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侵扰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南部最早受到来自日本对马、壹岐以及九州松浦半岛地区的倭寇侵扰。据史料记载，早在高丽贞祐十年（1223年），倭寇就开始侵犯高丽金州。
朝鲜海峡中的对马、壹岐等岛屿如同踏脚石一般，为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交通活动提供了便利。而居住在田土狭窄、贫瘠的岛屿上的岛民们除了渔业之外，也多以海上贸易为生。高丽时代，对马岛民从事日本到朝鲜半岛的“进奉贸易”，并在釜山附近设置了定居点。随着高丽王朝遭到蒙古人的压迫，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活动也陷于瘫痪。
对马岛民不能自给自足，转而从事奴隶转卖等非法活动。以对马为首，壹岐、北九州松浦等地的居民组成了首批倭寇。此外，活跃于九州、濑户内海的海盗、武装商团也加入掠夺，肆无忌惮蹂躏朝鲜半岛沿岸地区。此时的朝鲜正处于高丽王朝的末期，国力凋敝，疲于应付倭寇的袭扰。
接着，倭寇又于贞祐十二年（1225年）、贞祐十三年（1226年）连年骚扰金州和熊神。受倭寇侵掠范围，则包括庆尚道、全罗道、杨广道、西海道等沿海地区。
倭寇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他们逐渐深入内地并开始袭扰朝鲜北部地区。据统计，从高丽至正十年（1350年）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间，高丽连年都会发生倭寇入侵事件。入侵的倭船少者50余艘，多者则达200余艘。倭寇每到一地，则庐舍尽焚。而漕船也成为倭寇掳掠的主要目标，迫使高丽王朝最后改漕运为陆运。
高丽王朝一方面向日本派出使者要求其禁绝倭寇，另一方面加强军备对倭寇加以讨伐。出身女真的高丽将军李成桂在讨伐倭寇的战争中脱颖而，得以拥兵自重，并在后来推翻高丽王朝，开创李氏朝鲜王朝。

（74）
#中国前期倭患
倭寇为患中国，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间，倭患的地区和程度亦不同。前期从元末到明洪武、永乐年间。被乱地区主要在辽东、山东及浙江等沿海地区，以小股骚扰为主要活动方式。成员以日本武士和海盗为主。后期是嘉靖前后，倭寇十分猖獗，大举进犯东南沿海地区。后期倭寇的特点与前期倭寇截然不同。主要参与者是汉族海商-海盗集团，日本人在其中只占小的比例。葡萄牙武装海商也被当作倭寇对待。肆虐的区域主要在走私贸易比较活跃的长江以南，这一点也与前期倭寇大不相同。
倭寇侵扰中国在元末即已出现。至正十八年（1358年），倭寇开始连年侵扰中国沿海。他们沿朝鲜半岛北上直达大陆沿岸，抢夺粮食奴役居民，其中以距离朝鲜较近的山东受害最深，此外江苏、浙江、福建也不同程度地遭到袭扰。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秋，倭人寇蓬州，守将刘暹击败之。倭寇活动曾短暂停息数年。
明初从洪武到永乐的57年间，倭患次数共为94次，年平均不到2次；永乐以后到嘉靖之前（1425～1522年）近百年间的倭患记录次数仅为17次；在嘉靖一朝的45年间，倭患次数猛增到628次，占明时期倭患次数的80%；进入隆庆后，又骤减为48次。隆庆开禁之后逐渐减少。
明朝建立的次年（1369年）二月至六月间，即发生倭寇对山东、苏州、淮安等地大面积侵扰事件；洪武三年（1370年），倭寇侵山东沿海，接着转掠浙江明、台、温诸州，又入福建沿海郡县抢掠。为此，明太祖从洪武二年（1369年）借向日本通告元明鼎革之机，即就倭寇问题向日本展开外交交涉。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要求日本禁绝倭寇。但因日本处于分裂而效果甚微。把持中央权力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曾根据明朝的要求，出兵打击本国海盗。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围绕倭寇问题，开始合作。足利义满也通过这种合作，获得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机会。足利义满还被明朝糊里糊涂地封为“日本国王”。其子足利义持成为 “征夷大将军”时中断了与明朝的合作，放任倭寇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面对严峻的东南海疆形势，洪武加强了沿海地区的防御。在福建沿海四郡“筑城一十六，增巡检司四十五，得卒万五千余人”；又在浙东、浙西诸郡整饬海防，“筑城五十九”，“分戍诸卫”，“使得海防大饬。”
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于辽东望海埚全歼来侵之倭，此后海防较为平静。
同时，朱元璋实行海禁，颁令“片板不许下海”，严禁私人海外贸易。明成祖虽有官方的下西洋之举，但仍“禁民间海船”，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自明成祖去世后，朝贡贸易萎缩，以及海禁令逐渐废弛，违反海禁出洋的中国海商活动日趋频繁。
