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断桃花源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人们以血亲为联系建立城堡，以宗族的力量对抗流民、官僚甚至皇权。人们生活在城堡之中，耕地围绕着城堡，一旦有事可以迅速回城堡组织防御。这种城堡叫做“坞堡”，是东汉最基础的社会单元细胞。
某种意义上，正是有了宗族对人民的管理，东汉政府才不需要这么多官僚。当代中国乡村就起源于这个时代，现在绝大多数汉族村落仍旧以姓氏命名，比如，“陈庄”、“杨庄”，原型就是东汉时期的“坞堡”。
《后汉书》记载，西汉末年有一个叫做田畴的书生，他在同姓之人中有着很高的威望。看到中原遍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人烟”，田畴带领族人在徐武山找到一块盆地，披荆斩棘、凿井筑屋，自此，田姓人家在这块盆地中过起了与世无争的农耕生活。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想到东晋陶渊明一篇著名的散文，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理想——《桃花源记》。“坞堡”就是《桃花源记》的原型，只不过“桃花源”远非与世无争的人间仙境……
“坞堡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私有经济，竞争和剥削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西方世界原始自由竞争时代。
为了理解这个时代，我们首先介绍当代经济学一条公理性假设：资源稀缺。然后，强调一下，这个不是假设，是血淋淋的事实。所谓资源稀缺，直白的解释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钱不好赚。
东汉时代赚钱就更不容易，当时人类开发资源的手段极为有限，为了生存下去，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宗族乃至每个民族都要付出极大的辛苦。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纷争。与小农家庭相比，“坞堡”无论生产、分工还是对抗官府的能力都比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高很多。
正因为能力强，竞争也更为残酷。
光武、明、章三朝，在残酷的竞争中，一些坞堡衰败了，也有一些坞堡更加强盛。东汉帝国社会财富总量经远远高出西汉时期，坞堡的经济实力也远远超过了西汉的“官家豪强”。西汉中期超过万顷土地的大豪强已经非常罕见，东汉中期坞堡却往往占据一两个郡，其财富总额足以令人咋舌。
《居延汉简》这样记载当时的大坞堡主：他们的房屋连接成片，肥沃的田地遍及郡县，仓库已经装不下他们的奇珍异宝，山谷已经装不下他们的牛羊……
既然是竞争，就一定会有失败者。换句话说，竞争一定会产生贫富差异。一旦胜负已分，接下来的竞争中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最后产生极度贫富分化。
汉章帝以后，坞堡之间的竞争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桃源不再是同姓聚居，而是多出了许多新人——“部曲”。这些人可能是外姓流民，也可能是竞争中离散的其他坞堡居民。“部曲”的生活如此悲惨，以至于后世经济史家认为东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奴隶制。
《东观汉记》记述了一个叫“倪萌”的部曲，倪萌的哥哥在一次灾害中死去，倪萌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岁末的时候，为供养兄长的遗孤，倪萌自己的儿子反而被饿死了。
本来，政府（强盗）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合法地“杀富济贫”，通过剥夺富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东汉朝廷却是这样一个政府——京兆、太尉这样的高级官僚同样要“食麦蔬”。所谓“食麦蔬”，说白了就是粮食和野菜搀和着吃——不是为了健康，不是因为饭局太怕患高血脂，而是因为真的吃不饱饭。
连自己都吃不饱的封建官僚，如何能有能力管理强大的坞堡？
不能管理自己版图上的坞堡，又如何能对抗异族入侵？
如果封建官僚势力过弱，就无法抑制自由竞争产生的贫富分化，更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如果帝国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一旦面临强大的异族挑战，国家同样会生灵涂炭，甚至被灭族。
东汉中期，在并不遥远西部，异族对中原财富早就觊觎已久……
汉代，青海地区生活着另一个古老的民族——“西羌”。与匈奴一样，西羌也是一个游牧民族，自己只能饲养牛羊、马匹，粮食、布匹都要靠汉朝供应。对西羌人来说，能换到粮食、布匹当然更好，如果换不到，纵马抢劫更省事。
西汉年间，汉武帝曾经收服诸羌，并在羌地设置了郡县；汉宣帝、汉元帝先后对西羌发动过三次大的战争，诸羌从此一蹶不振。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帝国无暇西顾，西羌由此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东汉中期，西羌人口数量已经与匈奴鼎盛时期相近。
东汉举国上下对此却毫无警觉，醉心于发财的坞堡主当然不会关心军事；西汉时期的军马饲养基地也变成了“科研机构”，流传后世的《相马术》就是代表成果；甚至皇帝直接统辖的禁军（常备军）却不足万人，更可笑的是，帝国末年禁军居然有很大一部分由宦官组成。
弱势的政府、弱势的军力、强大的经济，最容易引来外敌窥视。
汉安帝永初年间，西羌多次侵扰冀县、平襄（今甘肃甘谷、通渭），经常一次就屠杀上上万名汉人；多名高官先后罹难，汉中太守郑勤阵亡、凉州刺史皮扬阵亡、征西将军司马钧兵败自杀；最后，西羌甚至一度围攻故都长安。
战乱之中，人们追求财富的梦想被打破了。甘肃、陕西地区的汉人开始大规模内迁，人们放弃了自己的家园，再一次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
为一劳永逸解决西羌，汉安帝刘祜举全国之力对西羌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与汉武帝直接派兵征伐匈奴不同，汉安帝无论征发士兵，还是屯兵边境，都要依靠富可敌国的坞堡。
在汉安帝号召下，吃尽了西羌苦头的坞堡也只能心甘情愿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只不过，坞堡军队没有统一的领导，在战争中当然不会分工合作，更多情况是，一支坞堡军队遇到敌人，友军龟缩不出，坐看友军失败。加之东汉坞堡派出的士兵原来都是抗锄头的农夫，临时拼凑起来组成军队，单兵作战能力确实远低于西羌，十个汉军步兵也未必能打赢一个西羌骑兵，东汉军队逐渐被各个击破。
这场战争持续了14年，东汉帝国全体臣民一共花掉了240亿枚铜钱，差不多相当于西汉帝国二百年间铸造的货币总和。很遗憾，旷日持久的战争并未能击溃西羌，也没有保护内地黎民百姓，反而从坞堡中培养了一批强大的军阀：张焕、皇甫规、段颎等等，还包括后来祸乱汉家天下的董卓。
汉羌战争消耗的社会财富越多，东汉帝国解决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汉安帝死后，东汉帝国再没有能力主动对西羌发起攻击，在汉羌战争中几乎完全处于守势，西羌之祸愈演愈烈。之后，汉桓帝在位21年，西羌却45次入侵，朝廷甚至未能组织一次有效反击。战火蔓延到朔方、云中、雁门、代郡、琢郡、渔阳、辽东内地诸郡，西羌士兵一度进攻都城洛阳。
连年征战使得东汉人民无心稼穑，帝国政府既然解决不了西羌入侵，其他社会问题也就随之更为激化。
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蝗灾，帝国版图内再次出现了数以百万的流民。这些人光着身子、吃着草根（裸行草食），在饥饿和病痛折磨下流浪于帝国阡陌之间……

