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各地督抚，当时的形势是：9月21日，慈禧宣布“训政”，这个消息大家应该都知道了。9月25日，戊戌六君子全部归案，9月28日，戊戌六君子全部处决，这两条消息大家就不一定知道了。
那我们分析一下这道圣旨，它的关键词是什么？
第一种理解：重点在后面，两个关键词：“皇帝病了”，“速来看病”。意思是大家赶紧来表忠心。
第二种理解，重点在前面，两个关键词：“自四月以来”，“皇帝病了”，意思是戊戌变法这段时间内皇帝糊涂了，不能算数，这就是慈禧“训政”的理论依据。
先看理解成第一类的。求医令的第二天，9月26日就有忠臣响应国家号召，来表忠心了。山东巡抚张汝梅表示刚来山东不太熟，但知道山西有位名医朱焜，于是向朝廷郑重推荐。两广总督谭锺麟也推荐了名医卢秉政。9月27日，盛宣怀也推荐了名医陈秉钧。10月25日，新任广州将军卞赓推荐了名医门定鳌。
评价：慈禧其实是第二种意思。上面这些封疆大吏没有能深刻的领会到领导的真实意图，难堪大用。如果打分的话，30分，不及格。其中卞赓表现最差，虽然当时他刚从热河赶到广州，有点晕车，也对新工作还不太熟悉，但事情都过去一个月了还没想明白，实在是说不过去，得分负30分。
剩下的都是理解成第二类的。好，在此次考试中，你们都及格了，下面就看你们能不能得高分了。大部分人在此时都选择性无视这道圣旨，为什么大家不上书解释呢？因为这是个悖论：你要找医生，慈禧就不高兴；你要不找医生，那就是无视朝廷的命令。怎么办，这事越抹越黑，一说话就出错，最稳妥的方式就是闭嘴别说话。那大部分人的得分也都定格在80分，良。
9月29日，张之洞表态，首先说明湖北没有名医“惟查湖北省良医素少”，其次说明自己即不看医生也不知道行情：“是以之洞十年以来遇有病疾，皆只自行调理，不敢延医服药。”最后表示这事要拖一拖：“容各方访闻，如得其人，即奏明驰送赴京。”你不看医生光绪就不能看医生吗？明显是对领导不够重视，难怪你老进不了中央呢？最终得分70分。
同日，陕西巡抚魏光焘表态:“陕西现乏良医，仍留心访查保送。”堂堂一个陕西省，能连个名医都没有吗？睁着眼说瞎话，对领导的事不用心，最终得分70分。
下面要出场的就是两位高手了。第一位是安徽巡抚邓华熙，首先他表示了对皇上龙体的牵挂：“企念万分”，其次，他找到了一位名医“马培”，再者，他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项政治任务：“电饬该县劝驾”，最后就是有点小瑕疵，因为这位老中医实在是太老了“年已八旬，步履跪拜艰难”。即相应国家号召，又深刻的领会慈禧的真是意图，真不愧是个老狐狸啊。但没识人之明，有点小瑕疵，最终得分90分。

