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回应@九月天0001@众人诺诺

----如何研究历史，以及研究的观察法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强盛的朝代之一。唐朝历史可以概略分成数期，大致上以安史之乱为界。到天宝时期，政治逐渐混乱，史称天宝危机，于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中唐时，唐朝受到河朔三镇、吐蕃回纥的侵扰、宦官专权与牛李党争等内忧外患的影响而衰退。其间虽然有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唐武宗的会昌中兴与唐宣宗的大中暂治，但是都未能根治唐朝的内忧外患。在晚唐时因为政治腐败，爆发了唐末民变，其中黄巢之乱破坏江南经济，使唐朝经济完全瓦解，导致全国性的藩镇割据，唐室最后被藩镇朱全忠控制。他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并于907年逼唐哀帝禅位，唐亡。朱全忠建国梁，史称后梁，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观察的重点在于安史之乱，吐蕃回纥契丹的兴起，以及藩镇的割据，最后的东亚大陆的五代十国。

1206年，孛儿只斤·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的大忽里勒台被推举为大可汗，标志着大蒙古国的诞生。

1209年~1218年，蒙古人先后征服高昌回鹘与西辽，为其打开了挺进中亚与欧洲的门户。1211年蒙古铁骑进攻金朝，并占领中都。1219年至1222年，由于花剌子模劫杀蒙古的使者及商团，故成吉思汗兼并花剌子模（今中亚细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一带），攻占多个主要城池。1226年，病危的成吉思汗再次征西夏，次年西夏末帝李睍投降。

1259年蒙哥汗死后，忽必烈于1260年5月，在以东道诸王塔察儿为首的蒙古宗王及汉人儒臣的支持下抢先集会称汗。阿里不哥闻讯后，在海都为首的西道宗王的支持下于同年6月在当时的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由于忽必烈长期居住在中原，任用汉人，推行汉法，改变了蒙古人的游牧传统，引起很多蒙古王公贵族的不满，故多数西道诸王当时均支持阿里不哥。蒙古帝国内战爆发。窝阔台汗国，钦察汗国与察合台汗国支持阿里不哥，伊尔汗国则支持忽必烈。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后，窝阔台汗国，钦察汗国与察哈台汗国不承认忽必烈为蒙古大汗，只有伊尔汗国承认忽必烈的蒙古大汗地位，蒙古帝国随之解体。 [10] 此后忽必烈的权力仅限于东方

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灭亡，蒙元建立。

观察重点在于北宋，南宋，契丹国，金国，西夏国，大理国，蒙古帝国，元朝。

历史研究，只是观察，不是概念的堆砌与叠加，不是一种强加的结论。


历史研究建立于考古与实地验证，以及合理的书面资料的采用。


研究历史是禅者的行为艺术。司马迁，司马光，就不属于禅者。

研究历史，要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就如同一首禅诗，一幅禅画，一首禅乐，是心与心的感应。这一点，日本的讲谈社的研究成果，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一之门 2019-03-09 23:27:19
数不可言，道在其中
-----------------------------

人在说话。猪狗等动物，岂能明了。道，可道，非常道。菩萨，非菩萨，真菩萨也。

研究历史，特别是公元前的历史，只有考古学才是科学的研究。

何为历史，我也不知道准确的定义。

我只认为历史不是某些人的概念与定义。

研究历史，只是研究过去时间与空间，呈现给我们当代人的现象，考古史料，书面文件，以及民间的风俗、宗教仪式等等。

历史的研究方法，只是观察与记录。

历史研究的对象，只是一各个个体的生命，在过去的时空留下的痕迹，比如墓地呀，日常用品呀，民间风俗，宗教仪式，同时还有书面的资料。

帝王将相的研究，只是历史研究对象的极少部分。王国与皇朝的更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已。因而，官方的记录，不可以完全照搬，完全视为历史真相的记载。

司马光与李敖一样，根据自己的哲学立场与世界观，摘录了一些史料，但是【资治通鉴】只是个人的历史的观察，不是历史的真实面目。

亿万普通的百姓的生活，官方史料没有记载，这是铁的事实。

在官方史料中，读不出当时亿万普通的百姓的生活与喜怒哀乐，恐惧与希望。而当今历史研究，就是要搞清楚当时亿万普通的百姓的生活与喜怒哀乐，恐惧与希望，到底是啥。

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特朗普要求盟国负担100%驻军费 再加50%“会员费”_凤凰资讯 https://news.ifeng.com/c/7kvDKDQrVNQ

