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山孤老 2017-09-08 03:31:52
谈到七、八十年代中国图书市场，很有感慨。
那时的图书发行，严格地说，只是新中国伊始十八年出版图书的再版。因为，它经历了一场"文革"十年，文化沙漠期。当时再版图书的质量之高、数量之大(从其版权页上，即可见识到每次重印的数量，皆是几万或十几万之巨)，估计应该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然而，国人的买书热情之高、读书热情之烈，庶几亦无有他国可比。这中也不排除有跟风、凑热闹者，是从古旧书店每天更新上......
-----------------------------
谢谢！您确实谈到了当时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比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圣西门选集》等出了上册后很久才见下册出版。

49年后国内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殊为不少，以前推崇刘大杰那套《中国文学发展史》，后来大都认为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和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较佳，个人倒是比较喜欢章、骆的，觉得论述得精微深刻些。不过，这三本文学史都有不足之处，对历代一些文学家的评价就颇值得商榷，如对陆机、宋之问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就过低了。

倒是这几年国内出版了几本大部头的翻译过来的外国汉学家写的中国文学史，如由美国汉学家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由美国汉学家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由德国汉学家顾彬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都是博恰之作，各有千秋。

由于文化及学术背景不同，外国的汉学家研究中国的著作常常有很独到的见解，能给我们一些极有价值的启发。这些年来国内翻译出版了不少外国汉学家的著作，如果想较全面了解国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成就，我推荐下列几本书：朱政惠的《美国中国学发展史》，阎纯德、吴志良主编的《日本中国学史稿》和黄长著、孙越生、王祖望主编的《欧洲中国学》。

中国古代很重视家学，而钱钟书先生的学问就颇有源自家学的一面。他的父亲钱基博也是一位大学问家，陈衍先生说他：“无锡钱子泉基博，学贯四部，著述等身。肆力古文词，于昌黎习之，尤哜其胾而得其髓。哲嗣默存，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也。”而钱穆先生则评其道：“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钱基博先生所著《中国文学史》颇多独到的见解，而其子钱钟书先生所著《管锥编》也是文史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书，父子同为学术之翘楚，也学界之一段佳话！

一位网友刚刚告诉我，他今天买了一套英国艺术史家，艺术史、艺术心理学和艺术哲学领域的大师级 人物贡布里希的那本《艺术的故事》，还上传了书影。贡布里希有许多世界闻名的著作，其中《艺术的故事》从1950年出版以来，已经卖出400万册。这使我想到当年一些往事。

很多年前我就买了贡布里希这本书，当时的中译本叫《艺术发展史》（英文原版叫《艺术的故事》）。一阅之下简直爱不释手，书中对艺术史的阐述精湛深刻，文笔优美灵动。它曾经在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里，在那些浪迹天涯的岁月中，是唯一陪伴在我身边的一本书。当伤心与痛苦涌上心头的时候，我就打开这本书，沉浸进去，在品读中设法忘却一切，有时还真的有效。贡布里希还有一本艺术理论名著《艺术与错觉》，也是美学和艺术研究的必读书。

中国传统的画论博大精深，是中国美学理论的宝库。个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文论和诗论在精微与深刻性上要逊于画论，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和范畴就是来源于画论。如清代著名的诗论，王士祯的“神韵说”的基本范畴“神韵”，最初就是来源于画论，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中首先提出了“神韵”二字，他评顾骏之画云：“神韵气力，不逮前贤；精致谨细，有过往哲。”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画论》是一套很好的中国古代画论选。

@关粉儿 2017-09-10 01:13:20
绿脸推荐。
-----------------------------
谢谢关斑！

谈到中国画论，王世襄所著的《中国画论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套书虽以“画论研究”为题，其内容实则是一部中国画论史。它不是画论研究的专题论文的汇编，而是呈现了中国画论发展史的全貌。全书内容上起先秦，下迄清季，探源溯流，辨章考据，史论结合，以面统点，从理论、画法、品评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发，可以说是亦巨亦细、亦作亦述之著。对于读者全面了解中国画论的发展过程很有帮助，可以说一书在手，全览中国画论发展历程。

建筑艺术也是我很喜欢的艺术门类，收藏了不少建筑尤其是建筑美学和建筑史的书籍。由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5卷本《中国古代建筑史》和12卷本世界建筑史丛书，仍是目前不可多得的最丰富的中外建筑史佳作。

