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高利贷
刚刚建立的刘宋王朝必须依靠封建官僚，又不能让封建官僚过分掠夺百姓。刘宋末年，宋明帝为了搞平衡、平民愤，经常对封建官僚施以残酷的刑罚，不但让人血本无归，还经常搞满门抄斩、虐杀之类的娱乐活动。显然，这不是平衡跷跷板的方法，如此，封建官僚和天下黎民都被搞的血本无归、家破人亡。
无论是谁，要想彻底逃出这个循环，只有一个选择——自己成为皇帝。
刘宋右军将军萧道成为刘宋王朝出生入死，仍不见容于宋明帝，于是，萧道成选择了拉杆子造反。十年经营，公元479年，萧道成终于废黜了刘宋末代皇帝刘准，创立了又一个新王朝——萧齐。
萧道成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曾经发下宏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萧齐同样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只存在了27年，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
关于萧齐王朝，我们同样从货币说起。
成功的货币制度都是相似的，一定会顺应经济发展需要；恶劣的货币制度却各有各的卑劣，无论大钱、小钱、通胀、通缩，货币改革的同一个梦想都是抢劫财富。
萧齐王朝仅有一次铸币记录，即永明初年所铸的“南齐五铢”。从出土文物推断，南齐五铢重量与刘宋四铢钱相仿，重量在3.5克左右。
同样重量的货币到了不同皇帝手里，却能发挥不同的作用：刘宋王朝的四铢钱是类似于“大钱”的虚值货币，造成了通货膨胀；南齐五铢同样是一种“大钱”，却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通货紧缩。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萧齐王朝只有一次铸币记录，南齐五铢铸造量相当小，所以，也就出奇的值钱。萧齐官价规定，一枚南齐五铢的官价可以换30枚左右完好的五铢钱，实际流通中，南齐五铢的抢劫能力又远远高出1:30的兑换比例。如果以南齐五铢计价，永明年间，一石米的价格仅为几十钱，一匹绢的价格也仅为300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萧道成“黄金与土同价”的愿望。
物价下跌虽然可怕，更可怕的是，萧齐王朝维持了刘宋年间的货币税率。刘宋年间一亩地要缴500钱作为税款，萧齐年间仍旧要缴纳500钱。此500钱非彼500钱，物价下跌一倍，税款就多出一倍。刘宋永初年间一匹布的市价是600钱，永明年间一匹布的价格却只有100钱，凭空多出了5倍税款。
何况，萧齐官府只收未经减凿的钱币，税收又何止增加了5倍？
萧齐王朝一直在有意维持通货紧缩的局面，如果想打破通货紧缩，官府随时可以铸造大钱。因为，真正拥有南齐五铢的人是皇族和封建官僚，通货紧缩越严重，他们手中的财富就越值钱，靠货币掠夺财富的能力就越强。
黎民百姓确实没钱，税款缴不上怎么办？
答：高利贷。

南朝墓葬中经常可以看到借贷契约，令人惊讶的是，除了王公贵族的大墓，相当一部分小康之家的墓葬中也可以见到借贷契约。这些契约记载了借贷事由、时限、利率，借债者多是自耕农，一般数额不会超过30文，以半年为限，年化利率平均为200%，是货真价实的高利贷。
如果债务人到期无力偿还贷款，还可以延长归还期限（今天这种业务被称之为“展期”）。如果延期几次之后，作为抵押的田宅会被债务人收走——那应该是家中仅有的田宅。最后的结果，是债务人以自身作为抵押再次举债，自己沦为奴婢或者部曲。很遗憾，墓葬中的契约无一例外在债主生前都没有得到偿还，也许这些债务已经永远不可能被偿还。之所以这些借据被放入坟墓，是因为债务人在债权人入殓之前要继续签字画押，人们相信在另一个世界里，已经死掉的人仍旧可以向阳世索债。
按货币经济发展程度推断，南朝货币总量当远逊于汉代；按商品化程度推断，南朝商品化程度又远不如后来的宋代。汉代、宋代当然也有高利贷存在，只不过，汉代高利贷者“子钱家”仅限于大商人，借钱的人一般也是王侯甚至皇帝，至于普通人，您就是想借高利贷，人家还嫌麻烦。宋朝小农高利贷最为普遍，但高利贷者是官府。
唯独乱世偏安的南朝，高利贷规模居然如此之广，实在令今天的经济学家瞠目结舌。《南史》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高利贷“子息滋长，督责无穷”，虽然“财物布在民间”却“为患遍天下”。当然，通常情况下高利贷会以土地作为抵押，一旦债务到期不能归还，债主就会夺其田宅，债务人则沦为佃农（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其一）。
这里要说明的，不是高利贷利率有多恶劣，也不是失去田宅、沦为奴婢的百姓有多么悲惨，而是全民高利贷背后一个更为可怕的逻辑。
货币的本质就是寻找高收益、高回报，获得收益的渠道有很多种，为何大家都选择“以钱生钱”的高利贷？
刘宋、萧齐是封建官僚长成的时代，萧齐一如刘宋王朝，封建官僚新贵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创新行业，所有真正赚钱的投资渠道都被封建官僚堵死，上古时代又没有资产泡沫可以制造，剩余货币也就只能投资高利贷了。
这是一种怎样残酷的逻辑？
——只要有了货币先发优势，抢先一步比别人占有更多的金钱，就一定可以把别人踩在脚下。拥有货币先发优势的人，一般来说是有进取心的人，所以，他们抢先适应了那个时代的规则，获得了财富。一旦这些人把获取财富的轨迹定位为高利贷，也就不会有人再从实体领域谋求财富了。
——贫穷的人只能被货币役使，死去的人不可能有人埋葬，鳏居的人不愿意再娶，生了孩子只能偷偷杀死（贫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鳏居不愿娶，生子不敢举）……，无怪乎有人惊叹“杀人之道日有数途，生人之法岁无一理，不知复百年间，将尽以草木为世邪”。
货币只是财富的一种符号，并不是真正的财富，高利贷所有的作用只是财富转移，不是创造财富。如果所有人都不去创造财富，萧齐王朝的前途又在那里呢？

西汉末年的流民魔咒很快应验，可怕的流民再次出现在江南水乡：一县之中经常有数千流民，上万人的流民队伍又开始在阡陌间游荡，问题是，南朝一共才有多少臣民？这些人啸聚深山，以天险对抗官军，平日则以抢劫为己任。可怜江南鱼米之乡、三吴之地，居然成为“仓廪既虚”、“草窃充斥”、“饥寒尤甚”、“流冗者多”……
萧齐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就是在王朝开始铸币的当年，富阳人唐氏聚集数万人流民，一路攻破桐庐（今江西桐庐西）、钱塘、盐官、诸暨，最后在钱塘称帝，国号“吴”。尽管萧齐王朝派出的“台军”（皇宫禁卫军）最后攻破了这支流民军队，但是，台军所到之处抢劫之风更甚于流民。
萧齐立国27年，几乎年年都有流民暴动，连年通缩加上全民高利贷，刚刚建立的萧齐王朝，仅历一帝就变得风雨飘摇……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及另外一种高利贷债主——寺庙。寺庙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从事信贷活动的主体之一，希腊神殿就经常把人们送来的供奉借给自由民中的赤贫者，然后将之变为自己的奴隶。
中国佛教最早见于断代史《后汉书》，其实，所有宗教的教义都是导人向善，佛教莲花的寓意也是此岸淤泥中的纯净，象征着人类可能站在莲花上走向彼岸。所以，佛教徒要讲苦行，83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有一句经常用的台词“悟空，去化些斋饭来”；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成“悟空，去要些饭来”。
萧齐时代，在册寺庙共有2500座，僧尼8.2万人。在生产剩余本就十分稀少的中古时代，供养如此庞大数量的消费者，绝对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我没听说这些南朝僧侣有孙悟空的法力，我却知道他们有着比齐天大圣更为幸福的生活，在尘世此岸就已经到达了彼岸的天堂——物质的天堂。
朝寺庙发明了一种新的业务——僧邸粟，寺庙还有经营僧邸粟的常设机构——长生库。因为，《大藏经》曾说过“以佛塔物出息，佛言，听之”，何况，僧侣要在此岸享受彼岸就必须有钱，有钱还得让钱生钱。
僧邸粟，说白了也是高利贷。其市场定位颇和佛祖普度众生的教义，上至王侯、下至百姓，大家都可以来寺庙借钱度日，主要区别是贷款期限，有长期也有短期。
——长期贷款本金通常是货币，一般以十年为期，利息“不呰倍徙”，即高于官府给定的年利息率100%。如此高的利息率、如此长的借贷时限、又在一个如此之高的通货紧缩时代，借钱的人也就只能是封建官僚。只有封建官僚才可能还的起这笔利息，也只有这些人确保能在十年内连续获得年100%的收益。
——短期借贷以粮食、杂物为本金，一般以一季作物为限，是“咱南朝老百姓自己的银行”。就是利率实高的离谱，以“一日一夜”计算，隔夜拆借利率高达三分七厘（37%），贷款逾期罚款则利上生利，迟还两天就要做牛马偿还（按通行价格，做耕牛一天偿还8文钱，做马一天偿还7文钱）。一般情况下，僧邸粟利滚利会让债务人当一辈子“牛”、“马”了。寺院还往往借助佛祖的威力恫吓债务人，欠债潜逃来生就会真的变牛变马，只有死亡才能逃脱这种厄运。所以，债务人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奴为比丘僧，婢为比丘尼”、要么“自缢而亡”。
高利贷业务为寺庙赢得了丰厚的利润，高级僧尼不但有役徒、婢女，而且“出则必车”、“归则必浴”、“居必方城”，京城三分之一的地产居然都是寺庙的庙产，绝对比今天任何一家寺庙CEO都拉风。
在神性面前，人性永远只能求得宽恕，萧齐僧徒却向神求官、求财、求子、求平安……，总之，尘世所有得不到的东西都向神求。作为报答，人们建大佛像、建大寺庙，似乎只有这样佛祖才会施恩于信徒。当人们顶礼膜拜这些偶像的时候，不知可否想过，如果金钱才是通往神性的康庄大道，神性和人性又有什么分别？
人性的罪孽，岂可用金钱偿还？
用钱可以买通的神，真的是神吗？

