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简除罪
在帝国即将分崩离析的时候，汉武帝曾经下《轮台罪己诏》。现在，武则天也走到了这一步，庆幸的是，历史留给了武则天一定的时间。
1982年5月，河南登封唐庄乡农民在乱石堆里发现了一块非铜非铁的金属板，上面刻着奇怪的字。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手中这块金属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份以黄金铸造的“罪己诏”。诏书的发布者是唐代女皇武则天，诏书的执行者是“三官九府”诸位神仙，这位不可一世的女皇命令诸位神仙免去她对天下犯下的罪过，让帝国恢复昔日强隋的强盛与繁荣。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瞾除罪金简”，武则天以一种隐晦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希望余生能力挽狂澜，让百姓修养生息，让帝国财富生产回到正常轨道。武则天可能是羞于情面未公开颁行这份“罪己诏”，而是让自己的贴身宦官悄悄跑到嵩山之巅，扔下这块金简。
此后，武则天的施政方向悄然改变。
大乱之后，往往会有大治。
只有翻天覆地的乱世才能彻底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使得天下财富重新洗牌，大部分人也能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这也是历代初年容易出现所谓“盛世”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这种重新分配过程是以绝大多数财富毁灭为代价的，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彻底摧毁了关陇士族的统治基础，而酷吏最后又为皇权所毁灭。
乱世之中，所有财富、所有规则、所有人才都毁于一旦，而社会进步最终必须以财富积累为基础，“乱世-盛世”循环只能在大乱之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所以民国年间的王亚楠先生这样评述中国历代盛世“这些盛世只停留在故纸堆的想象当中，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真正的盛世”。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乱世是盛世之源。

圣历元年（698年）开始，来俊臣、周兴、索元礼等酷吏先后被武则天诛杀，来俊臣被斩首后人们纷纷冲上去“食其肉”，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顷刻间变为齑粉。圣历二年，武则天大赦自己临朝以来所有的“得罪者”，与李唐皇室关系较为疏远的一批官僚被释放并重新重用，其中就包括近几年来活跃在影视屏幕上的狄仁杰。
在圣历元年的诏书中，武则天开始强调“建国之本，必在于农”：三公九卿有了一个新的使命——各自认领洛阳附近的州县，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收容流民在洛阳附近就地安家，自愿安家的赐给土地、免除三年徭役。
我确实没有找到武则天“均田”的记录，历代武则天的反对者也借此说所谓武则天晚年“重农”不过是一个谎言。
在来俊臣等一批酷吏的审判案卷中，我找到了答案。
这批酷吏在残酷打击李唐皇室势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置办了丰厚的家业。来俊臣被抄家的时候，仅在册的土地就有3万余倾，而这些土地只有一个去处——罚没入官，部曲、奴婢按百亩各安其业！
也许，开革了这些酷吏，女皇已经毋需大规模授田了。
长安元年（701年），全国民户从高宗年间的380万户增加到600多万户很多田地被开垦，人们家中开始有了余粮（田畴垦辟，家有余粮）。
这里要说明的，不是武则天如何授田，即使我们找到更多资料，也不过是重复吕后的后尘。武则天最大的功绩并不在农业，而是振兴商业。她的父亲本是一个倒卖木材的商人，也是在这种家庭中，武则天了解了商人最怕的一件事——关津。
关津，就是商税。
汉隋相传商税“三十税一”，贩运货物的商人在一地缴纳商税之后，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关津可以不再缴纳商税。自隋炀帝开始，全国共设66座，到武周天历年间史载为106座。虽然隋炀帝也下诏执行“三十税一”的政策，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各地封建官僚并不服从这个诏令，基本各自为政，关津都要雁过拔毛，例如，从江南贩卖来洛阳的粮食税率在总价的20%左右。
天历元年开始，武则天下诏，明确提出关津最大的作用是为官府养了很多懒人，不致力于劝课农桑（氓俗浇弊，浮惰者多），所以，必须禁绝关津税，使得大雁翱翔时不再被迫停留、小鸟在自己的蜗居不再被侵扰（解其襟带，欲使雁行靡拾，鹑居不扰）。
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批准了凤阁舍人崔融的《请不税关市疏》，废掉了内地关津税，仅留下了潼关等对外关津，关津基本定位为征收对外贸易关税。
在这篇辞藻华丽的奏疏中，崔融首先说明了商业的用处。商业让人们自己去追求最后一分之利，所以，市场上才会有琳琅满目的商品。
再次，崔融列举了关津之弊：关津原为收缴商人纳税，现在却很多却已开始对过路的行人征收买路钱（不限工商，行人尽税），这是自古就有的路，是天下人的路，焉能为官家所独占（往古之时，淳朴未散，关防讥而不征）？！
然后，崔融对武则天提出了警告。自古以来，所谓“关”是抵御外敌所用，绝不是抢劫国人的利器！关津只是雁过拔毛、羁押行商船只（纳税则检覆，检覆则迟留），我悠悠***，居然沦落敛财至此，悠悠千载，后人读史论事，我们还有何颜面（今若不论商人通取诸色，济济盛朝，自取嗤笑）？！
最终，崔融对女皇提出了警告。如果继续任由关津常年收取商税，那就是因为小利而放弃“无为而治”的圣王之道，最终必然因小失大（况浇风久扇,徒欲禁末游、规小利，岂知失玄默，乱大伦）。市场本是天下人的牟利之地，只有不征税才能给无业游民以牟利之机，对市场征税会令人无处觅财，人们无处牟利必将引致天下大乱（市为聚人之地，税市则人散，税关则暴关，暴兴则起异图，人散则怀不轨）！
崔融是对的，没有了关税、市税，黎民百姓开始为自己寻找每一枚铜钱。武周长安年间，洛阳、长安两市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富人，他们从事着一些非常奇怪的产业，比如，掏粪。
罗会本来是京城一个无业游民，后来开始为有钱人家掏厕所。罗会用自身行动证明，只要勤劳，掏粪工人也能致富发家！长安三年武则天免除所有商品关税，所有物品都可以买卖，当然也包括大粪（此前，大粪是不能买卖的）！
自此，罗会得以贩卖大粪出城，将之卖给周边的农人，数年后，罗会从个人掏粪发展到几乎垄断了京城的所有公私厕所！
朋友问他，你现在已经如此富有，何必再干这恶臭之事？
罗会笑着回答：我只懂得掏粪，也只懂得如何储藏、运送大粪才不至于散发恶臭，所以，人们才让我掏粪。如果我不去掏粪，也就是一两年，我又将沦为穷人，那是我不是更臭？
连大粪都可以自由贩卖，武周末年终于又有了这样的记载：关津本是天下商品流散之地，现在所有关津聚集的商船遮天蔽日，日夜串流不息（天下诸津，舟航所聚，弘炯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已经82岁的武则天溘然长逝，临终前她自去帝号，承认自己的身份仅是李唐王朝的儿媳妇（皇后）。武则天死后，这位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女皇为后人留下了历代皇陵中唯一的无字碑……
是非功过留与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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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无事，民自富
《贞观政要》是研究唐史的一部重要著作，其作者是生活于开元年间的吴兢。开元初年，史官吴兢因与宰相姚崇意见不合愤然辞职，回到老家后这位史官把自己的理想社会编纂成了一部故事书——《贞观政要》。《贞观政要》基本以开元初年帝国施政措施为基础，也提出了一些自己对皇帝品德的幻想，并把这些都品德、言行统统放到唐太宗头上，希望借祖先的伟大形象影响玄宗。与其说《贞观政要》是后世乌托邦式的范本，毋宁说这册书是开元初年唐玄宗点点滴滴的为政记录……