黄毛老头，很有意思。

以大棒促进盟国的团结，不要三心二意，否则我撤了。

这是敲打德国、日本、韩国。

要不，自己组织庞大的军队，你们自己单独对抗外敌吧。

特朗普正研究要求盟国负担100%驻军费，再加50%“会员费”

【观察者网】上月签好美韩军费分摊协定后，特朗普曾表示自己“打了几个电话就让韩国多出5亿美元”。这一说法曾遭到韩国外长否认。

现在看来，特朗普当时可能不是随便说说的……

彭博社8日报道，特朗普正研究要求德国、日本、韩国等盟友分摊全额驻军费用，并加上50%的“会员费”。五角大楼被指示正研究不同的摊派方案，愿意配合美国政策的盟友将获得一笔“折扣”。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对此未置可否，表示“这届政府致力于为美国人民争取最棒的交易。”



接受驻军是“特权”，需多付50%

在3月8日的文章中，彭博社采访了超过12名知情政府官员。据他们介绍，白宫正在研究让盟友分摊全额美国驻军费用，并在此基础上多付50%的方案。

这50%的额外费用被称为“会员费”（premium），理由据说是因为“接纳美国大兵是一种‘特权’（privilege）。”

彭博社介绍，按照这项名为“全额加五十”（cost plus 50）的计划，有些国家可能要多出五到六倍的钱。

接受采访的官员透露，首先被应用的将是德国与日本，最终会囊括所有存在美国驻军的盟友国家。



位于冲绳的美军基地图源：视觉中国

据兰德智库统计，德国目前承担了驻扎美军28%的费用，每年约10亿美元。日本2015年则提供了1910亿日元（约17.1亿美元），占总额的86.4%。

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宋德兰（Gordon Sondland）表示，“如果有国家明明付得起（驻军费用），却因为假设我们会为他们包办而不去做，这是总统不能接受的”。

“今日俄罗斯”认为，宋德兰此言等于委婉承认了该计划的存在，但他拒绝透露哪些国家会被针对。

特朗普：有意拿韩国“试水”

据悉，特朗普已经在脑海中构思该想法长达数月，并且有意拿美韩军费分摊谈判“试水”。

自去年3月起，美韩两国已就军费分摊进行了十余次谈判。在去年10月双方接近达成一致的当口，特朗普越过美方谈判人员，直接给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发手信，表示：“我们要全额加五十（We want cost plus 50）”。

美方随后提出希望韩方承担10亿美元，双方陷入僵局，直到今年2月初才达成协议。韩国承诺未来一年支付1.0389万亿韩元（约9.235亿美元），相比去年上升8.2%。



2月10日协议达成后，韩国外长康京和与美国国务院助理副国务卿蒂莫西·贝茨握手

虽然没有达到特朗普的期望，但他会后却公开表示，“打了几个电话就让韩国多出5亿美元”。这一说法被韩国外长康京和否认，她说协议规定的数额不变。

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CSIS）研究员车维德（Victor Cha）认为，虽然最后没有实现，但特朗普是有意在与韩国的谈判中“试水”。

“此举通过向处于冷战前沿的盟友（韩国）发出信号，告诉其他国家：美国在与盟友打交道的方式上要改弦更张了。

中国的教科书，有一个夏商周的表达。这是一种荣耀与情绪的宣泄。

那么，若观察历史的时空。

夏朝的记述，只是出于周人的文献，殷商的甲骨文找不到【夏】的记录。

只可以推测，【夏】只是周人的祖先的活动，与殷商没有自己关系。成汤替夏，还是周人的记载。

按照甲骨文的记载，商朝汤以前的帝王有十四位，刚好和从启到夏桀的帝王数一样多。如果严格按照甲骨文的记录来厘定中国历史的话，商代的祖先甲骨文中叫做"夒"。

商朝代从契开始，绵延到公元前11世纪，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从公元前16世纪才开始。 甲骨文中成汤不是商朝的创立者，而是一个中兴之君。甲骨文中褒奖最高的君王是汤的七世祖“王亥“，商人甚至用祭祀天地的礼仪来祭祀他。（唯一的一个）。

