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荣禄没去赶火车，那么接着说在天津的事。袁世凯表明自己的立场：“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荣禄也表明自己的立场：“此事有我与庆邸（奕劻），决不至累及上位。”这两人意见达成一致：此时要保光绪。可需要担心慈禧的安危？这事根本就不值得他们担心，康有为没兵还怕什么。
据袁世凯记载，20日晚上荣禄先见了叶祖邽，又见了达佑文，直到21日上午他才逮着机会单独跟荣禄密谈的。当时，这俩人合计了半天，也没想出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来。别说他俩了，谁都想不出来。下午找达佑文商量，晚上，杨崇伊带来了慈禧训政的电报。这个时间也很准确，前面说的康有为要劝毕永年时，光绪任命袁世凯为侍郎，在北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也是晚上才得到的消息。
前面说过戊戌政变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以慈禧收回光绪的权利为标志。此事在9月18日就已发生，在9月21日以正式文件（慈禧宣布训政）的形式发布。第二个是慈禧知道“围园杀后”的事，气得想杀人。下面是现在的主流观点，流程是：9月21日慈禧宣布“训政”，并下令逮捕康有为，结果只抓住了康广仁。荣禄的密折在9月22日由杨崇伊带回北京，9月23日密奏慈禧（但是查不到慈禧收到荣禄密折的记录）。截止到9月24日，谭嗣同等人“陆陆续续”的都被抓到，25日林旭被抓。这个说法很完美，只是有两个小小的缺陷，后面再细说。
既然慈禧知道了“围园杀后”的事，那慈禧打算让这几个人先见见血。9月28日，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
大才子梁启超对这一段的描写是现在的主流，在梁启超的记载中，这六人视死如归，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当然，肯定是经过艺术加工了。俗话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这六个人是截然不同的六个人，表现自然会不一样了。
在正式场合，排名一定是分先后的。那让我们按排名仔细分析一下。
第一个被杀的是康广仁。他排第一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有个好哥哥康有为。康有为9月20日凌晨跑的时候也没带上他，结果9月21日康广仁就被抓了。对于康老弟，康有为也有介绍，9月19日深夜，康有为是在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的“恳求”下才无奈出走的。我只能说：康老弟，你还太年轻。
梁启超对康广仁临刑前的描述很精彩：康广仁昂首向天，大声喊道：“中国自强之机在此矣！”但当时，梁启超在逃亡日本的路上，也没见着法场什么样。据当时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描述，康广仁受刑时喉咙都被绳子勒紧，无法做声。
对康广仁的表现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汪精卫曾因阴谋刺杀摄政王载沣入狱，碰到一个叫刘一鸣之老狱卒，曾看守过谭嗣同、康广仁等人。据刘一鸣描述：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不得不说，这是唯一一个由知情人提供的线索。没办法，毕竟没几个人能从死牢里活着走出来。

这段描述的可信度如何？下面看几件小事，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了解下康广仁是个什么样的人。
第一件事。康广仁16岁时不喜欢学习，被父兄责怪，他便要改当老师。让他试验教小孩时，康广仁上课时甚为庄重严肃，更自创学规，把顽皮骄横的小孩都制得服服帖帖的。于是大家认为他有办事能力，又让他管家，康广仁令出必行，奴仆都很怕，因此没有事办不成。
总结：康广仁的优点：有决断，会办事，有带兵的潜质。缺点也有两个：一是擅长对付比自己弱小的，比如小孩和奴仆。二是不能以身作则，比如自己不学还能制着小孩学，严于律人，宽于律己。
第二件事。康广仁看康有为楼前的芭蕉不顺眼，把芭蕉刨了，康有为不高兴，康广仁解释：“芭蕉无用，只会烦扰人”。康有为让康广仁收拾整理旧书，康广仁一把火把书都给烧了，康有为不高兴，康广仁反问康有为：“是否这些区区的东西也不能放弃？”并解释：“留下那些东西，那座楼就不会清净。”
评价：康广仁优点：刚断。缺点：你个熊孩子，不仅捣蛋还胡搅蛮缠。
最后看下康广仁是怎么被抓的。9月21日，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在南海会馆打牌，邻院有个厨子赶紧来报信，梁启超、康广仁立刻换上衣服跑了。但康广仁突然想起来忘了一样东西，又返回去拿，结果就差这几分钟，南海会馆被围住了。这时已经易服的康广仁假装下人，结果康家的厨子因为康广仁前两天打了他，向清军告发，于是康广仁被捕。
虽然康广仁刚断，会办事，有带兵的潜质，但还是没带好兵，被自己人揭发。袁世凯小站练兵也很严格，但为什么袁世凯就能得军心呢？总之，康广仁有两点没做到：一是恩威并施，不给恩，光用威，下面的人是不会服气的。二是以身作则，在康广仁看来，奴仆就是奴仆，该打就打，他缺乏对下人的尊重。所以到了关键时刻，他的下人就要卖了他报仇。
最后总结：康广仁严于律人，宽于律己，被捕后是很有可能变软的。
再看第二个被杀的杨深秀，他是怎么排到劝袁世凯谋反的谭嗣同前面去的？对此梁启超的说法是：慈禧宣布“训政”后，杨深秀上书慈禧要求慈禧撤帘归政，于是被害。
不过这也不是杨深秀第一次跟慈禧对抗了。在戊戌变法时，杨深秀共上奏折了17次，弹劾许应骙时有他，把礼部六堂官全撤职时也有他，建议中日合邦时还有他，真是啥事都没拉下他。
不过杨深秀还有一个小跟班宋伯鲁，前面那几件事他也一件不落的都干了，但宋伯鲁的待遇仅是：“革职，永不叙用”。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在于一份不起眼的奏章。9月20日，杨深秀上《请探查窖藏金银处所鸠工掘发以济练兵急需片》。这份奏折的意思就是发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后，有一份财宝藏起来没被偷走。现在国库空虚，请皇上下令招募300人，于9月23日去挖，挖出来咱就有钱了。