从武则天死后到景云二年（713年），八年时间，李唐王朝出现了七次政变、四位皇帝，朝堂之上甚至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统御局势。唐中宗、唐睿宗、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武三思、武承嗣……，除了笑柄，这些人没在史书上留下任何功勋。愚蠢的封建统治者使用了最为直接的敛财方式——卖官，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都曾经公开卖官敛财，无论是谁，只要肯出钱就有官当，这些官员在唐史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封斜官”。
可笑的是，“封斜官”只是一个名号，根本没有实际权力。八年间最高统治者变化的实在太快，根本没有机会任命高级官僚，“科举帮”出身的官员都已经无处容身，何况这些名不正、言不顺的“封斜官”。也正是由于这些统治者无能，大唐帝国才延续了无为而治的政策，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但凡稍微有点能力，就不会像走马灯一样被人干掉了。

景云二年七月，李隆基成为大唐帝国新的主人——唐玄宗。与历代帝王一样，这位年仅28岁的皇帝必须做出一个选择：国富、民强，那一个更优先？
对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李隆基在一系列诏书中进行了回答：当然是民强优先！
所有善政，必须让天下黎民先实现温饱，国家富强，必须让所有人都有赚钱的机会；治国之道，先要满足庶民的需求！高明的封建统治者，一定会先培养民间财富，然后再享受。培养财富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培育富裕的黎民，只要让黎民百姓有谋生之道，圣人在不干涸的泉水中饮水、圣王治国必须紧紧闭上嘴巴，什么都不做就算是积德了。（古之善政，贵于足食；将欲富国，必先利人；为国之道，莫不家给人足；圣人积不涸之泉，王者用无穷之府；清净之政，同归清净，共守玄默）
帝王无为、无事、好静、无欲，庶民自然、自化、自富、自正、自朴，我无事而民自富。治国要之术必须遵循财富之道，财富之道贵在清净，封建官员清净则不会打扰黎民，黎民才能真正安心生产，黎民安心生产才会没人闹事，如此，太平盛世自现（曹参相齐，贵于清净。清净则不扰，不扰则和平，和平则不争，不争则知耻）！
天下财富都属于帝王，皇帝又何必贪恋手臂范围内能触及的钱财？
自皇帝以下所有官员，千万不要自以为是没事就发布什么指示，朝廷六部不得单就某事就对地方官行文，但凡涉及五个州以上的公文、但凡涉及税收的公文，必须经过皇帝御批，否则谁也不准对州县行文！非公务地方官一律不得接待六部官员，有六部官员胆敢没事就流窜到地方连吃带拿，一经查实，立即撤差！
根据上述理论，皇帝不再发布最高指示，官员自然也就无事可做。既然官员无事可做，那就都撤了吧！
第一批倒霉的是中宗、睿宗年间的“封斜官”，开元二年（714年）1万多名“封斜官”至少有8000多被取消了候选资格——您的钱给韦后、安乐公主了，跟当今皇帝没有一枚铜钱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朝堂中枢官员代表一片地方势力，一个地方封疆大吏又迁涉到朝堂中枢某部某官，一个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还不知要牵扯到多少人利益，朝廷的富民政策往往就在这些人的利益博弈中走样。所以，历代史籍往往对李隆基裁撤官僚的举动大书特书，认为这是他励精图治的表现。
实际上，李隆基最狠的杀手锏并不是搞掉这些无职、无权、无实力的土财主，而是裁撤了大部分负责中枢朝廷工程的司、监、署等机构，一千多名实权位置上的同正、试、摄、检、校、判、知被裁撤了（大革奸滥，十去其九）。这些人原来的职责是负责内廷、皇室和官家供奉，也就是说，唐玄宗裁撤了皇家直属企业。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企业可以获得财政无偿拨款，那么这个企业就不会关心生产，从堂官到胥吏大家只关心自己如何捞钱。久而久之，这样的企业必将损害社会利益。
公共选择理论还认为，如果一个企业依靠朝廷强制力排除任何人染指自己的行业，那么，这个企业就会把掠夺的触角伸向社会每一个角落——这家企业不但会损害社会财富增量，还会侵蚀社会财富存量。如果企业的存在的基础是强制性公权力，那么就是公权力伸向社会财富的触角。
唐玄宗裁撤的这些皇家直属企业就属于公共选择理论极端敌视的这种企业——官手工业。
唐朝初年，唐太宗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官手工业体系。不但长安、洛阳朝廷有大量这样的官家作坊，就连各级府县也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手工业工场——官手工业。一是普通手工业，为皇室宗族和地方官方制造日用品；二是冶铁业，负责制造兵器和铸钱；三是建筑业，负责建造皇室和地方府县工程。
反正，只要是有赚钱的机会，这些封建官僚绝不放过。
问题是，官手工业以赋税的方式征集民间财富作为原材料，又以徭役的方式征调民间艺人进行生产。不但如此，“官手工业”一旦出现就会垄断某个行业，民间匠人再进行生产就是犯法、就要砍头，比如，冶铁、陶瓷、煮盐、山川水泽之利……
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行业有利润，会有无数人涌入其中，大家可以靠一门手艺谋生、手艺创新也可以独占一方之利。在市场的互相拼杀中，弱者会被淘汰，最后行业技术会逐步更新，生产财富的能力会越来越强。
现在，只有官手工业可以经营这种产品，无论定价如何离谱、无论质量多么差，庶民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说白了，官手工业作坊更类似于一个无赖，自己不做任何努力，全靠硬抢！
这种财富剥夺方式确实不是最为刺目的税收，却同样会断掉很多人的生路。民间一个作坊就能养活数名甚至数十、数百名工匠，这些工匠又能养活多少家人？
唐玄宗明白，少府、军器监、将作监这些人从来不干正经事，却一个个搂的脑满肠肥。皇室每得到一批物品，就有一批人发家致富；当然，有更多的人失去了谋生手段。武周年间宰相狄仁杰曾就此评论：财富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最后都要加在靠手艺吃饭的匠人身上，他们本是贫困之人，皇家生产的一钉一锤还不知让多少人家吃不上饭（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
睿宗年间，太平公主亲自负责内廷供奉，抓着官手工业的少府、将作等机构。太平公主被赐死后，《旧唐书》这样描述抄家的场景：太平公主的财货和宝物连皇帝的御府也不能相比，仅仅清点马牧、羊牧、田园、质库的名册居然就花费了数年时间！
与太平公主相比，西汉年间董贤两年搂一亿枚铜钱又能算什么？
只有更黑，没有最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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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留你何用？
开元二年，唐玄宗宣布皇家放弃所有的山川林泽独占之权，放开盐、铁、茶、酒专营，解散了绝大部分特供皇室的官手工业作坊。留存的内廷珠玉、锦绣、服玩，一律当着百官之面在朝堂上焚毁，乘舆服饰、金银器玩由兵部作价在市场上出售，得钱留作军用。此后，内廷谁再敢采购象征富贵与地位的织锦等奢侈品，廷杖一百——基本等于死刑（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
在唐史中，裁撤官手工业是武后减税后的又一决定性举措，为大唐强盛的手工业缔造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两三年，大唐帝国手工业、商业发展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巅峰时期。
——《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何明远》记载，名义上，何明远只是驿站一个小吏；其实，此人还是当地一个巨富，他家中居然有绫织机五百台，按照童书业先生的考证，这是南宋鼎盛时期绫锦院的规模。
——长安柳氏是一个天性聪慧的女子，她发明了丝绸彩染技术。此后数年，多色织锦成为丝绸之路上最抢手的货物，柳家也借此成为巨富之家。今天，在甘肃、新疆一带的唐朝墓葬中，经常可以出土鸳鸯花束纹纱，就是柳氏家族的代表作。
——蜀地盛产一种叫做“轻容”的织纱，李贺曾在诗中描述“蜀烟飞重锦，峡雨侧轻容”，可见当时蜀地纺织业之盛。
大家可能注意到，在开元初年的记述中，我们暂时没有提到其他行业，单纯强调了纺织业。并不是我不去寻找其他行业的资料，而是开元初年最鼎盛的行业确实只有纺织业。
这不是偶然。
