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迷失的货币
（汉昭帝-新莽）
让子弹飞：豪强变身
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流民如同蝗虫一样席卷了整个西汉帝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面对铺天盖地的流民，刘彻迅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位铁腕帝王试图以更野蛮的方法制止豪强掠夺小农——杀戮。
晚年，刘彻任用了一批酷吏对付地方豪强。这些酷吏由刘彻亲自从最底层提拔，很多本身就是流民，当然，这些人只对刘彻一个人负责。他们可以搏击王侯、砍杀豪强、刑讯富商、屠戮贪官，因为，这批酷吏本身就是流民出身，自己没有任何可以珍惜的东西，他们可以为了一时的欢愉毁掉整个世界。
汉代死刑核准权在最高统治者汉武帝手里，由于交通不便，死刑犯经常拖一两年也不能处死。唯独这批酷吏审判的死刑，有专用的公文渠道，保证能在最短时间内将判决文件（竹简）送到汉武帝面前，迅速把人杀掉。
史籍为我们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宁成是南阳地区的大豪强，此人勾结官府的方法很别致：专门搜集全国高官的黑材料，然后以此要挟官员。
宁成强抢土地，则与金融欺诈有关。他经常借钱给濒临破产的小农，很长一段时间不去追讨本息，甚至小农想还钱都找不到地方。一段时间后，宁成及其爪牙会突然出现在债务人家中，要求连本带利收回贷款，结果必然是抢占债务人土地。通过这种方式，宁成在南阳地区抢占了几千倾良田，他每次出行都要带上几百个护卫，据说当地人宁可见到最凶猛的老虎，也不敢惹怒宁成（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
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土匪，碰到了同行出身的太守——义纵，演绎了一场真实版《让子弹飞》。
义纵本是抢劫犯出身，与鹅城“麻匪”唯一的不同，就是那张委任状是刘彻亲自签发的。面对来势汹汹的义纵，宁成根本没把他放到眼里，义纵进城的时候宁成也只是派人送了一顶轿子。
此后，义纵拿出了与“麻匪”相同的手腕，要求宁成缴纳剿匪费用；宁成缴纳了剿匪费用，暗地里却想借剿匪之机杀掉新任太守义纵。
获知消息后，义纵拿出了比“麻匪”更狠的手段，没有经过任何司法手续，甚至连调查取证都没有，义纵就给宁成扣了一个大帽子：宁成的房子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靠着这个罪名，杀掉了宁成全家及其团伙骨干，只有宁成孤身一人逃走。
在这个故事里，宁成死没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宁成的钱归了汉武帝，义纵自己成为当地豪强。另外补充一句，之所以用“义纵”作为例子，是因为义纵后来负责禁绝私铸货币，为此，他杀掉了成千上万的人。
杀戮豪强给刘彻再次带来一笔财富，然而，这些钱根本不足以安抚数以百万计的流民。何况，诛杀豪强也是有成本的，这批酷吏本就是流民中最聪明的人，不但自己借机成为豪强，同时还要清除朝堂之上的异己。
征和二年（前91年），汉帝国爆发“巫蛊之祸”，刘彻相信了酷吏的诬告：太子和举国官员正通过巫术将他置之于死地。太子被迫起兵反抗，最后，包括太子和皇后在内的一批皇族被诛杀。
“巫蛊之祸”背后的逻辑是：酷吏作为封建官僚中的后起之秀，当然也希望掌握帝国财富，此时，民间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他们就把屠刀就转向了豪强和强势官僚，最后，他们自己变成了官僚，也变成了豪强。
从此，豪强有了一个新的专有称谓“官家豪强”。
官吏一旦变成豪强，黑势力也就转成白势力，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又远远大于土生土长的豪强黑势力。面对风雨飘摇的政局，亡秦之迹昭昭在目，刘彻明白自己深深伤害了帝国经济，帝国统治行将崩溃。
征和四年（前89年），刘彻写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忏悔自己一生所为，立意停止对外征伐，希望帝国政策能重新回到轻徭薄役、与民生息的正常轨道。在诏书中，刘彻检讨了自己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国库空虚，他要求朝廷罢黜那些伤害百姓、糜费天下的政令，希望军马能回到土地、农人能安心耕作……
一生醉心于权力的刘彻终于从皇权的黑洞中走了出来，盛世场景却已是昨日落花。这位时日无多的老人只得赤膊上阵，力图再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实现“禹汤罪己，其兴也博焉”。只是，历史没有再给这位强人机会，《轮台罪己诏》颁布后两年（前87年）刘彻薨，问题留给了继任者汉昭帝和他顾命大臣：霍光、桑弘羊（汉昭帝刘弗陵即位时刚刚8岁）。
霍光和桑弘羊水火不容。
霍光是大将霍去病的弟弟、首辅宰相（相当于内阁总理），他希望坚持汉武帝晚年的《轮台罪己诏》，放开官营、轻徭薄役；桑弘羊出身于富豪之家，大司农（相当于财政部长兼央行行长），他坚持盐铁专卖、平准淮输。
昭、宣两朝，霍光才是帝国真正的统治者①，他甚至废掉了汉昭帝的继承者，从平民之中把汉宣帝刘询直接扶上皇位。桑弘羊本是盐商出身，盐铁官营后成为全国最大的“官商”，一旦放开盐铁专卖，他就会失去所有权柄。
如何让西汉帝国走出亡秦之迹，霍光一定有过一番缜密的思考。
汉家天下虽然破败，却与吕雉时代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吕雉时代，包括三公九卿在内的汉家人都很穷，外有匈奴、内有诸侯，内忧外患之下封建官僚不可能成为强势分利集团，所以，吕雉能够顺利推行“耕者有其田”。
现在，封建官僚势力已成，要想废黜这些苛政，必须在舆论上做好准备，同时，霍光也必须找到新的同盟军。
霍青用来对抗桑弘羊的人，在历史上被称为“贤良”、“文学”。贤良文学也就是在野的儒生，他们没有官职，却是各地推举出来的道德楷模。在霍青支持下，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展开了一场为期半年的大辩论——盐铁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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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雨之寒
感谢诸位提出的错误和修改意见，一定马上纠正。

