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还没写完，下面我每周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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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事就这么结束了吗？等等，我们好像还漏了一点。通常说在83版《射雕英雄传》的电视剧里有不少大牌在跑龙套，其实在戊戌变法中也有一个跑龙套的大牌。按梁启超《谭嗣同传》的记载，谭嗣同在劝袁世凯杀荣禄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看来谭嗣同都不敢相信袁世凯会答应自己）这时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后面又举了个例子，胡景桂弹劾袁世凯的事。前面说过这事是李鸿藻在幕后主使，荣禄保了袁世凯，但这个某人却非说这事是荣禄主使，为的就是故意市恩给袁世凯。

这话可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当时的谭嗣同是信了。谭嗣同信了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刚近中央，对此事不熟。第二，说这话的某人他很熟，这人就是后面成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徐世昌。

徐世昌跟康梁等人可是老相好了。早在1895年公车上书时，康有为摆摊募捐，袁世凯捐款500两银子，那就是跟徐世昌联名捐的。不过徐世昌那时很穷，他只负责出名字，不负责出银子。

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就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当天上午，林旭给了康有为道圣旨（就光绪让康有为去上海办报的那道），据康有为记载，当时：“（康有为）与复生(谭嗣同)跪读痛哭”，然后大家商量对策。后面“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来，（康有为）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看来徐世昌还是很会煽情的，本来大家都哭累了，他一来大家又哭了。不过这可以告诉我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不仅认识徐世昌，还都很熟。按毕永年记载，康有为说他和徐世昌的关系极好，大家一起哭也是为了拉拢徐世昌和梁启超、谭嗣同一起劝袁世凯起兵的。康有为也得出了结论：他已经把徐世昌都给骗了，徐世昌现在就是他的人了。

下面的问题就是：梁启超写《谭嗣同传》的时候，为什么故意隐去了徐世昌的名字，而仅用了“某人”？原因很简单，康梁等人认为他们的失败都是袁世凯的责任，跟他们的好友徐世昌没关。

令人惊奇的是，袁世凯写的《戊戌日记》压根就没提徐世昌。那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时候徐世昌当时在场？看时间，徐世昌在；看地点，徐世昌也在；看人物，袁世凯跟谭嗣同说这么私密的事，不仅能在场，还能插得上话，也只有徐世昌了。从各方面的证据看，严丝合缝，那这人绝对就是徐世昌。徐世昌还不仅是在场那么简单，谭嗣同就是他引见给袁世凯的。

按一般人的想法，袁世凯应该提徐世昌，意思是：“大哥你得给我作证啊。”但这事只要一露名，那屎盆子就扣定了，徐世昌18日作为介绍人把谭嗣同带来，19日徐世昌就回天津了，回天津后徐世昌第一件事就是去严修家吃了顿饭，先给自己找了个不在北京的人证（再出事就跟我没关系了）。徐世昌自然不想让袁世凯在《戊戌日记》里提自己，袁世凯也没提，因为我们是朋友嘛，这事由我袁世凯一个人担着就行了。但徐世昌强就强在连康梁都不提他，因为他们也是朋友嘛，这事也由袁世凯一个人担着就行了。

面对派兵太少会没用的质疑，李鸿章解释日本体制在那，国会不会同意的。



剧本没有也得加个镜头，敬业的光绪匆忙从温柔乡里离开，要去处理大事。



永远都在吵架的日本国会。

这徐世昌好牛啊，两面骑墙，两边讨好，两头还都说他好话，真不是个一般人啊。徐世昌后面当过总统，在袁世凯佩服的三个半人中位列第二，当然不是一般人了。让我们再仔细回看一下这个看似清晰却又模糊的人。

徐世昌外号：“水晶狐狸”。他自幼家贫，自幼家贫那就记载很少。徐世昌祖籍浙江，清军入关时家里落籍天津，他出生在河南，只要是这3个地方的，他都叫老乡。徐世昌第一次进入袁世凯的生活是跟袁世凯结拜兄弟，那一次袁世凯给了徐世昌100两银子做路费，这点没什么争议。

徐世昌第二次进入袁世凯的生活就有争议了。袁世凯第二次科举不中到他1881年投奔到吴长庆的军中有一段空白时间。这时有一个传说就来填补这段空白了：袁世凯的学历是监生，就是花钱买的文凭。在这段时间内，袁世凯去北京花钱买文凭去了，但是碰到了一个叫倪蔚文的江湖骗子。倪蔚文吹了一通牛把袁世凯侃晕，然后带着袁世凯赌钱，把袁世凯的钱骗光。

故事讲到这里不能结束啊，因为袁世凯最后是花钱买到了监生，。那钱从哪里来？这时就轮到徐世昌徐大哥出马了，徐世昌偶遇落魄的袁世凯。第一，徐大哥扶起奄奄一息的袁世凯，带袁世凯下了顿馆子，这样也算报了以前袁世凯请自己吃饭的恩情，咱们两不相欠了。第二，徐大哥出面帮袁世凯借钱，，这样也算报了以前袁世凯送自己100两银子的恩情，咱们两不相欠了。第三，徐大哥还是很低调的：我以前有饭吃，袁世凯请我吃饭，这叫锦上添花，现在袁世凯没饭吃，我请他吃饭，这叫雪中送炭，还是我厚道。以前袁世凯给了我100两银子，我出面给袁世凯借了600两银子（据相关资料记载），还是我厚道。至于前面说的那个证人倪蔚文呢？他后面被袁世凯以义和团的名义给咔嚓了，你也找不到这个人。

那为什么说这个故事是传说呢？因为这个故事是假的。徐世昌是1882年中的举人，1886年中的进士，而袁世凯是于1881年投军，那个时候袁世凯想见徐世昌，得去村里找。按袁世凯讲，投军是：“蒙四叔（袁保龄）赏川资四十金”。