在汤以前，商朝曾七次迁都。甲骨文中对汤给予了高度赞扬，祭祀他的卜辞有680余条，净是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却丝毫不提推翻夏朝这么了不起的丰功伟业，甚至连可以怀疑的对象都不存在。

甲骨文中讲，商汤迁都到“亳“，究竟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哪个是“亳“，考古学界争论二十几年。九十年代末的资料倾向于郑州商城，而急功近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基本采用了这个说法。但是，2005年C14的最新鉴定报告却否定了郑亳说。

见 http://scholar.ilib.cn/Abstract.aspx?A=zyww200501005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碳十四年代分析。 基本上，商汤在位年代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这是考古学界有共识的。但是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1550年。这样一来，“亳“的最佳候选当然落在了偃师商城上。

二里头文化的新的C14测定。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问题， 仇士华 蔡莲珍 张雪莲 2006年。

http://www.xianqin.org/xr_html/articles/qydt/313.html

新的C14测定显示，二里头一期的上限不会早于公元前1750年。二里头遗址完全有可能是商朝前期的某座城市，单从宫殿建筑来看，二里头发现的一，二号宫殿基址，与偃师商城的四，五号宫殿基址，在形制，结构，营造方法上都十分相似。青铜器和陶器上也有继承关系。如果汤居的“亳“是偃师商城，那么前商的“西亳“最有可能在哪里呢？

因此，考古的史料告诉我们，商朝是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夏朝是怎样的，值得大大的问号。

1.商朝多次迁都。汤是商朝的中兴之主。由此推测，商民族是一个游动的民族，不是一个固定的、农耕的民族，商朝的【王亥】就死于交易牛的过程。

王亥作为商先公之一，不仅有众多的文献记载，而且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通过卜辞研究，发现王亥之名，“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证明了王亥是商自契以后的第七位先公，确实无疑。

王亥又是“祭祀之最隆重者”。据统计，甲骨文中祭祀王亥的卜辞，仅《殷墟卜辞综述》所收就达96条之多，祭祀时用牲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不等。而且，在卜辞中多提到“高祖亥”、“高祖王亥”。

在甲骨文中被称高祖的共有三人，其一为高祖夔，即高辛氏帝喾；其二为高祖王亥；其三为高祖乙，即商汤。帝喾为五帝之一，商汤则为灭夏后商代的第一位君王，能与此二人并列为高祖，足见王亥在商人的心目中地位。

2. 商族的多次迁徙，说明其统治中心的游移不定。其中的重要原因，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是与商族畜牧业的发展相适应的。王亥驯化牛，并发明牛车，是相土发明马车的继续和发展，是畜牧业的发展和频繁的迁徙的需要，它的发明，使人们由此掌握了畜养和役使畜力的方法，是生产力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标志。以至在商立国以后，畜牧业成为商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畜牧品种六畜齐全，并设立有专门的牧场和专门主管畜牧业的官员。考古发现的商代大量的祭祀用牲，以及甲骨文中大量用牲的记载正反映了商代畜牧业发达的情况。

因此，商朝主要的经济活动就是畜牧。这与后人研究结果匹配，商人不是农耕民族。

3.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认为仍是指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有易国君之所以杀死王亥，并不是仅仅因为王亥善于经商，或者是为了夺取大批量的帛或牛群，而是族落之间的冲突。最终王亥之子上甲微为父报仇，假师于河伯，灭掉了有易氏部落，杀死了绵臣，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因此，这一条史料本身也就成为商族势力扩展到黄河以北的易水流域的重要史证。


4.在商族先王的三个高祖中，其中的高祖亥、高祖夔在卜辞中均与鸟有关。 高祖亥的亥字，甲骨文中或从鸟，或从隹，隹亦即鸟，或从萑，萑亦即鸟，或从又持鸟，更与《山海经大荒东经》 “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之说相合。无独有偶。甲骨文中高祖夔的“夔”在甲骨文中作 字，亦作鸟形。甲骨文中的夔字作鸟形，以及亥字从鸟从隹，表明了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的史实，这样就很自然地将王亥与商族的图腾联系在一起。


商族以鸟为图腾，不仅有“玄鸟生商”的故事以及甲骨卜辞可以为证，而且在商代青铜中也能找到遗痕。青铜纹饰中，鸟纹的大量出现，是商族图腾崇拜的遗绪。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清古鉴》中还著录有一件青铜器“玄鸟妇壶”，铭文“玄鸟妇”三个字合书。于省吾先生考证为商代遗物，更进一步证明了商人以鸟为图腾的史实。