9月19日，慈禧着急上火的从颐和园赶回来，康党也感觉到了危险的临近，康有为也于当天深夜跑了，那第二天杨深秀不紧不慢的上奏挖宝的事情干嘛？9月20日杨深秀关心的大事应该是上奏请求中日合邦。
仔细想来，这事不简单。杨深秀表示：“前数年大学士福锟兼内务府大臣时，曾有老苑户年八十余岁，确知窖藏处所……”第二次鸦片战争是38年前的事，圆明园宝藏也一直是个传说，怎么突然就变成真的了？前38年都干什么去了。
其实杨深秀的奏折里有3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挖宝地点是圆明园。其实醉翁之意不在于圆明园，而在于离圆明园不到3公里的颐和园。
第二个关键点：挖宝时间是9月23日。慈禧9月19日从颐和园着急上火的赶回来是为了9月20日有可能发生的中日合邦的事，在慈禧心目中，9月30日还有一件大事：中秋节堂会。慈禧是个骨灰级的京剧迷，这种京剧盛宴慈禧岂能错过？中日不合邦了慈禧还急着回去赶场呢。根据《内务档》的记录，慈禧原计划于9月21日返回颐和园，那9月23日时慈禧就在颐和园。
第三个关键点：挖宝人员是招募300人。现在基本都说这是调袁世凯的军队，不过我更倾向于这些人是谭嗣同的黑道朋友。调军队有两个缺点，一是动静太大。杨深秀的这个计划堪称阴谋，处处透着心机，自然是动静越小越好，如果调袁世凯的军队，那地球人都知道了。二是前面说过的，18日晚谭嗣同带回来的消息是袁世凯模棱两可的答案，所以19日晚康有为见势不对跑了。而杨深秀的奏章是20日上的，对康党来说，那时的袁世凯已经不可靠了。
而谭嗣同的这些黑道朋友就可以完美的解决以上问题，这些人包括大刀王五、霍元甲等大侠。康有为忽悠毕永年劝袁世凯时就有百十号人了，谭嗣同的好友唐才常也带着一票人往京城赶。这些社会人士的优点一是动静小，二是可靠，并且正好符合“招募300人”这个标准。
这几点看完，你就会发现，把杨深秀排在第二名真是一点都不冤。慈禧的原则是：“就算错杀几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杨深秀死时49岁，相比六君子中其他几个只有二三十岁的愣头青，杨深秀显得更加老谋深算。
也有说这个计划是康有为拟的，但从康有为搞政治的经历看：湖南腹地独立是照抄日本的“倒幕运动”，围园杀后是照抄历史上的“神龙政变”，不仅是剧情，连人物都要生搬硬套（自诩为张柬之，并把每个人都对号入座）。总之，在政治上，慈禧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康有为是生活来源于艺术，土的掉渣。他不仅想不出来圆明园挖宝这种阴谋，并且在京城也就待了半年的康有为也不可能想到圆明园有藏宝这种传说。在慈禧眼里，康有为就是一个二杆子，而杨深秀就是康有为的狗头军师，因为有了他，康有为的举动才机关重重。

第三个被杀的是谭嗣同，谭嗣同也是六君子中唯一一个慷慨赴死的。他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不怕死。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谭嗣同最有名的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回康党内部又反水了，王照率先跳出来质疑。根据历史学家黄彰健的考证,这首诗是先从日本流传进中国的，确实是梁启超的伪作。（也有可能是康有为编的啊，估计大家都认为康有为写不出这种水平的诗吧）
原版是：“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这首诗的名字是《题壁狱中》，既然写在狱中，那梁启超自然看不到了。谭嗣同的原版表现了认罪的态度，这也是康党不能接受的，不得不说，梁启超不愧是国学大师，写作水平真是一流，我也很喜欢他的《少年中国说》。再细说的话“我自横刀向天笑”这句话的原版是苗沛霖，就是前面提的把翁同龢的哥哥翁心存坑了一把的那个人，看来不怕死的都容易成为革命苗子。
下面林旭、杨锐、刘光第的排名也很重要，这个后面再细说，反正就是要把军机四章京一网打尽。其中杨锐和刘光弟比较冤，杨锐天天跟谭嗣同吵，刘光第还在写弹劾康有为的奏章，只是还没送上去就被杀了。林旭虽然是荣禄的门人，但他后面拜康有为为师，多少参与了政变，也不算太冤。
不过发生了“围园杀后”这种大事，慈禧只杀了六个人还真不算多。这倒不是慈禧慈悲为怀，本来慈禧至少也要让“戊戌六君子”变成“七个葫芦娃”，但有几条漏网之鱼。
第一条漏网之鱼是徐致靖。说他是小七还真是冤枉他了，其实他是老大，慈禧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他。从康有为到梁启超等康党都是拿着徐致靖的推荐信进入的朝廷；光绪罢免礼部六堂官，出任新一代礼部侍郎的是徐致靖；派侄子徐仁录去小站联系袁世凯，并保举袁世凯的还是徐致靖。总的来讲，徐致靖是康党人事方面的发动机。
头号战犯徐致靖最终没成烈士有两个原因：
第一，徐致靖的父亲徐伟侯和李鸿章是同科进士，又是密友，私交很深。关系有多好呢？传说在1847年的科举考试时，李鸿章患疟疾，写不了字，然后徐伟侯让李鸿章口述，自己帮他写（你可信？）。后面李鸿章中进士，所以李鸿章非常感激徐伟侯。戊戌政变后，李鸿章向荣禄求情，荣禄再向慈禧求情。
第二，徐致靖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耳朵重听”（神经性耳鸣）。首先，耳背的人你要大声对他说他才听得见；其次耳背的人自己一说话声音就大的吵架一样。凭借着这一生理优势，光绪在戊戌变法的三个月内愣是不想见他。也是凭借着这一点，荣禄把徐致靖保了下来。

不得不说，耳背真是官场的一大附身符，同时代还有一个耳背的杰出代表，集“油浸枇杷核子”和“玻璃球”为一身的王文韶。王文韶本来就耳背，但随着王文韶的地位越来越高，他的耳朵是越来越不好用，总的来说就是你要说他坏话时他耳朵就竖起来，你要让他得罪人的时候他就耳背。
说起来王文韶这个“玻璃球”的外号还能算御封。一次慈禧召集军机大臣开会，两个军机大臣吵起来了，慈禧问王文韶的看法，王文韶笑而不语。慈禧急了，再三追问，王文韶还是笑而不语。慈禧怒了，直接骂王文韶：“你怕得罪人？你个玻璃球！”王文韶依旧笑而不语。王文韶这心态，绝对修炼到了：“八风不动”的最高境界。
再回到徐致靖。徐致靖从死刑（斩立决）改为死缓（斩监侯），后面又遇到减刑，仅用两年，他就于1900年刑满释放了。这人生的大起大落真是太刺激了，不过时年56岁的徐致靖不愿再受刺激了，他把号改为：“仅叟”，退出政坛回老家养老去了。民国时期，梁启超的世界观改变，也不认为戊戌变法是天理昭彰了，为此徐致靖也呛过梁启超。对于这次戊戌政变，徐致靖认为袁世凯应该背锅，一谈及他向光绪推荐袁世凯这件事，他就“非常悔恨，似乎是终身遗憾。”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窝了一肚子心事的徐致靖笑了：“我垂暮之年居然赶上了这一天。”看来徐老头总算是去了个心事。
关于徐致靖最后再看两个细节：
第一个，就是传说中徐致靖的父亲徐伟侯帮疟疾患者李鸿章写字中进士的故事。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是非常严格的，前面说过，全城考官一起行动，围追堵截康有为结果还被康有为中进士了，连考官自己都迷失了。而科举考场是每个考生单独一间号房，由一名军人把守。很难想象，徐老爹是怎么躲过军人的封锁线让李鸿章口述，自己替李鸿章动笔写的，三大考场纪律：“保持考场安静，不许交头接耳，严禁偷看他人试题或交换试卷”被徐老爹一口气打破。这种明目张胆的作弊行为，搁期末考试都没戏，你以为科举考试是二人世界，守门的军人是空气吗？总之，吹牛可以，请别把李鸿章也拉下水。
第二个，根据百科上对徐致靖的定义：勤奋好学，为人正直，“廉静寡欲”。很诡异，为什么偏偏是“廉静寡欲”四个字要打引号呢？
根据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记载，徐致靖在举荐袁世凯时：“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补，举朝惊骇。某学士（徐致靖）以承篚菲薄，至索巨款补酬（谁都知道你小站工资高），辇毂之下，传为笑话。”看来徐致靖还真是贼不走空啊。
那陈夔龙说的可靠谱？后面会提到，陈夔龙是荣禄的人，不是袁世凯的朋友，还更偏向于政敌。他包庇袁世凯的可能性不大。除去陈夔龙的记载，张荫桓也有记载：在徐致靖的举荐下，康有为于6月16日第一次面圣，梁启超虽然进了推荐信，但最终没排到他。事后，康氏曾酬之“四千金”。除了徐致靖，其他人也不干净：“宋伯鲁、杨深秀等月资以三百金。”
按康有为的标准说法，推荐他的人都是：“叹其忠乃抗疏荐之。”但御史文悌在7月8日的弹劾中提过康有为通过“馈赠”的手段拉拢言官，梁鼎芬和康有为的族兄康有仪也揭发康有为贿赂过太监，康党也承认过：“买都老爷上折子”的事。不管怎么说，对徐致靖，不止一个人说你索贿，总不是空穴来风吧。
这么看，徐致靖的原则是先办事，后收费，还真是个厚道人啊。而袁世凯就是个很不自觉的人，多大的人了，这点规矩都不懂，你怎么能让徐致靖主动去“索巨款补酬”呢？也太不自觉了，情何以堪啊。（袁世凯画外音：这侍郎我推都推不掉，你还要问我要钱？麻烦你再上道折子把我的候补侍郎给免了吧。）
难怪对徐致靖的评价“廉静寡欲”四个字要打引号，这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节奏。