诸位，前段时间实在是太忙，中间断更了，还望大家谅解。即日起，恢复更新，多谢支持！

铜臭的由来
江山风雨飘摇之际，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登上了舞台——汉灵帝刘宏。
汉灵帝之所以臭名昭著，据说是因为卖官。后世史家认为，他在帝国统治行将崩溃之际仍旧卖官敛财，最终导致东汉帝国灭亡。今天的电视剧中也经常有这样的镜头，每当皇帝醉心享乐的时候，总有忠臣站出来大骂皇帝（一般会义正言辞、声色俱厉甚至声泪俱下）：你难道想学汉灵帝刘宏吗？
其实，卖官不是汉灵帝首创，更不是后无来者，卖官者也不乏所谓“明君”，前有秦国的秦穆公、西汉的汉武帝，之后有唐朝的唐玄宗、宋朝的宋神宗，卖官的皇帝多到不可胜数。只不过，公卿大僚之位居然被拿到市场上叫卖，终究不是什么光彩事。皇帝卖官就像鬼子进村，悄悄买、悄悄卖，声张的不要。
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公开颁行诏书卖官的皇帝只有汉灵帝一人而已。非但如此，汉灵帝卖官还大鸣大放，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为官职规定了种种价格折扣，上至公卿、下至县令，几乎无一不卖。
如此明目张胆卖官，不仅仅是皇帝丢脸，连官僚的脸也被丢光了。所以，无论史学家还是平民百姓，都认为汉灵帝是一个昏君。汉灵帝，这个名字几乎成了灰太狼和懒羊羊的合体。
真的是这样吗？
东汉朝廷本就是最穷的封建王朝，除去西羌入侵，汉灵帝当政29年，全国居然发生了31次大地震。
刘宏，真是穷到了极点。
按照一般思维，为挽救风雨飘摇的帝国，统治者一定会铸大钱敛财。
汉灵帝的情况，属于二般。
汉灵帝确实选择了铸币敛财，只不过，他没有选择铸大钱，反而铸造了足值的“五铢钱”。中平初年，刘宏重铸五铢钱，灵帝五铢背面有四道斜纹，所以灵帝五铢也被称为“四出五铢”。从出土文物来看，四出五铢重3.5克，仅比赤仄五铢低0.5克。灵帝一朝，先后三次铸币，都是这种“四出五铢”，始终没有发行虚值货币。
灵帝初年，帝国已经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每石粮食价格为万钱，一匹马的价格约为200万钱，这个数字已经和西汉末年战乱时代不相上下。“四出五铢”并非虚值货币，在超级通胀中，这点钱对巩固东汉统治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四出五铢”刚刚面世，坊间就开始流传，铜钱背后的四道斜纹代表四方邪气冲天，四方必将大乱……
第一次读这段历史，我非常奇怪，汉灵帝这么做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后来，我明白了，汉灵帝敛财的方法就是卖官。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颁布诏书，公开买卖官职，上至公卿、下至县令，所有官职无不需要以钱换官。现任官僚也需要补缴费用，官声卓著者也可以打五折、三折。比如，刘宏就曾打五折，以500万钱把司徒的位置卖给了“晋州望族”（晋州坞堡主）崔烈。
在崔烈的受封典礼上，刘宏突然有点后悔，说“司徒五百万钱卖给你实在是便宜你了，这应该是一千万钱的价格（悔不千万）”。
事后，崔烈问儿子（崔钧），自己现在位列“三公”，可曾听到外界对此有何议论。
儿子答：父亲曾经历任卿、太守之职，无论从资历还是官声，您都应该得到三公之位。今天，您却通过买官获得司徒的位置，实在让天下人失望。因为，您这个司徒的位置，铜臭味道实在是太重……
这句“悔不千万”为刘宏留下了千古骂名，也给封建官爵留下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铜臭。
或许汉灵帝认为，帝国已经出现了“三空”（“田野空”、“府库空”、“朝廷空”），既然封建官吏没有实权，卖掉又有何妨？卖官不用盘剥百姓，又能增加国库收入，这才是敛财的最佳手段。
何乐而不为？

让汉灵帝没有想到的是，虚值货币，皇帝不发，我替你发！
买官者本就是坞堡中的军阀，现在，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官职。他们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私铸货币——“铅券”。
“铅券”顾名思义，就是铅质的货币。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铅券”的出生地，史籍对此语焉不详，可能是有一个地方官铸造“铅券”，之后大家纷纷模仿。在这里，我只能为大家总结一下铅券的特点：但凡流传下来的铅券，货币单位不是可以抵多少铜钱，而是可以在某地兑换多少土地，也可以按照土地价值交换其他财富。
乱世之中，大概大家都觉得铜钱也不靠谱了。
铅只是一种比铁还重的金属，虽然单位价值高于铁，却比黄金便宜很多。土地可是农耕时代最大的财富，以铅券换土地，这何止是抢劫！
可以说，“铅券”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虚值货币。
经历了羌人之乱，所谓“官员”面对的根本不是黎民百姓，而是跟他一样强势的军事坞堡。大家都是军阀，凭什么让我挨你的刀子？既然你只是名义上的官府、实际上的强盗，那么，也只有比一比谁的刀把子硬了。
结果：坞堡VS坞堡，也就是传说中的军阀混战。
本就已经羸弱不堪的底层黎民再也不能承受军阀混战的压力，在灾害、异族战争的多重压力下，史籍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记录：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流民再次成为一股无法遏抑的洪流……
当连“活下去”都成为奢望，一个道教的分支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这些信徒奉为神灵之语的《太平经》中，人们开始发泄对帝国无能的愤恨：皇帝不是隐士，天下间的事情、天下间的道理，作为皇帝却一无所知，这才是皇帝最大的错误（君乃隐深处，天地所欲言，人君不得知，大咎在此）。
这支道教分支的首领叫做“张角”，他自封“大贤良师”。毫无生的希望，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给了虚无，不再相信自己的理性——理性并不能延续人们的性命。这些信徒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臣服于这位“大贤良师”，之所以有人没有得救，是因为对“大贤良师”还不够忠诚。
灵帝光和七年（184年），这些无比忠诚的道教徒在青、徐、幽、冀、荆、杨、充、豫八州同时起义。无以为生的流民在头上围起了黄巾，高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中原大地再一次陷入混战之中……

在官家豪强眼中，自己根本不是帝国体制的支撑者，当官只是借助帝国权力掠夺财富罢了。现在，王莽的朝廷诏令却是剥夺他们自己的财富，这样的命令当然要互相推诿，新朝行政立刻陷入瘫痪。
按汉朝典制，每逢新皇登基、改年号这样的大事都要释放犯人，新莽朝的官吏却根本不告诉囚犯大赦消息，无罪之人也经常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几年。因为人命关天，这些权力都可以替代货币向黎民百姓讹诈土地……

看到改革政策难以实行，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推出了第三次货币改革—— “宝货制”，试图彻底摧毁官家豪强的经济基础。
“宝货制”是世界货币史上绝无仅有的货币制度，包含一种金币、两种银币、四种龟壳、五种贝壳、六种铜钱、十种布币，总计二十八种货币。在兑换比例上，一枚龟壳最高可以兑换两千一百六十枚铜钱、一枚贝壳最多可以兑换二百一十六枚铜钱。王莽的本意，可能是托古代西周货币制度，以龟壳、贝壳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再次打击官家豪强。
货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财富贮藏、支付手段，等等。不用说二十八种货币同时流通，单百姓手中日常使用的布币就有十种之多，其中，幺布和小布重量比例实际为16:15，名义价值却是2:1。
这样的货币制度，不用说抢夺别人财富，在实际中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所有人都想赚钱，而以“龟壳、贝壳”换钱实在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严峻的也刑罚没有挡住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新莽朝出现了严重的“伪造货币”问题——如果龟壳、贝壳能称为货币的话。
更糟糕的是，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也就是王莽第三次币改的第三年，汹涌的黄河在魏郡溃决，泛滥清河郡以东数郡；同年，黄河沿岸各郡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在物资本就极度匮乏的新朝，再次爆发了巨额通货膨胀，以黑市五铢钱计算，关中平原的谷物价格已经上涨到万钱一石，是汉宣帝年间的100倍。
《汉书》这样描述当时的年景：富贵之家还可以坐卖田宅应对灾荒，黎民百姓只能坐在街道上哭泣，百姓被饥饿和贫穷折磨，饿死者十之七八，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任何时代，货币制度都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币值稳定则统治稳定，反之则社会动荡不安。“宝货制”巨大的缺陷给天下黎民造成了巨大损失，“王田制”又不能让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人们在一点一滴中渐渐丧失了对新朝的信心，没有人知道，这位儒生皇帝要把帝国带向何方。
抢占官家豪强财富，王莽彻底得罪了官僚；“王田制”未能让天下苍生真正得到土地，王莽更是得罪了天下黎民百姓。从此，改革再无朋友、只剩下敌人，民间开始流传“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民谣……
——“宝货制”实行一年后，面对天下“瞥然”，王莽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宣布允许买卖“王田”，再次承认了土地私有；
——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除“宝货制”，罢金、银、龟、贝四种货币，朝廷只发行货布和货泉，货布重25铢、货泉重5铢，等于恢复了原来汉朝五铢钱。
如果到此为止，新莽朝或许还能像后来的东汉一样苟延残喘。可是，王莽真的是很不幸……
从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闹水灾开始，一直到王莽灭亡，黄河就再也没有消停，有文字记载的大水灾就有13次之多。最后，黄河改变了河道，入海口由天津改为山东半岛。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的黄河。
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凶猛的水灾，大家可以想象，黄河平地搬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洪水遍及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天津等省份，其中，山东夹在新旧两条河道中间，受灾最为严重。在水利工程匮乏、道路并不通畅的汉代，无论官家豪强还是平民百姓基本都断绝了生路。
一次偶然事件点燃仇恨之火。
王莽废除“宝货制”当年，琅琊海曲县令（今山东日照）诛杀了一个因小罪获刑的吕氏豪强。此后，吕氏家族纠集几千人杀掉了县令，又集合源源不断的流民，农民起义爆发了。后来，这些流民在自己前额抹上红色，以区别同样穿着破烂的官军，他们就是“赤眉军”。
疲敝的新莽帝国已根本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何况“赤眉军”与王莽军在昆阳决战的时候，王莽的精锐部队正在北部与南匈奴苦战……
与大家想的不一样，最后攻破未央宫的并不是“赤眉军”，而是一批长安城内的地痞流氓。“城中少年”（《汉书》给无业游民的雅称）朱弟、张鱼等人在狂欢式的抢劫中引发了长安城骚乱，人群冲向了未央宫。
最后的时刻，王莽身着朝服在未央宫平静地等待死亡，他的身边还有同样盛装的一千多名公卿大臣。请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愿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再未发生。
最后，骚乱者以斧头劈开了未央宫宫门，王莽被愤怒的人群乱刃分尸。王莽死后，这片土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战之中……

