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李隆基阵营的相臣郭元振的责任更是重要，率军侍卫太上皇李旦，其实应该是监视、软禁。就在兵变的第二天，李旦就宣布由李隆基全权处理国政，并且让出武德殿，避位到百福殿居住。大势已去的天平公主先是逃进终南山的佛寺躲了三天才回到府邸，应该是与李旦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某些承诺，否则她可以选择其他路径外逃。可惜终于大权在握的李隆基拒绝了李旦给太平公主留下性命的请求，将她赐死家中。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作为战友发动唐隆政变，杀死自己的嫂子和侄女的时候，可能没想过自己会被侄子杀死，聊以自慰的是，自己落了一个全尸。

不过她的儿子们基本全被自己舅家的表兄弟李隆基杀死，只留了一个和前夫薛绍生的次子薛崇简，原因是薛崇简曾经规劝母亲不要与李隆基为敌，还曾经因为此事被太平公主鞭打，薛崇简因为在唐隆政变的时候作为太平公主一方势力的代言支持李旦，而被睿宗李旦封为立节郡王。据此分析，要么是薛崇简在追随李隆基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母亲根本不是对手；要么就是薛崇简事太平公主“放到另外一个篮子里的鸡蛋”。李隆基名义上对薛崇简不错，免死后还赐姓李，不过实际上也只是留了一条命而已，薛崇简很快就贬黜外放，颠沛流离11年后，于714年死于袁州（今江西宜春）别驾任上，后事及其简单，没有谥号，没有享受皇亲的礼仪，更没有以“李崇简”的身份葬进皇家坟墓。

李隆基以皇帝之尊发动的这次争夺实际控制权力而不是名义皇位的政变发生时的年号是“先天”，所以史称“先天政变”。先天政变后，李隆基展示了自己干脆利落的手段和幽深莫测的帝王心术：他先是清洗了朝堂，中立的陆象先也被贬官出京，然后提拔了支持自己发动政变的张说、刘幽求、郭元振等人为相；但是很快，他就把这批立下大功的政变功臣换掉，排除了“功高不赏”的隐患，也给后来的继任者一个发挥的空间；随后他进一步改组近卫军，当初李世民选拔的贴身卫队号称“百骑”，武则天发展到“千骑”、李显即位后发展为“万骑”，李隆基发动的两次政变，都是从“万骑”中拉拢将领入手，为了避免这些近卫军从“习惯性政变”中获取殊功，李隆基撤销了这个编制，也不再设置专门的将领来统帅。

李隆基以皇帝之尊发动的这次争夺实际控制权力而不是名义皇位的政变发生时的年号是“先天”，所以史称“先天政变”。先天政变后，李隆基展示了自己干脆利落的手段和幽深莫测的帝王心术：他先是清洗了朝堂，中立的陆象先也被贬官出京，然后提拔了支持自己发动政变的张说、刘幽求、郭元振等人为相；但是很快，他就把这批立下大功的政变功臣换掉，排除了“功高不赏”的隐患，也给后来的继任者一个发挥的空间；随后他进一步改组近卫军，当初李世民选拔的贴身卫队号称“百骑”，武则天发展到“千骑”、李显即位后发展为“万骑”，李隆基发动的两次政变，都是从“万骑”中拉拢将领入手，为了避免这些近卫军从“习惯性政变”中获取殊功，李隆基撤销了这个编制，也不再设置专门的将领来统帅。
李隆基在政治清明时候的用人，在慧眼识才的前提下，有两个特点：一是用人不疑，让其能充分发挥。据资治通鉴记载，姚崇（字元之，为了避开元年号的讳，后期用名不用字）为相的时候，向李隆基汇报一些中低级官员的任免，结果李隆基抬头望着屋顶不搭理他，吓得姚崇心肝颤抖着退出了，高力士问李隆基为何如此对待宰相，李隆基回答说我既然任命他为宰相，自然是信任他的能力和忠心，军国大事自然由我来拍板，这些小事懒得听，也不必跟我说。得知原委的姚崇在如释重负的同时，自然感恩戴德，尽心竭力。二是注重培养新人，不种植“政坛常青树”。一般的皇帝，是在大臣的“东风”、“西风”的利益集团之间找平衡，这样固然容易掌控朝局，却容易内耗，不利于政务的治理。李隆基不同之处在于对自己非常自信，他会启用一个强势的大臣来总管朝政，并给予其强力支持，但是又会在适时的用另一位大臣替换掉，开启一个新的阶段，避免该大臣变得尾大不掉。

@Shushuuuuu 2018-09-07 14:27:07
唐朝历史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读一下。 需要给自己补充补充点养分。
-----------------------------
嗯，深有同感，咱们一起读吧

@zbjgt222 2018-09-10 12:57:50
顶顶。。。
-----------------------------
哥哥，我这个帖子如此冷清，您来顶一下，感动的泪牛满面

这段时间插叙了一段张说，贴完之后，回头在补充李隆基

3.3 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宦海浮沉三拜相的张说如此恋家，难怪荣膺“史上最佳老丈人”。

一、我爱我的伐木累

对自己夫人的父亲如何称谓？游走在2A和2C之间的青年叫“老丈人”，普通青年叫“岳父”，文艺青年则有一个高大上的专用词——“泰山”。给我们创造这个词汇的，是盛唐开元年间的名相张说。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张说担任中书令，他建议唐玄宗李隆基封禅泰山，并拟定封禅的礼仪程序，还受唐玄宗之命撰写要刻在泰山之上的《封禅坛颂》。因为这些贡献，在第二年封禅泰山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封禅使，全权负责封禅事宜。按照惯例，封禅之后，随同封禅的的官员都要升迁一级（不包括正一品的官员，因为升无可升）。张说先是把自己本无资格陪同封禅的女婿郑镒安排进随同上山的官员队伍，后又把他的品级由九品越级提升至五品。封禅后玄宗大宴随行的群臣，看到郑镒换了绯色的朝服（唐代以不同的品级匹配不同朝服的颜色），问他为什么官职骤升，郑镒无言以对。因为张说的这种做法早就引起其他人的不满，有一位名叫黄幡绰的就调侃道：“这都是泰山的功劳啊！”这番奏对传开，“泰山”一词也就有了特指，又因为泰山是五岳之首，后来又引申出“岳父”、“岳母”的称呼。
这个有些戏谑意味的故事不是大圆满结局，李隆基不但又重新把郑镒的官职降回到九品，而且也因此对张说滥用职权引起了警惕，最终在开元十四年，以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罪名，罢免了张说的相职，如果不是因为高力士的求情，恐怕还要有姓名之忧。为了自己的女婿，张说也算是够拼，给一个“史上最佳老丈人”的称号不算过分。
张说的家庭暖男体质，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在他对家人的思念上就有所体现。
张说出身自范阳（今河北涿州）张氏，这是稍次于五姓七望的名门世家，我们熟悉的张飞也是也是涿州人，不过据考证张氏的这一支是西晋司空张华开创，和三爷仅是同乡之谊。张说在六世祖张隆的时候徙居洛阳，传说张说的母亲在怀张说之前，曾梦到一只玉燕自东南飞来，投入怀中，这也是 “玉燕投怀”这个最适宜祝贺天才儿童出生的成语来历。永昌元年（689年），22岁的张说参加武则天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有“洛阳才子”加持的张说，一举夺得“策论第一”，被授予太子校书的官职。就在任上，他奉命出使四川，公事还没办完，就开始思念洛阳的亲人，于是他掐指一算，大概在夏末秋初的时候能够搞定工作，可以快快乐乐的回家，于是他写了一首名为《被使在蜀》的诗，立下了Flag：

