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写一战历史，一边逐渐发现了这个问题。

原以为一战是离中国人非常遥远的事情，直接参战的，据说只有很多劳工苦力，直接的影响，则是引发了“现代史的起点”----五四学生运动。

然而凡事就怕认真。当我一步步走入那个仿佛神秘，又仿佛很亲近的历史漩涡时，真相，历史的真相，让我大吃一惊。

在那段充满了杀戮与阴谋，又饱含着真情与信仰的年代，中国人，黄皮肤的中国人，竟是无处不在！

他们深藏不露；他们若隐若显。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人类的第一次捉对撕杀，真的只是产生于那个不起眼的萨拉热窝吗？

是我们不了解真相，还是我们害怕真相？

我以下的探索，将要面对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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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斐迪南是谁？

我没有去查百度，也不相信国内任何一本历史书籍，我知道从那里什么也得不到。斐迪南的身份其实并不复杂，他是哈布斯堡-洛林家族的传人。这个哈布斯堡-洛林家族，究竟是什么身份？以下三件事，帮助我获得了认知。

一，这个家族现在的掌门人名叫卡尔，今年50岁，公开身份是奥地利大公和匈牙利皇太子，是欧盟的一个高级官员。他还是以下文明古国的名义上的统治者：匈牙利、克罗利亚、波希米亚、加利西亚、洛多梅里亚和伊利里亚，甚至还有耶路撒冷。从《达芬奇密码》获得的知识还使我注意到一点，就是卡尔也是历史悠久的 “金羊毛骑士同盟（The Order of the Golden Fleece）”奥地利分部的继承人。

二，该家族的历史公开追溯到779年的一个叫做杰拉德的巴黎伯爵。其后的血统传承，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法国，直至1708年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皇家血统合一。

三，一战的主角之一弗郎茨·斐迪南26岁的时候，他的身为太子的堂兄（鲁道夫，约瑟夫一世与伊利莎白之子），却在一个放满了打猎工具的林间小屋，轻率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同死去的还有他的情妇（这件事以后再作探究）。最初大位是要传给弗郎茨的父亲，但是后者考虑了几天之后，决定放弃，于是年青的弗朗茨的悲剧命运，从那一天就仿佛注定了。

但是，不能忘记，那毕竟已经是19世纪的最后几年，家族和民族的辉煌正在消退，新兴的力量和知识已经崛起。无论弗朗茨还是他的家人，似乎都没有把这个皇位看成很大一回事（当然，也有可能是正好相反），因为，当弗朗茨30岁的时候，他居然可以一边当着皇储，一边跑到澳大利亚去捕捉袋鼠和驼鸟。然后，他北上日本，在横滨登上一艘“中国女皇邮轮”，横渡太平洋，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最后绕了地球整整一圈，才回到祖国奥地利。

说到这里，有个重要问题需要了解。据史料记载，弗朗茨早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全奥地利最富有的人，因为那一年，他的另一个地位显赫的堂兄（摩德纳公爵）去世，同样把继承权留给了他。不过，这次继承权不是白给的，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就是弗朗茨得在自己的称号上边加上一个特殊的名字----埃斯特（Este）。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埃斯特家族是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Lombardy）贵族的后人。在这个曾经有神秘的塞尔特人生活的地方，在漫长的历史中，伦巴第家族一直挣扎在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各大强权之间，依赖他们在技术、金融和艺术方面的天份聚集财富，直到今天，他们依然拥有着不少著名产业（如阿尔法汽车）。实际上，当这个家族的传人摩德纳公爵去世的时候，原本还有好几个合法的继承人，但是摩德纳公爵作了一个重要决定：他要维持住与北方哈布斯堡家族的关联。这个决定的意义，对于他是显而易见的，对于近代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意义都是不难察觉的，不过，当12岁的弗朗茨被卷入这个巨大漩涡的时候，他能够意识到的东西，却非常有限。

当我们的弗朗茨来到30岁左右的时候，他（至少在名义上）所占有的财富和地位，都达到令人仰视的高度。或许，更为影响一个人个性的发展的，是一种传承。早在1453年，他的哈布斯堡家族就已经是古罗马统治者神圣血统的代表，这种神奇的力量，使得他的堂兄能够在告别人间的时候，满意地看到家族在南北两种信仰之间左右逢源。