另外，我真的也很奇怪，我不是手机发帖，也不是无线网卡，怎么会显示手机发帖？那位高人帮我解释一下啊？

盐铁之辩
这场震铄古今的盐铁论战，正方第一辩手桑弘羊是从讨论行政级别开始的。
“贤文学良”是纯粹的民间儒生，没有任何官职。面对这些曾在自己脚下匍匐的草民，桑弘羊显得很有自信，他气势恢宏地说：官职级别不够高的人不可以言政，住着蜗居、没有粮食、穿衣破烂的人怎么知道国家政治，怎么知道县官要做什么？并且，桑弘羊在辩论中一点礼貌都没有，给这些对手起了一个有侮辱性的绰号“鄙儒”。
跟很众多辩论一样，双方辩题从剖析社会时弊开始：究竟什么原因导致流民众多？
对此，桑弘羊给出的答案是：人天生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贫富完全取决于个人智力水平，聪明的人能够拥有一百个人的财富，愚蠢的人连自己都养不活。天子圣明，盐铁官营的利润可以周济穷人，怎么可能是盐铁专营的过错？
先帝（刘彻）怜百姓之愁苦，各地县官就像百姓的亲爹（县官之于百姓，若慈父之于子也），水旱灾害给他们衣食，为他们修水渠、劝农桑，难道因为爱民就可以让百姓不事稼穑？
正方结论：流民都是因为自己太懒惰，不耕耘就播种、不播种就想收获，总之，活该！（堕民不务劳作，其不耕而欲播，不种而欲获。饥寒及己，固其理也）
桑弘羊虽然承认了流民众多的现实，却又不肯承认朝廷施政存在失误。这种说法当然激怒了贤良文学，“鄙儒”用一个例证驳斥了桑弘羊：最聪明的人，能靠自己的能力在短短几年之内富比王侯吗？现在，富人一年内赚取的财富超过了普通人数代人、数百年的积累，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聪明人？
跟着，“鄙儒”把矛头指向了盐铁专营。所谓“盐铁官营”根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经营盐铁生意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位居高官，原有的盐铁商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为这些高官留下了广阔的盈利空间。此后，盐铁商人亦官亦商，又利用手中的金钱为权力铺平了道路。这些人府邸却能占好几条闾巷：幽暗之处曲径通幽、开阔之地驰骋骏马、亭台之上素女抚琴……
如此富有、位居庙堂之高，却与市井之人争利！
百姓何尝愿意流离失所，先帝只是征伐四边，封建官僚却借机征收苛捐杂税、无休止征发徭役，工商不得发展、农人不得安宁，百姓为了躲避人头税甚至会杀死自己刚出世的孩子。随着“官商”势力成长，百姓在高压之下不断贫困、破产、失业，最终成为流民。
反方结论：朝廷垄断盐铁，创造了一批富比王侯的“官商”，“官商”毫无止境的穷奢导致流民四起。

双方从现象入手找原因，盐铁专营既然已经进入了视线，第二个场辩题顺理成章就是：盐铁专营该不该废黜。
在桑弘羊眼中，盐铁专营自然是不能废黜的。桑弘羊为盐铁专卖找到了第一个非常好的辩护理由：匈奴是汉帝国的心腹大患，必须随时保持对匈奴的武备，一旦武备松弛，匈奴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盐铁专营确实很赚钱，但是，这些钱的用途是为帝国筹措军费，用来征伐匈奴。鉴于此，罢黜盐铁官营，国家就会没有军费，等到匈奴真的杀入帝国心脏，纵有披坚执锐的勇士、有与匈奴决战的信心，也无力回天。
桑弘羊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盐铁专卖赚取的利润是调剂物资、保证物价平稳，尤其是粮价不能暴涨暴跌。西周之时天下承平，但是，国有沃野而百姓食不果腹、有山海矿产人们却没有铁器，是先帝建立了官营铁匠铺，人们才有铁器使用。国家统一生产盐铁，产品质量有保证、有专门的技术指导、可以杜绝商贾趁机抬价。
桑弘羊给出的第三个理由是：盐铁专营可以削弱豪强势力，进而减少流民。民间富豪没一个好东西，国家穷困的时候不肯捐钱，就连唯一捐款者朴适后来也被汉武帝发配边疆。盐铁之利留在民间，一定会助长豪强势力，这些破坏分子靠着盐铁之利“赈赡穷乏”，以小恩小惠招揽亡命之徒。有了经济实力，豪强便会靠着就会依靠暴力推进土地兼并，农人就会变成流民。
正方结论：帝国必须垄断盐铁专营之利，才能扶住百姓安居乐业（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
面对滔滔不绝的桑弘羊，贤良文学指责桑弘羊在论证一个伪命题：你说广大西周人民没有铁器，没有铁，那里来的铁器？（我理解，“鄙儒”的意思，好像今天指责明朝没有发展信息产业）现在有了铁器，官府生产的铁器根本不能用，却要求各家人口数量购买铁器，本来规定生产铁器只能征发囚徒，官府却让普通百姓为盐铁生产服徭役……
接着，“鄙儒”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桑弘羊本人。
盐铁官营目的是为帝国聚敛财富，各级官吏却无不借口帝国之利敛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您桑公弘羊。桑公处公卿之位，执掌天下财政十多年，最大的功劳就是您自己先富起来，现在您已经是“家累万金”。在您带领下、在盐铁暴利的诱使下，全国“官商”无不“以权势以求利”，官家是官吏自己的官家，官吏无一不以权力来满足一己私欲。最终，百姓愁苦怨恨，官场更是恶习辈出（吏不奉法以存抚，倍公任私，各以其权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则恶政行而邪气作）。
文帝时期，没有盐铁专营而天下富足，桑公推行了几十年的盐铁专营，天下人没有见到盐铁的利益，却看到了很多害处。现在，我们来告诉你这究竟是为什么：天下之利都是一点一点生产出来的，没有人能凭空创造财富，官家获得利润一分，民间就会损失百倍。靠盐铁专营聚敛财富，好比一个蠢材反穿裘皮大衣去背柴薪，爱惜裘皮的毛发，却全然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方结论：一切的罪恶之源，都是盐铁官营。

既然盐铁之利搞得国破民穷，那么下一个辩题就是讨论应否重视盐铁等非农产业：即是否应该“重农抑商”？所谓重农抑商，“重农”是双方的共识，关键是否“抑商”？与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桑弘羊主张放开商业，恰恰是贤良文学力主抑商。
桑弘羊指出，没有手工业则缺乏农具、没有商业则物品不流通，缺乏农具、物品不流通农业也不会兴旺。何况，有了官营盐铁，富国何必非要靠农业，人民富饶又何须依靠田地？所以，官营盐铁、运输、冶铁，一定要大力提倡。
这个道理听起来是不错的，不过桑弘羊提倡的并非民间工商业，他尤其看不惯那些富比王侯的大商人，谁让你无权无势却过上比我更为骄奢的生活。
正方结论：要重农、也要有区别的重商。
在汉朝之前倡导“重农抑商”的是法家，现在，儒家却开始提倡打击商人。贤良文学是儒家代表，所以，后世无数人指摘就是儒家这个“重农抑商”的思想让中国落后了两千年，似乎儒家是中国经济落后的罪魁祸首。
此一商人，非彼一商人。
原始自由经济下的商业属于创新行业，与封建官僚体制下“官商”根本不是一个逻辑。“鄙儒”极力攻击的是所谓“官商”，辩论一开始，他们就提出：盐铁、酒榷、均输不是所谓商业，“官商”与民争利，所赚取的钱不但不能回到百姓手中，甚至根本不可能进入朝廷国库。“官商”会找到种种借口把钱搂入自己腰包，最终国困民穷。唯独“官商”是帝国最富有的人，他们藏钱满室、享尽天下富贵，前院足以放置钟鼓、后院金屋藏娇、家中犬马声色不可胜数……
在贤良文学眼中，这些“官商”穷奢极欲，全国淳朴厚重的小农都会模仿他们，百姓相互争耀，为博得一时欢愉甚至会做出卖儿卖女的极端行为。一旦社会形成骄奢淫逸的风气，无论有钱没钱都会一切向钱看，纵然朝廷掌握了山海之利，又如何能够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反方结论：崇本抑末才能求得国家富庶、政治稳定，要重农，更要抑“官商”！

