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国在铜钱破
（唐肃宗-唐宪宗）
货币战争之安史之乱
历代史籍对安禄山尽极辱骂之事，说此人不过是一个肥胖、矮小、目不识丁的野蛮人（胡人），通过小丑伎俩取得了杨贵妃信任，又通过杨贵妃迷惑了唐玄宗，然后杜秉军权。结果，野心勃勃的安禄山骗过了无能的杨国忠，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谋反，一举击溃了大唐帝国……
以上说法，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史籍杜撰！
安禄山确实肥胖，却能以极快的速度跳出优美的舞姿，据说当时整个长安城在安禄山影响下甚至兴起了“胡潮”；安禄山确实矮小，却能准确把握唐玄宗、杨贵妃、李林甫等人的心思，据说玄宗、李林甫在最闷闷不乐的时候只要见安禄山一面都能笑逐颜开；安禄山确实目不识丁，却能以地道的口音说出波斯、突厥、大食、吐蕃、回纥、汉语（陕北话）六种语言……
安禄山从来就没压制过杨国忠，相反，他曾经像侍奉唐玄宗、李林甫一样侍奉杨国忠，无论春夏秋冬，但凡行贿都以上百车计算，那是相当殷勤。
杨国忠的底子实在不够光彩，既无治国才能、又无过人的资历、甚至没有“科举帮”口头上的道德力量，他所有的本事都是来自于拉人“一起分赃”，根本没有驾驭群臣的能力，更无控制边镇的本事。
杨国忠要继续享受这种生活，唯一的选择就是打击所有有能力超越他的人。满朝文武，安禄山是第一号有资格“出将入相”的人，也是杨国忠始最大的敌人。所以，无论安禄山如何行贿，都是不好使的。
李林甫活着的时候，杨国忠不能为所欲为；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无能而又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他不断采用愚蠢之极的方式刺激安禄山，试图以此堵死安禄山“出将入相”的路子。
——天宝十二年（752年），安禄山推荐自己的群牧副使吉温来京担任兵部侍郎，在杨国忠栽赃陷害下，成功将吉温潜入一起贪污案。尽管安禄山百般斡旋，甚至亲自向唐玄宗求情，杨国忠还是将吉温处死。
——天宝十三年，杨国忠为了取得所谓安禄山“谋反”的证据，强迫京兆尹出兵袭击安禄山在长安的府邸，然后对捕获人员严刑逼供，获得证词之后又将他们立即处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安禄山仍然抱着一线希望来到长安为唐玄宗拜年，当然目的是为自己洗刷嫌疑。之前，杨国忠信誓旦旦说安禄山“反迹已露”，绝不会再入长安朝见唐玄宗。
——天宝十四年，杨国忠又以贪污罪处死了安禄山在朝为官的儿子。
安禄山再不造反，那就是个赤佬！
对大唐帝国来说，天宝十四年真是一个不幸的年景。
那一年，安禄山在范阳镇起兵造反，率30万铁骑南下；
那一年，唐玄宗仓皇出逃长安，京师文武百官星散；
那一年，追随唐玄宗的军队在马嵬坡哗变，处死了万死不辞其咎的杨国忠和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玉环；
那一年，留守关中的太子李亨未经李隆基批准，就擅自做主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在关中自称皇帝，史称唐肃宗。
那一年，大唐帝国在唐肃宗带领下开始了艰难的平叛历程……
平叛是要钱的！
在这个世界上，志存高远的人当然是存在的，不过，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民族大义、忠君爱国、救民水火不过是书生慷慨激昂的说辞罢了，在开战的一瞬，要凝聚人心，只有财富才能换来强盛的军力！
否则，士兵又靠什么相信自己喋血沙场后身后有托？
以开元、天宝年间强盛的国力，大唐帝国并非没有能力对抗安禄山。只不过，混蛋透顶的杨国忠，在长安即将陷落的时候还派人去太原筹集粮饷，既不肯使用、也不转移长安、洛阳两京钱物，结果“两京陷落，民物耗弊，天下萧然”。
唐肃宗登基称帝的时候，大唐帝国已经丢掉了长安、洛阳以及河北、山东各地的粮仓和府库，这个曾经辉煌的帝国已经穷到一文不名的地步了。安史之乱初年，关辅、朔方、河陇等四十余郡的勤王之师约在百万之众，很快，唐肃宗能控制的钱粮告罄，到了“无轻货人散矣”的地步。
危亡之际，一个胥吏出身的官员挺身而出，为唐肃宗谋划钱粮，这个人有个很奇怪的名字叫做“第五琦”。第五琦，官拜御史中丞，是又一个被《新唐书》列入奸臣行列的“聚敛之臣”。
第五琦拿出的第一个方法，铸行“大钱”，即封建统治者惯用的货币伎俩——货币减重。
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七月，在第五琦主持下，大唐帝国开始铸造了一批“乾元重宝”，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制形类似、重量也类似，只不过，一枚乾元重宝要当十枚开元通宝来用；次年三月，第五琦又铸造了一批新的“重轮乾元重宝”，即这种铜钱有两道钱轮，故称“重轮”，也称“重棱钱”，只不过重轮钱要当50枚开元通宝来用。
财富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只是名义上的财富，持有这种货币的人会在瞬间觉得自己成为了富人，这在经济学上叫做“货币幻觉”。虽然幻觉终究是要破灭的，幻觉没破灭之前，感觉还是很好的。据说，大唐将士们得到了乾元通宝、重棱钱后非常高兴，经常有什么斩首叛军十万级、横尸三十里的记录。
拿不值钱的钱来骗人，还骗的我大败而回，安禄山、史思明非常愤怒，愤怒之下就开始动歪脑筋。
你不是以一当十、以一当五十吗？我就以一当一百、以一当三百！
看谁狠！

为应对唐肃宗的货币减值，安禄山开始在东都洛阳发行一种更狠的虚值货币“得一元宝”：在安禄山的辖区，一枚“得一元宝”可以当一百枚当年的开元通宝、三枚乾元重宝、两枚重棱钱。
史籍没有记载这场货币战争的胜负，却明确记载了这场货币战争的结果：物价暴涨、恶钱盛行。
自武后年间起，大唐帝国就始终对私铸货币持开放态度，官铸开元通宝和私铸货币始终同时存在。没出大乱子的原因，是因为开元通宝始终没有减重，官铸货币和私铸货币的比价始终由民间交易自发形成——既然是在无数次博弈中形成的价格，当然剥削也就无从谈起。
“乾元通宝”、“重棱钱”和“得一元宝”却不是这个样子，这三种钱的重量都与开元通宝类似，却要当十枚、五十枚、一百枚开元通宝，是典型的虚值货币，也是典型的抢劫。无论叛军还是大唐帝国，这三种货币最初的获得者和使用者都是职业军人，三种货币都有着异常的强制执行力。
更离谱的是，大唐帝国长期以来已经有了私铸货币的传统。既然铸行虚值货币有几十、上百倍的利润，私铸者当然不甘示弱，三种货币刚刚铸行，假币就充斥了各个全国各地。人们纷纷毁开元钱、改铸大钱，甚至连寺庙中的铜像、钟磐等也被熔毁铸钱。
至于物价，当然是一飞冲天，诗人杜甫因买米的钱不够气愤地写下了“岂闻斗米直万钱”的诗篇！至德二年（757年）南阳被围的时候米价也只是斗米四五十百钱，到了乾元二年邺城被围的时候斗米七千钱。通胀最严重的时刻，一位叫做田神功的朝臣一宴就花掉了一亿铜钱，当然是以重棱钱计价的。
后来，这种货币实在流通不下去，唐肃宗只得承认“开元通宝”与“乾元通宝”等值，“重棱钱”可当十枚开元通宝（乾元通宝）；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又下诏“重轮钱”改为一当三；后元载为相，各种大小钱等价流通。
至此，双方铸币敛财术全部完败。