萧齐祸福
萧齐之后是萧梁，萧梁享国55年，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一人独占47年，这也是一个让历代史家头疼的皇帝：
——萧衍自幼好学，耄耋之年仍手不释卷；
——萧衍称帝之前就已经文名满天下，称帝后崇儒重道、信仰佛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融汇儒、道、佛三教的皇帝；
——萧衍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
以上种种，都没用。对中国历史而言，萧衍最重要的身份永远是皇帝——梁武帝，他所缔造的萧梁是又一代起自寒门素族的封建王朝。
与萧齐对货币的谨慎态度相反，萧梁王朝立朝之初就开始铸造货币，而且没有禁止民间私铸。萧梁之前，中国铸造技术还不能实现在一枚铜钱的两面上都锻造出花纹，所以钱币都只有一面有钱文；萧梁之后，官府掌握了双面压制技术，只有官铸货币才是双面压制，民间私铸只有单面钱纹。虽然官铸和私铸货币同时流通，普通人凭一眼就可以判断出那枚是民间私铸、那枚是官铸。
这是最好的防伪标识，靠着这种技术，萧梁王朝也发明了一种恶劣的掠夺制度。
——萧梁官铸的铜钱叫做“天监五铢”，这种钱至今已经没有流传，按《隋书》记载天监五铢有内外两个轮廓，应该是一种精美的足值货币。
——萧梁还有另一种铜钱叫做“公式女钱”，为民间私铸。女钱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又轻又薄的小钱，其重量与太平百钱、女钱相仿，大约重量为1克。
萧梁朝廷规定，一枚天监五铢可以换10枚公式女钱。事情的结果却是，天监五铢和公式女钱同时流通时间不到一年，梁武帝却发现自己的钱越来越少，似乎所有的天监五铢都人间蒸发了，官衙却不得不耗费铜材铸造新的天监五铢……
为了对抗“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琴法则，梁武帝想到了一种新的方法，让自己成为劣币，民间又不能模仿……
一年后，梁武帝又铸造了一批双面带花纹的货币，这些货币又大又圆：大富五铢、大吉五铢、大通五铢……，名字都很好听，其实不过是一堆“铁钱”。此前，只有末世王朝穷凶极恶的封建军阀才铸行铁钱。西汉铸铁钱、蜀汉铸铁钱，广大人民无畏严峻刑罚积极私铸，当权者也就无法真的依靠铁钱聚敛财富；萧梁铸铁钱，既然可以在铜钱上实现双面压制，同样也可以在铁钱上双面压制，民间确实无此技术，也就无法模仿官铸铁钱。
梁武帝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他也有理想，希望帝祚永延。所以，梁武帝捞到钱后，便开始以铁钱赎买士族高门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给游荡于阡陌之间的流民。
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框架中，封建官僚不但会放大皇权对小农的压力，同样也会屏蔽皇权巩固统治根基的政策。安置流民本是一件巩固萧梁王朝根基的政策，广大萧梁封建官僚还是很快就从中找到了发财机会。毕竟黎民百姓距离皇权最为遥远，根本不可能拿到皇权手中的资源，只能“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于四方”。
我曾经说过，皇权处理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培养封建官僚”与“打击封建官僚”之间走平衡。刘宋王朝末年对官僚打击十分残酷，最终导致丧失了统治基础；萧梁王朝却把这个逻辑翻转过来，对封建官僚过于仁慈。
面对封建官僚疯狂的掠夺，梁武帝不但无动于衷，还经常以佛教教义教训子孙，对人要宽容、对人要仁慈、对人要有善心。梁武帝所谓的“人”仅包含封建官僚，他对封建官僚最仁慈……

梁武帝的六弟叫做萧宏，官居南兖州、北兖州、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讨诸军事”，是一个权倾朝野的人物。此人曾率军北征，大军夜遇风雨，萧宏对敌情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那真叫“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他居然以为风雨声是敌军来袭，于是只身逃窜，萧梁数十万大军不战自溃……
这样一根废柴，家中居然有无数房间常年锁闭不开。
关于萧宏家中紧锁的房子，梁武帝也得到了线报，他的消息是：那些都是秘密仓库，藏满了兵器，就等着皇帝打盹的时候起兵篡位了。
寒夜，萧宏在家独坐。
一群不速之客突然造访，为首的是梁武帝梁武帝。饮酒半醉之后，梁武帝突然提出要查看萧宏的库房，然后，不等萧宏答应就命令卫兵砸开了后院的三十多间仓库……
没有见到兵器，却见到满库金银珠宝和铜钱——天鉴五铢。
看起来，萧宏这根废柴对货币还是有一定判断力的，知道铁钱不值钱，要存就存天监五铢。仓库里很有秩序，每十万钱装一个箱子、每百万钱放到一起再贴上一道黄纸、每千万钱再放到一起贴上一道紫色的缎子……；除了天监五铢，还有很多库房则堆满了绢、丝、棉、朱砂、蜡烛、漆器……
面对目瞪口呆的皇帝，萧宏心中一凉，觉得末日到了。
看到满室财宝后，梁武帝心中也很轻松。钱币财宝又不是刀枪兵器，有这么多钱财，说明这位手把兵权的弟弟并无意染指皇权的意思。最后，皇帝只是说了一句，“阿六，还是你会打点生活”。
兄弟二人继续喝酒，是夜，尽欢而散。
在历代文学作品和今天的影视剧中，皇帝打击贪官无疑是一个永恒的看点。皇帝真在乎手下这帮封建官僚贪污吗？
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要借用西方经济学里两个基本假设条件：经济理性和交换对等。封建官僚是理性的，所以，他们要赚钱。赚钱，就是皇帝给封建官僚的交换条件，价格起码要高于一个普通人的财富总额。
开创盛世的条件是在封建官僚和黎民苍生之间合理分割社会剩余，保证黎民苍生不被齐颈深的水淹没，也要保证封建官僚有维持王朝统治的积极性。刘宋王朝皇室对封建官僚进行了超量掠夺，结果，萧道成反叛；萧梁王朝则对封建官僚过于仁慈，梁武帝当政四十七年，对封建官僚百般容忍，对黎民百姓又尽极剥削，“罔恤民之不存，而忧士之不禄”。
在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前，纵有一两个“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治世能臣，风节俊厉的烛光又怎能照亮黑夜？
皇权对封建官僚有多少容忍，对黎民百姓就有多少罪恶。