东汉年间，在班固所著的《汉书?王莽传》中，王莽被贬成一个篡位者、野心家、暴君。然而，英国《剑桥中国通史》却给王莽以最高荣誉，认为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民国时期，胡适更是将王莽评价为“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想在这里争论王莽身后的是是非非，只是以马克思的话为王莽做出结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此段内容重复）

西汉小结：财富的始与终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西汉帝国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循环，一条清晰的财富生产、转移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
首先，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成语叫“萧规曹随”，其中的“萧”指萧何，“曹”则指他之后的另一位宰相叫曹参。曹参是自沛县起兵就追随刘邦，刘邦建立汉朝后，曹参在功臣中排名第二。
萧何死后曹参成为西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新任宰相只干两件事：喝酒、吃肉。据说此人从拜相开始就没再清醒过，至于政务，他只用刻板的笨人，一切按前朝规矩办；如果有人想推陈出新，则一律都被曹参拉住——不醉不归。
官场之上历来都是上行下效，既然宰相天天买醉，六部官僚也几乎都成了伯伦不归。有一次，几个古板的士大夫带曹参去一个花园，因为一干人在上班时间在这里饮酒买醉。估计他们的意思是想让宰相看看这帮家伙如何不务正业。结果，曹参见到酒席狂喜，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喝，硬是把拉他来的几个士大夫也给灌醉了。
长此以往，终于搞的吕后朝会也见不到人了。
在吕后示意下，当时的汉惠帝差遣曹参的儿子（宫中侍卫）质问这位当朝宰相：先帝刚刚驾崩，您现在是宰相，奈何日日欢歌，不以天下为忧，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您到底想干什么（高帝新弃群臣，帝富於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儿子没有等来回答，却等来了二百棍子，附带被骂了一句：这种事情焉能是你一个侍卫能过问的，滚回去当你的侍卫！
曹参这个二杆子等于把吕后、皇帝的面子都驳了。于是，吕后就拆迁皇帝当面喝问曹参：你明知是我派他去询问此事，为何还要把他打成这样？
这一次，曹参终于从半梦半醒之间回到了现实，他脱掉自己的帽子、跪在地上，却提出了一个跟这件事毫无关系的问题：您觉得您比高祖英明吗？
汉惠帝答：我们怎么能比的上高祖的雄才伟略？
曹参又问：那陛下觉得我喝萧何谁更英明？
汉惠帝非常生气：你当然无法和萧何先生比拟。
曹参答：既然如此，有了先朝的规矩，我们为何还要费心费力？官出一寸之政、民失一尺之财，唯有让当官的清净，黎庶才能安宁（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汉惠帝答：善。
在西汉帝国建立后的数十年里，帝国的统治者始终信奉清静无为，最终消灭了一心攫夺权力的异姓王——并无半分侥幸。此后，在与同姓王的竞争中，双方都信奉黄老之术，西汉帝国终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耕经济创造了巨大财富；放开经济管制，一批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新兴行业崛起，帝国经济前景充满活力。
此时的汉帝国既有产业创新，更有制度创新，无论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焉能不富？

正是凭借从商税中获得的实力，汉景帝攫夺了同姓王权力，彻底消灭了对皇权的竞争。
接下来便是中国古代最生猛的皇帝汉武帝，他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超级通胀使得敛财手段失效，于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管理天下产业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为一种势力，帝国政府就会凭借级数式扩张的实力不断蚕食社会财富、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然后，失去了正常发财手段的帝国精英成为“豪强”，也挤压掉出小农身上残存的最后一口气息。
无论汉武大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的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需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的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显然，最终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
整个循环的逻辑是：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商”又从土地上挤出了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民……
最终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汉宣帝错误的执行了通货紧缩政策，为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提供了一把货币铸造的利刃。最终，皇权丧失了与官家豪强的博弈能力，元、成、哀、平四朝，封建官僚像病毒一样吞噬了帝国整个机体。
正是看到问题症结所在，王莽才终其一生锐意改革，晚年更是“常御灯火至明”。他试图以货币改革掠夺豪强财富，以皇权作为强大的后盾再次将帝国扳回“耕者有其田”的轨道。只是，王莽不能、也不可能平衡官僚利益与“天下大同”理想之间的矛盾，他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狂澜之即倒、扶大厦于将倾。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王室-封臣”体系。与“王室-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西汉帝国完整演绎了上述流程，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历代帝王甚至使用了迁涉、杀戮等极端的方式打击封建官僚，然而，所有的措施最终又都为封建官僚所利用，成为他们抢劫财富的利器。这是一个缠绕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封印，无论多么伟大的封建王朝都将在这个封印之下灰飞烟灭！

靠，刚检查了一下，居然把西汉的又重新贴出来了……，实在抱歉。

正确的顺序应该是汉灵帝后接董卓……

无字的小钱
有时候，历史充满了诡异。
西汉帝国如此强势，却无法遏制汹涌的流民——官军终究不会为剿灭流民尽到最后一份力量；东汉帝国朝廷中枢没有直接控制军队，却以极高的效率消灭了农民起义——坞堡对防范流民不遗余力，流民经常无处可以流窜。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各路军阀把黄巾军消灭的干干净净，董卓，就是镇压黄巾军的军阀之一。
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坏事。做坏事被人骂并不难，难的是被人一骂就是两千年。西汉的王莽、唐朝的李林甫、宋朝的秦桧……，中华上下五千年出了很多坏人，绝大多数顶级的“坏人”都毁誉参半，不会一边倒骂声一片。唯独这位董卓，这么多年、这么多史书，无论正史野史，我从来就没见任何人说过他一句好话。

据《三国志》（跟《三国演义》的不一样）记载，董卓年轻时勇武有力，经常身带双鞭，在马上可以左右开弓。西羌霍乱中原的时候，董卓凭着一身好武艺找到了一份工作——郡守派他率领乡民抗击西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民兵连长。
董卓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为抗击西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同羌人头领喝酒，面酣耳热之际也常常纵声放歌，据说这样可以联络感情。当然，喝酒唱歌之际董卓顺带挑拨离间，挑动羌人内斗。
挑拨离间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董卓居然成为西羌几个部族的首领，时而抢劫汉家、时而打击羌人其他部族。
靠着这些家底，董卓参与了镇压黄巾军的战争，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这里要说，汉灵帝是一位眼光敏锐的帝王，他意识到董卓的存在对帝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公元189年，汉灵帝在弥留之际发出最后一道诏书，在没有收钱的情况下免费任命董卓为并州刺史，希望以此稳住董卓，让他不要来京城惹是生非。
汉灵帝死后，东汉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有能力统辖全局的帝王，朝廷由此变得一团糟。在宦官、外戚、朝臣无数次斗争中，董卓找到了一个机会率兵进入洛阳，成为主宰东汉王朝的人。
说起来很可笑，董卓进京，带来多少人马呢？
答：三千人。
没错，是三千名士兵，这已经是董卓的全部家当。三千军队就让朝廷束手就擒，董卓当朝后甚至鸩杀了新皇刘辩、再立刘协为汉献帝。堂堂帝国中枢，不能抵抗3000士兵，朝廷弱势到何种地步，大家可想而知。
接着，董卓自封太尉，领前将军，兼节传、斧钺、虎喯……。了不起、真了不起，如此多的官职，听起真是来位高权重。
官职的权力并非来自于一纸任命状，而是来自于官职背后的掠夺实力。朝廷中枢有权任命官员，基础是国家是最大、最强的土匪，如果无法震慑其他土匪，国家也就无法创造、管理甚至抢劫财富。
大家甘心奉汉室为皇帝，是因为汉室是几百年来的正统皇室，竖起来，这起码是一面旗帜。
听你董卓号令？
说笑话呢？
董卓这些官职，其实只能自己骗自己，颇类似于小孩的游戏“过家家”。连正宗皇帝汉灵帝都得靠卖官搂钱，何况董卓你这个冒牌货？就算董卓把所有的官职都放在自己头上，仍然不能拿到一枚铜钱！董卓终于明白，这个所谓“朝廷”，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一笔财富，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最为尖锐和现实的问题是：在洛阳这块人生地不熟的地盘上，如何养活自己的军队？
军阀混战的年代，军队之所以听从指挥，从来就不是什么“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钱，听你的话就是十三点！
董卓的军队也很愤怒，这些人十有八九本是西羌盗匪，出来当兵，就图钱财。以前凉州是穷乡僻壤，也经常有酒喝、有肉吃；现在到了洛阳这样的大城市，却混得连酒肉都没有了。
弄不到钱，谁肯为董卓卖命？