盐铁专营的轮回
第五琦敛财的第二个方法，是重行盐铁专卖。
《新唐书?第五琦传》记载，第五琦在拜见了唐肃宗时阐述了一个真理：兵事强弱、战场胜负，其实只在钱多钱少。对此，第五琦也提出了解决方法：只要给臣一个职务，洛阳、长安之日可定，我能让粮饷即刻飞往战场（若假臣一职，飞晌函、洛）；而且，这是一种百利而无一害的税收，不用盘剥百姓也能国富民强（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
这个职位，叫做“盐铁使”。
至于具体方法，不过是把桑弘羊的盐铁专卖重新拿了出来，彻底结束了大唐帝国对盐铁“皇家不赋百三十载”的美好生活。
应该说，第五琦还是看到了盐铁官营的弊端，也尽最大努力想消除这些弊端。在第五琦的盐铁改革中，最大限度的保存了私人盐铁的生产体系，只是将收购、运输、销售收归中央朝廷所有。也就是说，盐铁由私人生产，但收购、出售价格完全由官府自定，其中的利差就是官府的利润。
仅仅一个购销差价，麻烦已经很多了。
因为，这个购销差价实在是太离谱了，天宝、至德年间盐每斗十钱，实行盐铁专卖之后，每斗为钱三百七十（斗为钱三百七十）。如果考虑当时通货膨胀的因素，以下记载则更符合实际：“以谷一斗易盐一升”。
食盐、铁器不是什么奢侈品，是每一个家庭乃至每一个人生产生活的必须品——朝廷直接控制社会生活的必需品，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恶化了广大唐朝人民的物质生活。既然是必须品，那么，所有人都不得不任由封建朝廷剥削、不得不交出自己的财富，结果是“百姓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
对朝廷封建官僚而言，终于找到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历朝历代，所谓“官营盐铁”朝廷得利不过十之其一，更多的还是为执行朝廷敕令的“官商”所得。
第五琦开始推行盐法时，为减少封建官吏中饱私囊和舞弊发生，管理朝廷盐政的衙门叫做“置巡院”，只是户部下面一个处级单位。后来，第五琦被贬官，“置巡院”被分设并升格为两个副部级单位，并在所有州、道、府、县都设置了朝廷直属的垂直管理机构，这些机构垄断了盐铁生产、销售的所有环节。
只要能混进“置巡院”，即使是一个胥吏，一年就能“资累巨万”，就可以买豪宅、开名车，过上王侯一般的生活（且凡为度支胥吏，不一岁，资累巨万，僮马第宅越于王公）。盐铁专卖是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从业者有的是钱赚，可以穿金戴银、可以锦衣玉食、可以珠环翠绕……
大把的铜钱、迷人的珠宝、花不完的金银，多么幸福美好的生活！美女香车，不仅封建官僚喜欢，普通百姓乃至犯罪分子也很喜欢。
“盐铁专卖”是一种非正常的敛财途径，会刺痛所有人的眼睛，这些人也包括无法无天的歹徒。朝廷能推行盐铁专营，说到底是靠国家机器的暴力管理，既然封建官僚的暴力可以牟利，歹徒的暴力一样可以，刀头舔血的暴徒还不是为了钱？！
自此，贩卖私盐成了晚唐年间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痕。私盐贩子或者放火烧掉盐仓、或者抢劫运盐商队，然后借助壕沟、篱笆、山林、黑暗（壕篱外面，山林掩映，村栅相次）对抗官军，再把抢劫来的私盐低价贩卖到全国各地。在利益驱使下，私盐贩卖者不但抢劫官府盐队、贩卖私盐，甚至对普通百姓下手，有店铺或者普通人因惧怕而不敢买私盐的时候，也会被屠杀、灭门（是时江、吴郡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
私盐买卖是一种“暴力”与“暴利”相结合的犯罪活动，对帝国正常秩序的破坏性远高于普通流民。无形的利润之手无处不在，每一个苦难的黎民百姓人都会成为潜在的反叛者，但有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最终发动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首领黄巢就是靠贩卖私盐起家……

唐肃宗终其一生也未能目睹山河一统，继位的唐代宗更是已经丧失了禁军指挥权，只得依靠一批节度使打倒另一批节度使。当然，只要节度使军队离开自己境内，帝国政府就必须为之支付“出境钱”。此时，帝国已经不能直接控制土地，当然也就无法直接控制百姓，第五琦所创盐税成为帝国最大的进项，占到帝国收入的80%以上。
然而，盐税的弊端实在是太大，天下府县布满了朝廷的直属机构“盐铁使”，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在干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人究竟把多少钱搂紧了自己的腰包。

就在“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之际，大唐帝国终于又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刘晏。
刘晏官拜度支郎中、兼领租庸事，是玄、肃、代、德四朝老臣，先后执掌大唐帝国财政二十多年，是唐史中唯一可以和宇文融比肩的“聚敛之臣”。
刘晏的刀，砍向了盐税，这是一次有限的市场化改革。
其实，改革措施并不复杂，只是对民间放开了盐铁的运输和二级销售渠道，把盐铁专卖的范围缩小到当初第五琦的设计。也就是说，官家除了在批发环节以定价确保帝国税收以外，刘晏裁撤了盐铁的运销和销售衙门，把这些就业、赚钱机会让渡给了真正的商人。
官府给定一个批发价，至于批发之后卖多少钱，商人自己看着办。而且，刘晏并未提高盐铁批发价，以盐价为例，刘晏官定为每斗一百一十钱，远低于改革之前。
在这里，我们给出一个数字，足以让人惊讶这项改革成果之丰：广德二年（764年）刘晏刚刚上任时太府每年入不过40万缗，广德三年，朝廷盐税收入居然高达800多万缗。
现在，我们算一个简单的减法：800-40=760。
那么，剩余的760万缗钱去那里了呢？
答：可能有盐铁使在官衙装了一个很贵的琉璃吊灯，也可能有盐铁使“我为朝廷喝剑南春”（见广告词：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更可能被盐铁使通过某种“合理合法”的方式搂进了自己的腰包。
大历十四年（779年），刘晏主持财政十五年后，朝廷的岁入从四十万缗上升到一千二百万缗。然而，一千二百万缗钱对朝廷是远远不够的，为讨伐“父业子承”的节度使，大历十四年朝廷的用度已经上升到三千万缗……

