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来自南方长江流域古老文明的礼器，为什么会出现在当时作为南方农耕文明区北部边境的郑州？这其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隐情？

我们习惯性以为文献所叙述的历史传说，都在黄河流域发生，但仔细阅读，文献的故事反而不能在黄河地带发生，而屈家岭、石家河文明面貌相当符合尧舜和夏王国的传说和历史阶段，此乃屈原在描述其祖国楚的历史中的尧舜时代和夏王朝。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天门石家河城势力大，应该就是夏王国的都城。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发生过国家结构的演变：几个大城的神权中心变弱，包括石家河作中央的势力也衰落，而位处其东邻并更靠近汉口和铜矿山的地区，出现更大的中央集权政体，这可能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的政权。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天门石家河没落而武汉盘龙城升起，或许正是汤克夏故事中所隐藏的“现实”，即盘龙城文化或为传世历史神话中所载汤商王朝的历史阶段。

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地带，但其所代表的文化和影响力的北界到达郑州、洛阳，所以二里头、郑偃也属该文化的脉络，后者是先楚文明的北界城邦，而非一般所认为的“中央”。


盘龙城文化时期，西北地区，黄河上、中游文化的国家化程度最低，虽然有本地的青铜文化，但因族群的流动率高或其它因素，直至殷商末期和西周时，其影响力和权威才成为主流。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另一系青铜文明，以发展战争技术为主要行业。西北、东北族群都经常来江河之间的农耕中原掠夺，殷商建都前最关键的战线是在黄河南游。郑偃城邦因此成为非常重要的边界区，也是南北贸易、行军路线常常经过之处；它们作为南方农作区抵抗北方族群的前线而具有战略意义，也因此而获得长江中游的资源。

因为资料过于零散和残缺，目前尚无法知道长江中游青铜技术趋于定型、稳定和成熟的时间，或许可以考虑盘龙城文化一、二期左右。根据邱诗萤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青铜文化早期阶段是从石家河中期起，而的年代下限，不晚于盘龙城一、二期；从盘龙城二、三期以来，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到达很高的水平，长江中游地区已无疑进入青铜文化中期阶段。至迟从盘龙城三期开始（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铸铜技术取得明显的突破，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可以铸造大型而坚固的青铜器物。

最近在赣西北发现的荞麦岭遗址，间接印证盘龙城三期在青铜铸造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该遗址的文化面貌与盘龙城文化相似，发掘者认为，后者从盘龙城三期开始对赣北有直接影响，从四期开始影响更加深入，此时赣北已成为盘龙城文化的控制区。

荞麦岭遗址的发现非常重要，其能解决盘龙城时代青铜文化革命性发展的基础。石家河时代人们还不能作大型的足够坚固的青铜器，但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方法，可是鄂东南矿区只能提供铅和铜，石家河人也确实已学会了铅铜合金；但是盘龙城青铜器都是铅锡铜的合金，说明在石家河文化到盘龙城文化的过渡时期，人们了解锡料的重要性，并掌握三种成分的合金。

荞麦岭遗址的核心价值应该就在于其处在锡矿区，盘龙城人开拓荞麦岭，以获得稳定的锡料来源。从石家河晚期大路铺、蟹子地与盘龙城二、三期荞麦岭遗址比较，可以看出同一文化人从西往东开拓金属矿的情况，而这些石家河、盘龙城人，恰好是楚大文明体系中夏、商朝代的人们。

至盘龙城四、五期，即大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这时，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楚商王朝，据文献由汤为建国之王，上承楚地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稻作文明成就，同时冶铸技术的突破促使其通过掌握鄂东南、赣西北金属资源而获得巨大利益。表三统计数据显示，盘龙城自四期开始青铜礼器和玉礼器数量大增，出现了李家嘴M2这样的大型墓葬。盘龙城五期延续这种发展趋势，是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盘龙城六期时间虽较长，跨越整个公元前十四世纪，但青铜器数量却大为减少，表明此时盘龙城的势力可能有所减弱，这可以说是国家从高峰期逐步老化的时段，但显然仍是当时青铜技术的中心和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至盘龙城七期，器物组合为之一变，兵器大增，表明有一股新的势力控制了盘龙城。

盘龙城四、五期社会文化发展至鼎盛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信仰趋于系统化，成套的礼仪规范已经形成，表现在礼器上，以爵和斝（稍后还有觚）作为基本的礼器组合；特定纹饰与器型的搭配显示出很强的规律性：如在爵斝柱顶出现明纹，鬲上出现日纹，双嘴夔龙的造型趋于定型。

楚商文明已经形成系统化的信仰体系。这一套信仰体系蕴含了几个层面的形象：神兽、天象、时间、空间、人生，这些形象在上与下、中与方的关联当中，构成一个大的系统。神龙吞吐、虎食人、十日从扶桑升降，在商文明信仰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形象，表达同一件事情：生命轮回的循环以及升天、再生的理想。自然界的十日，以及人间的巫觋为天地之间的联络者。这套信仰基本上是在长江中游汤商国家文明成形，同时已有多元的因素，蕴含了长江流域平地农耕社会与山地猎战族群的理想，并且在多元的基础上，重点凸显汤商贵族的族群信仰。