第二位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他是在10月2日表的态。首先，他也表示了对皇上龙体的牵挂：“莫名企念”，其次，他也找到了一位名医“陈秉钧”，再者，他也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项政治任务：“电伤苏松太道蔡钧迅速派人敦劝应召，”最后，也出了一点小问题，就是盛宣怀已经联系过他了，“该郎中业经盛宣怀奏保，奉旨迅速来京”，那剩下的就不关我刘坤一的事了。
仔细看这件事，刘坤一相应国家号召了吗？他的确响应了。那刘坤一可做什么了吗？这名医打的是盛宣怀的招牌，刘坤一相当于什么都没做。刘坤一真是达到了做事的最高境界：做了跟没做一样，没做又跟做了一样。最终得分：100分。再结合刘坤一在戊戌变法时装糊涂的表现，他已经不是一般的老狐狸了，而是老狐狸精了。
再说光绪，光绪是否有病？的确有，肾病（遗精病），但并不影响办公。上面那几位医生也算是倒了血霉，经过大家的一致会诊，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这几个医生什么意见无所谓，反正诊断结果早就定好了。慈禧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严重到正在气头上的慈禧想把光绪给废了。当然了，这事要先进行一下民意调查（其实就是官意）。
黑云压城城欲摧。光绪已经到了他人生中的最低谷：他信任的康有为跑了，他的亲信张荫桓等人也都被罢黜了，连进京前跟袁世凯保证保光绪的荣禄都变卦了。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试问此时天下有谁敢来保光绪？试问天下还有谁敢跟盛怒的慈禧顶着干？
但此时还有一个最勇敢的人，也就是那个最滑头的人。10月13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太后训政保护圣宫疏》表示：“国家不幸,遭此大变,经权之说须慎（经考证，并非流传的：君臣之分久定，这句由刘坤一幕僚的张謇拟，但上奏时被刘坤一改掉了）,中外之口宜防。”刘坤一明确反对慈禧废掉光绪。
当然，作为老狐狸精的刘坤一也列举了一些理由：“现在谣琢纷腾,人情危惧,强邻环伺,难免借其兵端。”同时展望了一下美好的未来：“伏望我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尊亲共戴,护持宗社,维系民心。”虽然刘坤一前面说的比较婉转，但既然已经反对废光绪了，那也不在乎再多顶慈禧一句了：“曲赦康有为等余党,不复追求,以昭大信。”
历史再次向我们展现的人性的善恶。3个多月前，光绪雷厉风行的推行变法时，刘坤一带头反对，对光绪的旨意是：“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当光绪火起，电旨催问，刘坤一回道：“部文未到”，惹的光绪大动肝火。
3个月后，慈禧想废掉光绪，戊戌变法时光绪所信任的人都不见了，无人敢出头反对，万马齐喑究可哀。刘坤一也想联系张之洞联合上书，但最后时刻张之洞反悔了，中途追回把自己的名字划掉，最终由刘坤一一力独支，正是：得意时高朋满座，失意时孤家寡人。国乱显忠臣，板荡识诚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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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好像少了一道上联，再往后看：
3个月后，1899年1月5日，慈禧召见宋庆和袁世凯，并赏袁世凯“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1月11日，慈禧再赏袁世凯福字荷包、银钱、银锞[kè]，食物等物。第二天，袁世凯上《钦遵懿旨敬陈管见折》，其中说：“惟有亟（[jí]，急）图自强，始可杜绝窥伺，复仇雪恨。”
袁世凯又提出了一个新名词：“自强”。关于这个“自强”，袁世凯也着重解释了下：“自强首先练兵，而练兵以筹饷为本，以造械为用。”
至于如何筹饷，袁世凯提出了自己的策略：“一增盐价，二核钱漕，三清厘税，四征契税。”
至于造械的意义是：“强兵莫重于造械”。
仔细看来，“筹饷”就是经济，“造械”就是工业，袁世凯你是专职练兵的，“筹饷”和“造械”关你什么事啊？原来袁世凯说的这个新名词“自强”，就是“变法”。只是换了一个名字，披上了练兵的外衣而已。
戊戌变法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变法”二字了，不仅不敢提，也都纷纷跟“变法”划清了界限。在这种时刻，还有一个敢提“变法”的人就是袁世凯了。
戊戌政变后，慈禧虽然给袁世凯赏银，但置身事外的聂士成拿到了更多的赏银，可以说慈禧对袁世凯一直是心怀余恨。过了3个月，慈禧这才算刚谅解袁世凯，并且还不知道慈禧是真心谅解还是随便敷衍，袁世凯就敢在第二天上一道支持变法的折子，这道折子最终的结果仅是：“留中”，其实袁世凯才是最坚决的变法派。
一次戊戌变法真是让人看穿了世间的真伪。真正变法人，不是戊戌年随声附和变法的人，而是在风声鹤唳时还敢于坚守信念的袁世凯，正所谓疾风知劲草；真正的忠臣，不是变法时围着光绪献媚的人，而是在慈禧雷霆之怒时还敢于仗义执言的刘坤一，正所谓板荡识诚臣。