国家虽然有土匪的性质，但国家讲文明、讲礼貌。此前，汉武帝的“算缗令”、王莽的“宝货制”、汉灵帝的“卖官”都是抢劫，可谁也不会直接拔刀出鞘。抢钱之前会先作个揖，宣传一下“纳税光荣”。如果土匪变成国家，一般会轻徭薄役，不断巩固自己的根基，力求统治万古长青。
土匪虽然也有国家的性质，但土匪不讲文明礼貌，最大的规矩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土匪抢钱之前也有宣传，一般情况是炫耀武力、杀人立威。国家一旦再变成土匪，就会比土匪更可怕。所谓“匪来如梳、官来如畀、兵来如剃”，剃刀，用那玩意儿剃头会一毛不剩。
董卓本是土匪，董卓又挟持着汉献帝，就是国家变成土匪。
董卓根本不能指望郡县缴纳赋税，洛阳满城财富也只属于私商。既然无人肯上缴，董卓就发明了他自己的抢劫方式——“搜牢”：放纵士兵抢劫洛阳城，以此换来羌族士兵效忠。洛阳可是东汉帝国经营200年的国都，董卓却以朝廷之名行土匪之实，借机在洛阳给民间财富剃头！
据《后汉书》记载，董卓的士兵冲进洛阳人家，见钱抢钱、没钱抢粮、没粮杀人，然后烧毁房屋、劫掠妇女。董卓自己尽取皇宫财宝，每天晚上潜入宫中奸淫女性，上至公主、下至宫女，照单全收。凡有人提出异议，往往都会被虐杀，朝廷百官也不能幸免。洛阳之外，抢劫更为惨烈，董卓的士兵曾经冲入一个叫做“阳城”的小镇，人们正行走于街道之上，快马而来的士兵逢人便杀，他们把财物、妇女装在车上，车辕上挂满了人头，然后高唱凯歌回到洛阳城。
这哪里还是国家，已经是人间地狱。
无论黎民百姓还是其他土匪，没有人希望搞到这个田地。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进京不足一年，后将军袁绍、冀州太守韩馥、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包括当时无权无势的曹操，大家共推袁绍为盟主，一定要先拿下这个祸国殃民的董卓！
董卓的应对之术，无论如何我也接受不了。
董卓自知不敌，他居然把洛阳附近公卿以上的坟墓尽数掘开，也包括东汉数代帝王陵寝，拿走殉葬珍宝。然后，一把火烧尽了洛阳的宫殿、王府、衙门、民宅、商店、街道……，自己率军逃向长安。
讨伐董卓的联军未到洛阳，洛阳方圆二百里之内已成为一片焦土。东汉二百年财富、二百年人才、二百年积蓄，毁于一旦！
当年六月，董卓占据了故都长安。毕竟这里距离凉州较近，董卓在这里的势力较强，于是，董卓推出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后有来者）的货币更迭，妄图借此尽掠长安财富。
长安是秦朝曾经的帝都，秦始皇曾收天下金铁铸12铜人，每个铜人重24万斤。此外，未央宫中还有数不尽的铜台、铜缸……。董卓毁掉9个铜人和无数铜器，以此为基础开始铸行“无字小钱”。
——晋代陈寿的《三国志》这样描写“无字小钱”：钱面没有文字，钱内方孔也没有明显的轮廓；
——唐代房玄龄的《晋书》这样描写“无字小钱”：这种钱没有轮廓，钱缘太小以至于无法刻字；
——从出土文物来看，无字小钱没有钱文，重量也不统一。我见过最重的无字小钱重0.8克，最轻的重0.3克，一般情况下重0.3-0.5克，约为西汉五铢钱的十分之一。
在这里，我想打一个形象的比喻：无字小钱如同大家玩过的“呼啦圈”。因为，无字小钱也属于方孔圆钱，只不过“钱缘”跟“方孔”的比例跟呼啦圈差不多。
这那里还是货币，简直就是破烂，这样的破烂却要当一枚五铢钱用！
为确保无字小钱流通、为了让别人屈服，董卓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残忍。据说董卓经常在宴会杀人助兴，有一次在酒席中屠杀了数百人，先断舌头、再斩手足、凿穿眼睛，最后扔进开水里烹 间吃饭的众人吓的浑身哆嗦，筷子掉在地上，唯独董卓谈笑自若，饮食如常。
如此货币制度，长安城立即爆发了超级通胀，《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同时提到，董卓推行无字小钱后，长安城内一斛粮食价格已经暴涨到百万钱。（东汉末年一斛约等于今天的三十市斤）
很多人说，一百万枚“无字小钱”少说也要有数千斤铜材，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跟一斛粮食根本不对等。所以，大家得出结论，一斛粮食价值百万钱的记录只是史书中一种夸张的写法。
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物价，那是在和平年代。
有了董卓这样的超级土匪，长安附近根本没有人安心生产，也没有人敢到这里贩卖粮食。我找到了当时长安城的一首民谣：你虽有千金，不如我一斗粮食，一斗粮食可延我性命，黄金万两又有何用？我还找到了同时代的幽州的粮价，不过仍旧是百钱一斛。
如果“三十斤粮食百万钱”的记录为真，那么，无字小钱就是中国古代最高通胀记录，此前此后，无论多么离谱的统治者均未突破这个极限。
单纯从货币价值来说，董卓的小钱好歹还是铜币，不比东汉初年刘伯升的铁钱、东汉中期军阀的铅券更恶劣。董卓之错，在于他明明是土匪，却偏偏以国家名义发行无字小钱。与其说无字小钱打破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毋宁说自此封建帝国信誉完全崩溃，封建帝国已经完全成为强盗，再也没有一个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信任。
此后三百多年，汉家天下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这个残局，注定不会有人胜出，最强大的土匪都会葬身其中，只有彻底毁灭所有财富才能让一切重新回到起跑线上。
当掠夺超过被掠夺者的极限，掠夺者就会成为所有人的敌人，包括他最忠诚的同伙。何况在纷纷乱世之中，董卓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不过是他挟持了汉献帝才在史籍中显得如此刺目。很快董卓开始以无字小钱支付军款，他的军队调转了刀口，董卓最后被他的义子吕布所杀，吕布戏貂蝉的故事就是从这段历史上演绎出来的。
最无厘头的是，汉献帝居然在东汉王朝最大的敌人——黄巾军残部保护下逃回洛阳。黄巾残部被曹操收编，汉献帝也落入曹操手中，中国开始了一个叫做“三国”的时代。

东汉小结：盛衰小农一钱间
西汉末年，刘秀不过是众多举兵的豪强之一。由于力量太弱，刘秀不能像其他军阀一样铸造铁钱，只能尊重货币规律任由民间私铸。在优秀的货币制度下，刘秀最终成为军阀中的佼佼者。正是看到西汉帝国的灭亡的原因，刘秀才故意保持了一个弱势官僚集团，东汉帝国也始终依靠民间私铸货币。
摆脱了封建官僚的羁绊，人们对金钱的渴望再次迸发，社会生产力发达程度更甚于西汉鼎盛时期，社会财富也再次呈几何式增长。
“文景之治”的基础是“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小农经济”。“光武中兴”虽然缔造了第一代华夏创新产业——陶瓷业、造船业，但是，这些创新的社会组织基础是“坞堡”，“坞堡”依靠宗族纽带而存在，只不过是“小农经济”的2.0版。
西方经济学认为，小农家庭会精准地计算利润，在“边际投入”大于“边际产出”的时候停止投入，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不是这样的。
农业生产也可能遵循利润最大化模式，可以用来描述现代化生产的农场，但不是中国的小农和坞堡。中国小农抵抗风险的能力极差，人们就像站在齐颈深的河水之中，一排细浪就可以将之淹没。
直白的说，在封建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就是绝大多数中国小农的理想。
所以，为了获取生存资源、为了能够抵抗未来的风险，小农会对土地无限制投入劳动，直到土地的边际产量为零！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基础缺少契约精神、人们也不可能去冒太多风险，当然无论产业创新、管理创新还是组织创新也就都变得步履维艰。
只要家庭是抵抗风险的最终社会单位，那么，绝大多数人对财富的渴望都会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劳动就会丝毫不知疲倦，甚至以损害自身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所以，小农家庭衡量剥削残酷与否的标准根本不是被拿走多少，而是还剩余多少。
东汉“坞堡”竞争的残酷性远胜于单一小农家庭，毫无节制的私有经济竞争同样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汉中期，一小撮富比王侯的大坞堡主、大批无依无靠的“部曲”（奴隶）同时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更加严重的是，面对强势坞堡，帝国朝廷政令不行、朝廷的统治能力已经被弱化甚至被完全忽略不计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西羌继匈奴之后成为汉帝国又一个心腹大患。
面对西羌的劫掠，弱势朝廷根本无法集中资源保护黎民百姓乃至整个帝国，一盘散沙的坞堡军队也无力抗衡倏忽而来的马上民族。
在对抗异族的战争中，东汉帝国一败涂地。
并非坞堡不努力，而是坞堡必须保证自己的“部曲”不被齐颈深的水淹没，所以，每次战争都不足以毕其功于一役。在西羌常年累月的劫掠中，东汉帝国消耗掉了240亿枚铜钱，损失一点不亚于汉武帝刘彻征伐匈奴。更恶劣的结果是，尽管未能消灭西羌，坞堡却借机掌控了军事力量，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军阀。
从汉灵帝开始，朝廷中枢再次铸造“四出五铢”应对日益浩繁的军事开支和地震救灾。“四出五铢”属于足值货币，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巨量财富，无奈之下，汉灵帝开始卖官搂钱，不仅为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也让军阀统治权名正言顺。
董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控制朝廷中枢的军阀，国家由此变为土匪。
土匪对财富的掠夺比国家更为贪婪与残忍，他们眼中只有金钱，没有道德、没有规矩，甚至没有人性。董卓发行的“无字小钱”已经完全违反了货币规律，包括他自己的手下也卷入反对他的斗争。
董卓死后，中原大地陷入军阀混战之中。
这是中华历史上另一个无奈的悖论：经济发展需要摆脱封建官僚的羁绊，也需要自由竞争激发活力，但是，弱势封建官僚没有能力解决自由竞争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帝国也无法建立一支强势军队。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如果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外族入侵和军阀混战也许就是难以摆脱的宿命。
东汉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显然，这个时代没能给出答案。不要说史家口中昏聩的汉灵帝，后世最英明的帝王也未能将其中玄机识破……