我讲个假故事并不是为了凑字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个假故事里还透着诡异，因为这个故事来自于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据她记载：她父亲年轻赌钱受过骗，多亏后来得到了徐世昌的帮助，所以她父亲不许家里人赌钱。袁世凯是按传统的封建习俗养的女儿，总的来说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按袁静雪记载，她想出门看场戏必须联系大哥袁克定用车把她们偷偷的拉出来，还千万不能让袁世凯知道。外人听到这个假故事不足为奇，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袁静雪是怎么听到这个谣言的呢？肯定是从袁世凯亲近的人那边传过来。

说起这个谣言来，袁静雪肯定不会是原创，原创是《袁世凯家书》这本书。这可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名字，但也掩饰不了这是一本伪书。这本伪书成书1924年，主编是平襟亚，1935年又由富二代、张謇的儿子张孝若拿到中央书局出版，这还不算完，2012年，2013年年又分别由外文出版社和九州出版社（《尺素江湖：袁世凯家书》）再版。

这本伪书着重批评了袁世凯，也着重表扬了三个人：徐世昌、张謇（毕竟是张孝若他爹）和张佩纶（书中表示：毕竟都姓张）。里面说徐世昌不仅帮袁世凯筹钱，还把袁世凯介绍给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通过张佩纶进了李鸿章幕府。

问题就是1881年张佩纶还不是李鸿章的女婿，那时他还有事没事的弹劾李鸿章。1884年张佩纶因马江海战被流放，1888年刑满释放后才进的李鸿章幕府，也是在那之后才成为李鸿章的女婿。

这个谣言的时间差距太大。谁造的这些谣不得而知，但这些谣言的受益人是谁显而易见。没有证据说这个谣就是徐世昌造的，但十处敲锣，九处有他，为啥偏偏哪出事哪就有你呢？

这徐世昌好牛啊，两面骑墙，两边讨好，两头还都说他好话，真不是个一般人啊。徐世昌后面当过总统，在袁世凯佩服的三个半人中位列第二，当然不是一般人了。让我们再仔细回看一下这个看似清晰却又模糊的人。

徐世昌外号：“水晶狐狸”。他自幼家贫，自幼家贫那就记载很少。徐世昌祖籍浙江，清军入关时家里落籍天津，他出生在河南，只要是这3个地方的，他都叫老乡。徐世昌第一次进入袁世凯的生活是跟袁世凯结拜兄弟，那一次袁世凯给了徐世昌100两银子做路费，这点没什么争议。

徐世昌第二次进入袁世凯的生活就有争议了。袁世凯第二次科举不中到他1881年投奔到吴长庆的军中有一段空白时间。这时有一个传说就来填补这段空白了：袁世凯的学历是监生，就是花钱买的文凭。在这段时间内，袁世凯去北京花钱买文凭去了，但是碰到了一个叫倪蔚文的江湖骗子。倪蔚文吹了一通牛把袁世凯侃晕，然后带着袁世凯赌钱，把袁世凯的钱骗光。

故事讲到这里不能结束啊，因为袁世凯最后是花钱买到了监生，。那钱从哪里来？这时就轮到徐世昌徐大哥出马了，徐世昌偶遇落魄的袁世凯。第一，徐大哥扶起奄奄一息的袁世凯，带袁世凯下了顿馆子，这样也算报了以前袁世凯请自己吃饭的恩情，咱们两不相欠了。第二，徐大哥出面帮袁世凯借钱，，这样也算报了以前袁世凯送自己100两银子的恩情，咱们两不相欠了。第三，徐大哥还是很低调的：我以前有饭吃，袁世凯请我吃饭，这叫锦上添花，现在袁世凯没饭吃，我请他吃饭，这叫雪中送炭，还是我厚道。以前袁世凯给了我100两银子，我出面给袁世凯借了600两银子（据相关资料记载），还是我厚道。至于前面说的那个证人倪蔚文呢？他后面被袁世凯以义和团的名义给咔嚓了，你也找不到这个人。

那为什么说这个故事是传说呢？因为这个故事是假的。徐世昌是1882年中的举人，1886年中的进士，而袁世凯是于1881年投军，那个时候袁世凯想见徐世昌，得去村里找。按袁世凯讲，投军是：“蒙四叔（袁保龄）赏川资四十金”。

我讲个假故事并不是为了凑字数。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个假故事里还透着诡异，因为这个故事来自于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据她记载：她父亲年轻赌钱受过骗，多亏后来得到了徐世昌的帮助，所以她父亲不许家里人赌钱。袁世凯是按传统的封建习俗养的女儿，总的来说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按袁静雪记载，她想出门看场戏必须联系大哥袁克定用车把她们偷偷的拉出来，还千万不能让袁世凯知道。外人听到这个假故事不足为奇，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袁静雪是怎么听到这个谣言的呢？肯定是从袁世凯亲近的人那边传过来。

说起这个谣言来，袁静雪肯定不会是原创，原创是《袁世凯家书》这本书。这可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名字，但也掩饰不了这是一本伪书。这本伪书成书1924年，主编是平襟亚，1935年又由富二代、张謇的儿子张孝若拿到中央书局出版，这还不算完，2012年，2013年年又分别由外文出版社和九州出版社（《尺素江湖：袁世凯家书》）再版。

这本伪书着重批评了袁世凯，也着重表扬了三个人：徐世昌、张謇（毕竟是张孝若他爹）和张佩纶（书中表示：毕竟都姓张）。里面说徐世昌不仅帮袁世凯筹钱，还把袁世凯介绍给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通过张佩纶进了李鸿章幕府。

问题就是1881年张佩纶还不是李鸿章的女婿，那时他还有事没事的弹劾李鸿章。1884年张佩纶因马江海战被流放，1888年刑满释放后才进的李鸿章幕府，也是在那之后才成为李鸿章的女婿。

