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铸币是在孙吴赤乌九年，这些钱运往蜀汉。
诸葛亮死后，蜀汉大权落在蒋琬手中，蜀国获得修养生息的机会。蒋琬执掌蜀国十二年，十二年间，蒋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孙吴骗吃骗喝。
当时，孙吴与蜀汉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曹操。蜀汉延熙元年（公元235）开始，蒋琬开始不断派士兵化装成商人进入孙吴境内，这些人以“直百五铢”在孙吴境内购买粮食等物资。“直百五铢”重量约合两枚五铢钱，由于蜀地朝廷高压一枚“直百五铢”要当一百枚五铢钱花；蜀国的国家信誉也为“直百五铢”谋到了一些市场，一枚“直百五铢”在吴国大约能当十枚左右五铢钱用，蒋琬确实捞了点实惠。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结果1：得到“直百五铢”后，江南豪门、坞堡乃至小农，都纷纷带着赚来的“直百五铢”流窜到蜀汉去购买粮食。
最后，蜀汉士兵居然也加入了这种投机倒把的生意。
至此，这场货币战争的结果已经是毫无悬念了，在千百万人追求财富的梦想中，蜀汉将完败、孙吴将完胜。
此时，蜀国人民的老朋友、曾火烧连营八百里的陆逊站了出来，在陆逊主导下孙吴对蜀汉货币战争发动了反击。
你不是1枚铜钱当100枚五铢钱吗？我就当1000枚、2000枚甚至5000枚五铢钱！嘉禾八年，孙吴开始铸造“大泉五千”、“大泉两千”、“大泉当千”几种货币。以最值钱的“大泉当千”为例，约8-9克，比蜀汉“直百五铢”减重10倍，这些钱全部用来运输到蜀地换取物资！
陆逊的想法是好的，陆逊的做法是坏的。
建安七年那场货币战争，孙吴就是因为试图在曹魏地盘上推行自己的虚值货币才输的一干二净。现在，蜀汉已经露出了明显的败绩，陆逊居然又出此昏招。
不长记性啊！
孙吴与蜀汉比，蜀汉有着天然的优势：蜀汉可以封锁边境，因为国内没有士族高门和大商人掣肘；孙吴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大家从来都是把孙吴皇帝的命令当废纸的。
结果2：这些“大泉五千”、“大泉两千”几乎全部回流到孙吴国内——这可是孙吴的国家法定货币，最后蒋琬居然试图以这些钱购买江南豪族铁矿。
陆逊的货币制度却在江南豪族间引起了强烈不满，孙吴赤乌九年（公元247年），陆逊只得下令取缔“大泉两千”和“大泉五千”，已经铸行的“大泉五千”、全部回炉重铸成“大泉一千”。
在豪门大族一致反对下，陆逊也于赤乌九年罢相，直到孙吴灭亡，官方再未推行任何铸币。
第三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败。

在这里，我还想告诉大家，由于绝大多数“大泉五千”都被回炉重铸了，“大泉五千”成为今天一种极为罕见的铜钱。直到清代金石家刘喜海著《泉苑蔷华》，人们才见到了“大泉五千”的拓片，至于原钱早就不知去向。民国年间曾出土了两枚“大泉五千”，江湖传闻袁克文（袁世凯的儿子）曾花巨资购买到一枚，后来，袁克文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原钱也就流失了（一说流到海外）。
至于另一枚民国出土的“大泉五千”，我确实见过，在现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预告：
书稿第一卷已经整理完毕，即将于2013年1月出版，书稿定名为《中国是部金融史》。很抱歉，未能采用诸位网友给出的书名。
本贴为第二作者所开，所贴出的内容按第二次修订后，与最后出版有一定差距，但是不大。

第7章 迷失的货币
（两晋）
炫富的下场
对于中国货币史来说，晋代是一个难以琢磨的时代，《晋书》中根本就没有哪怕一次官府铸钱记载，历代钱币学家也对西晋货币也语焉不详，甚至连出土文物中都杂乱无章，没有一种主要货币。有人据此得出结论，两晋之时货币经济极度衰落，虽有竹林七贤等神仙般的隐逸之士，却无打动凡夫俗子的尘世金钱，凡首尾200年晋代已经退化到奴隶社会。

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子司马炎逼迫曹操的曾孙曹奂退位，建立了仅有51年寿命的西晋王朝。
司马氏本就是士族高门，所以司马炎自称“本诸生家，传礼来久”。司马炎一旦成为皇帝，士族高门立刻也就成为他最大的敌人——士族不但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甚至还掌握着铸币权乃至军队。
皇权的本质必然是封建专制，司马炎连魏国皇帝都已经灭掉，如何不想消灭士族？
要想消灭士族，就必须比士族更有钱。
为了赚钱，司马炎一直在努力。比如，卖官。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般来说开国皇帝都会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唯独这位晋武帝司马炎，从开国之日起就卖官鬻爵，包括死刑在内的所有刑罚都可以拿钱赎罪。
家里有事，不怕。只要您有钱、又肯出钱，皇帝亲自出面为你摆平！
有一天，司马炎问国子监祭酒刘毅：“你觉得汉朝那个皇帝能跟我比？”。也许，司马炎满心希望刘毅回答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
结果，刘毅的回答是：“桓帝、灵帝”。
汉桓帝、汉灵帝可是东汉的亡国之君，说皇帝是“桓灵”等于骂人是乌龟王八蛋。刘毅似乎还不过瘾，接着说：“桓灵卖官，收入归国库，司马炎卖官，收入归自己。我看你还不如桓灵二帝”。
面对如此羞辱，司马炎只好自嘲说：“桓灵之时，无人敢如此对皇帝讲话，你敢这么对我说话，足见我比桓灵二帝强多了”。
卖官这件事，刘毅还真是冤枉司马炎了。
大家可能想不到，在提拔干部这件事上，堂堂皇帝司马炎说了根本不算。收点钱不过是走走形式，提醒大家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职位叫做皇帝的人。
据《文献通考》记载，西晋的选官方式分为“公府征辟”、“州郡察举”、“曹椽提升”和“任子四条”。无论多大的官、无论通过那条途径当官，都要通过集体推荐，推荐者有一个统一的名称——郡姓。
所谓“郡姓”就是当时占地最多、祖先官位最高、最有钱的士族大家，按级别分有公认的“国家级”士族二十六家（柳芳二十六姓），其下又有存在争论的“省部级”士族二十余家。无论谁当官，都得经过这四十余家集体讨论后批准。至于皇帝只是个橡皮图章，实在是有损封建社会专制的威名。
士族高门组织的集体推荐，绝对没有让今天博士生们情何以堪的行政能力测验、申论，考察标准只有一个——家室，即考生的父亲、爷爷、曾祖、曾曾祖究竟当过什么官。考试的过程比较特殊，由考生拿着自己的家谱到“有关部门”（史称“有司”）核实家世真伪。如果老爸不是^%@$#、爷爷不是高官、祖先中没有宰辅，寒门素族想在这些考官手底下混个一官半职，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时曾有位吏部尚书感叹“魏国设立‘九品中正’是迫不得已，而且为寒门素族留下了乡里荐官的途径。今天，所有官职选人都要靠出身，非士族高门已毫无晋身之阶了”。
既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既然选来选去都是你们士族高门，既然选官皇帝说了不算数。
再不从中捞点钱，司马炎就是痴线！
中原士族，不是有钱吗？
中原士族，有钱不是要跟皇帝叫板吗？
那么，就先把钱拿出来买官吧！
何况，这些士族高门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没事就出来炫富。一个小小的“地市级”士族也比皇帝富裕！
——荆州士族石崇的家里有个厕所，墙上挂着妙曼的轻纱、纱笼之下站立着身挂香囊的美女。客人起身如厕，还以为进了内宅女眷的房间……
——石崇曾与琅琊王氏斗富，琅琊王恺用麦芽糖刷锅、石崇就用蜡烛做饭；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王恺府邸门口的一条路，四十里外仍有绸缎作帷幕，石崇就把自家门口五十里的道路围成了锦绣长廊……
——王恺请人吃饭，每每都有素女伴笛，笛声稍微跑调，王恺就把女侍杀掉；石崇请人吃饭，就让美人劝酒，有人恶作剧连续三次没有喝酒，石崇就连续杀掉了三个美人，没喝酒的人还自我解嘲“彼杀自家人，关我何事”……
石崇不过是五品散骑常侍，只是一个低级士族，他的财富甚至不是来自于祖辈积累，而是来自于在自己的地盘上（荆州）私建收费站，对过往行人收取过路费。最后，石崇被斩杀于洛阳东市，临死的时候石崇感叹：这些人杀我，还不是为了我的钱？（奴辈利吾家财）
行刑者反问石崇：既然知道钱财的害处，为何不早早散去？（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