事实上，以鸟为图腾并非商族所仅有。尤其是在古代东方，从山东到辽宁有许多关于鸟的传说。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遗物中，曾发现不少关于鸟的造型和纹样。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鬶，即是鹤、雁或鸠等鸟灯形象的塑造。环渤海东北而形成的国家，史称为燕，即奉燕子为神明，因此，石兴邦先生曾指出：“鸟是东方的象征”，“形纹样是东方文化教育的特点。”

商族与周图腾有别，说明其文化的传承不同。商文化与周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传承。

5.商朝的历史，通过考古活动进一步清晰了。基于商族与东夷少昊部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工作者在豫东、鲁西一带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早在1936年李景聃等便在豫东开展工作，从而揭开探索先商文化的序幕。1976年到1979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豫东组织调查，并重点发掘了永城王油坊和黑堌堆等遗址，标志着先商文化的探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了阶段。尤其是1988年以来，对夏邑清凉寺、鹿邑栾台、杞县鹿台岗等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豫东古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这里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交错分布的地层堆积，而且靠近西部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接近，越往东部，则岳石文化因素越浓厚。

1994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联合组织考古队，再赴豫东探索先商文化，并提出先商文化也许就是岳石文化。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的认为的商族起源于东夷，便找到了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据。不过，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去证实。

毫无疑问，先商文化应到商先公活动的地域内寻找。从上所述，商族是一个习惯于迁徙的民族，包括商高祖王亥在内的十四位先公先王，在先后八迁的过程中，有四次与商丘有关。再加上“玄鸟生商”的神话与东夷族的鸟图腾崇拜如出一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商丘又处于东夷与华夏文化的交汇地带，或者说本身就是东夷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商丘自然成为人们探寻先商文化的焦点地区。

田昌五先生曾考证商先公的活动范围，“北不过易水，南到商丘地区北部，向东到巨野泽东岸，西界可能以太行山为限。商汤的活动范围，集中在濮阳、菏泽、商丘地区。”

先商时期，地位豫东的商丘地区，既是二里头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带，又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系统，岳石文化在杞县以东有广泛分布，是夷夏商三种文化的交汇地带，它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的历史研究，最终都要靠考古史料的证据，来确定结论。

古文献中对商朝人的起源地已经存在分歧。商朝人究竟起源于河南东部的商丘地区，还是山东地区和辽东半岛呢？我们还是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寻找答案。

我国考古学家已经证实，河南安阳殷墟是商朝中晚期的都城，郑州商城是商朝中期的都城。从妇好墓出土的文物，以及10万余片商朝甲骨文，都能证明殷墟和郑州商城是有传承关系的。

是否可以通过对商丘地区进行田野考古，然后与郑州商城的文化特征对比，破解商朝的起源之谜呢？

基于这种理念，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专门组建了一支考古队，由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担任考古队长，重点对商丘地区的先商文化遗址进行实地勘测。近10年间，这支考古队在商丘柘城、虞城那一带开展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

由于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商丘地区在宋朝和明朝曾经多次成为黄泛区。广阔的大平原上厚厚的泥沙淤积，使得考古工作开展非常艰难。根据郑州商城的考古发现，商朝的城墙普遍都有十多米高。即使古城遗址被淤泥完全埋没，城墙只要还存在，就有可能接近或露出地表。春秋时期宋国的都城，由此发现了。早在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就认为，春秋时期的宋国是商朝王室的后裔。

张光直解释，商朝的人有两批人，一批是贵族，所谓的征服者，这一些人可能是岳石文化的人。而那些陶器，坛坛罐罐那一些，那是被统治的人的，他们可能是从河北南部过去的，所以这是两批人。所以整个商族起源的问题，经过这么考古发掘以后，得了这么一个结论。

