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5日，我从贵阳出发，徒步旅行到敦煌去，途经黔北、四川、甘南、青海，横穿柴达木盆地，越过当金山口，于7月7日抵达敦煌莫高窟，历时四个月零两天，行程3500余公里。37年过去了，我重读我的步行日记，看见在那四个月中，我用照相似的客观笔法记录下来的社会见闻，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价值。至于别人是否感兴趣，我就不知道了。

1983年3月5日 星期六 沙子哨 22公里

九点欠一刻从客车站出发。
出发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在此之前，我讲不清楚我的动机，别人力图替我解释，也不能使我满意。我只好说：反正就是想走一趟。
这念头去年年初就产生了，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急迫。临到出发，心里突然充满了恐惧，脾气也古怪了，特别容易暴躁。春节期间，舂烂了擂钵，摔断了石板，打碎了杯盖，在澡堂子里两次认错人。前两天梦见当金山口巨石滚滚而下，象泥石流一样把我掩埋……我简直觉得末日到了。

我穿了一身工作服，没戴帽子，头发有些蓬乱，蓄着两撇小胡子，穿一双41码的解放鞋，背着我自己改造的背包。一把折叠式汽枪装在套子里，也背在背上。
劳动布工作服很普通，但是为了方便，我在两只裤管上各缝了一个大荷包，里面揣着笔记本、钢笔、眼镜、牛角刀等等。瞧着有点古怪。帆布背包本来也是个普通的挎包，被我改成背包之后，外加了好些隔层和捆扎带子，看上去很复杂，背包上还捆着一个汽枪套子，让人想象里面装着什么特殊器材。我手里还拿根棍子，皱着眉头，咬着牙巴一路快走，不能不使人生出种种猜测。
“剧团的。”有个小孩叫道。
“补锅的？买打药的！”另一个说。
这些来自路人的探究加重了我的孤独感。

路上跟一个瘦小青年搭话，边走边聊。他从清镇来，去阳关酒厂送定做的撮箕。他有一个孩子，想再生一个，无奈政策不允许，所以对计划生育政策强烈不满。他希望打一场“科学化战争”，死掉很多人，就不搞计划生育了。
“你也有可能上战场被打死。”我笑道。
“不会，该死的死，不该死的不会死。”他满脸都是自信的微笑。
“你说的‘科学化战争’，打不起来的。”
“要打！”他坚定地说，“‘武公精’说的，不出三年，你等着看”
“‘武公精’是谁？”
“古书上的人物。”他轻蔑地瞥我一眼，鄙夷我没有文化。

天气阴霾，四周景色晦暗。北风吹来，因为活动着，并不感觉冷。
光秃秃的山包，闲旷着的田野，发黑的农家屋场，池塘也没有泛出令人兴奋的波光。槐树的枝条仍然又干又硬，但苹果树上已经绽出了芽苞，算是流露了一点春的气息。。
背包带子勒得肩膀痛，后来就麻木了。但小腿发胀发硬，上坡时两腿酸软。棉毛衫汗湿了，休息的时候，背上又凉又麻。不过这些都在预料之中，能够忍受。
我现在的速度是10分钟1公里，希望能逐渐加快到8·5分钟1公里。

沙子哨旅馆的客人都怀疑我的身份。
女服务员见过我的记者证，一直用一种礼貌的、怀疑的、畏惧的眼光看我。
灯光昏暗的店堂里，坐着几个新添寨运输队的驾驶员，还有一个浙江来的弹花匠。
弹花匠坐在火炉边，手边放着半瓶酒。他瘦高个，白净面皮，头上沾满白絮。
他说：“去年有一个月，我在贵阳找了七百多块钱。我老婆在家种地，去年一季收了一千八百斤谷，二季收了一千五。粮食有多的。我现在写信叫老婆和我弟弟来，土地给我父亲种。他不种，就让给别人种，每年给我五、六百斤谷就可以了。”
“七百多块吗？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了！”我说。
他弹棉花，一斤棉花收工费0·23元。三个人每天可弹150斤。他跟另外两个伙计不太合心，打算等老婆和弟弟来后就跟他们分开。他已经跟一个县土产公司，两家医院，两个旅馆联系过，活儿干不完。他的两个伙伴都到一个什么女人家里吃饭去了。
“我在外面，晚上是不上女人家的。”他说。
我逗他：“你们手艺人，有钱，到哪里都可能有女人来找你们。”
“去年在贵阳火车站背后，有时一晚上来五、六个。”他狎昵地浅笑道，“有时候，我请她们某一位吃碗面。”
“吃碗面？”
“嗯，一碗面。”他挤了一下眼睛，“我出门从来不乱花钱。”
正说着，旋风般冲进来一个牛高马大的东北汉子，50来岁，衣服油腻，帽子脏破，端着两个瓦盆，盛着米饭和炒猪肝。
“我马司机来啦！”他如入无人之境，自言自语之间，怪腔怪调的唱道：
“饭啦，太冷了哇，没法搞啊。”
“我汽油烧完，我就回祖国。”
他把瓦盆放在炉子上热饭，瓦盆发出炸裂声。
“炸了！”弹花匠说。
“管它炸不炸，你少管闲事。昨天有人跟我斗气，我把一整只鸡扔厕所里了！谁也别吃，骗你是孙子！”他抓起弹花匠的酒瓶咕噜一大口，仿佛那酒瓶本来就是他的。弹花匠满脸温怒，伸手去拿酒瓶，慢了半拍，又被他咕噜了两大口。
“马司机从来不说混话。说混话没意思，我不来那一套。”他的东北腔中夹带一些贵阳方言、叹词和尾语，听着特别有意思。他跟另一个驾驶员说起儿女结婚，父母的花费。
我想起我结婚，没要家里一分钱，就插嘴说：“你不会不给吗？”
他说：“不给不行啊。我大儿子，家具五百四，女方家还要三百六。这三百六是派什么用场，我就不知道了啊。我是整不起啊……”他又唱起来了，“我要飞，飞回祖国去。”
等他唱完，我说：“让他们自己去挣嘛。”
“他挣个屁！他也整啊，他只会把肚子给你整大！”
这家伙是个马大哈，喝弹花匠的酒，根本不在乎对方脸色，突然说：“我要走。”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只见一辆卡车呼地从窗外闪过，门窗地面都震动起来。
弹花匠“啐”了一口，拎着所剩无几的酒瓶去睡了。

春风没有伴着我的出发到来，夜晚反而下起了毛雨。气温下降，出奇的冷。也许是因为体力消耗多了，我瑟瑟发抖。这漫漫长夜叫我怎么过？我心里充满了痛苦和思念。在这漏雨的冰冷的屋子里，我需得用我的体温来烘干被子和垫缛，可是我用什么来烘暖我冷冰冰的头脑呢？客房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把门反锁，读了一会儿《游思集》。
“你忧郁地卷向前去，永恒的游思。在你无形的冲击下，四周死水般的空间激起了粼粼的光波。是不是你的心已经迷失给那在无边的寂寞里向你呼唤的爱人，是不是因为你……”
空洞的客房里发出闷闷的回音。我觉得过于伤感，又读《萨哈林旅行记》。然而契可夫不是巫师，他清除不掉我的懊丧。

我脱掉外面两条裤子盖住脚，把外衣连同羊毛衫盖住身体中段，毛衣则脱下来盖住上身。钱、证明塞在枕头下，匕首放在被子里的手边，电筒也放在手边，这才睡了。潮气直往身上钻，湿漉漉的，象给捆住了一样，没有半点暖和气。但我还是睡着了，什么梦也没做。半夜迷迷糊糊地觉得身上暖和起来。毫无疑问，被子垫缛已经被我烘干了。

1883年3月6日 星期日 黎安 57公里

迎着早春料峭的寒气徒步旅行，的确是非常惬意的。首先是喜鹊的叫声让你心尖儿发酥。它们在高高的枝头匆忙筑巢，仿佛互相呼唤鼓劲。柳条软了，挺出了芽苞，轻柔地拂动着，让人浮想联翩。鸭子在水田里点动着脑袋浮游，呷呷的叫着。黑色的八哥闪动嵌着白色条纹的翅膀飞来飞去，忽而停在田里的土块上，忽而围着新倒下的圈肥翻啄。
道路盘旋上升，群山矮下去。尘世离我那么遥远，对妻子和朋友的思念涌上心头，顿时感到苦涩、无奈和羞愧，只得打住，想点别的。我想：这个时候，亲友同事又开始了按部就班的生活，而我，却走进了全新的一天……但这种自豪未能持续多久，我又沉郁了，以致于不能想贵阳，想亲人，想朋友，一想心里就慌，就难受。

昨天只走了40多里。今早两腿沉重，不过活动开后就好了。真正的痛楚是从中午开始的。首先是左脚大拇趾起泡了，脚掌前端越来越痛。接着，臀部两边酸痛得厉害，走着还好，歇一会再走，就象散架了一样，一拐一拐的。脚里出汗太多，把鞋面子都薰湿了。中午时分，昏昏欲睡，意识模糊，一味机械地迈动双腿。
在这种天气不能走得太快，否则一停下来，汗湿的衣裳马上变得冰凉，象块冰似的贴在背上。下午，脚趾头一个接一个地开始闹别扭。到了下半天，不仅胯骨酸痛，小腿发硬，脚后跟也肿起来，脚前掌痛得受不了。

我太浪漫了，以为一个人走在路上，可以把过去的事情一件件排列起来细想。谁知疼痛和疲乏，使得大脑根本没法集中精力思考。晚上，又舍不得放弃白天的所见所闻，埋头笔记。于是乎，往事就象电影的蒙太奇，频频闪现，杂乱无章。
此刻，我坐在路边，写下这段话，心里只有惆怅，不明白到头来有什么结果。

扎佐的这家私营饭店，店堂收拾得整洁清爽，两张洗刷得发白的小桌上蒙着塑料布。地上没有半点渣滓，雪白的墙上贴着张瑜和朱碧云的照片。为了招徕顾客，还摆了一台青春牌的收音机在桌上，放着音乐。那桌上还摆着酒瓶，茶杯，温瓶之类。这家小店不但供应饭菜，还兼营杂货。店堂门口设一小柜台，陈列着烟酒糖果，小孩玩的画片，玻璃珠等等。店堂尽头的墙上，挂着当家人的遗象。他是个严肃的精明的老头，俯视着下方，因此他的遗孀和子孙们都只能勤勉规矩地活着，不能现出败家子相。他的孙女是个胖胖的，耷拉着眼皮的姑娘。她在厨房里切肉丝，刀法娴熟，只是有点懒洋洋的。她奶奶问她吃不吃“二块粑”，她摇头，好象已经被“二块粑”整腻了一样。她妈妈40来岁，身板结实，精明贤惠，客人啥都不买，她也笑着打招呼看座。
我舒舒服服吃了一顿。肉丝0·80元，豆花0·30元，5两米饭0·25元。

农民已经开始往地里出圈肥了。田野里农人不多，因为今天扎佐、久长都赶场。
大道上赶场的农民骆绎不绝。现在正是种洋芋的季节，很多人都要去买卖洋芋种。青年男女一路同行，说说笑笑，脚步轻松。一个个矮壮结实，脸儿红扑扑的，象搽了胭脂一样。两个农村小伙子扛着一块水泥地名牌走过。他们脸色光鲜，迈着那种挑抬重物时特有的小碎步。一个小伙拉着小车紧跑，车上坐了几个姑娘，一路哈哈地笑着。两个小伙一人在自行车货架上绑了一只小猪，飞快地冲下坡去，吓得小猪尖叫不止。
我是个抢眼的人物，几乎所有见到我的人，都会停止说笑，好奇地瞅着我的古怪装束。
只有一个小个子农民对我全然不予理会，他衣着破烂，推着一辆鸡公车。可他并不用手推，把车索挂在脖子上，两手揣在裤兜里，垂着头出神。我觉得他跟我有某种相似之处。
我走得很快，有两公里只用了17分钟，证明8分半钟走1公里是可能的。

黎安饭店是一栋木楼，楼下隔成三间，中间是店堂，右边是厨房，左边卖烟酒，楼上全部是客房。
木楼的外观和店堂虽说破旧，还算过得去，大门甚至还上过新漆，墙上还挂着几张奖状，桌椅也还齐整结实。可是，一踏上那摇摇欲坠的楼梯，心就慌了，上楼一看，简直傻了。竹笆墙穿孔大洞，一推就倒。门窗地板，墙壁顶棚，总之，房间立方体的六个面，无一面不剥落穿孔，松垮摇晃。糊壁纸挂下来，篾席顶棚因积灰太多而下坠，窗户用撕得稀烂的垫单堵住，地板一踩就嘎嘎下沉，与过道相隔的墙壁没有封顶，轻易就可以翻进来。我推推那墙，晃荡得厉害，簌簌地往下掉泥灰。可是我反而高兴：这种墙，一翻就垮了，谁能不知不觉进来？然而地板和墙壁上的那些大缝却让我忧心，生怕半夜伸进一把梭标来刺我一下。
肯定好久没来客了，走廊里尽是垃圾。我来了，才赶紧匆匆扫了一下。服务员把我领进房间，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恶心，其次是恐惧，接着就想逃掉。房间里有两张床，一张上面堆了一堆烂棉絮、烂被子，垫单揉得一塌糊涂，脏得吓人，简直就象瘫痪多年无人照料的病人的遗物。另一张床稍好一点，被子还算成形，有一个类似枕头一样的东西。
但我不能说什么。人家有言在先：房间差得很，住宿费只收五角。于是我就抱着体验生活的念头住下了。
我想写一篇小说叫《井底的少女》，算是在这里找到场景了，而且比想象的还糟。
店里有三个服务员，全是女的。吴嬢50来岁，面孔善良，矮小瘦削，短发，右边分出一把来用皮筋扎上，完全是50年代的妇女发式。她说话很轻，总是微笑。她是本地人，在店里负责，还兼炒菜。我请他给我把鸡蛋，白菜，肉片炒在一起，她照办，收我六毛钱。
另外两个都是小姑娘，小桂又矮又胖，专干粗活。她是息烽人。今晚不该她值班，6点钟她便换上花呢外套，提一只竹篮子搭车回家了。刘妹身材高挑，烫发，穿高跟鞋，在地方上应该算是标致的了。因此有三分傲慢，两分衿持，不爱搭理人，但也不过分。她除了卖烟酒馒头包子，还管收钱开票。她不守在岗位上，而是跑到厨房的火炉边织毛衣。不过，有人买东西，喊她，她也会很快地过去。她比较泼辣，喜欢说点贵阳社会上的语言，什么“款天磕地”啊，“茶叶”啊等等，稍微有点刻意地表现自己不土，有别于本地乡民。
今晚刘妹值班，但是她要出去玩，就问我：“你不出去了吗？”
我说是的。她就说：“那么我就把你锁在里面，免得回来晚了难得喊你开门。”
“好的，你锁吧。只是我上厕所怎么办呢？”
“你就把门板卸开。”
“那么有人趁机钻进来怎么办呢？”
“不会的，我们这地方，不会的……”她一边说“不会的”，一边催促几个坐着吃馒头的农民快走。然后，她便锁门走了。
店里就剩我一个人。我在厨房里洗脸洗脚，把袜子鞋垫烤在火边，再给炉子添上煤。我果然要去大便，就把门板卸开，出门时用一张纸条贴在门板顶上，回来后，纸条还在，说明没人入侵。
然后我就上楼记日记。心想，人家小姑娘都敢在这里睡，我怕什么？想着，心里稳定许多。我把干净床单搪在被子里面，用线缝上。本想和衣睡，想想还是把衣服脱了。
枕头硬得象块石头。脚僵，仍要靠体温将被褥烘干。
时间过得真快啊，我已经走了两天了！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仿佛听见了喜鹊的叫声。
早晨六点二十，广播响了，而且保持老传统，先放《东方红》。