即今三伏尽，尚自在临邛。
归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

意思是说，眼看三伏天就要结束了，我还在临邛（现在的成都西南）奔波，不过放心吧，我有Plan（计划），尽管有千里的归途阻碍，我一定能在秋爽月明的时节回家团圆。

可惜，计划不如变化，眼看秋天就要来了，而他还不能动身返乡，对故乡故人的思念和对归期的盼望，化作一首更加隽永典雅的小诗奔涌而出，这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蜀道后期》：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
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

这首诗的题目就点明了归期延误的郁闷心情，其中“后期”一词，是指“延误期限，时间推迟”的意思（骞为卫尉，与李将军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史记•大宛列传》）。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一句中，“客心”是指客居异乡的游子之心、思乡之心和盼归之心，一个“争”字，说明了归情的迫切，要与时间赛跑，怎么赛呢？就是“往来”的“期程”都已经“预”好了。怎么“预”的呢？上一首说过了啊——秋月定相逢。
那结果是什么呢？后两句带着一丝丝调皮说出来了：“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那意思是说跟秋风明月约定在洛阳相逢，现在秋风不等着我，自己先到洛阳城了。被呵斥说人话的意思，就是原计划秋天到家的，现在计划没落实，已经秋天了，我还没能起身回程。
此处对秋风的一丝抱怨，实际是对家人的深深抱歉，秋风先至洛阳城，翘首以盼的亲人却没有见到自己，势必也很挂念，但是自己无法按时回家的苦衷又难以言说，只能顾左右而言他，抱怨秋风不够意思，简直是：说好一起白头，你却中途焗油！
这个时候的张说，还是朴实的，从诗中怀念故土的抒情里，实际能读出一丝对仕途辗转的些许失落，后来几经外放的张说就油滑多了，再写类似的羁旅诗的时候，总是最后升华到“建功立业”、“心忧陛下”的政治高度。
少年时期如此注重伐木累的张说，大权在握的时候，对亲人破格优待，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最后补充一点，张说这次外出公干，不仅秋天没能回到洛阳，洛阳冬天的雪他也没能看到，有诗为证：
《正朝摘梅》
蜀地寒犹暖，正朝发早梅。
偏惊万里客，已复一年来。
“正朝”是指正月初一，张说是在说：
温暖四川天气美，正月初一能赏梅。
看到梅花吓到我，时过一年还没回。

这三首诗，算是张说出使四川的三部曲了。

二、不畏权势秉忠义

张说和秋风相爱相杀之后，终于从四川回京了，慢慢替补升迁，做到了左拾遗，后来有改任右补阙。这个时候已经是武则天执政的后期，她开始疯狂喜欢上了小鲜肉张氏兄弟。为了给张氏兄弟正名，授命以张昌宗为总领抽调很多文士编撰《三教珠英》，张说也在其内，并且和好友徐坚出力最多。《三教珠英》是一部诗歌总集，现在基本失传了，不过在当时编撰了三年才完工。功成论赏，自然是张氏兄弟吃肉，但是张说也喝了一口肥汤，升职担任凤阁舍人，是个正五品上的中上等官职。这是武则天对中书省改名形成的，其实这本是三省之一中书省的中等佐官，负责起草诏令、侍从皇帝、接纳上奏文表、宣旨等，兼管中书省事务，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在任上张说也干的不错，展示了撰写诏书、敕令方面的水平，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也因为有一段“共事”之情，把他列入自己人队伍，但是没想到秉承忠义的张说，在关键时候给了他们兄弟一记响亮的耳光。
由于当时的宰相魏元忠一直劝武则天亲贤臣远小人，众所周知，小人就是指的二张。劝谏自己没什么，张说就在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上书劝谏在登封嵩山脚下三阳宫避暑的武则天回洛阳理政，但武则天顶多就是不听而已，并不怪罪。可是对于指责二张，武则天则非常恼怒，二张更是愤慨，于是在703年（长安三年），二张制造了“魏元忠谋反案”，诬陷魏元忠的最重要的指证任务就交给了张说。张说假意应允，结果在武则天亲审的时候却力证魏元忠没有谋反，这一切都是二张构陷（说至御前，扬言元忠实不反，此易之诬构耳——《旧唐书•张说传》）。当时二张大为恼怒，对张说大加呵斥，结果张说抓住把柄，在武则天面前控诉二张骄横跋扈，大意是说在陛下您的面前，张氏兄弟就敢如此不顾法纪淫威大臣，可想而知，二张平时有多么专权霸道了（说曰：“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资治通鉴 唐纪二十三》）
这一招无间道玩的着实漂亮，魏元忠也因此保住了性命，但是张说却被秋后算账，贬官流放到钦州（现在的广西）。这是张说的第一次流放，广西的流放境遇自然和四川出差时节不同，张说很是感受了人情冷暖，低沉了一段时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张说不畏武则天的强权，跟二张反目，自然被划入李唐忠臣的阵营，两年后，通过神龙政变李显登基，开始启用昔日被武则天贬斥的大臣，张说也在其列。但是这种拨乱反正需要程序，可张说一天也等不及了，就在一首诗中，婉转提醒朝廷当初自己是反对二张遭到贬斥的境遇，表达了对皇帝李显的忠诚。全诗如下：

《卢巴驿闻张御史张判官欲到不得待留赠之》
旅窜南方远，传闻北使来。
旧庭知玉树，合浦识珠胎。
白发因愁改，丹心托梦回。
皇恩若再造，为忆不然灰。

头两句浅显易懂，阐明了自己被流放的经历，以及对朝廷来使的期盼，“传闻”一词也呼应了题目，等待两位官员（我估计是执行平反昭雪任务的特使）不得。
再两句就逼格很高了，旧庭知玉树一句，可不是说老家的院子知道高贵的树木。“旧庭”指的是父亲，出自“过庭”这个典故，“玉树”指的是孩子，出自“芝兰玉树”的典故，两个典故在王勃的《滕王阁序》中都详细讲过，在此不再赘述。合浦识珠胎一句用了来自《后汉书•循吏传•孟尝》中“合浦珠还”的典故：东汉时，合浦郡（现在的广西合浦县东北）沿海盛产珍珠，非常珍贵，被称为“合浦珠”。一些官吏贪赃枉法，巧立名目盘剥珠民，结果，珠蚌逐渐迁移到邻近的交趾郡内，在合浦能捕捞到的越来越少。汉顺帝刘保继位后，派了一个名叫孟尝的人当合浦太守。孟尝到任后革除弊端，废除酷法，不到一年，珠蚌又繁衍起来，合浦又成了盛产珍珠的地方。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说：李显爸爸，你知道我是个孝顺李唐的好孩子，我就像孕育合浦珠的蚌，当初离开朝堂，是因为有恶人，现在明君执政，我就该回去了。
第三联开始卖惨兼表忠心：虽然贬斥的愁绪染白了我的头发，但是阻挡不住我的一片丹心托付梦境也要回到您的身边。
最后两句的表忠心就过于直白了，可能是担心李显看不懂委婉的“旧庭知玉树，合浦识珠胎”吧。
这首诗开启了张说此类诗歌的固定模式，尤其是再遭贬斥之时，张说的诗歌无论前面写的多么慷慨激昂或是婉转悱恻，最后的结句必定落到类似“皇恩若再造，为忆不然灰”上，这也算文人的悲哀吧。
不久后，张说果然被征召回朝，先任兵部员外郎，后升任工部侍郎、兵部侍郎，又加弘文馆学士，有了侍宴资格，也就是能陪着李显吃吃饭、喝喝酒、唱唱歌、写写诗，成了近臣。助力张说踏上仕途快车道的，不仅是他的人品和才能，知恩图报的魏元忠也起了很大作用。
魏元忠也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牛人，他初为太学生，崇文，在徐敬业起兵发盘武则天的时候，他协助李孝逸平定了徐敬业，宣武。也因为有这份功劳，魏元忠被周兴、来俊臣之流几经构陷，前后三次流放，武则天始终没有杀他，在长安年间（公元701——702），相王为并州元帅，魏元忠任副职，多次抵御突厥和吐蕃的进犯，虽未大胜，却无败绩，还是比较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只是到了武则天晚年，他反对恃宠而骄的二张，当街斩杀了张易之的家奴，尤其是召回李显二度成为太子之后，魏元忠担任检校太子左庶子，与李显关系密切，这才武则天感到了威胁，起了剪除他的心思，主要还是想剪除李显的羽翼。结果安排指证魏元忠的张说阵前倒戈，救了魏元忠一命。
李显即位后，派驿马专程召回魏元忠，授卫尉卿，代理宰相，很快升任兵部尚书，主管军国大事，不久，又进拜侍中，兼检校兵部尚书，然后又任中书令，加授光禄大夫，封齐国公，监修国史。在当时武则天驾崩，李显居丧期间，魏元忠甚至代理朝政数日。魏元忠受李显信任到什么程度呢？在太子李重俊起兵杀死武三思父子并兵发皇宫的时候，魏元忠的儿子魏昇也参与其中，后来在清算的时候，竟然以“被胁迫”为理由，没有牵连到魏元忠。
这样权柄在握倍受恩宠的魏元忠自然会对当初仗义执言的张说有所回报，何况张说并非是扶不起的阿斗。关于魏元忠如何提携张说，史书并无确切记载，但是从两个人的私交上可以一窥端倪。魏元忠后来告老还乡，张说有一首唱和的诗歌，名为《和魏仆射还乡》，根据此诗的名字分析，是魏元忠先做了一首还乡诗，然后张说依照其韵脚又做了一首，而遍翻《全唐诗》，只有张说的这一首《和魏仆射还乡》，也就是说，这是魏元忠和张说的小范围聚会。在诗中，张说夸魏元忠是富贵还乡、君子气概、松柏气节。我们读一下这首诗吧：
《和魏仆射还乡》

