最重要的是得有坚固工事。平时你拿个大铁锁往仓库大铁门上一扣，小偷就进不来，但打仗的时候，这些都形同虚设。
杨瑞符一肚子心思，不过当他打开四行仓库里间的房门时，一下子豁然开朗。
这个点果然没有选错。仓库里堆满了大豆和小麦，甚至还有羊皮。这下，不仅吃的不愁，工事材料也应有尽有了。
杨瑞符立即派人拿出麻包，把仓库里的东西填进去，然后堵住门窗。这就是最好的防御工事。
如果没有四行仓库保卫战，作为团营长的谢杨二人也许会默默无闻。要知道，像他们那样级别的军官，光在淞沪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就不知凡几。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他们得到了一个机会，但也绝对有资格得到这样的机会。
即使在小格局中，也往往会迸发出无穷的民族智慧。
我到过很多江南古镇，见识过不止一座古老的宅院。在那些极其普通的门槛后面，往往掩藏着令人眼花缭乱，却又为之拍案叫绝的构建。它是住宅，但又是花园，是戏楼，是重重叠叠，一环套着一环的景观，每一步都让你啧啧称奇，每一步都让你感慨国人的神思妙夺。
沿着这个线索，我还可以向诸位介绍一下明末清初的江阴保卫战。
小小一座江阴城，24万清军铁骑屯集于城外进行围攻。
城里守军有多少？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仅仅6万民兵。
率领这6万民兵的，只是一个江阴典吏，管仓库的官而已，他的名字，叫阎应元。
阎应元螺丝壳里做道场，古今中外凡是能用计的几乎全都用上了，什么苦肉计，拖刀计，短促突击，偷营劫寨，甚至于《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
结果，24万正规军怎么都攻不进去，被阻于城外达81天，并且连折三王十八将，战死人马比6万民兵的总数还多，接近7万！
围攻四行仓库仍然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任务，而谢晋元和杨瑞符也如同当年的阎典吏，该用能用的计他们都用上了。
如果说三十六计有什么共同特色的话，就一个字，诈。
先跟鬼子玩玩诈术。
大部队撤退后，四行仓库外围还留有一处钢筋混凝土掩体，知道日本人个个精打细算，一定会拿去再利用，所以杨瑞符很通情达理地在掩体里藏了多枚手榴弹，外加一颗大号的迫击炮弹。
眼看着日军士兵果真钻了进去，从外面把连着手榴弹的绳索一拉，手榴弹引爆了迫击炮弹，一屋子的人都上了天。
等到陆战队正式围攻四行仓库时，谢杨更是频频设计，乃至用类似“草船借箭”的办法来巧赚对手。
日军火力猛烈，他们就用长竹杆挑着钢盔，伸出窗外，看上去就好象一个小兵在左顾右盼。这样的好机会，自吹枪法精准的陆战队自然不能放过，于是步机枪争先恐后地朝钢盔上乱打，闹了个不亦乐乎。
看准日军射手的所在位置后，谢晋元在楼顶上亲自端起枪，一枪一个过去，鬼子兵皆应声倒地。见最高指挥官尽显一等神枪手的风采，守军顿时军心大振，连新兵们都倍感鼓舞，完全不记得自己是身处日军包围之中了。
（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