1983年3月7日 星期一 乌江 105公里

雨雾在山间腾涌。田野农家阒寂无声。不见行人，没有车辆，偶尔传来鸡鸣狗吠鸟啼之声，也象极其遥远。湿漉漉的道路反射着天光，大道小路都是白惨惨的，好不令人惆怅。
计划今天住宿乌江。
我8点过5分出发，走了19公里，11点过10分到息烽，距离乌江还有33公里。假如我吃过饭，12点出发，必须每小时走6公里，连续走6个小时，才能在天黑前赶到乌江。问题是，我能够连续走6个小时吗？吃饭时，我一遍又一遍地算这个帐。
经人指点，走上了从核桃菁到养龙司的小路。风景美极！小路从麻栎树丛中穿过，然后绕过几个光秃秃的小山包，就到了一处世外桃源：在那几座相互遮掩的长着松树和麻栎树的小山上，传来斑鸠神秘的低吟。山下坝子里，农田齐整，屋舍井然，宅旁皆种竹木。之后小路又钻进树林，出来时，看见了长满了蕨叶和毛栗的山坡下，又是一片大坝子，全部种着油菜。油菜已经抽苔，马上要开花了！
心情舒畅，唱起歌来，《青春啊青春》、《我和你》、《小路》、《小雨中的回忆》、《我怎能离开你》、《松花江水波连波》、《天仙配》，等等。
可是翻上一面大坡之后，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再也唱不出来了。脚趾又开始闹别扭，肩膀也痛，只得不断地挪动背包带子，免得总是勒在同一个地方。脊背都汗透了，赶紧在人家户讨了些盐开水喝。到了下半天，肩膀麻木，胯骨酸痛，小腿发硬，脚后跟肿起来，脚前掌痛得受不了。风又把肚子吹疼了，头晕，里急后重。
后来又走了一段铁路。天色昏暗，笔直的铁轨寂寞凄清，隧道里空无一人，灌木树丛在风中摇晃，乌江仿佛永远都走不到了。
终于在将近7点的时候到了乌江。进了小饭馆，一屁股坐下，大口喘息，惹得店家惊奇地望着我。我请小伙计在对面茶馆泡了杯茶，又买一瓶啤酒，再炒一盘豆腐，一份血旺白菜汤，舒舒服服吃了一顿，然后到水电八局招待所住下了。
同房间的两位客人是水电四局的工程师，现在青海龙羊峡建电站。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他们约我去龙羊峡玩，我答应了。他们告诉了我一些青海的气候情况，说春天风大，有沙尘。又开玩笑说：部里面来人的时候，就不刮风，所以他们体验不到生活。
他俩一个是烟台人，胶东大汉，爽朗，热情；另一个是甘肃人，小个子，精悍，寡言，严肃。他们已经参加建设了三个水电站。说起这个，流露出骄傲的神色。同时又说，他们在哪里建电站，哪里就是家。所以不知道下一个家在哪里。
我现在有些自信了，我今天走了10个小时，将近120里。以后还有什么能难住我呢？
我在脚上搽了药。歇下来后，跛了。不过不要紧，明天上路，走活动了，就不跛了。

1983年3月8日 星期二 南白县 140公里

在刀把水，在三合，许多人家门口都挂着彩灯，估计元宵节曾大闹过一番。家家户户都贴着门神对联：秦军胡帅包公等。
一群小孩远远跟着我，拖声拖气学着苏北口音喊道：“补皮鞋喽——换锑锅底——”
一路上坡，地势高处，气温低。风吹肚子疼，急忙双手抱腹，算是忍过去了。膝盖疼，一会儿也过去了。手指痉挛，活动一下也好了。但是腿脚则糟糕透顶。小腿帮硬，腿弯痛得厉害，后跟肿，脚踝胀，脚背也胀，小脚趾肿而发白，大脚趾及前掌痛得钻心，脚心有根筋痒痛，肩膀也是又痛又麻。心想一边走一边看书，可以分心，那晓得看不到一页，就天旋地转差点跌倒。到了下半天，走不多远就得停下来，把脚板外撇，弯着腰，撑着棍子歇息。但是不喘气，只是脚疼罢了。
终于撑到了南白，住进了县委招待所。我必须好好休息，就要了个单间。所长吩咐收我4元住宿费，结果问清了情况，只收了3元。
脚跛了，硬撑也撑不起了。

1983年3月9日 星期三 遵义 162公里

昨晚浑身痛，特别是腿，热乎乎的痛，睡不安稳。
我虽然把匕首放在手边，但是，真有人暗算我，我也无力抵抗。
过了乌江，遵义味就浓了。刀把水，三合，南白，农民看上去精明得很，目光闪烁，语速快，带点卷舌音和儿化音，相比之下，贵阳周边的农民看上去就要单纯一些，目光口齿都相对迟钝。
昨天，我想到了《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打算写一篇《在去敦煌的路上》，想象到达终点时的情景，忍不住掉泪了。

喜鹊降落的时候，必须将翅膀完全展开。那展开的翅膀远远看去，轻松而舒展。可是贴近仰望，从那翅膀弯成弓形的模样，明白原来是绷得很紧的。它的尾翼也必须撒开绷紧。那黑色的尾翼撒开后好象梭标的平面。它算准距离，滑翔过来，正好落在那一个点上。不过，有时它改变了主意或是想快些降落，它便将展开的翅膀收缩一下，于是它的身体就会来一个迅速的下跌，接着它又展开双翅，身体便象一片树叶一样飘然降下。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只要喜鹊的双足一接触落点，尾巴即刻收成一束，轻盈地往上翘一下，这是为了减缓降落的冲力，保持平衡。喜鹊快速飞翔的时候，为了减轻阻力，尾翼是收拢的，笔直拖在身后。看着它那又圆又白的肚子，我不禁奇怪，这家伙怎么能够浮游在空气中？它的翅膀，根部是白色的，中间墨蓝色，尖端又是白色的。当一只喜鹊打算在田野里降落，因此平展双翅从我头上掠过的时候，我仰望着，看见那翅膀的翅尖部分那么雪白，轻柔，透明，我仿佛透过它看见了天空。

遵义饭店旅社部的服务质量一般化。服务员分成了几个小组，各管一个楼层。小组内部又排班，一人上一天班（24小时），然后休息几天。当班的时候，晚上可以在值班室睡觉。
一路行来，整体的感觉就是：国营的、集体的店铺都在垮掉。

因为腿痛，耽搁了两天。
7号走了116里，8号又走了70里，左腿弯处的筋犍受伤了，贴伤湿膏又过敏，出水泡破皮，随后感染，肿痛难忍，加上内部筋犍依然疼痛，行走困难。昨天去医院上药，今早又自己换了药。密切注视着，但求不要恶化。否则半途而废，那才是笑话。
下午又去医院，换一种药膏敷上，效果似乎比昨天好些。

1983年3月12日 星期六 核桃湾 184公里

一进城市，就成了聋子瞎子。
这两天，如果妻子来会我，该有多好。
终于又上路了。
已经感觉汽枪是个累赘，到目前为止还一枪未放。可是枪和10盒子弹就有11斤！只能这样想：背着它权当是磨练自己吧，再说过两天也许有用。

从高坪往大桥的途中，认识了高坪中学初二（1）班的夏明光，当晚借宿他家。
在农民家借宿，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八0年冬天，我从遵义步行到思南、石阡、铜仁，就几次借宿在农民家。
假如在城市里，哪怕是一个小镇，我要在哪家借宿，一定会把主人家吓坏，认为我是神经病，或者是什么匪徒，不是轰赶，就是报告派出所。可是在乡村，就轻而易举。足见淳朴的民风在乡间。农民多么可爱啊！

跟夏明光是因为问路认识的。我问他大桥有多远，有没有旅馆，他说不远，但是没有旅馆，原来有，现在改成商店了。
他穿着一件蓝色灯芯绒衣裳，已经半旧了，灰裤子，球鞋。他未满14岁，身高1米37，清秀，亮眼睛，红脸蛋，嘴唇轮廓也挺秀气，惜乎牙齿不白。脾气温和，说话老练（或者力图做得老练）。语速慢，有时含混不清，这是因为他在选择措辞，诸如“轻而易举”，“厚颜无耻”，“当我们”，“目前面临着”等等，常常因为没选到合适的词句，又不能停下，所以就含混不清了。他说话总爱带一句“妈X”，成了口头禅，已经意识不到自己在说流话了，使得我都不好意思提醒他。
他起初比较冷淡，似乎心存疑惧。我告诉他，我是新闻记者，下乡采访，他才放松了。我自言自语道：要是大桥没有旅馆，今晚可就难找地方住了。他一听，马上就邀请我去他家住。我说：好啊，可是你爸爸妈妈会不会说什么呢？他自信地说：不会。
他住校，星期六回家，今天正好是星期六。
不一会，我们赶上了一个小姑娘。她是夏明光的同学，红红的脸蛋，机灵的眼睛，上嘴唇很可爱的翘着。她说话小声，吐词快，时不时迅速的打量我一眼。他们聊学校里的事，内容比较广泛：议论老师，学习情况，每星期要用多少钱，吃了些什么，如何计划用饭票，带了什么菜去学校，如何为人处事……看了什么电影，电影情节，还说现在的电影里都有“那些”（指爱情镜头）。
“要和同学处得来，有点哪样事情有人上前，处不来没有哪个张你。”夏明光说。
“你开始刷牙了吗？”小姑娘突然问。
“刷了。”夏明光说，又问，“你呢？”
小姑娘叹口气说：“我们卫生知识懂得少。家里的人都没有刷牙的习惯。我过去不刷牙，前一段时间开始刷，出血，就不刷了。现在又开始刷了。”
“我也是。”夏明光说。
我插嘴道：“吃糖不要老放在嘴里混，坏牙齿的。晚上刷牙是最重要的，因为……”
他俩都低着头。但我感觉，他们认可我的忠告，但又因此自卑。
过一会，他们谈到一位老师，说她“性情粗糙”，但心还是好。老师是遵义人，30几岁，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在高坪读书。她不让学生多看电影，说：“好电影全班都去看，一般的电影就不要看了。”谁要是晚上去看电影要受处分。老师有时训他们说：“你们现在恨我，将来就知道了。”我问他们老师说得对不对，他们说对。
我回想我在他们这个年龄，似乎脑子没有他们复杂。但是又觉得比他们厉害。初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去北京，见到了毛 。然后步行串连，走到了武汉。所以还是觉得自己见多识广，不由得有点自豪。

夏明光家住在核桃湾，要拐进一条支线公路走大约两公里。沿途看去，一边是山坡和零落的村舍，一边是泡冬田、油菜地和种着洋芋蔬菜的土坡，几乎没有树木，丛生着蕨类、茅草和灌木，只有坡顶上立着几棵孤松。
清水在河沟里的石磴子之间潺潺流淌，我们踩着石磴子过了河沟，走上了小路，转过一处山湾之后，我看见了对面山垭口上的两棵美丽粗壮的枫树。
“那就是他们村子的风水树，过了垭口，就到了。”夏明光说。

那两株大树傲然婆娑，立在山口，真的很美。树下还有几块供路人歇息的石板。翻过垭口一看，一道优美秀丽的山谷展现在眼前，一层层的梯田和坡土，半山以上散布着疏落的树林和茂密的灌丛。夏明光说：他们这里有斑鸠、土画眉、麻雀、八哥、野鸡、叮当雀，等等。但斑鸠和野鸡有人捕杀，已经不多了。行走间，我看见了黄鹂和两只斑鸠。那斑鸠很精，悄无声息地快速掠过，之后在树林深处送出很鬼的咕咕声，给这山谷凭添了几分神秘。
村舍在半山下的树林之间。这里是个生产队，18户人家，90多口人，而在60年代，只有60多口人。原先山谷里有许多核桃树，后来都砍掉造田了。但仍比山外好，山外基本没有树，所以山外的人，有机会就翻过来偷树。
下到半山，经过竹林、牛圈、木屋，一路惹动狗吠。两点过钟到他家。
他妹妹在屋前小院里跳绳，唱道：一个姑娘十八岁，参加游击队，兵嘣叉！ 一根鸡毛飞上天，天上有神仙，兵嘣叉！
妹妹读小学二年级，鹅蛋脸，看见我，老模老样地上下打量。
他母亲和姐姐在家，母亲身材矮小结实，感觉有点出老，包块白头帕，身穿蓝色灯芯绒父母装。姐姐胖胖的，两个扫把鬏鬏，一脸憨厚的笑，睁着两只好奇的眼睛。不多说话。
夏明光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内衣内裤脱下来，上面有许多虱子。
“同学传给我的。”他说。
他母亲说：“他在家不生，一去学校就生，个个星期回来都要给他烫一次。”
夏明光说：“在学校里捉虱子别人要讲闲话。在学校，穿得太烂，就有人嫌。”
“不要理睬这些，成绩好才是重要的。”我说。
“对的。要是成绩好，穿得烂一点，同学也还是看得起。老师惩罚学生，最厉害的办法，是叫你去喊家长来。”
于是我想起，小时候逃学，最怕的就是老师家访。但是他们的老师，没法家访，学生们住在山里，所以只有通知家长到校了。

夏明光家有六口人：他，父母哥姐妹。责任制分了四亩多田，三亩土，约摸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片自留山。去年收成不太好，收了三千多斤毛谷，两千多斤包谷，还有菜籽等等。养了一头水牛，一头大白猪，两只小白猪。屋梁上挂满了包谷棒子，房前屋后堆满了砍来的柴火，还有许多一捆捆的树条子，捆得很紧很整齐，令人吃惊。居住的瓦顶木屋才修建不到几年，中间是堂屋，两边厢房。堂屋还未装地板。右厢房有两间，前面一大间堆着柴火、磨子，养着一窝小鸡，一张打草鞋的木凳，已经好多年不用了。后面一间又隔成两间，一间是灶房，一间烤火吃饭，火塘边摆了一张小方桌和几张条凳。
左边厢房也是前后两间，前面一间是空的，角上有一只竹篓，盛着糯米和鸡蛋，有一道楼梯上楼；后面一间住人，摆放着一张三抽桌，桌上有玻璃板，压着他们家人的一些照片。桌子上还有笔筒，一只怀表，蚊刷，一些书，针线篓，另外还用两只木箱搭成一张桌子，上面有些罐子和杂物。一张大床上罩着那种比较便宜的尼龙蚊帐，垫着松软的干草，一床红花大被子——我晚上就睡在这里。墙壁上贴着年画和种种画片：孔雀公主剧照，天仙配，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岳云出山，岳飞枪挑小梁王，闹天宫，第三个被谋杀者，等等。
屋前是一小方院子，没有围篱笆，有几株小树，一簇小杉树——是砍了大树之后发出来的新芽，还有几枝竹。右边10余步之外是猪圈，厕所就在猪圈里；左边是瓜架。屋子和院子是在一个土台上，背后靠山，前面是坎，下几级石阶是一片水田，田对面是一条通向山下的小路。路边长着一大排高高地弯着腰的竹林。