第二条漏网之鱼是张荫桓。在慈禧的计划中，本来不止是“戊戌六君子”，也不是七个“葫芦娃”，至少也得是个“八仙过海”。
张荫桓在晚清政局中也算是一号人物，这里多介绍两句。张荫桓第一次秀才落榜后就很有远见的埋头外语，研究洋务，他于1862年捐候补知县，虽然约等于没有文凭，但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尤其在外交领域。张荫桓在1870年天津教案时与李鸿章有了接触，是丁宝桢推荐给李鸿章的。1882年张荫桓出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他整顿芜湖海关，促进芜湖米市最终形成，而李鸿章一家又是芜湖米市的最大受益者。礼尚往来，所以在张荫桓早期的仕途中，李鸿章对他的帮助最大。
1885年张荫桓出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大臣，出色的完成任务后于1889年12月回国，1890年3月再入总署。这时的张荫桓正赶上了好时候，1889年光绪亲政，正式进入工作岗位。刚接手工作的光绪对业务不太熟练，而张荫恒就在此时给光绪讲解，“有非华士所及知者，因得详晰奏对，”于是光绪认为张荫桓“稳熟内外情形”。此后，张荫桓经常向光绪汇报工作，慢慢的成为了光绪的亲信，并先后任礼部、户部、吏部侍郎。时论称：“南海张侍郎曾使外洋，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不时召见。”
但万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当时朝廷的外交工作主要由李鸿章负责，张荫桓慢慢从李鸿章的下级变成了李鸿章的平级，并插手外交工作，根据同行是冤家的原理，李鸿章跟张荫桓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张荫桓又跟翁同龢走得近，于是跟李鸿章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但此时的张荫桓迈上了他人生的巅峰，1897年3月至8月, 张荫桓作为特使，赴英国参加庆贺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六十年庆典，后来被授予荣誉十字勋章，并“成为被英国政府封为爵士的第一名中国官员”。
据分析，英国政府原本是无意向清朝特使团授勋的，并认为授予东方人勋章是弊多于利。但张荫桓又去了趟俄国，俄皇授予张荫桓一级圣安娜勋章，这下英国人感到了深深的危机感。当张荫桓再返回英国时，英国人赶紧给张荫桓补了枚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骑士勋章，买一送一，连张荫桓的随员梁诚也被授予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高级爵士勋章。张荫桓也没想到，这枚勋章会在一年后救他一命。
但张荫桓迅速从人生巅峰上的跌落下来。张荫桓从英国回来，就发生了一件小摩擦。张荫桓从英国带回来一红一绿两块宝石，绿的值钱，他就把绿的献给慈禧，红的献给光绪。
后面就出事了。据张荫桓自己解释，是因为自己没给李莲英好处，于是李莲英向慈禧说了他的坏话。
据刘体智的《异辞录》记载，时任内务府大臣的立山提醒张荫桓“归宜有珍奇之献”。结果张荫桓献宝石的时候立山发现这宝石是假的，并评价张荫桓真是浑身是胆。
且不论事实究竟如何，据《翁同龢日记》记载，为了这件小事，大家争论了十天，本来开心的事情变成了闹心。

并且张荫桓跟李鸿章的关系已经从冷漠变成仇敌了。在外交方面，张荫桓亲英，主张向英国借款，李鸿章亲俄，主张向俄国借款。在变法方面，张荫桓主推康有为，李鸿章就看不上康有为。为了这些原则性问题，张荫桓和李鸿章斗得是你死我活。
按真心话大冒险的规则，遇到问题你第一个想到的人，就可以贴上各种标签。比如：当你想聊天时，第一个想到的人，一定是你的知心朋友。当你想要表现时，第一个想到的人，一定是你的梦中情人。
按这个规则来看张荫桓和李鸿章。戊戌变法时，李鸿章被免去最后一个大学士的头衔，是谁捣的鬼？李鸿章和日本等国公使第一想到的人就是张荫桓。戊戌变法后，张荫桓被抓，是谁捣的鬼？英国等国的公使第一想到的人就是李鸿章。张荫桓被捕后，李鸿章也曾对陈夔龙（荣禄亲信）说:“不料张樵野也有今日。我日前出总署，几遭不测，闻系彼从中作祟（盛宣怀的小道消息）。此人若不遭严谴，是无天理。” 所以他们俩之间的标签就是：“头号仇敌”。
下面再看张荫桓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张荫桓和康有为同是广东南海人，早在1894年，张荫桓跟康有为的关系就非常好了。在戊戌变法前，张荫桓是康有为的第一推荐人。与其他名臣不同的是，张荫桓深得光绪信任。在康有为入主戊戌变法的关键期，1898年的正月至四月间，张荫桓共13 次单独被光绪召见，在康有为上达天听的三月（阴历），张荫桓就被单独召见 6 次。
这个次数非常多，多到连翁同龢都嫉妒了。光绪问翁同龢要康有为的材料翁同龢不给时，翁同龢就发牢骚：“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而李鸿章更是嫉妒的当着张荫桓的面发牢骚，据张荫桓记载：“合肥谓余深结主知。”
张荫桓跟康有为的关系也非常好，好到康有为经常住在张荫桓家里，好到全北京城的人都知道他俩关系铁，好到9月21日步军统领衙门要抓康有为的时候就到张荫桓家里搜过。
在康有为搞保国会的时候，驻日公使裕庚突然致函总理衙门，密告康氏弟子徐勤及汪康年等人与革命党人孙中山有交通之事，张荫桓就利用职权将裕庚密告之事压住不发。但纸包不住火，后面还有孙灏等人的弹劾，康有为赶紧将一共开了16天的保国会收摊。
但在戊戌变法时，光绪只见了康有为十多分钟，康有为不仅只是一个六品官，还没去上过班，属于一个幕后人物。而张荫桓就是台面上的人物，当大家都有意见却找不到康有为发泄时，就都发泄到了张荫桓头上，连后面被弹劾下岗的礼部尚书许应骙都劝张荫桓好自为之了（“自为计”，张荫桓表示很感动）。
前面提过，6月21日张荫桓被弹劾，23日慈禧当众批评张荫桓，光绪怂了；6月24日慈禧不在，光绪雄起了，又把大臣们臭骂一顿，同时叫张荫桓放心。不过慈禧并不是简单的当众批评张荫桓那么简单，23日清晨，慈禧就已经下懿旨，令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英年预备查抄张荫桓府宅，将其拿交刑部治罪，但因奕劻、立山（内务府大臣）、崇礼（九门提督）等人劝阻才收回成命。（弹劾张荫桓的理由是经济问题，也有传说张荫桓向立山纳银免祸）