向富人征税
西汉以来历代帝王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均田制”，安史之乱后，经过以杨国忠为首的封建官僚疯狂掠夺，天下土地已尽在其彀中，难怪乎杜甫仰天长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中，皇权需要向千千万万小农收税才能生存。现在，土地不再属于每一个黎民百姓，而是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僚……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就在中枢朝廷捉襟见肘之际，又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力图挽救危亡，这个人就是杨炎。
杨炎，生于开元盛世，完整经历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程。虽然杨炎早年的仕途并不顺利，但他的文采却早就享誉整个朝堂。弥留之际，唐代宗任命杨炎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希望这位帝国的才子能力挽狂澜。
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刚刚上任的杨炎就上疏病入膏肓的唐代宗，以一封极为简单的奏疏阐明了自己的改革思路：既然“耕者有其田”已经绝无可能，那么，就应当彻底免除所有穷人一切税收、徭役（租庸调），帝国税收就该为“唯以资产为宗”、“按财计税”——谁拥有更多土地，那就向谁收取更多税收！由于杨炎安排在每年6月、11月向土地所有者收税，这次改革也被称为“两税法”。
两税法所谓“唯以资产为宗”、“按财计税”，说白了就是向富人收税。
从当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富人有能力承担更多社会运行成本，“向富人征税”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只有向富人征税重税，才有可能实现社会财富重新分配，使贫者不丧失公平的起点。毕竟，只有富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穷人实在太穷了，富人的游戏也是玩不下去的。
所以，我们当代有社会责任的富豪才能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呐喊：请向我征税！
无论从哪个角度，大唐帝国向富人收税都已经迫在眉睫了：帝国政府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有固定的进项；封建官僚要想继续盘剥百姓，也总要先有了帝国的统治框架；百姓要想结束这种军阀混战的日子，也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朝廷……
所有这些，都是要钱的！
建中元年（780年）正月，刚刚即位的唐德宗批准了“两税法”：无论您的土地来自朝廷授田、开垦荒地还是贪污受贿，也无论户籍是否在耕地所在地，只要您占有土地，就要按占有数量向朝廷纳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除了土地税，朝廷中枢和地方官对民户“概不再取”。
“向富人征税”本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件好事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财富来路必须光明正大，富人要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赚钱。换句话说或许更明白，财富不能来自于封建官僚垄断的盐铁行业，更不能来自于封建官僚的权位。否则，封建官僚本就不靠市场获得财富，他们才不会管自己是否太富、极端的贫富差异是否破坏帝国的统治根基。
很不幸，杨炎面对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帮富人、这样一帮封建官僚，整个大唐帝国，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他们只知盘剥，不晓付出，更不知社会责任为何物；恰恰又是这些守财奴负责整个帝国的税收，他们怎么可能有动力维护社会公平，又怎么可能向自己征税？

“两税法”刚刚实施，宰相陆贽就上疏唐德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弊端：天下之大，真正的有钱的人必定是坐在府县衙门里的人，他们的钱财来路不明，也就会把钱藏在自己的怀里、箱囊之中，虽然非常有钱，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晓；资产和土地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从土地名册根本不可能看出端倪，没有人知道封建官僚究竟有多少土地，又把土地放在了谁的名下；乡间勤劳者靠数代积蓄添置几倾地，就被县官说成是有钱人，就急急去索要租税，只能使得民间财货一空，使得贫困的人更加贫困、小康之家也没有了余粮。
在成书于德宗年间的笔记小说中，我们找到了一个故事，完整诠释了宰相陆贽的判断，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应该不是个案。

长安有一个叫做索相女的商人，酒后不慎让马匹脱缰而去，撞死了一个朋友，论罪当斩（酒后驾车自古贻害无穷）。索家的人以十几倾地买通了京兆尹手下的一个胥吏，在这个胥吏斡旋下，索相女被判流放五年。
五年后，索相女回到了故乡长安，发现衙门居然年年派人到家中为这十几倾地索要税收。因为，在这宗行贿案中，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受贿人收受了他的土地，也没有到衙门办理“过户”手续。
索相女是一个商人，在他眼里，也许行贿买命根本就是一单生意：我用十几倾土地换回自己的性命，此后钱货两清、概不赊欠。现在，我把土地已经送给了你，你怎么能还让我承担着十几倾地的税收？
于是，索相女向京兆尹衙门递交诉状，要求衙门为他办理过户手续，承认这十几倾土地已经不姓“索”了。当然，这出卖了那个曾经救他一命的胥吏，索相女也因此再次获罪，后被流放。尽管笔记小说没有记载那位胥吏的下场，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十几倾地依然在索相女名下，官府不可能公开承认这种灰色交易。
索相女不过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更多则是，封建官僚把税收直接加在境内自耕农、佃农甚至部曲身上。最后，所有的税钱都是来自于普通人日常的生活用度，而广具庐舍的封建官僚，虽然手中地价以亿钱计算，却丝毫不用承担国家用度（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
岂能指望这样的一批封建官僚真的为朝廷尽心尽力？
这样的两税法又岂能真的为朝廷增加财富？
本来，两税法规定除了正税，任何人不得再征收其他杂税。仅到建中三年（782年），淮南道节度使就奏请在本道两税之外，每千钱加收二百钱，朝廷不但批准，还命其他各道照此办理；此后，剑南道观察使再请加征百分之二十，朝廷照样照准。至于州县小吏，也都粉墨登场，税收花样不断翻：新竹木茶漆要交“什一税”、买卖成交要交“除陌钱”、住房要交“间架税”、甚至连出门走路、人口死亡、瓜果成熟都要交税……

最后，提一下杨炎的下场。
“两税法”改革的目标是增加税收，方法则是剥夺封建官僚阶层部分财富，所谓“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么干，杨炎无疑把所有封建官僚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包括那位治世能臣刘晏。
为打击反对势力，建中元年，杨炎亲自在德宗面前做假证，将刘晏牵涉进一场谋逆案，指责刘晏“摇动社稷，凶谋果矣”，最终刘晏被流放忠州，不久被唐德宗赐死、籍没家产、家属流放岭南。
杨炎是一个很好的文人，政治素质却明显不过硬。刘晏被处死后，天下人都认为这是一场冤案，为给自己开脱，杨炎居然把责任推卸给唐德宗，逢人便说“刘晏今天的下场，是因为皇帝早就讨厌他了，不是我的过错”。
黑锅是不能让领导来背的！
很快，杨炎的话就传到了德宗耳朵里，德宗愤怒的说“杨炎这是把杀刘晏的责任推给我，一定要找机会诛杀这个奸臣！”。
刘晏死后仅一年多，杨炎自不量力跟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叫板——刘晏不过是一个刀笔吏，李希烈、段秀实可是真正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
李希烈、段秀实开始搜罗杨炎的罪状——那实在怨不得别人，杨炎底子太不干净了：开元年间，杨炎刚在江南为官，就强占了一块很好的风水宝地；建元年间，杨炎又以宰相之威，强令京兆尹购买了他家的土地，当然，价格那是高的实在离谱（抑吏市私第，贵取其值）。
在李希烈、段秀实等人指使下，另一位宰相卢杞以这两条罪状弹劾杨炎。最终，杨炎被贬崖州，不出京城百里即被赐死。唐德宗在赐死的诏书中历数了杨炎之罪：不思为国尽忠，但知朋党为奸，败坏法度、罔上行私、纵恣诈欺、贪污受贿……