富贵还乡国，光华满旧林。
秋风树不静，君子叹何深。
故老空悬剑，邻交日散金。
众芳摇落尽，独有岁寒心。

@ty_诙谐68 2018-09-22 23:24:20
好吧
-----------------------------
那就好喽！

三、心怀忠正首拜相
张说虽然受到李显的平反和启用，但是明显没有列入“宠臣”的行列，所以两次柏梁体联句作诗都没有他，这倒又成就了张说的更上层楼。原因很简单，李显做了5年皇帝就死了，皇位被弟弟李旦继承，原来在李显时代权势熏天的大臣均无好下场，而张说却在李旦称帝后第一时间就得到了重用。
那是在唐睿宗李旦继位之后刚刚几个月，唐中宗之子谯王李重福和中宗李显时期的相臣郑愔发动了搞笑的政变，尽管很快被剿灭，但是有数百人牵连入狱。因为案发现场在洛阳，由东都留守主审，这位仁兄把不清上级的脉搏，迟迟不敢定案，审讯数月，迟迟不能定案，睿宗便派张说前去审理，张说只用一个晚上便将主谋郑愔、张灵均定罪，其余一律无罪释放。睿宗非常满意，称赞他是一个中正之人，并命他担任皇太子李隆基的侍读，张说也因此和李隆基日益亲密，算是拿到了一个潜力股。
张说在李旦称帝的第二年，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一月，以中书侍郎（中书省二把手）的职位，加封张说进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入相臣的行列，并监修国史。当上宰相的张说很快就又面临了一次人品的考验，凶险程度更甚于武则天时期张氏兄弟诬陷宰相魏元忠谋反。
当时因为睿宗李旦的妹妹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争权，太平公主就在张说拜相的当月，指使术士造谣，说据推算在五日内会有乱军入宫，请皇帝做好应变准备。这是一个比较毒辣的计策，如果就此追究起来，很容易把发动唐隆政变的李隆基牵扯进来。李旦还真的在朝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并向大臣问计，左右文武都对原委心知肚明，结果就是面面相觑，无人作答，确实，这种神仙打架的桥段，凡夫俗子实在不宜涉及。只有张说，有当初“皇帝面首诬陷宰相”这壶酒垫底，在“长公主造谣太子”事件中直言不讳，指出这是有小人想离间东宫的流言，陛下如果让太子监国，定下君臣名份，小人自然胆怯，流言便会平息（说进曰：“此是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旧唐书 张说传》）。
如此一来，张说自然的得罪了流言背后的主使太平公主，就在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李旦禅位当了太上皇之后，在当时权利之争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张说被罢免相位，降职为尚书左丞，从长安打发到洛阳担任东都留守。这其中固然有李旦削弱李隆基的势力班底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太平公主的原因。插叙一句，皇帝的平衡游戏真的不好操作，李旦为了让妹妹太平公主认清自己支持儿子李隆基，可以禅位做太上皇，可是为了安抚太平，又不顾李隆基的感受，提拔太平一系的大臣为相。
张说怀着失意的心情到了洛阳，为了表示服从上级安排，没有任何抱怨，他在洛阳优哉游哉的开始了自己的留守任期，每日公务闲暇之余就是饮酒作诗，享受生活，有一首《醉中作》就是这个时候写的：

醉后乐无极，弥胜未醉时。
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

“动容”一词指动态的行为举止和静态的仪容仪表，这首诗是说清醒着的时候就已经很快乐了，醉后尤其胜于醒时，醉后的举手投足优美的如同舞蹈，随口言来皆成诗篇。
但是张说在这种醉生梦死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他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他认为皇帝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寄希望“老好人”太上皇李旦来解决这个矛盾也不可能。他在到洛阳担任留守的当年，就派专使献给李隆基一把佩刀，寓意要快刀斩乱麻，果断以武力铲除太平公主的势力。张说的这个建议，比李隆基实际发动事变早了将近一年，由此也充分印证了张说的战略大局观。

四、二度拜相输姚崇

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获得实际权力之后，对朝堂的改造让人眼花缭乱。首先是以政变功臣替代父亲李旦任命的相臣，前朝的宰相群体中，只留了一个郭元振，张说、刘幽求、钟绍京纷纷加入相臣群体。然后在半年之内，政变功臣纷纷罢相，有意思的是，上一届留任的宰相郭元振是第一个被罢免的，而当初为李隆基登上太子之位就极力进谏的刘幽求甚至在贬斥的路上忧愤至死。同时又清理了中宗李显时期为相，对李旦父子支持力度不够的朝臣，这些人已经被李旦清洗过一次，在李隆基政变后又进行了加码，以当初韦后、宗楚客等人篡改中宗李显的遗诏为由，把青州刺史韦安石、太子宾客韦嗣立、刑部尚书赵彦昭、特进李峤这四位曾经的宰相，分别贬为州郡的别驾，赶出了朝堂。

张说在政变后当月就任命为中书令，算是实至名归的宰相，这是张说宦海生涯的第二次拜相，是他在开元年间的第一次，并且还封爵“燕国公”，这也是后世把张说和“许国公”苏颋两人因文章著称于世而并称“燕许大手笔”的由来。但是此处两人的文章，指的倒不是学术论著、抒情散文和心灵鸡汤，而是诏书一类的公文。李隆基就非常喜欢苏颋的文章，曾经专门吩咐，只要是苏颋写的诏令，要另抄录副本，专门留在宫中，便于品味。后期宰相李德裕（这也是位牛人，历经唐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多次拜相，也是著名的“牛力党争”中李党的当家人），著述论述说，苏颋能把诏命文诰，做成叙事而自成文体的文章。中唐时期的大诗人元稹也有诗句称赞说：“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指的也是苏颋和张说二人，能和李白、杜甫相提并论，由此可见燕许大手笔的的功底。除了文章之外，两人还都非常擅长撰写墓志铭，骈文瑰丽，风格雄壮，世人以得到他们两位的墓志铭为荣，杜审言的儿子杜并因为杀身为父申冤报仇，就曾获苏颋自请撰写碑文的荣耀。不过大家也公认，在墓志铭撰写方面，张说更胜一筹。