这个谣言的时间差距太大。谁造的这些谣不得而知，但这些谣言的受益人是谁显而易见。没有证据说这个谣就是徐世昌造的，但十处敲锣，九处有他，为啥偏偏哪出事哪就有你呢？

徐世昌1886年中进士后在李鸿藻的手下打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被老狐狸李鸿藻评价为：“虚矫过人”。然后就被李鸿藻从朋友圈里拉黑，进入到了翰林院“八红八黑”中“八黑”那一类。徐世昌虽然是处级储备干部，但这公务员的日子过得非常苦逼，连房子都买不起，只能租住张达骧（张之洞堂兄张之万的孙子）家的后院。每逢过节别人都是大包小包的往领导家送礼，徐世昌只能从牙缝里抠出2两银子来膈应领导一下。如此恶性循环，徐世昌只能在原岗位上干等着。

1895年，徐世昌第三次进入袁世凯的生活还是有点争议。那是袁世凯正为争取小站练兵的指挥权而奔走公关李鸿藻的时候。下面是据张国淦[gàn]的记载：“袁世凯经徐世昌介绍于李鸿藻之后，袁就对李拜门，并和李鸿藻之子焜瀛往返极密，通过各种关系使李逐渐相信袁知兵。”

首先，袁世凯的介绍人肯定不可能是徐世昌，李鸿藻最烦的就是这个人，袁世凯要见李鸿藻的话，千万不能说他认识徐世昌，说了就歇菜了。

其次，前面说过，袁世凯联系李鸿藻的时候有他叔父袁保恒的门生关系，也有过袁世勋的关系，也有过胡燏棻的推荐信，也有过李鸿藻表侄赵学治的推荐信，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而李焜瀛这个就不好说了，这个不一定找得到证据，就算找到了，也只是给袁世凯多了条路。

再者后面李鸿藻受张佩纶等人的影响，指示胡景桂弹劾袁世凯，看来李鸿藻长子的路子还不如外人的路子硬。

最后，张国淦是谁？张国淦是安徽人，1902年中举，同盟会成员。那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呢？这回张国淦记了，这件事就是徐世昌的好友陈夔龙告诉他的，看来徐世昌不仅是忽悠纯情少女，还要和陈夔龙组团忽悠纯情少男。徐世昌这有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嫌疑。

1896年，徐世昌再次进入袁世凯的生活，那是袁世凯被胡景桂弹劾的时候，这次看上去没什么争议。据徐世昌说，就是他那位好友陈夔龙跟荣禄一起来调查此案，徐世昌替袁世凯拉拢了陈夔龙，陈夔龙在荣禄面前说了袁世凯的好话，救了袁世凯一次。

我们再看下陈夔龙跟荣禄到底有多铁，他才能帮袁世凯扭转乾坤。在荣禄和陈夔龙上路时，荣禄问陈夔龙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今年几岁了？”（年岁几何）接下来又问了第二个问题：“你的成绩怎么样啊？”（补缺约计何时）仔细一看，敢情你俩第一次见面啊。当然了，谈话没那么简单，碰见了荣大贵人，陈夔龙趁机发句牢骚：“恐此生以冯唐老矣。”荣禄很精明的回答：“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陈夔龙你可信命啊？信什么命啊，能决定自己命运的荣大贵人就在眼前，还不得好好表现一下，这才是真正的命运之神啊。

下面就是陈夔龙帮助袁世凯的铁证之一了。看完袁世凯的新军操练后，荣禄问陈夔龙：“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陈夔龙回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

下结论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个小故事。明朝时，明英宗朱祁镇对大将石亨非常不满，一日，朱祁镇和恭顺侯吴瑾在皇宫的楼上散步，朱祁镇突然指着皇宫旁边石亨的一套豪华别墅问吴瑾：“你猜这是谁家的别墅？”吴瑾自然知道是谁的，也知道朱祁镇为什么问，于是吴瑾回答：“此必王府。”朱祁镇笑道：“你猜错了。”结果吴瑾就是不认错：“非王府，谁敢僭逾若此！？”最终朱祁镇点头认同（帝颔之）。

你看朱祁镇知不知道答案？他知道，不知道的话就不会说你猜错了。吴瑾知不知道答案？他也知道，不知道的话他该向皇帝认错，就不会有那么伤人的下一句了（指控石亨僭侈逾制）。双方似乎都没说实话，但双方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结论：在很多情况下，当领导问你问题的时候，领导是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你的回答不是考验领导，而是对你自己的考验。再回到荣禄和陈夔龙，荣禄问陈夔龙：“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荣禄自己是否可有答案？他肯定自己心里有数。荣禄是练过兵的，陈夔龙没连过兵，荣禄会在第一时间有自己的判断，你当荣禄真的会听这个第一次见面，也没连过兵的陈夔龙的意见啊？荣禄的这一问，考验的是陈夔龙，看他可有这个悟性，能领会的到领导的意思。

下面就是陈夔龙帮助袁世凯的铁证之二。陈夔龙在替荣禄写调查报告的时候把袁世凯杀小贩的罪过都忽略不写了。这个前面说过，陈夔龙写了：“以扭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谨，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拟“请下部议”。是经荣禄修改，才把“请下部议”这条改成“查无实据”的。

结合陈夔龙帮助袁世凯的两条铁证，我们再看怎样才能成为领导的秘书呢？

第一，你要有悟性，能领会的到领导的真实意图。这时你要“精”一点。

第二，你要实事求是，给领导最客观的资料。如果有需要做决断的地方，留给领导去做，你自己不能决断。这时你要“诚”一点。

第三，根据领导的意思走，贯彻领导的意图。这时你要“实”一点。

陈夔龙表现的兢兢业业，荣禄也兑现了自己的预言：“观君骨相气色，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在此之前，陈夔龙在兵部的排名是第八，1896年，陈夔龙的前七名竞争对手要么病退，要么调走，要么受罚，要么弃权，陈夔龙也如同巴西奥运会的中国女排一样，从第八名绝地反击，最终夺冠。陈夔龙有了荣禄的提携，他的仕途也进入了快车道，从兵部主事升为郎中,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到1909年又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看完了陈夔龙帮助袁世凯的两条铁证，与其说是陈夔龙照顾袁世凯，还不如说是荣禄照顾袁世凯；与其说是陈夔龙帮了袁世凯，还不如说是陈夔龙帮了他自己。