这一年，弗朗茨远渡重洋归来，在布拉格的舞会上“偶遇”比他小五岁的苏菲。苏菲也有很高的爵位，但是，如果弗朗茨期待和她共渡一生，则面临一个难题：按照传统，他只能迎娶欧洲顶级家族和血统的女士为妻。而苏菲虽然也有显赫的家史，但她的祖先中地位最高贵的，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其中一个正是德国国王鲁道夫一世的姐妹。碰巧，弗朗茨也是这位鲁道夫一世的后代，说起来，也就是苏菲的远至某一房的表哥。他们不管不顾地开始了秘密交往，弗朗茨监冒失地来到布拉迪斯拉伐，拜访苏菲的父母，而苏菲（养病的时候）则在风光如画的卢西诺小岛上给弗朗茨写信。两人的关系对外保密了整整两年。

当然，事情最终暴露了，此时唯一的问题是：皇帝约瑟夫一世会是什么态度？太子惨死的家族悲剧刚刚过去，相似的命运，难道又会降临到另一个太子的头上吗？在这个关键时刻，三个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逐一登场了。

他们是罗马天主教教皇利奥十三世、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以及沙皇尼古拉二世。

威廉二世是一战的中心人物，或者就是男一号，这个人物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对我的考察至关重要。威廉比弗朗茨大四岁，基本是同龄人，两人已经很熟悉了，至少，当弗朗茨坐着轮船，从美洲回到汉堡港时，他的头顶一直飘扬着一面由威廉亲自创作的旗帜。旗帜上的图画非常古怪，是一群人在大天使迦百利（Michael）的率领下，准备向一尊金色的大佛发起冲锋。我们不难猜到，这是一幅有种族和宗教意味的图画。但是，要想知道它的具体涵义和背景，我只好稍等片刻，先去探究一下教皇和沙皇当时的状态。因为无论对于弗朗茨还是威廉，这两个人的意义都是非同寻常的。

与威廉和弗朗茨正值盛年不同，教皇利奥当时已接近90岁了，大限将至。借着上帝赐予的最后几年光阴，他做了三件事：

1. 巩固圣母玛利亚信仰
2. 打击各种“分裂思想”
3. 继续收拾上一任教皇给他留下的人际关系烂摊子

1898年，就在弗朗茨和苏菲的“不合法”交往让维也纳头痛的时候，利奥教皇在罗马写下了给各地教会的最后一封关于采用“玫瑰经”的信件。“玫瑰经”是一种特有的祈祷和念诵方法，在今天的天主教堂可以看到。利奥在信中解释了玫瑰经和圣母玛丽亚的关系：

“……我们首先要指出，这种祈祷形式是源于神的，而非源于人的，它是天使赐予的奖品，和主祷文一起进入冥思之中，这是最为有力的祈祷，尤其有助于达到永生。因为，除了这种祈祷的独特品质之外，它还在沉思及其隐秘中，给予信仰和突出的道德楷模以一种有力的保护。我们还要表明这种祈祷有多么容易，多么适合于人民，它提供了冥想拿撒勒家族的内心生活的完美样板。我们由此证明，基督世界从来都能够体验到实际的益处。”

老利奥毕竟是信仰世界的管理者，和上面这些“脱离现实”的文字相比，他发出的另一些信息要实际得多。在一封写给秘鲁教会的书信里边，他谈到一个让他本人和前任教皇都非常焦头烂额的问题：婚礼该怎么举行才合法？当然，利奥是“传统派”：

“耶稣基督，新约的创造者，将人性的责任体现在圣礼之中，这一责任不能与宗教相分离，而融入世俗事务。神圣礼仪的举行，可以给配偶双方带来更加平静和快乐的生活，增强家庭的和谐，正确地养育子女，恰当地为社区提供福祉。”