为什么突然会有这些无意义的回复？

由于刘坤一的带头反对，最终慈禧只得先暂缓此事。因为刘坤一的威望高，慈禧也没把刘坤一怎么样，但刘坤一已深为慈禧所忌。后面 “己亥建储”时慈禧就已经处处提防刘坤一了，宋恕在给友人信中也隐晦的表示：“则心领神会而已,不忍言也!”
5天后，10月18日，在列强的压力下，慈禧被迫同意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蒙约给光绪看病，最终这位西医的诊断结果是光绪只是得了肾病。看了病也不能不开药啊，他开出的医方是改变饮食,只喝人乳或牛乳。总之，不是什么大病，可以正常办公。
这个结果也让慈禧非常不满，在此之前，西方列强还有件让慈禧更不满的事情：10月3日，当时正护理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连发6封电报，称有几十名英军要携带武器（还有炮）入京。英军要来其他的国家自然也不甘示弱，西方列强纷纷打着戊戌政变后局势不稳，保护使馆的旗号派兵。
袁世凯严防死守，严禁这些士兵进京，当然是压力山大了。10月5日，好消息来了，新任直隶总督裕禄上任，袁世凯开开心心的把阻止各国派兵入京的这个烫手山芋转给裕禄，自己则回到了阔别已久小站。10月7日，英、德、俄三国士兵入京，12日意大利士兵入京，13日日本士兵入京，24日法国士兵入京，11月3日奥地利士兵入京，5日美国士兵入京。这其实就是第一批的八国联军，他们驻扎在东交民巷，距慈禧的寝宫西苑仪鸾殿，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卧榻之处岂容他人酣睡，但不管慈禧忍得了忍不了，这些士兵是带着满满的敌意来了。
10月3日接到袁世凯的报告后，为了应对即将进京的外国士兵，清廷于10月6日招董福祥的甘军进京：“即行移札南苑”。10月23日,开往南苑的甘军先头部队在卢沟桥与芦汉铁路的英籍人员发生冲突,甘军士兵打伤了英籍工程官员及英国公使馆翻译等人。此事的善后工作还没做完，甘军又在山海关一带与德国人发生冲突。
没两天就闹得各地都鸡飞狗跳，紧接着列强们擅自开会决定，要求董福祥的甘军于11月15日前撤离直隶。清廷迫于压力让董祥福撤军时，西方列强抗议董福祥的甘军只撤到了蓟州而未出直隶。双方的仇是越结越深，而这一切也都为庚子事变中董福祥的甘军与八国联军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看完光绪再看下康党的结局。
张荫桓在日记中也留下了一个细节，处决戊戌六君子的当日，其中：“有肆口骂詈者,谭嗣同语尤悖戾。”
谭嗣同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是最不怕死，也最激进，最有革命倾向。而那个“肆口骂詈”的就是刘光第，因为他最不服。刘光第很专业的指出，这次处决非常不符合法律程序：没审判，没定罪，还没等我喊冤，还没给我个机会弹劾康有为就要执行死刑了，真TM冤。
说起来，刘光第还真是错怪慈禧了，慈禧真的是想一审到底，把这帮子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一网打尽，全送上路。但是现在有境外势力在干预，慈禧也很为难，例如张荫桓就是被迫释放的。为了防止夜长梦多，慈禧没有经过审判就把这六个人全咔嚓了，虽有个把冤枉的，但大体不差。
前面提过，在京城等待9月20日请训的袁世凯收到了荣禄的通知，告诉他海上有英国军舰，让他赶紧回小站，这还真不是荣禄造谣，确有其事。这又回到了康有为捯饬的那个中日合邦的事了，准确的说这次合邦还包括英国，英国想用军舰施压，迫使光绪答应合邦的事。英国跟俄国又是对头，英舰一行动，俄舰也行动了，结果搅得渤海湾里不得安宁。
这些境外势力除了为“维新派”摇旗呐喊以外，他们还掩护康有为和梁启超撤退。9月21日抓捕康有为的行动开始后，梁启超与王照就躲到了日本使馆，日本公使林权助和伊藤博文决定帮助梁启超，梁启超也表示：“实乃再生之德”。22日梁启超与王照剪发穿上西装，冒充伊藤博文的随员坐火车去往天津，25日晚9时梁启超从紫竹林坐船离开，凌晨2时被巡逻船追上，并用绳子套住小船往回拖。估计此刻梁启超已经吓坏了。经过日本领事郑永昌跟巡逻船的人争了2个多小时，最终巡逻船同意让郑永昌先到塘沽再解决。结果到了塘沽就碰上了日本军舰大岛号，巡逻船的人一拥而散，梁启超终于逃掉了。
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上了大岛号后，聂士成也带了30多人追过来，当得知嫌犯（当时还以为是康有为）逃掉后，聂士成勃然大怒，还准备强行上军舰抓人，后被随从劝阻。（不知道真要上船了看见他把兄弟王照会怎样）这当初康有为让王照劝聂士成起兵造反，也多亏王照多了个心眼没去，去的话估计当场就得被聂士成给办了。
后面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后，首先向清廷报告，据追弁刘国梁（亮点）所见，该人犯：“约在三十以内，似非康犯，或为康党。”（梁启超时年25）下面袁世凯很专业的指出，“国政犯”按国际法不能引渡（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只能用“债务照索”的“商索”方式才行。当然，这个方法也有点用，梁启超等人是不敢租船去日本了。但这方法也没用，因为日本被迫让大岛号直接开回国了，多费了些煤钱。

相比梁启超的惊险之旅，康有为也很幸运。康有为20日离开京城，21日从塘沽坐英商太古轮船公司重庆号前往上海，但行踪已泄。上海道蔡钧生怕康有为漏网，先照会英国驻上海领事，再非常积极的把黄浦、顺和、开平、新济这些轮船都给搜了，不仅是积极的搜，蔡钧也积极的一日数电的向总理衙门报告案情的最新进展。结果康有为乘坐的重庆号吴淞口外时，已经警觉的英国领事拦船首登，找到了康有为,并将之转移到英国军舰埃斯克号(Esk)上。如果蔡钧不搞这么大动作引起英国领事警觉的话，那康有为也跑不了了。
很有意思的是，蔡钧之所以搞这么大的动作是因为两江总督刘坤一给了他一道：“逐船搜查必获”的密令。半个月后的10月13日，刘坤一就上折子明确表示反对废光绪和“曲赦”康党，这么看来，刘坤一也可能是有意要放康有为跑。
康有为逃到香港后，于10月6日接受香港《中国邮报》记者的采访。此时康有为又开了大嘴巴，他在此次访谈中对慈禧大加攻击，称其只是一个妃子，光绪也已经不认他了，又称光绪非常信任自己，还给了自己密诏，让他去英国求救,恢复光绪的权力。此外，康有为也向国内散发传单，即《奉诏求救文》，在此文中康有为自称奉光绪多道密诏，并附伪造的谭嗣同狱中绝命诗。
光绪又结结实实的被他信任的康有为坑了一把。康有为攻击慈禧，慈禧听到了只是生康有为的气，这点慈禧还不至于怪光绪。
而康有为说光绪有密诏对外求救，那就是说光绪里通外国，本来戊戌政变时慈禧就担心光绪会答应伊藤博文关于中日英合邦的事，这回康有为把子虚乌有的事一下子给做实了。
康梁伪造谭嗣同的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你说这贼指的是谁啊？维新变法怎么还牵扯到杀贼了呢？这不明显的就是要造反吗？康有为又给光绪编了一道造反的罪名。
这下好了，人证物证俱全。慈禧还正想废光绪，康有为就给慈禧找了两个最好的借口：里通外国和谋反。
张之洞从《新闻报》上看到康有为的访谈后，大为震怒。由于张之洞一度与康有为有过合作，虽然最后闹掰了，但这种事也容易被政敌利用，所以张之洞非常努力的跟康有为划清界限。
张之洞先是于10月24日联系刘坤一封杀这条新闻（“嘱其万勿再为传播”），再联系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许诺如果日本把康有为赶走，他将建议朝廷聘日本军事顾问和派50名以上的陆军留学生赴日（密约，你明说出来张之洞是不认的）。
后面受到鼓舞的日本陆军部亲自出面“劝”康有为离日。由于陆军部和日本外相都不肯出康有为的路费，经过一番扯皮后，还是由伊藤博文出面送了康有为7000日元的路费。最终康有为于1899年3月22日乘船离日赴美，梁启超等人继续留在日本。
除此以外，张之洞也在自己的《书札》中也大骂康有为：“康有为计谋凶狡，振古未闻。”后面梁启超写的《戊戌政变记》、《光绪圣德记》和《清议报》，各地督抚皆不示禁，也只有张之洞明令禁止。