第四个辩题就显得颇有深度了：既然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那么，国家富强的基础究竟是国富才能民强，还是民强才能国富？
在这个辩题上，桑弘羊首先把命题深入到“人性本恶”的讨论。桑弘羊认为，人性充满了丑恶，每个人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尽心尽力抚养自己的儿女，儿女长大以后对父母的奉养何其之薄？
既然人性本恶，就一定不能让百姓先富起来。因为，百姓卖力种田是为了地主的钱财、为国家做工是恐怕遭到国家责罚，何曾看到民众有一丝道德？
为了论证自己的命题，桑弘羊抬出了法家的祖先——商鞅：有了商鞅的“弱民强国”之策秦国才可以斥地千里，最终蒙恬一举击溃犬戎。商鞅主张“利出一孔”，国家财富应该集中于皇帝手中，财富分散于民间就会干弱枝强。再者，国家积蓄了足够的粮食，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如果百姓比国家都富裕，功名利禄就无法打动百姓；如果百姓过于强大，国家刑法就难以制约。但凡能赚大钱的行业，比如铸币冶铁，都在深山之中，不是豪强难以获得这些利润，当年的吴王刘濞就是靠着盐铁铸币之利对抗朝廷。如果将铸币、盐铁之利收于朝廷，无论价格贵贱百姓都不会产生疑虑，只有这样，一个五尺童子行走在街市之上也没有人敢欺瞒，这才是真正的大同社会。
正方结论：国富与民强，国富必须优于民强。民富就会产生豪强，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他们聚众闹事，最后尾大不掉，社会上就会奸邪之徒众多。（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
谁是国家？
谁又是百姓？
当然是大司农桑弘羊代表国家、贤良文学代表百姓，桑弘羊不让贤良文学“后富起来”，这些人当然不会答应。
贤良文学提出了四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问题：
“鄙儒”一问桑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商鞅峭法长利，秦人民不聊生，于国于民有何益处？
“鄙儒”二问桑公：盐铁、均输、平准确实为国家积蓄了大量钱财，你可知上府下求之县，县又求之乡，乡安取哉？
“鄙儒”三问桑公：汉文帝在位，国家何曾看重这些浮利，又何曾私藏畜牧，不过是有了富裕的居民才有了富强的汉帝国；今天帝国有了盐铁之利，何曾看到一丝国富民强的迹象？
“鄙儒”四问桑公：田地还是那些田地、矿产还是那些矿产、百姓还是那些百姓，怎么可能矿产、土地归朝廷官吏就能多生产百倍之利？
普通人不过是在自己家垒个墙头藏住自己的财富，天下就是皇帝藏住财富的院落，民富则国必强！
最后，“鄙儒”继续对桑弘羊展开人身攻击。桑公终日夸夸奇谈，就是你这些歪理在逼迫底层官吏，就是你搞的百姓家中毫无余财、役力老母日夜哭泣、怨女终日叹息……
反方结论：民富国才强，皇帝不能以猜忌、怀疑甚至嫉妒的态度对待自己国民的财富。

盐铁论战的最后，贤良文学把矛头指向了辩论发起者、自己的后台——霍光。“鄙儒”认为霍光只推举自己的关系当官：老爹一旦当了官，儿子就横行街市；老公一旦当了官，所有人都痛恨他老婆飞扬跋扈。这些“鄙儒”给了霍光一个相当到位的总结：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
贤良文学的激烈言辞引起了霍光的注意（大将军常仇之），盐铁论战被叫停。

盐铁论战发生在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之后八年，为了确定帝国施政方针，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展开了这场为期半年的“盐铁论战”。为记录这场论战，桓宽写下《盐铁论》，全书共60篇，思想之深邃毫不逊于当代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足以批判当代西方经济学奠基之作《就业、货币与利息通论》。
桓宽没有就任何一个辩题做出判断或者评价，也许他想说的内容都融汇在辩论中了；也许他相信，悠悠千载、洗尽铅华，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也有人说，盐铁论战不可能有如此详细的记录，全书都是作者杜撰，《盐铁论》更类似一本小说。
无论是史实还小说是，《盐铁论》都是中国封建王朝经济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滋味，读者当自有公论。
最后，做一点说明，本节盐铁论战所有内容不过是翻译古文，毫无原创，当然，文责应由《盐铁论》作者桓宽承担。

通货紧缩是好事吗
尽管贤良文学已经把桑弘羊驳斥的体无完肤，但是，这些在野人士根本没有可能撼动官家豪强。现在，具备掌控官僚集团能力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皇帝。面对如此沉疴，西汉末年的历代皇帝也一定试图挽救危亡，毕竟，帝国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汉武帝死后，汉昭帝、汉宣帝一直都在努力。
人们往往认为，封建皇权最黑暗、剥削最残酷的时候，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反抗，最后，这个黑暗的封建王朝会就会灭亡。我想告诉大家：封建皇权的灭亡，不可能从最坏开始，更不可能在最坏的时候发生。
恰恰相反，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是从试图逐渐变好开始。
最坏的封建统治者只能播撒仇恨的种子，相对宽松的统治环境才能让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比如，在汉武帝刘彻鼎盛时期，别说造反，就算封疆大吏想成为富人也绝无可能。此后，汉武帝末年以及昭、宣两朝，又恰恰是统治者试图变好的时期。尤其是汉宣帝刘询，他甚至宣布自己不再修建陵墓，只是在汉武帝陵墓边上选择了一个宫人的寝陵作为墓地。
登基之前，刘询只是一个被废黜的皇族，在这位平民皇帝眼中，豪强因为有钱才能强抢农人土地，农人会流民。直觉告诉他，没有货币，就不会有土地兼并。汉宣帝刘询就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帝国将不再铸造新的货币，任由原有货币在流通中逐渐消亡。
所以，刘询的货币政策非常离谱
宣帝在位25年，史书没有记载一次铸币记录，在他对奏疏的批注中，却不止一次出现类似的话：国家没有货币，豪强也就失去了兼并土地的手段，天下自然承平。国家不铸钱、民间不准私铸，25年间铸币没有丝毫增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完全停止了货币供应。结果是必然的：物价暴跌，一跌就是二十几年，这就是传说中的通货紧缩。
宣帝元康年间，关东平原的粮价降至“谷石五钱”、每亩土地不足三十钱；边远地区的粮价也不过是八钱一石，土地更是落到了二十钱一亩。这是整个西汉历史上最低的粮价和地价，甚至低于辉煌的“文景之治”。
正是这些原因，有人将汉宣帝刘询在位时期称为“宣帝中兴”——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将是一个清平的天下。
我要说，汉宣帝这种认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对的。只是，治疗这个病症，实在不应该使用通货紧缩的药方。货币的作用不仅仅是代表生产剩余，也代表其他资产。例如，在没有创新的时代，货币也可以代表土地价值。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
官家垄断了煮盐、采矿、冶铁、运输、酿酒等几乎所有创新行业，投资土地就是最安全、最保值、最有效的渠道。相对而言，最简单的产业创新都需要一点一滴积累，吸纳货币也就相对较长的时间；土地是高价值资产，吸纳货币的速度、能力都远高于的创新产业。如果货币不能流向高利润的创新产业，只有依靠土地才能转换为财富（也许是泡沫），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货币投资于土地→土地成为吸纳货币的重要渠道→刺激货币进一步流向土地→土地兼并……。
无疑，在这个循环中谁拥有更多的货币，谁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土地。
通货紧缩使得每一个人手中的货币都升值，货币越值钱、农人的境遇就越悲惨。通货紧缩也进一步强化了官家豪强的货币优势，这些人又非普通货币持有者，他们会连骗带抢剥夺百姓土地。要知道，土地本不是普通商品，农耕时代是绝大多数人维持生计的唯一本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就会形成大规模流民，所以，无论汉宣帝年多么节俭、也无论他多么努力，宣帝年间都是汉朝流民最多的时期之一。