这样的一个张说，李隆基是非常欣赏的，原本他是可以成为李隆基“不用政变功臣、清理前朝老臣”政策的例外的，可惜他碰到了注定的人生对手——姚崇。

唐朝是一个盛产名相的时代，甚至形成了“房谋杜断”这样的成语，但是能和房玄龄、杜如晦相媲美的宰相，就只有姚崇和接替他的宋璟。

姚崇，本名叫姚元崇，字元之，生于高宗李治刚刚登基第三年的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突厥的叱利元崇叛逆，为了不恶心武则天，不让她听到“崇”字，改以字称呼，在那段时期的史书上也都称呼为“姚元之”。姚崇生于官宦之家，祖籍在吴兴郡武康（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姚家是个将门，祖上追溯到南陈和隋朝，都是统兵的将领。其父姚懿，从李渊在太原起兵后就投奔李世民，先后立下很多战功，后来为了削减李世民的势力，在武德四年被降职。姚懿也非常有气节，年仅32岁的他辞职不就，带领全族在硖石（在今河南陕县），躬耕垄亩，教读子孙，繁衍氏族，因此，姚懿又是陕郡姚氏起家之祖。一直到了李治登基，年过六旬的姚懿才再度出山任职，尤其在唐高宗龙朔（公元661—663）年间，与吐蕃接壤的边疆重镇嶲州（今四川西昌）发生邛部蛮族酋长作乱，71岁的姚懿，受命持节任嶲州都督，一手抓平叛，一手抓公正处理汉族同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很快平息了叛乱。由于长途奔波和军务劳累，73岁的姚懿一病不起，龙朔二年（公元662年）12月1日逝世于嶲州都督府。

在这样的家风引导下，姚崇少年时候精研军事，勤习武艺，进入仕途后也是侧重军方背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慢慢升迁到夏官（武则天把兵部改为夏官）郎中。恰逢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兵部军机繁忙，但姚崇处理得当，有条有理，受到了武则天赏识，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姚崇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后来又担任相王李旦的长史，即便因为在704年因回家奉养老母而辞去相臣，也任然担任相王李旦的长史，并且在武则天准备任命他为夏官尚书的时候极力推辞，说自己是相王李旦的属官，再执掌兵权不好，于是被任命为春官（礼部）尚书。就在704年9月，他因得罪张易之，先是被撤掉尚书，担任司仆寺卿，后来又外放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临行之前，向武则天推荐秋官（刑部）侍郎张柬之（这是发动神龙政变，把武则天请下帝位的主要实施者）担任宰相。

诡异的是，在张柬之他们发动政变的时候，姚崇又私自回京城了，虽然没有加入主力阵容，但是也算是参与者之一，因功赐爵梁县侯。戏精本色的是，在武则天让出皇宫正殿，移居上阳宫的时候，姚崇又伤心落泪，张柬之略带责备的提醒道：“今天是李唐复兴的好日子，你哭泣泪下，难道是心怀武周，恐怕今后你要遭祸”。张柬之的话也有道理，东汉末期，王允诛杀董卓之后，点天灯以示众，当时的名士蔡邕（蔡文姬的父亲）因为流露出悲伤叹息的情绪而被王允杀死。姚崇答道：“我长期事奉则天皇帝，现在突然辞别，内心感到忧伤难忍，我昨天随你们诛除凶逆，是尽臣子本分，今日流泪辞别旧主，也是我作为人臣应有的节操，如果因此获罪，我也甘心（则天移居上阳宫，中宗率百官就閤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跃称庆，元之独呜咽流涕。彦范、柬之谓元之曰：“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元之曰：“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旧唐书•姚崇传》）。

可能是因为姚崇对武则天的同情态度，更可能因为他长期担任相王李旦的长史，在中宗李显为帝的五年里，曾经的宰相姚崇长期被外放，历任亳州、宋州、常州、越州、许州等地的刺史。等到睿宗李旦通过唐隆政变登基，姚崇很快就被征召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二度拜相，后来又升任中书令，成为实至名归的宰相。他和宋璟在睿宗时期就搭成班子，革除中宗时期滥用民力，私授斜封官的弊政，贬黜奸邪，赏罚分明，杜绝请托，使得各项法规制度重新得到回复，被誉为有贞观之风。

在姚崇为相的第二年，鉴于太平公主干扰朝政，诸位皇子也都王手握兵权，对皇太子李隆基构成威胁。景云二年（711年），姚崇与宋璟密奏睿宗，建议请太平公主迁居洛阳，李隆基的两位哥哥和两位兄弟出京任职。这个提案激怒了太平公主，同时也让睿宗李旦有所触动，警惕于李隆基的势力，并没有被采用。李隆基来了一招“置之死地而后生”，上奏皇帝，声称两人离间宗室，请求对二人处以极刑。如此一来，李旦反而不便于严惩了，于是两人分别外放刺史。
李隆基在七月发动先天政变真正掌握权力之后，十月十三以组织阅兵不利的罪名，先是要杀身兼相职的兵部尚书对郭元振，在宰相张说和刘幽求的之下，免职流放。第二天就召见姚崇，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姚崇在接受任命的时候，就给李隆基上了“十事”，也就是提出十个方面的进谏，大致包括施行仁政、不发动边疆的扩张战争、对宠爱的亲信的不法行为严加制裁、不让宦官参政、接受大臣进谏、礼待大臣、禁止营造佛寺道观、禁止外戚内宠专权等。并且说如果李隆基能采纳，自己就上任，否则只有抗命。
以我们这些跳出局外的后来人看，姚崇的这十条其实是治理天下的常识，中国历史上，哪位皇帝真正按照这个去做了，就会使明君，就会开创盛世，可惜的是，绝对的皇权总是让这些落实不了。不过这个时候的李隆基，还是有着一番要比肩曾祖父李世民贞观之治的雄心的，所以他很干脆地回答了四个字：“朕能行之！”这十条，其实也正是开创开元盛世的治国方略，姚崇确实不负名相盛名。
就这样，姚崇的宰相履历，除了在武则天时代和睿宗李旦时代，又增添了玄宗时代的第三次拜相。
但是抛开姚崇的治国理政的能力不说，回顾一下姚崇的“发迹史”，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对局势判断非常准确，也特别会揣摩上级意图的精明人。
他先受武则天的信任拜相，在武则天执政后期，他敏锐的判断出武则天必定会“不体面”的下台，于是他就被外放了，走之前又推荐了张柬之；在爆发把武则天拉下皇位的政变之前，他却又擅自回京，参与了政变，这其中，相信抱着知遇之恩的张柬之起到了作用；在表达了对武则天的同情之后，他离开了动荡的朝堂外出任职，避免被卷进唐隆政变；李旦登基后，他回朝为相，又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做出了准确的站队，并且又一次离开了朝堂，既表达了对李隆基的支持，有没有赤膊在政变中赤膊上阵。假如任何一个步点没有踩准，恐怕也没有今天。
说了这么多姚崇，这才是重点。