我听说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网路上炫富，这点家当都敢出来炫富，到了西晋，怕是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吧？
也许，在炫富者眼中所谓“富”就代表着名表、名车、豪宅，代表着挥金如土、花天酒地，代表着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不是“富”，这只是暴发户的浅薄与无知，只有极度自卑的人才会试图收获那些更加无知人群的艳羡。
——炫富者只知道“爱马仕”的产品价格动辄以十万为基数，似乎拥有了它就拥有了财富；炫富者也许并不知道，爱马仕其实是一位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奥林匹亚纪念馆中的爱马仕永远带着两种表情，一半脸儿有着静怡微笑、另一半脸儿却充满了愤怒——在尽展现奢华的背后同样有着无尽的愤怒。所以，爱马仕的商家才试图只留下微笑，爱马仕一线产品上永远不会找到那些刺目的商标。
——炫富者只知道“爱马仕”的产品可以满足自己那颗近乎于变态的虚荣心；炫富者也许并不知道，这位爱马仕是希腊神话中速度最快的神（信使之神）——财富去来同样如此：只有尊重财富者才能懂得财富、只有懂得财富者才会创造财富、只有创造财富者才能真正拥有财富……

我是金融学教师，关于名车、名表、名鞋、名包、名海鲜确实知之甚少，在这里我只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希望初窥财富真谛。
十九世纪初期，俄国有一位名垂千古的作家叫列夫?托尔斯泰，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俄国最高贵的贵族血液，属于那种富的有点离谱的“高富帅”。这位“高富帅”的日常起居却一样头戴草帽、穿着树皮鞋和农奴一起在田野里耕作。晚年，托尔斯泰把庄园分送农奴，并宣布放弃所有作品的版权，人们可以自由出版他的著作，他自己则孤身出走。
公元1910年11月6日凌晨5点，流浪到阿斯塔波瓦小镇的列夫?托尔斯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人们闻讯而来，有沙皇特使、有省长、有高级军官，也有很多贫民，面对所有的人，托尔斯泰最后的遗言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受苦的人，为何你们只想到我？
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环绕着古老的橡树，墓上却没有任何文字。童年时，托尔斯泰常常随大哥尼古拉来这里玩，此地曾经有一个传说：这片土地之下埋藏在一根神奇的魔杖，谁能找到它，就可以知道人类怎样得到幸福。
现在，这根魔杖就埋藏在无字墓碑之下。
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富者，他就是那根魔杖，历史会永远铭记他；对历史的看客，石崇炫富不过都是一场闹剧；对今天的炫富者，他们很快就会被浮躁的媒体遗忘。其实，财富从来都没有罪恶，这个世界上没有富人，怎么会有创造财富的动力？西晋社会最恶劣的逻辑是：在晋代士族高门把持续下，绝大部分人不但没有财富，甚至无论如何辛勤劳动都不能获得财富，所以，炫富才会显得如此刺目。
石崇的故事证明：在任何时代炫富都不会有好下场，无论古今。如果有人想继续炫富或正在炫富，请参考石崇的遗言。

司马炎的绝招
晋灭孙吴的时候，曹魏“屯田制”已经在中原大地消失了几十年，财富日益集中于士族高门、屯田客再次沦为部曲。绝大部分人没有购买力，曹操时代刚刚复苏的造船业、手工业、商业也就必然失去了市场。失去产业创新的时代，土地是最佳的投资渠道，西汉末年土地兼并的故事，马上就要重演……
很幸运，司马炎看到了问题的所在。
很不幸，司马炎虽然贵为皇帝，却束手无策。
在刚刚建立的晋朝，士族官位来自门阀，从来不买皇帝面子：他们有自己的封地、自己的奴婢，甚至有自己的军队，还经常骂皇帝是“桓灵”。
面对这样一群不靠谱的人，司马炎肯定也认真思考过如何遏制士族，又如何保住锦绣江山。卖官远远消耗不掉士族的财富，只有彻底断掉士族财富的根源——土地，皇帝才能真正君临天下、乾纲独断。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司马炎终于使出了自己的绝招——“占田制”。
“占田制”规定：如果有部曲愿意脱离士族高门，每个部曲可以在皇帝那里得到70亩土地，士族不得阻拦；另外，士族高门要逐步把土地还给皇帝，官居一品的士族最高只能占田50倾，占田数量按品秩依次递减。为吸引部曲离开士族，司马炎恢复了“三十税一”的税收制度，作为代价占田的农民要为国家承担兵役。
“三十税一”的低税率保证了足够的农民从士族高门流向皇族，晋武帝太康元年全国民户只有245万户，太康三年已达到377万户。
复苏的小农经济也再次展现了中华民族创造财富的能力，据干宝的《晋纪》记载：晋武帝年间，每个村落里都是牛羊遍野，有吃不完的粮食在田野中晾晒，出远门的人们可以在存粮的草棚中吃住。
今天，有人也把司马炎初政时期称为“太康之治”
干宝的《晋纪》或许有所夸大，《晋书》的人口记录却应该真实反映了太康年间农民的流向——大家无疑都是冲着土地、冲着“三十税一”来的。当兵怕什么，只有皇帝掌握了兵权才能真正保卫自己的土地！
用赞美的话说，“占田制”是一把好算盘：以低税率刺激农民流向国家，士族失去了农民、皇帝取悦了小农，同时，士族也失去了兵源、皇帝却获得了强大的武备。
好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占田制”其实毫无新意，不过和王莽的“王田制”、曹操的“屯田制”一样，本质也是在国家土地所有权下再现“耕者有其田”。
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个制度还远远不够尽善尽美。土地私有制必然优于土地国有制。理想的土地制度，不但应该承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还应该允许土地自由流转，而不是将土地所有权控制在帝王手中。也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谓：只有“资源自由流动”才能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
在一个纯净的经济学世界里，没有交易成本、没有信息成本，所有交易者的身份都是平等的，没有人能逼迫你买卖土地，当然所有交易都有效率。
真实的世界永远不会如此纯净，在一个所谓“自由”的市场里，士族亦官亦商，他们会以种种手段掠夺农民土地，可能是强买强卖、可能是巧取豪夺、可能是暴力抢占，唯一不可能的就是经济赎买。如果以公平的经济赎买来交换农民土地，这个官当着还有什么意思？
士族高门把持朝政的西晋，除了强大的皇权，再无任何力量可以保障农民真正获得土地。西晋农民土地如果真的可以自由流转，那才真是一场灾难。