当然，你要说陈夔龙的确帮了袁世凯倒也没错，但陈夔龙并不算袁世凯的朋友。按陈夔龙的记载，荣禄上报袁世凯无罪后，李鸿藻直接就被气病了（退直后病遂加剧），失去了上朝能力，一直都没再好转过来，到死都在恨袁世凯（足见其恶之深矣）。李鸿藻是被袁世凯气死的？陈夔龙俨然就是在给袁世凯拉仇恨嘛。

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因为“告密”一事饱受非议，在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中记载他是1898年9月20日到的天津，9月21日上午把“围园杀后”的事告诉荣禄，此后几天荣禄一直在天津。但陈夔龙在他的《梦蕉亭杂记》中不仅把袁世凯说的非常不堪，还硬说9月20日当晚荣禄坐火车去北京向慈禧告密，前面说过荣禄当晚没去北京，作为荣禄幕僚的陈夔龙虽然资历不如达佑文，没资格跟荣禄秘密商量此事，但荣禄走没走这种事陈夔龙肯定知道吧，荣禄在天津等了将近一星期才进京，陈夔龙也不会把时间记错一星期吧。但陈夔龙为什么还要这么记呢？明显就是要把戊戌政变的污水都泼到袁世凯身上。

可以看出，陈夔龙不但不是袁世凯的朋友，还有敌视袁世凯的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陈夔龙是荣禄的人，他对袁世凯的态度会随着荣禄对袁世凯的态度变。这点后面还会再说。

再回到徐世昌。徐世昌的确帮过袁世凯的小忙，但徐世昌偏要说自己帮了袁世凯的大忙，那就是有点吹了。并且还不是一般的吹，袁世凯在知道被自己被胡景桂弹劾时给徐世昌写了封私信：“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军事实无心详述。”但这封信早不是私信，而是公开信了。这封信告诉大家袁世凯也有怂的的时候，徐大哥也是在尽力照顾安慰袁小弟。

徐大哥不仅会吹，还有个特点就是两面派，戊戌变法就是这样，两边都替徐世昌遮掩。
徐世昌在翰林院坐了10年的冷板凳，在1897年他终于翻身了，这一年对他来讲有三大利好。第一，最讨厌他的李鸿藻于1897年病死了；第二，1896年11月23日，徐母病死在北京，徐世昌进入丁忧时期；第三，1897年8月，徐世昌进入小站工作，一直干到1899年12月。

徐世昌可想去小站工作？他当七品翰林的工资是一年45两，他到小站的工资是一年1920两，按原工资计算，徐翰林需要一直干到1939年，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才能挣到小站一年的工资，搁谁谁不想去？但是去小站对自己仕途的发展有影响，徐世昌现在虽然穷的叮当山响，但毕竟名义上是翰林（中办），在理论上是很有提拔潜质的。

但袁世凯替他完美的解决了这一切。首先，徐世昌有三处老家，此次丁忧徐世昌选定的老家是天津。其次，徐世昌在朝廷的编制、人事关系不变，仍落在翰林院。再者，徐世昌在小站的工资待遇仍按高标准走，落在参谋营务处，级别也是参谋的最高标准，袁世凯现发明一个“谘谋”的军衔，给徐世昌专用。当然，袁世凯还试了一下让徐世昌拿小站和翰林院的双份工资，但被否掉：“所请免扣资俸，著不准行。”（没关系，谁在乎你这点小钱）几招一出，徐世昌终于娇滴滴的来了：“惟其淡泊性成,出处矜慎,屡辞不就...... 嗣经再三敦促，勉以大义，始首墨至从戎，参赞军事。”

你看，徐世昌依旧是脚踩两只船，编制落在翰林院（中办），待遇落在小站。当然，拿了高工资的徐世昌也是很努力的，40多岁的徐大叔还自学英语，翻译了如:《战法学》、《战略学》、《陆战新法》、《德国军政要义》等书。

袁世凯待徐世昌也很不错，给高工资不说，并且当自己不在小站的时候就让徐世昌代理营务（级别高），这事以前是姜桂题做的。1899年4月,徐世昌丁忧期满,需要回京复职。袁世凯便以“营务繁重，佐理需才”为由,上奏朝廷允许徐继续留在小站工作。1899年12月,袁世凯赴济南署理山东巡抚，徐世昌才正式离开小站，回翰林院继续任职。

不仅如此，袁世凯也向朝廷大力举荐徐世昌，在结业报告中评价徐世昌为：“学粹品优，才智明敏”。然后，徐世昌花了四年时间从翰林院七品编修提拔至尚书，速度之快，超过曾国藩。曾国藩曾说过：“俞樾拼命著书,少荃(李鸿章)拼命做官。”那是他没见过徐世昌，曾国藩要见了徐世昌，他就不敢这么说了。但跟曾国藩比，徐世昌都干了哪些大事呢？仔细想来，他又好像什么都没干。这就是徐世昌做官的第一大秘诀：混。

当然，徐世昌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离不开袁世凯的帮助的，这点地球人都知道。但如果你要问徐世昌是不是靠袁世凯的帮助晋升的，那徐大哥会郑重的告诉你：“我和项城只是普通的朋友之交，我的成就都是靠我自己的本事挣来的。” 后面袁世凯倒了徐世昌都倒不了，为什么？徐世昌一直很注意跟袁世凯保持距离的。