老利奥在信中警告那些“世俗政权”，他们无权插手真正的天主教婚礼。这些政权当中，既有遥远的智利，也有近在咫尺的欧洲各国，尤其是那个现在由年轻的威廉掌管的德国。27年前，“铁血宰相”俾斯麦推行了一种《公民婚姻法》，从那以后，只有民事婚礼才能够得到官方的承认，而神圣的天主教结婚仪式，不但不再是合法的，而且变成了“可选择的”。如今俾斯麦已经下台了，几个月后，他就要走向生命的终点，他执拗的“文化斗争”议案也被废除了一多半。可是，无论利奥怎么做工作，《公民婚姻法》硬是给保留了下来。这在利奥的眼中是一个巨大的挫败，因为他觉得婚礼是整个天主教体系的基石，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他说：

“天主教的教导是：圣礼的庄严性是基督徒婚姻的重要部分，人们一旦与之分离，信仰必定会丧失。”

历史或许已证明，老利奥的固执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今天的欧洲，已经有超过十个国家的法律允许同性婚姻了，老利奥很“幸运”，没有看到这一幕。至于以后，谁知道摆脱了宗教婚礼“枷锁”的两性关系会往何处发展呢？

新兴的信仰和力量所具有的“分散”倾向，让老利奥很着急，但是，另一种倾向可能带来更为直接的堕落和危机。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资本和劳工》当中，利奥用自己长达一个世纪的观察作为基础，向社会发出了警告：

“古老的工业行会已在上个世纪被废除，而没有其他的保护性组织来填补它们的空缺。公共制度和法律把古老的宗教撇在一边。于是，不同程度地，工人被放弃、孤立无援地面对着雇主的硬心肠和不择手段的贪婪竞争。”

这位多年的慈善工作者，还发现了比企业危机更为可怕的家庭危机，他争辩说：

“孩子在市民社会所拥有的位置，其实不是来自他自身的权利，而是在出生时作为家庭成员而具有的。正因为如此，就像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说，‘孩子在获得自由意愿和受到父母管辖之前，就已经是属于父亲的’。因此，那些社会主义者想要把父母撇到一边，建立一种政权的监管，是违反天然之正义的，破坏了家庭的结构。”

恰好，在缺少家庭温暖的地方，“圣母信仰”发挥了作用：

“富人和穷人的共同的‘母亲’在每一处唤醒了慈善之英雄主义，建立起宗教团体的和许多其他有益的机构，以提供帮助和仁慈，几乎没有哪种苦难不会得到救助。”

当然，在老利奥或真或幻的“战斗舞台”上，除了社会的分裂，还有知识的分裂和政治的分裂。一个叫做洛伊齐的法国牧师，公开主张用批判的眼光重解《圣经》，在那些人看来，进化论和对地球寿命的化学测算，都已经和《创世纪》发生了冲突。英国国教信仰者倡导的所谓“新秩序”，也遭到利奥的激烈抗议。而那次令教廷丢尽颜面的“教皇圣体险被抛入台伯河事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当时我们的老利奥，甚至考虑过离开罗马，搬家到奥地利管辖的地方，却遭到了约瑟夫的“婉拒”。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弗朗茨可能举行的皇家婚礼（没错，又是婚礼！）和梦想中的“传统力量大团结”，更能唤回老利奥即将丧失的人生信心呢？

对于弗朗茨和苏菲的结合，尼古拉二世是另一个表示支持的人。那一年，这位末代沙皇（的确，就是那个死在“布尔什维克”手里的沙皇）一边向约瑟夫皇帝递出这个信息，一边给他的外交大臣下达了同样饱含着“和平”精神的指令：呼吁裁军。

巧合的是，这次裁军动议的起因，正好和弗朗茨的奥地利有关。当时，俄罗斯新任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报告了所谓奥地利军队的最新“动向”，又分析了一番本国军力的现状。这次分析在维特伯爵的回忆录中保留下来，至今栩栩如生：

“他获悉，奥地利正在着手迅速重新装备和加强炮兵。（他认为）我们炮兵的现状是可以放心的，不会比德国的弱；但是，既然奥地利作出了这个决定，我们也得大大加强炮兵，而我们现在正在重新装备整个步兵，需要花费巨款，这笔款子不久前就决定拨出了。”

不管怎么说，钱是不够用的。于是这位陆军大臣提议，不如跟奥地利私下协商，希望对方不要重新装备炮兵。可是维特伯爵对这个建议反感之极，认为“十分幼稚”。伯爵在回忆录中承认，其实他担心那样会暴露本国的财政状况和财政大臣（也就是他自己）的无能。他接下来还有一段分析，同样精彩：