今天多更新一次。
个人有点事。
年后再更新。

祝大家新年快乐
顺便一提：现行的公历1月1日是元旦，阴历1月1日是“春节”，
是由袁世凯在1914年定下来的。

虽然张荫桓暂时逃过一劫，但他已经顶不住了，等到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时张荫桓就不再帮忙了。7月2日，张荫桓向总署递上《遵旨议覆康有为条陈折》，对康有为的主张全盘否定。
再说下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抛去里面的废话，把康有为的真实意图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建立制度局。在康有为的计划中，制度局的作用就是替代军机处，成为自己说了算的部门。光是制度局，康有为就在3月11日和6月22日提了两次，除此以外，宋伯鲁在2月28日提议设议政处，阔普通武在8月19日提议设议院，徐致靖在9月5日提议设散卿，还有前面提过的懋勤殿、中日合邦、迁都等许多康有为提出来的新部门，新名词。这些部门叫什么都不用管，也不用记，归根到底都是这个目的：绕开军机处，自己说了算。虽然康有为在朝廷高官的围追堵截下一次也没有成功，但也不能不佩服康有为屡败屡战、不屈不挠的升官精神。
不过张荫桓不出力就没戏了，最终制度局的职权被剥离的只剩一路矿总局，张荫桓仅为参与管理。康有为又一次和平演变的计划破产了。
下面从7月24日到8月21日，张荫桓休了一个月的病假，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了，后面经众人反复劝说，张荫桓的病终于好了。等张荫桓重新上班的第一天，光绪就召见了张荫桓，此时张荫桓已经改为推荐张之洞了：“鄂督《劝学篇》中《明纲篇》中述西俗婚配一段，若删去则成善本，请颁行天下，俾得家喻户晓，裨益良多。”
再往后张荫桓即反对康有为充任伊藤博文来华访问的迎送使，又反对光绪派康有为到日本坐探变法，处处跟康有为唱反调。9月11日，康党成员王照上折弹劾张荫桓。关于这次弹劾，有说康有为主使，也有说王照和张荫桓关系很好，是张荫桓故意让王照弹劾自己的。总之，张荫桓在想尽一切办法跟康有为撇清关系，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这样的。
很可惜，戊戌政变后，慈禧并不这么看，按排名，徐致靖是老大，张荫桓是老二。9月23日清晨（辰时），张荫桓被请去步军统领衙门喝茶，临行前工作人员还是很人性化的让他先：“赴内与夫人诀”。与叶志超做了一天的邻居后，24日张荫桓被定罪，转到了刑部监狱。由于大家都知道他有钱，于是张荫桓也受到了特殊待遇：“余坐一日监,费一万一千有奇。”
二号战犯张荫桓最终没成烈士也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与徐致靖类似，也是李鸿章向荣禄保了他。
第二，与徐致靖相反，李鸿章非常恨张荫桓。张荫桓被捕后，李鸿章的第一反应就是幸灾乐祸，还向陈夔龙表示老天有眼。但后面英国、日本公使都来为张荫桓求情，并且用的还是威胁的语气。毕竟张荫桓还拿过英国的爵士勋章，比拿英国护照都好用。李鸿章为了国际影响，只能向上反映，饶了张荫桓一命。
张荫桓在后面还是显示了很大的求生欲望。9月28日要处决戊戌六君子，张荫桓刚一听说要备车上路就赶紧问狱卒：“能留一二人否?”狱卒也涮了张荫桓一把，告诉他留杨深秀、康广仁二人。张荫桓顿时心中一片冰凉，最后发现是自己和徐致靖被留下后：“我始稍为放心。”
慈禧虽然因外交压力没杀张荫桓，但毕竟气愤难平，把张荫桓发配到新疆。此后的张荫桓全力悔过，写回忆录痛骂康有为，也写信向李鸿章求情，但这一切也都无济于事，1900年慈禧一道密诏终结了张荫桓。
回顾张荫桓的一生，他虽无学历，但却功勋卓著；能力很大，脾气也大。据叶恭绰记载，张荫桓甚至连亲家李芍农都“亦与不谐”。最后还是用李岳瑞评价总结：“(张荫桓)生平作事不拘绳尺，且以流外官致身卿贰，辇下诸贵人尤疾之，以故毁多于誉，然干局实远出诸公之上。”

慈禧的原则是：“就算错杀几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就算把上面那八个人都砍了，也难解慈禧的心头之恨。不过似乎还有一条漏网之鱼。
据苏继祖记载，戊戌政变后，曾有人问荣禄 ：“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又问：“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再问：“然则袁世凯先为同盟，后又自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禄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这个“有人”是谁呢？分析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公文的三大类：上行文、平行文和下行文。顾名思义，上行文是写给上级的，平行文是写给平级的，下行文是写给下级的。
简单说下这三者的区别：
上行文的语言应谦逊，文尾常带有敬崇的祈请之语.如“当否”、“请批示”、“请指示”等，意思是我给材料，上级给处理意见。
平行文的语言应委婉，用商洽性语言,以谦虚为尚,最忌盛气凌人，如“希予接洽为荷”、“请速研究,并予函复为要”“承蒙贵局大力支持,特表谢意”等，意思是咱俩商量着办。
下行文的语言应果决，斩钉截铁,直书不曲, 在涉及对事实的陈述时,往往主观色彩很强,常使用论断性的语言表述。如通报矿难：“事故的根本原因是xx无视国家有关规定和上级政府的决定,不顾农民生命安全,冒险蛮干,违法办矿,违章作业......”意思是该定性的定性,毫不躲躲闪闪，完整准确地表达了上级机关的立场态度。
这三类公文也代表了在官场中下级跟上级、平级之间、上级跟下级讲话的三种态度。如果有朝一日你去考公务员，有这么一道题：让你看“有人”跟荣禄的这段讲话，然后定义这是哪种行文你该怎么选？
其一，这个“有人”的语言果决，斩钉截铁,直书不曲。
其二，“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这句话主观色彩很强, 使用了论断性的语言表述，该定性的定性,毫不躲躲闪闪.完整准确地表达了说话人的立场态度。
结论：这是标准的下行文，也是上级对下级说话。戊戌政变后，荣禄的上级也就只有一位：慈禧。从标准的官场语言看，这个“有人”只能是慈禧。当然，也有可能这个“有人”是个二杆子，不知天高地厚的就敢这么逼问荣禄。不过如果我是荣禄的话，我会直接不搭理这个二杆子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有人”就是慈禧，也只有她敢这么跟荣禄说话。
记叙文的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这次谈话的人物讨论了，地点没标，但时间苏继祖记了，是9月28日。这一天就是“戊戌六君子”砍头的那一天，很显然，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这个“有人”不仅敢说，还觉得菜市口挺宽敞的，多一个袁世凯也不会挤的。
面对这个“有人”咄咄逼人的质问，荣禄恭恭敬敬的“然”，“然”了两句之后就坚决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然后这个“有人”就认为这事就这么算了。不算了能咋的？前面“有人”问过了，“诏中曾有杀公言”，荣禄作为原告都表示不计较，撤诉了，那这个官司就结束了。你荣禄作为受害人都不计较这事我还计较这事干嘛？这又不是由公安机关立案，检察院提起诉讼的刑事案件。