—— 一方面，国家的池苑、王公的宅邸、僧尼的宝塔布满了帝国，在位官僚妻妾满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而锦衣玉食。这些财富，不耕不织，不夺百姓，从何得之！（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害齐民，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之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不夺百姓，从何得之）。
——另一方面，萧梁王朝对百姓又如此残酷，萧梁编户不过500万人口，每年判处2年以上徒刑的人却有5000人之多。萧梁王朝从第一天起就始终面对流民的威胁：天监四年（505年）、天监十年益州地区爆发十万人的流民起义、中元大通元年（529年）北兖州流民起义、中大通二年会稽流民起义、中大通五年益州流民居然攻破成都……
梁武帝丝毫不知控制封建官僚的力量，封建官僚中迟早会生出擎天巨孽，不是这些民贼贪婪、狡诈、阴险，而是黎民百姓已经羸弱不堪，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王朝了。很快，萧梁王朝的惩罚者就出现了——侯景。
在这场史称“侯景之乱”的闹剧中，封建官僚演绎了最为丑陋的一幕。太清二年（548年），东魏降将侯景以萧宏（前面所谓的“阿六”）之子肖正德为内应，起兵反叛梁武帝。大名鼎鼎的侯景，其实只有马匹数百、士兵更是不足万人，这样的军力居然在数十日内势如破竹直逼京城建康。
萧梁又有多少军队呢？
不计算台城军队，仅集结在建康附近的勤王之师就多达20多万。危亡之际，梁武帝一直引为柱石的封建官僚居然作壁上观：邵陵王萧纶、东扬州刺史萧大连、南兖州刺史萧会理、司州刺史柳仲礼、西豫州刺史裴之高、高州刺史李迁仕，等等，这些人不但不出兵，反而在城外大发战争财。
侯景总计包围建康一百三十多天，当地百姓早被屠戮殆尽，在叛军无法获得给养的情况下，居然靠勤王之师接济粮草！
勤王之师对侯景开出来天价：一斛粮食要几十万钱，据说当时交易已经不再数钱，而是数一数有多少装钱的车（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至于建康城内，被围时间既长，城中粮食耗尽，人们吃光了城里的麻雀和老鼠，一斛粮食高达八十万钱，一条狗也要二十万钱。
侯景本是一个顽劣不堪的乡里流氓，军事上的成功丝毫不能掩饰其品行的下流和卑劣。建康城破，这群暴徒不但焚烧了文德殿珍藏的历代典籍，还想到许多变态的方法屠杀士族：驱赶高门子弟服劳役，死掉的人被直接埋入城墙；破城后把士族子弟下半身埋在土中，以军马践踏上半身，死者两千余人；将士族高门妻女发配给奴隶为妻，或尽没入军营……。逃出建康城的士族“填委沟壑、不可胜记”，没有逃出来的人，只能关上家门、穿好衣服、兜里揣着珍宝金钱，听天由命（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
经此一难，江南士族几乎被屠戮殆尽：谢安是曾经指挥淝水之战的人物，子孙谢贞死在乞讨的路上；吴兴沈氏曾经“沈郎青钱满鹿城”，侯景之乱后，一名男婴要靠父辈所有人供养才得以延续香火……，数百年长盛不衰的江南士族终于彻底走向了衰亡。
大宝二年（公元551年），侯景兵败被杀，荆州刺史萧绎在江陵称帝，即梁元帝。称帝当年，梁元帝就开炉铸造新币，史称“当十大钱”，一枚大钱可以当十枚铁钱用，等于公开承认货币贬值5倍。
大通胀再现江南，萧梁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

南朝小结：逝去的贵族
东汉至刘宋，中原大地400年间再无官方铸币记载，这并不奇怪。400年间，士族高门大鸣大放地私铸货币，搞出了一批又一批伪劣残次品：“沈郎钱”、“女钱”、“青钱”……。尽管这些私铸货币又轻又破，但是，这是战国之后中国货币制度的又一次内生演进。士族高门之间的竞争保证了货币多元化，根本就没有人能靠铸币聚敛天下财富。所以，董卓的“无字小钱”被人痛骂了几千年，却从无人指摘士族私铸。
皇帝并非不想禁止士族高门私铸，只是士族高门在地方上有自己的地盘、在朝堂之上靠祖荫为官、甚至有自己的军队，根本就不会仰皇权鼻息。
在历代史籍中，士族高门看起来又是一群非常不靠谱的人：喜欢酒后裸奔的刘伶、想念鲈鱼美味就挂冠而去的陆生、连公文都不认识却官至极品的啸父……。故纸堆之外，我还想再跟大家提起另外一些湮灭已久的士族高门，也许他们才代表士族高门真正的精神。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如果从经济视角考虑，投降、保存经济实力并与异族政权合作无疑是最优选择。除了南渡的士族，更多士族高门选择了坚守坞堡，当繁华已成焦土，这些人孤军抗敌，希望能靠一己之力在“长安-洛阳”一线延续汉族血脉，最后，身陷虏廷却杖节不屈。
——东晋有一批对中华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封建权力已经无法泯灭他们的功勋，画家顾恺之，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士族高门。很遗憾，历代史籍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这个背景。
也许，尘封的故纸堆从来就没有士族高门的容身之处，因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可以称为贵族（aristocrat）的人。贵族代表的精神，恰恰是皇权最为讨厌的东西——超越经济利益，追求独立、责任和文明。
真实的士族高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士族高门？
在中国史籍中，士族高门曾有很多名字：世族、豪族、势族、冠族、大族、右族、旧族、甲族、望族、茂族、华族、高门、著姓、华阀、阀阅、门阀……，这些名字只传递了两个信息——“权”和“钱”。
有权又有钱，就一定是士族高门吗？
“当官的有钱人”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另有一个专有称谓，叫“素族”。“士族”之 “士”传承于东周，是列国贵族门下的客卿，战国则专指知识分子，也是上大夫的代称。秦灭六国后，贵族从未风流云散，十几年后他们重出江湖成为抗秦战争的中坚，比如，西楚霸王项羽。西汉年间，这群人是为数不多掌握文字的人，理所当然成为帝国的官僚，毕竟中国古代读书同做官从来就是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批人既不同于西汉帝国创建时期的军功地主，更不同于汉武帝之后武断乡曲的地方豪强。
所谓“士族”，必自战国起就累世为官、以儒术传承家室。唐朝曾修《宰相世袭表》追溯士族世系，只有其中的“柳芳二十六姓”才能称得上“士族高门”。当然，以“九品中正制”为基础的士族体制断绝了社会阶层流动、占据了社会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寄生性群体。
开好车，就一定是坏人吗？

开好车，就一定是坏人吗？
不同时代、不同问题、不同情况，关于一个事物、一个现象、一个群体的判断标准也是不同的。“士庶天隔”确实非常反动，这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曾经对真正制约皇权的群体。鉴于自己已经有权、有势、有财，有权、有势、有财又不用靠皇帝，士族高门能自觉地将文化价值的理性孕育于治国活动，社会由此也获得了稳定的根基。权力制衡的本质就在于各种竞争势力之间形成妥协，不会有一个人独占天下之利。
也是这个原因，士族高门之间的斗争具有理性，不会出现社会财富大规模毁灭，东汉、三国、魏晋历代亡国之君也都得以保其首领。东晋更是历代王朝中幼主最多、皇权最为孱弱的时代，却又是皇位最稳定的王朝之一。东晋从来不缺乏可以主宰皇帝命运的士族高门，沈充、周札、王导、庚亮、邢鉴、谢安、谢玄乃至桓温，这些人都手握重兵，却没有一个可能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皇帝。因为，所有士族高门都不希望出现一个威胁群体利益的强势皇权，同是琅琊王氏，王敦造反却不可能得到王导的支持。
历史选择的方向有时令人无比困惑。
上述道理也可以反过来说，皇帝对士族高门都无能为力，士族高门自己就更不可能形成绝对权威，一旦面对骁勇的游牧民族就会束手无策。
东汉年间西羌搞的天下大乱，晋代却要同时面对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西晋耍阴谋、搞暗杀那一套只能遏制异族一时，最后还是被赶到了江南；东晋不是没有能征善战的骁将，桓温在前面北伐，士族高门在后方断其粮草，正如前燕谋臣申胤说“桓温看似声势浩大，却必定无功而返，东晋的朝臣根本没有人希望他得胜。这些人一定会在后方掣肘，让他功败垂成”（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
既然士族高门无法整合力量对抗外敌，危亡之际选择一个强势人物统一权力就具备了相当的合理性。前凉、前秦等不过一群土匪就已经把东晋折腾的鸡飞狗跳，东晋末年，北魏已经统一了北方，汲汲然全面汉化，俨然以华夏正统自居，绝非一般杀人放火的土匪可比。
面对如此强大的外敌，桓温被迫启用由流民组成的北府兵。对付外敌之余，北府兵也要当个官、发点财，这是很正常的想法。
就是这个看似正常的想法拉开了士族高门衰亡的序幕：
——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就是靠北府兵崛起的“匹夫”；
——萧齐开国皇帝依靠三齐流民才得以称帝；
——萧梁开国皇帝萧衍则以秦雍流民为根基起兵灭齐；
——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本人是地地道道的土匪出身。
草莽英雄确实有可能在军事上消灭所有的对手，不过，要成为真正的皇帝还必须建立控制帝国的制度。只靠武力不靠制度的人不是皇帝，是土匪，宋、齐、梁、陈四代皇帝确乎只是土匪，不是皇帝。
在他们眼里，士族高门不但不让出财富，还经常与皇帝叫板，致使东晋“王纲弛紊，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既然如此，就要选一批新的代言人——同样出身草莽的寒门素族，也就是封建官僚。

开破车，就一定是好人吗？没权又没钱，就一定能“梅花香从苦寒来”吗？
虽然大家都有钱、有权，封建官僚却有着与士族高门截然不同的财富获取逻辑。坞堡历经数百年风霜，士族高门虽然没有直接创造财富，确保门阀的历程同样要面对强者的竞争，必须不停创造、积累；流民依靠武力起家，需要迅速获得财富，当然不会选择创造。既然有这么多社会财富存量，抢来就是了。刘宋一朝，无论官家铸币还是信贷，都是皇族和封建官僚掠夺财富的利器，“官商”更是垄断了南朝所有赚钱的行业，民间经济遭到一次空前洗劫。
封建官僚必须彻底打破现有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才能达到目的，他们不需要妥协，对毁灭社会财富也毫无顾忌。靠当官发财的本质从来都是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存量，只要抢劫财富的成本低于创造财富，封建官僚就一定会选择抢劫。
《廿二史札记》这样评价南朝皇帝：宋、齐、梁、陈诸君，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疑天下而欲专天下之心，昭然若揭！结果，刘宋皇帝抢红了眼，连自己的父亲、叔父、兄弟、子侄都一并杀掉，顺带抢劫了所有的封疆大吏，在封建官僚洗劫了民间财富之后，皇族再次洗劫整个统治集团。
宗室和封建官僚本是皇权的根基，现在南朝皇帝不按规矩出牌，也就失去了统治的根基。于是，刘宋、萧齐、萧梁、陈朝交替命短。
魏晋南北朝，中国曾在封建集权和封建分权之间犹疑。
很遗憾，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封建官僚取代了士族高门，西汉年间“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终于在南朝定型。于是，我们也看到了一群比士族高门更加寡廉鲜耻、聚敛无度的强盗。
究竟应该怎样评判这个过程，很遗憾，我无法回答。