张光直大师的结论，十分关键，揭开了商人是有一群外来的统治者，以及被殖民者组成的。

要搞清楚，商人以及商朝的历史时期，东亚大陆到底发生了啥，自然就必须全面的考察东亚的考古文化，湖北的石家河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东北的夏家店文化，就进入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夏家店下层文化属早期青铜时期。此类文化基本分布于内蒙古赤峰地区，辽宁、河北等省也有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不仅代表着内蒙古地区的古代文明，同时也是中国北方青铜文明较为典型的代表。从地理范围上讲，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域如果按水系划分包括西辽河流域、大凌河流域、滦河流域、海河北部；按地形划分包括辽西丘陵、热河山地、坝上高原、太行山区北部和京津平原的一部分。

目前我国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分期问题，主推郭大顺先生在《西辽河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丰下遗址分期再认识》两文中的观点，郭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分为三期。《礼记·檀弓》记载，“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在全国同期考古学文化中只有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期能支持这一学说的成立，因此我们把中期时代定为夏初至夏末。晚期从商汤至盘庚迁殷前，大批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撤离辽西，陆续南迁，开拓华北平原。在离开辽西前将部分青铜器埋在原地，喀左几批青铜器出土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这时期代表的遗存，有北票丰下遗址②层，赤峰敖汉大甸子墓葬，从出土的陶器上看，加沙褐陶迅速增多，黑陶减少，制陶技术水平明显下降，与此相反制铜技术却大幅提高。《吕氏春秋》记载“商汤之时，其色尚白，其事则金”。这同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是相符的。

商王朝文化，可分为先商文化，早商文化和晚商文化。苏秉琦先生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课题研究时指出“辽西古文化区，在中华民族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史上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商之起源在今河北东北塈济水入海处”，“商之先祖已据东北为大国矣”。傅先生还认为商亳就在河北省东北境。干志耿等先生认为:找商先文化源头，只有红山文化遗存中，才能看到商先传说的踪影和殷商文化的本源。张博泉先生认为：东胡之先为山戎，传说殷人先世与戎人关系至密，因周人称殷人为“戎殷”、“殷戎”、“戎商”，殷人祖先曾居于戎人之地，结为婚姻部落。从而得出结论殷人先世活动在东北。蔺新建先生认为，商人起源于东北，更确切地说，商人的祖先最早活动于东北的西南部，内蒙古昭盟和辽宁的西部地区及河北北部的一小部分地区。金景芳先生依据商初砥石考证提出商起源北方说。金毓黻、童书业二先生皆认为商亳，即东北薄州，曰隐土。综上学者们分析的商先或有夏发源地恰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域。

史书记载五帝、夏商居民祭祖问卜盛行，他们不仅祭天、祭地、还祭祖。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范围内，曾发现红山文化时期女神庙遗址和东山嘴祭祀遗址，之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在内蒙古敖汉旗发现数量众多的祭坛，在喀左县山咀子镇马厂沟大转山子发现祭丘，在凌源市小城子乡高杖子遗存中发现祭坛，祭山和祭丘，其功能可用于历史上所称的“郊”祭、“燎”祭和“褅”祭。高杖子祭山上火燎痕迹至今还尤存。

夏家店下层文化卜骨，在每个以发掘遗址都有发现，这种经修整动物肩胛骨，在上边又钻又灼技术，徐昭峰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卜骨在选材，整治和钻灼技术方面，在长江以北同期考古学文化中最先进，时间也最早。河北先商文化，山东岳石文化，河南二里岗文化的卜骨都是吸收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进因素而发展起来的”。

考古发掘证明商代早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已穿过潮白河，蓟运河，拒马河，到达滹沱河流域，河北藁城台西商代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及10%的殉人，这应是战争残酷杀戮和民族仇恨的实际反映，此时墓葬中的腰坑、殉犬还都保留着夏家店下层文化遗风，陶器在造型、纹饰、陶文都具备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特点。盘庚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已到达黄河流域，定都安阳，开始了人类历史新篇章。这从安阳晚商墓葬头多朝向东北和其先祖发源地辽宁凌源、喀左的方向是一致的。另从骨骼学研究结果来看，安阳殷墟人骨骼特征和河北蔚县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存在较多一致性。而祭祀坑头骨与河南、甘肃史前人种特征相似，此外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在造型、兽面、纹饰、文字方面，仍保留喀左青铜器遗风；在甲骨、陶贴动物、乐器、墓葬有腰坑，殉动物等方面还都保留夏家店下层文化习俗。