钱去那里了：唐末钱荒
两税法对大唐帝国货币演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税法规定，此后收税不收礼（粮食、锦帛）、只收现金。此后，从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开始，大唐帝国经历了一场足以与萧齐年间媲美的大通缩，前后时间约在70年左右，一直延续到唐武宗年间。当时的人就将这场通货紧缩称为“钱荒”（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史籍记载，数十年间每匹绢从四千文跌倒了八百文，粮食则从二百文跌倒了二十文，最后甚至跌倒了数文。
两税法的实施跟这场通货紧缩接踵而至，所以，很多人认为贞元大通缩最直接的成因就是杨炎推行的两税法：两税法实施以后，帝国政府税收只收货币，这极大减少了流通中的铸币数量，于是，中晚唐出现了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钱荒。
真的是这样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贞元钱荒发生的历史背景。就在钱荒发生前一年，大唐帝国又发生了一件不次于“安史之乱”的叛变——“泾原兵变”。
建元三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5000士兵勤王，结果，士兵到达长安的时候唐德宗居然不给士兵吃饱饭。士兵当然很愤怒，大家扬言：我们即将战死沙场，现在仍旧不能吃饱饭，怎么能以这样的羸弱之躯抗拒叛将白刃？皇帝的大盈库财宝堆积如山，既然皇帝不给，不如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兵变在即，唐德宗也确实得到了线报。只是应急预案却非常愚蠢：赏赐中层以上将领每人两匹粗布，让姚令言率领这些将领，空口白牙去游说士兵不要造反！
士兵造反就是为了钱，这些中层将领也一样，人家在地方上随便捞点怕也比两匹粗布多吧？
结果，唯一真心劝说士兵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无法约束手下，泾原勤王之师在长安兵变，杀朝廷抚慰使，士兵首领朱泚率军攻入长安并自立为帝。次年，仓皇出逃的唐德宗下罪己诏，即《奉天罪己诏》，唐德宗成为中国历史上公开颁布罪己诏的第二位皇帝。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果一个领袖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过自新，不但不会贬损自己声誉，反而会增加领袖魅力。韦伯给出的例证就是中国汉武大帝的《轮台罪己诏》，尽管刘彻一生出过很多昏招，但晚年所作所为力挽狂澜，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仍不失为一代明君。
与《轮台罪己诏》一样，唐德宗在《奉天罪己诏》中承认现在社会秩序已经完全崩溃（万品失序，九庙震惊），自己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有负天下黎庶（上辱於祖宗，下负于黎庶），由于自己的错误激起了兵变。所以，叛乱者只要放下刀枪就可得到赦免，只要重得天下太平，皇帝将从我做起，停用高级车马、停建奢华的宫殿，不再无故靡费臣民财力（自非供宗庙军国之用，一切并停）……
与韦伯的预见一样，《奉天罪己诏》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叛军见到诏书后，“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涕感激”，大部分将领自去伪号，首领朱泚逃亡吐蕃后被杀。
唐德宗以最小的成本平定了“泾原兵变”，但是，重新进入长安的唐德宗却未能像《奉天罪己诏》中说的那样励精图治，所作所为也没有真正惠及天下黎民百姓。所以，才有了中晚唐这场史无前例的“钱荒”。
所谓“贞元钱荒”，并不是所有人都手里没钱，而是绝大多数人手里没钱、一小部分人手中的货币又多的不可胜数。
中晚唐年间，长安、洛阳各地大商人、高利贷者比比皆是，甚至有人专门为大官僚放债，这种新业务有个专有名词叫做“京债”。这些人专门对在京新选任的官吏放贷款，作为朝廷新贵买官的运作费用，待他们到任后再还钱。
齐州有一个叫刘十郎的人，他获得了全州醋的专卖权（德宗年间，醋、糖也均被列为专营的榷品），不过数年，刘十郎家财就已经积攒到十万缗——相当于当时帝国一年的铸币量。以此为基础，刘十郎在京专门贷款给即将当选节度使的人，待他们上任后再归还贷款。
——可以放高利贷给人运作方镇节度使，无论本金还是利息，所涉及的金钱岂能是小数字（皆以倍息贷于富室，动辄亿万，然后得之）？在某一个固定的时点，货币总量必然是一定的，有人积蓄多达帝国一年的铸币量，就必然有更多的人为一文钱游离于生死之间。
——贷款买官的封建官僚，到任之后，所得到的利益又岂能是几千、几万缗铜钱？淮西节度使李德欲、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兵败后，所积铜钱都达到数百万缗，相当于国家十几年的铸币量！甚至有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来装饰自己的府邸，在这座府邸照耀山谷的背后，又究竟毁掉了多少枚铜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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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黔之驴》：小人物的救赎
柳宗元有篇寓言叫做《黔之驴》，意思是黔地（贵州）从来没有驴，有无聊的人把一头驴运到了黔地；开始，驴只要一叫唤，当地的老虎就很害怕，以为驴要吃自己；后来，老虎发现，驴只会用蹄子踢几下；最后，老虎很高兴，认为驴“技止此耳”，就把驴吃掉了。这篇《黔之驴》的寓言流传了上千年，还出现了一个“黔驴技穷”的成语，意思是貌似强大的东西并不可怕，只要坚持斗争，假以时日必定会不攻自破。
其实，驴倔强而又无畏，并不是一定是贬义词，美国民主党的党徽就是一头驴。在这里讲《黔之驴》的故事，不是为争论寓言之后究竟还有什么高深的暗示，只是希望能借作者柳宗元的生平为大家解读当时的金融财经故事。
或许我们能看到，柳宗元和他的战友才是那头倔强的黔之驴。