朝廷为了打击私商，出台十分严密的法律条款。朱元璋将禁止出海贸易写入了《大明律》，并且实行了连坐法，鼓励民间告发。
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一了日本，希望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贸易获取利益。1401年建文三年，日本遣使来华。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贸易。约定十年一次，每次限二百人，船二艘，不得携带军器。日本为了多得财物，往往以朝贺、谢恩、献俘、告讣等名义遣使来朝，突破次数限制。
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永乐朝的倭寇与元末以及洪武时期相比，规模明显增加，袭扰对象开始南移。
永乐十七年1419年，倭寇二千余人攻掠辽东望海埚，被明军几乎全歼。日寇大惧。同年，朝鲜也派遣大军进攻倭寇巢穴的对马岛。至此，倭寇问题得以暂时缓解。
应永三十五年（1428年）足利义持去世，足利义教成为新的“征夷大将军”，室町幕府又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政策，并在制止倭寇活动方面继续开展与明朝的政治合作。

倭寇


倭寇活动范围

（75）
#嘉靖倭患与海禁
明嘉靖年间为中心，持续至隆庆、万历年间约四十年时间，东南倭患大起。在日本各地诸侯支持下，日本海盗与中国海商-海盗王直、徐海等勾结一起，在江浙、福建沿海攻掠乡镇城邑。朝廷多次委派官吏经营海防，因朝政腐败而难有成效。嘉靖后期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先后平定江浙、福建、广东倭寇海盗，倭患始平。
后期倭患的起因，是 16 世纪中国商品经济中白银流通日益畅旺，中国本土白银产量较低，而日本白银的产量从 16 世纪中叶开始急剧增加。明朝厉行海禁，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中日民间围绕白银的走私贸易就兴盛起来。中国沿海走私集团也就构成倭寇的主体。倭寇的首领是徽商出身的王直，曾要求废止“海禁令”、追求贸易自由化。
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海路为连接的世界贸易圈蓬勃发展，中国所在的东方贸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和商机。
明朝建国后，东南沿海一带凭借着地理位置和原有的基础，农业、手工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也日益繁荣起来。正德年间，私人海外贸易得到发展。到嘉靖时期，私人海外贸易形成大规模，达到非常繁荣的程度。但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巨大的利润驱使下，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各地形成了许多私人海上贸易集团。
嘉靖前后的时间，正是日本历时百余年（1467-1573年？）的战国时代（1467—1615年？），日本国内混乱，足利幕府衰弱，各地大名互相攻伐。政府无力约束武士和浪人。可又急切需要中国商品。勘合贸易由幕府把持，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以至派人来中国走私和抢掠。嘉靖年间出现多次日本贡船被中国政府阻回的事例，比如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日本种子岛岛主所遣寿光使团，二十四年（1545年）肥后刺史遣使入贡，二十五年（1546年）丰后刺史源义鉴遣使入贡，均因违期或无表文被明政府阻回。
他们不可能就此折返日本，一般会在舟山群岛的双屿等地与中国私商贸易。不少大名组织人手到中国沿海走私和打劫。葡萄牙商人无法与明朝正常贸易，也走私和行劫。中国沿海许多豪姓大族、海商巨贾，因为对日贸易利润特别高，也私自出海在沿海或去日本贸易，亦商亦盗。日本人、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互相勾结，被笼统地称为倭寇。

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两大集团在宁波发生“争贡”事件。事件给明朝内部主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官僚找到了一个口实：“祸起市舶”——祸根是由朝贡贸易引起的。礼部没有权衡利弊得失，便贸然关闭宁波的市舶司，停止了日本的朝贡贸易。
官方的合法贸易渠道被堵塞，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难以得到满足，为海上走私贸易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