当然，通货紧缩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小农的赋税负担陡然加重。
皇权的经济基础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封建官僚集团，只有小农才能为皇帝提供赖以生存的税赋资源。所以，从刘邦、吕后开始，汉家皇帝从来不承认超过秩级的官僚可以超量占有土地。
法律不承认豪强抢占土地，本来是件好事，任何事情到了官僚手里都能变废为宝、找到赚钱的理由。不承认豪强抢占土地的另一层意思是：郡县户籍是给定的，税收不可能减少；豪强抢占土地，法律却不承认事实，豪强当然也就不用为这些土地缴纳赋税。
问：这些赋税从哪里出？
答：残存的自耕农要替代流亡的农人纳税，包括逃亡人口的徭役。
宣帝年年，官府强令小农以货币缴纳税赋，而且只收足值的“五铢钱”。“五铢钱”经常被凿出几个缺口以盗铸货币，两枚破钱往往才能换得枚完好的一枚五铢钱。按《盐铁论》的估算，汉昭帝末年农人的税赋就已经高达50%以上，如果加上宣帝年间的通货紧缩，黎民百姓的税赋应该在所有收入的70%以上。
结果：辛苦劳作，不能保住性命；相反，只要把土地送给豪强，也就逃掉了国家的赋税和徭役。

货币确实越来越少，反而加速了小农破产。面对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流民并起，汉宣帝刘询开始以更为残暴的方法剥夺豪强土地，即“迁涉豪强”。
——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年），迁70万人迁入平陵，其中就包括两个宰相之家、一个博士之家、一个太守之家；
——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6年），再迁30万人进入平陵，这一次包括当朝丞相、将军、列侯和一批两千石的官吏。
“迁涉豪强”的原意是官家豪强只能带走动产，留下来的土地可以重新分配给小农。可是，官家豪强本就亦官亦商，他们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政策的剥夺对象，怎么可能自己剥夺自己？本来，流窜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还有一丝活路，豪强的到来让老少边穷地区也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土地兼并，流民终于无处可以流窜。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此时豪强已经与官吏完全合二为一了。尽管汉宣帝非常努力，可是，官家豪强势力不断壮大，皇权和农民却同时衰微。
1978年，河南省唐河县一座西汉末年的古墓重现人间，这座古墓的主人是“大尹冯君孺”。当时，“大尹”不过是一个和郡守平级的官员，年俸在两千石左右。然而，这座墓葬的豪华却让所有考古学家吃了一惊：墓形制仿照诸侯，实际面积又远远超过了文景时期的同姓王，当地人把这个汉墓群叫做“九冢十八塔”。
墓地如此超标，在西汉可是灭族之罪，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冯君孺”受到了惩罚。此时，封疆大吏在已经控制了属地的方方面面，他们甚至开始在自己境内修筑城池、修缮甲兵，理由很充分：防范流民作乱。
宣帝之后，《汉书》再无迁涉豪强的记录，可能皇室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官僚蛀空了帝国财富，也剥夺了皇帝权柄，
汉哀帝年间，御史大夫鲍宣曾经为末世王朝做了一个精辟的总结：民有“七死七亡”。
——水旱灾害，百姓破亡；
——毫无顾忌的税赋（以货币缴纳），百姓破亡；
——所有公务都成为中饱私囊的工具，百姓破亡；
——各级官吏贪得无厌，百姓破亡；
——徭役使农桑失时，百姓破亡；
——最底层的流氓也经常把村民赶去干活，百姓破亡；
——盗贼劫掠，百姓破亡……
“七亡”之外还有“七死”：酷吏殴打死、徭役劳累死、冤狱恶搞死、盗贼杀死、互相斗殴死、饿死、瘟疫死。鲍宣感叹，百姓有十四种死法，却没有一条生路，国富民强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汉宣帝之后，元、成、哀、平四朝仅四十年间，《汉书》却记载了十六次流民大爆发，动辄“百万”的流民游荡于广袤富饶的关东平原，却得不到维持自己生命的一点财富。
——汉元帝年间，丞相匡衡一人占有良田达三十五万亩之多；汉成帝年间，河南地区发生水灾，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汉哀帝年间，朝廷抄没大司马董贤家产，现金竟高达四十三亿个铜钱，大约折合今天的人民币110亿元，而这位董贤入朝当值仅仅两年；
两者对比的结果就是：汉平帝年间，愤怒的长安市民烧掉了汉武帝刘彻的坟墓，火光照亮了未央宫。
此时，官僚集团的势力超越了皇权，皇帝转而要仰官家豪强鼻息。这种现象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帝国的崩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王莽确实已经削弱了官家豪强经济实力，也建立了自己的货币储备，胜利似乎唾手可得。但是，王莽没有看清楚谁是自己的敌人，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朋友。
王莽要推行他的改革政策，不可能依靠农人对土地的渴望，他甚至不太可能依靠这些人。最重要的，他需要有忠于自己的干部队伍。王莽的粉支持者可以是黎民百姓，干部队伍却绝不能是这些人，百姓要是有能力抗衡官家豪强，也不至于混成流民。王莽的干部队伍，必须同样是一批有治世之能的封建官僚，只有他们才有实力对抗同样有能力的封建官僚。
然而，王莽抓干部建设的能力实在难以恭维。
这位儒生皇帝把大多数官吏的名称换了一下，绝大多数官僚只是“新瓶装旧酒”。最离谱的，王莽正式授予郡级最高行政长官（牧）军事指挥权，等于承认了豪强可以拥有军队。王莽确实也亲自提拔了一批人，比如，孔光、刘歆、哀章。这批人原本都是提笔写字的儒生，毫无从政经验，秉政十多年最大的成绩就是编纂了诸多儒家典籍，焚书坑儒后多数儒家经典都是在王莽时代恢复的。
或许是王莽改革之心过切……
或许是王莽太迷恋儒家学说……
或许是王莽开始迷信皇权的威力，以为自己可以无所不能……
最终，王莽未能培养出足以抗衡官家豪强的力量，改革（抢劫）政策的推行者仍旧是官家豪强。土地仍在官家豪强手中，封建官僚是地方豪强、地方豪强就是封建官吏，跟迁涉豪强一样，怎么可能依靠他们剥夺自己的土地？
在官家豪强眼中，自己根本不是帝国体制的支撑者，当官只是借助帝国权力掠夺财富罢了。现在，王莽的朝廷诏令却是剥夺他们自己的财富，这样的命令当然要互相推诿，新朝行政立刻陷入瘫痪。
按汉朝典制，每逢新皇登基、改年号这样的大事都要释放犯人，新莽朝的官吏却根本不告诉囚犯大赦消息，无罪之人也经常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几年。因为人命关天，这些权力都可以替代货币向黎民百姓讹诈土地……