第6章 铜钱三国志
（三国）
曹操隆中对
2009年12月27日，河南安阳发掘了一座古墓，据说是“曹操墓”。关于墓葬真假的辩论在国内媒体掀起轩然大波，向来无人问津的考古学硬是被媒体炒作成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娱乐话题，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娱乐话题，对与错、善于恶、美与丑，都可以颠倒；因为，娱乐可以虚构、可以美化，甚至可以胡说八道。
历史，不行。
历史曾经真实地存在，因为真实，所以残酷。真实的曹操，犹如今天安阳这座曹操墓，早就淹没在毫无边际的想象当中，扑朔迷离、真假难辨……

曹操出身于宦官集团（宦官义子），却愤然反叛了自己的阵营，灵帝死后曹操协助袁绍尽诛宦官；董卓入朝后，曹操羞于为官，在第一时间化装成百姓逃离了洛阳。在开封军阀卫兹支持下，曹操散尽家财，聚众5000人起兵讨伐董卓。
此后，曹操苦心孤诣十年经营，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于洛阳，后定都于许都（今许昌）。十年生死茫茫，中原大地失去了皇权，处处是无主孤坟、处处是满眼凄凉。
——据《三国志》记载，董卓死时，每郡人口仍在几十万户以上。10年征战，90%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故都长安甚至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城”。流民人数再次达到“百万”的量级，人们带着耕牛、农具举家流亡，且耕且战，经常以野谷、野菜、树皮为生，没有人知道到底多少人倒在了流亡路上……
——据《三国志》记载，汉献帝回到洛阳后，人们像看猴戏一样参观这位末代皇帝，皇室威严荡然无存。朝臣只能栖身在破壁残桓中，正部级以下官员要靠采摘野谷充饥，很多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田野中……
纷纷乱世，货币早就在战乱中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粮食才是最金贵的物品。即使手里有货币，又怎么会有人肯把赖以为生的粮食卖给你？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天下英雄当又如何自处？
据说诸葛亮出山之前曾与刘备纵论天下大事，也就是所谓“隆中对”。关于这场“隆中对”最初的来源是《三国志》中的一段描述，今天学界已经证明这段所谓诸葛亮的“隆中对”是后人比照《三国演义》添加，并非《三国志》作者陈寿所做，《三国志》只为我们记载了曹操和谋士毛玠的“隆中对”。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在曹操和谋士毛玠的一次会谈中，二人深刻剖析了国内形势、精确判断了敌我优劣，也确定了曹操此后的立国方针。当时，最强大的军阀首推北方的袁绍和南方的刘表。毛玠认为，袁绍为人多疑而少断（我始终认为，《三国演义》把袁绍的性格嫁接到曹操身上），根本没有紧抓经济建设，他的军队有时甚至靠野果充饥；刘表为人小富即安，只要不冒犯他的利益，他就不会主动进攻别人。
结论：袁绍、刘表都不可怕，曹操要想成就“霸王之业”只须“守位以财”。这句话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永恒的真谛：要想成为世界霸主，必须有最强势的经济！曹操“守位以财”的方法，在历史上叫做“屯田”。

所谓“屯田”就是招募流民开垦无主荒地，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曹操之所以能招募流民，是因为流民相信他能保护自己安心生产；曹操之所以能保护流民，是因为他身后有众多流民。
“鸡生蛋、蛋生鸡”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关键是第一只蛋、第一笔招募流民的钱究竟要从哪里来？
乱世之中，无论增加税收（财政政策）还是铸造大钱（货币政策）都不好使。大家都快饿死了，税收肯定捞不到油水；至于铸大钱，就算有人肯要，也没有粮食可卖。
既然征税和铸大钱都骗不到财富，那就无须遮遮掩掩，直接明火执仗地抢劫好了！
定都许昌之后，曹操收编的第一批黄巾军是青州流民，大约有一百万人。为了安抚这批流民，曹操挑选了其中的精壮者，号“青州兵”。然后，曹操亲自带着青州兵劫掠了汝南、颍川来的黄巾军，夺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靠着这些资财，建安元年，曹操颁布《置屯田令》。流民每五十人为一屯，春夏耕种、冬秋操练，屯民如果使用官家耕牛（也是抢来的）收成与官家四六分成，如果屯民自备耕牛则收成与官家五五分成。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好方法。仅仅一年，曹操就分到了一百万斛粮食。成绩的背后是悲惨的屯民，他们要向曹操缴纳50%甚至60%的收成。
这样的税率，很高吗？
高不高，分跟谁比。跟“文景之治”的三十税一比，50%当然很高；跟其他军阀比，已经相当低了。
聪明人不止曹操一个，所有军阀都想空手套白狼，都在招募流民。只不过，店大欺客，多数军阀并不在乎流民生命，甚至不在乎生产多少粮食，他们只在乎自己占有多少土地。在他们眼里，流民是“部曲”、是任人蹂躏的奴隶，不要说分成，流民经常连自己都养不活。
按照“国家和土匪”的逻辑，这些军阀是典型的“土匪”。要想彻底解决流民问题，必须有一个大土匪，也就是国家来制止小土匪的过火行为。东汉末年，但凡有点模样的军阀都要靠手下众多坞堡支持，谁也不敢禁止军阀圈禁流民，包括实力最强大的袁绍和刘表。毕竟大家要靠小军阀支撑台面，禁止抢占流民和土地，见面怎么好意思再跟人家打招呼？
曹操，是唯一禁止圈禁流民的大军阀。曹操本是出身寒门，跟坞堡没有多少利益瓜葛，所以，他能下去手。
50%的开价确实黑了点，比起要钱又要命的其他军阀还是宽松了很多。何况，50-60%的税率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只执行了一年。官渡之战后，立即改为“每亩每年四升谷、每户每年二匹绢、二斤丝绵”；遇灾年，官府赈济灾民；遇丰年，税率不再提高；屯民可以自由选择，留在屯田或者离开。四升谷、二匹绢、二斤棉已经是屯民的所有负担，此外，任何人不得向屯民摊派杂税、徭役、兵役。
其实50%也不是一个很高的税率，甚至比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平均税率还低一些。