“接着我……进一步阐释了我的意见：不停地大肆重新装备会给全世界，特别是给欧洲带来什么样的害处----使居民日益贫困，使他们无法安居乐业。正是由于局面弄到这种地步，西欧才出现社会主义学说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宣传，并且已开始传到我国来了。”

这件事的结果是，30岁的尼古拉二世站在伯爵一边，发出了裁军的呼吁。他没有向奥地利暴露自己的困境，却把自己的软弱泄露给了全世界。我无法想象，当俄国几年之后输给日本的时候，尼古拉会不会被看成斯拉夫版的慈禧太后。但是现在，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远方”又出事了。

“远方”就是中国的大连，这个名字是尼古拉亲自取的。这几年来，他不断向清廷重臣李鸿章示好，最终不仅租借了整个辽东半岛，还获得了建设一条穿越满洲的铁路的资格。当然，好的一面是，这条铁路将历史性地把欧洲和亚洲连接起来。不过，这里边有个相当相当复杂的技术问题：铁路由谁来经营？

关于这个问题，维特伯爵是这么跟李鸿章说的：

“（我们）设立了中东铁路公司。这个公司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当然一直完全是由政府经营的，但是因为它名义上是私营公司，而所有私营公司又是属财政部管辖，所以那里的官员不算是公务员。”

不用什么深奥的管理学或者逻辑学，也能看出这句话本身就完全不通：既然仅仅在“名义上”是私营公司，你凭什么肯定那里的官员不是公务员？对此，维特进一步狡辩：

“也可以说，他们同私营铁路公司的职员处于平等的地位，或被列为派驻私营中东铁路公司的职员，正像交通部管辖的交通工程师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私营铁路公司中工作一样。”

一样不通：始终由政府经营的中东铁路公司，其职员怎么可能和私营铁路公司的职员地位平等？不过，他一不小心，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俄国政府其实一直向某些或全部私营公司派驻“人员”，这些人员当中既有擅长管理的官员，又有擅长技术的工程师。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整个俄国还有真正的“私营企业”吗？这种“派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李鸿章有没有追问这些问题，历史的事实是，一直强烈反对中东铁路具有官方背景的李鸿章，最终认可了维特的解释。毕竟，据说俄国的两任沙皇都真诚地相信，铁路的意义主要是经济的和工程的，而没有什么军事政治意义。当我们的尼古拉热情高涨地到处修铁路的时候（他同时是塞尔维亚铁路委员会的 ），激励他的恐怕不只是父亲的遗愿，德皇威廉（注意这个“皇”字，在英语里其实是“凯撒”）的一席话想必也一直在他的耳旁萦绕:

“美国对于欧洲来说，是一支很大的竞争力量，是整个欧洲农业的劲敌，美国是靠欧洲发财的。因此……应当对美国采取特殊措施，即筑起关税壁垒，不给它最惠国待遇；也就是不把它跟欧洲国家同等看待，对它实行特殊的税率，以免美国货充斥欧洲。”

其实，当初威廉提出这个思路的时候，尼古拉是明确反对的，可是他的实际行动，却和威廉的“欧洲联合”方针很有一致的地方。他们的区别在于，威廉主张通过即时的、有效的战略手段达成联盟和实施反击，而尼古拉以及维特伯爵这些幕僚，则试图拉长战线，在更加符合自由竞争原则的立场上与各种“非欧洲”势力抗衡。尼古拉的长相和英王乔治很像，性情上也比较西欧化，他一直不喜欢缺少礼貌的威兼表哥，两个人的矛盾还曾经公开过。但是，当德皇威廉抢先出手拿下胶州湾，而尼古拉也竟然毫不含糊地占据辽东时，事情已远远超出了个人恩怨和观念分歧。

何况，这一回威廉有意无意地“闯祸了”，滥兄滥弟争食东方肥肉的结果，是这块肥肉本身面临不复存在的危险。事情的源由，与一种叫做“拳”的神秘力量有关。

前边说过，年轻的德皇威廉画了一副奇异的画，画上以《圣经》中的大天使米迦勒和德国人（还有其他欧洲人或神）为一方，以金色的大佛为另一方。米迦勒（Michael）是著名的大天使，但是一查才知道，这个名字仅仅在先知书《但以理书》里边出现过。书中记录了一段著名的异象：