永贞元年（805年）志大才疏的唐德宗病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
唐顺宗的能力如何，还真无法评价；唐顺宗身体如何，我却知道一点，此人刚刚登基就中风了，此后一直躺在病床上，从来就没有真正处理国事。比较奇怪，接替唐顺宗处理朝政的，既不是太后、皇后、宦官，而是陪他读书的两个书童：王伓、王叔文。
王伓、王叔文均是寒门出身，既无科举功名，也非豪门大族，在唐顺宗登基之前二人甚至没有过多机会接触政务。唐德宗是一个猜忌心很强的人，在李诵朝不保夕的太子岁月中，王伓、王叔文与这位未来的皇帝结下了良好的情谊。唐顺宗即位后，马上身患重病，不能接见百官，所有奏疏由王伓、王叔文带为传递，实际上也是由二人做出决断，二人甚至一度掌握了任免宰相的权力。
关于王伓、王叔文秉政，史籍上赋予这个团伙一个专有名词：“二王八司马”。“二王”当然指代王伓、王叔文，“八司马”则是文官集团中与二王走的最近的八位高官，其中一位就是写出《黔之驴》的柳宗元（其他七位分别是刘禹锡、韩哗、韩泰、陈谏、凌准、程异和韦执谊）。
在“二王八司马”领导下，大唐帝国进行了一次治标不治本的革新，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虽然只有八个月，却是晚唐昏暗政局中最为靓丽的一笔。
此前“二王”只是太子的书童，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两个小人物成为帝国中枢的决策者。如此人生际遇，对“没吃过、没见过”的人来说，更有可能的是在骤然出现的利益面前丧失自我、在众多封建官僚的吹捧下得意忘形，最终成为遗臭万年的奸佞之臣，例如，此前唐朝杨国忠、此后明朝王振。然而，“二王”没有这么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道德良心撑起这个破败的帝国，虽然这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二王八司马”是黔之驴的话，他们的第一声嘶鸣是拿皇室开刀——反正皇帝已经病入膏肓，不能享受了。
唐德宗当了25年皇帝，皇帝的小金库——大盈库，早就禁不起毫无节制的靡费了，于是，唐德宗发明了很多小儿科式的搂钱新方法。
第一种方法，宫市。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叙事诗《卖炭翁》，故事大意是两个宦官（黄衣使者白衫儿）拿着皇帝的敕令，强行以半匹红菱换走（半匹红绡一丈绫）了卖炭翁的一车炭。
《卖炭翁》的故事，记述的就是典型的“宫市”。
为了满足日益浩繁的宫中用度，经常有宫里的内侍拿着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在京城市场上跟商人强行做交易，有时拿走数千钱的东西却只给人几百钱。开始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皇宫会发布一个采购物品名单，要求商人参与宫市，并规定宫市价格必须足以偿付商人的本钱。后来，皇宫的采购名单不见了，偿付本金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至于那些所谓“敕令”是不是真的，那就只有老天才知道。
白居易的《卖炭翁》还是笔下的那些“黄衣使者白衫儿”已经很仁慈了，起码是给了卖炭翁一点补偿，也没直接把卖炭翁的牛牵走。现实中，“黄衣使者白衫儿”更加野蛮。
我们以当时一个著名的治安案件说明。
这是一起以少胜多的群殴，打人者是一个与卖炭翁类似的卖柴翁，被打者是一群“黄衣使者白衫儿”。卖柴翁遇到了心黑手毒的“黄衣使者白衫儿”，不但没给他那可怜的“半匹红绡一丈绫”，反而要把卖柴翁的驴车也拉走（需得尔驴）。
卖柴翁对“黄衣使者白衫儿”哭诉：我有父母妻儿，一大家子人都靠着这头驴吃饭，现在，我已经把自己辛苦砍来的柴薪白白送给你，你还执意要断我生路，那我只有以死相拼了。
拼命的人一定是有力气的，拼了命的卖柴翁居然一个人打好几十个，把来抢钱的宦官都给打了。事后，负责治安的小吏（街吏）不但擅自放掉了这位卖柴翁，还从内侍身上搜出十几匹绢赏赐给了这位卖柴翁。
这件事引起轩然大波，朝廷对卖柴翁和街吏的处理意见一直很不统一。最后，这起治安案件居然闹到了唐德宗面前。不能说唐德宗不知道“宫市”的坏处，他最终没有惩罚“卖柴翁”，也没有责罚那个小吏，反而贬黜了那几个宦官——毕竟为小喽啰犯众怒是不合算的。
处理结果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但是，天下又有几个买柴翁能得到能真的得到德宗垂青？终德宗一朝，宫市都没有废黜，结果，开元年间辉煌的长安市场门可罗雀，人们只要听说有“黄衣使者白衫儿”，就连卖鸡蛋灌饼的都赶紧收摊走人（每敕使出，虽估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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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法，五坊小儿。所谓“五坊”就是给唐德宗养宠物的地方，雕坊、鹊坊、鹤坊、鹰坊、狗坊，这些地方的小官小吏自然是没有真正的权力可言。但是绝对不能低估皂隶的无耻与创造力。
有权力，我们要用权力去抢夺；没有权力，我们就创造权力去抢夺！
——这些人经常把一张大网罩在人家门口，不允许人出入，因为我这张网是为皇帝捕鸟用的，你敢惊吓皇帝的鸟吗？
——这些人在村落的水井上罩上一个大网，不让全村人来汲水，因为，这张网也是为皇帝捕鸟用的，你敢惊吓皇帝的鸟吗？
——这些人在酒肆吃喝之后不给钱，临走时还给人放下一个鸡蛋，说这是一个“皇帝的鸟蛋”，现在必须在酒肆里孵化。酒肆主人只得任由这批人在这里白吃白喝，皇帝的鸟蛋可是不能随便碰的……
德宗年间，“宫市”、“五坊小儿”诸如此类的事情还很多。二王八司马秉政后，以最快的速度废黜了“宫市”、“五坊小儿”，遣散大批宫女。当然，在二王八司马第一声大叫中受损的只是封建官僚集团中的最底层，也只有这些人才把掠夺之手伸向赤贫的农人。虽然这些人并不比朝堂里的封疆大吏做的更过分，只不过皂隶剥夺的对象是赤贫者，所以，更加刺目罢了。

“二王八司马”“踢之”的对象则是封建官制。结果，暴露了黔之驴的本来面目，“二王”败亡、“八司马”均被流放。
封建官僚之所以能为所欲为，说白了不过是靠封建帝国掌握着财政资源，能以此豢养一批为自己卖命的人。王叔文没白在太子面前混了十多年，唐顺宗刚刚登基，他就把盐铁、度支使换成了自己的人，并亲自兼任户部侍郎、盐铁、度支副使（原来位置实在是太低，没法任正职、实职）。
公平的说，“二王八司马”确实找到了正确的切入点，他们动手的第一个对象是京兆尹李实。当时，京兆尹是最没势力的地方大员——总不能在皇帝眼皮子底下训练军队。而且，李实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人。
——德宗年间，李实任盐铁转运使，居然将告发他贪污受贿的江南盐商崔善贞活埋！
——任京兆尹期间，为了讨好唐德宗，在贞元二十年的大旱灾中依然要所有农人纳税，不少小户人家为此拆房子卖地，当然，李实在这一年以极便宜的价格弄到了不少田地。
——长安有个叫成辅端的说书先生，他编了几个段子讥讽李实巧取豪夺，说“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屋二个钱”。事后，李实把成辅端抓了起来，以“诽谤国政”的罪名乱棍打杀。其实，唐德宗对这件事的批示是：这人不过是以调侃的口吻说了点建议，算了吧（言者以为托诙谐讽谏，不可加罪）。
收拾这样一个既没真正实力而又人神共愤的京兆尹，“二王八司马”当然不会有太大阻力。在“二王八司马”弹劾下，李实被贬为通州（四川达县）长吏后，京师内外“人人相贺”。
此后的事情，“二王八司马”却露出了“黔之驴”的本性。
“二王八司马”的势力范围只在长安附近，地方节度使是否买他们的帐，完全要靠各方力量相互博弈的最后结果。遗憾的是，这几位理想主义的书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就轻易对军权下手了。
放逐京兆尹李实后，“二王八司马”任用老将范希朝总领神策军。神策军早就成为高级宦官的禁脔，各人在神策军中都有不同的势力范围，大家都在神策军中派驻低级宦官充任“中尉”，直接统领神策军。“二王”此举等于把所有高级宦官和整个神策军都推到对立面。于是，高级宦官指示神策军中的“中尉”不听范希朝调度。
范希朝本是退休的边镇将领，个人影响力完全在边陲，至于神策军，没一起喝过酒、没给士兵发过钱、没给士兵施过任何恩惠，又怎么能听从这位老将军指挥？
恰在此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也看出了“二王八司马”的窘境，便派亲信刘闢与王叔文相商，希望王叔文支持他吞并剑南三川。
刚见面，刘闢开门见山让地说：皇上身体不好，若有一天驾崩，您危矣；不过，若您能提出让我家主人韦皋领三川节度使，一旦朝中有事，剑南三川当以死相助；如果您不愿意，那么韦皋自当也有所“报答”（太尉使阁致微诚於公，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韦皋图谋剑南三川已经很长时间了，他需要的其实只是一个来自朝廷中枢的借口。无论王叔文是否答应，韦皋怕是都要总领剑南三川。现在，不过是让王叔文为韦皋来背这个骂名，却能换得外藩强援。
按照西方经济学所谓“经济理性”，这确实是一票合算的交易！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经济理性”，我巍巍大唐还有气节，很多事是不能用来做交易的。王叔文很有骨气，他当面斥责韦皋的使者刘闢：韦皋手握强藩，本就有图谋不轨之迹，我王叔文岂能以江山社稷与这样的人做交易！
当然，这把西川节度使韦皋得罪到家了。韦皋很快就给“二王八司马”送来了回报：永贞元年八月，韦皋逼唐顺宗退位称太上皇，拥太子李淳称帝，是为唐宪宗。
唐宪宗称帝当年，王伓被贬开州司马，很快就病死了；王叔文被贬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司马先后被贬，开始了“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的流放生涯。
永贞革新虽然仅历时“十四旬有六日”，却给寒冬中的大唐帝国带来一丝回春之意。此后十五年，唐宪宗为宦官毒杀，大唐帝国中枢彻底失去了合法性，帝国的崩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