看到改革政策难以实行，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推出了第三次货币改革—— “宝货制”，试图彻底摧毁官家豪强的经济基础。
“宝货制”是世界货币史上绝无仅有的货币制度，包含一种金币、两种银币、四种龟壳、五种贝壳、六种铜钱、十种布币，总计二十八种货币。在兑换比例上，一枚龟壳最高可以兑换两千一百六十枚铜钱、一枚贝壳最多可以兑换二百一十六枚铜钱。王莽的本意，可能是托古代西周货币制度，以龟壳、贝壳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再次打击官家豪强。
货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财富贮藏、支付手段，等等。不用说二十八种货币同时流通，单百姓手中日常使用的布币就有十种之多，其中，幺布和小布重量比例实际为16:15，名义价值却是2:1。
这样的货币制度，不用说抢夺别人财富，在实际中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所有人都想赚钱，而以“龟壳、贝壳”换钱实在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严峻的也刑罚没有挡住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新莽朝出现了严重的“伪造货币”问题——如果龟壳、贝壳能称为货币的话。
更糟糕的是，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也就是王莽第三次币改的第三年，汹涌的黄河在魏郡溃决，泛滥清河郡以东数郡；同年，黄河沿岸各郡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在物资本就极度匮乏的新朝，再次爆发了巨额通货膨胀，以黑市五铢钱计算，关中平原的谷物价格已经上涨到万钱一石，是汉宣帝年间的100倍。
《汉书》这样描述当时的年景：富贵之家还可以坐卖田宅应对灾荒，黎民百姓只能坐在街道上哭泣，百姓被饥饿和贫穷折磨，饿死者十之七八，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任何时代，货币制度都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币值稳定则统治稳定，反之则社会动荡不安。“宝货制”巨大的缺陷给天下黎民造成了巨大损失，“王田制”又不能让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人们在一点一滴中渐渐丧失了对新朝的信心，没有人知道，这位儒生皇帝要把帝国带向何方。
抢占官家豪强财富，王莽彻底得罪了官僚；“王田制”未能让天下苍生真正得到土地，王莽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百姓。从此，改革再无朋友、只剩下敌人，民间开始流传“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民谣……
——“宝货制”实行一年后，面对天下“瞥然”，王莽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宣布允许买卖“王田”，再次承认了土地私有；
——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除“宝货制”，罢金、银、龟、贝四种货币，朝廷只发行货布和货泉，货布重25铢、货泉重5铢，等于恢复了原来汉朝五铢钱。
如果到此为止，新莽朝或许还能像后来的东汉一样苟延残喘。可是，王莽真的是很不幸……
从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闹水灾开始，一直到王莽灭亡，黄河就再也没有消停，有文字记载的大水灾就有13次之多。最后，黄河改变了河道，入海口由天津改为山东半岛。
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的黄河。

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凶猛的水灾，大家可以想象，黄河平地搬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洪水遍及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天津等省份，其中，山东夹在新旧两条河道中间，受灾最为严重。在水利工程匮乏、道路并不通畅的汉代，无论官家豪强还是平民百姓基本都断绝了生路。
一次偶然事件点燃仇恨之火。
王莽废除“宝货制”当年，琅琊海曲县令（今山东日照）诛杀了一个因小罪获刑的吕氏豪强。此后，吕氏家族纠集几千人杀掉了县令，又集合源源不断的流民，农民起义爆发了。后来，这些流民在自己前额抹上红色，以区别同样穿着破烂的官军，他们就是“赤眉军”。
疲敝的新莽帝国已根本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何况“赤眉军”与王莽军在昆阳决战的时候，王莽的精锐部队正在北部与南匈奴苦战……
与大家想的不一样，最后攻破未央宫的并不是“赤眉军”，而是一批长安城内的地痞流氓。“城中少年”（《汉书》给无业游民的雅称）朱弟、张鱼等人在狂欢式的抢劫中引发了长安城骚乱，人群冲向了未央宫。
最后的时刻，王莽身着朝服在未央宫平静地等待死亡，他的身边还有同样盛装的一千多名公卿大臣。请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愿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再未发生。
最后，骚乱者以斧头劈开了未央宫宫门，王莽被愤怒的人群乱刃分尸。王莽死后，这片土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战之中……

东汉年间，在班固所著的《汉书?王莽传》中，王莽被贬成一个篡位者、野心家、暴君。然而，英国《剑桥中国通史》却给王莽以最高荣誉，认为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民国时期，胡适更是将王莽评价为“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想在这里争论王莽身后的是是非非，只是以马克思的话为王莽做出结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西汉小结：财富的始与终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西汉帝国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循环，一条清晰的财富生产、转移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
首先，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成语叫“萧规曹随”，其中的“萧”指萧何，“曹”则指他之后的另一位宰相叫曹参。曹参是自沛县起兵就追随刘邦，刘邦建立汉朝后，曹参在功臣中排名第二。
萧何死后曹参成为西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新任宰相只干两件事：喝酒、吃肉。据说此人从拜相开始就没再清醒过，至于政务，他只用刻板的笨人，一切按前朝规矩办；如果有人想推陈出新，则一律都被曹参拉住——不醉不归。
官场之上历来都是上行下效，既然宰相天天买醉，六部官僚也几乎都成了伯伦不归。有一次，几个古板的士大夫带曹参去一个花园，因为一干人在上班时间在这里饮酒买醉。估计他们的意思是想让宰相看看这帮家伙如何不务正业。结果，曹参见到酒席狂喜，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喝，硬是把拉他来的几个士大夫也给灌醉了。
长此以往，终于搞的吕后朝会也见不到人了。
在吕后示意下，当时的汉惠帝差遣曹参的儿子（宫中侍卫）质问这位当朝宰相：先帝刚刚驾崩，您现在是宰相，奈何日日欢歌，不以天下为忧，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您到底想干什么（高帝新弃群臣，帝富於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儿子没有等来回答，却等来了二百棍子，附带被骂了一句：这种事情焉能是你一个侍卫能过问的，滚回去当你的侍卫！
曹参这个二杆子等于把吕后、皇帝的面子都驳了。于是，吕后就拆迁皇帝当面喝问曹参：你明知是我派他去询问此事，为何还要把他打成这样？
这一次，曹参终于从半梦半醒之间回到了现实，他脱掉自己的帽子、跪在地上，却提出了一个跟这件事毫无关系的问题：您觉得您比高祖英明吗？
汉惠帝答：我们怎么能比的上高祖的雄才伟略？
曹参又问：那陛下觉得我喝萧何谁更英明？
汉惠帝非常生气：你当然无法和萧何先生比拟。
曹参答：既然如此，有了先朝的规矩，我们为何还要费心费力？官出一寸之政、民失一尺之财，唯有让当官的清净，黎庶才能安宁（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汉惠帝答：善。
在西汉帝国建立后的数十年里，帝国的统治者始终信奉清静无为，最终消灭了一心攫夺权力的异姓王——并无半分侥幸。此后，在与同姓王的竞争中，双方都信奉黄老之术，西汉帝国终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耕经济创造了巨大财富；放开经济管制，一批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新兴行业崛起，帝国经济前景充满活力。
此时的汉帝国既有产业创新，更有制度创新，无论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焉能不富？