“在夜间的异象中，我看见天的四风，搅动大海。有四只巨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不相同。……这四只巨兽就是将要在世上兴起的四个王。那时我想知道有关第四只兽的实情，它和其他三兽不相同，十分恐怖，有铁牙铜爪；它吞吃咬碎，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

然后，一位神秘人，以极酷的形象出现在但以理面前：

“他的身像碧玉，面貌像闪电的样子，眼睛像火把，手臂和腿像擦亮的铜那么闪耀，说话的声音像群众喊叫的声音。”

神秘人说，有一个北方的王，到了“指定的时候”就会回来，“那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说一些怪诞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顺利，直到神的忿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会实现。”

那么，米迦勒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呢？

“那时保护你同胞的伟大护卫天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必有患难的时期，……必有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醒过来，有的要得永生，有的要受羞辱，永远被憎恶。”

从《圣经》引文中的这些末日审判景象，我对威廉画作上领导正义大军的“米迦勒和德国人（神）”有更深的了解了。那么，作为反派的“金色大佛”，它的涵意又是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威廉本人已经给了一个答案，他在油画上清楚地写着yellow peril这个词组。peril是“巨大危险”的意思，翻译成“黄祸”是不准确的，可以考虑“黄色凶险”。不过，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威廉要提出这样一种概念和意象，还要一个劲向尼古拉和其他君王大臣推销呢？“黄色凶险”这个概念究竟有没有现实的基础？

我发现：有一个。

在过去的20年间，有以下几件事在欧美的上流社会传播：

* 1877年，美国西岸的洛杉矶城发生严重“骚乱”，遭殃的主要是华人和其他东方人。19名华人在一夜之间被吊死，一人被枪弹射死。他们拥有的超过40000美元的财富被洗劫。（关于反“东方人”骚乱的原因，可以参考Henry Kittredge Norton的<The Chinese>，但我对里边的多层次分析没兴趣。在我看来，对于“黄色凶险”概念的产生，华人死亡的方式[“吊死”]和死亡的原因一样重要）。

* 第二年，爱荷华州一份著名报纸报道了致命黄热病的扩散，报道的标题是：黄色恐怖----新病例仍在产生。

* 1894年，威斯康星州一份日报报道了一位神秘的清军将领----Gen Yeh，据说这个人相当于中国的威灵顿，同时还具有拿破仑的野战水平。报道的标题是：<东方战争的黄色恐怖>。

* 1895年6月，匈牙利的图尔将军对俾斯麦说：“黄色凶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了，日本在几年之间，就取得了其他国家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进步。”此事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

经过以上的梳理，我发现，“黄色凶险”概念的产生，是一系列表面上并不相关，却又有着某种奇特联系的事件的混合与推动的结果。那以后的几年，以“黄色凶险”为噱头的文学作品陆续产生，而德皇威廉，也就在这个时候推出了他的名噪一时的画作。

但是，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为什么在这幅画上，是用一尊大佛，而不是用其他符号充当着欧洲各族战士（神）的敌人？

其实，这个问题马上就要由事实来回答了，因为，比上述所有“黄色凶险”更加真切、更加恐怖、更加不可思议的凶险，即将在这些德国人、美国人、奥地利人的眼前发生。

以下开始即时更新。

上边那些骂人的，有本事拿证据说话。

可惜不是彩色的，看不出“黄”来。

“黄色凶险”。作者：威廉二世或其幕僚

看到这里，还没有察觉到楼主的核心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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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核心意思”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跟着直觉走的，相信历史的深处一定有“材料”和“话语”说明我自己无法说明的意思：）

不查不知道。。。。原来有一个大人物要出场了----列宁。。。。激动中

楼主祖上肯定有棒子国的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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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族和华夏族有不同的血统吗？这个没有研究过，估计也不好研究。

意思是说二战的导火线是因为在中国的利益纠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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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这个意思，跟“利益”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人被吊死说明黄色凶险的存在？黄热病是中国人制造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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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一堆的问号，说明你自己也不确定，就来批判我了？