背乡井，弃世业，掷百器，远离亲戚姻娅，转徒东西南北而无定居，寄食于异乡异域!一去而不复返，此岂人之情也哉!是有不得巳焉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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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魔道相争胜者谁
与西汉帝国一样，大唐帝国也采用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组织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皇权是小农最后的庇护，也是“耕者有其田”最坚定的推动者，只有出现万千“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帝国才能拥有最坚实的统治基础。
问题的成因就在于“皇权”与“小农”的中间环节。西汉以来的所有王朝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一旦皇权放松对封建官僚的控制，封建官僚便会寻找一切机会兼并土地，在瞬间吸干帝国财富。
盗亦有道，封建官僚抢钱必然有一定之规。除了胡人入主中原的元朝、清朝，最有权势的封建官僚都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抢夺别人的财富。要想抢夺财富，封建官僚就必须找到一种合法的方式。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人们往往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老死不相往来。“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生活，能缔造一个鲁滨逊式的世外桃源吗？
答：绝无可能。
衡量一个经济体能否自给自足最关键的标志，是经济体内的生产和消费的产品数量是否一致。耕、织即使能满足小农的衣食需要，那么，盐、铁呢？
只要经济体内有货币存在，就绝无可能出现真正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真正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无法孕育如此丰富的货币制度，更不要说西汉的“子钱家”、唐朝的高利贷。中原大地自古就是一块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土地，甚至远比中世纪的西欧要发达的多。
然而，市场有很多种，有“好的市场”，也有“坏的市场”。
——在“好的市场”中，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受到统一规则的制约，因而人们对市场交易结果有稳定的预期，市场运行没有什么隐性的成本。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不再依靠个人声誉进行交易（impersonal transaction），经济运行中的最强势者（通常是国家）为所有交易提供了最后的执行保障，买卖双方甚至不一定识对方。比如，你把一大笔钱存入银行的时候可能转眼就会忘记刚才银行员工的长相，这在农耕社会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斯和奥尔森都把英国崛起的成因归结于此，英法战争之前，光荣革命使得英国王室逐渐退出商业领域，在金融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同时代的法国王室却没有作到这点。在后来的英法战争中，英国王室通过发行国债征集大量军费，投资者却根本不相信法国王室，因为它的权力弗远无界，可以忽视一切许诺。
——在“坏的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个强势群体，这个群体有可能掌握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也有可能具备调动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潜能，正是因为如此，强势群体可以忽略一切必要的规则，也可以在交易中不遵守任何承诺。既然其他社会成员既无法避免与强势群体交易（资源大多在强势群体手中），就一定会在交易中被剥夺，从而整个市场变得缺乏效率。这个“坏的市场”是上世纪初期美国的托拉斯，也是包括汉唐帝国在内的中国封建社会。
与周朝、晋朝、三国、南北朝相比，西汉、唐朝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帝国调动资源的能力是之前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正是利用这种调度资源的能力，封建官僚才获得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权，在这种权力之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天下无不可夺之财，权力大的有大财富，权力小的有小财富。
真正的财富生产者——小农，没有财富。
在农耕社会，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有效的财富象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唐玄宗才颁布了史上最为严厉的限土地购令：无论何种原因，任何人不准买卖天下土地！只有禁绝了土地交易，才能彻底斩断封建官僚蚕食农人财富的根基。
这道土地买卖禁令奠定了帝国未来几十年的繁荣基础，在强势皇权面前，封建官僚即使再有势力，也无法明目张胆通过土地兼并蚕食民间财富。然而，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之内，监督之制是一条单行线，皇帝一人又怎可能看住天下封建官僚？
晚年，这位天纵英才的唐玄宗陶醉于自己缔造的盛世，也逐渐放松了对封建官僚的警惕。秉政二十多年的铁腕宰相李林甫更是给了唐玄宗一种幻觉，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位宰相都能像李林甫一样出身于贵族世家，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李林甫一样能在所有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这个寒门出身的宰相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毫不犹豫的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在土地市场上重新拿到了财富分配的利刃。从放开“开元限购令”那一刻开始，情况便失控了：不足十年的时间里，帝国全境内居然有40%的人变成了毫无土地的“流民”。
数代大唐帝王的积累毁于一旦！
杨国忠聚敛了财富，却无法收敛自己的贪婪之心。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他不断以弱智的手法打击、挑衅、诬陷边镇节度使，尤其是安禄山。最终，安禄山率领着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反叛，说到底，安史之乱不过是封建官僚的财富之争变成兵戎相见。
安史之乱使帝国彻底丧失了权威，“均田制”的皇权基础也就随之破灭了。
为挽救帝国于危亡之间，杨炎开始推行“两税法”，试图向大土地所有者收税，进而实现均贫富的梦想。然而，大土地所有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他们的财富本就不是来自于公平竞争的市场，又怎么可能依靠这些人自己剥夺自己的财富？杨炎的改革根本就不具备最基本的社会条件。
封建官僚的疯狂掠夺最终使社会失去了最基本的秩序，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发动了唐末农民大起义，904年唐昭宗为宣武节度使朱温所杀，907年唐哀帝禅位给朱全忠（朱温后被赐名“全忠”，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大唐帝国，一个历时三百年的王朝崩溃了。
巍巍而立的大唐帝国终究还是未能破解西汉帝国留下的魔咒：帝国生产财富的基础是“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封建帝王又必须依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对万千小农的统治；然而，封建官僚本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对财富的掠夺最终将成为帝国无可治愈的沉疴。显然，大唐帝国最后在这个魔咒的缠绕下灰飞烟灭，此后，无论多么伟大的帝国都未能逃脱大唐帝国谱写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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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册内容到此结束，不过，我会在这里贴出第二册草稿的一部分内容。但是，这只是第二册草稿，与终稿差距可能很大。多谢支持!