我也算得上是半个军迷，颇留心军事书籍的收藏，而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由蒋介石下令、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18册《中国历代战争史》，仍是目前最有意思的中国古代战争史巨著。

我爱好西方的古典音乐，也喜欢中国的京剧。我认为中国音乐的最高成就是戏剧，而京剧则是其顶峰。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集众人合编的四卷本《中国京剧史》，其史料还是很丰富的；而同一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王芷章的《京剧编年史》，其学术价值非常高。

印象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是中国图书市场的黄金年代，那时集中在本市一条长长陋巷里的图书批发和零售市场，比菜市场还热闹，在那条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巷子里穿来穿去，捧一本书想找个地方蹲下来都困难，到了夏天更是空气纹丝不动，沒有一点风，热得人人汗流浃背。但那个时候一本好书出版了，哪怕是某些学术书，也能很快卖出几万甚至十几万本，商务印书馆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既长销又畅销，连黑格尔那套晦涩难懂的《哲学史讲演录》都成了畅销书。而现在的图书城位于市中心，交通方便。这座大厦的下面三层都面积巨大，其间大小书摊密布，既规范也复杂，这里也是全国著名的图书聚散地。令人想不到的是，如今随着这座交通方便、功能齐全、环境良好的图书城的建立，顾客却越来越少了，萧条得很。就是在周六和周末，里面的顾客也稀稀落落，营业员倒比顾客还多，学术书籍很难销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西学东渐的又一波高潮，当时对我们在校大学生影响最大的外国哲学家恐怕就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了。萨特的一些哲学观点特别吸引当年我们这些大学生；如他的存在先于本质的思想，抬高人的价值，突出人的个性，看重人的自由，提出存在即自由的思想；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义务和责任的思想等。当然，他的某些观点也令人困扰，如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以及“他人即地狱”的观点。萨特的思想在当代中国影响深远，如何在发展中扬弃既是个理论问题又与实践密切相关。

我是医生，读书时有时也喜欢以职业的眼光来看待一些事情。如读唐史关于冯盎的事迹，就更深有所悟。

冯盎，字明远，高州良德（今广东高州）人，原本是十六国时期北燕君主冯弘的后裔。冯盎具有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隋末起兵占领了岭南一带，由于他治理有方，岭南局势稳定，社会安宁。

武德五年七月十八日，冯盎接受唐朝将领李靖的檄文，率领部属归顺唐朝。唐高祖李渊在冯盎的辖地设置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任命冯盎为上柱国、高州（今广东阳江）总管，封吴国公，不久改封越国公。任命冯盎之子冯智戴为春州（今广东阳春）刺史、冯智彧为东合州（今广东雷州）刺史。不久，唐高祖再改封冯盎为耿国公。

贞观元年，冯盎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很久没有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右武卫将军蔺暮等人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大臣魏徵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唐太宗说：“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而不派使臣前往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 唐太宗于是下令收兵。

同年十月初六日，唐太宗派散骑常侍韦叔谐（一作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唐太宗说：“魏徵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 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冯盎是唐朝时期我国著名的军事家，在我国的盛唐时期能够脱颖而出的军事家，可想而知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是多么杰出，可以代表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谋略与指挥能力了。

贞观元年唐太宗未与冯盎开战,可谓国之大幸,避免了一次不可估量的损失.究其原因,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均未提及，只在《新唐书》中稍露端倪。《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列传第三十五》中记载了魏征劝谏唐太宗时一句话：“天下初定，创夷未复，大兵之余，疫疠方作。”

何为疫疠？疫疠是指具有传染或流行特征而且伤亡较严重的一类疾病。具有传播迅速、传染性强、病情严重、致病死亡率高的特点。与现代传染病指由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人体后产生的传染性疾病是一致的，包括流感、霍乱、天花、鼠疫等。当时天下征战不休，卫生条件极差，所以贞观元年爆发了大疫。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对治疗疫疠是没有什么有效办法的。如果大军遭受疫疠侵袭，又悬军深入岭南瘴疠之地，结果可想而知，这使得唐太宗与其谋臣将领们不得不三思而行。

尝读《明史•刘文炳传》，提到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也就是李自成所率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的前一天，有如下的记载：