根据《筹海图编》记载，当时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包括生丝、丝绵、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钱币、药材等等。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如此巨大的利润（例如生丝运抵日本后，价格高达十倍），对商人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
明代自1368年颁布“海禁”政策，禁止民间海上贸易。史学界对于明朝海禁政策的原因，一般认为明朝政府为了防止中洋交流过多引起海防动荡，同时也体现了政府遵从儒家思想“重农轻商”的原则，对于自给自足经济的维护。
中国商人使用贿赂等手段使得沿海官员对海外贸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了默许甚至保护的态度。许多东南沿海商人与欧洲及其他亚洲国家进行贸易。到十五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海上贸易已经十分繁荣，最高峰时，曾有近130余个中国商团同时存在。一些商团甚至有几千名成员并配备有武器。汪直领导的商团联盟拥有几百艘船只的舰队，以及十万余人的手下。
为了方便交易和逃避监管，这些中国商团还在东南沿海离岛和日本西海岸建立了大量的贸易基地。在海禁严厉的情况下，许多海商也就成为了海盗，而明朝就一概称为“倭寇”，进行严厉的围剿。到16世纪后，倭寇在沿海地区肆虐的情况日益严重，朝廷官员对海禁存废产生严重分歧。
东南沿海私枭船主与土豪相结合，挟制官府，大张旗鼓地进行海上走私贸易，海盗与沿海贫民也介入走私贸易队伍，与之遥相呼应。
《明史纪事本未》记载“市舶司罢，而利权在下。奸豪外交内囧，海上无宁日矣”。这些“倭寇”除了进行了走私贸易之外，还在沿海地区烧杀抢掠，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倭寇在宁波台州“攻掠诸郡邑无算，官民廨舍焚毁至数百千区”。1550年，负责东南剿灭倭寇的朱纨受到弹劾而自杀。从此，东南一带的海防日益废弛，“倭寇”更为猖獗，“毒东南者十余年”。

（76）
#后期倭寇来源
我们且看看史料：
《明史▪日本传》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
明代《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说：“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
明人郑晓在《皇明四夷考▪吾学编》中说：“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筹海图编▪叙寇源》云：“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即漳州）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有之，夫岂尽为倭也。”还说：“海商初不为盗，然盗由商起，何也？许二、王直辈通番渡海，常防劫夺，募岛夷之骄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
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徐阶向皇帝奏对时所说的话，最有说服力：“臣去岁具奏时，尚闻此贼是真倭，近来细访乃知，为首者俱是闽浙积年贩海剧贼，其中真倭不过十分之三，亦是雇募而来者。”此话记载于徐阶《再答倭情谕一》中。
这些史料说明嘉靖大倭寇不但从人数上讲主要是中国人，而且真倭（日本人）其实是受雇于假倭（许二、王直等中国武装海商海盗）。宁波、绍兴、漳州、泉州、福州人在倭夷中占大多数。
早期倭寇是日本海盗劫掠中国沿海地区，而晚期倭寇是中国海商武装反抗明政府的海禁政策。1980年厦门大学林仁川教授《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一文就明确指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1982年中山大学戴裔煊教授《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书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倭患与平定倭寇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侵。可见学界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弄清楚嘉靖大倭寇的真相了。