面对这样一个精灵剔透的聪明人，张说的智商明显余额不足。他和张说有一些旧怨，张说眼看姚崇上升的势头这么猛，心里有点紧张，也担心姚崇像顶掉郭元振一样顶掉自己的第一宰相。慌不择路，张说出了昏招，他先是指派御史大夫赵彦昭去弹劾姚崇，结果没有反应，他又让先天政变的功臣，也是李隆基从小的好朋友姜皎去进言，推荐姚崇外放担任河东总管，结果被李隆基识破，呵斥道：“此张说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当死！”姚崇的反击则是一招致命：他在一次下朝的时候故意一瘸一拐的走路，李隆基问他是不是腿脚有病，姚崇回答说自己有很严重的心病，张说前几天秘密前往岐王李隆范的府上，不知说了什么，一个是第一宰相，一个是有政变拥立之功的您的爱弟，如果出了什么难以言说的大事，该如何是好（“姚崇即为相，紫微令张说惧，乃潜诣岐王申款。他日，崇对于便殿，行微蹇。上问：‘有足疾乎？’对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问其故。对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资治通鉴 唐纪二十六》）？
这深深触到了李隆基的敏感神经，就在政变当年的十二月，张说、刘幽求就被罢去相位，而出任中书令的第一宰相，正是姚崇。
张说在玄宗时期的第一次宰相生涯就此结束，时间不到半年。这其中固然是李隆基对政变功臣心存忌惮，同时也是要给姚崇创造一个无人牵绊的政治舞台，当然，姚崇极强的权利欲也起了很大作用。

四、二度拜相输姚崇

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获得实际权力之后，对朝堂的改造让人眼花缭乱。首先是以政变功臣替代父亲李旦任命的相臣，前朝的宰相群体中，只留了一个郭元振，张说、刘幽求、钟绍京纷纷加入相臣群体。然后在半年之内，政变功臣纷纷罢相，有意思的是，上一届留任的宰相郭元振是第一个被罢免的，而当初为李隆基登上太子之位就极力进谏的刘幽求甚至在贬斥的路上忧愤至死。同时又清理了中宗李显时期为相，对李旦父子支持力度不够的朝臣，这些人已经被李旦清洗过一次，在李隆基政变后又进行了加码，以当初韦后、宗楚客等人篡改中宗李显的遗诏为由，把青州刺史韦安石、太子宾客韦嗣立、刑部尚书赵彦昭、特进李峤这四位曾经的宰相，分别贬为州郡的别驾，赶出了朝堂。

张说在政变后当月就任命为中书令，算是实至名归的宰相，这是张说宦海生涯的第二次拜相，是他在开元年间的第一次，并且还封爵“燕国公”，这也是后世把张说和“许国公”苏颋两人因文章著称于世而并称“燕许大手笔”的由来。但是此处两人的文章，指的倒不是学术论著、抒情散文和心灵鸡汤，而是诏书一类的公文。李隆基就非常喜欢苏颋的文章，曾经专门吩咐，只要是苏颋写的诏令，要另抄录副本，专门留在宫中，便于品味。后期宰相李德裕（这也是位牛人，历经唐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多次拜相，也是著名的“牛力党争”中李党的当家人），著述论述说，苏颋能把诏命文诰，做成叙事而自成文体的文章。中唐时期的大诗人元稹也有诗句称赞说：“李杜诗篇敌，苏张笔力匀。”指的也是苏颋和张说二人，能和李白、杜甫相提并论，由此可见燕许大手笔的的功底。除了文章之外，两人还都非常擅长撰写墓志铭，骈文瑰丽，风格雄壮，世人以得到他们两位的墓志铭为荣，杜审言的儿子杜并因为杀身为父申冤报仇，就曾获苏颋自请撰写碑文的荣耀。不过大家也公认，在墓志铭撰写方面，张说更胜一筹。

这样的一个张说，李隆基是非常欣赏的，原本他是可以成为李隆基“不用政变功臣、清理前朝老臣”政策的例外的，可惜他碰到了注定的人生对手——姚崇。

唐朝是一个盛产名相的时代，甚至形成了“房谋杜断”这样的成语，但是能和房玄龄、杜如晦相媲美的宰相，就只有姚崇和接替他的宋璟。

姚崇，本名叫姚元崇，字元之，生于高宗李治刚刚登基第三年的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突厥的叱利元崇叛逆，为了不恶心武则天，不让她听到“崇”字，改以字称呼，在那段时期的史书上也都称呼为“姚元之”。姚崇生于官宦之家，祖籍在吴兴郡武康（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姚家是个将门，祖上追溯到南陈和隋朝，都是统兵的将领。其父姚懿，从李渊在太原起兵后就投奔李世民，先后立下很多战功，后来为了削减李世民的势力，在武德四年被降职。姚懿也非常有气节，年仅32岁的他辞职不就，带领全族在硖石（在今河南陕县），躬耕垄亩，教读子孙，繁衍氏族，因此，姚懿又是陕郡姚氏起家之祖。一直到了李治登基，年过六旬的姚懿才再度出山任职，尤其在唐高宗龙朔（公元661—663）年间，与吐蕃接壤的边疆重镇嶲州（今四川西昌）发生邛部蛮族酋长作乱，71岁的姚懿，受命持节任嶲州都督，一手抓平叛，一手抓公正处理汉族同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很快平息了叛乱。由于长途奔波和军务劳累，73岁的姚懿一病不起，龙朔二年（公元662年）12月1日逝世于嶲州都督府。

在这样的家风引导下，姚崇少年时候精研军事，勤习武艺，进入仕途后也是侧重军方背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慢慢升迁到夏官（武则天把兵部改为夏官）郎中。恰逢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兵部军机繁忙，但姚崇处理得当，有条有理，受到了武则天赏识，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姚崇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后来又担任相王李旦的长史，即便因为在704年因回家奉养老母而辞去相臣，也任然担任相王李旦的长史，并且在武则天准备任命他为夏官尚书的时候极力推辞，说自己是相王李旦的属官，再执掌兵权不好，于是被任命为春官（礼部）尚书。就在704年9月，他因得罪张易之，先是被撤掉尚书，担任司仆寺卿，后来又外放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安抚大使，临行之前，向武则天推荐秋官（刑部）侍郎张柬之（这是发动神龙政变，把武则天请下帝位的主要实施者）担任宰相。

诡异的是，在张柬之他们发动政变的时候，姚崇又私自回京城了，虽然没有加入主力阵容，但是也算是参与者之一，因功赐爵梁县侯。戏精本色的是，在武则天让出皇宫正殿，移居上阳宫的时候，姚崇又伤心落泪，张柬之略带责备的提醒道：“今天是李唐复兴的好日子，你哭泣泪下，难道是心怀武周，恐怕今后你要遭祸”。张柬之的话也有道理，东汉末期，王允诛杀董卓之后，点天灯以示众，当时的名士蔡邕（蔡文姬的父亲）因为流露出悲伤叹息的情绪而被王允杀死。姚崇答道：“我长期事奉则天皇帝，现在突然辞别，内心感到忧伤难忍，我昨天随你们诛除凶逆，是尽臣子本分，今日流泪辞别旧主，也是我作为人臣应有的节操，如果因此获罪，我也甘心（则天移居上阳宫，中宗率百官就閤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跃称庆，元之独呜咽流涕。彦范、柬之谓元之曰：“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元之曰：“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旧唐书•姚崇传》）。

可能是因为姚崇对武则天的同情态度，更可能因为他长期担任相王李旦的长史，在中宗李显为帝的五年里，曾经的宰相姚崇长期被外放，历任亳州、宋州、常州、越州、许州等地的刺史。等到睿宗李旦通过唐隆政变登基，姚崇很快就被征召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二度拜相，后来又升任中书令，成为实至名归的宰相。他和宋璟在睿宗时期就搭成班子，革除中宗时期滥用民力，私授斜封官的弊政，贬黜奸邪，赏罚分明，杜绝请托，使得各项法规制度重新得到回复，被誉为有贞观之风。