在人类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只有巨大的市场才能刺激重大创新，也只有重大创新才能在人类本就低下的生产能力中创造市场。“温饱”只是一个词，却包含两层意思：吃饱、穿暖，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两项生存需求，吃饱饭要靠农业，穿暖衣就一定要靠纺织业——这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最大契机。一千多年后，英国工业革命恰恰就是发轫于纺织业；开元初年，中国纺织业已现此中端倪。
开元初年，大唐帝国商业繁荣几追盛隋。最明显的例证，朝廷废黜了实物俸禄，从此，当官的不必在朝廷领取俸米，而是直接领薪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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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开元全盛日
（唐玄宗开元四年-天宝十四年）
钱味甘，大热有毒
宋璟罢相之后，唐玄宗任用张说为相。张说，出身卑微，由科举进入仕途，玄宗帝师，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
中国货币学说史中，能完美结合金融学、伦理学与政治学的文章当属南朝《钱神论》，但《钱神论》作者存在争议，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是几代人集体智慧结晶。能与《钱神论》媲美的古文金融学论著，只有《钱本草》，而《钱本草》的作者毫无争议，是张说。
在这篇同样传神的《钱本草》中，张说这样描写金钱：钱的味道甘甜，性热、有毒，既能有利于邦国，也能让贤达堕落；如果天下人钱财平均则太平盛世，如果天下人钱财不均则是乱世之源（钱，味甘，大热，有毒；能利邦国，亏贤达，畏清廉；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
估计张说写这篇文章的原意是警示世人，结果，他自己以身试法成了警示后人的生动案例。
名义上，张说提拔干部的标准是文采，但凡有文采的官员，即使恶行昭著（向他行贿）也不深究。实际上，有文采只是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标准是谁是他一手提拔的嫡系弟子（这样一起干坏事更方便）。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是文采盖世，也一律不予考虑。
张说绝对是体面人，体面人抢夺财富不一定靠暴力，甚至不一定是贪污受贿。除了这些，还有市场……

开元四年，一个名叫卢从愿的寒门子弟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这位青年才俊拜张说为师后，几年间就官至工部侍郎（副部级）。有了这样的关键位置，卢从愿经常借河工之名授意下官征调农人去服徭役，因为农人手中有卢从愿看中的土地。我们说过，封建时代的农人本就“站在齐颈深的水中，一阵细小的波浪就能将其湮灭”，当时的徭役一去就是几年，又没有任何报酬。在这几年间，一旦有农人遇到“一阵细小的波浪”，卢从愿便会从而降，要求购买破落农人的土地，帮助农人度过劫难。于是，卢从愿这位青年才俊，很快就有了一个可以望文生义的绰号——“多田翁”。
开元初年，在以张说为首封建官僚轮番炒作之下，大唐帝国土地价格开始了一轮螺旋式飙升，即使贫瘠土地的价格也是武后年间沃壤价格的数倍。一批封建官僚却获得了“多田翁”、“地癖”一类的绰号……

大家应该还记得，大唐帝国立国之初，太宗李世民曾经按官职分配土地。在这个制度下，封建官僚本来就较普通人占有更多土地。现在，土地价格飙升，有能力购买土地的人只剩下强势阶层，普通人已经买不起土地。这段话的另外一个意思是，随着土地价格飙升，普通人多少年、多少代辛苦积攒的财富在瞬间化为乌有，终年辛苦劳作却始终不能得到安定，眼睁睁看着财富与自己无缘，最后只得或举家逃亡、沦为部曲……
所谓“西方经济学”如此解释这个过程：在市场中，价格判定优劣，没有能力购买的人自然会被淘汰。
这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只有放开价格，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才能让最有能力的人得到土地、才能真正增加社会财富……
所以，地价飙升是合理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种解释其实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吊丝”买不起房子那只能怨自己没本事，只有有本事的人才能成为“高富帅”！
真的是这样吗？
现在，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竞争都一定提高生产效率、不是所有的竞争一定都会提高社会公众福利、更不是所有市场选择的结果一定都是好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竞争”（compete）还有“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竞争”是比谁更优秀，“竞次”是比谁更下贱、谁脸皮更厚、谁心更黑！
“竞争”和“竞次”也是有相同点的，那就是，两者都把市场作为工具，都通过市场实现利益分配和再分配。所有社会都存在市场，市场也都有“竞次”特征，只不过封建社会的表现更为突出。马克思在描述万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提出，资本家对劳动力的剥削是有底线的：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工人工资要足以维持自身和家庭生存。封建社会不存在这个底线，失去土地的流民只能压低自身劳动力价格、甚至是被迫损害生命，结果还是不能获得维持自身和家庭生存的资源。
人们竞相降低自己劳动力的价格、竞相出卖自己，微薄的收入最后一定会突破了马克思所谓的“剥削底线”，不要说购买土地，就连自己和家人生存都难以为继；最后，人们只能卖身为奴，把自己从封建社会直接倒退回奴隶社会；所以，我们才在史籍中一次次见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的描写。
故曰“竞次”！
自汉武帝起，“竞次”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无为而治”放开市场，强者就会掠夺弱者生存资源。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元嘉之治无不是无为而治，也无不遇到了这个死结。财富一旦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农人也就只能成为流民，一旦流民聚而不散，便是乱世之源……
现在轮到唐玄宗，土地价格飙升——强势群体的财富呈级数增长，弱势群体彻底丧失积累财富的能力。朝堂之上玄宗自己坦言：现在封建官僚疯狂掠夺土地，天下贫人层出不穷，流民年复一年增加（猾吏侵渔，权豪并夺，故贫篓日遭，通逃岁增），如果不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流民将再次冲击中原大地，开元盛世的局面将不复存在。
《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这段历史，“大地产的数量大量增加，其中许多为出身较低的官员所有，他们需要地产以稳定他们的经济地位”。

开元限购令
关键时刻，终于有人对张说放任土地兼并说“不”。
说起来可笑，这个看不惯当朝宰相的人居然只是一个正八品的监察御史，也就是说，这个人只是一个主任科员。他就是被《旧唐书》列入奸臣转的“开元第一聚敛之臣”——宇文融。
开元九年正月，面对天下黎民“既穷乃诈，犯禁相仍”的危局，宇文融上书玄宗要求改革。这封奏疏上奏之后，宇文融力排众议，开始推行史上最为严厉、最为彻底的限购令：自此之后，禁止一切土地买卖，无论有无户籍均不得再买卖土地！
——对已经顶风作案买了农人土地的，无论什么价格，只要占田超出朝廷标准（太宗按官授田的标准）立即无条件没收！
——与限购令配合，宇文融宣布赦免天下农人逃亡之罪。允许逃亡人口就地入籍，按唐初“均田令”重新向当地官衙领取土地，每丁授田五十亩、宅田五亩。逃亡的农人只要主动向官府出首，以六年为限免除所有税收、徭役。
——至于分配土地来源，则是从封建官僚、大地主手中抠出来的“籍外占田”，自此，封建官员不得占用任何“官职田”外的土地。
这项土地限购政策在唐史中被称为“检田括户”，是一剂完全违反玄宗“无为而治”治国之策的猛药，唐玄宗希望以皇权铁腕确保帝国在“耕者有其田”的轨道上运行。
如此生猛的限购政策，是一定会往死里得罪封建官僚的。
不过，这里要说，宇文融确实是一个很圆融的人，在这场规模宏大的土地改革之初，他找到了自己坚定的同盟军：皇族、关陇贵族和农民。
——皇族和世家大族原有土地不在改革范围之内，皇族和关陇贵族没有理由会反对这场名正言顺的改革。
——宇文融撇开了朝廷六部和地方府县的封建官僚，自行拉起了一个“劝农使”的队伍。宇文融出身北周皇室贵胄，他手下的“劝农使”也清一色出自皇族和世家大族，这些人世代富贵，是科举新贵的死敌。