为什么把嘉靖倭寇说成是日本海盗呢？原因不外乎有三：第一，倭寇中确有一部分真正的日本海盗和浪人，即所谓“真倭”；第二，王直等中国海商集团故意制造混乱，保护自己和家人。曾参与胡宗宪平倭的幕僚茅坤指出倭寇海船每船大概200人，首领大都是福建、浙江沿海人，也有徽州人，所谓倭寇就是留着日本式发型的人也就十几个，“由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王直等海商集团每攻略一地，必放出风声，诈称“倭寇”、“岛夷”所为，就是为了使明政府不明真相，误以为日本海盗入侵，以达到自保的目的；第三，明军将领为了冒报战功，往往虚张声势，在作战失利时，谎称倭寇进犯，夸大敌情；稍有斩获，便把一般中国海商海盗当做“真倭”上报。因为明廷规定擒斩真倭贼首一名，可连升三级获赏银150两。无怪乎当时人要说：“尝闻吾军斩首百余，其间止有一二为真贼者……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而不知实中国人也。”

（77）
#嘉靖倭乱
嘉靖二年（1523年）以后，明朝借口宁波“争贡事件”，下令严禁造大船，凡是属于违禁海船的尽数毁掉，规定“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 ”，企图断绝一切海上联系和贸易往来。然而，到嘉靖二十年（1540年）后，反而出现了“禁越严而寇越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的情况。私人海外贸易规模反而更大，“倭寇”在东南沿海迅速泛滥。
如生命力极强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贸易迅速发展。双屿港聚集了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海商，成为繁华的国际走私贸易中心。欧洲的自鸣钟、火器，南洋群岛的胡椒、香料，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和数不清的白银于此汇聚交易。
嘉靖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倭乱”呢？海禁政策从根本上违背了16世纪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明代中国，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工农业产品丰富，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以丝织品、瓷器、茶叶为代表的中国产品迫切需要开拓国际市场。而明政府的海禁政策阻止了民间海外贸易的正规发展，生产者和海商必然会冒着监禁甚至杀头的危险不顾一切地下海通商。万历年间福建长乐人谢杰在《虔台倭纂▪倭原二》中说：“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滨海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谢杰的分析非常有道理，因为海禁，商人被逼为海寇，海禁越严，走私利润越大，海寇就越多，最后发展到沿海人人都是海寇，政府根本就管不过来了。
明英宗正统以后，明朝政治日趋腐败，贪污贿赂之风盛行。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皇族、勋贵和官僚地主对财富的掠夺日益严重。军事由强盛退为衰弱，海防废弛。随着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军屯田遭到侵吞，卫所军丁被豪强势家占役。军士不堪虐待纷纷逃亡。军队缺员严重，战斗素质极差，器械损坏，粮草不济，便利了倭寇的侵略活动。海防设施失去应有的功能。卫所形同虚设，不堪一击。如明初沿海各军，每卫约五千余人。至明中叶无一足额。有的仅余一般军士，且多老弱。战船也多年失修，存者近十之一二。在海岛设以据险伺敌的水寨，均因将士惮于出海，自海岛移置海岸，原来的水寨被海寇据为巢穴。在漳、泉沿海的卫所，军粮不足，船只坏损，兵士短缺等现象极为严重。
#争贡之役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日本岛大内氏和细川氏势力各派遣对明朝贸易使团来华贸易，两团在抵达浙江宁波后因为勘合真伪之辩而引发火并，在浙江宁波爆发了武力杀戮事件。
大内氏派赴明商人中素以海盗为业者多，他们在代表宗设谦道的唆使指挥下，取出武器，攻击和追杀细川派代表宋素卿。宗设谦道率队伍沿灵桥门外北行经东渡门至和义门外，烧毁泊于该处的宋素卿船，追寻宋素卿至余姚江岸，又迫近绍兴城下。
在折回宁波时，沿途杀掠，掳走明指挥袁班、百户刘思，杀死百户胡源。至宁波后，又大掠市区，夺船逃向大洋，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捏率军追赶，不幸战死。史称宁波之乱，也称争贡之役、明州之乱、或宗设之乱。
这一事件直接导致明朝政府宣布中断一切贸易，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朝贡贸易几乎陷入了瘫痪。日本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最后一次来贡后，新旧勘合未及时更换，此后中日间的正常贸易断绝。