正是凭借从商税中获得的实力，汉景帝攫夺了同姓王权力，彻底消灭了对皇权的竞争。
接下来便是中国古代最生猛的皇帝汉武帝，他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超级通胀使得敛财手段失效，于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管理天下产业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为一种势力，帝国政府就会凭借级数式扩张的实力不断蚕食社会财富、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然后，失去了正常发财手段的帝国精英成为“豪强”，也挤压掉出小农身上残存的最后一口气息。
无论汉武大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的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需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的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显然，最终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
整个循环的逻辑是：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商”又从土地上挤出了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民……
最终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汉宣帝错误的执行了通货紧缩政策，为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提供了一把货币铸造的利刃。最终，皇权丧失了与官家豪强的博弈能力，元、成、哀、平四朝，封建官僚像病毒一样吞噬了帝国整个机体。
正是看到问题症结所在，王莽才终其一生锐意改革，晚年更是“常御灯火至明”。他试图以货币改革掠夺豪强财富，以皇权作为强大的后盾再次将帝国扳回“耕者有其田”的轨道。只是，王莽不能、也不可能平衡官僚利益与“天下大同”理想之间的矛盾，他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狂澜之即倒、扶大厦于将倾。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王室-封臣”体系。与“王室-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西汉帝国完整演绎了上述流程，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历代帝王甚至使用了迁涉、杀戮等极端的方式打击封建官僚，然而，所有的措施最终又都为封建官僚所利用，成为他们抢劫财富的利器。这是一个缠绕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封印，无论多么伟大的封建王朝都将在这个封印之下灰飞烟灭！

修改了西汉的小结，添加了一个萧规曹随的故事，多谢支持，欢迎批评！

@44296522ly

多谢提醒，我核实后修改，再次感谢。若还有其他问题，还望不吝赐教，一并修改！

@44296522ly

关于昆阳之战是否是王莽主力
关于刘秀部下是否是赤眉军

这两个问题其实不是金融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既然行文中涉及，理应考证。

@gtfz99 　@swanazure
诸位，感谢关注，颇多网友提出了书稿中的问题，拟再考证一些细节，所以，正文暂缓贴出。仅提出每章结论性评论，供大家批判。
第五章 国家与土匪（东汉）恰巧也在讨论两位网友讨论的问题，再次感谢关注，欢迎批评。

东汉小结：盛衰小农一钱间
西汉末年，刘秀不过是众多举兵的豪强之一。由于力量太弱，刘秀不能像其他军阀一样铸造铁钱，只能尊重货币规律任由民间私铸。在优秀的货币制度下，刘秀最终成为军阀中的佼佼者。正是看到西汉帝国的灭亡的原因，刘秀才故意保持了一个弱势官僚集团，东汉帝国也始终依靠民间私铸货币。
摆脱了封建官僚的羁绊，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再次迸发，社会生产力发达程度更甚于西汉鼎盛时期，社会财富也再次呈几何式增长。
“文景之治”的基础是“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小农经济”。“光武中兴”虽然缔造了第一代华夏创新产业——陶瓷业、造船业，但是，这些创新的社会组织基础是“坞堡”，“坞堡”依靠宗族纽带而存在，只不过是“小农经济”的2.0版。
西方经济学认为，小农家庭会精准地计算利润，在“边际投入”大于“边际产出”的时候停止投入，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不是这样的。
农业生产也可能遵循利润最大化模式，可以用来描述现代化生产的农场，但不是中国的小农和坞堡。中国小农抵抗风险的能力极差，人们就像站在齐颈深的河水之中，一排细浪就可以将之淹没。
直白的说，在封建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就是绝大多数中国小农的理想。
所以，为了获取生存资源、为了能够抵抗未来的风险，小农会对土地无限制投入劳动，直到土地的边际产量为零！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基础缺少契约精神、人们也不可能去冒太多风险，当然无论产业创新、管理创新还是组织创新也就都变得步履维艰。
只要家庭是抵抗风险的最终社会单位，那么，绝大多数人对财富的渴望都会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劳动就会丝毫不知疲倦，甚至以损害自身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所以，小农家庭衡量剥削残酷与否的标准根本不是被拿走多少，而是还剩余多少。
东汉“坞堡”竞争的残酷性远胜于单一小农家庭，毫无节制的私有经济竞争同样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汉中期，一小撮富比王侯的大坞堡主、大批无依无靠的“部曲”（奴隶）同时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更加严重的是，面对强势坞堡，帝国朝廷政令不行、朝廷的统治能力已经被弱化甚至被完全忽略不计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西羌继匈奴之后成为汉帝国又一个心腹大患。
面对西羌的劫掠，弱势朝廷根本无法集中资源保护黎民百姓乃至整个帝国，一盘散沙的坞堡军队也无力抗衡倏忽而来的马上民族。
在对抗异族的战争中，东汉帝国一败涂地。
并非坞堡不努力，而是坞堡必须保证自己的“部曲”不被齐颈深的水淹没，所以，每次战争都不足以毕其功于一役。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东汉帝国消耗掉了240亿枚铜钱，损失一点不亚于汉武帝刘彻征伐匈奴。更恶劣的结果是，尽管未能消灭西羌，坞堡却借机掌控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军阀。
从汉灵帝开始，朝廷中枢再次铸造“四出五铢”应对日益浩繁的军事开支和地震救灾。“四出五铢”属于足值货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巨量财富，无奈之下，汉灵帝开始卖官搂钱，不仅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也让军阀统治权名正言顺。
董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控制朝廷中枢的军阀，国家由此变为土匪。
土匪对财富的掠夺比国家更为贪婪与残忍，他们眼中只有金钱，没有道德、没有规矩，甚至没有人性。董卓发行的“无字小钱”已经完全违反了货币规律，包括他自己的手下也卷入反对他的斗争。
董卓死后，中原大地陷入军阀混战之中。
这是中华历史上另一个无奈的悖论：经济发展需要摆脱封建官僚的羁绊，也需要自由竞争激发活力，但是，弱势帝国无法建立一支强势军队。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如果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外族入侵和军阀混战也许就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东汉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显然，这个时代没能给出答案。不要说史家口中昏聩的汉灵帝，后世即便英明若唐宗宋祖也未能将其中的玄机识破……