第9章 大隋悲歌
（隋朝）
壮哉盛隋
侯景之乱后，江南士族高门衰微，北方士族的中坚——关陇贵族元气仍在。从血统上讲，关陇贵族并非累世为官，也不以儒术传家，他们属于起自西汉末年的豪强，五胡乱华后依附北方异族。公元581年，关陇贵族出身的杨坚废黜了北周皇帝，自立为帝，国号“隋”；589年隋帝国攻破南陈王朝京城建康，生俘南陈皇帝陈叔宝及满朝文武。
东晋以降，中国经历了480年分裂，在隋文帝手中再次统一，仅此一项，隋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就毫不输于唐宗宋祖。不仅如此，隋文帝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超级“神人”，中国历史如果历史缺少了隋文帝，后来的路径可能完全改变。
西汉帝国用了整整一百年时间才实现“文景之治”，中间还经历了霍乱天下的“八王之乱”。隋朝立国前，北方“户口租调，十亡七八”，江南也是“千里无烟，人迹罕至”；隋朝立国时，北方突厥已经兴起，当时这是一个毫不逊于匈奴的游牧民族，后来曾逼的唐太宗曾献举国之宝求和；隋朝立国后，短短十几年从大乱转向大治，不但平定突厥，社会财富也开始成级数增加，所谓“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
唐朝著《隋书》，对隋朝尽极攻击之事。即使如此，《隋书》仍然这样记载隋朝开皇年间的景象：人们喜欢节俭的生活，民间徭役并不是很重，官府和百姓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朝廷法令得到执行，富裕人家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小康之家也各安其业，见不到强者凌辱弱者，很少有暴力犯罪，天下一派承平景象（众节俭，平摇役，仓家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迹中的奇迹。

从秦朝到宋、齐、梁、陈，历代王朝已经把财富生产和毁灭的轨迹说的很清楚：天下人生产财富的动力是获得财富，一个成功的财富生产分配制度，必须平衡所有集团利益，必须遏制掠夺之手，不能让一个人、一小撮人独占天下利权，更不能让人们劳而无获。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又几乎是不可能的。
群雄逐鹿、江山谁属，自然是英雄人物最为关心的话题。“打江山、坐江山”说到底不过是为了掌握、分配天下财富，不为天下之利谁又会颠沛流离半生？从龙之士又怎么可能不去热火朝天地去搞兼并土地呢？
然而，隋文帝坚定的选择了对封建官僚说：不！
与此前所有王朝不同，隋文帝建立了“科举”制度，给封建官僚带上了紧箍咒。隋朝以降，以科举为基础的文官制度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赖以为生的根基，直到清末袁世凯效仿西欧推行“新官制”才被打破。
只是近代戊戌变法开始，废科举呼声才不绝于耳，似乎就是这个制度牢笼了中国人才。在痛骂科举之前，我劝大家还是想想，如果科举制真的一无是处，怎么可能流传千年？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科举”。简单点说，科举就是“高考（秀才）+考研（举人）+考博（进士）+公务员考试（中央国家机关）+领导职位公开竞聘（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只有一路过关斩将的人才能进入帝国中枢。从隋朝开始，历朝历代科举舞弊都是一件难度和风险极高的活儿，偶有作弊者并不影响制度本身公平性。这是最接近现代国家“考试权”的一种制度，把选官机制建立在社会阶层流动之上，一定会得到全社会支持。既得利益者无法对抗整个社会，何况，科举制从关陇士族自身开始。
公共经济学认为，权力只对来源负责；简单点说，谁给你官当，当官的就对谁负责。只有到了隋朝，哪怕是九品芝麻官也要由皇帝任命，无论谁要想当官都得走“科举”这套程序。所有封建官员都必须从心底里听命于皇帝，皇帝不希望封建官僚拼命搂钱，封建官僚在必要的时候必须有所收敛。
我从事教学工作多年，不得不承认人的学习能力确实存在差异，依次类推，商业敏感性、吃苦耐劳精神、风险承受能力自然也存在差异。任何时代试图打破、能够打破现行利益格局的人都是最有能力的人，这些人既然能搞得天翻地覆，也一定能从科举遴选途径中胜出。
科举为皇帝选拔了天下最聪明的人，隋文帝还设计了在当时看来一个近乎完美的权力制衡制度，极大提高了封建官僚搂钱难度。
——中央设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分别负责决策、监察和执行，三省独立对皇帝负责。文官制度是一种类似于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制衡机制，在这个体系内，任何位高权重的人都不可能肆无忌惮的靠权力捞钱。此后每到末世王朝，文官制度被破坏殆尽，神奸巨蠹才会登上历史舞台。
——北周末年“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已经遍地都是公务员。隋文帝提出了一条简单易行的办法——裁撤，州、郡、县被裁撤为郡县两级，一半以上官员失业——反正这些人也是前朝官僚，隋文帝没有任何心里负担。
——隋文帝主持制定了《开皇律》，这是中国封建时代一部极其奇怪的法律，五百条开皇律令，绝大多数是对着封建官僚而来。皇帝对官员一年一小考，考核不合格，罢免；父老若公认地方官不合格，罢免；即使连续三年合格，也必须轮换岗位。
——最阴损的，门下省经常雇佣百姓向本地官员行贿，甚至雇佣小吏向封疆大吏送礼。一旦官员收受礼物钱财并被查证为事实，结果就是很不幸的——死罪，无论收礼多少。
隋文帝的大儿子杨俊因为生活奢侈、生活作风有点问题被幽闭（归第）。事后，很多大臣为杨俊求情：秦王不过犯了点小事，不应为此遭此严惩，希望陛下再行斟酌（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
隋文帝的回答是：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难道不是天下子民的父亲？如果按照你们的意思，何不单独制定一部“皇帝儿子的法律”？我历尽艰辛才创立隋帝国，自己尚且努力成为臣民道德榜样，他是我的儿子，却来败坏我的江山，断不容赦（我是五儿之父，非兆民炎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我戮力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
……

干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了驯服的干部队伍，隋文帝才得以真正推行“耕者有其田”，他创立的办法叫“输籍法”。“输籍法”其实毫无新意，还是按照“百亩之田”的规则，授予大隋帝国每一个成年男丁100亩土地。
在这里，我们忽略过程，直接给出结果。
开皇初年，全国仅有纳税农户410万（士族无需纳税）；到大业元年，全国纳税农户在不足20年内增加到890万户，共开垦5585万顷农田，在中州大地再现了吕后年间的“耕者有其田”！
大唐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朝洛阳义仓的粮食，瓦岗军李密用了很多；扬州义仓的丝绸，王世充用了很多；长安义仓的粮食、布匹、丝绢，都是我们在用，虽然你送给了突厥人很多，不过，现在还没用完（隋家诸洛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居之，西京府库皆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也就是说，大唐帝国在中国版图上存在了几十年后，仍然在使用隋朝积攒下来的财富。
中国史籍如果赞美一个朝代，经常会夸大其事，大家对“如山”、“万万”之类的形容词大可一笑了之，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是著史者梦呓般的意淫。《贞观政要》里这段话却不太可能是传说，唐朝没有必要为隋朝皇帝表功。
更为重要的是，出土文物证明了这一切。
隋朝是第一个民间大规模设立储备粮仓（义仓）的朝代，据史籍记载当时每郡义仓存粮都在百万石以上。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大隋帝国的这种繁荣只能停留在尘封的史籍中。
1969年，洛阳市郊发掘了一坐隋朝粮仓——含嘉仓，这座粮仓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伟大的大隋帝国。1969~1972年，人们用了整整四年时间才完成这座古粮仓的发掘，结果震惊了当世考古学家，粮仓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有259个粮窖，窖口一般为10~16米（最大直径为18米）、深7~9米。如此规模，在世界考古界也是最为辉煌的古粮仓之一。人们甚至惊异的发现，其中一个粮窖中居然还留存着50万斤已经炭化的谷子，颗粒仍旧清晰可辨。
如此盛世，隋文帝的生活却非常惨淡。
隋代国都面积为82平方公里（明清之际的北京也只有60平方公里），最破的地方就是大兴宫——皇帝的房子。在这所破房子里，有一次隋文帝染上了风寒，配药需要一两胡椒面，居然没有找到。最离谱的，各郡均有如此多的粮食，开皇四年关中大旱，隋文帝宫殿中的粮食居然不够吃，只得率领文武百官一起逃奔洛阳（一说出关中就食），后世也有人将隋文帝讥讽为“逐粮天子”。
明末清初王夫之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如此盛世，尚有一位“逐粮天子”，我认为很好！