皇族VS士族，斗争终于在司马炎帝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爆发了：如果皇帝的继任者继续推行“占田制”，士族高门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权柄尽失；如果培养一个白痴登上帝位，那么，士族也许还可以继续一小撮人的辉煌。
士族推举的皇位继承人司马衷由此闪亮登场。此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顶级的白痴，面对百姓挨饿的问题，居然提出了“何不食肉糜”的政策建议，并因这句名言被中华历史臭骂了两千年。
司马炎当然知道不能把万里江山交给这个超级白痴，他中意的继承人是另一个儿子司马攸。推行“占田制”时，冲在第一线的恰恰就是这个司马攸，为了把士族抢占的荒地分给投奔皇帝的部曲，司马攸不知得罪了多少士族高门。
士族高门但凡还有点脑子，就不可能让司马攸登上皇位。
所谓皇族并非铁板一块，司马炎的皇后杨氏出自士族高门，是司马炎为了争取士族高门支持才娶回家的。杨氏的远近亲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国家级”士族（柳芳二十六姓），更重要的是，杨氏之所以能成为皇后完全是因为这些远近亲戚。
也就是说，杨氏确实是皇后，可皇后的位置来自于士族门第，士族一旦地位衰微，她也就失去了对皇族的利用价值。士族要想保住利益、杨皇后要保住位置，扶持司马衷称帝是最佳答案。
为了达到目的，杨氏给司马衷娶了一个更狠的老婆——贾氏。这位贾氏出自平阳贾姓，家中累世为官、能人辈出，尤其是贾氏的父亲贾充。魏主曹髦早知司马家族有篡位之心，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结果堂堂皇帝居然被贾充一刀给咔嚓了；司马昭临死的时候就想直接立司马攸为帝，在贾充坚持下才立司马炎为帝。
司马衷获得这样一位老丈人，就好比身后树起了一棵参天大树。谁想废掉司马衷，就等于直接跟贾充叫板——这可是一个有能力直接挑战皇帝的人。司马炎只好放弃立司马攸的心思，把他远远打发到齐地做齐王。
司马攸临行前，常山、常广两位公主在司马炎面前放声痛哭；就连司马衷的老师也借酒装醉向司马炎谏言，他抚摸着皇帝宝座说：“唉，可惜了这么好的椅子啊”……
可怜司马攸，心胸还是太狭小，在去齐地的路上忧愤而死。对这段历史，明清交替之际的王夫之曾经感叹：司马攸死，晋朝并无必亡之理，唯士族不除，晋朝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可能。
司马炎又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汉代，刘邦吕后用了10年时间以武力讨伐异姓王，而且刘邦还是马上皇帝；文景二帝又用了70年的时间才渐渐消灭了同姓王，司马炎却只有10年时间推行“占田制”，寒门素族的势力远未成气候。
司马炎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孙子司马遹身上（不是司马衷的儿子），据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司马遹五岁的时候皇宫曾经起火，司马遹拉着司马炎的衣角说“黑夜之间防备不周，皇帝不应该火光照到的地方”。此后，司马炎钦点这个孙子为皇太孙，并经常向大臣宣示，司马遹才是帝国未来真正的主人。
如果关于司马遹的记载是真的，从心里学来看，他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聪明而又胆小的孩子，只有这样的孩子才能意识到危险。聪明加胆小当然不可能成为司马遹当选皇太孙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司马遹只是一个宫女所生，而且，这个宫女曾侍奉司马炎多年，绝不会和士族高门有任何联系。
为了司马遹顺利称帝，司马炎这个当爷爷的可谓费尽心机：先是极力反对贾后成为司马衷的太子妃，结果被士族高门否决；分封庶出的司马柬、司马玮、司马允分镇秦地、楚地和淮南，希望能以皇族整体的力量抗衡士族，结果几位王爷先后做了刀下之鬼；临终前又命汝南王司马亮入朝辅政，结果皇后杨氏篡改司马炎遗诏，改为由其父杨俊辅政。
白痴司马衷登上了帝位，世界变得一团糟。
士族不但掌握了财富，还掌握了晋惠帝司马衷。失去了皇权的制约，掠夺也就失去了任何底线：“占田制”马上就被废弃；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先后被诛杀，就连那位聪慧的皇孙司马遹也被“丑而短黑”的贾后诬以谋反罪处死……

一钱杀二士
一望无际的华北平成为游牧民族最好的战场，西晋根本无法抵挡对倏忽而来的骑兵。然而，面对浩浩长江，游牧民族没有强大的水师，不可能旦夕之间攻破天堑。公元317年，出镇江南的司马睿在扬州称帝，史称“东晋”，首尾103年。
江南尚有半壁江山，“鹄立南望”的西晋遗民纷纷前往投奔，不仅包括皇族、士族，还包括每一个普通人：东晋初年，约90万户汉人迁徙到江南六郡，占北方战乱地区人口总数的50%，这是汉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徙，自此中国经济重心南迁。
西晋灭亡前，江南绝大部分地区只有火耕水耨的原始农业；晋室南迁后，江南一地在100年间一跃成为中国经济和文明的继承者，最后，居然能以区区数万人马大破前秦百万雄兵。
东晋又是如何从衰亡走向繁荣，直至足以对抗游牧民族入侵的呢？