三国小结：礼崩乐坏的时代
曹操任由民间私铸五铢钱，刘备拼命造“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孙权造出了更离谱的“大泉五千”。单纯从币制来看，三国应统一于曹魏，然而，曹魏终亡于西晋司马氏。
这是偶然吗？
董卓之后，最大的两个军阀是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这两人已经先后为曹操攻破。曹操当时是唯一有实力统一全国的军阀，赤壁败溃却阻挡了曹军前进的步伐。此后，曹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防御之上，他认为蜀汉和孙吴是“搓饵小国”，经过其田野，农民每每面带菜色，这样的土匪当不攻自破。
关于赤壁之战，史学界还有一种观点：曹操到达赤壁的军队不足万人，而且在长江遇到了瘟疫，曹操心痛士兵伤亡，于是一把火烧掉了荆州水军。无论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只是想提醒大家：20万军队肯定是曹操的所有老本，如果在赤壁之战中被击溃，刘备根本就不用去借荆州、孙吴早就挥军“为汉家天下去污秽”了。
无论赤壁之战胜败如何，我可以确信的是：此后曹操在北方锐意改革，坚持不懈地推行“耕者有其田”。

所以赵翼云才在《廿二史劄记校证》中这样评价：人才莫盛于三国！
然而，曹操的屯民不用承担兵役，小农也可以自由离去。曹魏武力支撑同样来自北方的世家大族，跟江南世家大族一样，这也是一批成长于西汉的官商、发迹于东汉的军阀。曹操本是宦官家庭出身，世家大族又怎么肯在这个“赘阉遗丑”治下称臣？何况，曹操要做的不仅仅是当皇帝，而是要以土地国有彻底断掉世家大族的命脉。
也许，曹操不愿意在建立强盛的封建集权之前看到世家武装进一步中壮大，这才是他一生不愿轻起边衅的真正原因；
也许，曹操出身低贱，知道辗转呼号于生死边缘的苦楚，所以，他不愿意看到百姓再受战乱之苦；
也许，曹操是确实也想统一中国，只不过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曹操一念之差，中国统一的进程戛然而止，也为后世埋下了更大的祸根。
建安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公元220年），曹操薨。
曹操尸骨未寒，陇西大姓陈留就上书魏王曹丕，要求确立“九品中正制”，此后，选官要看“世、状、品”。也就是说，但凡有人做官都要看其家室、看族谱、看世家大族的评判。自此，豪门大族在历史上又出了一个专有名词——士族。
曹丕为了获得士族支持，同意在魏国实施“九品中正制”，也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只是，一旦曹丕向士族妥协，就必须借助他们的力量才能统一全国。如此，不但刚刚萌发的小农经济将消弭于无形，士族门阀势力更将历久弥坚。