再看这次戊戌变法的一个局外人：李鸿章。1898年7月16日，李鸿章在给李经方的信中表示这次变法出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怂恿”，但“因循衰惫者岂有任事之才，不过敷衍门面而已。”8月16日，李鸿章继续表示：“康有为辈窃东西洋皮毛...... 藉以敷衍耳目，究之无一事能实做者。”总之，李鸿章压根看不上康梁。
8月29日，光绪裁撤通政司等衙门引发上万人的下岗潮时，隔岸观火的李鸿章就开始为变法担心了：“进路弥窄”。不过，很快李鸿章就得担心自己了，9月7日，光绪下旨：“李鸿章、敬信均著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李鸿章最后一个大学士的头衔也被摘掉了（可能与前一天发生的“海防捐”争论有关）。
在一般人看来，李鸿章受此委屈，应该很生气才是。甲午之后，李鸿章也是这样表现的，老头子发了好多牢骚：“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即亡于言官......”李鸿章对自己人讲还收敛点，对洋人就没那么多顾及了，李鸿章对李提摩太表示：枢臣“对国外事务一无所知”，光绪也“毫无主见”。
但现在要说李鸿章很生气那真是小看李鸿章了，几十年的宦海沉浮，这位老狐狸已经敏锐的感觉到否极泰来的时候到了。事情做得越绝，得罪的人就越多；篓子捅得越大，那下台的就越快了。9月16日，郑孝胥（交通银行那四个字就是他写的）来看李鸿章的时候，李鸿章已经：“精神不衰，阔气颇惭恚”，郑孝胥很奇怪：“此老热犹未退，怪哉。”你小子懂啥？学着点吧。不过当着外国人的面李鸿章就没那么遮掩了，李鸿章向德国公使表示：老子就要东山再起了。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李鸿章已不再是甲午前那个坚持“挺经”不动摇的李鸿章了，他已经处处谨小慎微了。戊戌政变前，袁世凯找过李鸿章，李鸿章不管；戊戌政变刚开始，张光济找到李鸿章，想让李鸿章出面调和，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李鸿章冷冷的盯着张光济看了很久，一句话也没有说；几天后，林旭在逃跑路上碰到了马相伯，想让马相伯帮自己向李鸿章求情，李鸿章不管；戊戌政变后，张荫桓发配新疆，写信向李鸿章求情，李鸿章还是不管。
但对于张荫桓，李鸿章也并非无动于衷。张荫桓向李鸿章表示愿意老死在边疆，在给李经方的信中，李鸿章亦怜亦惜的表示:“樵野暮龄远戍，书来乞怜，亦殊可悯”。李鸿章也不是无情之人，宰相肚里能撑船，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还能有什么恩怨是放不开的，这些爱恨情仇也都该看淡了。在内心中，李鸿章也已经原谅了张荫桓。
何止是张荫桓，据张光济回忆，当李鸿章谈及死对头翁同龢被罢黜的消息时，当时已无实权的李鸿章没说什么话，也只是为其叹息。
李鸿章也不是不想管，他屡次求见慈禧被拒后，李鸿章无奈的表示过：“鄙出署后未预机要,何为说斥!” 可以根据前面说的亲信的定义判断，李鸿章想见慈禧都见不到，证明李鸿章并非慈禧的亲信，而只是慈禧的工具，该用用，该扔扔。

谢谢大家支持。

最近事多，写作已经跟不上进度了。

写完戊戌变法后停一段时间。

摆正自己的位置后，李鸿章后面的表现也中规中矩，尽显贤臣风范。戊戌政变后，1898年11月29日，李鸿章奉旨去山东“勘河”。1899年11月24日，李鸿章出任商务大臣，正式复出。12月19日，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
戊戌政变后，大部分人开始臭骂康有为，李鸿章对康有为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无一事能实做者”变成了“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之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
李鸿章就任两广总督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捉拿康梁。但慈禧想刨康有为的祖坟，李鸿章抗旨阻缓；李鸿章、刘学询表态要抓捕康有为，康有为却只派人刺杀刘学询（李鸿章表示：被刺不致命）；李鸿章、刘学询表示要派人刺杀康梁，康有为在公开信中表示：“私知公无相仇之心。”（公开信都敢这么说，康有为又要坑队友了）;李鸿章还写信勉励康梁好好学习：“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梁启超表示对李鸿章的“倦倦之意...... 不知何故。”
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甲午前，李鸿章是坚持“挺经”，戊戌后，李鸿章是坚持“退经”了；甲午前，李鸿章是迎难而上的话，甲午后，李鸿章就是知难而退了；甲午前，李鸿章一直在忙实业，戊戌后，李鸿章一直在挣名望；甲午时，荣禄给鹿传霖的信中对李鸿章的定义是：“真小人”。如果现在再让荣禄给李鸿章下定义的话，那就应该是“伪君子”了。李鸿章还是那个李鸿章，但人是会变的。
康梁肯定也后悔当年李鸿章要捐款的时候，打肿脸充胖子说不要，不过康梁在海外的时候李鸿章还是资助了他们。李鸿章这一番举动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李鸿章死后，康有为写诗纪念，其中有一句：“临事方知一死难。”梁启超也写出了传世大作《李鸿章传》，其中有一句名言：“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个评价一直影响至今，不得不说，李鸿章的这一番投资超值，经营名声往往比埋头做事更能青史留名。