我和夏明光坐在火塘边烤火说话，象两个成年人一样，讨论农村怎样才能富起来。谈到养鸡养兔，他都知道一点，说遵义烂坝有个人养鸡发了财。他说话时眼睛看着地面，间或抬头看我一眼，腼腆地笑笑，然后眉头又很老成地皱皱。他说，他认识一个小伙子，读高中，准备考不起大学就养鸡，把院子围起来，撒上糠，盖上塑料布，让它生虫，鸡就吃虫。我说，你也应该关心一下这方面的事，准备将来考不上大学也好找点可行的事情做做，父母供你们读书不容易，不要辜负了。他表示赞同，说：“这些我都想过。”
我劝他看报，劝他家订一份报，遇到好的有用的文章就剪下来。
谈到学习成绩的时候，他说：“有时候没有考好，难受灰心，老师看得出来，就在作业本上批字：不要灰心丧气！我这个人灰心的时候，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我问他成绩如何，他老气横秋地叹口气，说不行。问他分数，他不说，只说及格，也不肯把作文给我看，感叹自己字写得不好。他们小学没学英语，初一又不重视，现在赶不上了。他们有九门课：数学，语文，物理，动物学，音乐，地理，历史，体育等。
老师不准他们看小说，图书馆也不借，只借点少年文艺和电影画报之类。但他还是爱看。他看过《水浒》、《岳飞传》，正在看《三国演义》。但他不读报，说“没有什么味道”。他似乎喜欢动物学，在少年文艺上看了一些捉猴子的故事，什么用笼子关啊，灌酒啊，穿草鞋啊，猴子抢草鞋啊，等等。
在谈话过程中，我回忆在他这个年纪时，也读过《水浒》，已经看过连环画《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杨家将》、《岳飞》。但是我还读过另外一些读物：《雪虎》、《神秘岛》、《狐狸列那的故事》、《安徒生童话》、《趣味数学》、《趣味物理学》，还有科普杂志《知识就是力量》。阅读《雪虎》时，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恍惚觉得自己就是雪虎，一条被多灾多难磨练得凶猛顽强的狗。《神秘岛》如梦如幻，少年布朗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趣味性的数学和物理，以及《知识就是力量》，则向我揭示了数字、点线、图形、宇宙、天空、海洋、大地的奥秘，告诉我什么是蒸汽机、内燃机、螺旋桨、地心引力、喷气式发动机、原子弹、激光，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水翼船、镭射光碟、光子火箭……还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牛顿、伽利略、哥白尼、达尔文、爱迪生、居里夫人……
但是面对这个孩子，我的自豪是有害的，哪怕流露一点，也会让他感到自卑。他自尊心很强，从他说话迟滞，用心选择成语和书面语，就可以看出来。他感叹自己读书很花钱。他和哥哥住校，每周2·5元伙食费，加上一点零用，两人每月要花掉20多元。这方面的考虑，我小时候完全是一片空白。于是觉得惭愧，并且感到一种难言的深沉的忧伤。
“我这个人，看见哪样喜欢的东西，书呀这些，我爱买。”他说，使我再一次触摸到了他潜藏在心里的强烈的自尊。
过了一会，他拿来一板洋画，上面都是三国人物。他把洋画一张张剪开。
他母亲给我们端来了两碗甜酒粑，感兴趣凑过来看了一眼，发了句感叹：“呀，个个都披着盔甲！”
谈话中断的时候，夏明光就轻轻地哼唱，从来不唱完整首。“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送你一束玫瑰花……”等等。

夏明光的父亲4点过钟打柴回来，见了我，笑着在衣襟上擦擦手汗，方才握了握我伸过去的手。那模样依然告诉我，他对儿子带生人回家一点都不诧异。
一眼看去，就知道这是一个憨厚老实人，双手向我敬烟的样子，自然而朴实，显露出我所钟爱的古风。他坐下来跟我聊了几句，又出去干活了。夏父勤劳，平时两个男孩基本不干活，都是他干。妻子在家做饭，有时种点菜。他属于老一代的农民。他希望儿女好好读书。他对自己的儿女，对生活是满意的。
5点过钟，夏明光的哥哥夏明生和他的朋友赵明春回来了，那会儿我正跟夏明光在打鸟。他俩过来跟我打个招呼，就回屋里去了。我们想打斑鸠，没打着，也回到屋里烤火。这以后，我，夏明光，夏明生，赵明春，还有夏父，就坐在火边聊天。
夏明生矮个子，结实，墩厚，脸色红润，有点淡淡的唇髭。穿件蓝涤卡国服，不扣扣子，里面是军棉衣和毛线衣，灰色化纤裤子，右膝盖上有一个洞，摔坏的。那一跤把他的表盖也摔坏了——是一块上海表。他父母都没有戴表。
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有点油，但交谈一会，便可知道他是个非常善良，非常实际，有头脑的小伙子，性格淳良。他跟赵明春同班，也住校。他吸烟，还是精装锡皮纸的。赵明春也吸烟，但没带烟，总是吸夏明生的。
夏明生学文科，谈到地理方面的知识，他认为锡金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说非洲国家的国界那么整齐，是因为那里过去都是殖民地，各殖民国就大而化之地以经纬度来划分势力范围。他随身带了一本袖珍世界地图，说话时摸出来，弟弟夏明光就接了过去。他不善言词，话不多。他不懂外语，因为初中是在大桥上的，不教外语，到高坪读高中后，跟不上了。他知道自己考不上大学，正在认真地不慌不忙地考虑毕业后怎么办。他很想多懂得一点生活知识和谋生之道。但他也做好了回家务农的准备，接父亲的班。在说话的过程中，他时而走进厨房，帮母亲备办饭菜。看得出，母亲很喜欢他。
大约7点钟，夏母和大女儿把晚饭安顿好了，碗碟都摆上桌来，有炸洋芋片，炸糍粑果，炒豆豉，回锅肉，蒸酢肉，素白菜，辣椒水，还有一小碟自家腌的香肠，相当的丰盛了。喝的是包谷酒。
吃饭的时候，夏明光也象男子汉一样上桌，喝点酒，老模老样地夹菜下酒。夏明生给我添饭，递烟，都是双手恭敬地捧上，每一个动作都使我感动、吃惊。可他做得那么自然，显现出那是长期养成的习惯。
他们家待客吃饭，是有规矩的：夹菜前要先把筷子在桌子边上很响地敲一下，意思是把沾在筷子上的末子敲干净，夹完菜之后又把筷子整整齐齐地放在桌上，过一会夹菜时再拿起来敲一下。他们都敲，我也不好意思不敲，于是啪啪的敲击声此起彼落，不过也没有影响说话。来客的时候，女人不能上桌，要在厨房里做饭上菜，等到男人们把酒喝完，开始吃饭了，才可以来吃点饭。
吃饭、饭后，一直聊天，12点过才上床。
起初，谈话内容顺应夏父的兴趣，议论《水浒》和《三国演义》的英雄，各说各的，彼此不能衔接。基本上都是夏父和夏明光主讲。
“都是些大将啊！”夏父敬畏地感叹道，“一百零八个大将，你怕是开玩笑的啷个？”
“梁山泊好汉后来都失败了。”夏明光说，“宋江不该杀了李逵。”
夏父无头无脑地接上：“马超追曹操，曹操围着大树跑，马超一枪杀在树上……”
夏明光说：“大将吃饭都吃得多。”
夏父说：“大将不吃多还要得？人家武松，一碗酒要增加20斤力气！”
“鲁智深在野猪林了得。使的水磨月牙禅杖六十二斤重。”
“他倒拔一棵大树，那是好大的力气啊！你怕是开玩笑的啷个？”
“蒋门神太骄傲了！”
“诸葛亮神机妙算，人家会看天象。你怕是开玩笑的啷个？”
接下来就轮到我主讲：原子弹的制造，原子能电站。任何一样东西的发明都是了不起的，比如水泥，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登月航行、地理历史、火药和电的发明、诺贝尔奖金的来由、现代化战争、中苏关系、农村发展的前景、工人农民的生活，各有其长短、旅游的花费、养鸡养兔，特别详细讲解妻子家养兔的情形。广东人怎样活吃猴脑，怎样捉猴子。蛇肉和老鼠肉都很好吃。
一说到蛇，气氛顿时紧张了。夏父怕蛇，全家都怕蛇。他们把“蛇”说成“息”。赵明春插言，说他有一次捉黄鳝的时候无意中抓了一条小“息”，说得绘声绘色。他们一家都害怕地笑着，你看我，我看你，缩脖子挤眼，时不时扭着身子呀呀的惊叹，模样又可爱又好笑。夏父端坐不动，也不缩脖子，但他笑的那样子，一看就知道胆战心惊。
我口若悬河的时候，没想到旁边还有一个好口才。他就是夏明生的朋友赵明春。
他穿一件旧学生装，旧蓝色裤子，球鞋。瘦削，精干聪明，年纪不大，见多识广。讲事情喜欢从头到尾，细细道来不断线，讲了一件又一件，一个方面接一个方面。话匣子传到他手里，就谁也插不上嘴了。
他家原来做箩筛卖，一个箩筛五、六角钱的本钱，可卖到一元八到两元，但是要到处兜售，很辛苦。因为卖箩筛，他到过许多地方：绵阳，思南，贵阳，綦江，桐梓等地，更有一些荒凉之处，尽是深山老林。
他口里的学校情况，几乎都是阴暗面：打饭拥挤，学生和食堂工人争吵、打架，打吐血了。学生为伙食问题贴大字报，学校不准贴。学生打架，赌钱，抽烟，唱黄歌，快毕业的时候最爱上门打架。学校有两千多学生，周围8个区都在这里读高中，去年考上30个大学生，若干大专中专生。今年省里希望高坪中学考上45个大学生。去年学校高考预选，有两个没选上的学生自杀了。今年要是不办补习班的话，说不定还有人自杀。补习班每学期收费40元，农村学生补习的还不少。补习生比在校生还多。
老师把“人助金”都偷偷地评给自家人了。他知道了，捅出来，全班哗然。他说，我是不要的，应该给那些最困难的同学。有的同学用油毛毡来当席子，这样的同学不补助，补助哪个？那些评上的都不穷，穿喇叭裤，戴手表，太不公平。（人助金每月是8元）。结果闹下来，两百多元钱，全班到遵义玩了一趟，等于平分，剩下六、七块钱，老师留下了。
社会上也是一片黑暗，高坪地方抢人，打架，强奸，偷树的案子，层出不穷。某某两口子化装抢人被抓了啊，某几人见财起意，没想到被抢者武功高强，反而被打断了腰啊，某某偷树被大石头打瘫痪了啊，某几个人强奸被抓破脸，查出来了啊，某某吃醉酒打架啊，某某卖死猪肉倒霉了啊，等等，全部从头到尾讲来，时间地点人物细节，清清楚楚。抢人的都有火药枪，许多学生都玩火药枪。
农村也好不到哪里去。大队核算的时候，他们先锋大队原来是先进，搞大队核算，死了许多牛，修堰塘，搞农场，四万块钱养的鸡和鱼全报销了，只有栽的果树找回了本。现在都没有了，鸡场没有了，果树分了，堰塘没有用，农场解散了……那时他在读初二，还去参加劳动。他说，那时还准备办公共食堂！他们生产队最富，每年都要拿几万斤谷子出去，从别的生产队换包谷回来（因为大队有权力调拨）。这样搞，大家都不满。后来分户了，大队拉来几万斤化肥，全被他们生产队抢了。上面来查，群众就叫队长躲，给他记工分。分大队资产时，他们生产队只得了几间保管室，值几万元。几台拖拉机也是别的队拿走了，养鸡场，果树等等，他们都没有份，但是抢得了几万斤化肥。
至于他本人，听说今年考大学要先填分配去向志愿，愿意去边疆的可以降低分数线。他就想填个志愿到边疆，如果考上，分配工作后再想办法调动。
我忧虑地说：“调动工作谈何容易。其实，读大学也不一定好。毕业了也没几个工资，赶不上一个弹花匠。”
“不管嘛。我会养冬菌。我们这边五角五一斤，贵阳一块多。”他说。
我感觉夏家的人都喜欢听他说话，出于什么心理，我就不知道了。他谈到治安问题的时候，我暗暗害怕，但我不动声色，象听故事一样。好不容易插上嘴，我就说，希望他们把自留山都种上树，大家齐心合力把核桃湾建设得更加美丽。
赵明春马上说：前两年山林分到户之后，大家猛砍，全砍光了。后来又搜，罚款，汽车拉了几个月才把那些砍下来的树拉完。家家把木头藏在厕所里，猪圈里，挖坑埋，到处藏，都搜出来了。现在又喊大家种，不种也要罚款。
我想起八0年冬天，步行到思南许家坝，听到的狂砍烂伐情况，就跟他说的一模一样。
他不赞成砍树。夏明光，夏明生也不赞成砍树。
夏父不吭声。

入睡前，我给夏明光取药擦脚，用风油精给他揉太阳穴。赵明春和夏明生在看小学及初中毕业照，议论女生。我瞧了一眼，玻璃板下有夏明生的一些赶时髦的照片：穿军装的，穿警服的，穿格子衬衫的，跟他合影的还有一些戴墨镜打领带的小伙子。尽管如此，我觉得他与生俱来的善良是不会被污染的。
夏明生给我打洗脸水，给我和赵明春打洗脚水。夏父给我和赵明春提拖鞋来。洗过脚后，夏明生洗鞋垫。赵明春说：将就帮我洗了。他便帮他洗了。
我和赵明春睡一张大床，床上垫着稻草，换上了干净的床单，被子很大，浆洗得又硬又白，刚盖着有点冷，以后就越盖越暖和了。睡下后，赵继续给我讲他家的人员和经济状况：他家八口人（住在414厂附近），父母哥嫂姐弟妹。去年，他家烤烟收入1500元，油菜500多元，他哥哥做工收入2000元。他家买了一处房子，原是大队保管室，把屋架拆了重新立到他家旁边，等着用砖来砌墙。他父亲胃穿孔花了600元，牛死了，买牛花了600元，所以经济有些不好……
我迷迷糊糊答应着，睡着了。

早上七点半起来，换鞋垫，上厕所，洗漱，砍拐棍，跟他们打了一会鸟，然后在火搪边给妻子写信。本想一早走的，但答应给他们家照相，而夏父大清早就打柴去了，只有等他回来，只有吃过早饭再走了。
10点钟吃饭，一个四川綦江的农民上门讨粮，也跟着一起吃饭。
赵明生给讨粮的农民添饭，也是双手恭敬地捧上，使我为他的知礼和善良吃惊！
讨粮的农民形象猥琐，说话嗯嗯唔唔，声音带女人味，沙沙的叫。一连说了许多可怜话和恭维话。说他们綦江遭了灾，他是出来“园粮”给月母子吃。坐下来，抄起夏父的筷子就吃，一连吃了三大碗，专夹香肠。他不抽烟不喝酒，说：“我有养生病，痔疮。”
我想，你不抽烟就不抽，不喝酒就不喝，干嘛要在吃饭的时候说什么“痔疮”呢！
吃饭的时候，他跟夏父谈三国水浒，说：
“宋江说啷个都不该投朝廷。那样一班人马，要统治哪里不行啊！”
他又说他们那里，伪甲长、保长、乡长都平反了。于是在坐的听了都说不对，说现在这个政策过分了。
我说：“恐怕你是搞错了，应该是摘帽，不是平反。”
他顶了一句：“那不是平反是啷个？”
更让我惊异的是，他说邓小平有错误。夏明光连忙赞同。
我问夏明光：“你说邓小平错在哪里？”
“他不应该炸毛 塑像。”
我便给他解释，毛 像也不是全部拆除了。贵阳春雷广场那一座大像，就还在。天安门广场，毛 纪念堂还在。拆除一部分，那是为了反对个人迷信。要是毛 定的政策都不能变的话，现在就搞不成“田土到户”。
他们都不吭气。

讨粮农民吃完饭，道个谢就走，他背兜里有大半背兜包谷棒棒。
接下来照相，夏父、夏母、姐姐、妹妹，全部紧急行动，梳头、洗脸，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夏父的兄弟媳妇和两个侄女也赶来了，人人头发梳得光溜溜，不停地扯伸衣服。
赵明春很讲究，照相要摆姿势，还要选景。