在姚崇为相的第二年，鉴于太平公主干扰朝政，诸位皇子也都王手握兵权，对皇太子李隆基构成威胁。景云二年（711年），姚崇与宋璟密奏睿宗，建议请太平公主迁居洛阳，李隆基的两位哥哥和两位兄弟出京任职。这个提案激怒了太平公主，同时也让睿宗李旦有所触动，警惕于李隆基的势力，并没有被采用。李隆基来了一招“置之死地而后生”，上奏皇帝，声称两人离间宗室，请求对二人处以极刑。如此一来，李旦反而不便于严惩了，于是两人分别外放刺史。
李隆基在七月发动先天政变真正掌握权力之后，十月十三以组织阅兵不利的罪名，先是要杀身兼相职的兵部尚书对郭元振，在宰相张说和刘幽求的之下，免职流放。第二天就召见姚崇，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姚崇在接受任命的时候，就给李隆基上了“十事”，也就是提出十个方面的进谏，大致包括施行仁政、不发动边疆的扩张战争、对宠爱的亲信的不法行为严加制裁、不让宦官参政、接受大臣进谏、礼待大臣、禁止营造佛寺道观、禁止外戚内宠专权等。并且说如果李隆基能采纳，自己就上任，否则只有抗命。
以我们这些跳出局外的后来人看，姚崇的这十条其实是治理天下的常识，中国历史上，哪位皇帝真正按照这个去做了，就会使明君，就会开创盛世，可惜的是，绝对的皇权总是让这些落实不了。不过这个时候的李隆基，还是有着一番要比肩曾祖父李世民贞观之治的雄心的，所以他很干脆地回答了四个字：“朕能行之！”这十条，其实也正是开创开元盛世的治国方略，姚崇确实不负名相盛名。
就这样，姚崇的宰相履历，除了在武则天时代和睿宗李旦时代，又增添了玄宗时代的第三次拜相。
但是抛开姚崇的治国理政的能力不说，回顾一下姚崇的“发迹史”，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对局势判断非常准确，也特别会揣摩上级意图的精明人。
他先受武则天的信任拜相，在武则天执政后期，他敏锐的判断出武则天必定会“不体面”的下台，于是他就被外放了，走之前又推荐了张柬之；在爆发把武则天拉下皇位的政变之前，他却又擅自回京，参与了政变，这其中，相信抱着知遇之恩的张柬之起到了作用；在表达了对武则天的同情之后，他离开了动荡的朝堂外出任职，避免被卷进唐隆政变；李旦登基后，他回朝为相，又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做出了准确的站队，并且又一次离开了朝堂，既表达了对李隆基的支持，有没有赤膊在政变中赤膊上阵。假如任何一个步点没有踩准，恐怕也没有今天。
说了这么多姚崇，这才是重点。

面对这样一个精灵剔透的聪明人，张说的智商明显余额不足。他和张说有一些旧怨，张说眼看姚崇上升的势头这么猛，心里有点紧张，也担心姚崇像顶掉郭元振一样顶掉自己的第一宰相。慌不择路，张说出了昏招，他先是指派御史大夫赵彦昭去弹劾姚崇，结果没有反应，他又让先天政变的功臣，也是李隆基从小的好朋友姜皎去进言，推荐姚崇外放担任河东总管，结果被李隆基识破，呵斥道：“此张说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当死！”姚崇的反击则是一招致命：他在一次下朝的时候故意一瘸一拐的走路，李隆基问他是不是腿脚有病，姚崇回答说自己有很严重的心病，张说前几天秘密前往岐王李隆范的府上，不知说了什么，一个是第一宰相，一个是有政变拥立之功的您的爱弟，如果出了什么难以言说的大事，该如何是好（“姚崇即为相，紫微令张说惧，乃潜诣岐王申款。他日，崇对于便殿，行微蹇。上问：‘有足疾乎？’对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问其故。对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乘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资治通鉴 唐纪二十六》）？
这深深触到了李隆基的敏感神经，就在政变当年的十二月，张说、刘幽求就被罢去相位，而出任中书令的第一宰相，正是姚崇。
张说在玄宗时期的第一次宰相生涯就此结束，时间不到半年。这其中固然是李隆基对政变功臣心存忌惮，同时也是要给姚崇创造一个无人牵绊的政治舞台，当然，姚崇极强的权利欲也起了很大作用。

五、辗转浮沉蓄势发

张说出京后，先是担任相州刺史（现在的河南安阳市和河北省临漳县一带），后来又担任岳州刺史（现在的湖南岳阳市）。在外辗转任职期间，也有一些诗作问世，最有代表意义的，当属在岳州写的一首诗了，题目就叫《岳州作》：
夜梦云阙间，从容簪履列。
朝游洞庭上，缅望京华绝。
潦收江未清，火退山更热。
重欷视欲醉，懵满气如噎。
器留鱼鳖腥，衣点蚊虻血。
发白思益壮，心玄用弥拙。
冠剑日苔藓，琴书坐废撤。
唯有报恩字，刻意长不灭。

这首诗不必逐句通读，挑几句有代表性的就能明白这首诗的主题：“朝游洞庭上，缅望京华绝”——我身在岳州游洞庭湖，心在京都皇上身边（这个时候范仲淹还没有写出岳阳楼记中著名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名句）；“冠剑日苔藓，琴书坐废撤”——外出游玩要佩戴的宝剑和冠带日益生尘，无心弹琴也无心读书；“唯有报恩字，刻意长不灭”——心中只有一个报答皇恩的念头，长久激励着我。
这其实是张说表达心意的自白书，可惜一直也没有收到效果。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3年之后，到了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姚崇不再担任宰相，第一宰相由宋璟接任，搭配的副手正是和张说并称“燕许大手笔”的苏颋，也就在这一年，苏颋的父亲苏瑰得到配享睿宗庙庭的殊荣，就是和睿宗李旦一起接受后世的祭祀供奉。苏瑰也是名门世家，是隋朝纳言苏威之后，在李显为帝时期任吏部尚书，身在宰相之列，在李显死后极力主张李旦辅政，所以在李旦登基之后继续担任相臣，可惜因年迈，就在李旦称帝的当年去世了。张说与苏颋的父亲苏瑰是故交，就趁着这个机会，为苏瑰写了一首赞美诗，并且掐着点，在苏瑰的忌日献给苏颋。苏颋读后非常感动，泪如雨下。

这首如此有效的诗，全文如下：

许公信国桢，克美具瞻情。
百事资朝问，三章广世程。
处高心不有，临节自为名。
朱户传新戟，青松拱旧茔。
凄凉丞相府，馀庆在玄成

这首诗前六句是赞美苏瑰是国之栋梁，倍受皇帝宠信，并且品格高尚，节操清贵。后四句尤为精彩：“朱户传新戟，青松拱旧茔”是个倒装，意思是虽然青松拱卫苏瑰的陵墓，但是家道昌盛，朱红色的大门（朱户是指古代帝王赏赐诸侯或有功大臣的朱红色的大门）门前又排列了新戟（门前列戟也是三品以上的高官才能享受的待遇）。最后两句“凄凉丞相府，馀庆在玄成”用了一个非常贴切的典故，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少见的以人名入典的。西汉时期汉元帝执政期间，有一位宰相叫做韦玄成，而他的父亲韦贤，是汉宣帝时期的宰相。后来“玄成”这个典故，就用来形容宰相级别高官的后辈，尤其是儿子，能够同样当上宰相。并且据《汉书•韦贤传》记载，韦玄成不仅和父亲一样位列宰辅，而且在文采上还青出于蓝，这恰是苏家父子的写照啊。更甚一步是，点明了能够“玄成”的原因是“馀庆”，这个词来自《易经•坤卦》，“积善之家，必有馀庆；”这是在称赞苏家积德行善，福田深厚才有如此回报，已经不是在夸苏瑰、苏颋父子，而是在夸苏氏一家了。

倍受感动的苏颋向李隆基进言推荐张说，李隆基也并不想彻底放弃张说，毕竟自己在身为太子的时候就做过自己的侍读，名义是陪伴读书的同学，实际是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又有拥护自己政变的大功，就把张说调回了京城，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