看完李鸿章再看另一个局外人翁同龢。其实翁同龢是很想掺和一下变法，但很可惜，他被迫成为了局外人。
得意时朋友认识了你，失意时你认识了朋友。考验人品的时候到了。翁同龢被罢黜回家，大家也都纷纷与他划清了界限，但翁同龢还是有朋友的。荣禄为翁同龢送行，“且执其手呜咽而泣，问其何故开罪于皇上云。”并“馈赠千金”。
荣禄是跟翁同龢是有矛盾，也曾在私信里骂他为“伪君子”，但他们毕竟还是当年拥立慈禧垂帘听政时的战友。荣禄当年也曾被罢黜过，对流放更深有体会。让往事都随风而去，我们毕竟还是朋友。
荣禄并非虚情假意的为翁同龢送行。据严复记载，1900年，慈禧和光绪逃到西安，准备将退休老干部翁同龢赐死，是荣禄两次大力求情，翁同龢才逃过一劫。
翁同龢走到天津，袁世凯也早派人等候，同样送上书信和银两。众多亲信都离开了自己，为自己送行的居然是平时看不上眼，还被自己黑过一回（用练兵权逼着袁世凯弹劾李鸿章）的袁世凯，这也把翁同龢感动的老泪纵横。翁同龢照例留下了书信，退回了银两，感慨万千的走了。
世人都爱锦上添花，有几人愿意雪中送炭。弱者都记仇，强者才宽容，荣禄是现实中的强者，而袁世凯是心理上的强者，也将是未来的强者。1899年，翁同龢迁至老家，在虞山祖坟旁构筑“瓶庐”，过着山居生活。不过翁同龢仍从报纸及亲朋书信中时刻关注朝廷动态，希望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当然翁同龢这回是翻不了身了，如果翁同龢还有翻身的一天，那袁世凯照样吃得开。
叹人间冷暖。尝完人间的暖后，下面翁同龢就要饱尝人间的冷了。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翁同龢的日子并不好过。虽然翁同龢把政治搞得一团糟，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廉洁自律的清官。翁同龢出身名门，从来不问生产，也不收黑钱，家里只有薄田数顷，经常入不敷出，连生计都成了问题。
翁同龢跟他的学生光绪有同病相怜一点：都生不出娃来。翁同龢的亲人只有一个侄子翁曾桂，当年张佩纶就逮着翁曾桂的事攻击过翁同龢，翁曾桂能有今天也是多亏了翁同龢的提携。
1902年，翁曾桂担任浙江布政使，日子过得很滋润，并且大兴土木，苏州园林中的之园就是他家的。当时翁同龢已经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也写信向翁曾桂求助，但翁曾桂连封信都没回，就当没这个人。翁同龢在京的众门生听说老师生计艰难，就筹集了一大笔捐款，委托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孙雄去送给老师，结果孙雄拿到钱后就跑路了。发不出工资，翁同龢的管家、佣人也一个个的离他而去，有人也顺手牵羊，把翁同龢的家产都偷出去卖了，最终只留下一、两个老仆人陪着他。