隋五铢的奇迹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货币的人是隋文帝杨坚。
——秦始皇试图以秦半两统一六国货币，但短命的秦王朝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西汉年间，汉武大帝以铁腕统治整个帝国，以杀头威吓不准私铸货币，仍然无法统一全国货币发行，白金币、皮币改革期间，盗铸更是成风。
——东汉、魏晋南北朝，皇权孱弱，历代皇帝根本不曾想过要统一货币。
——隋文帝也要同时面对南陈五铢、六铢、鹅钱，北朝常平五铢、永通万国、五行大布……，平定南陈后数年，中国流通中的货币仅剩下隋朝官铸货币——“隋五铢”。
杨坚统一货币的方式非常特别，隋朝货币没有统一的重量甚至制形，但是，所有的货币基本都出自官府。

开皇元年（589年）隋帝国消灭了南陈王朝，隋文帝并没有立即下令禁止私铸货币，只是要求各地统一按照西汉五铢钱样式铸造新钱，毕竟在大多数人心中西汉五铢是传承数千年的货币，象征着帝国的统一和富强。
一年之后，隋文帝很生气。
没有人按照五铢钱的样式铸造，历代旧钱也依旧在市场上照旧流通。隋文帝拿把五铢钱标本挂在全国各地的市集之上，并拿出了杀手锏——罚没。有人敢用旧钱或者不合格货币者“尽没于官”，忠于皇帝的各级官僚派出皂隶在路口截、在市场罚、甚至跑到商人家里搜查，无所不用其极……
两年之后，隋文帝更生气了。
旧钱确实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民间私铸的鹅眼钱又开始盛行。私铸鹅眼钱的重量远小于西汉五铢钱，只要有利益就会有人铸小钱。谁又会真的用那么多铜材铸造与鹅眼钱面值相等的五铢钱呢？
此后，隋朝的货币制度就颇显得离经叛道了。
开皇三年，隋文帝推出了自己的货币改革，宣布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并同时推出了官方铸币——隋五铢。隋五铢是一种中国历史上最奇怪、最有意义的货币，并非朝廷统一铸造，而是要求各郡县官府自行铸币，至于铸币标准由各县“父老”自行议定。结果让令所有人瞠目结舌，隋朝1255县几乎所有的郡县都无一例外选择了一个货币标准——2.42克。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经济自然演进中最合理的单一货币重量既不是西汉官定的五铢钱，也不是民间私铸的鹅眼钱，而是隋五铢。这个标准的确立有赖于隋文帝放开了市场，废黜了盐铁专营、对民间放开了所有工商业渠道，天下只有一种人不能做生意，那就是封建官僚。

大将张威在平定北周贵族叛乱时曾经孤身连破连营三十里，是大隋帝国的英雄。隋文帝称帝后，张威官拜青州总管，业余时间做了点生意——买卖芦菔。关于“芦菔”，《后汉书》曾记载汉朝宫女无聊时喜欢“幽庭掘芦菔”，后世也有诗词夸赞“食指忽然动，篱落见芦菔”……
芦菔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名字——大萝卜，张威所在的青州就盛产大萝卜。
张威本是关陇士族，家中财力雄厚。到任第一年，张威在青州哄抬萝卜收购价，忽悠全郡百姓都开始种萝卜；第二年，青州萝卜大丰收，张威又不再市场上收购萝卜，直到把萝卜价格压到跳楼价才肯出手。
张威这局棋布了两年，终于以极低的价格在本郡收购运萝卜，又在外郡卖了个好价格，确实捞了一票。
张威所作所为，充其量也就是个奸商。
这件事情被门下省的御史上奏给隋文帝，经门下省合议，判定张威有罪，愣是因此将张威一个堂堂省部级干部削职为民。隋文帝在诏书中责备张威：我将一州之地交付给你，等于跟你赤心相见，你却不珍惜名声、不检视自己的行为，只会唯利是图。你是执笏大臣，官人怎可争百姓之利？官家多一分利，百姓失一家血？如此，天下人当如何看我？
倒卖萝卜、倒卖萝卜还为此丢官，让倒卖马匹、丝绸的前辈情何以堪啊……

对官员来说，自己不能做生意、家人也不能做生意，门下省盯的实在太紧，何必去费心铸造伪劣货币？何况，每个郡县都面对其他郡县的挑战，一旦铸行小钱，就等于葬送了百姓发财机会。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货币重量成为价值尺度，让大家都能从中赚钱。
2.42克的隋五铢应运而生！

对关陇贵族，隋文帝也授予其货币特许铸造权，这种货币叫“阔边直笔五铢钱”。“阔边”顾名思义就是钱廓非常宽，钱廓是古代铜钱中最厚的一部分，结果就是这种钱非常重。隋文帝时代，“阔边直笔五铢钱”只有一个用途——关陇贵族向皇帝缴纳“供奉”。遗憾的是，隋文帝拿到阔边直笔五铢钱后便会将之回炉重铸，这种钱目前已经没有文物存世，我们无法一睹真容。

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大隋帝国就是那个换了马甲的土匪。
按照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大隋帝国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瓷器、漆器、丝绸和粮食；游牧民族似乎没有什么优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养了几头牛、几匹马、几只羊，不远万里送到中原，却发现换回的粮食还是不够吃。
游牧民族很生气，于是，就想到了自己另一种比较优势——抢劫。隋炀帝要游牧民族放弃这种具有暴力性质的比较优势，也就只能别出心裁。为分化西突厥和吐谷浑，隋炀帝有选择的对西域21国放开贸易。
如果单靠市场，任何一个西域部落都不可能在这种国际贸易中捞到实惠，大隋帝国只能对来做贸易的胡商给予补贴，甚至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对这些客商出售商品。大家也可以将之理解为，游牧民族来中原做生意的时候，享受了大隋帝国的超国民待遇。比如，西客商来到都城长安的时候，无论在那个客栈、酒肆都不需要花钱，也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在官府拿到货物。
在这种有损于大隋帝国经济的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特许权的西域诸国可以源源不断得到隋朝的好处。既然已经获得了好处，这些部落也就必然切断了和西突厥、吐谷浑的往来。游牧民族化整为零，也就失去了挑战大隋帝国的实力，正如当时朝廷重臣正如裴矩所言“诸蕃既从，浑、厥可灭”。
大业五年秋（608年），隋军攻破吐谷浑，生俘王公贵族200余人，建立河源四郡。
问题是，隋炀帝经略西域贸易的方式已经违反了市场规则，大隋帝国同时存在一个市场化的国内生产体系和官僚控制的国际贸易体系，也就为败亡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从当时进口商品来讲，西域商品集中在香料、珠宝、犀角等奢侈品，对普通人福利毫无效用；从出口产品来看，又集中于粮食、丝绸、布匹等等日用品，封建官僚自己不从事生产，货源当然是没本钱的买卖——税收，结果不仅不能刺激民间生产，反而会破坏国内市场秩序，加重黎民百姓的负担。
最离谱的是，一旦封建官僚被允许经商，利益驱使下这些人便会迅速把手伸向社会每一个产业，甚至自行创造盈利机会挤压民间商业。在利益驱使下，封建官僚同样也会拿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创新赚钱方法，何况，这批人是科举考试中选拔出来的人中之龙！
——《隋书?食货志》记载，隋炀帝有时别出心裁要用某些特殊的商品向西域展示中华富足，比如，野鸡尾巴上的毛。接到这个命令，各郡不但没有公布隋炀帝的命令，封建官僚反而借机悄悄收购彩色鸟羽，市场上的鸟毛早就被买空了。在限定时限仅剩一月的时候，各郡几乎同时突然宣布这道征收鸟毛的命令，几乎全国的百姓都被逼去抓野鸡、抓白鹭（自己动手，这样比较省钱）……
——《贞观政要》记载，帝国在西京长安征集向西域河源郡运输粮食的驴子，封建官僚用同样的手段愣是把500钱一头的驴子炒到1万钱一头……

尽道隋亡为此河
如果说封建官僚仅仅是业余时间炒作一下鸟毛和毛驴，大隋帝国并无必亡之理。错就错在大隋是一个强盛的帝国，隋炀帝有动机、有能力、更有财力干一些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比如，贯通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巨型水利建设工程，是一条联通中国经济血脉的河流，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以上种种，仅对后世而言，京杭大运河“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
在手挖肩扛的时代，贯通京杭大运河这样的工程不但需要很多民工，还需要相当数量的封建官僚从事管理工作。一旦封建官僚的势力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帝国蒸蒸日上的经济进程也就戛然而止。
各种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为修建京杭大运河，隋炀帝毫无节制的征发劳役，最终引爆了流民暴动，把大隋帝国引向了不归路。据《隋书》记载，大业四年开凿永通渠，沿线7郡79县，隋炀帝一共征调了360万民夫，加上后勤补给共计540余万，共有257.30万人永远的消失在河道之中。
这事儿，没有。
永通渠总计长300里，从今天京杭大运河的规模推算应该只有1.5亿个土方，用360万民夫来挖，平均每人不过四十个土方！这样的工程量居然用了一年时间，莫非360万河工天天在开茶话会？
实际上，京杭大运河并非隋炀帝一人修造，他只不过在现有运河和自然河流之间建立了三条小运河。即大业元年开凿的通济渠、大业四年开凿的永济渠、大业六年开凿的江南河，这三条新运河全长八百里，贯穿了中国南北水系，为唐宋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百里河道的工程量，以隋朝的富强，断不至于为此亡国。大隋亡国，又确实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只不过另有一种逻辑。