《晏子春秋》记载过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有三位著名的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这三位武将都曾经为齐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三人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兄弟。为遏制三位武将的声势，齐景公赐给三位勇士两个桃子，并让他们评判自己的功劳，功劳最大的两位才能吃到桃子。结果，三位武士为了争抢两个桃子互殴，最后全部死掉了。
东晋初年，官府特准铸币权就是那个桃子，江南豪门则是争抢桃子的那些武士。最后，江南豪门势力在铸币权争夺斗争中全部衰败。
本来江南豪门各家都自己铸行货币，只要铸造的货币能用出去就行。司马睿来了，江南就不一样了。
为了稳固自己在江南的统治，司马睿选中了吴兴沈氏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并且宣布：只有吴兴沈氏才拥有合法的铸币权，其他人铸造的货币都不合法。为了让这个理念深入人心，东晋朝廷不遗余力的在江南宣传（没有强制能力，也就只能靠宣传）：组织五毛党编写民谣，然后在民间（乞丐）中传唱；组织盛大的宣讲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唱莲花落），让所有人都认识到官方货币的重要性……
吴兴沈氏最大的敌人是义兴周氏，本来周氏家族并未把官府特准铸币权放在眼里，就是私铸货币皇帝又能把我如何？
义兴周氏没有想到的是，朝廷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货币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交换媒介，能否用于交换，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有多少人承认。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毕竟皇帝还是至高无上的，官方货币也有着更高的信誉，币材一样、重量相类、制形相似，还是要首选官方货币的。
结果：吴兴沈氏所铸行的货币铸币在江南一地取得了统治地位，即“沈郎钱”①。在义兴自己的地盘上，周氏家族的铸币也不太好使了。于是，我们有了“榆荚相催不知数，沈浪青钱夹城路”的诗句。
义兴周氏的领头人周札不得不放下架子，低头来找司马睿要求朝廷也承认周氏家族的铸币权。周札得到的答复是，鉴于已经授予沈氏家族特许权，周氏家族应就此与沈氏家族进行亲切友好的磋商——沈氏家族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任何时代金融牌照都是最值钱的东西，金融牌照虽然不能创造财富，通过它却可以获得财富的使用权。所以，要想持有金融牌照，就一定要付出代价。沈氏、周氏争夺铸币特许权的代价，就是双方在皇帝的挑拨下大打出手。
可怜这位“一门五侯”的周氏家族，领头人周札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吝啬鬼，兵临城下的时候，周札居然不肯把仓库里精良的刀枪分给农人，而是让大家以木棍应对沈充手下士兵的刀枪。
在这场斗争中，周札兵败被杀，江南最大的豪门之一周氏从此一蹶不振。鼓动吴兴沈氏灭义兴周氏之后，曾铸“沈郎钱”的吴兴沈氏也被剿灭。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是江南土著最强大的势力，随着周札和沈充败亡，江南豪门逐步成为历史的陈迹。

吴兴沈氏与义兴周氏的战争，为司马睿赢得了极为短暂的宝贵时光。江南豪门内耗的时候，东晋皇族又在做什么呢？
答：开山泽之禁、土断，即，培养江南的小农经济。
司马睿渡江的时候，大约有一千多家北方士族跟随。
纷纷乱世，无论士族还是部曲说白了都是流民，单独迁徙根本不可能在江南有一席之地。于是，最大的流民头子、东晋皇帝司马睿命令手下较大的流民头子、北方士族，率领普通流民在长江下游建立了很多“侨郡”，即南琅琊郡、南徐州郡、南兖州郡（侨郡建立的地方一般是江南豪门势力较弱的地方，原有土著居民被北方流民赶到了今广东、贵州一带）。
在侨郡之中，北方士族依靠原有习惯和名望维持了对部曲和流民的统治，当然，他们的部曲可以不向朝廷纳税，朝廷有事也要临时召集士族才能起兵。西晋就是这样亡国的，殷鉴不远，岂能重蹈覆辙？况且，东晋初年，北方士族势力远较西晋衰微，司马睿也看出了这个便宜。
司马睿第一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开山泽之禁”。
江南本是鱼米之乡，普通人靠捞鱼也能维持一些生计。刚刚到达江南的时候，北方士族就抢占了山川林泽，升斗小民片缕不得下水，敢擅自捞鱼者一定要往死里罚。
公元320年，司马睿颁布诏书：凡强占山林、霸占湖泽的人，收入达到一匹布的价值，杀无赦！那一年是农历壬辰年，这封诏书也称“壬辰之诏”，目的是保证民间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后世无数封建帝王都曾模仿，刘宋元嘉十七年、元嘉三十年、大明七年都曾屡屡下令禁封山泽。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之利岂能由一二人所独占？

司马睿第二个打击士族的方法，叫“土断”。
土断，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按照土地断定户籍，通过清查土地逼迫士族高门承认“部曲”对土地的所有权。朝廷宣布：无论您是谁，您流窜到那里就是那里人，立马给户口，纳税不满五年也直接赐予土地，反正这些土地是大家一起从“山越”手里抢来的！
“土断”并不是司马睿的点子，早在西晋初年就有人向司马炎建议以“土断”替代“九品中正制”，彻底剥夺士族的治民权、废黜士族高门对官位的垄断。只不过，当时司马皇族只是个绣花枕头，不敢这样做而已。
现在，既然北方士族成了高级流民，司马睿也就有了机会。晋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司马睿下诏在南兖州禁止士族高门收容流民。
诏书首先总结了文景二帝以来的均田制经验，回顾了西汉、东汉两代的辉煌历史；接着，诏书又给出西晋亡国的官方托词：士族高门占有众多土地和农民，却刻意逃避朝廷赋税，焉有不亡国之理？
最后，诏书提出了解决办法：为避免江南再现中州之难，必须再次推行“耕者有其田”！诏书规定，所有士族高门都要如实禀报部曲数量，此后，一品大员占田不得超过280亩，奴婢不得超过3人，其余土地要分给原来的部曲。
为了吸引流民自动归于朝廷，东晋政府不断提高对小农的优惠条件，赐其田宅、先免租税三年、后免租税五年。优惠到期，小农每亩只需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当然，士族所占土地也同样要向朝廷缴纳三升粮食。这种按土地面积征税的方式在历史上被称为“度田收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士族将抢占土地税收强加给自耕农。
史籍为我们精准的总结了东晋初年的治民政策——“镇之以静、群情自安”，也就是说东晋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官吏的职能，恢复了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毕竟官吏都是士族大家，让这些人捞到钱，对皇族没有一点好处。有了自耕农的支持，东晋两代帝王司马睿（晋元帝）、司马绍（晋明帝）终于重新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
江南兴起的小农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相反，如果财富仅仅集中于士族高门，购买力也就必然集中于一小撮人，这样的社会结构除了能造就奢侈品市场，普通行业能兴盛才真的奇怪。
——江南水系丰富，原比北方农耕条件优越，北方移民带来了耕牛和铁质农具。加之充足的劳动力保证了精耕细作，江南稻田产量从孙吴时代的五六斛增长到三十斛，产量增长了5-6倍，麦田甚至出现了一年三熟的耕作制度；
——冶铁技术冠绝天下，号称“中国绝手”的铸剑师谢平创造了“横法钢”，用这种钢练成的刀剑弹吹之间可以隔断十五根头发；
——所产瓷器胎质坚硬、型制美观、釉色青翠，有的甚至与宋代官窑所差无几，唐人这样夸赞东晋瓷器“九秋风露越窟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造纸术真正得到应用，东晋人能根据不同用途把纸加工成青、赤、缥、绿、桃花等颜色，就是这些纸张造就了一代书圣王羲之……
《南齐书》这样记载这个时代：太武年间，江南百余年未有兵锋之灾，家家都经常设宴款待客人，到处都是沃野良田，人们不辞辛劳的从事农耕，只要一郡粮食丰收，数郡则无饥饿之虞。荆城是南楚最富有的城市，扬州则是吴地最富裕的地方，两个城市的纺织业足以衣被天下！