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盘龙城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从技术来看，盘龙城人经过漫长曲折的探索而首先青铜冶铸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其四邻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学习和模仿而快速发展其自身的青铜文化。从空间格局来看，青铜时代中期诸重要国家，如三星堆、吴城、盘龙城、郑偃诸邑，三星堆在西，吴城处东南，郑偃位于北，显然只有盘龙城居于中。其时青铜文明的核心、枢纽或中央，就在盘龙城楚商。当时上述诸邑的青铜器虽各有地方特色，但总体上可视为同一个大的青铜文明体系，拥有很多相似的元素，如都有神纹，各地很多器形相似，说明各地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交流，直接或间接受盘龙城的影响。这种相似性表明当时已出现了一个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体系。这一体系将各地上层贵族连结到一个巨大的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交换、贸易、通婚、联盟的社会网络中。在这一网络中交换和流通着当时最为贵重的物品如青铜器、金属料、硬陶和原始瓷器和玉石器等，获得、拥有这一类物品能够为其主人带来声望和地位。盘龙城居于这一网络的中心，而且直接掌握和控制了其中最重要的青铜器和金属料资源，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各地贵族竞相以获得盘龙城的礼器为荣，或在模仿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传统而努力发展自己的制作能力，形成自身文化特色。盘龙城人借助这一网络将其青铜器造型、纹饰的理念，以及相关的信仰与礼仪传播到四方诸邑。由于这一类只有各地上层贵族才可以参与的声望物品的远程贸易体系的存在，使我们今天在考古学文化上，可以看到，当时各地青铜器、硬陶和原始瓷器、玉石器等物品，在很大的空间范围内共享和流通，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代表各地本土生活面貌的日用陶器，却仍各具特色，差异很大。

在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在青铜技术领域获得重大突破、社会兴旺繁荣、信仰与礼仪日趋规范之际，在农耕文明西北边界区域，同时也崛起另一类国家，这就是以二里头和偃师城为代表的国家形态。前文碳十四年代分析表明，首先是二里头，大体与盘龙城同时兴起；大约过了一百余年，到公前十六世纪中叶，偃师城的贵族们又在离二里头不远的地方大兴土木，兴修宫殿和小城，与二里头贵族比邻而居。

二里头和偃师城兴起的背景，离不开北方游牧和游战族群形成的大背景。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气候冷化开始，公元前十七世纪以来气候又有所回暖。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气候呈冷、干化，不再适合农耕生活，乃逐渐形成游牧游战社会，部分族群开始南下，占据、掠夺南方丰腴的文明，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

这些南下的族群对江河平原地区带来风险，初步形成了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战文明的互动交流和战争侵夺的历史格局。在此背景下，郑洛一带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该区黄河北岸有中条山、太行山，形成了一堵自然的“墙”。冷化、干燥化时代这地方同样进入农作危机的状态。


但这一带一方面是守护着南方江河文明的北境，是后者防守北方草原游战族群掠夺的前线据点；另一方面又会做北方游战族群的前哨，因而日益获得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此期间郑洛区域会相继出现一系列城邑和国家，二里头、郑州、偃师三城的历史作用莫不如此。

因山脉阻隔，在青铜早期，北方族群进入江河平原的路线基本上限于三门峡山口，从三门峡而来的寇掠是最主要的风险。其时北方族群从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出发，顺着黄河干流南下，三门峡口遂成为南北双方必争之地。二里头和偃师城的崛起皆与此有关。

虽然从整体来说，二里头是以农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古国，二里头的贵族应来自农耕族群，而不是北来的占领者；但是，在二里头文化中，本土、北来、南来的因素混合在一起，面貌模糊难认。这与二里头在南北交流中扮演的角色有莫大关系。一方面，它作为保护南方农耕文明免受北方游战族群侵害掠夺的前线据点而受南方农耕国家的支持，同时又在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游战族群之间进行交易而从中获利。

公元前十七至十五世纪前半叶大冷化中约200年回暖期后，大约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起，欧亚、气候又开始不断变冷（这一波冷化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前700年间达到极冷），西伯利亚和西欧因气候变冷而致冰川线南伸，西伯利亚极地森林的南界也开始向南延伸。气候变冷迫使以前游荡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战族群不断南下，骚扰和掠夺南方农耕族群。这一次北方族群南下的主要方向往东迁移，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侵；而且，这些南下的游战族群中，部分势力已经掌握马车技术，具有更强大的军事机动能力，因而其征战范围更大，流动性更高。

在此背景下，位于黄河南岸农耕区，在空间上正好位于太行山东麓南下要道（大体沿今京广铁路）上的郑州，在军事和政治上变得非常重要，成为南方农耕族群进行防守的前线堡垒。此即郑邑于公元前1480年前后兴起于偃师城之东的历史背景。郑邑最为兴盛的时期约为公元前1400年前后，即二里冈上层一期之际，这时西部的偃师城已衰微，郑州俨然成为南、北双方对垒的最重要据点和交易场所，信息、物资、人员汇集于此，其与南方大国盘龙城的关系更为紧密，多方模仿和借鉴盘龙城的文明成就，陶器和青铜器风格均与盘龙城非常接近。吴城和三星堆的青铜重器亦或假道盘龙城，辗转到达郑州。

目前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波气候冷化同样对长江流域的农耕生产造成了某些困难，如盘龙城应该会有水位上升的情况，这可能是盘龙城六期势力萎缩的原因之一，但刚始时似乎尚不足以摧毁其社会根基。由于盘龙城在各地青铜文化发展中所处的独特而关键的地位，使其兴衰变局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周边青铜文化的发展。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说明公元前十五世纪后半叶气候变冷对盘龙城国家造成了何种影响，从现有材料来看，盘龙城五期和六期之际，国家势力发生过一次大的变故。经此变故后，盘龙城国家的势力有所下降，周边吴城、郑州和三星堆，以及原本作为盘龙城附属地的湖南地区，均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一次发展的机遇，其青铜文化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一个高潮。这或许跟盘龙城放松对青铜技术或原料的垄断有关，如出现因内乱而使贵族和技术人员外流等情况。

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中曾将提出“多元文明与集权之滥觞”，即是殷商上古帝国的发生，一方面基于长江流域古老农耕文明和青铜时代的诸国，另一方面是因为草原游战族群南下而建立以军力为政权的跨国网络，才发生之后的、以黄河流域为政治中心的殷周军权联盟。这段历史是从公元前十四世纪起，掌握马车技术的北方族群来到殷墟建都，大约又再过了几十到百年，南下打败盘龙城而自立为“商”，并逐步将“汤商”的故事与自己的家谱合并，以此强调屈原所谓之“殷宗”政权的正统性，以及对于本土政权的传承。换言之，所谓“商”文明，应分为汤商，亦可称之为“楚商”或“南商”，和殷商，这是两个来源不同的朝代。自此，原本存在于江汉流域的古老文明，淹没于后世文献之中。殷商王族占领江河中原的历史，相当于加喜特人占据巴比伦、喜克索斯人占据古埃及，有其共同的世界史背景。