除了苏继祖外，荣禄的亲信陈夔龙也在《梦蕉亭杂记》记载：“慈圣（慈禧）以袁君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文忠（荣禄）仍以才可用，凡作乱犯上之事，诿之党人，并以身家保之。”陈夔龙也记录了荣禄向慈禧保袁世凯的事。
这又提出来了一个新问题：袁世凯是否凭借戊戌政变的“告密”获得了慈禧的信任，成为慈禧的亲信？先看这个问题：如果你是慈禧的话，你可会信荣禄的这句：“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
如果我是慈禧的话，我是不信的。说话要有理有据使人信服（李菊福），显然这句话无理无据，全是荣禄嘴硬，慈禧怎么能相信呢？
戊戌政变后，慈禧也的确赏了袁世凯，给了袁世凯4000两的奖金（袁世凯分给全军了），这一般被作为袁世凯被慈禧信任的铁证。但是话不能只说半句，这话还有下半句：袁世凯并不是唯一一个拿到奖金的人，他只是个二等奖，一等奖是聂士成的6000两，三等奖是董福祥的3000两。获奖的原因是9月29日慈禧以天气渐寒为由，取消原定于10月19日的天津阅操（康有为造谣慈禧要在天津阅兵时杀光绪就源于此）。但人家已经准备半年了，说取消就取消，也得给个说法啊（业已次第预备），所以这三只队伍都有奖。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发钱谁都开心，但你发现干同样的工作，同事拿的钱比你多你就不会开心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把奖金的话说全，那这奖金一事只能作为当时袁世凯并不是慈禧亲信的铁证了。
直到第二年，1899年1月5日，慈禧才召见袁世凯，赏袁世凯“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这也不是单独奖励，同时获奖的还有宋庆。1月11日，慈禧再赏袁世凯福字荷包、银钱、银锞[kè]，食物等。毕竟袁世凯做的是对是错慈禧至今还没给个说法，现在戊戌政变过去3个多月了，慈禧勉强表示：袁世凯就当你是对的吧。
我再打个比方，在一个公司里，如果老板颁发给某位员工一份奖状，那你可能说这位员工就是老板的亲信呢？当然不能，对优秀员工的奖励是公司正常的业务。那袁世凯收到了慈禧老板的奖状（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你就能确定袁世凯成为慈禧的亲信了吗？
那我再提一个问题中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才是亲信？亲信都有什么样的特征？
第一，能跟领导说悄悄话。就是光绪赏袁世凯候补侍郎时给的这个权利：“著随时具奏”。如果袁世凯是慈禧的亲信，那袁世凯就得是能绕开荣禄，有单独给慈禧上密折的权利。很显然，当时的袁世凯并没有这个权力，他是无法绕开荣禄直达天听的。
第二，能跟领导有私交。在当时，袁世凯就得是即能跟慈禧谈公事，也能跟慈禧谈私事，并且是袁世凯想见慈禧，慈禧就愿意抽出时间来单独见他。用光绪的亲信张荫桓做例子，张荫桓能一个月单独面见光绪6次，多到翁同龢和李鸿章都眼红，这就是亲信的特征。很显然，当时的袁世凯也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慈禧想见袁世凯时，袁世凯才能见到慈禧。
结论是：不能确定袁世凯在戊戌政变后成为慈禧的亲信。
如果说袁世凯在戊戌政变后并没有得到慈禧的信任，那他可得到了荣禄的信任？
荣禄曾向“有人”表明立场：“袁是我的人”，那荣禄是否就真的完全放心袁世凯呢？戊戌政变后荣禄进京，让袁世凯从9月27日起代理直隶总督，看似是完全信任袁世凯，但荣禄把最关键的关防印信都带走了，9天后，新任直隶总督裕禄到任。没有关防印信就干不了大事，也调不动兵，荣禄对袁世凯也是留了一手的。
当然，袁世凯也很懂事。大半年前，清廷准许袁世凯扩军3000，现在袁世凯表示我不扩军了，并发扬风格让领导先来。这3000人的编制，就是荣禄日后组建的武卫中军。

那为什么袁世凯检举了康有为也没得到慈禧的信任呢？
就在戊戌变法一年后，19世纪的最后一天，欧洲著名的科学家欢聚一堂。会上，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生（即开尔文男爵）发表了新年祝词。他在回顾物理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现在物理学的天空是美丽而晴朗，只有两朵乌云。”但进入20世纪，这两朵乌云彻底的改变了物理学的天空。
同期，在袁世凯检举康有为这件事也已基本成定论，历史学的天空也是美丽而晴朗，也只有两朵小小的乌云。
第一朵乌云，据茅海建教授的论文，他查阅了《上谕档》、《交片档》、《交发档》、《交事》、《随手登记档》等有关记录光绪谕旨的所有档册,没有荣禄上密折的记录。当然，这个密折可能没从军机处备案，直接送到慈禧处。
第二朵乌云，就是谭嗣同在戊戌六君子中的排名。截止到9月26日，杨锐一直在军机四章京中领跑，但到了28日上刑场的当天，谭嗣同却突然在军机四章京中领跑了。
这就牵扯到一个惊人的推论：袁世凯有可能并非“首告”，而“围园杀后”的事有可能最先是从被捕的康广仁那边泄露出来的。
康广仁是否是软骨头？被捕后他会自觉招供吗？看他在监狱里后悔的用头撞墙的表现很有可能是的，其实康广仁是不是软骨头都无所谓了。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康广仁被捕的场景。他们几人在屋里打牌，突然隔壁的厨子来报信，梁启超抓了一把钱给他做酬劳，然后梁启超和康广仁换便装逃走。但康广仁逃到一半突然想起来他忘了件至关重要的东西，于是他回去拿，就被抓了。
那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东西，让康广仁冒着生命危险回去拿？首先这东西不可能是钱，前面梁启超抓了一把钱，康广仁也不可能忘了，并且忘了也没关系，梁启超最后逃到日本时乘坐的是“大岛”号军舰专列，带多少钱都不够付这个打的费的。其次也不会是衣带诏，这玩意是康有为仿造的，没了让他哥再写一份就是了。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屋里还有康有为“围园杀后”的相关机密信件，而这些信件能决定是打板子还是灭九族，也只有这种机密信件才值得康广仁再回去冒险。
那这份机密文件可会被康广仁回去烧掉？我认为不可能，康广仁要有这功夫点火烧文件的话他还不如直接带着文件跑来得快呢。就差这几分钟，官兵围上来了，康广仁就没跑出去。下面康广仁可用最后的时间烧文件了吗？也没有，他伪装成下人躲了起来，然后被自家的厨子揭发。那“衣带诏”和“围园杀后”的这些往来信件等相关材料就会都落入到步军统领衙门的手里。