张说虽然以文名著称，但是从担任幽州都督开始，逐渐显示他的军事才能，当然，我们还是从一首诗说起。就在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张说刚到幽州都督任上，回忆去年还在岳州看洞庭湖，今年就来到蓟北边塞，于是写了一首《幽州新岁作》：

去岁荆南梅似雪，今年蓟北雪如梅。
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华去复来。
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
遥遥西向长安日，愿上南山寿一杯。
诗中表示去年在荆南，今岁在蓟北，人事变化无常，庆幸年华还在，尚能为国效力，今夜边关军歌嘹亮，想必京城张灯结彩，让我面向长安，祝万岁万寿无疆！

这首诗虽然表达了对皇帝的感念，张说还嫌不够壮烈，于是稍后又作了一首《幽州夜饮》：

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
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
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
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

诗中不但有“杜绝娘炮（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的豪迈，还有和后世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牢骚之语截然不同的“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

终于有了效果，开元七年底（公元719年），李隆基召他进京述职，于是张说一身戎装器宇轩昂的觐见皇帝，李隆基此刻已经有了“宣军威于异域”的心思，一看张说的这个做派非常喜欢，于是就任命了几个更重要的职务：检校并州大都督长史兼天兵军大使，这是军事职务；御史大夫，这是朝中职务；同时准许他在军中修撰国史，这是清贵职务。

张说的第二春终于要来了！

讲完张说，再回头说玄宗

六、三度拜相展抱负

就在天兵军大使的任上，张说干了一件令人挑指称赞的大事，也避免一场刀兵之乱。
天兵军是张嘉贞提议建立的，用途是防范突厥新归附的部落，其中并州（现在的山西太原）是重点防区。这位张嘉贞是首任天兵军大使，也就是总司令，因为工作出色，开元八年入阁拜相，源乾曜为其副手，成为玄宗朝第三代宰相，第一代是姚崇和卢怀慎，第二代是宋璟和苏颋。张说接替张嘉贞成为第二任天兵军大使，也是在这个位置上第三度拜相，由此可见这个军职的重要性。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张说担任天兵军大使的时候，驻军太原，友邻驻扎在宁夏的朔方军大使王晙怀疑辖区内已经投降的突厥阿布思部落谋反，把他们部落的一千多人给诱杀了。结果引起了天兵军管辖内同罗、拔曳固等部落的疑惧，担心是唐军各个剿灭的计划，有了骚乱的前兆。张说命副手李庭留守，自己率领20名亲随，到各个部落进行安抚，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顶帐。张说对于李庭劝自己不要以身犯险的劝谏慷慨陈词：“吾肉非黄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由于张说的这种推心置腹，各个部落受到感动，也对唐军充分信任，一场可能发生的骚动就被张说以一己之力平息在萌芽状态。

不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一员名为康待宾的突厥降将反叛，攻陷兰池六州，声势挺大。唐玄宗命王晙率兵讨伐，张说率军辅助。张说率一万军队和王晙并肩作战大破康待宾，王晙生擒康待宾之后，张说负责乘胜追击。当叛军溃散之后，很多被俘获，此时的天兵军副使名叫史献，他认为这些胡人反复无常，建议把他们全部诛杀。张说没有采纳，认为这样有违天道，就招抚各个部落，把他们安顿下来。
张说的文采已经是天下知名，又有这两次边功，引起了李隆基的再度重视，就在当年七月份，张说荣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再度拜相，成为当时大唐的第三顺位宰相。

插叙一下这位王晙，也是一位牛人，在宋朝评定历代七十二名将之时，他和李靖、李绩、郭子仪等人并列，成为唐朝入选的名将。并且在两年后的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接替了张说的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入相臣行列。抛开他的军功不谈，他有两件事被后人津津乐道：一件事是尽朋友之义保护刘幽求。在李隆基登基后和太平公主争斗进入白热化的先天元年，刘幽求因为反对太平公主而被流放封州（现在的广东封川），这边刘幽求刚刚上路，那边太平公主的心腹崔湜就派人通知广州都督周利贞，一定要让刘幽求死在广州。但是这个计划被当时担任桂州都督的王晙知道了，刘幽求前往广州路过桂州的时候，王晙把他扣下了，无论是周利贞发公文索要，还是当时的宰相崔湜施压，王晙就是不放人，即便是刘幽求不愿连累他请求放自己去广州，王晙同样不答应，并且说：“你的罪过并没有大到朋友跟您绝交的程度，我保护你是为国家做事，即便获罪也没有什么遗憾。”另外一件事就有些神奇了，被称为“止雪回风”的灵异事件。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月，王晙率军平息突厥的叛乱，连夜抄小路进军，却遭遇大雪，并且是强劲的逆风。王晙就向神灵祷告，大意是说如果我出兵讨伐贼寇是错的，那就只惩罚一个人，不要连累众将士；如果体谅我是忠心为国，就请上天停止下雪，调转风向，助我讨贼成功。结果不久之后，风停雪止，王晙遂率军急驰，击败叛军。

不过王晙在这次平叛中，却有点倒霉。怎么倒霉呢？因为在平定突厥降将康待宾叛乱的时候，朝廷不仅派张说协同，还派了其他几路军队，其中有一位陇右节度使郭知运一同平叛。王晙认为朔方军单独便能平叛（也有考证认为他和郭知运不合），因此奏请让郭知运返回陇右，奏疏还没到朝廷，郭知运就先到了。郭知运也是一员名将，新旧唐书有列传的人，他一直驻守在新疆、甘肃一带，既打吐蕃，又打突厥，几乎没有败绩。自己有这样的实力，对于王晙的态度自然不满，在王晙平叛的过程中，就不服调度，单独出击攻打突厥。王晙生擒康待宾，进爵清源县公后，大局基本平定，反叛的突厥部落也都归附了。这大概是六七月间的事，但是到了九月，，郭知运继续纵兵攻打已经被王晙招降的叛军。投降的叛军以为被王晙出卖，纷纷逃走，再次反叛，李隆基认为胡人未能彻底平定，归根结底是王晙不称职，将他贬为梓州（现在的四川三台）刺史。

就这样，张说回朝担任宰相后，第一件大事竟然又是外放，不过这次是以宰相之尊，去接替倒霉的王晙，担任朔方军节度大使，起到了“救火队员”的作用。张说自然不会放过作诗的机会啊，于是来了一首《巡边在河北作》：

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
沙场碛路何为尔，重气轻生知许国。
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
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

这个题目就有点讲究，“巡边”的意思是视察，也就是说我来朔方，是出差不是长待的，事情搞定后就回去了。
头两句是说，去年我在并州平定叛乱，今年我又来到朔方平定叛乱，交代了自己长期奋战在边关前线的历程。只是这种“西河西”、“北河北”的用法，在1000多年后的今天，又有了“南山南”的浪漫文艺用法，张说可是要收版税的哦。