——获得土地的农人，既是改革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原本飙升的地价使生活完全变成灰色，辛劳一生也无望获得一小片赖以养家糊口的土地，终其一生始终都是居无定所。现在，宇文融重新授予了他们的土地，生活终于可以继续下去了。《龟册元府》记载，宇文融所到之处必定召集父老宣布皇上的敕令，人们非常感动，有人甚至称宇文融为再生父母（融之所至，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
有了皇族、关陇贵族和农人的支持，封建官僚的反抗便显得相当软弱无力了。开元十年，御史台（宇文融编制所在部门）给了宇文融“上下”的年终考核结果，“上下”说白了也就是“优秀”的下等。那一年，吏部正好是“多田翁”卢从愿主持年终考核，宇文融这个“上下”的考核结果遭到了吏部坚决反对，卢从愿以堂堂朝廷二品大员之尊居然亲自粉墨登场难为一个主任科员，愣是扣住“上下”的评语不肯下发（抑不与之）。
开元十二年，“检户括田”基本结束，大唐帝国在四年间重新授予了80多万户流民土地，也为朝廷也增收“百万缗”。对这场历时四年“检户括田”的改革来说，宇文融得不到一个“上下”的考评结果又能怎样？
开元十三年，盛世达到了前期巅峰，唐玄宗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这是中国古代太平盛世最具标志意义的大典。

最后，说一下宰相张说和“最牛主任科员”宇文融的结局。
对张说这样的封建官僚来说，失去了土地兼并，封禅大典居然成为绝好的捞钱机会。在开元十三年那场流传千古的封禅大典中，张说任命了数以千计的新官员——也就必然得罪了数以万计未被任命的官员。封禅大典后，宇文融利用封建官僚集团对张说的愤恨，指使自己的学生李林甫攻击张说受贿、滥用职权以及靠“邪术”谋求官位。
开元十四年，张说罢相。
同是开元十四年，宇文融试图对皇族推行“检户括田”，结果，宇文融立刻就在唐太宗曾孙李祎攻击下被外放汝州刺史。
虽然离开了玄宗身边、离开了朝廷中枢，对一个主任科员来说，汝州刺史的位置也算是给了个级别、安排了。
宇文融离京后，玄宗试图再次推行“检户括田”，满朝官员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头。在一次朝会上，玄宗无限感慨地说：“你们非常讨厌宇文融，现在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但是，国家财政又有谁能为我分忧呢？”（公等暴融恶，朕既罪之矣，国用不足，将奈何？）言下之意，唐玄宗想让宇文融复出。
这句话引起了皇族和封建官僚的高度警惕，一旦宇文融复出，他们又将沦入万劫不复之地。开元十五年，宇文融被流放岭南，病死于发配途中。
此时，宇文融的学生李林甫已因门荫入仕，张说的学生张九龄也已经进入朝堂中枢，斗争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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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发货币的两种方法
唐玄宗在位45年，先后任命了26位宰相，其中，李林甫一人就在相位上呆了19年。这19年是大唐帝国的全盛时期，杜甫在一首《忆昔》的诗中有这样的描述：
……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
鉴于当时不太可能有石膏美容过的大米、鉴于当时已经没有人需要通过犯罪维持生存、鉴于当时村村都有“万钱户”，可以说大唐帝国已经进入全盛时期。然而，就是这位盛世宰相李林甫，居然跟他的老师宇文融一样，被治史者看成一个奸臣。
《资治通鉴》对李林甫有这样的描述：他善于迎合皇帝，也能很好与宦官、宫女相处；他嫉贤妒能、闭塞言路，他屡兴大狱逮捕亲贵，甚至连太子都敢诬陷（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
总之，李林甫，是一个坏的掉渣的坏人，张九龄、杨慎矜等一批廉洁的官员在李林甫陷害下一个个丢掉了相位，最后，李林甫培植出了一个叛徒安禄山，养痈为患毁掉了开元盛世……
真的是这样吗？

开元限购令实实在在减缓了封建官僚蚕食农人土地的速度，十年来随着社会财富增加，“钱重物轻”的问题出现了。“钱重物轻”还有一个学名字，叫“通货紧缩”、“检户括田”之后，大唐帝国物价持续下跌，到开元二十年（732年）一斗米的价格仅为十三个铜钱（所以，我们才说贞观之治所谓“斗米三钱”绝不可信）、一匹绢的价格也仅为二百钱。
通俗的讲，“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都是财富再分配手段。通货膨胀，富人手里的债务会越来越不值钱，穷人手里的钱只能买到更少的东西。
所以，通货膨胀对富人有利。
看到这些，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通货紧缩”就一定对穷人有利，穷人手中的货币确实增值了，实际上，富人控制的货币更多。而且，通货紧缩会提高所有人的赚钱难度，直接降低所有人的生产积极性，毕竟现在赚钱少了——虽然只是名义上的。
所以，无论涨价、跌价，都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规则永远是强者的规则。
关于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以后我们会详细谈，现在先说通货紧缩。
现代财政学有个名词叫做“转移支付”，就是国家把征收上来的税款重新分配给社会各个阶层，是现代国家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增发货币也是一种调节贫富差距的方法，力度远比“转移支付”更狠：“转移支付”还得先收税，然后才能转移，增发货币却可以直接改变一个阶层的贫富状态。
现代增发货币的方法很多，在现代有“央行再贷款”、“发行央行专项票据”、“降低存款准备金”、“放松信贷”、“降息”……。跟封建社会比，这些名称虽然令人眼花缭乱，其实本质从来没有变——增加流通中的货币。
所有的货币手段都是中性的，关键是，增加的货币究竟给谁？
第一个方向，把新增货币集中发放给强势阶层，也就是封建官僚。无论是把新铸造的铜钱直接拨给封建官僚，还是以朝廷的名义借钱给这些人，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很遗憾，对这些人增发货币并不能刺激经济，反而会造成经济停滞、物价上涨，原因很简单，货币不掌握在创造财富的人手里。
第二个方向，把新增货币集中发放给弱势阶层，就是原本穷困的黎民百姓。也许没有理由直接给现钱、也许编造一个名头然后再给钱、也许拿钱随便买点穷人的东什么西……，只有这样的货币增发才能真正刺激内需、启动经济复苏之源，因为，普通人需要购买的东西太多了！
所谓货币增发，其实万变不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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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钱重物轻”的局面，一品大员、宰相张九龄提出了一个听起来非常好的方法——废黜官铸货币、彻底放开私铸。
张九龄，一代文坛领袖，被史籍誉为“匡国济民”、“忠贞廉洁”、“犯颜直谏”……
现在，我来揭一下张九龄的老底，此人是张说的嫡传弟子，小吏之家出身，是标准的“科举帮”，在开元十一年的“检田扩户”中曾因占田超秩被罢官。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因文采出众、长相俊美被玄宗任命为宰相。半年来，这位新任宰相对关陇贵族出身的官僚尽极攻击之事，李林甫、张守珪、牛仙客等人都因张九龄的攻击推迟入相。
就是这样一位宰相，在开元二十二年向唐玄宗上书，要求彻底废除官铸货币。
在本书中，我们一直对官铸货币颇有微词，毕竟官铸货币是把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只有民间私铸货币才是一种货币自然演进历程，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商品流通。但是，张九龄提出的私铸货币建议，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接受。
张九龄上疏禁绝官铸后，唐玄宗让朝廷大臣对这个建议进行公开辩论，这就是中国货币学说史上著名的《敕议放私铸钱》。
关于这个命题，张九龄提出：废止官铸、仅存私铸，货币铸造量就一定会增加。为此，张九龄还提出了四点理由：一是古往今来，货币都是天然形成的，不是某一个帝王赐予天下臣民的，所以，应该彻底放弃官铸货币（古之为钱，将以通货，币盖人所作，非夫实生）；二是官铸货币耗费铜材，没有多少收入，所以，应该彻底放弃官铸货币（顷虽官铸，所入无几）；三是钱币本是用铜磨出来的物品，实际没有任何用处，却要以此来交换耕织品，所以，官家应该彻底放弃铸币（磨铸之物，却以少而致贵）；四是如果不放开货币私铸，就不能充分供给货币，所以，应该彻底放开私铸（公私之何，给用不赡）。