究竟是想请教还是批判，不妨把态度表明。

1900年6月，俄国随军记者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对发生在京津一带的“拳乱”作了如下描述：

“座落在天津中国地界深处的火神庙庭院里挤满了义和团。……张德成是义和团主要首领之一。……张氏说：在北京，我们处决了日本使馆的日本译员。当他不顾禁令想通过城门的时候，董福祥的豹子般的兵士逮住了他，把他的鼻子、耳朵、嘴唇、指头都割了，乱刀剁了他身体，割下他的背皮来做腰带，也挖了他的心。就是我这把念过咒的长矛当时插在地上，前面放着一颗冒着热气还在颤动的日本人的心。义和团和官兵在敌人这颗活心脏前面跪下竭力祈求关老爷赐给我们打仗时用不完的力量和勇气，保佑我们不中敌人的奸计。我们把敌人的心脏切成块吃了：既然我的胸膛里有一小块敌人的心脏，我就什么敌人都不怕了。”

对于这段话，我产生了两方面的怀疑。第一，这个扬契维茨基是当时刚刚在旅顺创刊的《新边疆报》的首席记者，他的全部讲述，看上去还比较靠谱，可是这一段毕竟是张德成的“回忆”和“喊话”，是不是完全真实可就难说了。其实关于“吃心”，还有另一种记载，受害人是德国男爵克林德，而肇事者，竟又是董福祥的那支所谓“穆斯林部队”。不过那一次是克林德率先打死了一个无辜的百姓和一个男孩，也算罪有应得。那件事有众多目击者，应当不是假的。

我的第二个怀疑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吃心？鸡的心脏我吃过，那是不太好吃的，猪心就更难吃了。但是我的父母和亲人，还总让我多吃。可是，董福祥部队里边的某些人，怎么竟会对人的心脏感兴趣，而且一定要吃生的？引文说，吃了活心脏就会有“用不完的力量和勇气”，这是一种什么古怪想法？我在《国家地理频道》中，经常看到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尤其是东南亚的请神仪式，仪式中的一些关键步骤，比如癫狂童子、口吐白沫、腮穿铁丝、爬刀梯、赤脚走火炭等等，上边的“火神庙”集会中有的有，有的没有，但是“吃活心”这个情节，却是从未听说的。有位博友报道了2009年内蒙三道营村的一件事，说有人为了治疗自己的抽风，听取他母亲的意见去杀人掏心，但是那个也是煮熟了吃，恶心归恶心，味道总好一点。生吃是什么道理？

想来想去，我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误区。与其想这么多，为什么不去原文中查找，究竟有没有第一手的资料说明董福祥部队为何相信“活吃心脏”能带来“用不完的力量和勇气”呢？

还真有！

理由一：这是神灵关帝赐予的，关羽是智慧与力量之合体，所以关帝赐予的东西，必然能大幅提升智力和体力值，变得“神拳无敌”。

理由二：他们好像并不觉得自己吃的是“人心”，而是“妖心”、“鬼心”。妖、鬼比人厉害，所以吃了他们身上最具活力的“心”，至少能获得部分的魔力。

凭什么说八国联军是妖鬼呢？张德成论证说：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罢天，不敬神仙忘祖先。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

看看吧，可不要小看这个张德成的政客本领哦，他的话暗含三点玄机：

1. 中原是“圣地”，有侵犯圣地的能力和可能性的，必定是“鬼子”。“鬼”生活在地下，那么只有“鬼”的子女，会偷偷跑到地上来活动。（参考电影<Hellboy>）

2. 这些“鬼”的子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劝人信奉基督教，那是违背天意的。再说简单一点：耶稣不但不是代表上帝的，反而是上帝的对头。（老利奥在那边，得昏死多少次啊）

3. 是不是鬼子，其实判断起来很容易，有三个标准：是否性伴侣较多、是否眼睛是奇怪的蓝色、是否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天灾！

这里有个问题：“鬼”真是那么可怕吗？光天化日之下的人类，为什么怕鬼，以至于很多中国百姓，平时连抬头仔细看一眼“洋鬼子”眼睛的勇气都没有？

蝴蝶效应嘛，肯定和中国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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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越调查越发现，远非这么简单。。。