“十八日，帝遣内使密召文炳、永固……文炳偕永固谒帝，时外城已陷。帝曰：‘二卿所纠家丁，能巷战否？’文炳以众寡不敌对，帝愕然。”

当时读这段颇为不解，李自成的大军即将破城了，崇祯帝竟还寄希望臣子们的家丁来上阵厮杀以抵挡，感到确实有些可笑。其实，明代的家丁是当时最强悍的武装力量。

明代“家丁”专指武将所辖不入兵籍者，是将领于正式军队外私人组建的亲信精锐部队。可以自行署置官吏，待遇比一般军士要高。 明沈德符《野获编补遗•兵部•家丁》：“家丁盖昉于唐季藩镇，如田承嗣之魏府牙兵……今西北将帅所蓄家丁，其廪饩衣械，过额兵十倍，每当大敌，用以陷阵。其善战者多以首功自奋，间至登坛。亦有以降虏效顺者，尤称骁健。近辽左李宁远专仗此树勋。”在明代中后期频繁的战事之中，可以经常看到边将率领家丁作战和平叛，家丁也逐渐成为军队中的中坚力量，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将帅军官畜养的家丁是用于军事方面的，但在明后期当时的条件下，除了军事、国防部门的官员蓄有家丁外，在职、退休的各级官员蓄养的家丁、僮仆之中，也有许多是用于军事方面的。山东知府徐从治收养“才武鸷勇之士”二十三人，“给裘马，而厚糈之，”后来，他率领这些人镇压徐鸿儒起义，镇压兵变，与孔有德、耿仲明叛军和清军作战。明代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中，东南沿海各县知县多有督帅家丁与倭寇作战之事。

明代的家丁既然如此能打仗，所以崇祯帝寄希望于臣下的家丁御敌，就可以理解了。

唐太宗李世民到底是怎么死的？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是因“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即为了长生而瞎吃丹药，最终死于药物中毒；但据《朝鲜通史》记载，李世民亲征高丽时因不能取胜而被迫退兵，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指挥攻城时受了箭伤。尽管现存的唐代史料中并无李世民中箭的直接记载，但从不少细节处却能看到些蛛丝马迹。

据《资治通鉴》卷198记载，就在唐军班师的途中，唐太宗突然患上了“痈疽”，而且病情严重，到了不得不“御步辇而行”的地步，与出征前的生龙活虎判若两人。到了定州后，留守此处的太子李治“为上吮痈，扶辇步从者数日”，显然其病情挺严重的。侍中兼民部尚书刘洎入内室见驾，出来时“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

痈疽，是发生于体表、四肢、内脏的急性化脓性疾患，是一种毒疮。痈发于肌肉，红肿高大，多属于阳症，疽发于骨之上，平塌色暗，多属于阴症。痈疽证见局部肿胀、焮热、疼痛及成脓等。现代医学解释其为皮肤的毛囊和皮脂腺成群受细菌感染所致的化脓性炎，病原菌为葡萄球菌。从太子李治“为上吮痈”的记载来看应为阳证，此病在当时应该是容易医治的。“痈疽”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详细的记载，刘宋时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是中国在痈疽金疮方面论述较详的第一本方书。刘涓子曾随宋武帝刘裕北征，在军中以善治金疮痈疽闻名。全书共载方140余首，其中治金疮痈疽方有34首。初唐时期医学家、药学家孙思邈总结了唐代以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收集方药，针灸等内容，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从中可看出当时治疗痈疽的水平已经很高了。

这种阳证的痈疽按现在的说法，算不上重疾，及时治疗，当可痊愈，慢性痈疽也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刘洎又何必如此忧虑，如丧考妣？此节未免令人生疑。李世民为人善于做戏，在征辽过程中，曾数次亲临战场督战，过沼泽时为鼓舞士气还干过铺路之类的苦力活，这样一个喜欢在战场前沿作秀的帝王，为流箭所伤也并不奇怪了。而太宗颇重颜面，为了遮羞而将箭伤托辞为“痈疽”，亦是符合情理之事。