平心而论，张九龄这四条理由条条站得住脚，也确实符合现代货币流通理论。但是，反对张九龄只需要一条理由：张九龄采用了第一个法子，将增发货币集中于强势阶层。所谓“禁止官铸、放开私铸”，只有皇族和封建官僚才有能力私铸货币，一旦这些人手中的货币增加……
对《敕议放私铸钱》，最坚定的反对者就是当时的御史中丞李林甫。李林甫没有给他老师宇文融丢人，当时他只是正五品，一个司局级干部却敢于公开对抗当朝宰相。这位在“检田括户”中摸爬滚打出来的皇族后裔对利益分配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他知道，一旦废弃官方铸币，把铸币权完全交在封建官僚手中，事情只能变的更糟。
朝堂之上李林甫毫不客气的提出：铸币是国之权柄，历代以来禁绝私铸是为了确立货币信誉；现在一旦放开私铸、废弃官铸，就等于为“小人”放开了逐利之门，滥钱恶钱便会充斥门庭，到时想欲禁不能，会更损害农人利益（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
解决“钱重物轻”当然必须增发货币，为此，李林甫建议官炉增加铸币，货币发放途径主要有三条。这三条路径，条条都能把钱直接交到黎民百姓手中。也就是说，李林甫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定向对社会底层增发货币。
第一条途径，和籴。朝廷每年按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农人手中的粮食，当然，会按农户土地面积给农户一个比例——占地越少的农户得到的和籴份额越高。说白了，这是对贫困农户的直接补贴。《陈宣公集》卷十八记载：这道敕令极大取悦了农人，农人竞相向官家出售粮食以谋取厚利，而不怕生产运输途中的劳苦（此令初行，人皆悦慕，争趋厚利，不惮作劳）。
第二条途径，和雇，也就是废黜徭役。按唐朝税制，丁男每年要向朝廷服20天的徭役，包括河工、官粮运输等等，当然这，些徭役是免费的。现在，李林甫废黜了相当一部分徭役项目，此后，河工、官粮运输等等，都要按市价付农人工资。
第三条途径最为重要，废黜“府兵制”、改行“募兵制”。这一条对玄宗年间的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后世史官也是为此对李林甫尽极攻击之能。
天宝之前，大唐帝国没有常备军，所有农人均有“放下锄头、拿起刀枪”的义务，但是，兵役是没有任何报酬的，这种寓兵于农的方法被称为“府兵制”。
“募兵制”之下同样还是穷人当兵，只不过当兵就有钱赚。所谓“募兵制”就是军队职业化，给军队士兵定期发粮、发饷，成本确实较“府兵制”高很多，而当兵的却都是穷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不是穷人谁会去当兵？
这里要说，大唐帝国实在是一个很幸运的王朝，立朝百年来边境最强大的游牧民族始终是突厥。突厥没有明确的汉位继承制度，一任可汗死后，不但他的子孙后代，就连他的兄弟都要参与汗位角逐。长此以往，突厥不但不能对大唐帝国形成威胁，民族人口也在日复一日的内耗中急剧下降。“府兵制”下的农民兵战斗力虽然不强，对付这些突厥内乱分子还算绰绰有余。
天宝之后，回纥、契丹、吐蕃等民族已经逐步兴起，甚至“其地万余里”的大食也经常陈兵边境。“府兵制”在对付回纥、契丹这些新兴游牧民族的时候屡战屡败，因为，等您集结完军队，人家早就抢完、分光、溜之大吉了。只有职业军人才可能抵抗这些强悍的游牧民族，“募兵制”确实在节度使兵权方面造成了隐患，如果没有“募兵制”大唐帝国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募兵制”推行后，内地州郡有了一个安定的局面，人们不再有征发兵役之苦，不必担心自己会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到边境拼命了（人赖其利，中外获安。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矣）。

为配合“募兵制”，在李林甫主持下，大唐帝国对封建官僚开始了一项更为激进的改革——《长行旨》。
开元年间，大唐帝国是典型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中枢朝廷也对各地支配的钱财进行了严格控制。每年户部（类似于今天的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都要重新估算各地花费，细化到劳役、工程、征兵等各个细项——只有如此，出身寒门的各位封建官僚才能“倍儿有面子”……
这种财政方式对地方州县尤其是边境产生了极大的干扰，坐在长安宫殿里的一帮刀笔吏怎么可能预见一年后的边事？而且，这项工作本身就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仅纸张一项户部度支司每年就要用掉50万张，何况各道、府、县来长安沟通、运作、让朝堂胥吏们“倍儿有面子”的成本。
开元二十四年，在李林甫主持下，大唐帝国颁布了著名的《长行旨》。自此，每年帝国中枢朝廷只对道、府、县核定一个税收总数、上缴总数，具体征税方法和地方留存的使用细节，中央朝廷不再过问。用《剑桥隋唐史》的评价，“这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因为政府悄悄地放弃了要求税率和劳役以及财政管理实施细则全国统一的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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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稳定货币，我们还要提到李林甫的一项不朽功勋，那就是整理、制定了完备的大唐法令。开元二十二年，李林甫终于入主中枢为相，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着手整理、增补大唐帝国的法律——把封建官僚的权力关进笼子。三年后，李林甫共增补了7026条法律，修订了2180条法律、删除了1324条法律。这是中国辛亥革命前最重要的一次法律修订（请注意，没有之一），主要法律条文的一直沿用到清末，《大明律》、《大清律》都直接抄袭了本次修订的法律条文。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是长达三十卷的《唐六典》，所谓“六典”专门针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也就是说，《唐六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步“行政管理法”。李林甫想让封建官僚知道，办事情原是要有点规矩的。
问题是，封建官僚办事，从来是不讲规矩的。
张九龄反对李林甫，更反对这些所谓的“法律”，双方矛盾终于在“杨万顷谋杀案”上爆发了，张九龄借此对李林甫发起了总攻。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杨万顷谋杀案”的案情。
杨万顷是李林甫手下的一个监察御史，这是一个铁腕检察官，在他主持下，嶲州都督张审素因贪污被处斩。这个案子其实是个铁案，张审素不但贪污腐败，事发后还雇佣黑社会威胁杨万顷，确实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
案子的结果却颇为离奇，张审素被处斩后，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又把杨万顷给杀了，还扬言自己是为父报仇。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张九龄和张审素的关系，我们只是知道，张九龄为力保张审素两个儿子不死曾经在唐玄宗面前咆哮。他提出了一条匪夷所思的理由：根据儒家“孝”的定义，张审素的儿子杀掉杨万顷是为父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这两个孩子无罪。
一起再平常不过的反贪污案，由此成为张九龄和李林甫角力的爆发点——都按《唐六典》来办事，那还来的“倍儿有面子”？对这个案件，唐玄宗亲自做出了判决：国家设立法律的本意是制止杀戮，孝子之情诚然可敬，但无故杀人决不可赦。最后，在唐玄宗亲自督办下，河南府才对杀人犯行杖杀之刑，张九龄的相位开始岌岌可危。
《唐六典》成书当年，也就是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的学生严挺之贪污案发，把自己的恩师也牵扯其中，张九龄很不光彩的丢掉了相位。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圣历元年（698年），伟大的女皇武则天在泰山之巅悄悄扔下除罪金简。自此，大唐帝国有了一个甲子的太平岁月，数代人积累终于缔造了“开元盛世”。公元742年，唐玄宗改元“天宝”，取意“绿波清浪，物华天宝，驾重洛阳”之意。“天宝”年号共计使用了十四年，十四年间大唐帝国从大治转向大乱。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在边境起兵，开元盛世毁于一旦。