殷商在各地文明的基础上，以多元及整体化的上古帝国文明面貌出现，形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集权大国，开启新的历史阶段，并为此后一体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这个同样自称为“商”的政权，在影响力庞大楚商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及同化上层的文化体系，又结合了各地信仰、文化。殷商时期，虽然很多地区仍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及信仰，但上古帝国的上层文化呈现出广泛的一致性以及深刻的同化程度，在极为宽广的地域、跨国家的文化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同类的礼器、相近的祭礼方式等等。既使殷商周围的国家，也深受其影响，而成为将来跨国多元文化间彼此同化的基础。

过去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今天考古与甲骨金文研究的资料皆显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商建国。西周早期政治与文化传承自殷商。历史由胜利者写，传世文献来自西周晚期以来官方笔录者，所以表达北方胜利者如何希望后裔看他们的伟大历史，而不是遵照史实。在西亚地区，如果没有足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本身的文献，我们会以为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都在北方赫梯发生，因为赫梯将苏美尔、巴比伦的历史写成自己的。我们终未被赫梯骗到，为何允许周人、汉帝国意识形态继续使我们误解？自然条件和一手考古资料显示：洛阳不可能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中央，早期历史在长江流域发生，多元文化的集合发生于殷商，此后黄河南游才成为南北多类文明结合的中央。

观察东亚大陆最早的集权政治体系，盘龙城王国---殷商帝国，就可以看出以下的内涵


1.东亚大陆在公元前2000年--前1100年的青铜器时期，有了一种文明的重新整合与集中，诞生了盘龙城--殷商帝国体系。这是第一次的东亚大陆，分散--聚集的文明文化的相互运动。

这种分散--聚集的文明文化的相互运动，10000年来，在地中海沿岸地区，中东地区，也同样的反复出现了。这是人类文明一体化的进程，当今就是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引发的分散分裂过程，是同时存在的。

这符合物理学揭示的宇宙的普遍规律，熵值总是从最集中分散为最大的分布、最大的混染，这是一个生死交替的法则。文明体系也不可避免。

这是观察唐末--蒙元之间，社会运动的一大观察角度

2.文明的聚集必然是一种极度暴力、血腥、残酷的过程，殷商文明就是一种用杀戮、死亡维持的文明体系。所谓的青铜礼器，皆是用于祭祀的，里面盛的皆是人的头颅、心、肝、肺以及肢体，所谓的青铜大鼎，就是用于煮人肉汤的。用人类的肉体，献给神灵与祖先，是殷商文明建立的基础。这种故事，中国的古代历史演义，比比皆是。

3.文明的聚集，必然是信仰的融合，殷商青铜礼器的纹饰，就完整的记载了这一过程。

4.文明的聚集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后就是分裂分散的过程，殷商帝国的瓦解就是不断地征战的过程，殷商与淮河流域文明的反复战争与绞杀，导致西北地区的周人突然兴起。周人顺势灭了殷商，就如同满人顺势占据北京，成就了西周与大清朝。

郭静云教授谈论二里头与二里岗文化，以及历史研究的方法与过程。并且回应许宏的怀疑。



二里头和二里岗似乎同一个文化的早晚不同阶段，可见到一脉相承的关系，何以分为夏和商？同时二里岗生活环境和文化面貌与殷墟非常不同，虽然部分铜器类形是从二里岗传承的，但基本上很难将二里岗和殷墟视为同一个文化，尤其是视为同一国家、朝代。

我的出发点都是考古，在整个研究阶段并没有考虑传世文献的内在矛盾，只有从考古看出新路之后，非常惊讶地发现，文献纪录与考古发现毫无矛盾，反而可以从文献看出这历史的蛛丝马迹。


本人没有过任何偏见和推理，甚至出书之前两年还不知道，资料会让我的目光最后落到长江中游。在着手研究的前两年，我还以为，我只能写到二里岗文化与殷墟为不同国家的程度，仍对二里岗的属性和文化源头保留疑问。所以问题不在于本人有某种目的，而在于梳理所有的资料，并不仅只搜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资料，其实在这过程中本人没有任何预设的理解或解释。在这一点本人研究方法是一致，如有问题先不去理解，而是搜集一切资料看，看资料能不能回答问题。这种方法也是本人指导学生的方法，所以开始研究时无法知道研究的结果，并不排除探讨不出结果的可能性。因为资料零散，所以摸索不出任何解释的可能性很高。这次探索最终有如此结果，同样也使本人感到很吃惊。多亏现在考古的发展，能够提供很多一手史料，不仅对遗址的叙述，还有人口统计、化学分析、气候学的研究等等。同时，也多亏本人有亲自发掘经验、有世界史背景、经学训练、读过不同学科的书等等30余年的经验，所以才能在很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看出一些基本脉络。

针对自己看书的人，本人曾写过这样几段话：

大陆保护二里头神话的许宏研究员写：

“我对郭著的总体评价是：视野宏阔，建构可嘉，思路富于启发性；但考古学材料不支持其观点，论证中问题极多，青铜文明发源于南方而后北渐的“江河中原说”难以成立。学术之所以为学术，在于能被论证，论证就不能只谈与自己的意见相合的论据，就要看作者在材料运用、逻辑和推导方式上，是否有“硬伤”。我看郭著，“硬伤”处处。从基本概念的界定，到大的时空的把握，到考古材料的取舍、乃至对他人成果的误读误用等等，所在多有。这符合作者一直以来的治学风格：神思飞跃、不拘时空。”

假装自己是客观读书的科学人，而毫无羞愧骗人。“郭著”并不是天空飞来的结构，而是一条一条地下材料对照出来结果，在地上一步一步走的途径。“郭著”不允许自己看到一条材料着急说一句话，而慢慢搜集所有的材料，在所有的材料基础上做复原工作。因此并不是“考古学材料不支持其观点”，而正好相反：没有预设任何“观点”，这是考古材料本身所指出的史实。