刘洎探病出来后没几日，太宗便于重病中突然下诏，以“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的古怪罪名赐他自尽。刘洎本是太宗亲信，更是他在出征前亲自为太子选定的辅政重臣，当时已成为唐帝国中枢实权最大的几人之一，却竟在半年后便被赐死，而诸如“试图杀尽大臣”之类的罪名更是牵强荒谬，匪夷所思。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刘洎“与人窃议”，泄露了太宗的“痈疽”实为箭伤这一情况，令李世民大失面子，才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当然，李世民是否真的中箭受伤已成历史疑团，即便是事实，在当时也只能是有限人知的天大秘密，《资治通鉴》有一个细节，“会伏爱私离所部，高句丽数百人从城缺出战，遂夺据土山，堑而守之。上怒，斩伏爱以徇，命诸将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上曰：‘汝罪当死……故特赦汝耳。”失掉一个并非足以影响到战局成败的土山，让宗亲江夏王都“徒跣诣旗下请罪”且是“罪当死”，看来在这场土山争夺战中，李世民确实吃了大亏。以李世民以往的风格，常亲冒失石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假如李世民真的受伤，当属此战。《新唐书》载，辽东之战时靺鞨兵精于射骑，故“每战，靺鞨兵常居前”，击破高惠真之后，李世民坑杀了三千靺鞨兵，这也不符合李世民一向的宽大作风，此中的深仇大约只能用箭伤来解释了。李世民班师途中尝言：“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如此的失落与伤感，也不像是出自一位曾经身经百战的的统帅之口。

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李世民的身体状况而言，贞观19年亲征高句丽确实是一个转折点，出征前的李世民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而失败之后则一病不起，从此再没有恢复过来。是失败的打击吗？当然不是，因为李世民最后的两年还曾两次议证高句丽，并由李世绩统军出征过一次。那么答案就不难猜到了，即李世民在他的人生最后一次征战中确确实实是栽了，不仅输掉了战争，甚至连“龙体”都陪上了。而其中缘由或并非偶不小心染恙，受伤的可能性应该是最大的。当然，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乃属最高军事机密，事后为皇帝的尊严和面子计也会千方百计加以掩饰，来自敌方的说法或判断无法找到真凭实据，有夸大其词的可能，不过相形之下反而更确实可靠一些。

自辽东回来之后，李世民便病体沉重，一直无法视事，军国政事皆交由太子处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上疾愈，三日一视朝”。这种阳证的痈疽本是小恙，以当时的医疗水平不可能久治不愈。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李世民就病逝了。年仅五十就丧生，未免有些短命，除了瞎吃丹药外，或许箭伤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其《读书札记》里谈到，他读《旧唐书•张亮传》中一段：“（贞观）二十年，有陕人常德玄告其事，并言亮有义儿五百人。太宗遣法官按之，公颖及常证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见诬耳。’又自陈佐命之旧，冀有宽贷。太宗谓侍臣曰：‘亮有义儿五百，畜养此辈，将何为也？正欲反耳。’”寅恪批道：“足知当时蓄养义子之风气尚不盛，但后来河北藩镇及五代将帅则受胡化，故多蓄义子，盖部落遗制也。”再经过阅读了一些其它的史料和著作，我有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历史记载里，后来的安禄山养义子八千人，李希烈养义子号称五千人，卢从史养义子三千人……，我认为，这些将帅如此大规模地蓄养义子，除了受胡人影响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清代学者赵翼在其《二十二史札记》中说：“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持续七年的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权威衰落，藩镇坐大，尤以安史降将控制的魏博、成德和幽州三镇（时称河北或河朔三镇）实力最雄厚、最不受唐朝中枢控制。三镇历任藩帅（节度使）皆力求“以土地传之子孙”，维持世袭地位。到唐灭亡为止，河朔三镇先后57任节度使里，只有4人是由唐朝中央政府任命。

魏博、成德和幽州（卢龙）不但节度使世袭，还自署官吏，自置户籍，不向朝廷输纳贡赋，这些特权被称为“河北旧事”，此三镇独立性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兵强马壮。以最具代表性的魏博镇为例，第一任节度使田承嗣至少带甲十万 ，他又“选其骁健者万人自卫，谓之牙兵”。牙兵相当于节度使的精锐亲卫军，是藩镇割据的核心军事力量，驻守于节度使所在的治州。不但河朔三镇，当时大多数藩镇都有数千人到万人的牙兵部队。