真的是这样吗？

乱不生于乱，而常生于治之时；危不起于危，而常起于安之日。开元盛世当然不是毁于安史之乱的兵灾，一个强盛的帝国根本就不可能被一个异族野心家忽发奇想式的叛乱毁灭。
《唐鉴》不太精确地总结了天宝年间唐玄宗所作所为：好谀、好兵、好色，无所不至！之所以说《唐鉴》不太精确，是因为所谓“好兵”、“好谀”、“好色”不过都是催化剂，玄宗登基以来，宇文融从来不曾触碰皇权，李林甫编纂的那些《开元律》也是给封建官僚看的。中国封建社会，相权只是枝叶、皇权才是根本，既然树根已经朽坏了，纵然相权枝叶茂盛，树倒枝存，又有何用？
天宝之祸，最大的祸根在于唐玄宗自己丧失了道德操守，再也无力维持“开元限购令”。天宝年间，土地兼并的规模甚至已经超过了汉成帝、汉哀帝年间，亡秦之迹已然昭昭在目！
我们还是从《唐鉴》的总结说起。
先说好谀。天宝年间，唐玄宗下令，把自己的生日改为大唐帝国的“千秋节”。每年这一天，全国臣民都要尽情庆祝。为了彰显自己的千秋功业、为了让自己有别于包括祖宗在内的所有皇帝，唐玄宗先后六次给自己加官进爵，最牛的一次居然自封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一般情况下，这种称号只有死去的皇帝才能从中节选一个字，也只能节选一个字作为谥号。
再说好兵。玄宗早就不把自己当人了，他认为自己是神，所以，要“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天宝年间，玄宗一改汉族挨打受气的局面，不停对游牧民族用兵，为赢得胜利甚至更改了“边镇不久任”的规矩，也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为取悦这位志得意满的皇帝，边镇将领往往是损失万人却只报一人、斩敌一人却报万人（将欲荡灭奚、契丹，剪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我者获一而言万）——反正大唐帝国有的是钱！
最后，解释好色，《唐鉴》所谓“好色”当指杨玉环。天宝四年，唐玄宗即纳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为妃，自此，三千宠爱在一身，也演绎了大唐帝国一幕幕丑剧。据说，玄宗与贵妃每次进餐都多达数千盘菜肴，一盘能值十数中等人家家产；杨贵妃去华清池洗浴，随从以金、玉、翠装饰坐车，装饰品价值不下数十万钱，车上的黄金如此之重，以至于牛已经拉不动了……
说白了，所谓“好谀”、“好兵”、“好色”，都是好钱。开元盛世之所以被铭记史册是因为这是一个“财富在民”的时代，所以，对玄宗来说，要安享晚年、要有钱享受、要有钱炫耀边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搞钱”
第一个为唐玄宗敛财的人，叫做杨慎矜。
杨慎矜，隋炀帝的三世嫡孙，家族累世为官。开元末年，杨慎矜任太府寺卿，也就是为朝廷验收各地上缴的税收。唐玄宗觉得，杨慎矜似乎在理财方面有着特殊的才能，自从此人开始为帝国掌管财富，自己手头似乎宽裕了很多。
——开元、天宝年间的赋税还是“租、庸”制，所谓“租”就要老百姓向朝廷纳粮、所谓“庸”就是老百姓要向朝廷缴纳一些锦帛。据说各道、府、县上缴的“租、庸”，杨慎矜大人只要看一眼就大概能估出粮食成色、锦帛是否有水渍伤破。但凡敢以伪劣残次来充数的，杨慎矜一律退回，或者要求以官铸货币不足差额。
——天宝年间，杨慎矜转任诸道铸钱使，司职管理天下铸钱炉。为满足当时玄宗日益浩繁的边用和宫廷用度，杨慎矜下令各道在铸币中掺入更多的铅，这样既可以增加官铸货币的数量，也将多出来的铸币单独列出一部分作为皇帝用度。
据《旧唐书》解释，杨慎矜正是因为这两种本领才深得玄宗赏识与厚爱。
从常识来看，锦帛有无水渍、陈粮和新粮，只要验货的人不是白痴，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杨慎矜之所以能深得玄宗赏识，是因为履行了自己的本职，不允许任各道、府、县以次充好、随便忽悠皇帝，所以，他在任期间太府每年能多出几百万缗钱的收入。在封建社会，当履行职责成为功绩、当最基本的道德成为美德、当所有人失去了正确的价值判断，这个社会距离崩溃也就去日无多了。
至于官铸货币掺铅这种行为，在铸币史上并不少见。何况，当时官私货币混杂，官铸货币所含铜材远高于私铸货币，杨慎矜铸币掺铅不但没有引发通胀，反而使得官铸货币更易流行——人们不再以官铸货币作为财富窖藏。
然而，杨慎矜的发迹却引发了李林甫的嫉恨。天宝朝的权力结构已经与开元年间迥然相异，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官集团虽然自己经常贪污受贿，却自以为掌握着道德制高点，对玄宗经常指手画脚，所以，玄宗并不能为所欲为。张九龄罢相后牛仙客为右相（在李林甫之下），牛仙客虽然目不识丁，却至死身兼陇右、河西两镇节度使，始终掌握着帝国久历沙场的军队，总量在帝国总军力的60%。
牛仙客死后，相权再不可能对玄宗构成任何威胁，李林甫完全沦为唐玄宗的附庸。《唐鉴》上说“上之所好者，下之所兢也”，一旦玄宗“好谀、好兵、好色”，“荒念政事，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所谓宰辅之才的李林甫，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但要去适应皇帝，还必须消灭一切自己的竞争者。
在皇帝面前，杨慎矜就是李林甫最大的竞争者。
天宝六年，李林甫密告杨慎矜与术士往来、图谋恢复隋朝帝业（慎矜乃隋炀帝之玄孙也，与凶人往来，家有谶书，谋复祖业）。最后，杨慎矜在牢狱中死于酷刑，杨氏家族被灭族。

接替杨慎矜的人叫做王鉷，是李林甫一手栽培起来的副相，他成为第二个为唐玄宗敛财的人。
杨慎矜治下，虽然也能为唐玄宗提供一些钱，但皇帝用度终究要从太府（国库）支取，也要履行相应的手续，唐玄宗绝无可能由着性子花钱，更不可能任意给杨贵妃及其家族赏赐。
当然，唐玄宗认为这样很麻烦。
新任理财专家王鉷很是明白事理，办事也很干脆。他直接从各地上缴的税收中截留了一部分，建立了“大盈库”——专供唐玄宗挥霍之用。每当唐玄宗追问“大盈库”钱财来源时，王鉷都对玄宗说：“请陛下放心使用，这些都不是来自国家税赋”！
“大盈库”收入确实没有减少太府收入，太府收入早就另有进项。太府就是国库，王鉷扣住了国库收入，当然要对国库有所交代。从此，李林甫一手创立的“和籴”、“和雇”就变成害民于水火的恶政，也成为后世攻击李林甫的靶子。
——“和籴”是帝国政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收购黎民百姓的粮食，王鉷居然将收购价格压到低于市价的三分之一强行收购农户存粮。
——至于“和雇”就更是离谱，本来“和雇”制度废黜了徭役、但凡修建为朝廷工程的人都能得到一份工资。天宝年间，朝廷开始向普通农人征收“脚钱”，用途是确保支付“和雇”的银子，等于从贫苦人手中拿钱再分给贫苦的人，至于这笔钱是不是真的能回到穷人手中就只有天知道了。
——不仅如此，还要求各地补偿运输过程中因受潮等原因造成损坏的粮食和锦帛，由当地官衙向属地百姓征收。
——“大盈库”还有一些非正常敛财渠道，比如，罚没。当时，帝国首都所在地是长安县和万年县，两县县尉（贾季邻和薛荣光）都是王鉷任用的私人，在王鉷指使下，两位县尉最重要的日常工作是替富裕商人清点财产，有钱的商人会被加上“谋反”的罪名，最后实施抄家——罚没所得全部归属“大盈库”。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逃离长安，逃跑之前杨国忠曾建议毁掉“大盈库”中的数百亿铜钱，“大盈库”之丰可见一斑。
王鉷的下场倒是跟他的前任杨慎矜一样。在李林甫与杨国忠的斗争中，杨国忠成功把王鉷牵入一场“谋逆”案，王氏家族同样被灭族。有关部门（“有司”）在抄查家产的时候，发现这位“聚敛之臣”在全国广置田宅，仅清点土地名册就用去了几天时间；在王鉷家中有一孔金玉砌成的水井，只要有人声到来，联通的水井的喷泉就会自动喷出雨雾。
跟杨慎矜相比，王鉷的敛财手段已经拿不上台面，几乎相当于大白天当街抢劫。不过，跟他的后任相比，这些敛财手段实在还是在理性范围之内……

天宝十一年，李林甫这位“朝野侧目”二十年的宰相病死，大唐帝国也失去了最后一位能总揽全局的铁腕人物，杨国忠成为第三个为唐玄宗敛财的人，此后的局面便彻底失控。
杨国忠，自幼不学无行，但是相貌俊美，杨贵妃进宫后与杨玉环二姐通奸，由此攀龙附凤。不过，此人也有一手绝技，就是计算钱财能丝毫不出错，据说在“大盈库”盘点中能按市价以“枚”为单位报出每个库房存货的折价。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成为宰相，并兼任度支郎中等四十余个差事。
这位寒门宰相很有抱负：我出身寒微，只不过因为攀上了女人的关系才飞黄腾达，毕竟不是有功于帝国的名臣宿将，所以，我有生之年不会去求取一个好名声，我只求富贵、奢华，我只要及时行乐！（看起来，杨国忠还有几分自知之明）