正常的贸易渠道被堵死之后，兴起的就是走私贸易。走私贸易，自古有之，在海禁政策下，民间贸易就基本以走私的方式存在。禁海断绝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渔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嘉靖倭乱。加强海禁，反而更加刺激了走私的兴盛。《明世宗实录》载：“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他们“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78）
#剿倭始末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任命朱纨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总管浙闽军事镇压倭寇。此时正是日本战乱不已的“战国时代”，很多人到海外走私和抢掠。朱纨严厉打击倭寇和走私，却触犯了“闵浙大姓”等沿海官僚地主及相关农民的利益，遭到闵浙户籍官员猛烈攻击。朱纨愤而自杀。这样一来禁令松弛，走私猖獗。以至“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1552-1563年的十一年里，倭寇十分猖獗，以汪直为首的倭寇海盗集团趁机发展起来。江浙闽的许多城市和乡村受到烧杀抢掠。是时明军严重腐败，失去作战力。数量不多的倭寇登录后，一下子抢掠几十个城市，抢了就跑。官兵毫无办法。
嘉靖三十一年，文官佥都御史王忬shu提督军务，经略闵浙。因剿寇不力受到弹劾，改任大同巡抚。嘉靖三十三年，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东南诸省军务，“便宜行事”。张经纬进士出身，是个文官。张经与副总兵俞大猷一道在王江泾打了一场漂亮仗，为“防倭以来第一功”。可是被太监诬陷迫害，世宗竟将张经逮捕处死。此年倭寇势益蔓延，深入内地，攻掠徽州、芜湖、南京等地。
明政府先是与海盗海商头目汪直合作，剿灭了陈思盼、卢七、沈九等以劫掠为主的海上武装势力。剿除大盗陈思盼后，在官府的默许下，汪直得到了一段时间的贸易自由，可是新任巡视浙江都御使及参将俞大猷的到来，情况突变，导致“倭患”大爆发。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朝政府首次把汪直集团骚扰沿海地区称为“倭人入寇”。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汪直由于向政府要求通商遭到拒绝，便劫掠浙东沿海。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汪直“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使“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胡宗宪巡按浙江后，又以互市为条件，对汪直进行招抚。汪直渡海受抚，但被下狱论死，汪直的死导致走私集团疯狂报复，且因缺乏约束而“倭患”蔓延。
1564年前后，出现了戚继光、俞大猷等有名将领。他们加强纪律、严格训练，采用新的阵法和战法，局势才得以改观。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歼入寇台州之敌。浙东倭寇平定。此后，戚继光率部入闵，荡平倭寇三大巢穴。嘉靖四十二年，戚继光与俞大猷联合，攻占倭寇巢穴平海卫、收复兴化城。嘉靖四十三年，平定福建倭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自 16 世纪 60 年代以后，倭寇的势力终于衰落下去。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采纳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大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刺激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倭寇也逐步停息。
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在天启四年（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此外，丰臣秀吉发布八幡船禁止令（海盗行为禁止），海盗活动在日本也受到了打击。

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开始到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基本结束的嘉靖倭乱，对东南沿海诸如浙江、江苏、福建以及广东等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倭寇“破浙东、杭、嘉、湖、苏、松、常、镇、淮、扬至南通，州诸沿江郡县不下数百处，杀伤人民百余万。守土以丧地被逮，总师以失律受诛者无数”。倭寇所过之处，“村市荡为邱墟”，庐室为之一空。明政府为平息倭乱也付出了惨重代价，10年间明政府频繁换将，仅参将以下武职而战死的就达107人，“军民之死，军需之费，不可胜纪”，“天下骚动，东南髓膏竭矣”。倭乱引起了民众群体性心理恐慌，地方行政长官更是畏倭如虎，倭寇的强悍战力和精良武器也使得明军不堪一击，屡战屡败。倭寇集团的侵扰同时也给琉球使团的来华和在华活动造成严重影响。