曹操的土改
看着曹操挟持汉献帝、看着曹操的一百万斛粮食、看着流民不停投奔曹操，袁绍马上意识到不能由着曹操的性子折腾下去了，否则，就轮到自己四处流窜了。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仅在曹操开始屯田后的第三年，袁绍提兵10万进犯许都，试图一举消灭曹操，并劫夺汉献帝。
对这场战争，袁绍满怀信心。
袁绍是征讨董卓主力，手下将士身经百战，光铠甲就有一万多领。曹操的军队就像理工院校的女生，本来数量就少的可怜，质量更是相当差劲。“青州兵”总数只有三四万人，其实就是一群吃不饱、穿不暖的流民，连铠甲也只有十几领。双方真在战场上硬碰硬，不用一个回合“青州兵”就得溃败。
袁绍确实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却没有猜对故事的结尾。
僵持一年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双方决战于官渡，袁绍堂堂十万大军只落得八百轻骑逃奔北方，官渡之战以袁绍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我们无法为您解析战争中排兵布阵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为您解析战争背后的经济玄机。
决战之前，袁绍的监军沮授曾建议不要急于决战，曹操只有一州之地，屯田也才刚刚开始。只要派兵驻扎在兖州境外，在春耕夏收之际不断派兵骚扰，不出三年兖州就会大乱；如果同时“外结英雄”，让刘表、刘备同时等人同时骚扰兖州，不出两年，曹操将不战自溃。如果非要一战解决曹操，万一失败，后果则不堪设想。
玩过《帝国时代》的人一定知道，在从“黑暗时代”升级到“帝国时代”的过程中只要不断派兵骚扰对方生产，一定会降低对方军事实力。真实的战争也是如此，如果想在战争中事半功倍，一定要先摧毁对方经济，1990年美国“沙漠风暴”行动之前伊拉克已经被“禁运”、“制裁”搞得奄奄一息。
袁绍谋士的点子相当中肯也是相当阴损的，可惜，袁绍果然是一个多疑少断之人。他不但没有采用沮授的建议，反而集中了冀、幽、并、青四州的全部存粮，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出兵之前，袁绍满怀信心向战士宣布，军粮足够支撑一年以上，希望战士们安心作战，一年内保证大家能吃上饱饭！
约一万多车粮食，浩浩荡荡运往官渡前线——那可是曹操的地盘！
正是看到了袁绍的强大，曹操才坚定不渝地执行了逃跑路线，曹操一路从黄河以北的官渡逃到黄河以南的阳武、滑县，每次都是闻风而逃，绝不损失一兵一卒。从建安四年九月开始，整整一年时间，袁绍从来就没有接触过曹操主力。因为，曹军最主要的工作不是打仗，而是摸黑打闷棍之类的小贼行为——偷袭敌军粮道，官渡决战之前，曹军最高战绩已经是一次就烧掉了敌军几千车粮食。
袁绍要在兖州地盘上找到曹操主力，就如同东汉军队当年在大漠上找西羌骑兵——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东汉经济如此强大，尚且被西羌拖累到天下大乱，何况不富裕的袁绍。
出兵作战不是公费旅游，十万适龄男子，一年多时间光吃饭不干活，粮草又不断被袭击，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日复一日的游荡中，袁军锐气早就被消耗的一干二净。建安五年八月，曹操终于找到了袁绍最大的屯粮之地——乌巢，并一把火将之烧了个干净。消息传来，袁绍十万大军在前线向曹操投降，自此失去了争霸天下的实力。
袁绍在北部四州卯足了劲刮地皮的时候，曹操在兖州又在干什么呢？
答：斗地主、减租减息、分田分地真红火。
官渡决战当年（建安五年）曹操宣布缓征屯田户所有份粮，颁《抑兼并令》。明确禁止各地坞堡收容流民、抢占无主土地，坞堡不能再奴役流民，但凡收容流民，都要直接成为曹操（国家）的屯民。无论天潢贵胄的皇亲国戚，还是位极人臣的宰相，都必须遵守这道《抑兼并令》。
例如，曹操的的堂弟曹洪。
董卓之乱的时候，曹操被董卓军队袭击，曹操的战马不幸死亡。危机时刻，曹洪把自己的战马让给曹操，说：“天下可以没有曹洪，但天下不能没有曹操”（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战乱之中，让出战马，相当于让出自己的生命啊！当时，曹氏兄弟抱头而泣，曹操发誓定不辜负曹洪。
胜利了，曹洪既是曹操的亲戚，又有如此的资历，自然要把家业做大做强。
面对曹操《抑兼并令》，曹洪倒也不敢公开抗命，只是让手下豪奴在长社县私自招揽流民，隐匿土地不缴税款。结果，长社县令杨沛一点面子也没给曹洪留，亲自跑到曹洪家里把人抓走，不但把当街豪奴的腿打折了，还终日把人放到大街上作为反面教材展览……
曹洪是一个厚道人，看到仆人替自己受过，就跑到京城找曹操，希望能把人先捞出来。不用说曹操、曹洪是堂兄弟，就凭当年让出战马的情分，曹操也应该给曹洪几分面子。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曹操不但没下令放人，反而将那个替曹洪背黑锅的仆人拉到大街上，咔嚓一刀给砍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算了，曹洪只是损失了长社县的土地和一个仆人，做一做秀，可以理解。
让人更没有想到的是，事后，曹操居然派那个“抓人、打人、杀人”的县令杨沛到曹洪的老巢邺城当了县令。
杨沛临行前，曹操当着曹洪的面问杨沛：你想如何治理邺城？
杨沛答：臣当竭尽心力，依您的法度办事。
曹洪终于明白，曹丞相的誓言是相当不靠谱的。曹操的言下之意是，你如果再不老实，连你一起砍。自此，曹洪只得收起买田置地的心思，亲自督导邺城的奴才们歇业关门。
其实，历史有时候很可笑。
曹操确乎是一个土匪，一个很大的土匪。正因为曹操是大土匪，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国家”。曹操禁止其他军阀圈禁流民和土地，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流民问题。正是因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才损害了坞堡集团的利益，在史书中留下了顶级的骂名。
曹操跟王莽既是京剧里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大白脸，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个奸臣。无论古代的演义小说还是今天的影视剧，总有一些满脸正气的“忠臣”痛斥一个奸臣为“操莽”，之后，这个忠臣往往被杀。可见，“操莽”是一个相当有力度的骂人词汇。
把曹操跟王莽并列在一起，还是相当有道理的。曹操的《置屯田令》、《抑兼并令》跟王莽的“王田制”根本就是一回事：国家对小农发放土地，小农直接向国家缴纳地租。推行耕者有其田当然会得罪了那帮子封建官僚，这些人掌拿着后世史笔，愤怒之余也就把曹操和王莽画成了大白脸。
只不过，王莽推行“王田制”的阻力实在是太大，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社会由无法从大乱恢复到大治；曹操当政时天下无主土地不可胜数，把这些土地分给流民，在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获益的情况下，个把军阀只能保留意见，社会由大乱转向大治。
曹操的士兵虽然少，但大家却抱有同一个信念，如果要过好日子，必须击溃袁绍，何况，作战任务并不困难——只是在自己地盘上找到别人的粮食，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烧掉。袁绍的士兵虽多，也不过是来军队混饭吃的农民，就算能取得偶然的胜利回去以后还不是要挨饿？
官渡之战，其胜、其败，早已一目了然。
只不过，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篡汉的土匪才是真正的国家、才是正义的化身、才是真正保护他们的人；人们更愿意相信篡汉的土匪应该是奸诈、狡黠、邪恶的化身；人们特别愿意相信，篡汉的土匪就应该是一个京剧中的大白脸。
有时候，这人可真够操蛋的。