徐世昌继续发挥他的两面派作风。对北洋军来说，徐世昌是北洋领袖袁世凯的大哥，对满清权贵，徐世昌也是他们的好朋友，外号：“徐贤。”

徐世昌这种吃着袁世凯，却向外人讨好的两面派作风就没人不满吗？当然有，袁克定就曾经对袁世凯说过，徐世昌是：“活曹操”。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徐世昌不仅是单纯的向外人讨好，还会拆袁世凯的台。

再看一个故事：李鸿章的嫡孙李国杰在任驻比利时大使的时候，他大兴土木修建使馆，并倡导柏林、巴黎旅游，导致账面亏了好多钱。等李国杰想回国把亏空留给下一任时，外务部让他补齐亏空才允许他回来，结果李国杰只能在比利时一直耗着。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重新出山，在南北和议时，袁世凯给李国杰汇款四万，李国杰终于补齐亏空并有余钱回国了。李国杰回国后问袁世凯：“我要进宫向隆裕太后请安，此事可行吗？”袁世凯回答：“太行了，别人不行，你还不行吗。”这位李国杰袭封侯爵，和清室亲贵极为接近。李国杰进宫见到隆裕太后后，“涕泪交流，几乎不能成礼”。隆裕太后说：“用不着这样。”李国杰大骂袁世凯：“念先臣鸿章，引用非人，以致如此，不知涕泪之何从也。”

过了两天，李国杰见到了徐世昌，徐世昌跟他说了句悄悄话：“你前天入宫哭了，还说了一些话。”李国杰瞬间被吓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徐大爷继续吓唬小朋友：“以你这个身份......这两天，谁请你吃饭，和谁见面，我都知道。尚若你不是李文忠公的嫡孙，咱们就不能有今日之会面了。”李国杰已经被吓到全无主意了，这时徐大爷开始支招了：“不必害怕，速走为宜。”李国杰千恩万谢的走了，然后李国杰立马就跑到上海躲着去了。（南北和议时上海不归袁世凯管）

不久袁世凯就来信了，托人“愿李（国杰）之长女与其侄儿袁克义订婚。”这回李国杰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原来虚惊一场啊。（李国杰后面还要出一次场）

看完这个故事我们分析一下：

第一，李国杰骂了袁世凯，袁世凯会杀李国杰吗？肯定不会。当时清朝遗老全在骂袁世凯，也没见袁世凯剁了谁。

第二，徐世昌可替李国杰求情了吗？肯定没有。李鸿章是跟袁世凯关系好又不是跟他徐世昌关系好，徐世昌干么要出这个头啊。徐世昌向来话只说半分，也从不冒险，并且袁世凯要结亲家的事徐世昌一个外人怎么可能插得上话呢。

最后，那徐世昌为什么要拿子虚乌有的危险来吓唬李国杰呢？很简单，徐世昌要树立自己“徐贤”的地位，虽然有点坑袁世凯。

在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口中的“活曹操”又一次展现了他的两面性。在袁世凯生前，徐世昌曾跟袁世凯结为儿女亲家，把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袁世凯的十子袁克坚。但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就悔婚了。为此王士珍也大发感慨：黎元洪不是我北洋人都知道要信守承诺，并评价徐世昌：“人道之蠢”。

当然，徐世昌这么干也有他的苦衷，就是因为他年轻时太穷了，好不容易娶个老婆还整天闹着回娘家，错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没办法，男人要有钱和谁都有缘，谁叫你徐世昌没钱呢。1897年进入小站工作后，42岁的徐世昌才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奋斗到最后，徐世昌终于有了二妻五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直到1905年八月，此时徐世昌已经51岁了，才有了第一个女儿，到最后，也才只有两个女儿，资源太稀缺，所以要当宝贝了。

但徐世昌后面作为民国总统坚持要把宝贝女儿嫁给溥仪那就说不过去了。当然没嫁成，溥仪那边不愿意，因为徐世昌的档次还不够；徐世昌的女儿那边也不愿意，因为我的老公我做主。不过，徐世昌即想当民国的总统，又想做前清的国丈，也是他一贯的两面派作风。

最后总结：徐世昌还是袁世凯的朋友吗？答案是的。说了这么多糟心事，在你我等普通人看来，这已经没法做朋友了。但在这些大人物看来，他们之间就是朋友。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所以袁世凯和徐世昌就是朋友。

这么看来，袁世凯佩服的三个半翰林中，排第一的张佩纶整天骂他，算半个的张謇也整天骂他，现在连排第二的徐世昌也时不时的阴他，这三个半翰林中已经沦陷了两个半。

有一个说法，就是“围园杀后”事件的泄密，戊戌政变的发生是因为9月19日徐世昌从北京赶回天津后先替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然后荣禄再密报慈禧。这个说法不足为信，按徐世昌的为人，他会帮袁世凯，但绝不会替袁世凯卖命。并且这个说法时间地点人物很多细节都对不上。

第三节 山东巡抚

戊戌变法的事暂告一段落，下面就是义和团的事了。

让我们先讨论下义和团运动的群众基础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现在基督教在我国就很广泛，信仰的人也很多，对我们来说也并不陌生。可以说，大部分信教的人都是良善之辈，大部分平民百姓也都是良善之辈。但为什么在当年就会闹出这么大的矛盾呢？用两个例子分析一下：

远的先看1870年的天津教案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而天津望海楼教堂里几十名孤儿患病死了。经过民间的验尸，得出教堂中的洋人把小孩挖眼剖心做药材的结论。虽经天津县知县刘杰审理，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但愤怒的民众已经变的不可理喻，谁说都不听。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直隶总督崇厚出兵，兵还没来的时候丰大业已经按耐不住了，朝知县刘杰开了一枪，打中了刘杰的远房侄子刘七。局面就此失控，民众一拥而上，乱拳把丰大业和他的随从西蒙打死。后面又杀死两名神父，秘书多玛散及其妻子，10名修女，法国商人夏勒迈松夫妇，3 名俄国人，三四十名教民。烧掉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英国人的4 座教堂与美国人的2 座教堂。