许宏研究员自己也很清楚：考古材料明显表达，二里头在长江之后，但是故意假装，使读者迷惑（比如，许宏最近另有提出：“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在许宏先生的著作《最早的中国》一书中，也明确提出二里头出土高技术的硬陶来自南方。这说明他本身知道的事实，但绝不愿意有人将此说得清楚）。他这种作法的原因很清楚，有与学术无关的保护原来错误观念的目的。除了他，努力否定事实的人还会有一些，他们会愤怒、诬蔑等等。但我们不需要怕他们。他们有目的，所以愤怒，难受，并且他们心里知道拙著的证据和方法有力，所以才愤怒。针对毫无价值胡说八道的书，难道需要用那么多时间否决它？所有的读者能看到：立不住脚，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有数：“立得住脚”所以才想办法不让人看，或看之前有负面的偏见。

在本人的论述中，“文献”和有记载历史目的的“历史纪录”是不同的概念。依靠对金文各方面的分析得出，人们开始从口传历史到大量成文字记录是西周后半叶，同时《尚书》、《逸周书》部份语言符合西周晚期的铭文。本人并不否定有些文句可以与西周早期的语言比较，甚至《春秋经》里还可以看到与甲骨文同样的文句，但是从整体叙述方式来看，将有记载历史目的的“历史纪录”，视为从西周后半叶开始是比较符合事实的。此种观点并非本人独家发明，近来学界持此说者越来越多。

退一步，纵然本人在这方面的结论过于保守，而传世文献有些西周早中期的源头，这毫不否定拙著重点：文献由周人编出来，表达周人的角度以及周这个国家的所建构的“历史”，含有周代意识形态。我们没有从夏人的角度写出来的历史。


说到文明起源，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原生文明与次生混合文明。世界最古老的原生文明必定依靠农作而成长，故其文明中心靠近古农作区；发展古老农作需要良好的自然条件配合，故从亚非大陆来看，世界最古老的原生文明均位于自然条件良好的北纬26°——32°之间的区域。次生的混合文明出现的时间一定比前者晚，如果世上尚无原生文明存在，何来混合之谈？本书是从原生文明的脉络下谈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对于中华文明之形成的贡献的；中华文明无疑属于混合文明，是不断融合吸收众多原生文明、次生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殷商出现第一波融合高潮，而奠定了此后中华文明的基础。

早期国家都是“联合城邦古国”的结构，中华文明也不例外，城邦的结构、联合结构等问题，多在拙著详细地讨论。并且屈家岭联合城邦的结构，并不是本人发现，研究长江中游“史前”考古的学者早已讨论过，本人只是将此问题与大历史连接、加强世界史角度，并发现文献中的痕迹。由于考古界的学科分工，做“史前"的不做商周，做商周的不做"史前"，而导致彼此间认识的断裂，很少进行有效的连接。

大溪-屈家岺-石家河一系的文化水准是否真的髙于同时期的中原与其它地区的古文化，拙著从很多角度证明这是事实，并且屈家岭文化往河南地区的发展也是史前考古界的共识。拙著重新定义“中原”概念，认为这是中间的大农耕平原，所以这并不是郑州洛阳，而是江河之间的宽阔的农耕地域。距今5000年本地域都有稻作文明，其源自长江，郑洛（郑州、洛阳）当时是稻作的北界，而不是中央（这也不是本人首次发现）；长江中游人口密度远远超过郑洛；只有长江中游在5000前已有那么多座城、治水系统、码头、经济分化以及早期国家结构等等；二里头、二里岗青铜技术亦源自长江中游（也是自然科学与考古学所发现）等等许多拙著所用的知识，都是学界原有的成果，拙著只是顺着各种线索，将之系统化。黄河流域早期国家的出现比他晚千余年（黄河早期国家出现于距今4200年前后，在考古界也是共识）。就是因为对长江流域（尤其是中游）不重视，才以为中华文明比西亚年轻，这是从根本上低估了中华文明本土的创造性和历史的古老性。

商朝人认为，动土建之时用婴儿埋在地下的形式祭奠神灵有安宅的寓意，其中被杀的婴儿大多是女孩。这种风俗习惯相当残酷冷血。除了婴儿，建房、造城、祈求好运和祭拜神灵所用的牺牲品还包括牛、羊、犬等。占卜吉凶人头祭祀的商朝人认为在国家的发展中有两件事情是极其重要的，祭祀与战争，祭祀以祈求祖先和神灵保佑人们风调雨顺，并且告知人们无解的事情，战争以开疆扩土保卫疆国。


作为祭祀有个古今流传下来的仪式都是有食血食，也就是吃几口祭祀品代表了你与祖先共食，或者把祭祀品发给很多人分着吃，就像我们一般吃鸡鸭肉，而分食的时候，不分身份。但是商朝祭祀用的是俘虏的奴隶，他们在祭祀后也是要分食吃几口的。商朝祭祀的规模和频率确实是古代数一数二的，商人敬神事鬼，崇拜祖先，无论什么事都会祭一祭，问问祖先预示着什么。除了祭祀祖先神灵，任何国家大事，各种风霜雪雨、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也会被纳入举行仪式的因由。每祭必杀人宰畜，动辄几十人，牛羊上百头。遇到特殊时日或事件，甚至增加十倍血肉。

祭祀中被杀的基本都是女人和孩子，在那个农牧人口非常贫乏的时代，这种大规模的血腥祭祀方式，正不断悄悄消耗着整个王朝的根基。而对于天地崇拜，使得每一任的大王都非常重视祭祀。甚至不惜一切的成本代价，也要祭奠皇天。

商人尚武，所以疆域无限扩大，商人等级森严，所以没有起义之事发生。商朝是华夏民族从原始社会文化向制度社会转型的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时代。