据茅海建教授的论文，他查阅了军机处的有关记录光绪谕旨的所有档册, 也没有逮捕张荫桓等人的记录，这就证明逮捕令未经军机处,而是由慈禧太后直接下达给步军统领衙门的。其实这事九门提督崇礼也挺冤的，因为没经军机处，崇礼就没拿到逮捕令，没有逮捕令那这一切都算是非法行动，日后出了问题都得崇礼自己担着。为此崇礼向慈禧暗示过，但慈禧装没听见，就是不给；崇礼又想明示一下，但被内务府大臣立山赶紧拉住，最终老老实实的按老佛爷的口谕行事。
据茅海建教授判断，逮捕张荫桓等人的谕旨,很可能不是一道,而是多道,即其人数一开始不是7人,而到了9月24日最后达到7人。
而人数的变化则证明了这个案件正在调查中，不断有新线索出现，所以要逮捕的人数也在变化。同样也能证明步兵统领衙门拿到了康有为“围园杀后”的相关信件，正在根据案情的深入抓人。
根据《内务档》，9月24日，慈禧也做了个决定，她原本打算跟光绪于9月25日返回圆明园，现推倒了9月29日。因为慈禧这几天比较忙，原定于9月29日在圆明园连开3天京剧大戏（9月30日是中秋节，所以连演3天），慈禧还着急去赶场。这时慈禧的心情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
但9月25日慈禧的心情就有波动了。这一天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发圣旨，对外公布光绪生病了。第二件事是召荣禄进京。慈禧下决心要更换领导班子了。
再分析一下，如果荣禄向慈禧转告袁世凯“告密”的事，那会牵扯到谁？第一个要牵扯到的人是光绪，因为有围园杀后的密诏。第二个要牵扯到的人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是围园杀后的幕后主使。第三个要牵扯到的人是谭嗣同，因为谭嗣同是劝说袁世凯的人。
如果荣禄没有向慈禧转告袁世凯“告密”的事，而是先从康广仁处的材料得到围园杀后的事，那跟转告了会有什么区别？第一第二不变，第三个要牵扯到的人就会是杨锐，而不会是谭嗣同，因为光绪那份“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就是给杨锐的。
那么再看这个细节：戊戌政变几名案犯的排名。前面提过，正式场合，排名一定是分先后的。比如国家有没有出大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人民日报的领导人排名，只要排名一变，肯定出大事了。在9月26日，此时荣禄还没有进京，九门提督崇礼的报告中这几名案犯的排名是：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经朝廷审核，划掉了张荫桓（洋人的压力）,增加了康广仁。杨锐为什么排在军机四章京的前面，因为那份“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就是给他的。
在9月28日，此时荣禄已经进京，戊戌六君子要被杀，最后的排名也出来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荣禄来了之后办了两件私事，于是排名就有了两点变动：第一、划掉了徐致靖，这是因为荣禄替徐致靖求了情。第二、谭嗣同跟杨锐换了个位置。这又是为什么？因为荣禄带来了谭嗣同劝袁世凯起兵造反的消息，所以谭嗣同的排名连升两级。林旭多多少少也参与了此事（比如他建议找董福祥而不找袁世凯），也是康有为新收的弟子，所以他排谭嗣同后面，而刘光第什么都没参与，所以他排最后。

康有为“围园杀后”计划的败露是由于机密文件被步兵统领衙门获得，荣禄9月26日后到京后才带来袁世凯“告密”的事。这样可以解释以上的所有问题：
第一，为什么康广仁好不容易逃掉又跑回去了。因为有机密信件没拿。
第二，为什么杨深秀“圆明园挖宝”这么隐秘的一件事都被识破了。因为从康广仁等处搜到了往来的信件，所以杨深秀的排名一直领跑于军机四章京。
第三，为什么步军统领衙门抓人的时候人数是在变的。因为根据往来信件，案情的深入，发现的涉案人员就越来越多。如果线索来自于荣禄的密报，那涉案人员的数目就不会变了。
第四，为什么翻遍所有的档案，都找不到荣禄上密折的记录。因为荣禄压根就没上密折，他是等9月25日慈禧招他入京后他才告诉慈禧这件事的。
首先荣禄对此事不着急，在此之前，9月21日荣禄就知道了慈禧“训政”的消息，康有为手里没有兵，结合前面说的“三季人”的事，荣禄一直都是无视康有为的办事能力和存在的。
其次，到手的功劳荣禄愿意给别人吗？这种大事交给外人做荣禄能放心吗？就算是袁世凯，他给荣禄“围园杀后”的密诏，既不可能当众交给荣禄，也不可能由别人递交。
虽然蔡金台在致李盛铎的密信中表示是荣禄让杨崇伊于22日进京，24日把围园杀后的消息给奕劻，再由奕劻密奏给慈禧，但个人的书信并非铁证。
9月25日，慈禧招荣禄进京，直隶总督即将空缺。9月26日，杨崇伊上奏：“事机急迫，请召大臣即日来京，”并建议由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为什么杨崇伊要推荐李鸿章呢？因为杨崇伊跟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和李经述都是亲家，从后面的表现也会看出，杨崇伊是李鸿章的人。不过慈禧也没鸟杨崇伊，最后让裕禄来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既然杨崇伊是李鸿章的人，那荣禄能放心把自己最机密的消息交给杨崇伊这个外人吗？
其实有一件事特别适合荣禄交给杨崇伊去做，就是替张荫桓求情这件事。这件事是英、日公使联系李鸿章办，李鸿章又联系荣禄办。这件事即是公事，又是李鸿章惹的事，交给杨崇伊去做最合适，反正你们是一家人。26日人犯的排名，划去了张荫桓，杨锐依然排在谭嗣同之前，这就证明杨崇伊只带了替张荫桓求情这一个消息。