夏明生不跟我套近乎，不说客套话，不主动留姓名给我，也不说希望今后多来往，多通
信。但我知道他是个靠得住的人。临行前，他给我选了一根木棒做拐杖。我把我那棵小树条子给他，他说他留作纪念。
11点过，夏明光，夏明生，赵明春送我到路口。

照完相我就走了。翻凉风桠大坡，一上一下12里。坡顶萧然阒静，仿佛与世隔绝。
每天衣服都是汗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小脚趾痛，包了“万古霉素药膏”，好了。脚踝前面痛。

1983年3月13日 星期日 泗渡 202公里

下午到泗渡，在街上问一老妇，有旅馆吗？
老妇坐在门口搓麻线，努着嘴回答：“没得了，被私人的挤垮了。唔，唔。”
我顺着老妇努嘴的方向，找到了一家私人旅馆。那是一栋木楼，楼上有客房，住宿费五角；楼下辟出一个店堂，兼营饭菜。
旅馆男主人姓张，是一条三十出头岁的汉子，满脸络腮胡，面色红润，气饱力壮。
他很健谈，比较谦虚地用九个字总结自己，“八字大，抓钱手，不存财”。
他是本地人，在南白化工厂工作。但是他现在懒得去上班了，叫别人顶班，自己就拿点附加工资和福利，每月大约20来元。他本可以把工作调到当地来的，供销社和林管站都同意接收他，但他不愿意调。
“调来了就要上班，上班就要受人管。现在我，哪个都管不着。”他嘻笑着，表达了他对自由的热爱，“哎呀，一个人，甩起两只手，安逸得很！”说着就甩着膀子出门了。
街坊给了他一个绰号，叫做“喜乐神”。因为他性格开朗，总是乐滋滋的，见人打哈哈，所以人缘很广。
他是个独生子。父亲给他留下了这栋宽大的房子。
他有很多败家的缺点，抽烟、喝酒、吃茶、懒惰、而且好赌。膝下两个小儿，却从来不管他们的学习教育，更不理家政。
他老婆手脚麻利，眉眼端正，跟他一样健谈，典型的心直口快。跟丈夫相反，她非常勤劳，是街上有名的贤惠媳妇。她是农村户口，现在生产队不分地给她，说她嫁出去了，又住在街上，求生活容易。如今，她和两个孩子都吃“黑市粮”。
过去，她推豆腐卖，到桐梓贩酱油醋卖，1个月也要赚30多元。
“桐梓的酱油一角六一斤，这里要卖三角”她说，“我男人不继承上一辈的好德行。他家上一辈的老人，不轻容易在哪里喝口酒，打个牌，吹牛摆龙门阵，三个五个邀来打起跳，一年到头，都是从早上做事做到天黑。那象他这个样子哟。以前，为他赌这个钱，我三天两头跟他吵。我说，我嫁给你，就图你是个居民户口，有工作，有口饭吃。是你这样死赌烂赌，我还不如回乡下去。想起那时候，我真是苦得，三更半夜起来推豆腐，点豆腐，然后挑去买。连我男人都说我不懂得玩耍，每天只晓得做事，忙完这样忙那样，喂猪，煮饭……”
“苦出来了，就好了嘛。”我安慰道，“我看他现在很勤快嘛。他炒菜的手艺不错。”我正在吃“喜乐神”炒的鱼香肉丝。
“嘿！真是有点怪，他怎么会炒菜，只有天晓得。”
“他以前没有学习过吗？”
“没有啊，开这个店以前，从来没有见他炒过菜。”
“那他就是个天才。”
“哪样天才哟，只有天晓得，他是哪样才。”女人笑道，分明流露出几分惬意，“哎呀，我现在也懒得管他了。他人缘好，会拉生意，在外面抓得开。我也不想他回去上班，要不然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不忙的时候，我随他去玩，反正赚的钱都捏在我手上。忙的时候，我喊他回来做，他还是做……”
我的理解是，过去，她男人的能力显露不出来，两口子经常吵架。现在开了店，男人的能力显露出来了，加之经济又宽裕，所以她也就放纵他了。
她家生意很好，当晚住宿的客人共有九个：一个四川南充的小鞋匠，两个去仁怀买牛的绥阳农民，一位乡村民办教师，四个绥阳来卖拖拉机的农村小伙子，还有我。


晚上外面闹哄哄，原来是这样一件事：泗渡学校的两个老师到供销社买化肥，供销社某某不给他们批条子，于是老师就把某某的孩子逐出了学校。供销社某某大概想不通，或是有点其它什么病，总之，突然就死了。公社和区公所来人处理，先把两个老师叫到区里停职反省。供销社和死者家属在为安葬费扯皮。家属要八百，供销社只给四百。还有到底算不算因公死亡，以及抚恤费，等等。

1983年3月14日 星期一 桐梓 232公里

早晨从泗渡出发，本来应该在板桥吃饭，心想娄山关也有饭店，就错过了。
我以为凡是在地图上标了地名的，集镇一定不小。谁知娄山关不过是因为得益于长征，是个名胜，实际只有几户破破烂烂的人家。
有个老太婆是板桥人，看守纪念馆，每月30几元。她本来卖面条，馒头，这几天，面条没买到，蒸馒头的锅又坏了。屋子里很脏很乱，黑黑黢的，有一股臭气。她还卖点烟酒酱油之类给周围的山民，营业额极小。我向她要了点开水泡麦乳精喝。她问我是做啥的。我说是搞农村调查的。这样的解释比较能够让人理解。
从早晨就下着小雨，我冒雨过关。上山时在V形的山谷里向上盘旋，下山也是陷在V形的山谷里。大雾弥漫，恍恍惚惚分不清上下。山风掀开了我的雨衣，不得不捏着衣角行走。上山下山，不见一个人影，汽车也是偶尔路过。天空朦胧，孤寂萧瑟。我在遵义战役战略图、娄山关地名牌、毛 诗词的水泥大碑前站了一会，试图唤起一点什么感想。然而心里空寂索然，只得掉头而去。老鸦飞鸣，雨雾疾走，人所赋予的一切都没有意义了，这里只有我，只有无限，只有默默的大自然。

快到板桥时，遇见两个农民，一个34岁，一个26岁。他们到大方的高山上，向彝族人买了两匹马。买好后，一连走了三天两夜，五百多里路，仅仅中途在一个干草棚里轮换着睡了三个小时。现在快到家了，家就在路边。我看着他们进了家门，自己又往前走了。心里为他们的毅力感动。

XXX是桐梓人，他姐姐家就在桐梓。我把汽枪寄放在她家了。
想起出发前为带汽枪作的那些准备，真是可笑！
如果我一边走一边打鸟，每天绝对走不到20里。
打鸟始于1960年，父亲搞来一把旧汽枪，时常带我去打鸟，意图补充营养。然而收获不大。在电线厂工作期间，经常跟朋友同事打猎，走遍了贵阳周围的山野。用打猎的思维来理解长途跋涉，实在是太幼稚了。我常常为一些天真的幻想受累。原以为每天可以打十来只麻雀补身体，可是走路哪有精神动枪？麻雀不好打，喜鹊和八哥很多，也容易打，但又不忍心打。穿过四川，成都平原肯定没什么打的。进入南平后，又是自然保护区，不能打。青海高原上大概也打不到什么。连枪带弹11斤，太重了。往后还得背水壶，干粮，衣服，所以还是趁早把这个包袱甩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我步行的动机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复杂的，甚至是相互抵触的因素呢？如果一路打鸟，那不是游山玩水吗？如果我心里怀有对宗教的期望，那么我一路杀生到敦煌，是什么意思呢？

昨天早上，在夏明光家，突然听见土画眉在屋后叽喳。悄悄从窗户向外射击，距离不过五米，自然一枪命中。那画眉散乱翅膀掉在地上，嘎嘎地惨叫着，血从嘴里一股股冒出，粘在棕色的到羽毛上。夏明光、夏母、夏的姐姐都跑来看，不停地念道：“死了，死了……”
然而那画眉，嘎嘎的叫声虽然越来越微弱，可就是不咽气，仿佛就是要拖延时间，好让人目睹它是如何被我杀死。
“死了，死了……”他们盯着鸟儿，还在念叨。
他们没有谴责我的意思。但是他们哀怜的眼神，叹惋的口气，让提着枪站在一旁的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凶手。

1983．3．15．星期二 九坝 259公里

下雨。从烂坝子开始，走了大约30几里小路，艰难到可怕。
起初，小路掩蔽在一片松杉混交林中，隐秘幽静。地上铺满了松针，潮湿松软，不泥泞。从林间望出去，云腾雾绕的山峰和溪壑，风景优美。我想，一直是这样，就太棒了。谁知没走多久，道路就变得稀烂，找不到下脚之处。而且坡又陡，一直往上、往上，一个山嘴又一个山嘴，完全被雨雾遮没，视线不超过5米，仿佛永远走不到头。鞋子湿透，裤管糊满泥巴，好几次差点掉下岩去。气喘，心慌，可能是高山反应。
我把刀子提在手中。一辆汽车在云雾中的什么地方吃力地吭哧，但我不愿退到公路上去。我抱定磨练自己的决心继续走，走到底。我明白此山为什么叫脚板山了。考验脚板！
昨天左脚踝奇痛，今天右脚踝又痛得难熬。看来，脚上的每一个部位，都要痛一遍才算完。昨晚搽了安文新给的药酒。这药酒残留在手上，摸到脸上或皮肤柔嫩处，就火辣辣的痛。
1967年初，跟罗刚一起步行串连到武汉，脚板，浑身，象这样痛过吗？或许痛过，忘记了，或许痛得没有这么厉害。毕竟那不是真正的步行，经常搭车。

这里是高寒山区，很冷，比山下冷得多，黄昏就开始僵脚了。
到了九坝这个脏店子，立即洗脚。洗完脚，想记事，太累，用被子捂着脚睡了一个小时，这才开始记事。在肮脏的，垫着席子的床上合衣睡了一夜，冷得难受。
总以为孤独地行走，利于思考。可是一路行来，对过往的生活，竟然没有多少感悟。莫非越走越憨，就象俗话说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钱还有一百元，粮票基本没用。都不收粮票，米饭议价，0·25元半斤。
为抽烟犹豫了很久，最后买了一包过滤嘴朝阳桥。用过滤嘴来安慰自己，用路上无聊和劳累来为自己开脱。
可见一个人想为自己的错误寻找理由，理由何其多也！

有很多苦，我都是抱着磨练自己才去承受的，否则完全可以避免。但挺过来了，便感到自豪。可是心里的痛苦，就不知道如何磨练才能挺过去，才会感到自豪。

1983年3月16日 星期三 黄龙 281公里

昨晚跟店家搞熟了，知道我是记者，对我很客气，今早吃面死活不收钱。还有个姓熊的乡里的主任请我喝早酒。
出了九坝，就爬空岩山。越往上走越冷，寒风雨雾扑面而来，冻得直打哆嗦。雾太浓了，20步以外就不见景物。公路盘山而上，有几段小路直插上去，右脚脚后跟的筋腱痛得难熬，一边走一边“哎哟哎哟”的喊叫，反正没人听见。山道上一个人没有，偶有车过。越走越心慌，什么东西怪叫了一声，吓得把刀提在手上。
下山的时候，遇见几个黄龙公社金山大队的农民。其中有一个大队支书，姓罗。他们到黄龙开计划生育群众大会，顺便赶场。
我们一起走到黄龙。我说我是搞采访的。
罗支书戴顶黄帽子，黑呢中山服，里面又是一件新的蓝涤卡中山服，别支钢笔。灰色裤子，反帮皮鞋，撑一把折叠伞。他中等个，园脸园眼睛园嘴，三十出头，十分精明能干的样子。中气十足，说话粗声大气，喜欢拿点派头，向其他几个农民吹嘘他跟县委书记如何要好。他准备办鸡场，已经去联系鸡种了。我以为他当过兵，但一个农民告诉我，他没当过，从小就参加农村工作，搞运动，后来当了支书。
罗支书问我，农村的一些传言对不对，比如说：今年是癸亥年，明年是甲子，要遭灾。我说讲迷信是不对的，但气候的变化有其规律性，是科学道理。他又说四川有许多学生念佛，我说这就难办了。他说：
“省里池必卿书记最近召开电话会议，专谈计划生育问题，态度旗帜鲜明坚决得很。工作搞不上去，党员就暂时留党查看！”
他们大队1000多口人，去年生育八个，死亡12个。生育未超标。
这些地方对付超生者，也是拉猪牵牛挑谷子，蛮干。
“说服教育不行吗？”我说。
罗支书笑道：“除非有唐僧的口才，念紧箍咒，念得他抱起脑壳满地打滚。”

有个小伙子参加过对越作战，说他们抓到一个越南女营长，是个孕妇，抓了两次都放了，放了她又打。第三次抓到，请示第八军军部，把她枪毙了。
枪毙孕妇！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越南跟我国翻脸，如此厉害？
张海生的弟弟参加自卫反击战，牺牲了，国家发了400元抚恤费。申书湘家老四也参战了，扛着火箭筒冲锋，敌人没见着，就挨了一颗手榴弹，所幸没死。
我问这个小伙子看过《高山下的花环》吗。他说他回来后基本没看书。我问仗打完后，有牺牲战士的家属到部队去吗。他说有。我原先看《高山下的花环》时，认为不可能放人到部队去哭啼，现在看来是我错了。
到黄龙就和他们分手了。我进饭店吃饭。这时才一点过钟。饭后洗脚，上楼到客房。客房里有三间床，都有蚊帐，收拾得干干净净。然而地板是潮湿的，被褥也是潮湿的，而且两扇窗子没装玻璃，有一扇窗子的格子断了，可以爬进人来。好在客房在楼上，人不容易爬进来。服务员对我还比较客气，说：“随便你睡哪一间。冷的话，拿别床的被子加上。”
没有电灯，也没有桌子。我累了，在床上靠了一会。风从窗户吹进来，很冷，身上湿润润的，痒痒的，怪不舒服。
点了一份白菜炒肉0·70元，一份水豆花0·20元，还不错。这边的水豆花都比较老，不太好吃。