修建运河并不必然导致国家败亡，也可以激发财富创造力。1200年后，美国第一条运河伊利运河通航，当时联邦政府穷的要命，根本拿不出修运河的钱。于是，美国政府成立了运河公司，向公众放开了投资渠道，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购买运河公司的股票。结果，不但没有闹出任何乱子，还激发了美国历史上新一轮的股票市场狂潮。
不同的是，隋王朝选择了由帝国政府修筑运河。
商人还是帝国政府，谁来修建京杭大运河都要挖出同样的土方、都要使用同样的人力、都要花费同样的钱财，两者有区别吗？
答：有。
借鉴西方经济学伎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京杭大运河是纯粹由商人建成的，帝国授予一定时限的特许权，在特许期限内商人可以收过路费，过期则改为免费通航。请不要担心商人不能筹集到足够的钱，只要有足够的利润，投资从来就没有不足的时候。如果民间确实无法积聚足够的资本，那答案要么是投资利润太小，要么是早就知道有人会在修建成后跑来抢钱。
走水路的客商会因此节约一些时间，创造一些利润，当然，也会为此掏上一笔过路费。过路客商会将运费加价到商品上，等商品运到地方，只要愿意买、有钱买，最后修建运河的费用由众多消费者承担。运河修造成本就按照社会成员各自的需求分配，至于劳役，河工自然会按照市场规则得到回报，不会引起任何不公，也不会引起任何暴乱。所有参与修建运河的人都会因此赚钱，也会很欢乐。
现在回到现实，由帝国政府亲自操刀上阵修筑运河，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支撑这些工程的是大隋帝国皇权，劳役是无偿的、税收是无偿的，最弱势的群体将承担了绝大部分成本，不但会降低社会生产效率，社会财富总额在特定的时点上也会下降。
况且，隋炀帝在修建京杭大运河的事情上确实非常不地道。
隋文帝起自关陇贵族，统治重心原本是“长安—洛阳”一线，北方汉人历来视江南为“蛮夷之地”，看不起江南这些“亡国之民”。偏偏隋炀帝起自江南，十年中主要在看江南烟雨，很少与关陇贵族一起喝酒，也没怎么跟这些人联络感情。在争夺储君位置的岁月中，杨广甚至曾做出割据梁陈旧地的准备，这里才是他的龙兴之地、是他的根基、是他的老巢。
隋朝统一全国的时候，中国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江南，江南商人要想在江北开辟更大的市场，必须修通这条大运河。大运河通航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判断，“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潜商旅，来往不绝”。仅上述地名就可以看出，江南商人从这条运河上获益更多。
一条江南获益更为巨大的运河，隋炀帝却选择完全在沿河两岸征调民夫和粮食，也就是说，这条河的成本基本上全部压在江北黎民身上了。
江北商人势力弱于江南，封建官僚势力却颇为强大。按道理来说，如此损害地域利益的决定，一定会遭到反对。事实是，如此巨大的工程要征发众多民夫、收缴更多粮食、要牵动方的利益，甚至要拆毁村寨、挖毁坟墓……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开河记》是成书于唐末的一部小说，讲述了大业四年隋炀帝开凿永通渠的故事，其中有个叫“麻叔谋”的人任开河都护（总监工）。运河河道要经过宁陵县人陶榔儿的祖坟，陶榔儿听说麻叔谋喜欢吃嫩羔羊肉，就送给麻叔谋一碗肉。麻叔谋吃完，觉得这碗肉特别鲜美，十分满意。
吃人家嘴短，麻叔谋就下令让河道绕开陶家坟地。
看起来，麻叔谋还是一个靠谱的人，一碗肉就可以买通，也不是拿了好处不办事的人。其实，这碗肉是用三岁男孩做出来的人肉羹，称得上颇为稀有！其他人得听说陶榔儿所作所为，不但没有愤慨，反而纷纷效仿。宁陵县接连丢失了数百名三四岁的儿童，到处可以听见母亲的哭声。
故事的结局是麻叔谋被人告发，隋炀帝派大将来护儿把他逮捕，以“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贼盗宝、擅易河道”等罪名将其腰斩。
故事的情节可能有所夸张，有人利用封建权力搜刮民脂民膏却一定的。为了接近有权力的封建官僚并从这些人身上得利，有人非但可能道德沦丧，甚至牺牲他人生命也在所不惜——所谓“食人之子”也许不是一种夸张的写法。
随着河工推进，大批流民又再次出现在江北诸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封建官僚终于再次过上了“香涂粉壁，玉砌金阶，梁柱以明镜”的好日子。

“白钱”的故事
在《隋书》以及历代评话中，隋炀帝被丑化为一个暴君，似乎他这辈子就没干一件好事。真实的世界中，隋炀帝年间曾经出现过一种货币，叫“白钱”。白钱是中国货币史上最精美的货币之一，按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的说法就是“这种钱异常精好，而且只略有厚薄轻重，大小一样，绝不是乱世所铸”。
——随着大运河渐次通航，江南一地需要一种价值较高的货币执行价值尺度，江都周边郡县公议，开十炉开始铸造“白钱”。白钱以铜、锡、铁合金铸成，是一种币信极高的货币，在当时锡可是一种比黄金还要贵重的金属。很快，“白钱”就扩散到全国，成为一种流通量很大的货币（隋五铢仍然是最主要的货币）。
——江南出现白钱的时候，北方部分郡县隋五铢已经减重50-60%。也就是说，在北方诸郡，很多隋五铢已经变成重约1克的荚钱了。
如果隋炀帝只是一个守城之主，有前朝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江南一地蒸蒸日上，断不至于国破家亡。很遗憾，隋炀帝是一个有为之主，他深知，如果由着封建官僚折腾，不但北方经济会很快凋敝，关陇贵族势力也会逐步坐大。
隋文帝时代，各地货币并无兑换比例，毕竟重量都差不多，基本为1:1。白钱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平衡，江南白钱在北国获得了极高的购买力，与正常隋五铢的兑换比例为1:5，又大约可以换到7-8枚减重后的隋五铢。
隋炀帝看出了其中便宜，推出了一次貌似公平的改革：全国统一以“白钱”缴纳税赋，不再征收隋五铢，至于数量，原来缴纳多少隋五铢现在就缴多少白钱。问题是，江南一带向来都是以货币补偿税款，江北却从来都是缴纳实物。这个要求放到隋文帝时期也许并不过分，当年“阔边直笔五铢钱”也是这么做的。
现在，不一样了。
——隋文帝起自关陇贵族，是关陇贵族领袖，剥夺财富的同时给这些人留下了科举考试的出路，属于“交钱不杀”的政策。
——隋炀帝起自江南，历来“培植南人”，不但虞世基、裴蕴等南陈前朝高官开始主持朝廷中枢，陈宣帝（陈叔宝）的女儿宣华夫人也独占帝宠，南人甚至开始渗入军方势力，江南将领来护儿、麦铁杖成为朝廷禁军最高领导。这摆明了是想撇开关陇贵族单练，属于“要钱又要命”。
况且，隋炀帝同时还推出了一个类似西汉“告缗令”的诏令。西汉“告缗令”要求百姓告发富人匿藏财富，隋炀帝要求江北乡民揭发长官的恶劣行径，“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产业，以赏纠人”。收到告状信后，隋炀帝又往往不加深究就将被告者“皆斩”或“籍没其家”——本来就想来摆你一刀，这只不过是个借口。
结果，告密者往往是无赖之徒，后来这条政策本身甚至成为北方“官人”剪灭异己的重要手段，“大抵被陷者甚众”。
对隋王朝来说，北方经济不若南国，这本不是一个问题，经济不好，慢慢建设就是了。封建官僚虽然聚敛无度，却是支持帝国统治北方的中坚，失去了关陇贵族的支持，大隋帝国的瓤子也就尽了。
隋炀帝的要对付的不是手无寸铁的富人，而是武装到牙齿的封建官僚。隋朝虽然建立了科举制，却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分权社会，每个郡县都有“铸钱炉”、朝廷粮仓分散于各地、地方官甚至有权调动军队。因为，隋文帝为了节约钱财根本就没有维持常备军，士兵来自于临时征召农民（“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地方官一声令下就可以下令农民集结作战。
恰恰在此时，隋炀帝遇到了另一件必须决断的事情。
大业九年，在隋炀帝北巡突厥的时候，居然亲自在突厥营帐中发现了高丽国派来的使者。用脚趾头都能猜到，这些人不可能是特意赶来跟隋朝皇帝联欢的，而是要跟突厥建立战略合作性伙伴关系，共谋对付大隋帝国。
此后，便是隋炀帝三征高丽了。
在修筑京杭大运河的时候隋炀帝就已经让广大江北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这一次，征讨高丽也主要在江北调集兵力——士兵本来就是农人，说白了又是“损北补南”。北方封建官僚再次放大了这种压力，征发民夫却不给任何补偿。隋朝北方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一个家庭失去了劳动力，也就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至于三征高丽，隋炀帝实在不应该下一道极为愚蠢的命令：为展示我大隋帝国道德风范，但凡有投降的高丽将领和士兵，一律不需要缴械，仍让其维持原有编制。结果，高丽兵将一到打败的时候就投降，隋朝军队主力刚一离开就接着开战。
一来二去，高丽战局渐成胶着之势，常年累月的战争也耗尽了北方财富。人们既然活不下去，杀心自起，起义再次爆发了。
说好听点，流民起义是大家仗着人多一起去官府讨个说法，答复不满意就砸烂官衙。说难听点，这种拖家带口的队伍根本就不可能投入战场作战，几万人的起义军经常被几百个官兵追着打。
这一次不一样，造反的人除了流民造反，还有北方关陇贵族。