看完大概经过后再分析一下这件事。

第一个问题，误会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民众会认为教堂会把小孩挖眼剖心做药材。
在此之前，这些法国修女还是很有成绩的，从1862年起，她们修建仁慈堂，用西药帮人们治疗霍乱，同时也收养孤儿与弃婴。慢慢的得到了周围民众的认可，她们也建立法国医院（今妇产科医院）和多个粥棚。

基督教有个宗教仪式叫：“洗礼”。意思是洗去“原罪”，然后你就是上帝的人了。这些西方传教士也都是希望为上帝争取更多的教徒，把主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

这样就有一个小小的漏洞。修女们更喜欢奄奄一息的小孩，因为通过救助和洗礼，经宗教仪式认证，这些即将死去的小孩即是上帝的人，又少占用她们的医疗资源。同时，为了人道主义援助，这些修女也会给送来的人更多的“奖励”。这个小漏洞在某些人眼里就是“商机”了，这些人就是传统职业之一的人贩子了，并且是最狠的那一种，有意把小孩弄的奄奄一息从而获得更多“奖励”的人贩子。结果这就导致了天津周围出现多起儿童失踪绑架事件，比如在天津知县刘杰审理此案过程中出现的张拴、郭拐、武兰珍、王三、安三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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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误会会越陷越深？同行是冤家，本土的宗教跟洋教之间有矛盾，有竞争自然就互黑了。为什么谣言会流传的越来越广？现在都经常谣言满天飞，更别说一百五十年前了。

先讲一个成语故事：“丁公凿井”。丁公为了生活方便，凿了口井，于是开心的说，我凿了口井等于多了个人（手）。结果传来传去，变成丁公从井里凿出个活人来。

不极端就不深刻，那我再说一个又极端又深刻的结论：“好心办坏事”。为什么会好心办坏事呢？就跟“丁公凿井”一样，你最初的意思倒了几遍手后就变了。像是这些修女，本意是好的，结果语言不通，交流不畅，被人贩子利用，被竞争对手黑化，在不知不觉中就埋下了祸根。

第三个问题，地方官没有有效的缓和矛盾。

在天津教案中，天津县知县刘杰审理此案，进行官方辟谣，但人微言轻，民众不相信。然后双方的表现都不好。像是法国方面的驻天津领事丰大业，首先他动机不良，带了两把手枪上门；其次他耀武扬威，一进门就破口大骂，摔茶碗，拍桌子，还朝天放了一枪恫吓。而中国方面的崇厚也不行，枪声一响，他就先躲起来了，最后被逼无奈才重新出来，出来后也是低声下气，更是让民众不满意。
最后自认为枪声一响，愚民落荒而逃的丰大业猖狂的表示：“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朝唯一表现正常的知县刘杰开枪，伤害了唯一能帮他的人，直接导致局面失控，自己被乱拳打死，也算是自己作死。

而当时的最高长官，直隶总督崇厚表现得胆小怕事，毫无主见，真是让人失望透顶。不过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前面提过，天津教案事件8年后，左宗棠收复新疆，就是这位崇厚同志去谈判，为了要伊犁一地而割了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附带了通商、赔款等条款，对于这位崇厚同志，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说起来也是崇厚路子深，捅出这么大篓子来居然还能被任命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把天津教案善后工作这个黑锅丢给了曾国藩。面对法国人咄咄逼人的压力，老狐狸精曾国藩耍起了光棍，表示我不懂国际规矩，咱们照中国规矩来，一命抵一命。法国人一阵眩晕，我只想要更多的钱和土地，又不想要那些血淋淋的人头。

曾国藩定下20人的死刑，也被全国骂的狗血淋头。还没议结时，曾国藩就去南京处理“刺马案”去了。后面由李鸿章顶替曾国藩结案，在接手之前，李鸿章曾批评曾国藩一命抵一命的这种痞子手段，在接手后，李鸿章才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行不通，还得“一守曾国藩旧章”。谁说只有李鸿章才会用痞子腔，曾国藩表示：我不是一个犯浑的人，但我犯起浑来就不是人。

最终杀16人为被杀的16名法国人抵命。由于俄国表示要钱不要命，原有的20人中有4人改判死缓。充军25人（知县刘杰有点冤，努力辟谣民众不信，上司太笨还能免罪，侄子受伤自己充军），共赔款49万两白银。

关于天津教案的谈判，曾国藩被骂的狗血淋头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当他向清廷递交调查报告和审核意见的时候，曾国藩先为洋教用小孩做药材这个谣言辟谣（前二疏前段为外人辩诬），再叙述冲突的中方因素（后段尚有五可疑之说，叙津人肇衅之故），总之就是给了一个不偏不倚的公正说法。结果“政府但欲吾为外人出头辨雪，遂将后段删去方始发抄，致成一面之言，吾之得谤，有由然也。”是谁下的黑手呢？曾国藩的亲信赵烈文表示是“恭邸（恭亲王奕䜣）”。后面这俩人心照不宣，开了个头就不再往下说了。

有意把话截掉一半，让人一看是曾国藩只为洋人说话，也难怪曾国藩要挨骂。前面提过，翁同龢曾说：“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然其居心叵测。”结果被刚毅截掉一半，变成了翁同龢全力举荐康有为的罪证。戊戌政变后，慈禧分别赏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6000、4000、3000两银子，结果现在一说光是赏袁世凯4000两银子，这笔钱一下子变成了戊戌政变的赏银。