今天开全公社计划生育大会，然而街上也只稀稀拉拉坐了两三百人，还有些人走来走去，根本没有听。我只听见一只喇叭在叫，一个汉子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不断有汽车过路，汽车不管你开不开会，使劲揿喇叭，所以汉子的话语时常被打断。他先后用愤怒的腔调和欣慰的腔调念了一长串人名，最后宣布区里和公社重新调整了计划生育办公室人员，于是又用赞赏的口气念了几个人名，就散会了。
我往街上看去，始终没有看见大会 台在哪里，说话人在哪里。
一些农民（姑娘，小伙，小孩子）木然地站在饭店伙房里看别人烤火，看我吃饭。后来服务员责备他们挡路，就立即走散了，象突然醒过来似的走散了。可是过不一会，又来了一批，依然象先前那样呆呆地站着。
有两个农妇偷偷地舀饭店的窖水喝，其中一个大约30来岁，身材丰满，相貌端庄，皮肤白嫩，若不是也象其他农妇一样包一块白头帕，还以为她是城里来的一个美人。可是她也偷偷地舀窖水喝，非常不协调。
晚间，风从北边场口吹来，气温骤然下降，不烤火的话就冷得直打哆嗦。漆黑而泥泞的公路上，间或有汽车亮着大灯驶过。公社包了电影在北场口的露天坝放映，片名是《神女峰的迷雾》。尽管那么冷，还是有很多人看，连附近山里的青年男女都打着电筒来看。
我没去，在伙房烤火，跟人聊天。认识了官店区的区委书记陆久国。陆要到遵义去开劳模会。每个区要去一名干部代表和社员代表。评选社员代表的标准是劳动致富的程度。官店区的社员代表是个40岁左右的妇女，个子高挑，一张端庄的椭圆脸洗得干干净净，牙齿也白，轻盈的脚步象个姑娘。她穿了一身兰涤卡衣裤，梳两条细长的辫子，但是她把辫子盘起来包在了白头帕里。看得出，她是个手脚灵便，精明能干的人，仿佛受过两天教育，实际上没读过什么书。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出远门，又是跟书记一起，她显得有些拘谨，大多数时候都不说话。可是她却首先跟我搭话，并且凑过来盯着我看，仿佛我是她多年前的一个熟人。她问我是哪里人，来这里干什么，同时友善地笑着点头。她告诉我，她家有六口人，两个半劳力，去年人均收入400元。这400元是除开粮食肉食蔬菜之后余下的，按我的说法，是“净”的。她家除了种田，还办了个粉房，做豌豆粉，胡豆粉，红苕粉，做粉剩下的脚料就喂猪。另外还酿酒，加上一些桐籽和椦籽的收入，在区里来说算不错的了。
“你家很好啊。”我说。
“不行，山区条件差。”她说。
官店地方的特产是桐籽和椦籽，每年要产30万斤。
这些地方都开始发展鸡、兔、蚕的养殖了。
陆久国书记40来岁，长方脸，浓眉，络腮胡，年轻的时候一定很英俊，现在也不差。他穿着黑呢中山服，里面又是一件蓝涤卡中山服，灰裤子，黑皮鞋，几乎跟那个罗支书一样，只不过比罗支书随便，衣服没有罗支书的新，而且没戴帽子。看得出，他平时就是这身穿戴，并没有因为要去开会而有所改变。我想，如果那个罗支书够格上地区开会议，只怕还要更加刻意收拾一番。
陆书记和那个女劳模一人带了一个黑方包。
陆书记有4个孩子，大女儿在习水县医院，二儿子在贵阳白云区服兵役，两个小的还在官店念书。他告诉我，他已经当外公了。他没有架子，可以称得上平易近人。他散烟给在坐的人抽，而接烟的人都显出受宠若惊的唯诺相。他说话轻声，不慌不忙，有条有理。他询问我的身份、姓氏、来历等等，一点也不让我反感。我问他在什么地方工作，他说他在区里。旁边的人忙介绍：这是官店的区委书记。他告诉我，官店地方不错，有个莲花洞，很美，贵州日报的记者都来过。我跟他谈些计划生育方面的事，还有社会治安，贵阳的生活，我的工作情况，到白云区走什么路线最简便，等等。他这次要到贵阳去看望儿子。
第二天早晨，他给我联系了拉粮的车到温水，我谢绝了。虽然我想坐车，但我知道，一旦坐了，后悔莫及。我没有对他说我的步行计划，只说是下乡采访。

店里有个伙计，样子丑陋，门牙缺了三颗，个子矮小，年纪在20出头，穿得也很旧，一头乱发。但他善良，勤快，洗肉洗得认真极了。他煮饭，泡豆子，夜里还推了大半夜豆浆。他喜欢唱农村送灶神、办红白喜事时唱的一套套的山歌孝歌。他顾自唱，不管旁边有没有人。由于缺了门牙，所以歌声含混。店里的人都使唤他，他也习惯了被人使唤。他夜里三点才睡，清早又起床了。他睡在保管室对面。我一晚上都听见他在唱歌，吵得睡不好觉。但我不怨他。他不看电影，不喝酒，不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只是爱唱歌爱做事。第二天早上，他光脚站在煤坑里舂煤巴。天那么冷，亏他受得了！
店里有4个正式职工，两个临时工。4个正式工：
1，一个老头，一直没露面。
2，一个老妈，不说话，多半坐着，偶尔也炒菜蒸饭，老头老妈是两口子。
3，一个年轻女人，老两口的女儿，叫三妹，生了两个孩子，第二个姑娘被罚了700元，并且立即被弄去结扎了。
4，三妹的丈夫，温水人，个子高，相貌端正，是炒菜师傅。订些《小说选刊》、《四川文学》之类来看，早年还订过《人民文学》。他说现在的小说，题材都差不多，都是那一套，八0年写了的现在还在写，没意思。现在他喜欢看《贵阳晚报》。
两个临时工，一个就是那个缺牙巴小伙，还有一个小伙子，18岁，四川南充人，农民，是老俩口的侄孙。他穿着一件毛领短大衣，身体结实，脸蛋红胖，笑起来还有点腼腆，说话细声细气。但是他已经有对象了，而且要结婚，只是因为年龄不到结不成。（四川规定，男不满23，女不满20不准结婚）。他家6口人，父母哥嫂他，外加一个小侄儿。父亲是养蚕技术员，哥哥是赤脚医生。家里生活不错，养蚕，种油菜，黄麻等，收入可观。因为家里用不着那么多人干活，所以他出来找事做。他在这里每月收入60元（比我少两元），除了伙食开销，还可存30元（我一分钱都存不了），今后办喜事。女朋友学裁缝，也在存钱。他会养蚕，说春蚕好养，夏蚕秋蚕就难了。春蚕收入最高。他家养蚕一年收入500多元。他说他想回去学木匠，这里太冷。他主动问我：“你们那里计划生育搞得凶不凶？”他对计划生育政策极为不满，说是整到了“我们这一发人”。他希望过了年政策会变。我说这个政策恐怕不会变了。
缺牙巴伙计对计划生育政策也不满，并且大声抱怨，破口大骂。我觉得这事跟他并无紧密联系，他多半是因为看见三妹被罚了700元，而且又结扎了，为了讨好才如此义愤。他骂的时候，陆书记就在旁边，好象没听见。我婉言地纠正他。

将近九点的时候，来了一个驾驶员，50来岁，是遵义供销合作社车队的，到赤水去拉酒来。他的车胎坏了，又想连夜赶到桐梓，所以急着要找修理工。我说，我可以帮着你换胎。他以为我要钱，或是要搭车。我说我是纯帮忙。他很奇怪，又表示过意不去。其实他自己不想动手，说是搞烦了。但这里又没有修理工，他又非走不可，只好劳累自己了。说是吃了饭就去借工具。
在等着炒菜的时候，他大谈公安机关的枉道，随便捉人，关人。说现在中央搞运动，打击违反犯罪运动，要把社会秩序搞好，下面就借机乱来。我说执法过程中，难免有偏差。
他说：“偏差太多了嘛！桐梓县公安局，年前决定要在年关完成收缴一万元赌资的任务，因此乱抓。一家人在打牌玩，也把人家麻将收了，把椅子也收了。要收就收坐着打牌的椅子嘛，嫌那椅子不好，要收好的。你看嘛你看嘛。有人打架，另一个人站在旁边看，也要罚人家的款。你看嘛你看嘛……”
我问他：“是不是你家出了点事？”
“没有！你们搞采访的就应该采访点这些。”他说。
后来陆书记对我说：“大概他家侄儿子被关起来了吧。”
饭菜端上来后，驾驶员叫一个坐在火边的女人一块吃。女人不吃，木然地烤火。
这个女人早先就坐在那里，只是谁都没有注意。这时，大家才知道是驾驶员带来的。这是一个半道上搭便车的农村女人，20来岁，模样老实巴交。我立即揣测驾驶员如此急迫地赶路，大概跟这个女人有关。要么他对她不怀好意，要么他们已经达成协议。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驾驶员搞的鬼事让我恶心。我帮他修车，不是为虎作伥吗？
其他人知道他带了一个女人之后，都沉默了。那种沉默、回避，含义是极为明显的。
吃过饭，驾驶员借来了千斤顶。我本不想帮他，但话已出口，只得动手。他把千斤顶放错了地方，结果顶弯了。他又去借。这时电影散场了，10点过钟了。我劝他就在这里歇算了。他不，急着要走，又挽着几个年轻人帮忙。我见状就说：“有人了，我就去睡了，因为我明天还要赶路。”
他晚上硬是走掉了。那女人会不会出事就不知道了。也许是我多疑，把人看得太坏了吧。
店外地上胡乱丢着他从店里拿来垫千斤顶的木板和石块。他不收拾干净就跑了，其为人可想而知。

这个店子被老两口承包了，每年交1500元。生意很好，夏天，驾驶员都喜欢在这里歇，因为这里两面来风，凉快。但过去这店子是亏本的。

1983年3月17日 星期四 温水 321公里

离开桐梓，依次爬过这样一些大山：脚板山、二台子山、抽井山、箐口山、跑马岗。几座高山的路上，尽是“Z”和“！”的路标，可见道路之险恶。
二台子山最高，跑马岗次之。过二台子时，冷风细雨云雾，过跑马岗则出了点黄太阳。跑马岗上同样不见到人。我唱歌，吊嗓。今天运气不佳，走小路老是出错。上了跑马岗，才看清了一条最便捷的小路，不由得喃喃念道：“这才是小路啊，最美的一条小路！”念着念着，突然大吼一声：“小路！”喊得四面群山传来回音，把自己吓了一跳。接着又大吼着用拐杖劈打枯枝，闹了一阵，又唱歌，突然感到眉头皱得过紧，摸出小镜子来看，发现眉心处的皱纹比原来深了，连忙揉揉，尽量舒展，自己都觉得可笑。又猛然想起自己要满30了，想起过去的生活，想起在电线厂做搬运工时，跟苏正华一起上山练嗓，不觉悲伤起来，差点哭了。

我原先不理解公路为什么一定要从最高的山上爬过，现在知道了：其它的山峰虽然不高，但陡峭，沟壑也深，开路难。而这高山，跟其它山峰连在一起，便于绕过去。
站在山顶辽望，四周是一层层渐渐淡化的山峦的曲线。山沟里雾气遮盖。山上有保护得很好的小杉林。脚板山，二台子，抽井，箐口，跑马岗都有很好的杉林，与之相连的群山也是一片葱茏。但黄龙和温水附近的山上却没有树木，都被砍光了，开垦了。
一股涓涓细流从跑马岗上流下，越来越大，流向温水，出去十几里后，落进了消洞。
跑马岗山前有一道山沟，沟两旁树木茂密，汽车要从一个大岩洞穿过。
那淡雾笼罩的山乡，那昏昏的黄太阳，那淙淙的溪水，那赶季节犁土的农民，这一切多诱人啊！

一棵树上贴了张红纸，上写：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君子路过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
我念了三遍，并想：小儿不停夜哭，是不是有什么病啊？这样有用么？

有个农民背了小孩到双龙看病，和我谈到计划生育。他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他对计划生育政策是赞成的，说娃娃多了拖累大，活着的时候有些想头，死了还不是不晓得了？我说有些人主要是养儿防老。他说：儿子打老子的我都见过。
他果真这么开通吗？还是因为自己已有一儿一女，心满意足了吧。

有两个农民会炒菜，去帮人家办婚酒。主人家五六百亲友贺客，庆贺三天，办了100多桌。他俩各得十几元酬劳，今天回家。我跟他们同路，想去他们家住宿，见其不热情，算了。再说，我还想洗澡、记事，就住饭店了。结果澡堂没烧水。

有个四川永川人在旅馆住久了，就帮助服务员做点小事。永川人聪明，精干，讲实际，说话大声，健谈不遮掩，对生活充满信心。他不是农民，但他家5口人都是农民。他说四川好，计划生育搞得好。五保户有人照顾，每年有360斤口粮，每月还有三块盐巴钱，过年过节慰问也是先慰问五保户，这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是有帮助的。
去年他家人均收入300元，他希望过几年能存上几千元。他家粮多，交得起公粮，所以就用土地种经济作物，种蔬菜、油菜、果树等，还养蚕喂猪。
他带着真正幸福自豪的感情谈起自家的生活，并不使人觉得他有半点吹嘘的嫌疑。

睡觉前，房间里住进三个农村干部，他们要去开计划生育三干会。
其中两个一进来就蜷缩在靠窗那张床上叽叽咕咕。起初我没在意，后来听明白了，一个在给另一个讲，他如何搞病退让儿子顶替工作的经过。这家伙听声音就让人厌恶。他五一年参加工作，现在还是行政22级，担任某公社的管委会副主任。他退休，得到安家费150元（文件规定）。他诉说让儿子顶替时，如何把儿子的户口变成居民户口，如何给他搞个好工作。那个单位不要穿喇叭裤和留长发的，于是他又求儿子剃头换裤子，检查身体时如何蒙混过关，等等。

从九坝到温水，一处比一处开化和热闹。
九坝属于桐梓，是个公社，只有几座孤零零的房屋，小饭店也很脏，人们穿着也不讲究。
黄龙属于习水，也是个公社，但这里有粮库，旅店也干净，人们，特别是姑娘们的穿着也较为整洁，但是即便是赶场天也没多少人。
温水属于习水，是个区，有座新修的电影院，机关也齐备，饭店也大，姑娘们穿着挺洋气，还有罐头厂和美术陶瓷厂。

回想走过的道路，大自然是多么美丽啊！
在那些高峻的山峰之间，蜿蜒着铺满落叶的小路，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气息。半干的富有弹性的红泥小路上，留下了我清晰的鞋印。坐在清澈的小水井边上，看那水面上一圈圈的涟漪，永远不会雷同。山间无数的溪流，一小股一小股的汇集到沟堑里，奔流而去。它们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或者还会化作云气回来。山沟里茂密的藤萝，红艳艳的茶花，还有多少葱茏的树木，那山顶上一排排整齐的小杉树，每一次看见都让我心动，却又说不清为什么心动。嘹亮的鸟鸣，在清寂的空气里传得很远，仿佛被空气过滤得更加清晰悦耳了。而老鸦的叫声，伴着它们忽隐忽现的身影，从一座山头飘向另一个山头。斑鸠总是突然飞起，倏忽间消失在树影中。为什么那些脖子上挂着铃珰的黄牛和山羊，杉树皮盖的房屋，挖煤的农民，背背兜带着撑杖的山民，会引起我不知究里的遐想。三三两两的老农，赶着牛犁坡土、种洋芋，点包谷，他们也象我一样孤独吗？或者他们脑子里根本就没有“孤独”这个词汇吧？
山涧松涛与公路并排向前，云雾在山间疾走。那一眼望去漫长而弯曲山间公路，每一个山口和山嘴，都令人对它后面的景色生出若干猜想。然而总是想不到，突然是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突然是一棵神采丰伟的大树，突然云遮雾绕，隐藏着一道神秘的深堑……汽车隐隐的引擎声，让人辨不清车子在路的前方，还是在后面。当车子出现的时候，十有八九都猜错了。为什么每一次回首山峰，自豪和喜悦都会让我心酸，常常糊满泪花？

今天，脚痛好些了。我已经和衣睡了三个晚上了，而且手边放着刀。

现在的人已经没有耐心等你抛出一个悬念，到五万字或者十万字之后才解开包袱。人们喜欢先看谜底，有兴趣的话再看解谜的过程。
一个老汉有什么谜底呢？不外乎就是诉说自己怎么从儿童变成老头。假如这种渐变只是一个平淡的生理过程，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如果牵涉到思想的变化，似乎还有点意思。
简言之，鄙人10岁的时候虽然调皮，本质还是纯良的。13岁到北京见毛 ，17岁流落到社会上打流，18岁进工厂做工，24岁考上大学中文系，成了省市作协会员，30岁徒步7000余里，32岁下海经商，42岁购买荒山，准备隐居写作，结果失败了，到了快满50岁的时候，竟然去做了夜总会的总经理，天天跟小姐妈咪打交道，62岁终于闲居在家等死。这是怎么回事呢？粗略想想很荒诞，仔细一想，这随波逐流之中，其实也有许多主客观的道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相互激发，便在脑海刻下了一条意识变化的痕迹。鄙人曾经想把这痕迹写成一部小说，反复尝试十几年，写了几百万字都不满意，最后还是决定抱朴归真，如实平静地道来，或者比那处心积虑安排情节结构容易，而且更能真实反映人生。