为什么翁同龢曾经提携过的人都背叛他了呢？辜鸿铭曾有一段对张之洞评价，也可以作为对翁同龢等清流党的评价：“张之洞（翁同龢）学问有余，聪明不足，其病在傲。张之洞（翁同龢）傲，门下多为伪君子。”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升级为慈禧最恨的人。根据这一最高动向，但凡弹劾都要往造反的康有为和孙中山身上靠。由翁同龢的政敌、军机大臣刚毅主笔，把翁同龢评价康有为的那句：“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然其居心叵测。”改成了“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把翁同龢往死里坑。也不知道康有为是有意（撇清与张荫桓的关系）还是无意（或许康有为自己都没想明白）的，把翁同龢评为“维新第一导师”。反正经刚毅和康有为合力，翁同龢是别想东山再起了。
说起翁同龢自然也少不了他的死对头李鸿章。回想当年，甲午战后清流党对李鸿章一片清算，还炒作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是日本女婿一事（其子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倭王之女拜伊为义父，情意亲密）。现在风水轮流转，这种子虚乌有的污蔑又轮到了翁同龢。但翁同龢已被罢黜回家，除了在日记中表达一下自己的不满外也无可奈何。满腹委屈无从寄，化作泪珠落千行，这哥俩也算是同病相怜。
翁同龢和李鸿章的关系在甲午时最差，甲午后开始慢慢缓和。因为甲午后双方高下已分，翁同龢主管总理衙门，李鸿章反而变成打工仔了，翁同龢也推荐过李鸿章的亲信伍廷芳、罗丰禄（袁世凯和吴大澂儿女亲家的介绍人）等人。到后面这两人都看光绪的亲信张荫桓不顺眼，又有点同仇敌忾的意思；办起外交来，又有点互为倚重，惺惺相惜的意思，翁同龢也感慨：“时事之艰难，惟有李相洞悉，相对叹息，甚至于痛哭失声。”翁同龢被罢黜后，李鸿章也是一言不发，暗自叹气。
说起用人来，翁同龢和李鸿章的爱好也差不多，都是任用私人。但为什么这俩人的评价差距很大呢，关键就在于翁同龢没有识人之明，翁同龢门下的人，包括翁同龢自己，都是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
翁同龢一大污点是甲午主战。不过甲午战争输了，不管是主战的翁同龢还是主和的李鸿章，不管是干着急的光绪还是躲在幕后的慈禧都落不下好来。总之，只要搅进了甲午这件事，谁都逃脱不了责任。
不过翁同龢最大的污点是在甲午后。外交不会翁同龢偏要掺和，结果导致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变法不会翁同龢还偏要掺和，明知康有为不是这块料，还偏偏利用康有为黑掉了张之洞，最终导致变法一败涂地。
不怕外患，就怕内乱。翁同龢成功的把党争上升到一个新高度，虽然不是有意的，但翁同龢最终把朝局搅得乌烟瘴气，把国家搅得不得安宁。
虽然过得穷困潦倒，但翁同龢依旧硬气。在翁同龢活着的时候，他的一副楹联至少都卖100两，一副条幅最低价也卖50两，但翁同龢就是坚持只送不卖，最多变卖自己收藏的书画。同期，袁世凯的亲家，翁同龢的好友吴大澂也过得穷困潦倒，但吴大澂变卖家产的同时还能拉的下脸来当教师，可见翁同龢的固执之深（鸭子熟了就一嘴硬）。
1904年七月四日，饱尝世间冷暖的翁同龢去世。临终前，翁同龢口占一绝：
六十年中事，
伤心到盖棺。
不将两行泪，
轻向汝曹弹。
承受了人生的起落，饱尝了世间的冷暖，历经了无数风雨，直到最后，翁同龢依旧是那个不肯屈服的犟老头。
回顾翁同龢的一生，他有过坚持，有过理想，曾经许下以身报国的壮志，但却在晚清的政治大变局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清廉自律却搞得朝廷乌烟瘴气，以鞠躬尽瘁为目标却又祸国殃民。虽然这一切都不是他的初衷，但他却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当年官场上对翁同龢流行的评价是：“满面忧国忧民，满口假仁假义，满腹多忌多疑，满身无才无识。”当时还是维新派的王照对翁同龢的评价是：“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城。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如果和李鸿章配合的话，则配成一副对子：“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天下荒。”
翁同龢死后，光绪对翁同龢恨之入骨，一点抚恤金都不肯给。直到宣统元年，才追谥其为“文恭”。说起来这个谥号还是时为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主动帮翁同龢申请的，但千万不要认为张之洞跟翁同龢的关系很好。本来戊戌变法本应由张之洞主持，结果由于沙市教案的一泡尿，楞被翁同龢给搅黄了，推出了康有为还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张之洞对翁同龢也是恨得咬牙切齿。
就在张之洞为翁同龢做好事的时候，他也不说好话，他说：“叔平（翁同稣）无他，惟不晓事与执拗耳，赐谥之典宜从厚。”这话看上去还算温和，但我们要知道，文化人是骂人不吐脏字的，张探花更是如此，这个典故是北宋司马光给他的政敌王安石办理谥号时说过的原话。
先解释一下，王安石在传统历史中的评价并不咋的，认为他把北宋的党争上升到了新高度（这点跟翁同龢一样），变法不但没成功还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这点翁同龢想做没掺和进去）。但现在对王安石的评价较高主要源于对列宁的一个误读。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听起来不错，但这跟翁同龢的那句：“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一样，还有下半句。这是普列汉诺夫用王安石作一个反面典型来批评列宁的土地国有制，列宁反驳说20世纪的俄国同11世纪的中国不能比，我也不是王安石那个失败者。这只是吵架的一个小插曲，列宁并没有给王安石正名的意思。
再看张之洞，公共场合他都不说翁同龢的好话，私下里他更是痛骂翁同龢。张之洞弥留之际，最后要审核一下自己的诗集，其中一首关于翁同龢的诗的注释是：“叔平（翁同龢）相国，一意倾陷，仅免于死，此种孽缘，不可解也。”张的门生提议删掉它，以免与翁家结怨。但一辈子谨小慎微的张之洞就是坚持不删，直到死张之洞都不原谅翁同龢。
关于翁同龢也说点非政治的。翁同龢有个特长是记日记，并且他的日记很全面。从《翁同龢日记》里可以研究当年北京的沙尘天气、降水量、气候、戏曲等等，俨然就是一生活小百科。不仅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翁同龢日记还能牵扯到一点宫闱秘史，比如翁同龢记载了慈安的药方，表明慈安有中风的前兆，所以说慈安有可能不是被慈禧害死，而是突发中风而亡。