接下来的四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情怀表达了：沙场道路艰难又有什么呢？重气节轻生死的我已经决心以身许国；人生在世，光阴苦短，要趁着大好年华为国征战。
当然，在这首诗的最后，还是要赞颂皇帝，但是这次有新意，提出了大胆的设想：等到我安定了边关，就该给皇帝写封禅泰山的文章了！看，张说的思虑可是够远的。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四月，张说离开长安，来到朔方，一直忙活到十月才彻底平定，张说得以返回长安。张说开元初年罢相外放，直至开元十年再次回归，近十年的历练，当初的谦谦君子，也学会了变通，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依然不是姚崇的对手，但是其他同僚确实跟不上他的脚步了。他首先动用计谋，挤掉了当时的张嘉贞升任中书令，从“第三宰相”跃升“第一宰相”，少了掣肘的张说，开始了对盛世大唐的打造。
一是改革军制减员增效。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裁减边军，张说久历边关，了解实际情况，当时的边境长期保有兵员大约60万，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事小，在当时的农业社会，占用了大量的劳动力，影响经济发展事大。张说经过测算，以自己全家性命担保，阐明即便裁撤边军20万也不会影响战斗力，取得李隆基支持后，裁撤边军20万，补充了大量的青壮劳动力。一方面建立了“募兵制”，中央禁军不再采用“农时为民战时为军”的府兵制，而是招募青壮年担任职业军人，负责守卫都城，极大改变了当时军中“边镇强中朝廷弱”的现状。
二是加强相权提高行政效率。唐朝从隋朝承袭了“三省制度”，即中书省负责制定决策，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一开始相权的重心在尚书省，真正履行政府职能的“礼户礼兵刑工”六部都在尚书省，由于李世民担任过尚书令，李世民之后，就不再设置尚书令，以左右仆射为尊。但是从李治时代开始，在和当时托孤大臣、第一宰相，尚书左仆射长孙无忌争权的过程中，提高了中书、门下的地位，相权的中心出现了转移。中书令和门下侍中搭班子做宰相，但是所有的政令要通过尚书省的六部去执行，效率较低的弊端也显现出来了。张说进行了改革，设置了一个“中书门下”的机构，机构下面设置直属机构，和六部进行无缝对接，这样就提高了行政效率。
军事和行政都得到提升之后，张说又建议成立丽正书院，并担任负责人。跟以往那种侍驾的词臣机构不同，丽正书院除了负责修撰国史、整理图书、研究礼仪等文化功能之外，还为皇帝和宰相进行决策调研，是后世“政策研究室”、“智库”的前身。
张说的这些施政方略，即使对姚崇、宋璟时期的继承，也有发展，更是得到了李隆基的大力支持，一时之间，唐朝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政局稳定，边疆安宁，文化兴盛，“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彰显盛唐气象的诗歌也开始被创作出来，开元盛世峥嵘初露。
张说又敏感的捕捉住时机，建议李隆基举行封禅大典。李隆基想要向天地昭告自己的帝王功业，张说想要把自己的臣子功绩彪炳史书，双方心有灵犀，在张说率领百官连续上表，现实劝说李隆基即便不为了炫耀功绩，也应该用封禅这种方式获得老天的福佑，然后再赐福给臣民（陛下纵不欲以成功告天，岂不以天休报德？），后来更为直接，认为前朝所有封禅君主取得的功业，都无法和李隆基媲美（臣闻自古受命，而封禅者，七十二君，安有殊风绝业，以方今也？）。在经过几个回合的推让之后，李隆基欣然批准封禅，这才有了“泰山”之词的来历，而张说，作为整个封禅活动的总策划、总指挥，也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月满则亏，在组织封禅完毕不足半年的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四月，张说被崔隐甫、宇文融和御史中丞李林甫联合弹劾而被罢相。这几个人起的是治张说于死地的心，弹劾的罪名之一是招募术士占星，也就是要看看自己的气运，是不是能当皇帝。李隆基感念张说当初太子伴读之情、辅佐政变之略、靖边平叛之功、封禅天地之劳，最终赦免张说，仅罢免其中书令之职，退出权力中心，仍保留其他职衔。其实张说的罢相，真正的推手就是李隆基，因为从封禅之后，张说的功绩和履历太辉煌了，宰相又当了4年之久（这是李隆基早年政治清明时，宰相的任职上限，姚崇、宋璟无不如是）。
罢相后的张说，荣宠一直不衰，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张说患病，李隆基亲自为他书写药方，每天都派人前去看望。十二月，张说以64岁高龄病逝，李隆基在光顺门为他举哀，亲自撰写神道碑文，并罢元旦朝会，追赠太师，赐谥文贞，这是一个评价非常高的谥号。
说了张说这么多优点，其实他也有一个被人诟病的缺点，就是喜欢钱财珠宝，所以才逃不过贪污受贿的罪名，在可信度比较高的《明皇杂录》中记载了“姚崇算张说”的回目，算是对张说的善意调侃吧。
这段传奇大致是说，由于在开元初年姚崇把张说排挤出了朝堂，姚崇在开元九年重病将死，而张说又回朝拜相，姚崇为了能在道义上拘束住张说，使他不能报复自己的族人，于是做了安排。在姚崇死后，张说出于礼节前来吊唁，发现了姚崇灵前陈列了很多珍宝器皿，他的眼睛一下就拔不出来了，正在暗暗羡艳的时候，姚崇的儿子表示愿意吧这些都敬奉给他，并且仰慕他燕许大手笔的文采，想请他为姚崇写神道碑。张说看着宝贝满怀欣喜，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并且很快就写好了对姚崇评价很高的碑文。把文稿送去没多久，张说就后悔了，以需要修改的借口派人去要，结果被告知已经送呈皇帝预览批准，碑文都刻好了。张说一下子醒悟过来，感慨说，死去的姚崇还能算计活着的张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他！
张说三度拜相，尤其是在李隆基时代绝无仅有的两度拜相；以燕许大手笔驰誉当时的文坛，又主持当时文人集萃的丽正书院，算得上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张说也善于发现人才，我们熟悉的天文学家僧一行，就是张说推荐重用的。后世辅佐了“再造唐朝”的传奇宰相李泌（历经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在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年方七岁的时候，入宫见玄宗，李隆基让陪同下棋的张说考考李泌，张说让李泌解释一下对“方圆动静”的理解，并且以棋局为例，作诗阐述：

《咏方圆动静示李泌》
方如棋局，圆如棋子。
动如棋生，静如棋死。
当然，李泌的答复也毫不逊色，甚至青出于蓝：

方若行义，圆若用智。
动若骋材，静若得意。

张说是什么态度呢？他向李隆基道喜，祝贺朝廷得到一位天才儿童。

即便“姚崇算张说”这个记载是真的，姚崇也是多虑了，贪财归贪财，从张说对新人的提携来看，张说还是有胸怀的，至少不会因当初的政见之争迫害姚崇的后辈。

3.4细草偏承回辇处，飞花故落奉觞前——颂德新奇雅致的苏颋

和燕国公张说并称“燕许大手笔”的许国公苏颋（670-727），家境优渥，其祖上是隋朝政坛的常青树苏威，身在相臣，苏颋的父亲苏瑰，在李显和李旦称帝的两朝都是相臣，死后还得到配享睿宗庙庭的殊荣。在这种环境长大的苏颋，尽管钟鸣鼎食，却也并不纨绔，潜心向学，加上他自幼聪慧，号称“一目数十行”，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因此20岁时就考中进士。

据说苏颋还是一个垂髫顽童的时候，当时长安的京兆尹来苏家做客。这位京兆尹非常喜欢年幼的苏颋，逗他玩乐的时候，不知怎么脑子一抽要教他识字。结果认到“尹”字的时候，苏颋突然念出了一首短诗：
丑虽有足，甲不全身。
见君无口，知伊少人。
这四句不但解析了“尹”的字形，还延展了“尹”的字义，当时这位好为人师的京兆尹大惊，连连称赞，小苏颋也蜚声长安。
故事不一定真，但这首《咏京兆“尹”》的诗，确实收录在苏颋名下，记载于全唐诗第74卷。

苏颋考中进士之后，先是到基层干了一段时间的乌程县尉，慢慢晋升为监察御史，在武则天执政的晚期，苏颋领衔复核来俊臣等酷吏当初制造的冤案，为众多李唐忠臣平反，也积累了自己的资历和人脉。在李显执政的706年（神龙二年），苏颋升任给事中，加修文馆学士，算是成为了李显的心腹。不久又担任中书舍人，拟制皇帝的文诰，当时他的父亲苏瑰官拜同中书门下三品，身在相臣，父子二人成为直接上下级，共同掌管朝中枢密，荣耀一时。

预感要翻页，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