隋炀帝以北方民力建设各项伟大的工程，虽然给了封建官僚捞钱的机会，也给这些人创造了极高的机会成本，很多官僚因此被灭门。
与其每时每刻生活在恐惧之中，干脆反了吧！
大业九年（613年），炀帝亲征高丽，家中两代宰辅的杨玄感起兵谋反，这是隋朝第一次大规模内战。起兵的时候杨玄感的职责是河都运粮食使，他利用手中的粮食在山东招买流民，首先发难。
朝廷迅速扑灭了叛军，杨玄感的首级也被传递到各郡警示诸官。单纯从这次战争看，隋炀帝是有能力控制局势的。
很遗憾，隋炀帝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大业十年，再次起兵征伐高丽，照样尽发北国之兵（成年男子）。对大隋帝国来说，大业十年又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年景：山东诸郡遭遇旱灾，郡县府库中的粮食虽然堆积如山，官吏就是不肯开仓放粮。更有甚者，诸如负责赈济灾民的于仲文等官僚，居然将赈灾用的粮食拿到集市上卖了一个好价钱！
流民开始还能剥树皮为食，然后开始吃树叶，等到皮叶皆尽就只能吃观音土，最后就是“人相食”（是时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充，吏莫肯拯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篙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
天下大乱，不可遏止的发生了。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同时，李渊、刘武周、罗艺、薛举、李轨、梁师所统治的州郡，也是在修筑大运河和三征高丽中受损最多的郡县，纷纷在自己官长带领下起兵反隋。
关陇贵族利用流民的仇恨点燃了农民战争火焰，拥兵自重的封建官僚则成为的主导，隋末农民大起义也就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也再未发生的特征：叛军全部集中在长江以北，他们各自为战，不同的领袖却有统一的名称——“豪帅”，这些人原本是地方官吏，甚至是郡一级的刺史或主管。
生死存亡之际，隋炀帝又出了一招昏棋。
大业十一年，隋炀帝第三次北征高丽兵败。从雁门突围后，隋炀帝再也不愿意回到关陇贵族的老巢——长安，而是选择了自己的龙兴之地江都。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在兵败辽东、身围雁门、烽烟遍地的情况下，隋炀帝不可能寄希望于没有势力基础、自己在位时仅有过数月盘桓的西京长安。无论是狐死首丘，还是图东山再起，心理上、政治上的因素都会促使他选择江都。
很遗憾，现在看来，这是错的。
隋炀帝是大隋帝国的正统，起兵反隋的人兵不是关陇贵族的骨干，叛军领袖绝大多数只不过是低级官僚。即使隋炀帝失败很多次，他也始终是正统皇帝；叛军只需要一次失败，就可能出现全局性崩溃。更重要的是，江南虽然商人势力发达，却不可能为隋炀帝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支撑帝国平叛，隋炀帝手下最强势的“骁果军”本是为讨伐高丽时建立的军队，无论士兵还是将领都来自长江以北。
隋炀帝的本意可能是南渡丹阳，效仿东晋保留江南半壁江山，以图东山再起。来自北方的将领和士兵可不这么想：江南虽然花好月圆，士兵的愿望却是回故乡与老母妻儿团聚，将领的理想则是杀回长安为自己拼得功名。
为笼络这些来自北国的士兵和将领，隋炀帝的谋臣为他出了一个馊主意：括江都人女寡妇以配从兵。也就是说，强令军中某个级别以上的军官娶江南女人为妻，这摆明了是想割据江南，永不再回长安。
江北士兵“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也就在所难免了，公元618年，左屯卫将宇文化对“骁果”造谣：皇帝听说你们想叛乱或者逃回江北，已经给你们准备了毒酒，鸩杀大家后，陛下将与江南人共享此地。随后，隋炀帝被叛军绞杀，南人大臣虞世基、袁充、来护儿、许善心尽皆罹难。中原大地再次陷入混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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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小结：隋之殇
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三十多年，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中不过沧海一粟。不知大家是否思考过这一个问题：一个三十年的短命王朝，却与三百年盛唐并称为“隋唐”？
因为，大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科举制”缔造了相对清明的封建官僚制度，帝国在全境范围内再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国家统一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隋文帝、隋炀帝坚持执行了重商政策；除了最后几年，隋代国家富强、民众富裕，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肩。
隋炀帝这个成长于江南的才子，试图在江南培育商人势力，以此对抗盘踞在“长安-洛阳”一带的关陇贵族。由此，隋炀帝推出了一系列相当不公平的区域政策，无论修建京杭大运河还是征伐高丽，都使江南获益而江北受损。江南商人是关陇贵族最不能接受的一种势力，他们拥有土地、技术、金钱，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靠创新吃饭，不可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被人奴役。
掠夺江北利益补贴江南，隋炀帝又必须依靠江北的关陇贵族，隋文帝辛苦压制的封建官僚势力再次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关陇贵族放大了隋炀帝政策负面影响，三征高丽之后，“长安-洛阳”江北百姓出现赤贫化。
隋炀帝对这种情况颇为警觉，试图以“白钱”破坏关陇贵族财富基础，进而开始使用“告缗令”一类的极端政策打击关陇贵族。关陇贵族本是隋朝统治的基础，隋炀帝把整个北方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大隋帝国的瓤子终于烂尽了。
对黎民百姓来说，苦难是具体的，父子携手共入江湖，艰辛历历在目；对黎民百姓来说，仇恨又是抽象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其实关陇贵族才是罪恶之手。关陇贵族利用仇恨而不是正义点燃了隋末农民战争之火，当贫穷变为不容置疑的道德，普通人便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暴戾。
帝国危亡之际，隋炀帝错误的退保江南一地，希望能在自己成长的土地上东山再起。他不知道，在创造财富和掠夺财富之间，往往是掠夺财富更有效率，他根本就不具备击溃关陇贵族的经济基础。
中国经济最强盛的王朝——大隋帝国，立国38年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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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春节愉快！

无字碑上的轮回
贞观末年，皇九子李治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成为唐高宗，太子李承乾被判充军、皇四子李泰被圈禁、皇三子李恪被处死。能在如此残酷的搏杀中胜出的人，绝不可能如史家所言“仁弱”，这同样是一位工于心计的帝王，他创造性地把货币改革与削弱关陇士族结合在一起。
高宗即位之初，全国范围内恶钱盛行，物价更是一飞冲天。当然，铸造恶钱的人不可能是无权无势的黎民百姓，而是那些把持着朝廷要害的关陇士族。对皇权来说，关陇士族已经不再是朋友，而是阻挡皇帝唯我独尊的绊脚石。
高宗登基六年，办了两件大事：货币改革、废黜出身关陇士族的王皇后。废黜王皇后与推行货币改革在同一年发生，并非偶然。
先说第一件事，货币改革。永辉六年（655年），唐高宗下令皇室重新铸行“开元通宝”，各地官府必须以开元通宝收缴旧钱，比例为1:5。开元通宝的重量实际与隋五铢钱相仿，为3克；唐初恶钱大约在1克左右。这样的兑换比例，关陇贵族会吃大亏的，不过是皇权掠夺财富的伎俩——以货币改革之名。
再说第二件事，废黜王皇后，扶住武瞾登上后位。武瞾即武则天，与她卑贱的出身相比，皇后王氏家族可是自高祖起就与李唐皇室联姻的士族高门。所以，徐敬业才在《讨武氏檄文》中说“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
是不是武则天在幕后策划废黜王皇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王皇后被废，关陇士族在中枢朝堂上就岌岌可危了——连皇后这样根深蒂固的位置都保不住，何况长孙无忌、禇遂良、上官仪这些出身关陇贵族的臣子？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没收财富只能彻底削弱关陇士族的实力，只有将他们彻底赶出朝堂中枢，才能彻底斩断关陇士族掠夺财富之手。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给唐高宗展露才华的机会，推行货币改革后当年，他经常头晕目眩、目不能视，后来终于发展到不能亲自处理朝政，大权落入武则天手中。