如此“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的宰相，根本没有统摄百官的强霸气度，专以聚敛为己任。杨国忠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手伸向了帝国每一个角落，甚至对外贸易（安禄山就是这么被逼反的，后文详述）。杨玉环入宫后两年，杨国忠自称家产三千万匹锦缎，把锦缎折合成2012年的人民币，大约为七十亿元。
……
杨国忠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的后起之秀，要维持现有地位、扩大自己的财富，放开土地买卖是一种最符合个人理性的选择。在杨国忠主持下，天宝十一年，也就是李林甫刚刚去世，大唐帝国就下发了一道诏令——《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
从字面意思来理解，这道诏令的意思是禁止封建官僚强夺百姓土地。
千万别被忽悠，诏令名字不过是一个文字游戏，诏书的本质是承认土地私有买卖，即放弃“开元限购令”。
在这道诏书中朝廷首先承认，天宝以来“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即使在限购政策下仍旧千方百计兼并土地、违法卖买百姓赖以为生的口分田，目前的状况已经是百姓“无处安置”。其后，诏令笔锋一转，提出了解决措施：贫富分化情有可原，所有已经完成的土地买卖，只要是用现钱购买来的土地就是市场化行为，就应该是公平的、公正的，所以，以现钱购买的土地可以不遵守“开元限购令”、不需要罚没入官，只需要“更从宽典，务使弘通”；至于不是用现钱买来的土地，如果有人来索要官家为其赎回“永业田”，如果没有人来索要就算了……
说到底，封建王朝所有的财富聚敛手段都是为了与黎民百姓争夺财富控制权。通常情况下，封建当权者抢劫财富有增加税收、铜钱减重等若干手段，今天我们将其称为“收税调节”、“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
如果让我来评价，那么，增加税收是最蠢的政策，谁都知道自己兜里的钱少了，最多也就是个“手中有招、心中无招”的境界；增发货币虽然是狠招，大家一时不会觉得钱少，但时间一长也就很难再糊弄人，不过也就是“手中无招、心中有招”的境界。唯独杨国忠这个不学无术的无赖，一出手搞出来的《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就到了抢劫的最高境界——土地兼并，颇有“手中无招、心中也无招”的风范。
在农耕社会，土地是每一个人赖以为生的生产资料，而这种生产资料价格暴涨，会迅速扫尽社会底层几代人的财富积累。显然，玄宗在开元初年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元限购令”才否认所有土地买卖的合法性，以极其强硬的方式稳定了小农从帝国政府手中获得的土地。
现在，财富分配规则变了，一切也就都变了；流民、可怕的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大唐帝国的疆域之内。
有赖于开元盛世的基础，天宝年间流民没有立即沦落到家破人亡的境地，人们往往会选择给皇族、封建官僚或大地主做“庄客”。《太平广记》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某人为某官“庄客”，不过，“庄客”是一群既没有固定财产的人。《通鉴》记载，天宝十四年，大唐帝国中共有891.47户农人，其中356.55万户已经丧失了土地，沦为“庄客”，也就是说全国40%以上的人已经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杜甫“朱门酒肉臭，野有冻死骨”的诗篇，就是写于天宝十四年。
天宝十四年，一次社会大动乱的一切条件都已经齐备了，我似乎看见一场悲剧正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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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娃传》中的金融故事
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写照，也只有小说才会详细描述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我也只能借助小说描写为您还原当时普通人的金融业务。唐代有一部小说叫做《李娃传》，作者白行简，是白居易的弟弟。这部书取材于民间词话“一枝花话”，记述了玄宗年间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
《李娃传》的女主人公李娃是一位沦落风尘的妓女，男主人公则是出身刺史之家的书生郑元和。故事的大意是郑公子在进京赶考途中路遇妓女李娃，终于为李娃美色所惑，放弃了曾经热衷的科举事业。此后，郑公子搬进了李娃的住所长达一年之久，千金散尽之后郑公子流落街头。
这位贵公子的麻烦从此开始，他不得不开始典当自己随身贵重之物，最后身染重病，被放置于凶肆等死。所谓“凶肆”是专为人办丧事的地方，郑公子在凶肆之中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病情逐渐好转起来。于是，郑公子开始为凶肆里的人写葬礼上的哀歌。这里要说，科举练出来的本领真是非比寻常，当年长安城哀歌大赛上，这位官宦之后一曲独唱让所有对手动容，最后所有选手都自动放弃比赛，郑公子一举成为长安城（京都）最著名的哀歌写手，也获得了大笔钱财。
郑公子的名声惊动了长安城的人，也惊动了他的父亲常州刺史。当时，这位父亲正在京城公干，目睹自己儿子高唱哀歌之后气愤之极，把郑公子打成重伤后扬长而去。就在郑公子即将重伤不治的时刻，李娃再次出现在郑公子面前，她自己向鸨母赎身，以自身存款奉养郑公子。数年后郑公子重回科场，并金榜题名，故事的结局是郑公子与父亲和解，并娶李娃为妻，李娃也被封为“汧国夫人”，并生了四个子女。
借助这个开元年间的故事，我为您梳理与普通人有关的金融业务。
第一，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当铺，《李娃传》中郑公子落难的时候就以自身携带物品在当铺里典当求得赖以生存的铜钱。
第二，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第一代存款机构——柜坊，也就是旅店。郑公子进京赶考，父亲为他准备了足供两年的钱财，以大车运进京城，这些财物均保存在柜坊之内。唐朝以前，商人做生意必然带着现钱，通常这些现钱会锁在客栈房间或者寄存于亲友家。不过，在客栈中或者亲友家，总有丢钱的时候。最初，可能是柜坊向商人提供柜子，商人自备锁头。逐渐的，商人把钱直接放在柜坊，柜坊出具书贴，取款也不用本人到场，凭书贴即可。
第三，玄宗年间，大唐帝国已经有了中国第一代汇兑业务——便换，也就是后来的飞钱。来自各道的商人在京城赚钱之后，就把钱交给本道在京的“进奏院”（驻京办），进奏院会给商人一张凭证，商人拿着这张凭证就可以回到本道支取现金。之所以“便换”后来更名为飞钱，是因为在唐宪宗年间朝廷下令户部经营“便换”，并将之定名为“飞钱”。郑公子的父亲进京公干，身上应该就带着这种“便换”。
第四，玄宗年间，大唐帝国有人在使用黄金。至于用途，从金银在史籍出现的次数来看，从多到少依次应该是贿赂、纳税、赌博和悬赏。加腾森曾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礼品馈赠也被列第一主要用途。至于金银用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则全部出现在战乱年代，比如唐末扬州战乱中曾有记录，一斤金子只能换得米五升。
最后，我来解释一下《李娃传》不朽的真正原因。所谓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才子佳人”，千篇一律是一位饱读诗书的青年男子落难，为一位富家小姐所救，两人一见钟情；然而，爱情总是有波折的，关键时刻富家小姐的父亲总会挺身而出、棒打鸳鸯；青年男子愤然赴京赶考，状元及第，回来迎娶（或者抛弃）那位富家小姐……
现在，我来告诉大家，所有的“才子佳人”小说均属腐儒梦呓式的意淫。中国自唐朝科举开始“点状元”以来，一千三百多年中只产生了504名状元，很多状元是年过花甲六十老人，正做青春梦的富家小姐无论如何不可能对这种人一见钟情。更重要的，这504名状元清一色出身巨富之家，富家小姐根本不可能有机会“美救英雄”。
《李娃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揭示了一个盛世必备的重要特征：贫贱者可因奋斗而富贵，富贵者亦可为浪荡而贫贱，整个社会阶层上下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李娃传》不过只是记述了一个“高富帅”变成“吊丝”、“吊丝”又变回“高富帅”、一个“女吊丝”也变成“白富美”的故事——只要努力、品行卓尔不群，社会终究会承认你！