商朝把祭祀和军事，视为国家的两件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由于妇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商王武丁经常令她主持祭祀，育读祭文，并被任命为卜官，刻写卜辞，在保存下来的甲骨文中，有些是出于妇好的手刻，她通过主持祭祀，而参与朝中的政治活动，成为武丁埋藏的一位女政治家，
妇好还是一位军事家，她多次带兵出征，立下赫赫战功，卜辞有“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的记载，意思是说，商王武丁征发妇好所属三千军队和其他士兵一万人，前往征伐羌国，在出土文物中发现有两把“妇好”的铜钺，每把重达八、九公斤，这在商朝是王权和军权的象征，有一次，武丁亲征巴方，令妇好设伏兵，巴军中伏，为妇好所歼灭， 据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记载，妇好曾多次主持各种类型和名目的祭祀活动，利用神权为商王朝统治服务。此外，妇好还多次受武丁派遣带兵打仗，北讨土方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巴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武丁对她十分宠爱，授予她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鬼神祈祷她健康长寿。然而，妇好还是先于武丁辞世。武丁十分痛心，把她葬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约100米处。墓葬被发掘，保存完好。除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外，其中所出玉器共755件，是商代玉器出土最多、最集中的墓，另有63件石器、47件宝石器及象牙雕刻等物。

妇好死后，武丁十分悲痛，每有军事行动，常通过祭祀祈祷妇好在天之灵助战，这也反映出妇好生前的名字，确足以威慑敌人，妇好死后，有独葬的巨大墓穴，而且享受独祭的隆礼，这在商朝也是少见的

武丁见于史料的“诸妇”多达六十多位，其中只有三人拥有王后的地位，妇好则是第一位。而且也是伟大的商朝中兴之王武丁一生中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
——在现存于世的甲骨文献中，“妇好”的名字频频出现，仅在安阳殷墟YH127甲骨穴中出土的一万余片甲骨中，她就出现过两百多次！而且武丁在这些占卜中向上天祈告的内容，包括妇好的各个生活侧面：征战、生育、疾病，甚至包括她去世后的状况如何。足见武丁对妇好用心之深。
妇好并不姓妇，她的父姓是一个亚形中画兕形的标志，当她嫁给武丁成为王妻之后，武丁给了她相当丰厚的封土和士民，在她的封地上，她得到了“好”的氏名，尊称为“妇好”，或者“后妇好”。
妇好的庙号为“辛”，商王朝的后人们尊称她为“母辛”、“妣辛”，“后母辛”。
武丁是商王朝的第二十三位国王，也是第二十位王盘庚的侄儿。盘庚继位时，商王朝已经出现了内乱外患并举的迹象，盘庚为了摆脱困境，将商王朝的都城迁往北蒙（即今河南安阳）。
盘庚完成迁殷的壮举之后若干年，商王朝的中兴之王武丁接过了王杖。
武丁的经历，与近三千年后的俄国彼得大帝有异曲同工之妙。
武丁的父亲小乙是盘庚的四弟，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能继位为王。因此在武丁小的时候，小乙将自己的儿子武丁送到民间去生活。
武丁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自己的王族血统，而是象一个普通民人那样学习各种劳作和知识，象一个普通人那样经历各种疾苦，从而为他未来继位中兴王朝奠定了基础。也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得到了筑屋奴隶出身的傅说为宰相。
武丁是个性非常强、也非常富于情感和壮志的君主。
妇好就是武丁的第一位王后。她嫁给武丁之前的身份，应该是商王国下属或周边部落的母系部族首领或公主，有着非同一般的出身和见识。
妇好十分的聪明，也有着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智慧。商王朝武功最盛的君王武丁是她的丈夫，而武丁时代的赫赫武功中，有着妇好相当一部分的功劳。——商王朝带着浓烈的母系氏族遗风，这几个形容词用在商王后的身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妇好臂力过人，她所用的一件兵器重达九公斤，足见她的身体强壮。而该兵器为大斧，更可见她的骁勇。
妇好和武丁，是一对真正志同道合的好夫妻。
刚刚结婚的时候，武丁对妇好领兵作战的能力还不是非常了解，某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外敌入侵，派去征讨的将领久久不能解决问题，妇好便主动请缨，要求率兵前往助战。武丁对妻子的要求非常犹豫，考虑很久之后，还是通过占卜才决定让王后出征。
没想到，妇好一到前线，调度指挥有方，而且身先士卒，很快就击败敌人，取得了胜利。
武丁从此对妻子刮目相看，封妇好为商王朝的统帅，让她指挥作战。从此以后，妇好率领军队征讨作战，前后击败了北土方、南夷国、南巴方，以及鬼方等二十多个小国，为商王朝开疆拓土立下了不朽战功。
其中，在对羌方一役中，武丁将商王朝一半以上的兵力都交给了她：一万三千余人。这场战役大获全胜，也是武丁时期出兵规模最大的一次。
除了率军作战，妇好还掌握着商王朝的祭祀占卜之典，经常主持这类典礼。她是名副其实的神职人员，最高祭司。

妇好在自己的封地上，就是一切的主宰，她主持封地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拥有田地的收入和奴隶民人。她还向丈夫武丁交纳一定的贡品，一切都按照国王和诸侯的礼仪来办理。决不因私废公。妇好的封地一定是商王朝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因为在她的封地上，她拥有自己独立的嫡系部队三千余人——在那个年代，普通小国的全部兵力也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数目。
由于经济独立，妇好能够为自己铸造大规模的青铜制品，现存于世的妇好偶方鼎就是其中之一。
武丁和妇好，不但是感情方面的夫妻，也是事业方面的伙伴。为了管理自己的封地，妇好经常离开王宫，到封地去生活。
妇好虽然常因征战和理政与武丁分别，但是仍然屡屡为他生育儿女。
然而妇好三十三岁就死去了。虽然相对于那个时代，她的享年已经不短，但是相对于她享国长达五十九年的丈夫武丁，却太短暂了。