为什么要黑曾国藩呢？因为曾国藩的名望太高，天津教案让曾国藩三十年的清誉毁于一旦。这也是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段，前面提过，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就是名望太高，“中外震仰”，结果甲午后被黑出翔来。

不单是名望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实力。同期的“刺马案”展现了湘军的实力，慈禧发现自己想做的事居然做不到。这还是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段，前面提过，甲午战争前，李鸿章的实力过大，慈禧想削李鸿章的势力李鸿章就是坚持“挺经”不让。

最终结论，不论是谁，只要你到了实力过大、富可敌国的时候，就做好被黑的准备吧。

清廷曾规定在对外交涉时，总教对应总督巡抚，牧师对应司道，普通神甫、教士对应府县。按讲这个规定很正规，也不算不公平，现代也得讲品级，但问题就出在绝大部分地方官水平不够，所以在对外交涉中经常处于弱势。并且处理民教矛盾时，往往是吃力不讨好，就算你干的再好，也容易被政敌抓住把柄（比如曾国藩），所以大家对这种事都是能躲就躲。

近的再看1897年的巨野教案。跟天津教案比，巨野教案更像是一起突发事件，神甫薛田资压根就没想到当天晚上会出事。还是那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矛盾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主要为了教堂的地所引发的争执，属于经济问题。德国神父是从当地教民张守銮处以单价八分四厘买的，买完后当地富户赵心贵又起诉，说该地本属其产业，于是双方对簿公堂。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矛盾越来越大？

因为闹到公堂之上，牵扯到的事就越来越大，牵扯到的人就越来越大，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都被翻出来了。德国教父上公堂就搬出了德国公使助阵，德国公使又指责是团总姚鸿烈在暗地挑唆富户赵心贵。双方越扯越乱，一起普通的经济案件变成了两大帮派之间的斗争。

第三个问题，地方官没有有效的缓和矛盾。

当时山东巡抚陈士杰的做法就是和稀泥，以“地界不清”为由草草了结此案，最终双方都不服气，也为日后的冲突埋下隐患。

从天津教案和巨野教案中看特性，看完特性再看共性。

第一点，洋教享有特权。

在巨野教案中，巨野县每一位新上任的县官，必先向教会登门拜访，逢年过节还要馈赠礼物。而传教士可以任意出入县府衙堂。在天津教案中，出了问题法国领事就可以大闹直隶总督的衙门。

第二点，洋教徒成分鱼龙混杂。

在巨野教案中，巨野县吕集的吕茂琪打死自己的伯母就入教，吕家亲友联名告官，吕茂琪因有教会的包庇，被判无罪。这就导致很多犯罪的人只要入了洋教就免罪了。在天津教案中，人贩子安三是教民，另一个人贩子武兰珍是从天主堂的华人司事王三处领到迷魂药。这也导致很多人一边打着洋教的免罪金牌一边赚着黑心钱。问题是上帝接受了这些人的认罪和忏悔，可民众们不接受啊。

第三点，地方官员都没有作为。官员都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场原则，能糊弄过去就糊弄过去，只要在自己的任上不出事，以后就不关他的事了。官府不动手，民众只好自己动手了。

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民间结怨。在巨野教案中，死了几十名教民。在天津教案中，死了三、四十名教民。反正每次都是死的中国人比洋人要多。运动来的的时候，团会杀教民，抢教民的财物；运动过去了，团会骨干要么被抓，要么潜逃，届时教民再报复团会，再抢回来。冤冤相报何时了，得饶人处不饶人。

结合天津教案和巨野教案，就能看出社会各界对民教矛盾的无奈：

清廷即不希望洋教做大，更不希望闹出人命来。因为只要一出事，轻则赔钱，重则割地，事情闹到最大还引来了八国联军。

官员不愿意管这种事。要管的话可能自己立刻就倒霉，不管的话有可能下任倒霉，就算自己好好的可能前任的遗留问题就让你倒霉。

至于洋人、教民和团民呢？啥也不说了，政府不管，他们就对着干吧。

如同化学反应一样，这种民教矛盾存在几十年了，集中在庚子出事还因为多了一味催化剂。要说这事的起因，还真不能不提这个猪队友的代表：意大利。

1896年10月26日，意大利兵败埃塞俄比亚，与其签订丧权辱国的《亚的斯亚贝巴条约》。当然，意大利还是想把场子找回来，1897年山东巨野教案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借此东风，意大利于1899年2月挑起三门湾事件。

此事的经过是：意大利公使马迪讷向郑重声明：我意大利是欧洲传统六强一，应该享有与其他五国相同的权益，并提了租借三门湾等条件，结果清廷看都没看就把这份文件原封不动的退给了马迪讷。

意大利很生气，派了三艘军舰来三门湾恫吓，并下了“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不答应我就开战。结果清廷还是没答应，意大利只好把最后通牒收回了。

最后通牒一撤回，意大利立刻遭到了英法等国联合嘲笑。等到这事拖到10月，意大利已经怂到只要求建个加煤站就行了。但此时北洋水师已重建，主力驱逐舰海天号管带（舰长）刘冠雄表示：意大利远赴重洋，我们有海天、海容、海筹、海琛等舰，跟他干。统领叶祖珪命令各舰做好战斗准备，生死看谈，不服就干。慈禧也在宫廷会议上表示，一把黄土都不给意大利人。

最终结果，意大利政府迅速倒台，新政府放弃了对中国沿海的任何要求。清政府胜利了，同时也打消了荷兰等二流列强想趁火打劫参与瓜分中国的念头，此后中国再也没有被迫“租借”领土，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转折点为什么要打引号呢？这件事好，因为保卫了国家主权，能不好吗？但这件事又不好，因为保守派实力大增，这也是清廷盲目自大的转折点。

义和团虽然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但自发性活动总是杂乱无章，比如谁当老大这个问题。有崇拜英雄的，就拜赵子龙、秦叔宝、李存勖等人；有崇拜神仙的，就拜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等人；有与时俱进的，就拜山东巡抚李秉衡等人。