第五，为什么谭嗣同的排名在9月26日时还靠后，28日时就靠前了。因为荣禄刚来京城，慈禧也刚知道谭嗣同劝袁世凯起兵的事。
第六，为什么袁世凯在戊戌政变后没有被慈禧信任。因为袁世凯不是首告，事情过去了一个多星期，也结束了，才通知到慈禧，肯定被慈禧怀疑。
这么看还是徐世昌那句话说得对，袁世凯做决定时犹豫，执行决定时果断。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第二天，袁世凯直接去检举，绝对是首告，也绝对可以赢的慈禧的信任。结果拖来拖去，差点把自己都搭进去。
并且如果说单凭一次“告密”就能赢的慈禧的信任，那就太小看慈禧了。戊戌政变的第一功臣是杨崇伊，杨崇伊参加工作后的第一封弹劾就弹倒了强学会。如果说杨崇伊搞倒了康有为也有点误打误撞，其实他的目标是清流党，因为他后面又搞倒了翁同龢的门生文廷式。戊戌政变的起因就是杨崇伊弹劾康有为与伊藤博文的密谋，按讲杨崇伊应该得到慈禧的信任，但事实并非如此，杨崇伊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为什么慈禧不重用杨崇伊？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光会告状的人难堪大用。
那么再梳理下戊戌政变时慈禧的心路历程：9月18日，慈禧得知光绪要见伊藤博文，很着急。根据军机处记录，当天慈禧把光绪事后通告的权力变成事前报告。根据《内务档》记录，慈禧决定于19日赶回西苑，监督光绪有无越轨型为。此事在慈禧看来问题不大，她计划于21日返回颐和园听戏。等慈禧19日回到西苑，又听到了康有为还在京城的传说，于是慈禧21日要捉拿康有为。由于光绪不同意，所以慈禧没有通过军机处，而是直接口谕给九门提督崇礼，同日康广仁被抓。
康广仁被捕后，案件在继续调查，人也在陆陆续续的抓。到9月25日，慈禧刚知道还有“围园杀后”的事，于是光绪“被有病”，根据军机处档案，慈禧于当天通知荣禄来京。根据《内务档》，慈禧还计划29日再回颐和园赶中秋堂会，慈禧也没把康有为当回事，几个文人抓了就抓了，菜市口就能解决他们，这都阻挡不了慈禧看戏的热情（前面也说过，荣禄也没把康有为当回事）。等到荣禄入京后（荣禄最快26日动身），慈禧才知道谭嗣同还劝过袁世凯，事件的性质从政变改为兵变了，这回慈禧的心里真是一片哇凉哇凉的，中秋堂会也不看了，留下来专心整人。

不过光绪还是把戊戌政变的全部责任都推给了袁世凯，袁世凯也成了光绪最恨的人。据野史记载，光绪曾说慈禧：“我确实有对不起太后的地方，她把我拿下来是应该的。”也不恨荣禄，说：“他是太后的人，他为太后办事，这也是对的。”也有说光绪拿袁世凯的头像射箭，临死前告诉载沣杀袁世凯等说法。那为什么袁世凯会成为光绪最恨的人？其实光绪以前的举动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了。
然我们再回到戊戌变法时，6月23日发生张荫桓被弹劾的事。慈禧发火，光绪怂了；第二天，慈禧不在，光绪雄起，把大臣们一顿臭骂。我们做道填空题，用康党首领康有为代替康党成员张荫桓，用袁世凯代替那些大臣，就能得出答案。康有为搞围园杀后，慈禧发火，光绪怂了；等慈禧不在，光绪雄起，把袁世凯一顿臭骂。
看完正史看野史，据当时光绪的侍卫苏勋丞描述，他第一次跟着光绪工作就是抬轿子。然后在光绪的催促下一个时辰赶了30里路，差点给累晕了。他在皇宫三年多，见过光绪好几面，只有一次见到光绪笑，那次是因为赶了更远的路，累晕了好多侍卫，旗子也乱了，光绪才开心的笑了。
同时据光绪身边的太监说，光绪也经常虐待他们，为此慈禧也特地批评过光绪。但光绪跟对大臣们一样，慈禧一来，光绪老老实实的；慈禧一走，光绪又故态复萌。
其实这就是真实的光绪，遇强则弱，越弱则强。光绪先是生活在翁同龢的固执下，又长期生活在慈禧的阴影下，结果光绪的性格是即固执又懦弱，还爱拿别人出气。出了问题不想着自我反省，而是都往别人身上推，光绪最欠缺的就是：“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
不仅是袁世凯，其实光绪对翁同龢也是这样。翁同龢刚被赶回家时还好，光绪的表现是：“警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后面等光绪的处境越过越差，他对翁同龢的怨气也是越憋越大，等到翁同龢死后，光绪积压已久的怨气爆发，当众否决给翁同龢的抚恤金。
其实对于这次变法失败，袁世凯也是非常痛心的。
1897年11月1日巨野教案发生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此时总理衙门由翁同龢负责，他负责拍板，暂时不发表意见。提建议的人有李鸿章等人，他们主张联俄；有张之洞、张荫桓等人，他们主张联英，还有个另类康有为，他主张尽开沿边口岸“制衡”。
1897年12月26日，袁世凯上书翁同龢，也就是《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述论》，这份材料现在在中国干部学习网也能查到。袁世凯对上述众人的说法全部否定，表示这是：“嗾[sǒu]群雄之斗，饱群夷之欲。”让我们看下袁世凯的建议：
第一点：要和平解决。原因是：“中国贫弱，不堪用武”。
第二点：解决方案之一是：“宜阴嗾（[sǒu]，教唆）他国，兴师助我。”这是标准的以夷制夷。
第三点：就是方案一可能不管用，那就是解决方案之二：“商准各国，开口通商，可公处胶澳。”意思是青岛也不能是德国一家独有，而是大家共有，让这些列强自己去争。个人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方法。
第四点：方案一和方案二都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俄法是一伙的（向有密约），英日是一伙的（近复缔交）， 德国是中间派。当然，袁世凯也会拿俄国做个反面典型，虽然看上去跟清朝关系好，但他“唯利是视”，是最需要提防的一个。
第五点：治本的方法就是变法。