妇好是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从已经翻译过来的甲骨来看，有好几种可能。
有甲骨卜辞上，有这样的记载：妇好要分娩了，不好。三旬又一日，甲寅日分娩，一定不好。女孩。
妇好是因为难产而去世的吗？
还有一块甲骨上的记载则是：出贞……王……于母辛……百宰……血。
又忍不住让人揣测，妇好是因为战役而亡，至少也是战伤复发而逝，——那年头的战争，其实就是大规模的械斗，想要不负伤，恐怕不可能。所以武丁才为她复仇而战。
总之，不管妇好是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她的不幸去世，都使武丁非常痛心，将她下葬在自己处理军政大事的宫室旁边，让自己随时都能看到妻子、日夜守护着她。
即使如此，武丁仍然觉得自己守护的力量不够，不足以深达幽冥。
于是，他率领儿孙们为妇好举行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祭祀，并且为妇好举行了多次冥婚，将她的幽魂先后许配给了三位先商王：武丁的六世祖祖乙、十一世祖大甲、十三世祖成汤。
在最后将妇好许配给成汤之后，武丁终于放下了心，认为有多达三位伟大的先人共同照看，妇好在阴世里能够得到安全和关怀了。
妇好为武丁留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孝己。而妇好在艰难中生育的女儿是谁呢？
武丁至少有过两个女儿担任过商政府中的官员，并且象妇好那样拥有自己的封地。她们是子妥和子媚，即子妥鼎、子媚鼎的主人。谁是妇好的女儿？也或者除了子妥和子媚，还另有其人。
从历史记载可以发现，妇好去世多年之后，武丁仍然对她念念不忘。

每当国家有战事，武丁都要亲率子孙大臣，为妇好举行大规模的祭礼，请她的在天之灵保佑自己能够旗开得胜。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七日，一位女考古学家郑振香，主持了另一个女人，商王后、大将妇好墓的发掘。
墓中出土了4面铜镜，还有4件铜钺以及130件青铜兵器。除了以一对司母辛大方鼎为首的200余件青铜礼器，还有十五种共156件酒器、以及来自新疆等地的玉器佩饰755件、来自台湾海南甚至更远处的海贝7000多枚、各色宝石制品47件。以及各种陶器石器海螺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为妇好殉葬的16名殉人、6条殉狗。
如此丰厚的陪葬品，不仅体现了武丁对妻子的敬爱之情，更体现了妇好生前丰富多彩的生活。她不但是一位将领，能征善战且善饮，更是一位尊贵的贵妇人，爱美而且擅于修饰，更是一位拥有独立经济能力的贵族领主，拥有庞大的奴隶群。

殷商时期，大兴“祭祀文化”，祭祀天神，祭祀祖先。这和远在美洲的“玛雅文明”很是相似，两者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活人祭祀”。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在20世纪末期科考队在安阳出土了一件青铜甗（祭祀用的鼎器），这个青铜甗中放着一个被蒸煮过的“人首”。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从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以来，直至今日，依然还有或多或少的“祭祀物品”被发现，其中最多的就是“人坑”，而且“人坑”里的尸骨很多都是被“烹煮”过的。

青铜器商鼎的发明最早就是为了祭祀用的，众多类型的商鼎，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类似一个方形的“锅”，大的商鼎可以放进去一个人身，小的也可以放进去一个“人首”，这种种的巧合和殷墟的发掘，不得不让人相信，“殷商食人”的说法确实存在，可能当时发明鼎器就是为了“烹人”来祭祀。

殷商每次征战取得胜利都会抓到不少的战俘，这些战俘们会被关押起来或者被当成奴隶。每逢祭祀时会将这些奴隶和战俘拉出来，用特殊的方式将他们祭祀给神明，以此来祈求神灵保佑。而这种祭祀方式就是“活人祭祀”。他们将战俘或奴隶四肢捆绑，并把他们的双眼蒙住，将他们置于鼎器内，鼎器被下方的烈火迅速加热，奴隶和战俘们发出痛苦的吼叫，最后在挣扎中被“烹熟”。“祭祀品”被放置在鼎内，并有“巫师”祷告神灵，告知神灵“祭祀品”已经送到，希望能得到神灵的庇护，取得下次征战的胜利。或者是祈求神灵降雨。最后祭祀结束后，他们可能会将“祭祀品”分别送给其他奴隶或者战俘享用，但是这些战俘和奴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奴隶主们给自己的恩惠。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祭祀品”可能会被拿去给高管享用。大致推断殷商的“祭祀文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番景象。

商人不是不尊重生命，而是从来没觉得这些异族人是生命，杀死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用杀鸡杀猪来比拟，都是严重的，而是就好像吃饭、睡觉一样，是一件极其平常日常活动。

《 礼记》云： 殷人尚鬼，殷商是一个宗教社会，主要是祖先和自然神崇拜。人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取悦祖先和神灵。

商人几乎每天都祭祀，不论大小事都要占卜，所以才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甲骨卜辞。

不论是商王还是贵族，都用大量的奴仆和俘虏来殉葬，甚至某些大型工程，如建造祖先的享堂，都要先杀几个奴隶埋在地基旁边。

中文中有「牺牲」一词，词源意义就是指祭祀时候被杀的动物或者人，牛羊就叫「畜牲」，人就叫「人牲」。活人、死人都有用途，各有各的祭祀方法。

胡厚宣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统计的考古数据是：

发现的殷商时代人殉、人祭，能找到尸首骨头的是3684人，连同一些散落无法复原的骨骸，大概是四千人：



殷墟的面积大约是36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每平方公里的地下埋着111.11个死亡的人牲。

【见：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上篇).文物,1974,0(7)】

胡厚宣同时统计了甲骨文卜辞中的数据：

记录人祭的卜辞是1350片，卜辞1992条，仅在商王武丁时期（42年）的人祭卜辟就有甲骨673片，卜辞1006条，祭用9021人，另外有531条未记用人数。其中一次最多用五百个奴仆作祭祀。