除了写生活百科以外，翁同龢也很注重养生。翁同龢母亲许氏生他时已经41岁，再加上许氏身体不好，家里经济情况也不宽裕，导致翁同龢先天不足，后天不良，身体不佳，体弱多病。翁同龢从28岁起就患有严重的足疾，除了这个大毛病外，翁同龢还常年患有有肝疾、腹泻、牙痛、目痒、耳聲（耳鸣）、遗泄（没娃）、头弦、便秘、失眠、腰腿疼痛等病。
翁同龢到32岁时，肝病就很严重了，经常性的“肝气大作，夜不能寐”。肝不好的人一般脾气都大，翁同龢固执的性格跟肝病也有关。1904年3月18日，翁同龢也反省了一下自己的脾气：“以闲事斥仆人，自省无谓，肝气横决非宜。”
所以翁同龢非常重视养生。虽然脾气不好，但翁同龢平时注意饮食有节，服食养生；经常运动，顺时养生；热爱书画，陶冶情操。翁同龢虽然先天不足，后天不良，老境颓唐，但他毕竟活了75岁。少年莫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时红。人生来去匆匆，历史都是浮云，养生不分年龄，我们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对自己好一点。
说起日记来还又能扯到一个教育问题。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也很爱写日记，要么怎么是两代帝师，书香门第呢。百年大计，教育为先，父母留给子女最好的遗产就是教育。
说起翁心存的日记还能扯到一个细思极恐的细节，《翁心存日记》里还重点提了一个人：李鸿章。提的不少，可以看出，当时的翁心存在关注李鸿章这个年轻人。为什么关注呢？因为关系好呗。李鸿章中进士时的考官是孙锵鸣，也就是说李鸿章是孙锵鸣的门生，但孙锵鸣又是翁心存的门生。所以说翁心存是李鸿章老师的二次方。
开始的时候李鸿章与翁家的关系不错，翁心存也很留意李鸿章。但是我猜对了开头，却猜不对结局，一说李鸿章的老师也就公认是曾国藩了。碰到好学生老师之间也是要抢的，于是曾国藩让李鸿章弹劾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最深爱的人却伤我最深，一招让李鸿章与翁家由爱生恨。不管你李鸿章以前是谁的人，现在你只能是我曾国藩的人了。
后面曾国藩展现了仁慈的一幕：放李鸿章创业，组建“淮军”。也展现了精明的一幕：当有人劝曾国藩称帝时，曾国藩表示：“我要平稳安泰的话，李鸿章一辈子都是我的学生，我若不顺的话，李鸿章必定反戈一击。”
翁同龢与李鸿章还在为当年的恩怨纠缠，而真正的智者却笑而不语。

看完局外人再看下整个维新派。
先看戊戌变法的英雄谭嗣同，准确的说谭嗣同是维新派加革命派。我一般不给人贴标签,像谭嗣同，如果他没有跟康有为一起参与变法，那他很有可能会跟他的好友唐才常一起去搞革命，那他算革命派；但谭嗣同参与变法了，那他又算维新派。
那我再说一句又极端又深刻的话：人没有变，只是利益变了，所以他的做法就变了。人本身就是复杂的利益结合体，谭嗣同还是那个谭嗣同。
对于搞革命这种事，谭嗣同并非一时冲动，而是蓄谋已久。早在1896年12月，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打听外国人开捐功名之事，准备买捐寻求洋人的保护伞。谭嗣同在信中表示：“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
最后讨论一个又火爆又无聊的话题：如果戊戌变法没失败，那结果会怎样，清朝可会富强？
先讨论最高大上的一点：戊戌变法是否代表君主立宪？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记载，阔普通武曾提议开议院，而康有为义则正言辞的拒绝。但是康有为于1911年出版《戊戌奏稿》一书，有《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折》，表示“谢赏编书银两，乞预定开国会期，并选才议政。”这时康有为又扛起了开国会的大旗。
《自编年谱》和《戊戌奏稿》到底哪个是真的？由于康有为的奏稿在戊戌政变后被抄没，官方资料就不收录康有为的奏稿。但上世纪80年代，在故宫博物院发现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记录了康有为的奏稿，其中那个折子叫《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并速筹全局折》，其中康有为只“谢赏编书银两”，没有那句“乞预定开国会期，并选才议政。”就是说，康有为压根就没提君主立宪的事。
至于那句“速筹全局”，是康有为催促变法，并表示孔子是变法的圣人。同时康有为还表示还有份《列圣改制考》，还未完稿，正在赶工。你以为康教主只打孔圣人这一个招牌吗？如果时间允许，所有的圣人都是招牌。
不仅如此，《杰士上书汇录》收录康有为奏稿18篇，与《戊戌奏稿》相比，其中7件从未刊载过，5件与过去刊载的不同，6件相同。《戊戌奏稿》这书真是误导了近百年。