郑公子第一次落难就是因为流连灯红酒绿之地一年，最终为鸨母所害，从一个“高富帅”成为“吊丝”。贫病交加中的郑公子，却因为一手写哀歌的本领在凶肆中拿到“钱两万”的年薪——这可是当时一位宰相的年薪，再度变回“高富帅”！
郑公子第二次落难之后为李娃所救，当时他已经与自己的父亲断绝了关系，却仍然能凭着苦读诗书成为“成部府参军”，甚至“三公以下都是他的朋友”（三世以降皆其友也），再次完成了从“吊丝”到“高富帅”的嬗变。
至于女主人公李娃只是一个妓女，正牌“女吊丝”。故事中，李娃却因为甘心奉养落难的郑公子，其义举和德行感动了郑公子那位食古不化的刺史老爹，他亲自挽留自己这位儿媳，并“命媒氏通两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最后，李娃的事迹被唐玄宗耳闻，加封她为“汧国夫人”，正牌“女吊丝”从此变为正牌“白富美”。
也许，《李娃传》将永远是一个传奇，正因为是传奇，所以开元盛世才将永远不朽。

补前一章一段


钱上美人痕
唐玄宗废黜了官手工业，顺便把负责铸币的少府也给废黜了，只留下了几个铸钱的官炉。皇室再一次对天下人正式放开货币铸造——只要你铸造的钱能花出去！放开私铸提供了大量货币，极大刺激了当时的商业，开元初年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民间充足的货币供给。当然，放任货币私铸也有弊端，那就是恶钱泛滥、物价暴涨。
当时，民间私铸货币只是鹅眼钱、铁钱、钱环等等，大概钱币重量约为开元通宝的三分之一。同样是斗米的价格，以恶钱衡量当然比官钱衡量要贵很多——官钱本来就比恶钱重。所以，大家大可不必为玄宗初年的通胀惊讶，
玄宗的第一任宰相叫做姚崇，这位“救时宰相”采取了务实的货币政策，对恶钱的态度也很宽容。开元元年，姚崇下令规定重二铢钱以上的私铸货币才准许流通，低于二铢的恶钱，官府按实际重量在长安、洛阳市面上以官钱收兑。这些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开元五年之前，民间所铸之钱制形也相当工整，绝不是乱世官家抢劫财富用的小钱。民间交易往往是官铸、私铸混杂，比例约为3:7。
既然对天下人开放，私铸货币就不是谁的独家买卖，没有人能强迫交易者使用自己的私铸货币。大家又不是很熟，都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理性人”，谁也不会自愿当傻帽。
实际情况是，交易者在接受恶钱的时候，会在价格上打上一个折扣，一般情况下，一千文“恶钱”如果能重达六斤以上，就可以当三百文官铸开元通宝（百姓情愿出恶钱一千文，计杆满六斤，即官以好钱三百文博取）。开元年间恶钱一直存在，也基本是这个兑换比例。
开元六年，姚崇去世，继任者是一位嫉恶如仇的宰相——宋璟。
——中宗年间，权倾天下的武三思让宋璟巡视并州，督促收取租赋。巡视过程中，宋璟看到并州遭遇水灾，于是当面顶撞武三思，然后拒不执行命令。结果，从吏部侍郎变成了并州长史。
——睿宗年间，宋璟当面讥讽太平公主干政，那可是一个连皇帝都敢杀的女人。结果，宋璟从吏部尚书混成了楚州刺史。
由此，《旧唐书》这样评价这位宰相，“耿介有大节”。这句话，我来翻译一下：宋璟为人，凡事非黑即白，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所以，他做事丝毫不留余地。
说白了，这人就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愣头青。
开元初年，谏议大夫杨虚受就上疏要求“罢恶钱”，他指出，市井所用之钱质量实在太差，铸造者在钱里加铁铅，这有损朝廷威名，京城尚且如此，外省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这道奏疏被姚崇搁置不报。
对宋璟这个愣头青来说，私铸就是恶钱、恶钱就会造成“物价翔踊”。这种情况根本就是无需再忍的，废了私铸货币就是。
在宋璟主持下，朝廷开始对私铸恶钱进行强力收缴。
开元六年，宋璟下令禁止私铸货币，现存恶钱一律上缴；再有铸造恶钱者，斩首；如果继续持有恶钱，甚至以恶钱交易，立即逮捕。最狠的是，但凡因持有恶钱被逮捕的人，官府一律不得接受当事人的诉状与上访，直到家人交出所有恶钱才予释放！
萧隐之是宋璟手下的一个御史，开元六年被派往江淮地区查办铸造私铸的商人、包庇私铸的官僚。关于萧隐之，《旧唐书》、《新唐书》中的记载很少，他最大的事迹就是淮河流域采取暴力手段没收商人手中的私铸货币，每到一地都先统计当地富户、商人，然后派人直接冲入家中搜查、没收。最可恨的是，抢钱之后这位萧御史还要把人抓起来，强迫犯人举报铸造恶钱、匿藏恶钱的地点，当然，搞一些刑讯逼供、“撞墙死”、“喝水死”之类的把戏可能也是存在的。
萧御史的成果是很突出的，江淮之地立竿见影陷入了萧条。《册府元龟》记载，无论官民都对这位朝廷特派员都是骂不绝口，萧御史所到之处，官员纷纷挂冠而去、普通人纷纷举家逃亡、当地物价一飞冲天、所有商人都停止了交易、监狱里更是人满为患……
开元七年、开元八年，大唐帝国北方再次遇到了大旱灾。由于缺少私商贩运粮食，长安和东都洛阳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李隆基即使想学隋文帝东迁“逐粮”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所有的商人都因为缺乏货币而罢工了。
中国古代但凡遇到旱灾，民间和皇宫都会举行“打旱魃”的仪式，向上天祈求降下甘霖。所谓“旱魃”据说就是旱灾中作怪的妖精，一般来说是从地狱里偷偷跑出来的冤魂。人们在仪式上把旱魃的扮演者赶走，祈求上天降下甘霖。
开元八年的某一天，唐玄宗在皇宫中看戏，正剧间歇中两个演员走上舞台，一个扮演神仙、一个扮演旱魃。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祈福仪式，通常情况下，神仙会义正言辞斥责旱魃，然后命令马仔把旱魃重新打入地狱。其实，这种演出其实就为讨个彩头，让皇帝看着高兴。可是这一次，两位演员的演出有点离谱了。
神仙问：你为什么要从地狱里跑出来害人？
旱魃答：是宋相公让我出来的。
神仙问：胡说，宋相公怎么会让你出来为害人间？
旱魃答：现在人间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却都是冤屈的人，宋相公不让这些冤枉的人上访、也不让人向官府申诉冤屈，连地狱里都已经冤气冲天。所以，我必须出来警示世人、警示皇帝。
旱魃口中的“宋相公”就指宋璟，宋璟和萧隐之等一干人在各地“禁恶钱”，搞的鸡飞狗跳，“抓人、不准官府接诉装”的诏令还是他亲手下发的。现在，恶钱没能禁止，却搞得北方大旱，旱魃横行……
当年，宋璟罢相（唐玄宗为宋璟保留了最高品秩）。
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很多史书都确信，开元初年恶钱泛滥，宰相宋璟以大无畏的精神收缴恶钱。结果，刚直不阿的宰相得罪了当朝权贵——那些铸造私钱的人，在某些权奸安排下，开元八年的这次“旱魃”表演让唐玄宗下决心罢免宋璟，这位仕林领袖终为奸人所害，此生再也没能回到相位。
“恶钱”，说白了就是假币，就是在市场最发达的英美等国也不可能由着人们甩开膀子印刷美元或英镑。这样看起来，禁绝恶钱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
不是这样的。
所谓货币，也就是一种价值的符号。交换过程中，人们最初觉得贝壳、金、银、铜这些玩意价值高、易于分割，这些东西也就成为货币。所谓“货币天生是金银”，是因为金银矿产储藏量小、价值高，在没有电解铝技术的时代，西方世界一样把铝作为更贵重的一种货币。
可以说，货币的出现，完全是商业自然演进的结果，从来就没有什么官府意志。
国家出现以后，货币铸造成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也成为敛财的工具。在西方，罗马帝国经常铸行不足值货币，克劳狄、安敦尼王朝都曾因此灭亡。罗马帝国衰亡后，脱离贵族庄园的商人开始在城镇中铸造银条——这是西欧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金属货币，完全属于私铸。在中国，自春秋时期，刀币、贝币、布币也是由商人自己铸造，只有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汉武帝才号称要统一全国货币，实际上这个目标也从未实现。
至于当时的大唐帝国，从武德四年大唐帝国铸行“开元通宝”开始计算，到玄宗统治的三十年，就算每年都能行十五万贯新钱，官府铸币早就不能适应帝国庞大的商业需要了。
据统计，开元年间私铸货币已经占到货币流通量的70%。现在，宋璟要禁绝私铸，禁绝私铸就等于断绝货币供给，断绝货币供给就等于天下都没钱了。
天下都没钱了，咱这买卖还干不干了？
所以，禁绝私铸货币的想法基本等于异想天开。禁止私铸这事，就是秦始皇当年都没办成，何况您宋璟。
宋璟之后，开元、天宝年间，玄宗及历任宰相始终对私铸采取宽容态度，并极力增加官铸。大约从开元十年起，唐玄宗新设了七十多个官家铸钱炉，开元立十五年恢复少府并设置“铸钱使”。
由此，开元通宝的铸造就分为两个时期，宋璟罢相则是划分这两个时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