牙兵骄纵跋扈，废立擅杀。藩帅为确保拥有一支忠诚的亲卫军，节度使往往以丰厚赏赐笼络收买人心，牙兵的军饷待遇远高于普通的藩镇军队。牙军深知藩帅倚仗自己割据一方而不得不妥协姑息，渐渐演变为骄兵悍将，“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犯法令，长吏不能禁。”正如河朔藩镇节度使职位世袭，彼此之间联姻结盟以对抗唐廷，藩镇尤其是魏博镇的牙军，多是魏博本地人，也“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姻党盘户”，形成了盘根错节、以丰厚军饷赏赐为主要诉求的地方职业军人利益集团。

任何藩帅如果威胁到牙兵利益，无论是削减赏赐军饷，还是长期率兵于魏博之外作战，或是企图控制和削弱牙军，都会遭到牙军逐杀，之后一个能维护牙军利益的将校被推举为藩帅。唐廷很少能左右魏博内部的叛乱，只能事后确认牙军拥立的藩帅并给予节度使官职。时人有云“长安天子，魏府牙军”，可见牙军势力之强。

而当时的那些军阀将帅们为了自己的权利和生命，就采取两个办法来制衡和威慑牙兵。

其一是组建私兵，唐宪宗时期的浙西节度使李錡，招募胡人异族和善于射箭之兵，组成“藩落”和“挽硬”（能拉硬弓，善射箭）亲兵，其他藩镇还有保护节度使后宅的亲兵，称为后楼军或后院军等。它是藩帅个人的护身兵，待遇特别优厚，成为藩帅的腹心，其兵力超过千人的事例很多，有时还达到万人。日本学者堀敏一说：“在牙军和藩帅对立的时候，家兵是站在藩帅这一边的。这在上述的魏博事例中表现的最明显。还有，淮西的吴元济‘唯昵军中凶悍之徒’。诛杀牙将。开成五年（840）易定军叛乱时，节度使陈君赏‘鸠合豪杰数百人’消灭乱兵一事，也表明了这一点。牙军屡次和藩帅对立，逐杀藩帅；而李錡的挽强、蕃落，当主人李錡兵败被捕时，却争相自杀。这是除去和藩帅的个人关系就不能存在的家兵的命运。 ”

其二就是多蓄养“义子”，如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有养子千余人，用于防备淮西著名的牙军骡子军。李希烈怀疑降将李澄，使养子六百人防备他，等等。

隋文帝仁寿年间，下令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学一所，弟子七十二人，一时天下震动。隋文帝废学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重大挫折，有人把它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相提并论。

对于隋文帝废学的原因，人们一般都总结为他晚年好佛，尚刑名，不喜儒术，加之学校教学管理不善，难出人才，致使“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还有人认为是由于当时儒士思想不统一，南北不一致，难为统治者所用，故有此举。

其实，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巨儒在品行上多鄙俗，因为国家不重儒，没有俸禄，“此所以儒罕道人，学多鄙俗者也。”为统治者和达官贵人所瞧不起，失去了兴学的兴趣。当时有一位儒士既是那时知识界的写照，也与学校兴废有关。

刘炫（约546-约613）　字光伯，隋河间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少时与刘焯友善，同受《诗》于刘轨思，受《左传》于郭懋，问《礼》于熊安生。为人聪敏，能左手画方，右手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周武帝平齐，由刺史宇文亢引荐为户曹从事。后刺史李绘署为礼曹从事，以干练而知名．后奉敕与王劭同修国史，又参加修定天文律历，兼与内史省考定群宫。自言，《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皆能讲授，史子文集，皆诵于心。在朝名士十余人保其所言无谬，于是拜殿内将军。因伪造《连山易》、《鲁史记》等书，被人告发，除名，归家以讲学著书为务。后与诸儒修订《五礼》，授旅骑尉。开皇二十年(600)，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学极不宜废。隋炀帝即位，经牛弘推荐，参加修定律令。后经杨达荐举，射策高策授太学博士。岁余，以品卑辞职，归河间，以讲学为业。隋末，妻子离散，饥饿无所依，冻馁而死。门人谥为“宣德先生”。他学通南北经学，精博今文、古文经典，崇信《伪古文尚书礼传》和《伪古文考经孔传》。对先儒章句，多有非议。指陈杜预《左传集解》失误之处，达一百五十余条。所制诸经义疏，为当世士人奉为师宗。孔颖达撰《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皆本于刘炫义疏。因受南学影响，变朴实说经之风，好凭己意改前文，文辞也华丽。并认为，古人委任责成，案不重校，文不繁杂。今世文薄，多杂不密，又万里追让百年旧案，事多而政弊，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炫能荡弃家法，不拘旧说，提出《春秋》规过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实开自由说经的先声。