谈感情伤钱，谈钱伤感情，那我们再来谈几个伤感情的事。谭嗣同曾有一个改革大计：“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赔偿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全集》中的《报贝元征》）谭嗣同居然要卖掉国家的大半领土？这事要落实了，谭嗣同绝对从英雄变为近代最大的卖国贼。
不止谭嗣同有这想法，康有为也是这一政策的鼓吹者。据《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孙家鼐曾问康有为：“如君策，万端并起，无一不需经费，国家时力只有此数，何以应之？”康有为回答：“无虑，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就是能耐。这也是康氏风格，如同那句：“杀几个一二品的大臣法就变了”一样简单明了。
并且，康有为还不止向孙家鼐一人说过这事，在康有为的得意之作，呈献给光绪的《日本变政考》中就列举了日本卖库页岛给俄罗斯和俄罗斯卖阿拉斯加给美国这两个正面典型。
康有为也一直秉衡着这一理念，在他的自传《我史》中也描绘了变法的美好蓝图：“筹五六万万之款，以二万万筑全国铁路，限三年成之，练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立各省各府县各等各种学堂，沿海分立船坞，武备水师学堂，开银行，行纸币。”对于伤感情的钱呢，康有为表示：“以全国矿作抵，其有不能，则鬻（[yù]，卖）边外无用之地，务在筹得此巨款。”
康有为、谭嗣同为什么要卖领土呢？一句话，没钱，卖了不就有钱了嘛。我们都知道变法会让国家富强，吹牛也可以不上税，但钱是一分一分的挣的。我们改革开放快四十年，才挣下现在这份家当，而康有为的计划呢？“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日本三十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最终维新派总共也就闹腾了3个月，时间不抓紧也不行，不卖哪来的钱呢？当然康有为、谭嗣同不算卖国贼，毕竟人家没卖成。
谈钱伤感情，谈的越深，感情伤的越狠。康党虽然积极的想卖领土，但他们不仅不懂经济，还不懂怎么卖。就康有为列的那两个正面典型，日本不是把库页岛“卖”给俄罗斯，而是勘界；康有为说阿拉斯加卖了“金钱数万万（亿）”，但实际仅卖了720万美元，美国也没有把这钱拿来“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只能说无知者无畏，越无知越敢说。

同样是振兴经济，康有为还多了一个方案：移民巴西。为此康有为也特地联系了李鸿章李老板，康有为表示：“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为免瓜分之祸，保中华之种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必须为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考虑，要移民巴西。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好久都没有开心的笑过了，康有为也算给老人家解闷了。李鸿章决定逗逗康有为，心平气和的告诉康有为：巴西大使还在国内，等他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我再告诉他一声。
当然康有为并不认为自己是逗逼，他也不是来逗李鸿章开心的，康有为此行也是夹有私货的。康有为认识一个叫何穗田的赌商，当时兼职蛇头。你以为移民巴西是去做大爷享福的吗？那个年代美国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1891年，巴西的经济以种植园为主,其咖啡产量超过了世界总额的一半以上，当年美国黑奴干的什么，华人去了就得干什么。康有为描述中的殖民巴西其实就是给别人做苦工，当然康有为也是有提成的，不止提成，他连何穗田的定金都收了。（据梁鼎芬记载：“其人皆是赌匪,曾送康有为数千金者”）其实应该称呼其为康董事。
看完这两件事，再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戊戌变法没失败，维新派这些稀奇古怪的招数能让中国富强吗？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人懂经济，他们只会一招：卖。卖苦力、卖领土，总之，崽卖爷田不心疼，反正卖的也不是他自己家的。卖了就有钱了，有钱就能证明他们的变法是正确的，有钱就能证明他们之前的做法都是正义的。
其实从康有为插手变法的那一刻起，这次变法就注定要失败。我打个比方，如果现在从各大学的学生会中选取优秀学生代表，直接入主国务院负责国家改革大事会怎么样？没有从政经验，那国家绝对会被他们搞乱了。戊戌变法也是一样，就算这次不发生围园杀后的事，下次还要出事。
最后看下慈禧。戊戌变法时，西方列强跟康有为走得近；戊戌政变前，日英在搞中日合邦的事；戊戌政变时，西方列强施压要求释放张荫桓；戊戌政变后，英日救走康梁，同时西方列强非要证明光绪没病，还要阻止慈禧废光绪，最后还硬派了一群士兵驻扎在慈禧旁边。厝火积薪，慈禧真的要忍到极限了。下面即将迎来一场狂风暴雨。

戊戌变法写完，后面还没写好，停一段时间。

@老艾2017 2017-05-22 15:54:43
搞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洗白袁世凯？
无论网上的历史还是教科书上的历史，可以总结一下袁世凯一生功过：
功劳：1）带兵入朝平叛并抗击倭寇，仗打不不错，给国家涨脸了；
2）逼清帝退位，完成恢复中华大计。
3）曾经领导平叛外蒙，维护了国家统一。
罪过：1）告密戊戌变法，屠杀变法志士，使中国变法失败。他是不是直接当事人，似乎他脱不了干系；
2）恢复帝制，国家倒退；
3）无可奈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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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戊戌政变，几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谭嗣同劝袁世凯围园杀后，袁世凯就一定要听谭嗣同的？
如果说是因为康党承诺事成后给直隶总督，那就如同一个人给你钱让你杀人，你可会答应？
还是因为康有为象征了正义？只要康党做的都是正义的？
第二，袁世凯并没有答应谭嗣同，也没有入伙。不是一伙的何来背叛一说？
第三，屠杀变法志士这条太主观。明显是康党先动的手，想杀慈禧和荣禄，结果没杀成反而自己被杀了，为什么只准康党杀人不准别人杀康党?
如果不是康党想杀人，戊戌政变的结果就是免职而已，结果康党非想杀人，导致自己反被杀了。
并且康党涉及卖国，真要上台国家要更遭。
至于在反清这一点上，康党倒是有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