悠悠我心，不负五铢
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一代枭雄如果获得了经济实力，会马上征讨四方，最后统一中国。在三国历史中，事实正好相反。有能力统一中国的曹操始终隐忍不发，更加笃定地坚信毛玠提出的信条——“守位以财”，坚信只有再现“文景之治”才可能真正统一中国。没有能力的蜀汉却搞了一个“六出祁山”，搞得蜀地国将不国。
赤壁之战后十年，面对刘备、诸葛亮不停骚扰，曹操甚至放弃了汉中，专心经营中国北方。至此，中国北方终于建立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秩序，流民也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片栖息之地。
十年，曹操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征战，而是带着流民修运河——反正流民流窜的目标是吃饱饭、活下去，有了这份公差自然也就结束了流窜。建安七年（公元203年）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共主持修成淮阳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等六条运河。《三国演义》中大家所熟知的夏侯惇，最主要的功绩也不是对抗蜀国，在不为人知的史实中，他曾主持修建了太寿渠和淮阳渠。
曹操修建的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雏形，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此后，中原大地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贯穿黄河、淮河的扇形运河网，对后世政治、经济乃至华北平原水系的变迁，产生了几乎决定性的影响。
大家想象一下，隋朝隋炀帝只是把这些运河贯穿成一条京杭大运河，就搞得全国鸡飞狗跳。在纷纷乱世，曹操启动了这么大的治水工程，史籍中对曹操修运河却无片言腹诽之词，这需要多么强盛的经济！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罢黜汉代三公，自称“丞相”。此时，距离许昌屯田已经整整12年。《晋书》这样记载当时社会场景：曹操称丞相之时，各州郡府库粮食已经充盈，有的州郡粮食寄存甚至达到了数千万斛；黎民百姓可以安心务农，不用再四处流浪，运河中再次出现贩运粮食、布匹的船只，造船业再次开始兴盛。
由于民间评话的影响，北宋以后史籍对曹操颇有微词。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曹操时代的经济到底有多发达。我们只是知道，有了能养活人的粮食、有了再次兴盛的造船业、有了贯通关中平原的航道，货币也再次出现在这块土地上。
关于曹操时代的钱币，史书实在没有为我们提供多少有用的资料，我找到的唯一线索是《晋书?食货志》上的一句“至魏武为相，罢之，还用五铢”。至于曹魏五铢钱的版式、制形、前后的背景，根本没有提及。
对《晋书》中的这句话，历代钱币收藏家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最为著名的是清代刘体智在《小校经阁金文》中给出的一幅“曹魏五铢铜范”。1997年，钱币学界根据这些零散的资料认定曹魏五铢钱最主要的特点是：径23毫米、穿11毫米、重3克，钱文为“五”、“金”二字，所以，曹魏五铢钱也被称为“压金五铢”或“侵边五铢”①。
实际上，刘体智生活在清代，距三国时期早已时代久远，这枚凭空蹦出来的铜范拓片究竟从何而来，我实在没有把握。
所以，我们只能确定地告诉您两件事。
第一件事，曹操称丞相后，货币经济已经初具规模。曹操时期的洛阳墓葬，每每都有货币出土，只是钱币数量较“光武中兴”时代大为减少，大的墓葬几百枚或者上千枚。您千万不要将之理解为：曹操时代货币经济发达程度远不如东汉初年。曹操是一个极度节俭的人，他在自己的《遗令》中写道：天下尚未安定，我不得厚葬，我死之后，就穿平时的衣服入殓，不得有随葬珍宝；墓葬要选择在不能种庄稼的贫瘠之地。要知道，曹操活着的时候一件衣服可是要穿十几年，自己儿媳穿件绣花的衣服就被斩首。
连曹操自身都不得厚葬，其他人的墓葬里能挖出几百枚铜钱，足以证明当时货币流通已经有了相当规模。
第二件事，曹操时代，没有官铸货币，流通中的货币主要是东汉时期遗留下来的五铢钱，或者是商人私铸新钱。
1997年江苏苏州市一中工地出土了一批三国时期的铜钱窖藏，其中70%为完整无缺的普通东汉五铢，20%为剪凿过的东汉五铢，另外10%是“钱体轻小”、“轮压钱文”、“制造粗劣”的“五金五铢”。1987年出土的陕西兴平县三国货币窖藏、1989年山东微山县出土的三国货币窖藏均有类似的比例。
凭着这些文物，现在，让我们来还原《晋书》中那句话代表的史实。
曹操消灭了袁绍、吕布等北方军阀，统一了中国北方，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较为良好的基础。随着小农经济逐步恢复，曹操有能力在辖内修建运河。发达的水系为中国北方带来了沃野良田和运输便利，商业、手工业、制造业随着农业之后再度繁荣，货币经济由也开始再度兴盛。
经历了董卓乱世，社会上流行的仍旧是“无字小钱”，曹操下令禁止“无字小钱”流通，也就是所谓“罢之”，以国家强制力再度恢复了五铢钱的铸币标准。
其后，曹操把铸造货币的权力留给了民间，铸造货币的人也许是商人、也许是坞堡、甚至可能是小军阀，无论铸造者是谁，只要所铸货币能在流通中得到认可，也就得到官方允许。今天，曹魏五铢往往和东汉五铢钱同时出土，史学界对曹魏五铢钱的断代也就倍加着迷。
如同曹魏五铢，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三国钱币窖藏中究竟那一枚出自曹操时代。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曾经流通过的铜币就隐藏在三国年间的墓葬之中。真实的曹操，就像他所推行的五铢钱，或许将永远淹没在虚幻的烟尘之中。隐约中，我听到陈寿在为曹操呐喊：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祭坛上的蜀汉
《三国演义》用了一百二十分力气美化刘备，把蜀汉尊为汉室的正统。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刘备是一个流氓气十足的人：
——早年先后投奔公孙瓒、袁绍、曹操、吕布……，皆反；
——最后一任主子是刘表，刘表死后就篡夺军队领导权；
——蜀地刘璋请他帮忙镇压张鲁农民起义，刘备居然率军攻破成都，逼走刘璋。
蜀地与中原有群山相隔，根本受到中原战争影响。刘备入蜀之前，史籍这样描写蜀地经济：水渠散布在田野之中，良田好像绸缎般靓丽，黍稷油油、粳稻莫莫，村落中楼宇相望、桑梓相连，好一派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刘备入蜀之后四十年后，史籍这样描述蜀地：男子都被拉去打仗、女子都被拉去搞后勤运输，耕地荒芜殆尽；无论君子、小人都对蜀汉心怀怨恨，黎民百姓由于害怕惩罚又不敢逃离。
堂堂天府之国居然饿殍遍野，刘皇叔等一干人，到底在这里做了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困难。
魏、蜀、吴三国之中，唯独蜀国没有史官，根本没有留下治史的第一手资料。大概是因为蜀汉经济已经破败到了极点，无法再多拿出一份俸禄供养史官。现在，我只能从《三国志》、《晋书》中找到只言片语，希望能为您展示一个真实的蜀汉。

让我们从建安十六年说起，这一年四处流窜的刘备时来运转。
张鲁在益州（今四川）搞了个“五斗米教”，顺便起了起义。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感觉自己无力控制事态发展，只得向刘备求援，希望他派兵剿灭张鲁。当时，有人劝告刘璋：刘备虽然素有仁义之名，其实是一个比曹操还坏的枭雄。刘备如果进入益州，您能给他什么职位？如果让他做益州牧，主公您将何以自处？
刘璋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坚持借兵对付张鲁。结果，刘备刚进益州，就跟张鲁眉来眼去，联手恶搞刘璋，两人约定事成之后奉张鲁为“汉宁王”。张鲁当然没有当上汉宁王，却可怜被刘备忽悠到打击刘璋的第一线。
刘备进入蜀地的时候已经穷到家了，普通士兵连饭都吃不饱，至于军饷是想都不用想的。那么，刘备以什么激励自己的将士作战呢？
答：抢劫！
兵临成都的时候，为了给将士一点盼头，刘备承诺攻下成都之后城内财富自己分文不取，宝物尽归将士。（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姓，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
好一个“分文不取”、好一个“尽归将士”，说白了，就是纵兵抢劫。此情此景，与董卓何异？！
至于成都城内的刘璋，尚有3万军队，城内粮草也足以支撑一年。生死存亡之机，刘璋却认为“我统治益州二十多年，没有给百姓带来丝毫恩惠；刘备入蜀三年，生灵涂炭，黎民百姓的尸体横卧于田野之中。继续战争只能带来更多死亡，我愿以一身赎百姓于水火”。
当时，蜀地仍以汉代五铢钱作为货币，可以说，益州是乱世唯一保留汉风的州郡。刘备入主益州之后，立刻拿出了自己的抢劫方案——货币改革，这是三国时代最离谱的一次货币改革。
刘备铸造的货币叫做“直百五铢”，最初重10克左右，约是原蜀地五铢的三倍，却要当一百枚蜀地五铢用。这说白了就是铸造大钱，以1/30-1/40的成本去抢劫蜀地的粮食、布匹乃至所有财富。
刘备的抢劫已经达到近乎疯狂的地步，不但把府库里所有的铜钱都改铸“直百五铢”，还强行收兑民间铜材，甚至连挂蚊帐的铜钩都被搜刮去铸造这种虚值货币了。
不接受直百五铢者，杀无赦。

“直百五铢”钱为刘备带来了巨额财富，《三国志》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一拨连饭都吃不饱的流寇，数月之间居然兵强马壮，这会是多么惨烈的抢劫！
至于那位还在做着“汉宁王”梦的张鲁，眼巴巴地看着刘备出兵抢占成都，只得将自己经营三十多年的汉中献给曹操，以完甲之师不战降曹。汉中是益州的门户，无汉中则无益州，司马懿等人向曹操建议：我们已经拿下汉中，刘备入蜀不足一年，此时发兵益州，蜀地传檄可定；否则，后患无穷。
刚才我们说过，赤壁之后曹操不想再被拖入战争泥潭，对他来说，汉中也就成了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于是，他反问司马懿：人的欲望有止境吗？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陇右之地，怎么能还奢望蜀地，不能得陇望蜀（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曹操没有主动进攻，相反刘备却对汉中发起了攻击。汉中是蜀地门户据说，张鲁投降曹操后刘备很长一段时间一夜数惊，那是拼命也要抢过去的。
当然，起兵之前刘备又铸造了一批新的“直百五铢”。
与第一批“直百五铢”比，这批“直百五铢”可以用 “破、小、薄”三个字来形容，每枚8克左右，钱文也很不清晰。
对刘备的攻击，曹操没有接招，他只是把汉中黎民尽数迁往长安、三辅、洛阳、邺城，然后就退出了汉中。