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在西扩南征之时，也在向北向东扩张，向北因受到大兴安岭和内蒙古高原影响而停下脚步，向东北的一支经辽北、长白山而到达朝鲜半岛。朝鲜檀君时代也恰好是商代河檀甲（BC1458-1450年）时期前后大移民时代，今日的朝鲜还认为檀君是他们的始祖。再据朝鲜熊虎求婚传说及我国西周时期建立的箕子朝鲜，都应该与大凌河早期先民龙虎图腾文化、箕国应有关系。今天朝鲜半岛上龟州，济州地名及崇尚八卦，可能是受到古代中国四神、四河及河图洛书的影响。

解放台湾，打过去，消灭台独分子！

=============================
苏贞昌再提“战争准备”说 马英九一句话怼回_凤凰资讯 https://news.ifeng.com/c/7kttbsaMSBb

【环球网综合报道】今年是台湾“大选年”，民进党当局近来屡屡炒作两岸议题被岛内各界诟病骗选票。其中，台“行政院长”苏贞昌更是大放厥词，先是扬言，给他一支扫帚，他都要跟大陆拼，而日前“苏院长”又换了个说法挑拨两岸关系，宣称“我不热爱战争，但要维护和平，只好做战争的准备”。对此，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今日(9日)在受访时直批，“不必把两岸的气氛搞到这么紧张”。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9日报道，马英九9日与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一同出席“中华医养健康总会”成立大会，在面对记者采访时，马英九对日前苏贞昌在两岸议题上的争议言论回应表示，台当局本来的功能是要防止战争的发生，“而不是一天到晚说要打，要怎么样”，为此，他批苏贞昌“不必把两岸的气氛搞到这么紧张”，台湾民众也都不希望看到台当局往这条路上走下去。

近来，民进党当局屡次炒作两岸议题，而内容都与“战”相关，而其中“行政院长”苏贞昌更是接二连三地表态，呛声要和大陆“战到最后一兵一卒”，让岛内嘘声一片。

张光直解释，商朝的人有两批人，一批是贵族，所谓的征服者，这一些人可能是岳石文化的人。而那些陶器，坛坛罐罐那一些，那是被统治的人的，他们可能是从河北南部过去的，所以这是两批人。所以整个商族起源的问题，经过这么考古发掘以后，得了这么一个结论。

张光直大师的结论，十分关键，揭开了商人是有一群外来的统治者，以及被殖民者组成的。

商人的组成，主要是贵族与被殖民者。贵族依旧考古研究，可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被殖民者可能是从河北南部过去的。这就直接涉及到了石家河文化。

1.石家河文化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带，最北处可扩展至黄河南岸的郑洛地区。为承袭屈家岭文化演变而来 ，年代距今约4800～4200年 。该文化出现如石家河遗址群那样的中心聚落，由邓家湾、土城、肖家屋脊等数十处遗址组成。在商人的组成中，这正是被殖民的原住民的源头。

2.石家河文化，当时的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在邓家湾遗址发现了青铜铜块和炼铜原料孔雀石，标志着冶铜业的出现。考古发现了，商朝的青铜来源就是在湖北的黄石地区，黄石铜矿的开采、冶炼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中晚期，春秋战国时期达到鼎盛阶段。铜绿山铜铁矿仍然是黄石最大的铜矿。


3.石家河文化中，石家河印信台祭祀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邓家湾遗址的个别地段，集中出土了大批小型陶塑，有时一座坑中竟达数千件之多。所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猴龟、鳖以及抱鱼跪坐的人物等。这些陶塑可能是供原始巫术、祭祀活动之用，邓家湾似为专门产地，通过交换输往各地。

4.依据郭静云的研究，目前已知中国青铜文明主要有三。

第一是长江流域，是当时文明化、国家化程度最高的农耕文明，殷商之前已成为先蜀、先楚、先吴、先越等国家文明的基础，其中以先楚文明所在空间最为宽阔、丰腴，国家化程度也最高（不宜以熊氏王朝的楚来理解其更早的历史阶段）。从地理与考古情况来看，很多颛顼、尧舜和夏禹的故事较符合长江中游的环境。

第二是东北辽河流域，自红山文化以来即为纯熟独特的文明，到了青铜时代夏家店下层文化，因与草原交界，明显具有以军权治理社会的特点，在历史上成为殷商集权最关键之基础。

第三是西北齐家青铜文化，族群流动率很高，文明化、国家化的过程直至商周才明显，但最后成为周与秦政权的发祥地，掌握了大规模的政治权力。

从距今五千多年以来，长江文明的社会分化、国家化过程很明确。认为长江流域文明的形成和孕育，相当于蜀、楚、吴、越的文明起源，且从新石器中晚期到战国汉代，其间发展一脉相承，并无中断。