第5章 国家与土匪
（东汉）
无官的世界
赤眉军在中原大地四处游荡的时候，官家豪强也在欢呼雀跃，谁能在纷纷乱世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谁就是帝国未来的主人。“赤眉军”流窜到南阳地区，当地官家豪强立刻表示热烈欢迎，并为流民提供了最需要的物品——粮食（吃不饱，只能凑合维持活下去）。当然，官家豪强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起义军领导权，自此，他们在史籍上有了一个新名字——“豪强军阀”。
优雅的中国古文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直白的翻译只需要四个字：天下大乱。
豪强军阀就是传说中的土匪，从王莽被杀到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中原大地先后出现了11个皇帝。很难分清这些人那个是真的皇帝、那个是真的土匪，或者，皇帝本就是土匪，土匪当大了就成了皇帝。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曾经比较过国家与土匪。他认为，国家和土匪本质是一样的，大家都以暴力为基础进行抢劫，土匪抢钱、有去无回，国家抢钱、有去有回。土匪也可变成国家，只要能保护黎民百姓不让别的土匪抢劫……
要成为最牛的土匪，就得有最多的钱，有钱才能招兵买马、才能铸造刀枪、才能打败其他土匪。
所以，各路土匪都想让自己更有钱。
如果没有钱，也可以自己造。
王莽死后，南阳的刘伯升和蜀地的公孙述是最大的两伙土匪，他们几乎同时推出了自己的货币制度——“铁钱”，这也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出现铁质货币。
铁钱，顾名思义就是用铁铸造的钱。
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实际价值必须与面值相当，否则不但会引起物价暴涨，甚至有可能让经济退回到实物交换时代。
铁钱，就起到了最坏的作用。
“铁钱”根本就不是钱，“铁”也根本不值钱。刘伯升、公孙述在自己的领地上以铁钱向百姓换取各种战略物资，不接受铁钱的人将被处死。一般百姓拿到铁钱之后并不能用于交换，南阳和蜀地偌大地盘，能用铁钱的只有他们两个人。铸造铁钱，是典型的“有借无还”土匪行为，鬼才知道你什么时候被打跑，留下来的这些铁钱能不能继续使用。
刘伯升、公孙述都是有去无回的土匪，只拿钱、不办事。东汉的创立者刘秀不一样，他是那种“有去有回”的土匪，也没有铸造“铁钱”。
至于没有铸造铁钱的原因，很搞笑，不是不想铸钱，实在是没有足够的实力逼迫人们用铁钱。
刘秀的地盘实在是太小，只局限于洛阳一隅，如果强行推动铁钱，怕连这块地方都守不住。刘伯升推出铁钱之后，刘秀也想铸造铁质货币，手下谋臣邓禹曾劝谏刘秀：将军想图一时之利，还是图万世之利？铸造铁钱只能图一时之利，您不能以“一时之利”坏了“万世之利”。
不能铸造铁钱、又造不起铜钱，刘秀只能放任民间货币私铸。
尽管私铸货币重量可能少些，与土匪的铁钱相比，还是私铸更靠谱些。因为，民间交易向来不承认铁钱，要想让钱花出去，起码得是铜币。在刘秀管辖的地方，谁有足够的财富，谁就可以私铸货币，绝对无人追究。
相对优秀的货币制度之下，洛阳一带成为西汉末年商品和粮食集散地，刘秀也把辖地逐步扩充到了河北、山东。这里要说，刘秀控制河北、山东，不是因为自己实力增强，而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受灾最重、流民最多，谁也不想沾手。
洪水不辨穷富，也不分不清黎民百姓和官家豪强，滔天巨浪让所有财富都化为乌有。当洪水退去，官家豪强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留下了大片无主土地，也留下了“重连”、“铁胫”、“大枪”、“上江”、“青犊”等五十多只赤眉军。
这些队伍的名字听起来还蛮威武，其实，他们只是无家可归的流民。或者说，真实的“赤眉军”根本不是军队，大多数情况下是全家扶老携幼一起出动，官军只需要几百人就能打跑上千、上万甚至是十几万“赤眉军”。王莽的军队之所以败给“赤眉军”，是因为“赤眉军”的流窜目标不是作战，而是吃饱肚子。
百姓就是赤眉、赤眉就是百姓，王莽既然不可能杀尽天下百姓，当然也就消灭不了“赤眉军”。
刘秀对付“赤眉军”的方法颇有空手套白狼的感觉，他向这些流民队伍宣布，自己将把山东、河北的无主土地分配给“赤眉军”战士，每家可以得到土地七十亩。与纯粹的流民相比，刘秀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抗衡其他土匪。
有了土地，谁也不愿意四处流窜作案。结果，刘秀不但获得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也从流民中选拔强壮男丁充实了自己的军队。
随着实力不断提升，公元25年刘秀称帝，改元“建武”。
刘秀本人就是官家豪强，自然知道官府种种盘剥小农的伎俩。正是看到封建官僚体系对西汉帝国的危害，刘秀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封建官僚制度——既然封建官僚危及宗庙，干脆不要官僚好了。
西汉地位最高的官僚是“三公”：司徒、司马和御史大夫，刘秀虽然也设置了“三公”、给“三公”年俸万石的待遇，但是，东汉“三公”没有任何实权，所有事权都交给皇宫内朝的“尚书台”。如果硬套级别，“尚书台”最高领导大概相当于正处级，年俸不过六百石。建武年间，“云台二十八将”①之一的李挺担任司徒，由于没有事情做，李挺愤然请假一年。对此，刘秀非常高兴，马上准假，并赐给李挺黄金，让他在家安心养病。
这种“高位虚权”、“实权低位”的制度让所有官僚都非常难受，高位之官员没有实权、实权官员品秩又实在太低，大家捞钱的难度都大大提高。
东汉建武年间，刘秀裁撤了全国90%的官僚，全国三分之一的县根本没有县令。至于盐铁官营、平准淮输、冶铁铸币，刘秀确实没有明确废黜，这些衙门却根本无人办公。
国家税收，称帝之前刘秀在自己地盘上执行“十而税一”，称帝之后则恢复了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对刘秀来说，他没有多少官僚需要养活、士兵都回老家种地了，自己也厉行节俭，确实不需要多少钱。
弥留之际，刘秀留下了这样的遗诏：我活着对天下百姓毫无益处，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模仿汉文帝刘恒，我死之后一切务必从简，正部级以下官员不得守丧（按以往惯例，通常是全国守丧），不得将我的死讯传达至郡县。
《后汉书》用了一个精准的词汇描述了刘秀的政策——“息民”。
事实证明，一旦摆脱了封建官僚的束缚，这个民族的创新能力是惊人的。建武年间，东汉以极快的速度恢复了生产，创造了令人世人惊叹的“光武中兴”。
《后汉书》这样记述这个时代：天下再无征战，朝廷也恢复了对西域的管辖；人们再无徭役，乡间没有盗贼，村落里晚上也不用闭门；粮食连年丰收，家家殷富，牛马在田野里四处游荡，也不担心被人牵走。据《齐民要术》记载，东汉时代农作物种子与原粮产出比约为60-80比1，远高于西欧中世纪的4-5比1。
遗憾的是，尘封的故纸堆没有为“光武中兴”提供更多的证据，它的恢弘与伟大似乎只停留在人们的想象之中。
非常幸运，今天，我们有了现代考古学。
与文景之治相比，东汉初年的墓葬数量更丰富，墓葬的主人也从大官僚变为民间富豪甚至普通百姓。今天，古墓重见天日，为我们揭开了那段尘封两千年的历史。
汉光武帝年间，人民生活逐步丰富起来。1973年，浙江海宁出土了一个东汉墓葬群，墓室中的壁画为我们描绘了墓主人车马出行、宴饮、炊厨和舞乐百戏的盛况。
汉光武帝年间，畜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55年，湖南长沙3号东汉古墓出土了一个养鸡坊模型：这是一个狭长的鸡舍模型，鸡舍中又有几十只鸡的陶俑，有的鸡站在室内、有的鸡则把头伸出窗外。这是养殖理论中典型的“圈养”，家禽很少能自由行动，所以育肥速度更快。

汉光武帝年间，会稽、江陵等长江沿岸城市成为举世闻名的造船中心。建武九年，刘秀讨伐蜀地公孙述，《后汉书》记载，刘秀就派出了数千艘几层楼高的战舰，可见东汉初年造船业之发达。长沙203号东汉墓的陪葬品中有一个长达150米的木船模型，船舵装有宽大的舵叶，船舵也可以自动提起进入船身，模型本身就是一艘庞大的舰船。
汉光武帝年间，陶瓷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当代，江苏、湖南、江西、湖北、广西、贵州都曾有大量的东汉瓷器出土，这些瓷器胎质白嫩、细腻致密，质量远高于元、明两代。现代科技已经证明，只有在1300度以上的高温中才能烧制到这种瓷器，至于当时东汉陶瓷业究竟使用什么技术才达到如此高温，现在已经不得而知。
令人无比困惑的是，东汉如此发达的商品生产，却极少有官方铸币记录；刘秀一生仅在建武四年铸过一次五铢钱；此后，东汉12帝前后195年，只记载了两代帝王五次铸币，其中，四次是汉灵帝、另一次是董卓铸小钱。
官方铸币如此稀少，东汉又绝无铜钱匮乏之虞。
——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 46 年），南阳郡发生地震，在这场惨烈的自然灾害中很多家庭断门绝烟。地震之后，东汉朝廷出面为无人送葬的罹难者办理了丧事，并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三千枚铜钱作为殉葬品。
——1976年，浙江绍兴南钱清公社在一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33万枚铜钱，总重为一吨。如此数量货币作为随葬品，在任何一代盛世都即位罕见，南钱清汉墓远非唯一以巨量货币作为随葬品的东汉墓葬。
一般来说，随葬品是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希望死者能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使用这些物品。既然货币成为日常随葬品，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一定经常使用货币。
官方没有铸造货币，这些铜钱又是那里来的呢？
答：民间私铸，据彭信威先生考证，东汉一朝民间私铸货币总量应在300亿枚左右。
出土的东汉货币证明了我们的观点。东汉初年的铜钱，制形虽然仍是“五铢钱”，重量也在4克左右。但是，制造技术却比“赤仄五铢”和“上林三官五铢”差了很多，铜材也不再是紫铜。明显不是官家铸造。
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代，前后68年，物价稳定，每石粮食的价格只有二十钱，已经低于西汉文景之治的水平。然而，货币最好的投向却不再是土地，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有了更为赚钱的陶瓷、造船、畜牧……
此时，铸币权已经重回民间。我们有了创新产业、有了遨游长江的舰船、有了自由铸造的货币，只要我们再向前走一步，可能就会率先走近海洋、走向世界。
然而，历史的合理性有时候让人感到无比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