如果说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是生存需要，那还说得过去，毕竟汉中关系到蜀汉生死存亡，值得放手一搏。
刘备死后，辅政大臣诸葛亮丞相所作所为就实在显得太不靠谱了。
诸葛亮，在华人心目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诸葛亮代表着智慧、代表八阵图，代表着很多玄而又玄东西，似乎他有神一般的魔力，能让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今天，也有一个词可以精准的描绘推崇诸葛亮的心态——意淫。
人一旦失去自信，“意淫”就会大行其道，可能是当年的神机妙算，也可能是玄幻神魔、时空穿越。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主人公都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虚幻的世界中无所不能，读者在“阿Q”式的满足中弥补了来自真实世界的遗憾。
意淫替代不了真实的世界，也不能缔造强盛的经济，更不能取得从来就没有过的胜利，只能让虚幻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大，直至二者再也不可弥和。当一种毫无根据的虚幻占据了一个人头脑，而在现实中这种虚幻又不见丝毫踪迹，此时，意淫便丝毫不再有理想的作用，而是造就一种极为浮躁的心态，有人就会真的以为世界应该让他无偿占有、自己就应该是无所不能、自己就应该是这个世界的神。
他甚至不会允许陌生人冒犯他哪怕是一点点利益，哪怕是一个加塞浪费掉三分钟、哪怕是别人在公共区域内影响了他的视线，哪怕是别人开车时想并线，他甚至会为些许小事让别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哪怕你沾了我一分钱的便宜，我也要就剥夺他人最宝贵的生命！
这样的社会不存在任何妥协和退让，也就自然不会产生双赢、多赢，只有非此即彼的你死我亡，这是一个戾气十足的社会，有时暴力案件的起因让人啼笑皆非。

古代，人口数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直接的体现。全国十三州，魏国独占九州，人口570万，还包括洛阳和长安东西两个最大的经济重心；孙权有三州，人口230万，曹丕称帝后，孙权在名义上接受了魏国“吴王”的封号；蜀国只有益州一地，人口90万，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
也就是说，蜀汉和曹魏的军事实力是6:1，经济实力蜀汉只能更差。如果按规矩出牌，蜀汉应该避免主动出击，凭借蜀道天险被动防守。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诸葛亮居然敢先动手打人。
诸葛亮也知道“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他还是将蜀汉全体人民绑架在这辆毫无希望的战车之上。《三国志》记载，诸葛亮率10万蜀中将士先后三次北伐，另外蜀国还有官吏4万人（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10万将士绝非蜀国全部军事力量，每十个士兵至少需要三到四个人做后勤。蜀国只有94万人口（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平均9人要负担一个战士，7家要负担一个官吏，还不计算后勤保障，这就是真实的蜀汉、真实的诸葛神侯。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今天的动车、高铁也不能穿越蜀地的崇山峻岭，诸葛亮北伐交通要基本靠走——10万军队要走出巴蜀古栈道，诸葛丞相如何支撑？
答：继续铸钱。
1980年4月，成都市房管所重建办公楼。人们惊奇的发现，原来自己的办公楼下还埋藏着一批古代钱币窖藏和一件铜钱母范。这批铜钱就是“太平百钱”，意思是一枚太平百钱同样要等于100枚五铢钱。由于史籍对太平百钱语焉不详，上世纪80年代，人们曾猜测太平也许为汉中张鲁、蜀地刘璋所铸。
——三国货币史中，曹魏推行五铢钱，孙吴则以“五百”和“千”作为进位单位，唯独蜀国以百为进位单位；
——三国墓葬中，“太平百钱”往往伴随“直百五铢”，地点集中在今四川成都附近；
——现代科技已经证明，最早一批“太平百钱”铸造于公元221-227年之间，即刘备死后到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间，此时，蜀地能铸钱的唯诸葛亮一人而已。
结论：“太平百钱”为诸葛亮所铸。
“太平百钱”是一种极其离谱的货币，离谱到根本就不能称其为钱。这种钱重0.1-1克，不但低于西汉末年的“荚钱”，甚至低于董卓的“无字小钱”，是中国历史上质量最差的铜钱之一。也就是说，在“六出祁山”之前，诸葛丞相曾以1:100的比例抢劫民间财富，惨烈程度就连董卓都望尘莫及。
非但如此，“太平百钱”和“直百五铢”属于并用货币，只不过“直百五铢”发给官吏，收购小民财富一律用“太平百钱”。后来，蜀地经济凋敝，据《三国志》记载，蜀建兴十二年、十三年蜀国再次铸币，“直百五铢”重量也降到2克，跟“太平百钱”成了一样成了地摊货。
对这段历史，彭信威先生在那部传世的《中国货币史》中给出了一段非常搞笑的评语，思之让人忍俊不禁：“那时诸葛亮还也许还没有死，他也许不赞成这种改制，但假若是在他死之前，那就是在他为北定中原鞠躬尽瘁的时候，自然把这次改制放在建兴十三年更为恰当”。
也许彭信威先生不愿意相信，一个中国历史上几乎传说为神的人会在货币大做文章，敛财程度居然与董卓不相上下。还是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评价中肯：诸葛亮身处孤绝之地，本应偏安一隅；却连年空劳师旅，实在是一个志大才疏之人，最多只适合做太平宰相。

预告：
书稿第一卷已经整理完毕，即将于2013年1月出版，书稿定名为《中国是部金融史》。很抱歉，未能采用诸位网友给出的书名。
本贴为第二作者所开，所贴出的内容按第二次修订后，与最后出版有一定差距，但是不大。

货币战争之三国演义
西汉末年，江南还是蛮荒之地。赤眉军霍乱天下的时候，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纷纷带领自己的族人、部曲渡江南逃，希望在这里找到一片没有战乱的土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扬州陆姓祖先是春秋齐国大夫陆发，西汉末年迁入江南；一把火烧掉刘备八百里连营的陆逊就是扬州陆氏子孙，南北朝之后，陆氏子孙在唐朝还曾数次出任宰相。
这些江南豪族各有私人武装，军队控制权父子相承、兄终弟及，根本不受孙权控制。陆逊在夷陵击溃了刘备，断然拒绝了孙权进军蜀汉的命令。对陆逊来说，他只要保住江南一隅，根本没有雄心壮志统一全国。陆逊死后，其子陆抗继承了兵权，陆抗死后其子陆玄、陆景继承了兵权。
对付江南豪族，无论孙策、孙坚还是孙权，历代孙吴统治者都一点办法没有。孙权没有能力跟江南世家争锋，只能把矛头转向江南最原始的土著居民——山越，最后，孙吴官家势力几乎消灭了江南所有的土著村落。
即便如此，孙吴经济主体仍以江南豪门为主，本地流通的主要货币是江南豪门私铸的五铢钱。至于孙权铸造的官方货币，大多流向了蜀汉和曹魏，孙吴朝廷先后三次铸钱，是名副其实的三次“货币战争”。

第一次铸币是在建安七年，赤壁之战之前，这些钱运往了曹魏。
赤壁之战前，周瑜提醒孙权：“江南铜矿富甲天下，铸钱数量不知比曹操多多少倍，我们为何要怕曹操”。
既然我们有铜矿、既然我们有铜钱，那么就从铜钱入手击溃曹操的货币体系。于是，孙权开铸“大泉五十”，“大泉五十”重4克，一枚“大泉五十”可以抵50枚五铢钱。
孙权的这些“大泉五十”不是用来交换江南豪门的财富，甚至不是为了抢劫自己手下的“山越”。“大泉五十”最主要的用途是被化装成商人的士兵拉到曹操的地盘换取粮食和其他物资，试图以50倍的力度抢劫敌人财富。
孙权想的实在太简单了，“大泉五十”根本就值不了五十枚五铢钱，您又不是北方之主，怎么可能有人听您的？
结果1：“大泉五十”在曹魏的地盘上与五铢钱的兑换比例约为1:1.
结果2：曹魏的百姓拿到“大泉五十”后反而经常拿到孙吴地盘上来花——“大泉五十”要抵50枚五铢钱，这可是孙权您自己的规定。
结果3：“大泉五十”铸行不足一年就被迫停铸，孙权不得不下令官府一旦收到“大泉五十”，必须回炉重铸。
孙权不但没弄到财富，反而损害了自己。
问：孙权为何不禁止粮食等物资出境？
答：这确实是货币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或许孙权也想这样做，但禁止物资出境的第一个后果就会损害孙吴与北方的贸易往来。这些贸易控制在江南豪门手中，他们不可能允许孙权这样胡作非为。
第一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败。

第二次铸币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吴蜀之战后，这些钱运往了蜀汉。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刘备借荆州——有去无回。实际情况则是，吕蒙刚刚消灭了盘踞在荆州的关羽，孙权就给他运来了1亿枚“直百五铢”，让他弄到蜀地去交换物资。此时，蜀汉“直百五铢”已经减重到6-8克，孙权这批铜钱却完全按照蜀汉初年10克标准铸造。两者相比，这批铜钱很快就成了成都的主要交易货币，给蜀汉统治能力造成了致命打击。
理论上，1亿枚“直百五铢”能换得100亿枚蜀地五铢钱，汉代两朝官私总共才铸造了500亿枚五铢钱，显然，1亿枚“直百五铢”已经足以取代蜀汉货币体系。这段时间，诸葛亮只得下令不准民间再以铜钱作为交换媒介，蜀汉交易退回到物物交换时代，所谓“钱既太贵，徒有虚名”。
结果：蜀汉在丢掉荆州之后又几乎丢掉了所有财富。
第二次货币战争，孙吴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