1983年3月18日 星期五 寨坝 347公里

早上八点出发。国营饭店还没开门，私营饭店就开始买早点了。
吃了两支小油条，两块小小的炸糍粑，两个碗儿糕，一碗豆浆，每一种的价钱都是五分，一共3角5，舒服！
昨晚一份白菜炒肉0·65，一份豆腐汤0·30，半斤饭0·25（不收粮票），舒服！

昨晚电影院放映《模范丈夫》，六点钟开映。国营饭店开票的小姑娘急急忙忙关了门，看电影去了。
有两个四川人在街上卖“叮叮糖”，1元1斤。
十字街头，很多小摊，香烟糖果之类，糕点因为从外面运来，很贵。一路上，所见私人铺子很多。不外乎小吃店，杂货店，烟酒店，客店，等等。

早上问路，一个女店主举起左手说往右手走。
我说：“右手吗？是左手吧。”
他男人纠正道：“是左手。”
她疑惑地看看男人，又看看我，用左手指着右胳膊问：“这是右手吗？不是左手？”

寨坝饭店的接待员是个老女人。她拿着我的证明登记，在从何处来一栏写上：山花，到何处去一栏写上：采访。
饭店值班室里坐了几个人，有两个是习水县检察院的。他们问我是干啥的，我说搞采访。矮个子表示对此很在行。我摸出记者证来夹发票，他要过去看。记者证里夹着妻子的三张相片。他装得漫不经心但却很着意地看着相片。我忍不住对着接待员笑起来，搞得她莫明其妙。我本想揶揄矮子两句，一想何必呕这种气呢。他又一本正经找钢印，找不着，礼貌地把证件还给我。但他显然不知道什么是《山花》。
难得有人知道《山花》编辑部是干什么的。既不知道它在哪里，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单位，太可悲了。就连黄龙那个读《四川文学》的炒菜师傅都不知道《山花》！
可见不知道《山花》，照样吃饭睡觉，过一辈子。我们却很看重，自以为了不起。
生活在文艺圈里有一种压力：看见张三出了书，李四获了奖，大家不禁会问：“我呢？”于是功利之心油然而生。跳出来才发现，没什么了不起。老百姓忙忙碌碌过着日子，没人读你的东西，没人注重你，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象你们这样的一群人！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旅店的服务员看了我的证明后，对敦煌这地方有过什么反应。说不定连这两个字都不认识。
文化程度普遍低下！
所见农村学校的格局千篇一律：一两栋带外走廊的木楼，土操场，歪歪倒倒的篮球架，几颗树。
在三岔路口，一边往赶水，一边往江津。路边竖一块牌子，上写：车辆出境，须持跨省运输准许证。

隔河看见一户农家，三个小伙子，穿着时髦，在那里哼着港澳曲子扭“四步”。
又有一户人家，两个小孩在家门口敲着桶唱“阿弥佗佛”。
黄龙，九坝，双龙，温水，寨坝都收不到电视。

几天来，到下后都是先洗脚，睡一会再起来吃饭，太累了。
好久没洗澡了，身上这儿那儿发痒，会阴处出汗，不容易干。腹股沟时不时痒痛，象是要感染，不得不搽些“万古霉素药膏”。绒衣绒裤都汗透了，容易回潮。因此一天到晚都觉得是湿叽叽的。身上已经有股酸臭气了。到江津后必须好好修整一番，换换衣服。
有点感冒症状，急忙搽风油精，服土霉素、解热去痛片、鼻舒适药片。

到现在我已经买了5包烟了，无论如何也该停住了！我能够翻越高山，走几千里，吃若干苦，却不能克服香烟的诱惑吗？
为了表示坚决戒烟，把15支烟狠命地揉碎了。

1983年3月19日 星期六 紫云 392公里

紫云是江津县的一个公社。
八点过钟出发，慢慢地爬上了一座高高的土山，左边的山谷也渐渐地深阔起来。在爬上大山之前，公路两旁是那种树木丰茂、沟壑优美的丘陵，小河在左边向我来的方向流去。我常常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笔下那些迷人的风景陶醉，因而对俄国的山川原野产生种种美好的遐想。可是，那种流动着芬芳清凉的空气的桦树林，那种潜伏着鹧鸪和水鸭的沼地，那种让猎人着迷的针阔叶混交林，我们这里不是也有吗？

我突然想起了娄山关。那会儿，我站在它的怀抱里，我是要走的，要死的。所有被颂扬者和颂扬者都是要走的，要死的。可是那山关，却不走，也难得一死。如果被颂扬者和颂扬者都不能长存，那些颂扬有什么意义呢？难怪那些山峰会如此淡然肃穆。
那山是那么肃穆！

出寨坝13公里就是东胜。东胜是个公社，属于四川江津县。过了东胜，就开始走下坡路，开始见到了李子花和象轻云一样开放在山间的野樱桃花。
过了东胜是一个叫金银的小地方，公路骑在鱼脊似的山粱上缓缓向下，左右两边都是山谷，山谷的对面又是高山。左边的山谷深邃宽阔，坡上布满了一层层的梯田。田里的水亮光光的，十分悦目。山谷宽阔得惊人，可见一道溪流渐渐变成了一条小河，跟我朝同一个方向流去。一群白鹭在山谷里优雅地盘旋往来。右边的山谷较为狭窄，没有水田，只有坡土。山间回荡着采石工开山的铁锤声和号子声。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挺起胸膛唱起歌来，似乎脚也不太痛了。
下到谷底便跟小河一道前行。两旁是丘陵，丘陵的背后耸立着高山。树越来越少了。到了付家公社，见到了桉树，黄桷树，兰条树。
在一个叫柏林的地方吃午饭。喝了一瓶“山城啤酒”，0·71；炒了一盘肉片，0·60；一份菜汤0·10；半斤饭0·09（收粮票），然后到邮局交了信，满意地上路了。
道路依然向下。气温也在升高。难道这边竟是这么矮吗？我简直惊讶了，突然想到我这是在向长江进发呢。山谷更加宽阔，撒布着农舍，水田，麦田，菜花地，还有一树树的桃花、李花、梨花。路旁还有一溜溜的蚕豆花，豌豆花……我从高山下来，从那缺少花儿的高山上下来，找到了春天的脚步，见到了早已盼望的春光！当我第一眼见到那摇曳的豌豆花的时候，激动地想哭。又看见了满树李花，简直不敢相信！我问一个孩子：“那是李子树吗？”
孩子无所谓地点点头。
我想起了童年的春天，扫墓的情景，我们排着队，打着少先队队旗，走在黔灵山春光明媚的小路上，我们唱：山鸟啼，红花开，阳光照大地，少先队员扫墓来……
又想起了和发小在东山上的玩耍和交谈幻想的情景，再也压抑不住感伤，两眼潮湿了。
我太怕回忆童年了。童年离我越来越远，因此每一次回忆都很忧伤。

每天早晨，我都会碰见成群结队去上学的农村孩子。大大小小，有的褴褛，有的整洁……在公路上跑跳着，嬉闹着。谁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名运？我在他们心里会不会留下什么印象？虽然他们都好奇地看我。
每天下午，我又见他们放学回家，同样在公路上嬉闹跑跳着……哦，但愿他们到了我这个年纪，不要为了童年的回忆而流泪！

这里的农民已经开始打田了。土地利用率极高，普遍间作套种，连田土的边坡和田埂陡直的斜坡上都种着蚕豆。路旁，一棵杉树被盗砍了，只留下一个树桩和一些乱七八糟的木屑。树桩上的断口和刀痕纷乱参差，筋筋绊绊，完全可以想象盗伐者的慌张，粗野和愚昧。
如果我是一颗树，必得被砍掉的话，也不能容忍由这种笨拙的下贱的人来执行。

紫云饭店一分为二：楼下饭馆包给一家，每年交600元，另外每月还交8元房租。
楼上旅馆又包给另一家。楼上当中是走廊，两边是客房。有些客房的墙壁还是竹篱笆，尚未糊上泥灰。我住的这间窗子是新装的，但是没有玻璃。有一张破桌子，4张床。没有天花板，直接看见屋瓦，走廊的墙壁没封顶，可以翻进来，就跟黎安差不多。我住进来后，有一个住在对面房里的家伙闯进来抱被子，扯枕头。他矮小，相貌古怪而猥琐，戴着顶黄帽子，鬼头鬼脑，进门来如入无人之境，东张西望，念叨着说他那边被子不干净。他扯了这床扯那床，还想从我的床上抱被子，被我喊住了。这个一拳就可打翻的家伙，却做出了一副全世界老子最大的架式。
旅馆服务员是个笑起来挺温和的老妈妈，她给我把洗脸水、开水、脸盆送到了房间里。
饭馆服务员是个二十四、五的少妇，烫了一头披肩发，乱糟糟的。她老是问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坐车，并瞧着我裤子上缝的两个荷包发笑。她给我炒的菜很咸。

没人相信我是记者和编辑，总之，不相信我是搞文化工作的人，因为我穿得太一般了，甚至可以说是褴褛。这几天，人们都认为我是买药的。有时候我公开自己的身份，人们照样怀疑，上下打量着我，有的干脆不客气地说：“你穿的这样子不象！”而旁边就会有人圆场：“我见过记者的，有些也穿得很朴素。”
一般说来，四处游历，观察到的生活是肤浅的，而在一个地方长住，则可以观察得深入细致一些。游历使人广博，扎根使人精细。但是，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失去了新鲜感，头脑变得迟钝，而四处走动，如果善于综合分析的话，还是可以得到一些深层的东西。
有些文化人究竟是怎样联系生活的呢？他们多半囿于自己的生活圈子，在那里瞎编。他们知道上就不知道下，知道下就不知道上，难得站在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角度看问题。他们已经在老百姓心目中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文化人就应该穿得齐整，模样斯文，戴副眼镜，而且下来采访总有当地领导陪同，等等。其实，老百姓真是错看了他们，他们中间真不乏屠夫和刽子手呢！
我所写的东西，大多数不就是瞎编吗？但我自认为不是屠夫和刽子手。

从桐梓到九坝那天，爬过了脚板山后，我的右脚后胫骨就肿痛起来，现在已经是第五天了，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更加肿大。我对它使用了安文新药酒，麝香伤湿膏，一支蒿伤湿膏，白药，正骨水，都不解决问题。显然，它需要的不是药膏或药水，而是休息。

1983年3月20日 星期日 李市 427公里

李市是江津县的一个区。
东胜恰好在边界上，柏林才可以说是进入四川后的第一个乡镇。
省与省之间的区别竟然如此明显！
一踏入四川，川味就显出来了：饭店放川戏唱片，炒菜都放花椒。人们似乎因为自己是四川人而自豪，所以刻意放花椒，听川戏。
东胜，柏林，蔡家，龙门璋，李市，一处比一处热闹。李市真可以算得上繁华了，虽然它只是一个区乡，实在比贵州某些县城还热闹。饭店，日用杂货铺，茶馆，国营商店，钟表店，竹器社，银行，税务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国家机关，挤满了街道两旁。
这里卖饭收粮票，不随便议价。

这两天，地势逐渐地低下去。土地利用率越来越高。人们已经开始春耕。一些农民把从温室里培育出来的杂交稻苗，一根一根细心地点在秧田里。这种水稻，要先育种，再育秧，等到分蘖了，再拔起来按传统方式插秧。麻烦，但是产量高，而且节约稻种。
一块田里，几个小姑娘正在把青肥踩进田泥里去。她们挽着裤腿，小声地说话，吃力地从沾泥里拔出腿子，又摇晃着踩下去。在另一块田里，几个男人和小孩正在用竹杆把浮萍推到一处，然后把它们捞到田坎上去。在这边，没有看见用黄牛犁土的，都是用锄头挖，那锄头的锄铁和刀口都是弧形的，而且很大，一锄头挖下去，一大块土就翻了起来。光看那锄头，就可以想象那农人的勤劳和专业。
道旁出现了修剪过的桑树。桑树已经绽出了嫩芽。一户人家把盛着腌菜的簸箕架在桑树上晒着。农民们有的干农活，有的利用好天气做腌菜。他们把羊角菜切成片，晒干，码上盐，装进坛子……有的已经做好了，晒在路边，散发着香气，令人馋得吞口水。
青蛙在白天也打鸣。而我们那边，差不多要到五月，才听见蛙鸣。

从柏林过来，沿途胶泥很多，是烧砖用的好泥。把一间茅草房的墙壁去掉，让屋顶直接盖在地上，就是此地砖瓦作坊的格局。
一条汉子牵着牛在踩瓦泥，两个妇女站在旁边看。一个妇女说：“这个牛有虱子吗？”
“有。”汉子说。
女人说：“用菜油给它一阵地搽嘛。”
另一个妇女不断地赞叹：“这个牛还走的快，专门喂来踩瓦泥的嘎？”
旁边放着一个洗衣盆，里面有搓衣板，连盆带搓衣板，整个用一块石头凿成。还有一架石头风谷机，是把各个部件凿好后组装起来的。真是奇了！

一头黑母猪甩着两排乳头，好象很有主意很有目标似的在路上走，突然变了方向，很有主意很有目标地走，突然又变了方向，走得更有主意更有目标了。
这头母猪使我想起了有些见风使舵的文人。

市井的墙上都贴着各种布告：禁止砍伐树林，法院的判决，严惩拐卖妇女儿童，税务所收税规则，工商管理局通告，还有标语，宣传栏，主要宣传计划生育和强调打击流氓犯罪活动，特别反对赌博！
还有收购广告。烂红苕，0·011一斤。鸡鸭鹅蛋，每交售1斤奖售粮食1斤。
街上到处贴着“四元中奖”的广告，意思是只要买上四元的商品就可获彩券一张，到时候有可能中500元的头奖，更有可能获二奖、三奖、四奖。发出两万张彩券后开奖。得头奖的，发给400元现金，100元床上用品，余下各奖也多半是发实物。这种有奖销售可以刺激消费，也是集体商业跟个体商业竞争的一种手段，因为个体商户是没办法搞这种活动的。开展这个活动，的确也吸引了不少顾客去集体商店碰运气。

龙门璋饭店里有个红脸胖妇，已经胖的不成样子了，还扭着屁股走妖娆的小碎步，又叉腰站在门外，恨不得把行人都挡进店里来。她威风凛凛，怨恨地望着一辆没有停下来吃饭的客车扬尘而去。
饭店伙计想乘我不注意用变质鸡蛋给我做汤，被我看见了，不要。他只得磨磨唧唧，从碗橱里拿出两个新鲜鸡蛋。
几个农村干部在划拳喝酒，哄闹和高喊的过程中，也谈点彼此关心的事。说现在干部退休的很多，目的是贪图儿女顶替工作。但是户口在农村的干部就不愿退了。说某某有“子宫”病。我奇怪了，所说之人是个男人，怎么会有“子宫”病呢？听了一会才明白，说的是“子工”病，子女工作这块心病。
有点拉肚子，浑身冒虚汗，手脚瘫软，赶紧吃两粒黄连素。不敢用饭馆里的碗筷。饭后竟然两手撑着桌面睡着了。幸好东西没丢。
下午，天热起来，先后把两件毛衣都脱了，这才舒服了一点。到了李市，两个旅馆都住满了，打听到了“河街茶旅社”才住下，八角一个铺，房里有两个铺，我包了。打盆热水洗了个澡，十分舒服。喝了一瓶啤酒，炒了份菜0·85。洗完吃完，什么也不想做。脚踝酸痛难熬，吃了去痛片睡去。可是浑身又痒。昨天皮肤过敏，身上尽是大疙瘩，红肿痒痛，心烦意乱。
这个皮肤过敏，从小就折磨我，无缘无故，顷刻间浑身肿起大疙瘩。每一次都要经历一个抠破，结壳，再抠破，再结壳……的过程。恐怕一辈子都整不好了。