个人认为，袁世凯的建议是当时的最佳选择。先说李鸿章倾俄，张之洞倾英的缺陷，就是袁世凯说的第四点，英俄是两派，德国是中立派，倾向任何一派都会让局面失衡，甲午战败后，清廷已无法应付西方列强的压力了。
再说康有为的建议，虽然跟袁世凯的建议有点像，但袁世凯建议的是开放青岛，康有为建议的是尽开沿边口岸，如果说袁世凯的建议是丢卒保车的话，那康有为的建议就是丢尽车马炮保帅了，属于还没打就自己投降的做法，大错特错。
其实谈判也跟菜市场砍价一样，同样的东西，你开价10元，别人就冲着2元跟你砍；你要开价100元，那别人就冲着20元跟你砍。所以说当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青岛全面放开，实在不行，咱可以少让点，把周围的矿山铁路分分。
结果翁同龢最终还是把青岛租给德国了，这一下底价太低，后面就越亏越多，旅顺、广州湾等地都没了。这也是外交上的最大失利，翁同龢死后，光绪历数翁同龢几项大罪的时候，其中有一条就是割让青岛。
袁世凯虽然提了一个最佳选择，但袁世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讲变法的。翁同龢也在这份说帖的封面用墨笔批注：“袁慰廷说帖，十二月初七日（12月30日）到，论各国情形甚当，变法，空。”
1898年1月15日，袁世凯向翁同龢再论变法。其实跟1895年袁世凯向光绪上的《遵奉面谕条陈事件请代奏折》差不多，分用人、理财、练兵三大项，并提出口号：“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具体做法不用多说，天下的变法都差不多。
说两个与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不同的细节：
第一，康有为主张从中央做起，袁世凯主张从地方做起。
康有为的变法很失败，虽然他成功的搞定了光绪，从中央试点，但全国除了湖南无人响应，最终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袁世凯的主张就很正确：“似宜先遴饬二三忠诚明练督抚...... 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广。”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改革要先从地方试点，比如小岗村，深圳。不先从地方试点改革的反面典型就是康有为。
第二，康有为主张把过时的老干部一下子赶走，袁世凯主张把过时的老干部慢慢请走。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一口气裁撤通政司等部门造成了上万人的失业潮，做法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袁世凯主张：“勋旧疆臣，未便屏弃，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做法是我走大路，你走小路，这样大家都有活路。
这两个细节就注定了一个是理想中的变法，一个可以是现实中的变法。
不过翁同龢还是没看上袁世凯。袁世凯的这两份说帖翁同龢看完就丢了，连日记中都没有记载，现存的版本是孔祥吉先生从翁家后人翁万戈手里看到的。直到1898年3月17日，袁世凯亲自拿着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画报上门，翁同龢才在日记中记载。3月19日，袁世凯辞行，袁世凯想变法的主张也就此被搁置了。

戊戌变法结束了，该杀的也都杀了，不该杀的也杀了，到了该总结的时候。
从利益上看，这次戊戌变法最大的受益人是荣禄。1898年9月28日荣禄被任命为军机大臣，10月11日又被授予练兵钦差大臣，指明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所部及北洋各军，1899年6月27日，荣禄又掌管了武卫军。荣禄从1894年重新回京之后，仅用了4年就重新崛起，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大佬。政事和军事一起抓，放眼整个清朝也没几个人了。
戊戌政变后，荣禄是9月25日接到慈禧的通知后才准备进京的。像是保张荫桓这种外交上的公事，找杨崇伊带话即可，而要保如徐致靖、袁世凯等一大批人，这种事情公文中说不清楚，必须当面说。所以说荣禄是做了充足的准备才进京的。一次涉嫌“围园杀后”的政变，最终只杀了6个人，这都是荣禄的功劳。
从国家的角度看，荣禄此举保持了政局的平稳，维护了国家的安定，的确善莫大焉。从个人的角度看，保下来的人日后不就是荣禄的人了吗？荣禄此举也扩充了自己的实力。根据《邓小平文选》：归根到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所以说国家利益跟个人利益并不是天敌，而是辩证统一的。
从名望上看，这次戊戌变法最大的受益人是康有为。
先总结下康有为和戊戌变法在当时的影响力：
第一，慈禧很无视康有为。9月21日慈禧下懿旨要抓康有为，24日戊戌六君子加小七小八的也都相继归案，然后慈禧在24日还合计着于29日赶到颐和园看中秋堂会，真没把康党当回事。
第二，荣禄也很无视康有为。6月16日，荣禄问康有为旧法尽变，则阻力太大怎么办，康有为告诉荣禄“杀一两个一二品大员”就行了。从此之后，荣禄就懒得搭理康有为了。据张光济记载，当天等候觐见的时候，康有为讲的口沫横飞，荣禄端坐着不置与否。9月21日袁世凯向荣禄检举康有为、谭嗣同后，杨崇伊带来了慈禧“训政”的消息，荣禄就一点都不着急了，安心等到25日朝廷的诏书后才准备进京。
第三，大家都很无视康有为。戊戌变法时，全国各地，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响应变法外，都没人搭理康有为，导致戊戌变法其实只是人事工作的变法。
值得一提的是，回应变法时，在各地督抚中，水平最高的一份奏章来自于两江总督刘坤一。让我们欣赏一下这份奏章，首先刘坤一表示这次变法有些飘：“时事之变换，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 其次刘坤一表示自己有些老糊涂了：“年老懵懂，不知其然，不暇究其所以然。”再者刘坤一表示了自己对朝廷的支持：“朝廷行政用人，更非封疆外吏所敢越俎。”（康有为你想用就用，我管不着）最后刘坤一表示自己年纪大了，能力有限：“而其责成各督抚者，可办办之，否则静候参处。”总之，不是我不想办，是我不会办。
结果，刘坤一这种态度得到的评价是：“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这也让光绪非常生气，不过，只是暂时的。

虽然，公车上书不是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只有湖南一省响应。虽然康有为在变法中的做法就是变着法得想升官，变法的结果又是把国家搞的一团糟，但康有为还是被评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成为一个正面人物。可以说，康有为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
从利益上看，这次变法最大的失败者是清政府。也有评价，论启蒙的影响力：“孙（文）黄（兴）不如康梁。”不过论变法，康梁只影响了湖南一省，还差点引导成革命了，怎么可能影响全国呢？实际情况是：甲午战败后，全国都要变法，本来是水到渠成的事，结果楞被康有为给搅黄了。
戊戌变法失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清政府政策失衡，由极左变成了极右，接着又引发了义和团运动和随即而来的庚子事变，这极左和极右直接把清政府折腾的奄奄一息。
从名望上看，这次变法最大的失败者是袁世凯。这个真的没办法，怪慈禧？他们不敢；怪光绪？为尊者讳，又不能这么说；怪康有为？他人又跑了。没办法，谁叫你姓袁呢？冤大头就是你了。
不过康有为的成功和袁世凯的失败仅限于国内。虽然国内都认为是袁世凯搞砸了变法，但英国观察家贝思福、英国公使窦纳乐、英国的《字林西报》，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赫德等都认为是康有为的急于求成搞砸了变法。
下面再讨论戊戌变法对几个重要人物的影响。
先看光绪。一般认为9月21日起光绪被软禁在瀛台，这并不属实，因为每次慈禧来西苑，光绪都是要搬到瀛台住的，这是惯例。
光绪的内殿共有太监94人，10月4日，慈禧重罚了其中的14名太监，其中杖毙4名太监。据《内务档》，内务府10月8日起才开始购买钉门器具，其实从这一天起，光绪帝才算是被软禁。
据陈凤鸣先生查阅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在戊戌变法的过程中，光绪共收到了康有为18份上书，其中通过正规渠道（军机处）备案并给慈禧审核的有8份，另外10份来路不明，在戊戌政变后被查出，看来光绪还是有自己的小秘密。康有为虽然只见了光绪10分钟，级别只定在六品，但他还是深深地影响了光绪。有个传说是康广仁通过太监往光绪那边偷偷递折子，虽没经证实，但很有可能，既能解释光绪的小秘密，又能解释康广仁和这些太监为什么会有这种下场。
在此之前，9月25日，光绪发了一道关于自己有病的圣旨，表示“自四月以来”我就病了，要求全国范围（内外臣工）内海选名医来给我看病，并且此事很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