第13章 东京梦华
（宋太祖）
杯酒能释兵权吗
五代十国，六十年间中原大地走马灯一样换了八姓十四君。其实，这段时间很多皇帝并不能真正统御天下，割据一方的节度使在自己地盘上才是真正的统治者。不排除个别节度使能与民生息，但绝大多数还是不求明天、只求今日的土匪：有人用泥土做成货币、有人因杨柳吐絮而征税、有人甚至把稻草当做茶叶强行卖给可怜的黎庶……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四，殿前督检点（相当于京城最高军事长官）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义社十兄弟”拥立下称帝，给自己披上了黄袍，这就是大宋王朝的开始——陈桥兵变。
赵匡胤摸爬滚打于刀剑锋镝之中，深刻明白当时那句民谣“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前朝往事昭昭在目，他一定认真思考过如何稳固自己的大宋王朝，毕竟母亲杜太后在陈桥兵变之时就曾经提醒他：皇帝是一条不归路，一旦失败，即使想回头做普通百姓亦不可得！
在一次闲谈中，宰相赵普为赵匡胤总结了前朝教训：五代十国灭亡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方镇节度使权力太重了，干弱枝强。接着，这位极不厚道的宰相又提醒皇帝，大宋王朝要想避免亡国之祸，就必须剥夺将领的权力、禁止他们在地方收取钱粮、上收他们的兵权，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一切后患，才能让天下安定（此非他故，方镇权重，君弱臣强而己。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赵匡胤听了赵普的话怫然不悦，只是说：我知道了，你别说了。
赵匡胤当然会竭尽全力让大宋王朝走的更远，只不过，赵普的权谋之术并非答案，朝代兴替的症结更不是方镇强权。
五代以来“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人类已经退回到生存竞争的动物层次。如果所有人认同的服从方式不是妥协而只有暴力，这样社会根本就不会有道德底线，劫掠既是每一个人的手段，金钱必然是社会唯一的信仰。
有人称赞很多帝王的雄才伟略，他们杀掉储君的生母、他们杀掉功勋卓著的大臣、他们甚至杀掉储君以外的其他儿子，就是为了为新君免留后患！
无论多么伟大的目标，能这么做的人，还有人性吗？
把天下交给这样的人，天下人都会没有最基本的道德，整个中原大地都不会有人知道什么是羞耻，所有人都会跟他一样！如此，迟早会有叛臣贼子！
要保住大宋王朝不复亡秦之迹，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剥夺武将军权，而是改变这种恶劣的社会信仰。或者说，只有所有人都认同劳动才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才能避免玉石俱焚的社会大骚乱。
显然，赵匡胤认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很少有人知道，北宋开国之君赵匡胤为后代留下一块誓碑——太祖勒石，这块誓碑锁在太庙之中，新任皇帝登基后才有资格入内跪拜：
第一，保全后周皇室子孙，纵然犯下谋逆之罪也只能令其自尽，不得拉到大街上去砍头，更不得连坐家属。
第二，不得杀读书人，也不得杀劝谏皇帝之人。
第三，汉初三十税一，此为大宋王朝永制，不得增加农田之赋。
凡我子孙，有违此誓，天诛地灭。
这就是赵匡胤为大宋王朝历代君王树立的治国理念——容忍敌人、容忍异端。只有一个容忍异端的世界，才可能有为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普通人才能有更多被宽容的余地，士农工商才可能获得更多财富。如果社会风气非此即彼、如果每个人都要无敌于天下、如果每个人都要消灭一切反对者（竞争），焉能为创新留下一丝一毫空间？
赵匡胤也要对付手下那帮骄兵悍将的，结果也一定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但是，实现这个目标不一定要全靠阴损的权谋。只要天下人都鄙薄这些，以至于掌握这些的人自己都鄙薄自己，那事情就算办成了！毕竟社会动乱最终只能带来破坏、灾难、死亡，只有大家在许可的范围内相互妥协，才有可能让所有人都继续活下去。

赵匡胤的第一个契机是铸币。
我们先交代一下事件的历史背景。第一，宋太祖不是唐太宗，终其一世也没有把自己的年号刻在铜钱上。不过，宋初铸币量不足，市场上的货币仍旧以五代货币为主，很多钱文上有旧时的年号。第二，登基之初，赵匡胤曾淳淳叮嘱宰相赵普，一定不能以前朝年号为新朝年号。
乾德年间的某一天，赵匡胤突然发现了一枚旧时铜钱①上面印着“乾德”的字样。这不是大宋王朝的年号吗？
查证之下，原来自己的“乾德”年号是后蜀年号之一。愤怒之下的赵匡胤说出了一句预谋已久的话：宰相当用读书人！
唐朝以来，武将为历代君王倚重，武人地位颇高，“出将入相”更是所有武将的梦想。现在不一样了，天下只有读书人能治之！
自此，赵匡胤开始推行彻底的以文治武政策，武将出身的人，即使在军队里也不得做一把手，必须在文官出身官僚管理之下。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武将也很快失去了昔日的风采，有将领甚至慨叹：即使我能击溃契丹、收回燕云十六州，也不若状元点甲之荣！
如果暴力不为所有社会层面所接受，当然也就不会有人靠暴力抢夺天下！