钱，国之重器，不可轻废
中国史书如同今天的影视剧，历史人物都具有鲜明的脸谱，好人长相威武、坏人长相猥琐，单凭长相就能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桓温在晋明帝年间登上历史舞台，《晋书》对这位中兴名臣却毫无尊敬之意，把他描写为“长着一双三角眼、胡须像刺猬一样”，一副典型的奸臣模样，也许是因为东晋终为桓温的儿子桓玄所灭的原因吧。
桓温（公元312-373年），属于中下层士族，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司马睿的孙女婿，南康公主的丈夫，也就是传说中的驸马爷。从明帝开始，桓温历经五代帝王，官拜大司马、统帅内外诸军，是东晋中期第一代有能力统领全局的人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东晋一代桓温是第一个有能力建立“大一统”的皇权的人（篡位），是曹操、王莽一类的人物，所以，他才成为京剧中又一个大白脸。
在中国货币史上，桓温曾经提出了一个很离谱的设想——废弃钱币，改用谷帛作为交易媒介。
针对桓温提到的这个极其离谱的建议，当时的祠部尚书孔琳之就以无可辩驳的雄论驳斥了桓温的建议：古代圣王把没用的东西来交换有用的东西，这样有用的东西既不会损毁，又可以省去物物交换运输的麻烦。现在的铜钱正好起到古代龟贝的作用，历代使用的铜钱今天绝不能废弃（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
从古至今，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桓温的货币知识为零，还是孔琳之识大体、顾大局，认识到了货币运行规律的真谛。钱币是国之重器，当然不可轻易废黜。
真的是这样吗？

孔琳之当时还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有意无意间被很多人忽略了：贫穷的人要仰望富人，天下才能安宁；如果骤然废弃货币，那么士族高门就会丧失所有财富。孔琳之属于士族高门，他知道桓温废弃货币的真正用意：尽管数十年“土断”只是剥夺了北方士族土地，以皇权的强制力遏制了土地兼并。但是，士族高门手里还是照旧留有大量货币，要消灭士族势力，最重要的就是剥夺他们手中的所有财富，直接废弃货币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
剥夺士族高门财富、彻底斩断他们侵占土地的能力，这才是桓温废力主废弃货币的真实意图。
况且，桓温被逼出此狠招，是因为士族高门不厚道在先。
东晋朝廷没有铸币权，流通货币全靠私铸（也就是“沈郎钱”）和前朝留下来的古钱（也就是一部分五铢钱），两者重量差异实在是太大，相当一部分五铢钱被人减凿。
所谓“减凿”，就是把完好的古钱去掉一块，再把原来的五铢钱染上铜锈，这样的钱被称为“剪边五铢”。当然，被凿下来的铜材或铜屑会被重新铸造成“沈郎钱”重新进入流通。最狠的做法是，把完好五铢古钱用利刃圆凿切割，将之一分为二，成为一大、一小两枚钱币，大钱大环被称之为“艇环钱”、小钱小环被称为“鸡目钱”。
由于东晋一朝货币奇缺，被减凿后的“剪边五株”购买力降低非常有限。这样减凿货币的人既得到了一部分铜材，又保持了原来货币的购买力，实在是一笔稳赚不赔的好生意。
理论上，无论货币如何减凿，只要能承担货币职能就可以了，总比废弃不用的好。如果减凿集中于某一个阶层，却一定会引起财富重新分配。
但凡减凿古钱获利，手里必定有相当数量的五铢古钱；仅仅减凿一枚五铢钱，估计废品收购站都不会要那点铜渣；偶有刚富裕起来的寒门素族，只能开山冶矿、铸造新币。手里具有巨额五铢古钱的人，恰恰就是桓温最讨厌的一个群体——士族高门。士族高门的购买力越来越强，黎民百姓乃至皇族可控制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最后一定会打破原本脆弱的权力平衡……
桓温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却没有给对药方。
朝廷连铸币权都没有，要废弃货币谈何容易？何况，这本就是一个馊主意，货币制度承载了几近千年的经济运行，岂能由皇帝一道诏书自动消失。西汉王莽只是想以龟贝替代货币就搞得天下大乱，更不要说东晋时代皇族权柄远不如西汉。举朝反对之下，桓温废弃货币的建议最终未能推行（朝议多从琳之，故玄议不行）。
在士族高门货币优势的冲击下，晋穆帝年间前期土断成果几乎丧失殆尽，朝廷直接控制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现在，我们给出两个案例以说明当时的情况。
案例1：晋帝室彭城王司马玄隐匿流民，查实后司马玄被桓温送进了监狱；
案例2：会稽王氏隐匿民户，查实后，被隐匿的流民尽得土地，从此归朝廷统辖。
这是两个史书上最常见的例子，现在，我们稍微丰富一下两个案例的数据。彭城王司马玄一共隐藏了五户民户，结果这位皇族王爷被抓紧了监狱；会稽王氏隐匿了三万户口，那个反对废弃货币的孔琳之就是会稽士族高门，仅仅是喝个酒、道个歉，别说监狱就连城管的面都没见。
结论：这个时候士族高门的势力很可能已经超越了皇族，长此以往，皇族又将沦落为舞台的配角。和平年代土地兼并最多引发流民潮，此时，前秦已经吞并了鲜卑燕国，就等挥军饮马长江岸了……