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万千中国“倭寇”人头落地，而连绵的动乱和镇压也极大地消耗了明王朝，亦使东南沿海富庶之区遭到严重的破坏。

（80）
#隆庆开禁与倭患平息
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都被当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当时中日贸易的重要据点。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政策的转换。
海上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使不少沿海居民便犯禁出海，“有私下番贸易及出境与夷交通者”。出现了“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的现象，到了明孝宗在位时期，随着白银货币化浪潮的兴起，民间商人的海外活动更是日益频繁，两广总督都御史奏称“广东沿海地方多私通番舶，络绎不绝”。
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当局宣布实施比较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允许人民下海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既然民间海上贸易合法化，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以此为契机，东南沿海的民间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源源不断的出口到海外，换来了大量的白银。据统计，从1570年到1644年的，美洲所产的白银，差不多有一半通过各种贸易渠道进入中国。

（79）讲朱纨打击倭寇及其失败。竟然多次被删，很莫名其妙

（81）
#汪直
王直，别号五峯，徽州歙县人，本姓汪，为避风险，故隐真姓汪而改姓王。据《筹海图编▪擒获王直》记载，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一时恶少若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皆乐与之游。”
嘉靖十九年（1540年），当时海禁还算松弛。王直与叶宗满等人到广东制造双桅巨舰，收购硝黄、丝、棉等违禁物品卖往日本、暹罗、西洋各国，当起了国际倒爷，进行走私贸易，牟取暴利。
王直集团在走私贸易中，得到邑人许栋为首的海商集团的帮助，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加入该集团，担任“管库”，就是出纳。后升为“管哨”，兼理军事，成为许栋海商集团主要头目之一。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扫平了双屿港，许栋海商集团覆灭，王直拼死逃出官军重围。他搜罗许栋旧部，并在舟山金塘岛西北的烈港（沥港）建立起了基地，成为倭寇新的首领。
开始时，在地方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王直主动配合官府，平定了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然而，官府却背信弃义——1553年闰三月的一个深夜，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王直败走日本。双屿港和沥港的相继覆灭，让浙江的海上贸易遭受重创。
王直逃往日本萨摩的松浦津，以五岛列岛为根据地。还在平户建造了第宅，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自称“五峰船主”,又称“净海王”、“徽王”.他不时前往浙江、福建沿海，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明朝则悬赏白银万两和伯爵封号以换取王直的首级。
此后数年，王直居留于日本平户，他带来了中外商船，使平户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港，深受当地领主欢迎。史料描写烘托出了王直的赫赫威仪——“绯袍玉带， 金顶五檐黄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其建造的巨舰可容纳两千人，甲板上可以驰马往来，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这就是一个海上帝王般的王直。