“黄色凶险”，当然是部分的原因，只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究竟在如何发生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查考。

黄色凶险和中国人是两码事，别扯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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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两码事？

继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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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罗蒂，用他的走访和叙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今天北海公园的玉岛上，他看到了矗立在整个北京城最高处的“中国之巨鬼”----

“我进去大魔鬼那里，它是那高处唯一的主人……啊，怎样可怕的人呀！它比普通人高一点，如同死神Shiva一样，在死尸上跳舞；那里有五六个凶恶的面孔，其狞恶之相，几不可迥迩。它带着骷髅制成的颈珠，有三四十个手臂，执着许多行刑或杀头的器具。”

当然，罗蒂也看出这并不是印度的湿婆神（Shiva），但两者又有许多共同处。从他的叙述看，最接近的自然是藏传佛教中的大威德金刚（不是合欢的那种）。此神像仅仅保留了湿婆神的“死亡”特征，而去掉了“性爱”和“重生”的涵义，同时通过凶恶的面孔、骷髅颈珠、行刑器具、死尸等元素强化它的残忍和恐怖。当看到了这样的神像时，罗蒂不禁恍然大悟：

“这就是中国城的守护之神，比一切屋瓦尖塔还高。这好像它们深刻的残忍性之可摸触的象征，这好像是这些人脑中不可解的裂痕之遗迹。平时那样的和顺温柔如小孩，及花草般可接近，但可以忽然变成热衷磨难，撕人指甲，拉人肠肚出来的人……”

由此，罗蒂就给他所见到、听到的“深刻的残忍性”找到了依据。可是，不难推断，罗蒂的心理平衡随时会被再次打破，就像他在中国人当中看到“女神”那次一样：

“一个半黑的房里，那里晚间的太阳，不进来已开始黄昏了。两个可怜的女孩，像是姊妹，低头坐着，可以说是陷着，以狼狈之姿态，一个坐在椅上，一个在黑木床的床缘，大概是她们睡的地方，她们穿的是平常的黑衣裳……”

这样两个陷入困境的女孩，却对罗蒂他们表现出极端的冷漠：

“她们在那里一前一后，没有眼泪，眼注视在地下，两手直垂。她们失望之视线，并不举起来看看进来的是谁。我们进去，她们没有动作，没有惊异，什么于她们都无所谓……”

从叙述看，士兵们之所以称二人为“女神”，是因为她们在枪林弹雨之中，跑上佛塔去保护祭坛。罗蒂忍不住把她们和圣女贞德相提并论。可是，接下来，这位巴黎才子脆弱的心遭到更大打击：

“我们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觉得在那里，很是局促，觉得很难为情。我们忽然产生捐几块钱给她们的意思，将银元放在错乱的床上，但其中的一个姊妹，虽然像没有看见我们，却将银元拍到地上去。做了一个手势，叫女仆自己拿去用。呵，我们的举动再笨拙没有了！”

而俄国人扬契维茨基，则在军队攻陷天津之后，表现出同样的“疑神疑鬼”：

“中国人在我走过的时候弯腰鞠躬，并出示用麻布或白纸做的白旗。他们那不动声色的脸孔变得更加沉着，更加不可捉摸了。我觉得，他们那冷淡的眼光和强作服从和谦卑的微笑似乎在说：‘不错，现在我们给你们征服了，我们打败了，我们挨骂受辱，我们是你们的奴隶，你们对我们爱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尊心，我们的信仰，你们是不可能摧毁的。我们永远鄙视你们，因为你们有的只是暴力、欺骗和粗卤，而我们却拥有正义和四千年的历史，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你们是野蛮人。’”

之所以生出这么丰富的猜想，是因为他忽然发现，中国百姓“不怕”他们了：

“这些向来畏葸的中国妇女既不怕我这个过路的外国人，也不怕过路的敌兵。对她们来说，死了丈夫和父亲也就等于一切都完了。‘我们也不想活了，把我们打死吧！把我们和他一起埋了吧！’她们哭喊着。”

金光闪闪的大佛和偶像在哪里？“黄色凶险”在哪里？是那些凶残的“拳匪”，还是眼前这些不再害怕的人？

楼上仿佛只会骂人，不奉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