尽管桓温不是一个合格的货币理论家，却实在是一个铁腕政治家，既然温和的货币改革行不通，桓温就迅速拿出了更狠的方法——即东晋最著名“庚戌土断”。与晋元帝、晋明帝年间的土断不同，庚戌土断不但要斩断士族高门与南迁流民的联系，而且要清理士族高门隐匿的所有民户。
“庚戌土断”是东晋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土地改革，脱离士族的农民从此要向朝廷服兵役。桓温征召寒门子弟，在自己出镇的兖州、徐州、扬州建立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的发展对中国历史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我研究的领域是金融，我的职业却是教育。
所以，在这里我必须强调桓温的一份奏折——《七项事宜疏》，在这封奏疏中桓温坦言了当时官场七大弊病，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最核心的一条：让东晋寒门素族接受教育，给他们晋身之阶。在这篇传世的奏疏中，桓温以雄浑的文笔论证一个道理：士族高门把持教育会弊端丛生，要想富国强兵、光复中华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兴办教育、实现社会阶层流动。
当代，西方列强的历史也证明，要想成为第一流的世界强国，首先要发展的行业一定是教育，其次才是制度和科技。正如同一个社会的表象是财富、生产财富的是科技、刺激科技创新的是制度、决定制度的是文明，能改变文明的力量则只有教育。
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就是“科技→制度→文明→教育……”，这一切，就如同《天龙八部》里的鸠摩智，先练少林七十二绝技、再练内功《易筋经》，少林寺藏经阁无名老僧对此的评价是：次序颠倒，大难便在旦夕之间。
——在这个颠倒的顺序中，科技一定不是原创的、只能是模仿的，先进科技确实可以模仿，但这些科技创造的利润却只归属于原有强势阶层，甚至成为劫掠社会财富的工具。
——在这个颠倒的顺序中，制度一定不是内生的、而是舶来嫁接的，确实也可以依样画葫芦原封不动建立所有的行政框架、法律制度。如果全社会的人都没有受到这样的教育，又怎么可能从内心里尊重这些制度？无人尊重，这些制度又怎么可能真的得以实施呢？
——在这个颠倒的顺序中，缺失了教育，文明底蕴不会有丝毫改变，一旦教育开始演绎腐朽，就会蛀空整个社会的脊梁。
要想摆脱历史的宿命，必须有一个条件，让教育普惠于国民。只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人比我们过的更好，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阶层流动渠道，在这种不停的流动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更加富强。
当然，桓温远没有如此伟大，他不过是东晋打破士族垄断教育，给寒门素族一个希望。借助这些机会，东晋寒门素族涌现出大量杰出人物。
只有靠自身才学晋身的寒门素族才是皇帝最忠诚的支持者，他们一旦离开皇权就会变得一无所有。中国古典读物《三字经》里有一句“如萤囊，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其中借萤火读书的人就是被桓温重用的素族车胤，最后，车胤也为皇室尽忠而亡。桓温有了寒门的军队、寒门的官僚，终于把事业推上了巅峰：灭西蜀成汉、三次北伐，一度甚至光复故都洛阳。
桓温的改革也使东晋获得了重生，桓温死后5年，正是寒门素族组成的北府兵，以8万人击溃了前秦100万南大侵军，汉族在江南一地延续了民族血脉，晋祚得保。
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曾对桓温有一句中肯的评价：“大司马桓温当政之前，黎民百姓已经没有土地，国家败亡之象已现。庚戌土断之后，农人得以归于土地，此后东晋能够财阜国丰，完全是桓温的功劳”。（大司马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是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两晋小结：胡马过阴山
游牧民族习惯于迁徙，他们必须找到水草肥美的地方，即使是寒冷的冬季。游牧民族向北是寒冷的西伯利亚、向南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只要头脑还清醒，任何一个游牧民族都会选择向南。
向南这本没有任何错误，只不过，南部是我们的中国。
上古时代的事情，我不清楚。我只能告诉大家，大约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掌握了骑射征战技术，自此，汉族就再也没有消停过：西周VS犬戎、秦VS匈奴、两汉VS匈奴、两晋VS十六国、唐朝VS突厥、两宋VS辽夏金元、明VS女真；1644年，最后一个汉族帝国为北方游牧民族满清所灭……
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本身就建立在民众与畜牧的流动之上，一般情况下，为争夺草场，各个部落之间也是征战不休，很难对外形成合力。即使如此，已经让北方的汉族相当难受，这些人倏忽而来，官军唯一有效的抵抗方式就是投入数十倍于敌方的军力坚守每一个据点。
只有极端强盛的经济，才能坚守每一个据点，一般王朝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汉武帝才不得不举全国之力驱赶匈奴。为了动员全国的力量，汉代建立并完善了史无前例的统治框架——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封建官僚体系，也是这个封建官僚体系彻底毁掉了强盛的西汉帝国。
汉光武帝吸取了西汉亡国的教训，裁撤了近90%的官僚机构，放任民间经济发展，终于出现了“光武中兴”。遗憾的是，东汉帝国失去了封建官僚，也失去了对国家的统治能力。一旦帝国失去了集中资源的能力，也就无法遏制边境游牧民族成长。西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名字开始不断进入东汉帝国版图，甚至数度威胁都城长安。可怜堂堂东汉帝国，几乎浪费掉全国的财富也未能克制西羌。
统一北方之后，曹操的实力也无法对抗游牧民族，只不过，他想出来一个相当阴损的点子。当时，最为强盛的游牧民族是乌桓，曹操就在鲜卑等游牧民族的地盘上做生意——专门收购乌桓人头。乌桓势力有所衰微的时候，曹操采用游牧民族的战术，以一支汉族轻骑兵远途奔袭、重创乌桓主力，为汉族赢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时间。
最不地道的是蜀汉的刘备和诸葛亮，他们不断引游牧民族入关分散曹操兵力。七擒孟获的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藤甲兵的真实用途是对付自己的同族曹操。就连祸患东汉的西羌，蜀汉也欢迎之至，蜀汉大将马超、姜维都是因为与西羌联系密切才得到重用。罗贯中居然能把异族打击汉族的事迹列为诸葛亮的功绩之一，颇有以文乱义、混淆是非之嫌。
从此，胡人入关一发不可收拾。
西晋年间，士族当政又给了游牧民族以机会，既然无法建立天下一统的皇权，自然也就不可能集中全国力量抗击胡人入侵。西晋统治者对付外敌的办法颇有曹操风范——不断派杀手暗杀游牧部落首领，游牧民族各部落为争夺首领位置内耗不断，也算是以最小的成本为中原争取了和平。
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给了游牧民族以发展空间，远遁大漠的南匈奴单于刘渊第一次在中原腹地建立了游牧民族政权——后汉。刘渊幼年时曾在西晋当人质，当政期间汉化程度很高。
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部族首领要负责全部族人的福利，要定期给大家发粮、发钱、发奢侈品（瓷器和茶叶）。刘渊既然要仿效汉人建立封建中央集权，也就必然要抛弃原始的氏族制。最终，刘渊丧失了对南匈奴部落的统治能力。
游牧民族统治者没有统治定居人民的经验，他们可以很容易实现征服，却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要想统治中原臣民就必须模仿汉制，汉制又无法控制本族这个强大的军事集合体。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清朝曾经解决了统治结构“二元化”的问题，把曾经骁勇的八旗铁骑变成了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
现在，让我们来检视中原大地与游牧民族较量的全过程：
……强权的秦帝国→→→封建中央集权→→→蒙恬北拒匈奴……
……西汉初年“无为而治”→→→和亲、被匈奴勒索→→→放任民间私铸货币、小农经济兴盛、文景之治……
……汉武帝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盐铁官营、统一铸币、经济衰败→→→匈奴分裂、霍去病祭贝加尔湖……
……东汉初年裁撤绝大部分官僚→→→坞堡兴起、中央集权衰败、私铸盛行、工商业兴盛→→→西羌侵扰内地→→→坞堡无法抵抗→→→天下大?乱……
……曹操屯田→→→小农经济兴盛→→→收服乌桓……
……西晋士族兴盛→→→士族皇族内耗、八王之乱→→→五胡乱华……
在这些循环中，我看到了一条无比清晰的运动轨迹：封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集权必然导致强势封建集权，也就一定能集中全国资源对抗游牧民族，强势帝王又怎么可能容忍游牧民族在自己的地盘上闲庭信步？只不过，强势的封建集权一定要靠封建官僚才能实现，小农经济在短暂辉煌之后又会陷入长久的沉寂。
吃此一堑，帝国又必然转向另一种统治模式；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丧失半壁江山! 分权必然伴随着封建统治者衰落，既然封建统治者无法干预经济，经济也就获得了成长空间。只不过，封建集权衰败的同时，一定会为游牧民族入侵留出空间，中原大地可能陷入长久的战乱之中。
不必惊讶于历史的相似，这也不是中国历史独有的怪圈，而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一个问题。只不过，东方游牧民族的形象是倏忽而来的骏马，西方海盗的形象是船桅杆上的骷髅旗。上古时代，发达的爱琴文明是典型的分权社会，结果，希腊城邦制国家为罗马铁骑毁灭；古罗马也建立了原始民主制度，结果，罗马帝国被日耳曼雇佣兵击溃；法兰克王国几乎所有王室成员都为四处流窜的北欧海盗烦恼。从此，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我们的模式是“集权-分权-集权”，汉祚得以延续几千年；西欧的模式则是“分权-集权-分权”，西欧不断变更着主导民族，雅典、罗马人早就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的无影无踪，曾经煊赫一时的日耳曼人则在城堡里龟缩了几个世纪不敢出头。
集权、经济衰败、民族延续，分权、经济兴盛、亡国亡族，根本无法判断历史逻辑的对错。
得失之间，我只见到了历史老人狡黠的笑容。

《中国是部金融史》作者简介：

陈雨露：金融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入选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杨忠恕：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后、金融学博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青年发展研究基金获得者。