@贫道贫得很 @面肉牛吃牛肉面
多谢提醒，这只是草稿，后面一定提起注意，集中火力！

时间：2013-03-25 23:25:01

赵匡胤的第二个契机据说是一顿酒席，
《续资治通鉴》这样记载了这个故事，今天史籍称呼其为“杯酒释兵权”。某天，赵匡胤请义社兄弟吃饭，耳酣面热之后大家似乎又回到了后周时代，纷纷拍着赵匡胤肩膀，来跟皇帝称兄道弟。
面对一群醉汉，赵匡胤说：没有你们这些兄弟，我肯定当不上皇帝，每当想到兄弟们的功劳，我都睡不着觉啊。但是，皇帝也是一个很难干的差事，我常常为此睡不着觉。这把椅子，谁不想做？（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
义社兄弟虽然喝的面红耳赤，但也都觉得这个命题匪夷所思，纷纷跟当年的大哥、今天的皇帝表决心。石守信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又会有异心呢？（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赵匡胤叹了口气，眼睛中透出无限的空洞与狠毒：不是这样啊，兄弟们虽然没有这个心思，你们手下的兄弟如果有人贪图富贵，再把黄袍批到你们身上，就算你们想不做皇帝，还有可能吗？（不然，汝曹虽无疑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皇帝的话不言自明，几句话让义社兄弟的酒全醒了。于是，大家纷纷拜倒，石守信带头哭着说：还是领导最英明、我们这些做臣子都愚不可及，还望陛下垂怜，给我们一条生路（臣等愚不可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在中国史籍中，皇帝的形象在任何时候都将是伟大、光辉、正确的。面对这群可怜虫，赵匡胤大度地说：人生苦短，所谓富贵不过是钱多就可以，不但可以自己幸福一生也能留给子孙，兄弟们何不自去兵权，出镇方镇，多弄点钱财（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尔，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
关于这段故事，最早的记录出自宋真宗年间丁谓所撰《谈录》，不过，《谈录》只是记载了义社兄弟在大宋王朝刚建立的年代经常一起吃酒，没有对话；成书于宋徽宗年间的《长编》开始出现上述君臣对答，不过《长编》作者李焘在自注中已经说明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存在疑问，因为，这些内容在起居注、实录、会要、国史中均无记载。
后来，经一批流传广泛的史籍传诵，这个故事居然成为人们深信不疑的正史。在这个故事中，赵匡胤和义社兄弟的对答简直一副流氓无赖模样，所有人物的台词就注释了一句话：当官就是为钱。
钱确实很重要，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有钱眼里的胸怀，焉能成为君主的肱股之臣，又焉能缔造一代盛世？“杯酒释兵权”不过是后世腐儒对帝王心术的蹩脚揣测，是史籍写手不负责任地杜撰！

以文治武的治国方略只能解决方向性问题，要真正降服这些骄兵悍将，也是一定要拿出些真武艺来的。真实的历史中，赵匡胤很快就做到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让这些刀头舔血的暴徒不惜冒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风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问：究竟是什么赋予了赵匡胤这种神奇的力量呢？
答：钱。只要让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让自己的钱生出更多的钱，就一定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先说如何让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让别人心甘情愿交出自己的钱，这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
唐末以来，各地节度使的方镇就是一个独立王国，除了过年过节的时候给皇帝送上一笔供奉（学名“余羡”），其他事情根本不用听命于皇帝，他们自己收税、任命官员、训练军队，所以才能干出把泥土烧成货币的事情。大宋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这些节度使丝毫不见收敛，长此以往，五代十国的命运也许马上要在新朝重演。

符彦卿原是后周骁将，当年辽国入寇中原的时候，他曾把万贯家财散给乡人，号召大家奋起抗击辽国入侵；后来，符彦卿累功出镇天雄节度使；赵匡胤称帝后，符彦卿照样当他的节度使，而且位列大宋王朝三公，是地位最高的节度使之一。
《宋朝事实》记载，大宋王朝建立后，符彦卿经常亲自过问、清点税收情况，想用多少钱、就从民间征多少税，最后甚至发展到连宋太祖的余羡都克扣。至于辖内的治安或者法令，是不要指望这位节度使的，对他来说，只要有钱就可以赎罪，甚至可以用犬、马、鹰、豹赎罪（因为他喜欢名犬、名马）。
对付这样一个贪婪的节度使，赵匡胤居然丝毫没有加罪。
乾德元年（963年）正月，符彦卿入朝拜见皇帝，赵匡胤赐袭衣、玉带和十二美人、名马，又按唐赐功臣字之制赐“崇、仁、昭、德、宣、忠、保、正”八字。
在符彦卿看来，新任皇帝还是很靠谱的，自己不过是换了个皇帝送“余羡”而已，幸福的日子不会有太多变化。赵匡胤不但没有谋求自己地盘的意思，还不断给自己拨款兴修水利——条件是现在北宋已经宣布废黜了徭役，所有工程不得自民间征调民夫，要由自己手下的厢军完成①。
就在符彦卿为境内工程做准备的时候，皇帝又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派厢军中的精壮者（史称“精兵”）去外地从事建筑工作——全国都在兴修水利，一些大的工程确实需要各节度使派兵协作完成。
听起来厢军是一种军队，实际上，厢军是从民户中抽出来的壮丁，大部分士兵拖家带口，就为混口饭吃。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士兵主要是一些体格健壮、没有家室的“城中少年”，恰恰就是这些人，不但经常在军队里闹事，还经常搞一些抢劫之类的娱乐活动，是乡里一害。
这一次很巧，体格健壮、没有家室都是朝廷选“精兵”的标准。

对体格健壮、没有家室的人来说，离开故乡去京城工作并无多大害处，反正到哪里都从事抢劫；对符彦卿来说，这也不是什么离谱的事情，反正这段时间自己不用支付军饷跟粮草，乐得耳根子清净。
接下来的事情，符彦卿却觉得不太靠谱了。
乾德元年二月，刚刚从赵匡胤哪里领赏回来，这位皇帝就下诏斥责他执行力太差，不但自己是不法之徒，治下郡县也未能大治（专咨不法，属邑不治）。
解决的方法就是，皇帝亲自给符彦卿派来一批知县。离谱的是，皇帝派来的这批知县并不是七品芝麻官，而是一批朝堂上的实权派：右赞大夫（政府口秘书长级）、大理正（司法口副部级）、屯田员外郎（工程口正局级）、监察御史（虽为从八品，却有权参劾宰相）……。
可怜符彦卿，以前见皇帝的时候就得对这些人点头哈腰，现在一下子全出现在自己地盘上。尽管名义上他们是自己手下的知县，但这些人是皇帝钦点，跟天雄节度使可没什么关系。
几位高官下车伊始就开始指手画脚，还从京城调来一批同样级别很高的“场务监官”负责本县税收——以前这活儿是由节度使手下的牙兵牙将干。不过，收上来的钱从此就于节度使无缘了。
右赞大夫周谓（皇帝的秘书长）奉命出知永济县，符彦卿身为节度使也不得不出郊相迎，周谓在马上见了符彦卿，只是作了个揖，连马都没下（略不降屈）。这位丁谓秘书长刚一到任就开始重审当地案件，据说也杀掉了很多罪犯。至于符彦卿，根本就不知道审理过程，丁谓连个招呼都没打就把当年给符彦卿送钱、送名马、送名犬的人都给咔嚓了。
在古代，司法、税收权本是区域治权的象征，现在，堂堂天雄节度使、管内观察使、大名尹、领大名府事的符彦卿，直接被几个知县给架空了。
符彦卿忽然发现自己被赵匡胤忽悠了——此时，他的厢军已经被调去修河堤了，精锐也送给皇帝送充实禁军了，他根本没有反抗的实力了！
没有了钱、没有了权、没有了军队，看你怎么跟我斗！
开宝二年（969年），有人揭发符彦卿谋反（没兵、没权如何谋反），符彦卿被贬为凤翔节度使。宋太祖马上又以“彦卿患疾”为名要求他不必到凤翔就任，来洛阳居住就可以了。可怜符彦卿，曾经“全军十万拥雄师”，从此只得忘情山水，不再过问政务。
符彦卿坐拥十万雄兵况且坐以待毙，其他节度使只能任由赵匡胤“收其精兵”、“稍夺其权”。此后，大宋王朝军权统一于中央禁军，地方厢军成为纯粹的工程兵；方镇节度使不能擅自任命县尉，州县治权也再次回到中枢朝堂。
可以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话说明这段历史：“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