此时就有一位幕后领袖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去做义和团的老大，这位幕后领袖就是端王载漪。

介绍一下这位端王载漪。载漪是道光之孙，惇亲王奕誴之子，过继瑞敏郡王奕志为嗣。1894年，慈禧过六十大寿，这时老佛爷很高兴，赏了很多人，其中也包括38岁的载漪，结果老太太写累了，手一哆嗦，把“瑞”字写成“端”了。按《清史稿》记载是：“更名端者，述旨误，遂因之。”

错了怎么办？首先，这件事不能回去找慈禧改。万一老太太突然不高兴了，把字收回不还回来了，那不连“端王”都没有了？

其次，这也是好事，现在一张错版的人民币比正常版的值钱多了。这一个错版的“端王”也能让慈禧认识到了载漪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懂事孩子。福兮祸所依，祸兮祸所依，这也能让载漪更快的从众多郡王中脱颖而出。

很快，慈禧便发现了这位端王的优点：懂事听话。据《崇陵传信录》记载，端王为人虽卤莽，但却怕极慈禧，每次见到慈禧时都汗流浃背。所以“太后谓为忠诚者，盖以此也”。

题外话，一般认为端王的妻子是慈禧侄女，实际并非如此。慈禧的弟弟桂祥只有3个女儿，很金贵的，分别是嫁给辅国公载泽、多罗贝勒载澍和光绪（隆裕太后）。

照此发展，载漪应该能慢慢的从端郡王升级为端亲王。但计划不如变化，1898年发生戊戌政变，慈禧想把光绪换掉。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据宫中知情人讲，端郡王载漪曾亲自向慈禧禀奏，说奴才的孩子可以当大阿哥。

对端王一般评价为：“少不读书，刚愎自用，并且性格粗暴，睚眦必报，毫无风范可言。”端王这行为虽然有点毫无风范，但立储这种大事，错过了就后悔几辈子。人家这叫：举大事者不拘小节，该出手时就出手。

按《崇陵传信录》记载，荣禄也赞成立储，也曾有一段精彩的对话。散朝后，荣禄“请独对”，曾问过慈禧：“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慈禧说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无有也，事有可行乎？”要么杂说领导说话就是门艺术，慈禧先说没有这事，再问这事可行吗，要是情商不够的话就理解错了。

荣禄先给慈禧吃颗定心丸：“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遇到大事时，这话就是委婉的表明立场。当年唐高宗想立武则天为皇后，众人反对，徐茂公（李勣、徐世勣、徐世绩等名字都是他）一句话：“此陛下家事，何须问外人”就让唐高宗下定了决心。此刻荣禄也让慈禧下定了决心。

当然，荣禄要独对不仅是劝慈禧下决心，也给慈禧出了个主意：“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同治），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然后“太后沉吟久之”后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汝言是也。”

这位被选为大阿哥的幸运儿就是溥儁[jùn]，端王的次子。从此之后，他的老爹端王载漪所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让他顶替光绪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

当然，大阿哥想顺利转正，难度很大，比唐僧过九九八十一难还要难。先看一下他老爹端王要闯过那几关。

端王要过的第一关：封疆大吏。这类人很多，以刘坤一为代表。1898年10月13日，刘坤一独自上奏表示反对废光绪后，由于局势比较紧张，慈禧暂时也没动他。到1899年2月发生三门湾事件，清廷表示要积极备战，但财政紧张，于是由军机大臣刚毅南下江苏、广东整顿地方财政。刚毅是端王的盟友，时有评论：“刚毅非端邸不能成其志，而端邸亦非刚毅不能济其凶。”

刚毅此行气势汹汹，刘坤一作为重点打击对象首当其冲。刚毅配合端王、徐桐，积极推动因巨野教案下台的原山东巡抚李秉衡复出，试图取代刘坤一为两江总督。虽然老奸巨猾的刘坤一倒向荣禄躲过了这一劫，但按何汉威讲：“像刘坤一这样的封疆大吏,他的威望在钦差大臣刚毅面前,显得暗晦无光。”

下一个要倒霉的是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刚毅以剔除积弊为名,责令他们报效巨款。这会东南的士绅再次向荣禄寻求援助，荣禄再度出手，又把此事搅黄了。最终刚毅此行没有从地方刮来多少银子，只是加了税，还落了个“搜刮大王”的外号，但却“有效地打击了地方督抚的权力”。

除了刘坤一，李鸿章也表示不支持废立之事。据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记载，李鸿章在离京赴粤前，曾向时军机大臣荣禄辞行，这两位老狐狸也有过一次交锋。荣禄满腹的话儿刚开了个头：“非常之变,恐在目前”，未待说完，就被李鸿章喝止（你不要说了，我什么都没听见），并提醒荣禄废立之事可能会引发外国干涉而“无端动天下之兵。”

至于那位气势汹汹的刚毅，当时李鸿章给在南京的李经方的信中也表示要忍让：“刚子良赴宁,交查事件不少,勿撄其锋。”可以看出，李鸿章也是端王要摆平的人之一。

经过刚毅的南巡，重新树立起朝廷在地方督抚中的威望，下面就可以动手了。

1899年11月25日，李鸿章被任命为商务大臣，需要离京。11月26日，陕甘总督陶模被召进京。11月28日，云贵总督崧蕃被召进京。11月29日，广东陆路提督张春发被召进京。12月6日,山东巡抚毓贤被召进京。12月19日,李鸿章尚未成行,又被改任为署理两广总督。同日,两广总督谭钟麟被召进京。12月24日,两江总督刘坤一被召进京。I2月26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因病被免去职务。

这一番地方督抚的大换血后，1900年1月24日，慈禧正式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史称“已亥建储”。 端王终于闯过了第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