第8章 南朝金粉
（南朝）
人人生而不平等
有人天生丽质、有人生而丑陋，有人出生就含着金钥匙，有人奋斗终生还不如别人的起点。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奋斗、选择创造财富，却永远不会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出身的不平等注定会在下一代人身上延续。
这当然不合理；这是残酷的现实；这才是人类社会进步最终动力。
从来没有一个暴君能毁灭一切社会财富，也就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回到同样的起点。说起来，西方那句振聋发聩的“人人生而平等”是一句绝对违反西方经济学常识的口号，没有贫富之分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社会又如何可能存在？
所以，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才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一个人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
平等永远是相对的，不平等才是绝对的。
自古以来，人类从来都靠祖先的积累传承利益：日耳曼氏族首领逐步演化为骑士，中国士族的官位也来源于祖荫。无论士族还是骑士，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封地、有独立的利益，不可能对皇帝（国王）惟命是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分权博弈，成为制约皇权最强大的力量。
要想打破这种源自祖先的财富传承，只有具有绝对皇权的力量，绝对皇权一旦出现，世界的财富规则就会改变。
这又是一种怎样的不平等呢？

桓温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推行庚戌土断，桓温死后还是无疾而终。东晋谢安继续启用寒门素族，打赢了淝水之战，刘牢之、刘裕等一批出身贫寒的将领获得了北府兵军权，最终成为东晋王朝的掘墓人；桓温子桓玄靠北府兵篡夺了东晋帝位，大将刘裕又消灭了桓玄。公元420年，北府兵将领刘裕称帝，起自草莽的刘宋王朝诞生了。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要敢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刘裕的问题，就在于他只能打破一个旧世界，却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刘裕既不是皇族，更不是士族，只是一个不太认字、以卖草席为生、喜欢赌博、从来就不被人看得起的流氓（仅识文字，以卖履为业，好樗蒲，为乡闾所贱）。北府名将也无不是二百五出身，当兵之前从来没有光辉的事迹可以炫耀（并起自竖夫，出于皂隶当牧之下）。这些人在刀剑锋镝中摸爬滚打，永远不会对弱者妥协，一旦出镇一方无不刮地三尺（贪纵过甚），甚至直接从国库里拿钱，刘宋立国数年，依旧是府库空虚（府库为之空虚）。
这样粗鄙的统治集团，士族高门当然无法接受。在他们眼里，刘裕等人不仅是彻头彻尾的乡巴佬（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也永远是一群刀头舔血的暴徒。
士族虽然被剥夺军权，却依然对北府集团表现出最大的不屑。太后的胞兄去拜访琅琊王氏家中拜访，主人对客人一言不发，反而问自己的仆人：“这个人是跟你什么关系？”，然后，当面把太后胞兄坐过的椅子烧掉……。
现在，刘裕已经是皇帝，他不能容忍士族高门如此放肆。在皇权眼里，没有朋友，也不会有敌人，只有“被统治的人”和“不被统治的人”。士族高门之所以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就是因为有钱吗，有钱就不想被皇权统治吗？
谁不把你的钱给我，就让你彻底没钱！
历史没有留给刘裕足够的时间，刘宋王朝刚刚建立两年（422年）刘裕就死掉了，抢钱的任务落到太子刘义符的身上。
刘义符主要靠兴办金融业搂钱，即，放贷款。
大家也许不会想到，在世界范围内旅馆是最早经营银行业务的行业之一，中国当然也包括在内。因为，宾馆的作用不仅仅是为客人提供住宿，还为客人寄存财物，一般情况下宾馆会留存一个货币余额，也就可以用这个余额对外放款——高利贷。
刘义符在位仅六个月，六个月内，最大的施政亮点就是宣布京城所有的邸店都归他所有。要知道，先秦时代邸店可是一个下九流的职业。现在皇帝居然亲自操刀上阵，实在是因为太赚钱了，据说资本回报率达到1000%，绝对是一个最拉风的“暴利”行业。
京城皇家邸店有着固定的目标客户——士族高门，放贷的目标也不是获得利息收入，而是直接瞄准了贷款人的抵押物——土地。皇帝会以各种手法逼迫士族高门借款，士族高门借款又必须以土地抵押。
又有那个士族高门真的敢来还钱呢？
鉴于刘义符实在太离谱，跟直接抢钱基本没什么区别，很快他就被自己兄弟刘义隆干掉了。

敬启者，图书刚刚出版，预计店商上线需10天左右时间，春节前应该可以到达实体店。感谢各位支持，希望能继续为大家奉献更好的作品。
同时说明一下：《中国是部金融史》原拟定名为《贫富之刀——世界是部金融史（中国卷）》，目前出版为第一册，主要内容并不限于金融货币政策，为把问题能说明白，古代财政、古代土地、古代税收均多有涉及。
本帖内容为8月份校正版，有些地方存在错误，很多网友已经批评指正，多承教诲、受益良多、一并感谢！
也感谢@东经105度 @scbelief @ancharn等诸网友的支持！

@东经105度
感谢信任，推荐几本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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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权力与繁荣》、《集体行动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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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隆便是刘宋历史上的宋文帝，之所以被称为“文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义隆抢钱的手段比较文明——用钱来剥夺别人的钱。宋文帝之“文”少了很多暴力，却更为残酷，按照他的做法，士族高门的财富在瞬间全部贬值。
以钱抢钱的方法，说穿了就是货币改革。
刘宋元嘉七年，宋文帝设立钱署开炉铸币。对中国货币史来说，这次铸币有着特殊的含义，此时，官铸货币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三四百年，数百年来货币始终靠旧钱和民间私铸。刘义隆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官铸货币再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宋文帝推出的货币在历史上被称为“四铢钱”，制形与汉代五铢钱相似，重量也在3.5克左右。四铢钱与五铢钱最大的不同的是，一枚四铢钱可以当两枚五铢钱，又可抵大致八枚“沈郎钱”。反正包括刘义隆在内的皇族和封建官僚都没多少钱，只有士族高门才有五铢钱和沈郎钱。
对拥有五铢钱和沈浪钱的士族高门来说，这绝对是一笔赔钱的买卖。与晋王朝相比，刘宋王朝更倾向于以暴力解决问题，今夕不同往日，士族高门对此几乎无法反抗。货币改革后，皇权和士族高门的财富优劣立刻扭转。
这里要说，刘义隆推行的“四铢钱”还不是刘宋一朝最恶劣的货币制度。
“四铢钱”与西汉五铢钱重量相当，只是一种“大钱”。文帝之后的几代帝王不停执行货币减重，宋明帝刘彧年间居然推出了一种“永光四铢”，虽然钱币上还铸有“四铢”二字，实际重量不足1克。就是这种永光四铢钱，居然要和文帝四铢钱一样要换两枚古钱或者八枚沈郎钱！
民间私铸者无论如何也不能强迫所有人接受他的货币，也就没有人能靠铸币抢劫别人财富。封建官府铸币的基础却是皇权，是具有暴力性质的国家机器，无论如何减重都是法定的货币，也就成为最犀利的抢劫利器。
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当帝国统治者已经丧失了其他掠夺手段，虚幻出来的货币财富也就成了救命稻草。超级货币减重又无异饮鸩止渴，如果封建帝国已经丧失了统治能力，谁会承认虚值货币，谁又会真的把财富让渡给帝国统治者呢？