河街茶旅店在一条小巷里。小巷地面铺着石板，两旁是带楼廊的木屋。门口挂一灯笼，上面写着店名。店门两边的墙壁上辟出了宣传栏，有赵紫阳关于“五讲四美”的讲话，有反对赌博的宣传画，有宣传计划生育的文章，等等。
旅店的店堂还是蛮宽大的，墙壁照例是木头的，发黑了，有些地方糊着壁纸。店堂里安放着十来张桌子，靠墙立着说书人的讲台。另一边是火炉，有两口鼎锅和三把锡壶。火炉边还有水池和放杯子的木架。
客房在楼上，两间大客房，床极多；几间小客房，每间两张床。帐子干净，浆过的，被子一般，垫着席子。顶上没有天花板，直接看见瓦。我住的这间房临着巷子，从木格子窗户看出去，是长而低的瓦檐和对面的木屋，离得那么近，仿佛一伸手就进了对面人家的窗户。屋里光线很暗，白天也要开灯。所幸床铺还干燥。
店里每晚有人说书，说的是“侠骨鸳鸯”。听书名就知道内容离不了“爱恨情仇”。店堂里人头济济，喝茶的声音呼噜呼噜。说书人50来岁，是从重庆请来的，样子很精干。他站在高高的讲台上绘声绘色，比划着一把扇子，同时不断地敲惊堂木，越说鼻子越红，说到终了，鼻子和鼻子周围已是通红一片。

治安状况还好。派出所的同志经常到旅馆查号。今晚就来查过一次。
夜里，附近有鼓风机的声音，有木匠的推刨声，窗外有话语声，唱跳声，铁铲声，咳嗽声，炒菜的嗤嗤声和油香味，地板下面有象棋的啪啪声，隔壁房里，一个蠢家伙不停地陶醉在自己胡哼出来的狗屁调子中，但我还是睡着了。

决定休息一天。
停下来才知道自己真的很累了。浑身酸痛，一倒上床就想睡。
把内衣内裤都洗了，洗出来好几盆黑水。我想，这黑水一定很咸。
好象是感冒了，浑身不自在。千万别躺下！
右脚踝居然肿大起来，痛得受不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愿意步行到敦煌，就是说，这个大困苦是我自己找来的，当然乐意承受。但是在每天的行程中，我又希望快点到达目的地，道路尽量平顺一些，天气不冷也不热，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就是说，少受点苦。真是矛盾啊。

1983年3月22日 星期二 江津 456公里

早上八时出发，下午一点半到。
在李市，糍粑是5分一两粮票两块，温水是5分一块不收粮。
中午在一家合作饭店吃了份鱼香肉丝，0·75，数量还可以。下午在国营饭店吃了份炒肉片，也是0·75，但数量就差多了。煮兔子肉2·50一斤。
市面热闹繁华，就跟遵义安顺差不多，房屋街道比起来还要整洁一些。
这边住宿不怎么方便了。在李市和这里，都是问了两家，到第三家才住上。

在紫云，遇到一个小伙，在李市又遇见他。他采购了一些香烟布匹等等，等车回紫云去。他是商店的。现在，每月要完成2500元营业额才发得起工资。“退休人员多了，负担重。”他说。他们商店准备搞承包了。他希望搞承包，但又说：“就是包了也松活不到哪里去，每月要干交那么多，做得出来做不出来都要交。各样都给你卡死了，好不到哪里去。国家的粑粑没得烙糊的。”不过，说来说去，他还是愿意搞承包。他理解我的徒步采访，并且有点羡慕，说：“就是走这一趟，都可以写本书了。”
车子来了，我跟他握手道别。他的手很硬，很有力。

黄昏，我顺着码头的坡道下到了长江边。
河滩上还有不少淘沙的农民在干活。他们晚上就住河边，挖个沙坑，搭个窝棚，既透风又漏雨。
“下雨怎么办呢？”我问。
“下雨就去旅馆里耍撒。”搭话的是个小伙子，中等个，穿一件灰布衣服，阴丹布裤子。他是永川地方的农民，在家没活干，出来卖苦力。“在家耍不住，出来混伙食，只当好耍撒。”他说着，挑起箩筐向江边走去。那里有他的两个伙伴在淘沙。
风吹着江水，哗哗地冲刷着沙岸。
逝者如斯夫！这混浊的江水，我想到它们要流到大海里去，就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它们了。这水啊，急急忙忙地流着，何必这么着急地奔向归宿呢？然而地心引力太强大了，它们意图滞留，也无计可施。又则，我怎么知道它们流进大海就是死亡呢？
玄想之妙，就在于一桩事物，可以翻来翻去，生出若干议论。
天空在阴霾了一整天之后，这会儿反倒有些晴朗了，不过，这是夜的晴朗。江岸和江上的一切：房屋，船舶，货栈，铁路等等，都越来越模糊了。江对面的山麓逐渐在夜空中显出了它浑圆的轮廓。蝙蝠在昏暗的江面上飞舞，那颤抖的黑影时隐时现，或消弥无形，或乱成一团。呼的一下，有一只突然从我耳边擦过，掉头看时，它象箭一样地射进了黑暗之中。

1983年3月23日 星期三 正兴 488公里

清早出发。告别长江，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
打听到一条小路，可以斜插到大足宝顶山。
这条小路是过去的古蜀道，有的地方已经跟田坎混在一起，难以分辨了。但还是有不少地段保持了原貌。那路约有一米宽，铺着花岗石条。路中间，因为年深月久，石条已经被磨得凹下去了。翻过二月坡后，路边出现一颗巨树。道路从树下穿过，一条虬根横过路面。我顶着这树的伞盖，踏着它的巨根走过去，顿时感觉这大树的气势，老迈非凡。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曾在它巨大的冠盖下休憩。
接着来到了古大桥。那座花岗石建造的古桥架在一处河湾上，桥墩上傲然高昂着一个乌龟脑袋，曾几何时，必定是什么镇妖之物。现在，脑袋已经被敲掉了一半。谁会如此费劲去敲它呢？八成是红卫兵的杰作。桥的周围，风景极其优美，树木、竹林、麦田、菜花，间杂镶嵌，错落有致。小路在山间弯成了一个优雅的弧形，让人看着心醉。真是个拍古装戏的好外景！这山、水、桥、路、花花草草，甚至光影空气，其古朴的氛围，难以言表。身处其中，就算不知道这是一条古道，自己走着走着，也会觉得时光不知不觉倒流了几个世纪。
从头到尾不见一个人影，仿佛是老天的恩赐，便于我孕育思古之幽情！
过了古大桥后又上坡。农田渐渐稀少，乱石突兀的山岗上点缀着树丛，十足的荒郊野岭。但是，穿过一道夹巷似的山口之后，又一道美景跳入了眼帘：松杉密布，满目苍翠。小路在林间蜿蜒而下，使我想起泰山西路的那些神秘的林间小径。抬头看见山窝里孤零零一户人家：瓦顶、白墙、李花、桃花、篱笆、瓜架、竹林、院落，门前有水田和麦苗菜花，背后是松杉茂密的青山……实在就是远古隐者的居所了！

在一个叫丁家的地方遇到一个汽车司机，我向他打听从正兴是否有公路到永泰、石马。他说没有，又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记者。他不相信，上下打量，又要看证件。看过之后，他相信了。他坐在驾驶室里，我站在脚踏板上，跟他聊起来。他是三合公社的。今天是公社用车，送一帮妇女来做结扎。
他包下了公社这部解放牌，每月开支：承包费400元，养路费380元，汽油费400元，交通管理站38元，交税3％，大约几十元，还有，这车是公社贷款买的，现在13000元贷款的利息要由他付，每年又是1000多元。
“反正不松活！”他说，“讲真心话的话，我不愿包。反正公社就这部车，就我这个司机，干什么都要找我。我高兴干就干，反正一个月少不了我几十元。虽然包了以后有潜力可挖，但是压力也大。压力和潜力还不是抵消了？我反正是没有尝到甜头。上面喊包就包嘛。我不包又能怎样喽。学了这门手艺，想改行也来不及了。”
他们每月供应的汽油只有400斤，不够自己想办法。今天是公社用车，按规定给他92元。他才承包不久，春节玩了十几天，接着又修车，所以没有见到什么效益。但往后一定会好些。我不断地套他，但他就是不肯透露这几个月究竟挣了多少钱。他对文艺界的事也知道一些，订了《中篇小说选刊》、《四川文学》，知道王安忆、茹志娟，《燕儿窝之夜》，还能说出道道来。对于编辑部处理稿件的过程也知道一点，明白好作品是挡不住的。
“你这里不用，我就送到那里去。那里用了，就把你这里燎糊了。至于说那种二杆子，再打好多旋旋都是空的。”他说，似乎手里就有一个好稿子。
他30多岁，瘦削，右边额头有块疤，好象是烧伤的。因为喝了酒，脸色发青。起初想要耍弄我，说话天一句地一句，揶揄我说：“年轻人，太牯了不好。”但我不计教，最后他从车上下来跟我聊天，神情严肃地跟我告别了。
我总有办法让那些企图耍弄我的人清醒过来。随便他怎么胡扯，我不生气，不卑不亢，谈吐如常，徐徐用委婉的言语和微笑去征服他。

到了正兴，在场口碰上一个挑着空桶的老汉，姓龙，六十余岁，瘦削，精干，穿着旧兰布衣服罩棉袄，带顶棉帽。我向他打听从正兴到永泰的小路。他听说我是贵州人，马上就说他在贵州住过，儿子现在贵州工作。
他要上街，我也要去住店，就同路。几句话我们就谈得很熟了。于是我请他喝酒，炒了两个菜，肉片，猪肝，每份0·60，数量不错，在贵阳起码买到1·10。我要了一瓶山城啤酒，他去打了二两白酒，想自己开钱，被我挡下了。喝酒的时候，我道明了我的身份，但不涉及步行计划。他说他解放前在重庆新华日报印刷厂干过，后来回家，被国民党抓壮丁，开小差不敢回家，就到贵州毕节的布庄里去做事。娶了毕节“有名的刘家姑娘”做老婆。解放后，布庄倒了号，他便带着老婆回家来了。
他身体还可以，下地干活，种自己的承包地。不过，天气冷的时候，不敢下田，要请人。他大女儿在街上开照相馆（女婿会照相），二女儿嫁在农村，小儿子27岁，在贵州水城二中工作。我问他：“你儿子怎么会去水城工作呢？”
“我姨妹在水城交通局当局长，姨妹夫在水城医院当院长，把儿子送过去，好找工作嘛。儿子现在想学开车，我的观点是，能开就开，不能开就好好在学校干工作。反正我姨妹是交通局当局长，这点把小事还是有办法的。现目前主要是须征求儿子的意见。现目前水城改成六盘水市了。”他把“观点”二字说得很重，表明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他说：“现在的政策，比之前好百倍。粮食是过了关的，就是经济过不了关。”意思是没有钱用。他们这里田土不多，没有发展余地。我问他怎么不搞点养殖业，他说：“我们两老在家，做来够吃就行了。一年喂一口猪来杀吃，搞多了也做不动。”
他抽的是一角多钱一包的兰鹰牌香烟。在和我的谈话中，他多次说：“我家粮食是过了关的，就是经济过不了关。我从前也是在门前跑的人，喜欢说老实话，不整人。”还请我有机会多关心一下他儿子。
他喜欢喝酒，但酒量不大。
喝了酒，他不吃饭。出了门，又去喝茶（0·07的盖碗茶），也是我开钱。喝茶时，他的一个侄儿子来了，我们一起聊了些农事。侄儿子劝他种杂交水稻。他不种，说：“杂交谷子种子要十斤谷子才换一斤，还要补八角钱，划不来。先出芽，再点秧田，还要拔出来栽，费工。我种我的红籼，种子一斤换一斤，产量也不见得少好多，省事嘛。”
他邀请我去他家住，口气有点犹豫。但我还是去了。
他有点醉了，走路有点偏。我真怕他摔倒，那就麻烦了。
他家住的是以前地主家的水砖房屋，很高敞。堂屋里堆着农具、磨子、石桌、石盆、石头搓衣板和猪草，还有一张桌子，几张凳子。堂屋前面一个小天井，天井里有一个小花坛，种着四株芭蕉和一株栀子花。
才做过六十大寿，堂屋墙上挂着好几幅红对联，其中一幅写道：
龙府友财叔岳大人七旬晋一 喜庆
方甲轮周力尤壮能追赤兔
苍臾虽耆心不颓敢登泰山
愚侄婿 凌江泽 敬贺
两件厢房，外间有一张大床，铺着红色的线毯，挂着帐子，有一床被子。床前有踏凳，床边有一张三抽桌，桌上有收音机和一些小摆设。收音机是才买的，原价是110元，减价是55元，交流声较大。
到家后，又喝了一会儿酒。然后，他和老伴吃饭，我也吃了一小碗。饭后洗脸洗脚，老太婆给我打洗脸水，洗脚水，递脸帕、脚帕、拖鞋，我根本就插不上手，只能从命。
老太婆从前是贵州毕节刘家的姑娘，到四川32年了。她圆脸，低鼻梁，说话声音有点嗡，耳朵也背。听清楚了我是贵州来的，立即分外热情，一边努力听，一边笑，手忙脚乱地做事，还喝了一点酒。她是那种头脑简单，加之上了年纪有点“颠冬”的老太婆，但是很善良。起先她以为我是他儿子的同事。
龙老汉说：“哎呀，人家是记者，记者，唉呀，你不懂。”
“哦哦，”她点头笑道，“记得，记得哦。”
她虽然老了，但可以见出，她年轻时十分端庄。龙老汉年轻时也是标致小伙，而且手明眼快，能说会道。
龙老头不停地懊悔，没有在新华日报印刷厂跟共产党干下去。显然，他以为一直干下去，自己就当官了。
夜里，我和龙老汉睡在外间，两人合盖一床被子，一人睡一头。
我觉得床有点窄，就不敢随意翻身。但我腿痛，浑身酸痛，不翻又难熬，所以一夜都在折腾，没有睡好，后悔来打扰人家，自己也受罪。我只要一动，老头就咳一声，或者叹口气。我体会那意思不是反对我动弹，而是告诉我：他醒着。
他感觉对我一直有戒心。快天亮时，他突然爬起来出去，我以为他去如厕，叫他披衣服。他不回答，径直走了，过了一会回来，说是他把犁铧忘在家门口了，幸好没被人扛去。念叨着又睡下。之后我迷迷糊糊地觉得被子宽绰了，突然发现他两腿露在外面。而他并未睡着，我连忙把他的脚抱进来搂住，说：“你的脚都在外面。”
“没得关系。”他说。
早上起来，跟两老合影之后就告别了。我多半是不会再见到他们了。但是又有关系什么呢？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善良的两位老人就行了。