倭寇于 1552 年开始袭击江苏、浙江等地的沿海地区。从这以后的 10 年间，是倭寇最为猖獗的时期，仅 1555 年一年就有超过 100 次倭寇袭扰的记录。倭寇频繁出没于明朝东南沿海，杀人、纵火、抢掠，而且战斗力超强。据称当时一队仅 60 -70 人的倭寇曾侵入明朝内地达80 天，期间流窜数千里，兵锋直逼南京。
总督胡宗宪是徽州人，王直的同乡，对徽商心理极为了解。他先将王直的老母妻儿放出监狱，优裕供养，并让其儿子写下血书，劝王直早降。又派了两位使者去日本，封官许愿，并答应通商互市。胡宗宪向王直表示：如能归降，赦前罪不问，授予官职，且宽海禁，许东夷市。王直最终决定回国投降。
为了表示诚意，他先派义子毛海峰领军回国助官军剿贼，随后率精锐千余人，乘“异样巨舰”回到舟山岑港，大兴土木，预备开市。胡宗宪要他来接受官职，他坦然前去，没想到，一去便被扣留了。
胡宗宪最初的确是主张招抚的。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明王朝根本无法容忍这位“海上帝王”，早先为擒斩王直，便曾开出“封伯爵赏万金授高官”的惊人厚赏。入骨的忌恨很快兴风作浪，胡为求自保，不得不改变了态度。平倭总督胡宗宪把王直斩首示众。
在此之前，另一个大倭寇头子徐海，也被胡宗宪用反间计迫降并处死。
诱杀王直，让朝廷在海商和海盗中信义尽失，他们由绝望、怨恨而至彻底堕落，很快“新倭复大至”。在俞大猷、戚继光等全力攻打下，毛海峰先据岑港坚守，后突围南下占据福建浯屿，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闽广遂成倭患的重灾区，沿海县城纷纷沦陷，天下震惊。古来杀降不祥，就在王直死后不久，胡宗宪也被反复弹劾并下狱，最终含恨自杀。
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却是他们雇佣的日本人。
（王直）倾货勾引倭奴，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为之部落；初，直自列表之败，而之日本也，居五岛之松浦，偕号徽王，频岁入寇，皆直之谋，其党承奉方略，辄以倭人藉口，故海上之寇概以倭子目之，而不知其为直遣也。（郑若曾《筹海图编》）
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推原其故，皆缘当事重臣意见各殊，更张无渐，但知执法，而不能通于法之外；但知一导利，而不知察乎利之弊，或以过激启衅，或以偏听生奸……闽广事体大约相同，观丙子（万历四年）、丁丑（万历五年）之间刘军门尧诲、庞军门尚鹏调停贩番，量令纳铜，而漳潮之间旋即晏然，则前事得失亦大略可睹也。已夫，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

（82）
#战五渣的军兵
自从嘉靖皇帝登基严海禁以来，“倭寇”就没消停过。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二十八年（1549年），朱纨扫平双屿港、大战走马溪，取得了“抗倭”战争的胜利。可不出4年，“倭寇”又起，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王忬平定了烈港，再次取得了“抗倭”战争的胜利。然而王直集团乘机而起。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胡宗宪成功诱捕并处斩了王直，但其手下再次掀起入寇东南的高潮，直到1564年才算勉强平定。
在十几年的作战中，南直隶（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百姓受害严重，生灵涂炭。同时，明朝政治腐败、窝里斗惨烈；军队堕落，战斗力之弱让人吃惊。
明政府广征兵员，加重赋税。本地兵员不足，就从外地调来客兵。这些所谓客兵，贪残成性，大肆抢劫，遇有战事则弃甲而逃，所过之处，白天抢劫，夜间强奸妇女。故有谚语说：“宁遇倭贼，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避，遇兵不得生。”在财政方面，兵费、兵饷、兵米等等各种名堂的税费加于百姓，十倍于往昔。兵无休期，征无停日，乡间十室九空。
嘉靖三十二年，问题进一步加剧：倭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明史》外国三•日本）
他们少则海船两三艘，或游击，或哨探。多则巨舰数百上千艘，风帆一望无际，俨然移动的城市。登陆后，倭寇常常敢于分兵合击，以少打多。攻城略地，长驱直入。
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四十个倭寇流窜平湖、海盐，烧杀抢掠，沿途官军“皆败绩”，战死指挥四人，把总、百户、县丞各一人。最后这帮倭寇还利用抢到的船只，扬长出海。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两千余倭寇在南沙登陆，分路洗劫苏州、松江，再抢夺民船入海，转而在海门、如皋、通州等地大肆掳掠，焚烧各地盐场，一路烧杀至扬州，杀死同知一人，千户一人。一小股倭寇还远窜青州、徐州境内，整个山东为之震动。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倭寇五十余人自山东日照一路洗劫到东安卫，再经淮安、赣榆入沭阳、桃源。至清河遇大雨受阻，这才让分兵合围的徐州、邳州驻军包围、全部歼灭。但这五十多人死前业已流窜两省，“杀戮千余人”。（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与其让倭寇抢空东南，不如用东南财富养兵。于是，“东南帑藏悉从调取，以便宜征天下兵”。乃南调湖广土兵、广东猺兵、广西狼兵、四川苗兵、福建赖兵、崇明沙兵，北调山东枪手、山西白棒手、河南毛民、田州瓦民、边塞骑兵、北平射手……乃至少林僧兵，前后累计数十万兵，如激流，如疾风，纷纷向沿海集中。