也就说武丁在位的42年里，差不多每天杀0.6人用于祭祀。

【见：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文物,1974,0(8)、】



2、杀人祭祀称为「用」。
如：《合集454》





《合集456》





甲骨文中有「杀」字，但是，杀羌人祭祀，连「杀」都不叫，而是叫「用」，好像用个东西一样平常。

3、悲催的姜人
说起「用羌」，就想起悲催的羌人。

甲骨文卜辞中，人祭被杀死的人牲很大一部分是羌人。我曾在我的头条专栏写过一篇文章讲过这个问题：



商代羌人的简直是「杯具」，从甲骨文来看，羌人受了商人惨无人道的迫害，各种酷刑施加在羌人身上，除了被用做人牲，还被阉割、殉葬、活埋、火刑、奴役等等。

这不是我脑补臆想，从甲骨文的「羌」字，就可见一斑。

商代的「羌」字有多种异体字：

在脖子部加「手」字形，表示「擒获羌人」：





在颈部加绳子捆绑、加石锁（执）的字形：



还有一种「脚镣手铐」的字形——脖子系绳子，脚上绑石锁：



还有一种更恐怖——加「火」加「系」的字形，是商人【燎祭】祭祖的人牲。



【燎祭】是什么？就是火烧牺牲，教廷烧死圣女贞德也是这样被绑着！



这就是为什么武王伐商以「吊民伐罪」自居，而羌人是周人的铁杆同盟，灭商最坚定的支持者。

商灭以后，这样的字形完全消失，体现了周代羌人政治地位的提高，羌人跟随周人，大部分融入了华夏文明。

4、花样百出的杀人方法
我之所以说，商人相比玛雅人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玛雅人不过挖心挂头，而商人的人祭有几十种，杀人方法花样百出，你能想到的古今中外酷刑：活埋、火刑、活寡，活寡对商人来说是很平常的。

学者王平在《甲骨文与殷商人祭》中一共总结了几十种人祭中杀死人牲的方法，我只把目录截图引用：



这要一一讲的话，十万字也讲不完，我只简单说我认为最不人道、最残酷的一些杀人方法：

火刑——如果我要被商人杀死，我最不愿意的就是被活活烧死。
人牲被施以火刑，主要就是在燎祭中，燎祭是很古老的祭祀仪式，把玉帛、牺牲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天。

甲骨文中有表示燎祭中烧人的专用字：烄



这个字甲骨文是上下结构，下面是「火」，上面是一个被火烧的已经扭曲的人。

《合集12842》就是在占卜，用烄法烧人祭祀神灵，是否会下雨：



甲骨文中，另一个与燎祭火刑有关的字如，也是「人在火上」，不过这是一种求雨的祭祀。



汉字「黄」也是一种用来求雨被烧死的「人牲」，不过是一种有佝偻病的残疾人。古代叫做「尪」，「尪、黄」一声之转。

《左傳．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
杜預注：「或以為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




烹煮法——汉尼拔博士在商人面前都相形失色。
甲骨卜辞中的「胹祭」，就是煮熟食祭祀祖先和神灵。而人经常是被烹煮的对象，

如：《合集499》，将动物和两个羌人一起煮熟了，祭祀祖先：



是不是在一个青铜鼎里煮熟的呢？是的话，还真有点恐怖！

随着锅里汤水翻滚，一会浮上来一只羊，一会一只猪头，又浮出来一个人头！

其实，殷墟真的出土过两个装着人头的青铜鼎：



一开始曾经让考古工作者大惑不解，经过鉴定，发现这些人头被煮熟过，上个高清无码图：



一些媒体开始脑补，商人是食人族，商朝贵族吃人肉云云。

其实这就是「胹祭」，用来祭祀神灵和祖先的。



戠杀——这恐怕是最藐视生命的一种杀人方法。



「戠」这个字在先秦古文中，假借意义指「肉干」，后起字为「膱」，也就是今天的腊肉，




「戠杀」就是把人制成肉干，如下面两片甲骨卜辞记载的：







这个字：



也是卜辞中常见的一种杀人方法，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认为这就是后世所称的「胣」。

胣，读作chǐ，汉字，意为剖肚后拽肠子。
见《汉语大字典》（第二版，页2210）的解释：



很多南方方言，如：湖北、江西，把杀鱼去内脏肠子，就叫做「胣鱼」。

所以，第二片卜辞所说的就是先把人的内脏肠子，拿出来，然后再做成人肉腊肉。

商人把人做作成肉干，难道其目的是让祖先慢慢享用？真的很难理解.



5、用人牲最多的两次祭祀：五百人和一千人
上文提到胡厚也就是上文提到一次杀死五百人的人祭，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合集》562正

癸丑卜， 贞，五百〔僕用〕，旬壬戌侑用僕〔百〕。




其实，人祭最多一次是【册（上）口(下)】祭，



杀死了畜牲1000，人牲1000，是目前甲骨文所见最大规模的祭祀，也就是《合集1027》





6、累累白骨堆积成山，小孩也不放过




看胡厚宣先生《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上、下篇）论文，简直看得令人揪心，殉人大多数是在下葬的时候，被当场杀死，虐杀方法非常残忍。

郑州二里岗商代墓葬发现的人牲：



活埋：



上文说过，商人根本没有把异族人当人看的意识，竟然将人骨和猪骨埋在一起：



脚手都被砍断的殉人：







今天所称的【殷墟王陵区】是当时殷商贵族的墓地，又大大小小200多个墓葬，大一点的贵族墓葬里，几乎都有几十上百个殉人被杀死陪葬。



殷墟王陵区1001号大墓，殉葬人牲有三、四百人，虐杀的残酷冷血，非常像【卡廷惨案】，还包括儿童，最小的甚至头顶的囟门都没有长合：









即便是玛雅人也不杀儿童祭祀，殷商统治者残忍冷血令人发指。

一图胜千言，直接上图吧：















以上的残酷暴行，仅仅是九牛一毛，有很多更残酷，一时记不起来，以后记起来了再补上去。



看完这些以后，读者能不能跟我得出相同的结论？
商人不是不尊重生命，而是根本不把异族人当生命看！


当然，对待历史切忌以今度古，在三千多年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并不是指责古人，何况，商人也是我们的祖先，相信至今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人，流淌着商人的血液。唯殷先人，有典有册，我们使用的文字，也是从商人那里承袭而来。