关于武则天，几代史学家对她的评价大相径庭：上世纪五十年代岑仲勉先生著《隋唐史》，言称武氏当政20年，毫无建树；六十年代，郭沫若编纂历史剧《武则天》，断言“武后当政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七十年代末，关于武则天的评价又完全翻转过来，说她“一贯用两面派手法搞阴谋”；从八十年代冯宝宝版《武则天》到今天的《一代女皇》、《无字碑歌》……，，人们对武则天的艺术描写更多出于一种对女性的尊敬，毕竟她是中国历史上数三数四的女皇（武则天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仅武则天本人的密友陈硕真就于永徽四年在扬州起事，并于同年称帝）。
真实的武则天，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汉武帝年间的盛衰循环，因为，武则天当政期间的财富循环，完全是汉武帝政策的2.0版。
汉武帝的做法是：第一步，为筹集征伐匈奴的费用，汉武帝先是铸造虚值货币“白金币”；第二步，货币改革失败后汉武帝要求全国富人捐献财富，结果没有人肯捐献；第三步，盛怒之下，汉武大帝颁行“告缗令”，要求百姓告发匿藏财富的人；第四步，“告缗令”断掉了小农最后一丝生路，流民第一次出现在西汉帝国版图之上；第五步，为控制局势，汉武帝迅速拿出铁腕，任用酷吏镇压“豪强”；最后，不可一世的汉武大帝下《轮台罪己诏》，忏悔一生所为。
汉武帝2.0版的历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货币改革，类似于汉武帝年间的“白金币”。
乾封元年（666年），也就是武则天成为皇后当年，她下令铸行“乾封通宝”。乾封通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年号命名货币，这种货币重仅7克，武则天却下令要求当10枚开元通宝使用。
至于“乾封通宝”用途，专门用来兑换关陇士族手中的恶钱，持有恶钱者限期到朝廷指定地点兑换。乾封通宝本是典型的虚值货币，即使皇权再强大，又怎么可能强迫每一个人自动捐献自己的所有财物？乾封通宝铸行一年后，市面上只留下最轻、最破的恶钱，物价在一年间暴涨十余倍。这一措施的最大成绩就是“商贾不通”，到了上元年间（674-685年），六部官员甚至经常半年领不到任何粮食，也就是说，此时，大唐帝国已经无力支付朝廷官员的俸禄了。
这位女强人得到了这样的奏章：数年以来，农人年年歉收，青州、徐州、兖州，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要么遭受着饥荒、要么遭到水旱灾害即将进入饥荒、要么已经在瘟疫折磨下死亡，家中到有四五家流散，饿殍遍野，天下莫不失望……
第二步，既然不能通过货币改革掠夺财富，那就干脆明抢，类似于汉武帝年间的“告缗令”。
垂拱元年（685年），武则天下诏令李唐皇室贵胄、封建官僚向朝廷捐献财物（规定动作），地方官也可以将当年辖区产量的一半上缴朝廷（自选动作）。
堂堂大唐帝国，倾全国之官仅得钱三千，更是无“官”愿意使劲为女皇挂地皮。想当年，汉武帝要求全国富人捐献财富，也仅有一个朴适捐出了20万钱。
封建官僚如何富有，武则天何尝不知？武则天下令，任何人都可以向皇帝本人告发李唐皇族和当地官僚的“不法”行为。但凡有告密者，各地官署不但不能过问，还要为告密者提供马匹，沿途驿站按五品官招待标准供应，即使是农夫、樵夫她也亲自召见，如果告密者所言不属实，告密者无罪。
诏令还有最重要的一句，“实者，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当年，汉武帝也是这样颁发了“告缗令”。
据说，当时有十几个人在长安坊间聚会，有一人借酒吹嘘自己如何有权势、如何富有，其中一人一言未发突然离席而去；酒席未散，禁军飞奔而来，那个胡说八道的人被没收家产并处斩，其余人皆因为未告密被绞杀……
后来，大概告密的人实在太多了，武则天不得不下令告密者不必亲自赴京，各地官署之前置一大缸，专门收集各地告密者的信函。
告密行为极大伤害了李唐官僚的感情，当然，也极大伤害了李唐官僚的财富。李唐皇族和地方官也不会引颈就戮，他们只能先下手为强，让自己的对头或者地痞流氓闭嘴。至于真正的平民百姓，只能选择背井离乡，再次走上逃亡之路。
流民，可怕的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大唐帝国的疆域之内！
这种要钱又要命的法子谁也受不了，天授年间（690-692年）已经是“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继徐敬业之后，在恢复李唐王朝号召下，一批流民先后在岭南、山东、河北举势……

第三步，武则天拿出了铁腕对付李唐宗亲和官僚，与汉武帝一样，任用了一批类似于义纵的酷吏。
来俊臣本是长安城内的一个泼皮无赖，犯事后逃窜到和州，并在和州被捕，论罪当斩。恰在此时，武则天下诏要求天下臣民高密，来俊臣也听说了这件事情。临刑之前，来俊臣在狱中高呼，“我要有密事要启奏皇上”。居住在和州刺史东平王李续（李唐皇室）怕这事成为把柄，给武则天以诛杀他的口实，就允许来俊臣返回长安。
武则天自己也知道所谓“告密”大多都是无稽之谈，重要的是被告发的人是谁，只有牵涉到李唐皇室的告密者才能得到重视。临行之前，东平王李续忧心忡忡的问来俊臣“公勿言和州事”，来俊臣也信誓旦旦保证，自己将揭发长安一件谋逆案，与和州无关。
应该说，来俊臣是一个聪明的人。临行前李续的恐惧表情告诉他，李续一定害怕他提起和州，来俊臣也猜到这位女皇可能喜欢胡乱给李唐皇室加一些罪名。
来俊臣对押解他的差役和召见他的使臣说，自己将揭发长安一起谋逆案，必须要皇帝亲自审问；加之他是死囚告密，武则天亲自接见了来俊臣。
为求得活命，来俊臣对武则天“揭发”的，恰恰就是和州东平王李续私藏兵器、蓄养死士、图谋不轨……。结果，原来是王爷的东平王李续被处斩，本是死囚的来俊臣居然得到了一个司刑评事（相当于皇家监狱典狱长）的职位。
来俊臣的成功激励了无数地痞、流氓以及二混子，大家纷纷投书告密李唐宗室和封建官僚（受封于李唐王室的官僚）谋逆。借着这些机会，这批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封建官僚在帝国的位置。除了来俊臣，较为著名的又有索元礼、万国俊、周兴……
这批酷吏本是一群流氓（皆不事学问，唯求财贿，是以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无畏，无畏才无所不用其极，至于《唐律疏议》、审判、公正，统统可以不要。天授年间，武则天在称帝后两年就杀掉了8位宰辅、流放了4位宰辅，其后在位15年，居然任用了228位宰相，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这些酷吏来说，此前，他们的生命从来未被人尊重；此后，他们当然也不会尊重任何人的生命，什么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全都可以不顾，既然当年没有人照顾自己一丝一毫私利，现在，我不但要毁掉富人的财富，还要毁掉富人的生命！
来俊臣最大的嗜好就是抢占人家妻妾，自宰相开始，他列了一个官员名单，实际目标则是这些囚犯的妻妾。这些人发明了闻所未闻的刑罚方式，“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结果只有一个，无论是谁，只要落到这帮酷吏手里，再也别想重见天日了（人是狱者，非死不出）。满朝文武和长安百姓，没有人知道灾难什么时候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据说当时的官员上朝都要先拜别家人，没有人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
封建官僚本是社会中调动资源能力最强的一个群体，面对这群无知、无畏、无耻的人，如果封建官僚都不能保住自己的首领和财富，何况普通庶民？
李唐宗室、关陇贵族、封建官僚败亡后，他们的财富和佃户确实有了新的主人。不过，这些人并不懂得如何运用财富、生产财富，他们对于财富所有的理解都只停留在纸醉金迷的层面。剥夺从此变得毫无规矩规矩，人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人会在什么时候进门打秋风，又以什么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禁屠捕而杀人如刘草营，可以人不如物乎）。
很快，武周王朝失去了所有的社会规范，武则天称帝后数年，大唐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证圣到神功年间（695-697年），天下富人几乎全都破亡，不知有多少普通人不堪忍受虐待，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关东、蜀地、江淮地区本是自南朝以来最富庶的地区，此时全部变为饥谨之地；山东之地，阡陌之间已经遍地是流民，良田已经数年不再有产出；河西之地，变为赤地，大地上遍地杂草丛生，父兄转徙、妻子流离；
——蓬、渠、果、合、遂等州人们凭借山川之险，如果官府稍有懈怠，这些人就以火光为号攻击州县，如果官府派兵攻打，这些人又穴居于山中；
——剑南道爆发人数以十万计的农民起义；
——西域的碎叶、庭州及辽西十二州已被突厥和契丹贵族占领，全国统一的局面被破坏，陇右及何北人民惨遭掠夺和屠杀。
载初二年，陈子昂上书武则天：百姓逃亡实因官吏贪暴，普通人就像湖里的鱼儿一样任人捕捞；人们失去谋生之路，自然也就成为盗贼，亡隋之迹经斑斑在目，如果酷政继续下去，不出两年，天下将无可用之人、天下将无可用之粮、天下将再无财可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