史学家范文澜说，隋代能称得上儒学大师的只有两个，即刘炫与刘焯。他与刘绰时称“二刘”。就是这样一个学问淹通的人物，竟然在朝廷购求天下逸书的时候，为了领取几个赏钱，造起假来。虽说“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廪，皆发自于炫。”其后又力谏隋文帝废学，但统治者终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的文化中心一般都在一国的首都，但也有例外。

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十月大举伐陈，同年诏改吴州为扬州，并设置总管府，这是曾经的广陵地区称为扬州的开端，但未沿用下来。大业初，改为江都郡，废总管府。至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广陵地区始专有扬州之称，一直沿用至今。

伐陈时，当时统帅大军的晋王杨广，担心佛教灵像、经典毁于战火，下令各军随方收藏，不得毁坏。集中后，又命学士、高僧加以整理。在扬州的晋王府中立宝台经藏，共四藏，将及十万轴。另外在扬州建慧日道场，敦聘天台宗创宗大师智顗至扬州，他与萧皇后同日受戒。府中设僧徒专掌佛教经典事，沙门智果即其中之一。而且，在隋代，扬州也是道教活动的中心。

隋炀帝在为晋王以及三下江都时，从长安带来了大量图书典籍，倡导学术、文学活动。博学多才之士潘徽、诸葛颖、虞世基等齐集江都。他们在这里撰写了不少学术著作，并创作了大量诗歌。

扬州学者曹宪在隋曾仼秘书学士，学徒数百人，当朝公卿多从之。炀帝令其与诸儒撰《桂苑珠丛》一百卷，号为该博。曹宪最早为《昭明文选》作注，名《文选音义》，甚为当时所重。而他的学生扬州人李善所作《文选注》一书，征引详博，至今盛传。清代乾隆、嘉庆中，扬州阮元、汪中亦并精《文选》，近代兴化李详，亦以《文选》名家。文选之学，起自曹宪，终于李详，真可谓扬州之绝学。

综上所述，有隋一代，中国文化的中心，实际上不在首都长安，而在江都（扬州）。

我栖身的这座城市这些年来倒成为全国图书聚散的中心之一，可是由官方斥资并统一管理的那栋购书大厦，里面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清，大多数书摊上很难见到有顾客光顾，卖书的人远超过买书的人。一路走过去，两边书摊竞相朝你吆喝，不时有人张开胳膊拦着你的去路，那热情真让人有点害怕。在这里虽常见到一些心仪的图书，但一般都是八折，只省了一点路费。如今的书价不断攀升，在这里买书有点像进了珠宝店般的感觉。时间长了，也就很少去了。

我喜欢逛的还是那些分散在城中一些角落里的个体小书店，在那里如果幸运的话，可碰上两种令人兴奋的情形。一种是你虽知道但多年在市面上已买不到的好书，当它那有些发黄的封面上的书名映入眼帘时，就仿佛被闪电击中一样，你屏住了呼吸，飞快地抢在手里，当急速的浏览证明准确无误后，一阵狂喜从丹田涌上心头。这时候你最难做的，是如何在精明的店主前极力掩饰你高兴的神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碰上了特价的好书，五折你觉得真合算，四折你会觉得太爽了，如果竟遇到那三折的好书，那个高兴呀，就像天上掉下了馅饼。有一次我在一个小书店看到几十本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一律三折，我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银子，还为此得意了好几天，就像发了财一样。

前辈的学者常在书中回忆起过去逛那些旧书店的乐趣，尤其津津乐道如当年北京琉璃厂那些书肆的做派和品味，对书店老板和伙计们对书的了解和品鉴称赏不已。不过，现在的书店老板稍懂点行，店里好书固然要多些，可那好书的价格也高得像卖文物一样，令吾辈五内郁结。在下不善于讨价还价，也羞干死缠烂打，常欣然而往，却扫兴而归，弄得心中怅恨不已。久而久之，对这样的书店就不免敬而远之了。所以现在常去那些不怎么懂书的人开的书店，当将自己淘到的几本特便宜的好书提在手上，而店主人还以满怀感激的神情目送你出门而去时，心里就偷乐着真想哼唱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