昨晚，不知老头给谁说，他家来了记者，于是隔壁的几个姑娘（从12岁到16岁不等），和一个奶着婴儿的妇女过来看稀奇。小姑娘们问这问那，非要看我的笔记本。
一个初三的姑娘，皮肤出奇的白细，滴溜溜地转着眼睛，慢声慢气带点咬文嚼字地说话，象搞审讯似的，突然问一个问题。叫她坐，她拘谨地就是不肯坐，可是又十分大胆甚至是脸厚地要看笔记本。她说他们有些同学的文章写得很好，比方说，把养蚕的过程写得很细，问我为什么不去采访。她知道冰心，丁玲，杨沫，但不知谌蓉，张洁。她父亲是教师，本人想考大学。
清晨，她在菜花地里念语文书。我告辞两老后，就跟她同路走到街上。她带着我在田间小路上穿行，说些考大学和毕业分配的事，询问这样，打听那样。我觉得她有点怪异。我要是看她，她便把头埋下或偏开。我不看她，她又瞅着我。到了他们学校门口，她态度突然一变，眼睛直直地望着前面，好象从来就不认识我，随便丢了一句：“走过去就是街。”然后就象获得解放似的跑了。

1983年3月24日 星期四 共和 525公里

早上从正兴到永加，走了近60里小路，经过磨滩，石龙坎，九龙等地，也是那种古时候的大道。沿途随处可见溪流和小桥。一片片的日本油菜，长了一人多高，菜花开得金黄灿烂。旁边多有蜂农，成群的蜜蜂从蜂箱飞进飞出，嗡嗡作响。常常有蛙鸣不经意地从池塘河沟里泛滥开来。经过一片类似于景阳冈那样的寂静的松林，林间乱石凸立，令人胆寒。可是不一会，一片春意盎然的竹林又令人心旷神怡。
农民包产到户，竖起了很多白石头的地界碑，上书一个“介”字。到处都是，胀眼睛。难道必须竖界碑才能放心吗？

有时候问路，对方先不回答你，反问你是谁，从哪里来，去哪里，干什么。你一一回答完毕，他挠着头给你来一句：“你问的路，我不晓得。”我只有苦笑了。
共和的客房，玻璃是破的，门下面很大的缝，可以爬进小孩。天花上一个大洞，三个人一起坠下来都没问题。门锁只能锁住顾客自己。我只好把相机带在身上，用盆挡住窗子。
一般说来，四川人不太可亲，狡猾，阴阳怪气。反正到目前为止，我遇到的四川人待人都不热情，即便是那个龙老汉，也太多疑了。不象核桃湾夏家人那么憨厚。

早上在正兴吃早点，小吃店伙计让人一见就不舒服，狗东西不仅吝啬，屁话又多。鸡蛋要两角钱一个，甜酒水五分钱一碗。一汤勺甜酒，一勺糖精水，半汤勺红糖染个颜色，再孱一大瓢水，舀成了六碗。我嫌他碗脏，要他舀在缸子里，他不干，要用碗来匀。
“要用碗匀吗？”我说。
“不匀，尽缸缸装满吗？莫非。”他反问。
“你看，三瓢一碗，我只要两瓢。鸡蛋太贵我不要。”
“不吃就算，我还怕卖不脱。”
“你们这里的鸡蛋贵。”
“不便宜就是咯。”他阴阳怪气地说。
5分1个的麻元只有鸡蛋大，而江津是5分1两粮两个。

1983年3月25日 星期五 宝顶山 567公里

动植物并不会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不会理睬永恒与无限这一类的抽象问题。而人却爱自寻烦恼。明知如此依然不能自拔。从我上大学那一天起，我就离开了经济基础，进入了上层建筑。可是我所从事的一切精神活动有什么意义呢？在这个领域中，我在自己身上，在周围的人那里，每每看见丑恶、荒谬和难堪，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可是，死是需要勇气的，我的心还没有彻底冰冷，还隐约有一点人们称之为希望的那种东西，于是我便远离尘世，到大自然中去寻求解脱。

共和旅社白天是不供电的，尽管它的客房的采光特别差。晚上七点中，天快黑尽了，灯亮了。早上开一会，东西还没收拾好，灯又熄了。
问男店员要点开水喝，他把脸垮着：“没得，还没烧。”
问女店员要点水洗脚，也把脸垮着：“等一哈嘛，我现在有事。”
总而言之，店员都是一副心烦的样子，大概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吧。
清早出发前，女店员用一种生气的眼光看着我：“你采访到我们这里的新闻了啊？”
“你们这里有些什么新闻啊？”我反问。
“我就是问你发现新闻没有啊？你要采访哪方面的嘛？”
“各方面。”
“各方面……那么宽，你需要哪方面的，我们好给你讲啊，你又不问。”
“我们并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东问问，西问问的，有时候随便看看就行了。”
“随便看点，写出来有什么意思？”
旁边一个抱小孩的少妇替我答道：“咦，他一个地方看点，凑起来嘛。他还要加工啊，笔下生花啊。就象那个电影，就是东凑一段，西凑一段的。”
我忙说：“对对对，差不多是你说的这么回事。”
“你刚才在写什么？”那个女的又问。
“没写什么，随便写几句。”
“写个小幽默，发表在报纸上，把别个讽刺一下就舒服了。”她斜睨着我，更加生气了，“你就要走了？”
“是的。”
“你是不是在写个小幽默？”
“我就写你。”
“写我，哼，”她把脸掉开，仿佛怕我写似的，“你不晓得我的名字，那个晓得是我？”
“多谢多谢，再见了。”
“象你这样到处走到处看，这种新闻记者我都可以当。我们只不过笔杆子不行。你这种记者，我都可以当。”
“是的，”我笑起来，“你可以的，我看你是可以的。”

越接近宝顶山（当地又叫香山），我去上庙的说法就越让人相信。我一说去宝顶，他们都理解地点点头，又听说我来自贵州，甚至都用佩服的眼光看我。
在从灯银到宝顶的路上，经过弥陀场。这里原来有个弥陀寺，寺庙大殿的屋顶上有个宝瓶尖顶，文革时被敲掉了。现在公社在殿里养鸡，寺院用来演戏。我路过时，正好在演川戏，锣鼓打得好热闹。人们挤在院子翘首观看，还有一个小伙子在木栅栏边守门。
弥陀文革时改名“八一公社”，现在恢复了原名。
我在茶馆里喝了杯茶，到了弥陀又喝了一大缸茶，现在肚子有些不舒服了。喝茶时，听见邻座几个农民在吹牛，说某某公社书记说：“老子请都要请人来做个儿！”又说某某的儿子十八岁就打了结婚证，又领了准生证，要是告到计划生育办去，他要挨整。

在路边黄土坡下，一株孤零零的大树下，有人用石块垒了个土地庙。高不过1米5，里面供着土地公婆。庙虽寒碜，照样有人烧香供烛。
临近坡顶有一块小平地，长着一株粗壮的黄桷树，树下有一观音庙。庙很简陋，依傍着山岩搭建。一个男人在香案前念念有词，敲一两下磬。人们跪在香案前的蒲包上磕头作揖，有的人也送几个“功德钱”在小箱子里。小庙里烟雾腾腾，香灰飞舞，昏暗不堪。门口还有个女人坐着给人算命，拿着一些符纸昏念着祝福和预言。
往前走，见一农家，近旁有一块大石，石下有几个不成形的石像。几个女孩子在那里拦着路人卖草绳。有的人买了草绳之后，又买一叠纸钱，用草绳拴住，虔诚地提着。
“买根索索套猪儿嘛，叔叔。”一个女孩拦着我说。
“套什么猪儿啊？”
她并不回答我的问题，一个劲地念叨：“买根索索套猪儿嘛。”
两个前来烧“平安香”的青年农民告诉我，当地有个传说，买根草绳把宝顶山的猪儿牵回去，自家的猪儿又肯吃又肯长。
在小宝顶那儿，一些孩子拦着路人要钱。他们用一只破脸盆，放些稻草，草上覆盖柏树枝。见人来了，他们就把脸盆端到路中间挡着，点燃稻草，就冒起了烟子。他们就拦着路人，口里急念“祝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平安”等等，伸手要钱。他们基本上都穿得肮脏破烂。贪婪的眼神，猴急巴巴，手忙脚乱的样子，令人厌恶。你刚伸手去摸钱，他便赶紧把盆里的火踩熄了，生怕多燃一会。他们互相用背脊抵住同伙的身体，恨不得把你垄断。
起先小孩围着我点稻草要钱，我心烦。后来，小孩见了我，都从路上退开，惊疑地望着我。我心里又打鼓了：莫非我脸上有晦气？凶多吉少？越想越心虚，竟默默地希望有小孩来拦我。走了一程，一个小女孩不那么有信心地对我念叨，我赶紧给了她一分钱。可后来又想，主要是我穿着奇怪，胸前还挂着相机望远镜，不象个香客，所以小孩不敢上前。
信这些干吗？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啊。

在那个残破的，颓败的小宝顶寺院里，几个小流氓似的农家孩子窜来窜去。睁着两只机警贪婪的眼睛，横冲直撞，找机会要钱，他们抢人家的供品，借故帮人换零钱讨钱，口吐白沫，胡诌着恭维话、祝福语，只要你一摸荷包，一大堆就冲了上来，把你拦住，扯住，并且互相推拱。有的要了一遍又来要二遍。其中甚至有小女孩、小姑娘，几乎都是少女了！还有几个老头老太也混在其中，鬼鬼祟祟的，或细声哼唱，或跪在你面前磕头，或冷不丁凑上来对着你的耳朵说祝福语，然后说：“你给几个佛钱嘛。”
有个老太冒充出家人，正儿八经站在一个油灯菩萨跟前，见人就问：“请不请一个嘛？”你要是应了她，她马上把嘴贴着你的耳朵嘀咕一串恭维，然后说：“你给几个佛钱嘛。”
有的香客不理她，说：“我自家请过了！”
那些香客，抠一分钱，抠得之慢，能让人急死。
要钱的太贪婪，施舍的太吝啬，这一切都使我反感！只觉得这些人把欺诈、贪婪、吝啬等等人类的坏品质带到这里来，简直是集中到这里来，还谈得上什么虔诚呢？一点令人肃然起敬的宗教气氛都没有了。利用宗教骗钱是最可鄙的，是最虚伪的。
我带着嘲讽的微笑看着这一切。

买了数珠观音（所谓媚态观音）和宝顶山纪念章。有很多人买了就别在胸前。我为了携带方便，就把它别在衣襟里面。
圣寿寺前殿正面写着“灵霄阁”，下面一块横匾，写着：“神明主宰”。许多人都在菩萨面前烧香，用手去摸菩萨。这是禁止的。但有人偏要悄悄摸，或者爬进栅栏，给菩萨挂红。
有三十几个乐山来的老太，带来了一口三十几斤重的铜磬捐给圣寿寺。
圣寿寺的中殿和后殿都有出家人敲磬，都有红色的“功德箱”。进圣寿寺收两分，小宝顶寺也是两分，大佛湾收一角。
大佛湾，可能在没人的时候，独自在这山湾里走走，或许能感受到一些神秘的意味。但是人太多了，姑娘们窜来窜去，弄姿作态地拍照，解说员讲得那么轻松谐谑，还有什么宗教意味呢？只能算个普通景区。大家都来看稀奇，凑热闹而已。
连环画似的造像，许多都是关于地狱的想象，把人夹在板子里锯成两半之类。没有庄严感，肃穆感，不能把人慑服，所以人们敢于在此嬉闹。
主持石刻造像的僧人赵凤智，把自己的造像、本派教主柳本尊的造像，混在菩萨们之间，赵氏又在岩上刻下自己的誓言，什么“假使热铁轮于我头上旋……终不失我菩提心。”这些，都使人感到赵氏的浮夸自大。很反感！

燕子在田野上翻飞。
屋瓦上有三只燕子在搞三角恋。两只雄燕，一只雌燕（或相反），一只雄燕频频向雌燕求爱，雌燕不理，而向另一只雄燕求爱，而那只雄燕却不感兴趣。
那雌燕求爱时，咽喉频频鼓动，发出一连串温柔的啼啭，就象轻而快地敲一只小木鱼。

值此旅游季节，宝顶山的饮食旅馆生意很好。路两旁满是米粉摊摊，炒货摊，烟酒摊，卖纪念章的，卖导游书的，照相的，等等，非常热闹。有个老头摆着放幻灯片的摊摊，敲着一组锣鼓组合，不停地干唱，吸引顾客。
下午来了100多重庆米粉厂的。小青年们喝酒划拳，在馆子里叫了菜之后又走了，气得服务员全体冲到街面上指手划脚，破口大骂。

天黑了，下弦月明亮起来，蓝色的夜空中，隐隐传来喷气式飞机的引擎声。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了。我在大佛湾旁边的空地流连。一个矮小的农民神情跟我相仿，似乎也在思考什么。
“我在找神仙。”他说，“这两年，只要农闲，我就出来找。峨眉山、青城山、乐山，我都去过。只要心诚，神仙就会来见我。”
“见到又怎样呢？”
“拜求神仙度我。”
他说着，似乎看见了什么，迅速消失在树影中。

昨晚做了个梦，梦见外公病故在医院里了。已故的王师母来通知我，叫我去，我抱了一张烂藤椅，说是到别处去一下，却到了外公家，母亲在里面烧灶火，说道：“烧火请他回来。”（指请外公的魂回来）我问父亲：“你去看外公了吗？”他说：“去了，你还没去？”
这是什么预兆吗？记得六七年元月31日，婆婆去世那天，我串联在湖北金井，也曾有过预兆。然而那次不是梦，是实实在在的悲伤哭泣。梦是反的。


宝顶山摩岩造像简介：
宝顶山摩岩造像，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的珍品。在石窟造像群中，风格独具。在文化、艺术和宗教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宝顶山摩岩造像为宋代名僧赵凤智所建。他奉持佛教密宗，称为第六代祖师。在南宋年间，营建了我国唯一一处大型密宗道场。摩岩造像一万多躯，以大佛湾为中心，分布于四周五里界内，共十三处。
大佛湾摩岩造像规模宏大，“凡释典所著无不备列，几乎将一代大教收罗毕尽”。雕刻技法纯熟多变，艺术风格优美健康，人物形象真实动人，喜怒哀乐情趣万千。它异于其它石窟群的主要特点是：有计划地，连续70年一气呵成；造像图文并茂，以连环画的表现形式刻造，十分符合人们的欣赏习惯；反映社会生活内容广阔，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在前代各期石窟群中为少见；根据岩形、水源等自然条件，运用力学，采光，透视学等科学原理，同造像巧妙结合。这些都充分显示了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
宝顶山摩岩造像是在我国北方石窟造像走向衰落之际而崛起的摩岩造像群。它把我国石刻艺术和佛教史往后延续了近400年。解放以来，逐年加以维修保护，古老的石刻艺术焕发了美妙的青春。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古代史，宗教史，艺术史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为借鉴和参考的艺术宝库。
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一九八三年元月

维摩殿两廊陈列石像说明：
宝顶山在南宋是一处“声势之盛，倾动朝野”的大丛林，相传在四周五里之内有48座寺庙。据明碑记载，元季兵燹宝顶遭受摧残，庙宇荡然无存。今维摩殿四面土内残存的雕像，即元季兵燹留下的遗迹，距今700多年。这些雕像虽残损，却有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我所于去冬初步清理了近百躯雕像，现将部分雕像陈列于维摩殿内外两廊，供观众研究欣赏。
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一九八三年元月
抄于26日早上8点1刻。此时维摩殿内空无一人。殿内香坛上燃着五盏油灯。一无头金身佛像高坐供台之上，身上披挂着四块红布。殿内外两廊之石像皆无头颅。大殿左右及后墙上靠着的那些石像，也是一些残破的躯体。活脱脱显出了一派备受蹂躏的景象。
殿外传来鸟鸣，殿后传来凿石之声。
殿前有古柏12株，都用砖石围护，其中三株已经枯死。在寺庙、桥头、岔路口、村寨旁，常有高大的树木。它们粗大弯曲的虬根，扶疏的枝叶，造就了仪态的威严，能让一切握着利斧的手颤抖。在寺庙里，那些苍松古柏往往比殿内的菩萨更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