武汉盘龙城发现大规模铸铜遗址 系夏商都城之外首次发现
2018-10-23 09:11 来源：楚天都市报

学界曾普遍认为，早期青铜器为夏商中原王朝垄断，由都城统一生产。10月19日，盘龙城联合考古队披露，盘龙城发现大规模铸铜遗址，系在夏商都城之外首次发现，这一重大发现将改变学界主流观点。

盘龙城遗址自1954年被发现以来，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出土大批青铜器。而青铜器生产在当时属顶尖高科技，这些青铜器在何地生产铸造，是困扰学界的一个谜。

5年前，武汉大学、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等多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盘龙城进行考古发掘。考古队先采集到一个石范，即古代铸造工具用的模子，便顺着线索往北开展工作，后在盘龙城小嘴遗址发掘1000多平方米，惊喜地发现了用来浇铸青铜器的陶范。此外，又发现各个生产环节相关遗物，如铸铜原料木炭，炼完铜的铜渣，打碎准备回炉的铜器等，及铜颗粒、坩埚等。随着考古工作推进，考古队还发现了灰沟、灰坑、房屋等遗迹。为增强结论科学性，考古队和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对这一区域进行了XRF（X射线荧光分析仪）地表探测，证实该区域为高铜含量地带。

至此，盘龙城遗址铸铜生产状况逐渐露出真相。“盘龙城铸铜遗址的发现，是5年来最具标杆性的考古收获。”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称。由此看来，盘龙城不仅是曾经认为的“商王朝南下的军事据点”，而且是有独立青铜器铸造的地方中心。

张昌平称，盘龙城铸铜遗址是目前所见唯一远离都城的大规模铸铜遗址，其复杂程度远超想象。

盘龙城遗址是至今为止，长江流域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出土遗存最为丰富的城邑遗址，无论是在社会意义、学术价值还是遗址体量层面，都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上个世纪的考古工作，让盘龙城的宫殿基址、贵族墓葬、手工作坊等陆续现世，让学术界开始认识到长江流域在夏商时期，存在相当高度的青铜文明。盘龙城遗址曾入选“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

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合金冶铸技术，至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起步（公元前2400左右），至迟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盘龙城文化兴起，而公元前1600左右盘龙城三期取得重大进展，并进入鼎盛时期。这一高级资源的发展，基于盘龙城人直接掌握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金属矿料开采和冶铸；并由于位于几千年以来的文明之中心区，以及当时发达区域之间的中心区，因此自然构建了以盘龙城为核心的、以贵重物品为主的远程交换体系。位于北部的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位于东南部的吴城、牛城，位于西部的三星堆等，都是这一交换体系的参与者。换言之，大约在公元前1400之前，在当时的历史地图上，盘龙城扮演主导角色。

公元前1500~公元前1400年间，吴城学习模仿盘龙城青铜制造技术而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快速崛起于赣中地区；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人也掌握铸造大型坚固青铜器的技术，大量铸器供于神庙。

与此同时，郑洛一带相继出现一些重要的城邑或国家，如二里头、偃师城、郑州城。郑洛地区城邑国家的命运兴衰，同时受南北两方面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来自南方农耕文明区的支持，特别是盘龙城的支持；和北方游战族群南下进攻的方向、强度直接相关。


开始时是游战族群顺黄河干流而南下，经三门峡进入豫中平原农耕区；后来转而向东，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南下。

相应地，在盘龙城时代的早期，北境最重要的城邑和国家是位于三门峡口的二里头和偃师城。

二里头存在于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六世纪；比邻的偃师城兴起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偏早阶段，在公元前十五世纪达到顶点，进入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渐趋衰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郑洛一带西部的重要性下降，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偏早阶段，郑洛东部的郑邑开始建城，并变得越来越重要。

与二里头相比，偃师、郑州与盘龙城的关系显然更为紧密，因而也获得更多支持。

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早期，即二里冈上层早期之时，郑州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边境城邦，这里是南北各方的前线和交易中心。在此背景下，盘龙城、吴城和三星堆等地制造的青铜重器，皆辗转来到郑州，此一背景可解开郑州二里岗上层铜器窖藏的来源之谜。