殷商的活人祭祀的恐怖主义政策，是一种悠久的传统。

哈哈。深观之。不可言说的秘密。

@爵士猫大懒虫 2019-03-11 18:39:21
殷商的活人祭祀的恐怖主义政策，是一种悠久的传统。
哈哈。深观之。不可言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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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贵族、西周贵族与印度婆罗门的贵族，应该是属于同一种群，古印欧人。祭祀文化就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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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度古婆罗门教的祭祀，人祭。施祭的目的是企求在马祭中所没有获得的东西。很多学者都认为马祭是代替人祭的一种形式，在吠陀文献中屡次提及以人作为牺牲的事实。21世纪初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种祭祀仪式的存在。如《白耶柔吠陀》中曾列举可作牺牲的184种人，并各有献祭的特定对象，如对阎摩神用石女；

对暴风神摩录多用农民；对天神用秃头翁；对地神用跛者；对死神（米利多）用猎人；对眠者用盲人；对舞者用诗人；对歌者用职官；对地狱用杀人犯；对黑暗用盗贼等。作牺牲的方式不一，有的可自投于水；有的在礼拜太阳神后永远隐遁山中等。但吠陀文献中也规定可用牲畜、谷物等替代；

2.

人殉，是古人认为人死亡后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在生前享受的待遇，生前众人服侍，也想带到另一个世界，所以在祭祀等时候就会出现人殉，他的动机算是古人的一种想实现美好愿望的想法。是一种祖先崇拜，商朝人殉的文化很深远。

西周时期，比较重视对天地、山川和社稷的祭祀。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众多的神灵，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天神、地祇和人鬼三种。周人的祭祀比殷人更加复杂，并且具有系统化，而且设有专职去应付庞杂的祀典。

周人除了用人祭祀自然神灵以外，也用人祭祀祖先神灵，但用人的数量和规模，都比商代少得多和小得多。有些西周贵族墓地很少见到用人祭祀或用人奠基的现象，但有些地方的西周遗址，用人奠基和用人祭墓的现象仍然比较流行，考古资料中曾发现过这样的例证。

在第一次东征后，周武王回宗周镐京祭祖时，就使用很多的俘虏何牲畜祭祀《世俘》中说周朝祭祀时，小牲羊、豕多达2701头，牛504头，人牲至少达100人！

《春秋》中出现说宋襄公为了讨好东夷人，让邾国抓住了鄫国国君，以他作为人牲来祭祀土地神。春秋时期这样的人殉是第一次出现，当时是个大事。

国富民穷，难以持久。总结前朝的教训，是为了后世不重蹈覆辙。韩昇教授如是总结，“治理国家，一定要懂得藏富于民。钱不是要藏在国家那里，而是要藏在老百姓那里。唐太宗说了，老百姓穷，国家怎么会富呢？如果国家富了，代价是老百姓在贫困线上，这个不是真富裕，而且是很危险的。”

复旦大学韩昇教授做客天一讲堂分析隋亡教训[图] https://www.nblib.cn/art/2014/6/7/art_2621_54955.html

复旦大学教授韩升讲《盛唐的背影》 - “茗闻天下” - 游泳梦工厂-----全民健身游泳论坛 |学游泳|游泳教程|游泳视频 http://www.topswim.net/thread-84366-1-2.html

1、 安禄山起家
安禄山与杨贵妃同时出场，并最终毁了杨贵妃的一生。

安禄山出生于辽宁，母亲是巫师，称自己在去拜祭山神时怀上了安禄山，不知道父亲是谁。安母能说会道，这特点也遗传给了安禄山，安很会编故事。另一条资料说安禄山的父亲姓汤，母亲姓阿史，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安禄山到处迁徒，后来投靠了另一个姓安的岚州亲戚。“禄山”是突厥语的音译，意译光明。

安禄山少年的迁徒生活是他上的第一所“学校”，对他后来的性格形成影响很大，他身上有不同民族的混血，因而能理解其他民族的心理感觉，这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他善于与各种胡人打交道，有天份，懂6至9种语言，与不同种类的胡人打交道，游刃有余。同时也由于他小时候吃过不少苦头，变得内心孤独，妒忌别人拥有幸福，能忍受委曲，养成做什么事都动脑子的习惯，性情狡诈，利用粗壮的外表装出一副憨厚的样子，每次凶险都成能转化成飞黄腾达的机会。

他出道的第一件险事是偷羊时被抓，按当时的法律，棒杀。他在上刑过程中的一番表演引起大军区司令张珪的注意，不但免他死罪，还放到自己的军队里当侦察兵，专门干“捉生将”的活，并让张珪记住了这个人。

安禄山很能干，带三四个人出去，能抓回七、八个，带七、八个出去，能抓回一、二十个，立了不少功后，被张珪收为养子。

每一个能打仗的将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爱兵如命。

安禄山很会做人，成为张珪的养子后，服侍得老张心满意足。老张打胜仗受到唐玄宗的奖励，老张趁机向皇帝提起安禄山，以后每次战报都推荐安禄山，但由此给安禄山带来的却是祸事。张守珪让安禄山去中央述职。

张九龄，凭着真本事，从基层到中央，特别懂得辨别事情的真相，在中央一定要懂得识别下面的地方官有没有谎报，不但听，还要看，看举止看神情。

安禄山来，张九龄内心一阵一阵的凉气上来的，觉得他的恭敬是装出来的，内心跟表情不一致，这个人那么善于掩饰自己，将来不得了，要翻大浪，由此来看，张守珪推荐安禄山，使得宰相看出安禄山是个坏人。

张九龄断定，乱幽州者必是这个胡人。记住了这个人。

安禄山回去后，再次出征，因轻敌打了败仗，张守珪本来有权处理，但却把事情如实汇报，让皇帝来赫免，并叫人将安禄山押到京城，奏章是张九龄先看到的，大喜，下令斩之。唐玄宗也看到了奏章，免了安禄山。这事不但让安禄山死里逃生，还让皇帝记住了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