钱财断手足
最显而易见的赚钱方式是创新，只有全新的技术、全新的产品、全新的运作模式才容易形成垄断、才可以由经营者定价、才能赚大钱。对中古时代的农耕民族来说，任何一种异地商品都是显而易见的创新，商业也是利润最丰厚的行业之一。
魏晋年间，江南扬州、建康、益州、荆州水路通畅，本来是天下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刘宋年间，江南民间商业几乎绝迹。能做生意的人只有一种，那就是封建官僚。其他人想经商，也可以，只要缴足够多的税收——足以让任何一家富商破产的税收：刘宋时代商路关卡林立，每个关卡都要缴1%的关津税，另外还要在贩卖地和采购地缴4%的商税。

蜀马耐走长路、天府织锦更是冠绝天下，益州典签刘道济正好经营蜀马和蜀锦。典签不过是一个七品官，却握有很大权力，因为典签是皇帝派来监视刺史的。就是这个刘道济，居然以官府名义出台这样一个政策：苛杂的税收之外，普通商人贩运丝、锦加在一起每次不得超过五十斤；除他本人之外，只要川马出境，无论良莠，价格都不准低于二万钱——这是一个不可能交易的价格，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不过只有三千钱。通过垄断川马和丝锦贸易，刘道济短短数年间赚到了3亿个铜钱，可以买到10万头耕牛。
任何一个时代，小康之家都有一个公认的非货币标准，比如今天的“有房有车”。刘宋年间小康之家的标准则是有一头耕牛，也就是说，刘道济一个人的财富至少抵得上10万个小康之家。以今天耕牛的价值核算，10万头耕牛需要三亿人民币，如果将耕牛折算为今天成都的房产，这个人的身价量级已经是千亿。
千亿，一个多么恐怖的财富单位！
财富积累自有规律，除非改变世界的创新，比如机械、电能、互联网，除此之外，如此暴利唯一来源就只能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利益分割甚至是通过市场的名义进行的，一类名为商品的货物只掌握在封建官僚手中，即使通过市场进行买卖，本质也只是以市场为手段重新分割财富存量，实现财富向一小撮人手中转移。
刘宋是封建官僚最幸福的时代之一，据《宋书》记载，当时的封建官僚那是相当有钱：宁州刺史萧惠开家财数亿钱，益州刺史刘郡以黄金铸造浴盆……。《南史》中绝大部分刘宋官僚都有这样的绰号：刺史一级的经常被人称为“孙亿万”、“刘千万”，县令一级的则被人称为“王新车”、“庾大宅”……
如许规则之下，最赚钱的行业当然是“当干部”，最能搂钱的“干部”是最大的官——皇帝，刘宋皇帝中最能搂钱的当属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抢劫的第一个对象，当然就是这些“有钱的官”。
我虽不会玩麻将以及扑克牌，却也知道，下级跟上级打麻将、玩扑克是不能真赢的，所以“领导听牌我自摸”属于几大傻。时光流转，刘宋孝武帝时代领导与下属的赌博规矩要残酷许多：封疆大吏是一定要跟皇帝赌博的、赌博是必须输的、输钱是必须输到倾家荡产的。这就是宋孝武帝别出心裁发明的搂钱方式——赌博，专门对付有钱的封建官僚。
宋孝武帝末年，凡两千石以上的官僚罢任返京，皇帝都要亲自跟他玩几把骰子，结果自然皇帝是有赢无输，一直要把对方家产赢干净才肯罢休（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都，必限使献奉，又以蒱戏取之，要令罄尽）。

对付没钱的黎民百姓，宋孝武帝也有自己的方法。
黎民百姓不是封疆大吏，皇帝不会为了几个小钱亲自动手，况且收税的皂隶还不知要搂多少中饱私囊。宋孝武帝很聪明，他想到了一种很好的方法——囤积居奇，只不过手法远比一般奸商高明。
两晋以来，江南就有“衣被天下”之称，历代君王对江南纺织业始终轻徭薄赋：养蚕户纳绢不过三匹，而且只限于长江下游一带。为了抢夺黎民百姓的钱，宋孝武帝以江南绢丝为题布下了一局大棋……
第一步，布局。
大明四年，宋孝武帝开始在全国高价收购绢丝（请注意，是高价收购，不是强行征收）。结果，一年间，江南所有绢丝全部断货。
第二步，中盘。
大明五年，宋孝武帝突然宣布：养蚕税税基扩大到全国所有黎民百姓，每户百姓要纳绢四匹。这对黎民百姓就是一个悖论：百姓根本不可能上缴如此多的绢丝，新产绢丝存量不足，原有的绢丝又早就被皇帝买走了；百姓又必须缴纳绢丝，否则，对抗皇粮国税是要坐牢的。
结论：手里没有绢丝的人也可以去市场上去买，比如，皇家的直营店。全国绢丝价格立即暴涨，当年，一匹绢居然涨到2000-3000钱，这可是当时一头耕牛的价格，相当于今天让每家一年内缴纳一套房子作为税款！
第三步：收官。
就在这个时候，宋孝武帝不失时机抛售了一批绢丝，虽然绢丝价格最后控制在1000钱左右，但是，百姓仅有的一点土地、仅存的一点铜钱也都流入了皇帝的腰包。
即使1000钱的价格，绝大多数人仍旧是缴纳不起，那一年，不知多少人倾家荡产，“卖妻儿，甚者或自缢死”。宋孝武帝当政最后一年（464年），富庶的浙东数郡发生旱灾，朝廷不但无力赈灾，反而照旧收租。结果，灾害程度不及古代一半，饿死者却是古代数倍（病未半古，而死已倍之），富庶的京师也是饿殍遍野……

西汉年间，皇权缔造了“皇帝-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这是一个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封建官僚站掌控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其余的人都处在低端，顶层和低端之间没有任何缓冲带。如果顶端的人选择了掠夺，所有的人同样会选择虚伪和卑劣，这才是获得财富最有效的渠道。这样的社会框架不会也不可能提供创新空间，重大创新的历程必须依靠帝国全体臣民在点滴试错中积累。
刘宋时代，“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结构再次出现在江南一地。士族高门势力被迅速清洗，寒门素族以军功起家，十几年间占据了所有朝廷要津，也迅速把触角伸及社会每一个角落，从货币、土地到税收，皇权推行的所有政策都被异化为抢劫的工具。
不同于西汉的是，刘宋本就是一个偏安江南的王朝，国家时刻面对来自北方异族的挑战，根本没有前世的财富积累。皇权对财富的获取机由掠夺变为抢劫——不仅仅是对社会底层的抢劫，也包括皇族和封建官僚集团之间互相抢劫。刘宋皇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命运最为悲惨的皇室，开国皇帝刘裕共有男性后代158人，这158人中有114人死于非命：子杀父者1人、臣杀君者4人、兄弟相残103人、为外人所杀者6人。皇室成员如此大规模自相残杀，此前从未有过，此后也再未发生。
在皇权的逻辑里，权力才是真正的手足，只要有钱就会满街都是兄弟。一旦皇权开始抢劫自己的支持者乃至宗室，帝国就基本丧失了统治能力，强者在皇权之下都会沦丧财富，何况苍苍蒸民？
衣服破尤可补，手足断不可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