但是，一支接一支部队都打了败仗。倭寇的气焰日趋嚣张，以至于：“逆旗所指，村邑皆墟，闾井萧条，室家荡析。”
嘉靖三十四年这年，倭寇特别猖狂，莆田、温州、舟山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倭祸。其中，二百余倭寇入侵福建莆田及镇东卫（福建福清东南），杀死了明千户戴洪。五十余倭寇入侵浙江温州、平阳县，明指挥祁嵩平阳百户所刘欲等败死。八十余倭寇入侵浙江舟山，明参将卢镗率军抵御，指挥闵溶战死。百余倭寇犯兴化平海卫，千户邱珍等战死，又犯福清海口，泉州卫指挥佥事董乾镇战死。
1555年正月24日，小股倭寇侵入湖州南浔镇，与当地驻防官军展开厮杀，战损比相当的惊人：“嘉兴兵与贼战，止获四贼，而丧师三千，没官十二员，贼得胜，复还柘林。 ”（《倭变事略》）
大约数百倭寇，与数千官军厮杀，而且是一场攻防战，结果倭寇损失4人（俘虏或者斩首），官军却阵亡3000人，而战死官员将领十二人。倭寇打出了近乎1:1000的战损比，这算不算“奇迹”？
为什么官军这么差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确很差。以南浔之战后，新增掉的山东兵为例：“有顷，统兵官至，递牌入，始知为山东兵。”
这支增援过来的山东兵，来了之后就是烧杀抢掠：“官既入城，兵散处城外，掠奸索食，不灭于贼。”完事后让他们去嘉兴拦截倭寇，好家伙，更是菜的一批：“后遣战于嘉兴，蠢懦无比，临阵逋逃，徒麋兵费，为吾郡蠹。”。
你说他们吃里扒外都行，所以你能指望这些官军杀倭寇吗？还不如组织当地民兵呢？当地民兵的战绩，都比这些吃皇粮的官军强。
同年三月20日，明军在江浙一带调兵遣将，集结作战主力，准备团灭倭寇。但看兵员数量，那指定是倭寇的十倍以上。当时集结在金山的明军，大概有好几万：
“三月十二日，广西田村瓦氏兵暨白都闸汤、卢（镗）二总戎，罗、任二兵宪，丁、乐二总戎诸兵入城，以吾盐为吉方往镇一带沿海要地，兵号二十四万，屯金山，捣贼巢。”号称24万，怎么着也得好几万吧。
四月初八日，大军首次出击，对倭寇作战，“遇贼，击杀九贼而覆兵三百”，杀了9个倭寇，但是战死300明军，额(⊙o⊙)…，正面硬刚的战损比，是1:33，算是勉强够看，但也很差劲了。
四月28日，明军经过多次攻防作战，把倭寇主力压制在王江泾镇，明军以优势兵力，甚至优势兵器（火器），奋力剿杀，战果如下：“斩获二千余级，献捷军门。没兵亦几千余人，是为王江泾大捷云。”
明军斩杀倭寇2000，自身也战死数千，怎么着也得三五千吧。优势兵员、优势武器、优势地形、优势后勤的情况，打出了一比二的战损比，这个时期的明军，属实够菜鸡的。但就这已经算是大捷了，必须公开报捷宣传，其实就是一场惨胜而已。
另外倭寇的倭刀，在肉搏的时候，属实锋利无比，明军的冷兵器，压根无法抗衡。
五月初四日，明军下乡搜捕残余倭寇，在柘林发现一名倭寇，按说人头很轻易就可以收割了。但是让人大跌眼镜：“县遣兵剿之，一贼出哨亭外，我兵攒枪刺之，贼斫一刀，十数枪齐折，兵皆徒手而奔一处。”倭寇一刀下去，就把围殴他的明军的兵器（长枪），全部给砍断了，然后提刀追杀这些明军。这武器上，确实是有差距的。
最后的结果，是这些明军，跟这个倭寇纠缠到晚上，倭寇才因为力尽被捉。
六月十七日，总督胡宗宪，亲自来到嘉兴指挥作战，对于明军只知防守，不知进攻的策略很恼火：“如此防守，却无了日！”然后指挥众军出击，动用多少兵力不知道，但是结果很明朗，跟倭寇遭遇后：
“前兵忽覆，后兵皆溺，胡公亦在溺中，仅露其发。”胡宗宪差一丢丢就要交待在这里了，得亏是被“勇士沈坤”搭救出来。
您要问这个沈坤何许人也？大明战忽局首任局长沈惟敬的老爹是也！估计当时沈惟敬也在其中，这货后来跑到朝鲜后，还跟朝鲜君臣，吹过这件事。
九月初四日，明军主力再次集结，可能是因为上面的流寇作案，这次还是号称二十万：“军门调主客兵，号二十万，进金山讨之。”又是进剿盘踞金山的倭寇。
结果呢？九月十三日，明军主力正式出师，结果：“突前冲击，我师败绩，姚（指挥姚洪）死之，将官遇害二十余人，兵千余人。”战死官军上千人，战死武将二十多人。倭寇损失不详，但肯定低于明军。
军兵战斗力低下让人难以置信，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七十二倭寇犯南京”的“军事奇迹”。
明军的大型剿倭战绩，基本上都是被倭寇虐，牵着鼻子走。真的，不一定是倭寇多厉害，关键是明军衬托的好。您看戚继光横空出世之后，戚家军还有这样的菜鸡儿战绩吗？没有了吧。反倒是倭寇在贡献战损比。
所以，不要怀疑，当时的明军，的确是战五渣。
（以上所有引用，都选自明•采九德所著的《倭变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