直至公元前1380年左右，来自北方大草原的殷商王族在其首领盘庚的带领下，突破燕山屏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打破洹北城，在安阳殷墟建都立足；尔后，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殷商王武丁的指挥下，征服郑州，并南下远征，打败盘龙城，将盘龙城的技术、人员、青铜器和历史等据为己有。至此，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易体系崩溃。受此影响，三星堆没落，被金沙古国取代；南方虎国（吴国）网络中的吴城势力也经过了政变，赣中牛城、湘中宁乡炭河里一带的势力则因盘龙城这一原有主导力量崩溃，北方政权鞭长莫及而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

武汉盘龙城发现大规模铸铜遗址 系夏商都城之外首次发现，证实盘龙城曾经是南方联合王国的核心。

近年考古界对二里头和郑邑、偃邑三座古城遗址的年代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此前考古界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分析和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所谓 “龙山时代” 的下限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为大约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郑邑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

但是，近年来，研究人员通过采集系列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年，并运用 Oxcal 程序进行年代校正与拟合，获得若干较为准确的重要考古学年代断代节点。


如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等先生利用新砦和二里头一至五期的系列样品进行拟合，得到的结果为：新砦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晚期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二里头一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735～前1720年，二里头四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565～前1530年，进而得出新砦早期不早于公元前1870年前后，二里头一期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的结论，或甚至不早于公元前1735年。

他们运用同样的方法拟合得出二里冈下层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从而推定郑邑二里冈文化的年代上限和建城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偃邑建城时间略早，但不会早到公元前1600年。

整理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对二里头和二里冈的碳十四研究成果。从中可知从二里头一期到二里冈上层二期的年代，约从公元前1735年至公元前1300年（校正后的日历年代），对应的校正前碳十四基础数据大约为距今3450～3050年（半衰期5568，1950），其中绝大部分数据的中位值位于距今3400～3100年的范围，相应的日历年代主要集中于公元前1700～1300年间

因此，二里头和二里冈文化已经属于商朝时期的文化。

由于盘龙城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严重不足，对现有碳十四测年数据的考古背景公布也不充分，尚不足以全面系统地阐明盘龙城各期的年代问题。但在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关信息的还原，并参照二里头和二里冈各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还是可以约略窥知一二，勾画出一个基于碳十四测年数据的盘龙城遗址各期的基本年代框架：

即盘龙城的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前后，上限或可早至二里头一期末，下限或晚至二里头三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五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下层二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


基于上述判断，而推论盘龙城三、四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三、四期至二里冈下层一期，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十五世纪早期。

盘龙城七期器物风格与殷墟二期相似，可以将其视为殷商文明大体系在江汉地区的遗迹；据下文关于殷墟二期起始年代的推论，可知盘龙城七期的绝对年代大约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初起。相应地，盘龙城六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和殷墟一期，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十五世纪晚期至公元前十四世纪。

从文化属性来说，盘龙城二至六期皆属于盘龙城文化，绝对年代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世纪；盘龙城第七期则属于殷商文化。

硬陶和原始瓷是青铜冶铸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从技术作用的硬化炼炉、陶范，到进一步发现硬现象而用高级陶土的试验，最后创造出高级的精致硬陶；得到社会欣赏而开始被用作宝贵的礼器以及高级贵族的用具。硬陶最早在石家河晚期见于鄂东南大冶一带的冶铜地区，后来在盘龙城时代技术趋于成熟。

硬陶技术发明于鄂东南，发展时到达赣西北，兴盛时到达赣中，但在赣中地区硬陶的发展没有中断，所以殷周时期江西地区的硬陶和原始瓷器非常普遍，比其他地区既多又发达，而让人误以为硬陶技术来自南方的江西。当时鄂东南铜矿区直接受石家河、盘龙城人直接掌握和控制的地区，是盘龙城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硬陶（原始瓷）本来就是石家河、盘龙城发明和创造的，是盘龙城文化的本土因素。以双折斜腹尊为例，始见于盘龙城二期，续传至六期（图一：33、，43）；而二里冈上层才出现同类器物（图一：50），当为自南方传入。


其他如炼铜的大口缸（将军盔）等乙组器物，在盘龙城出现时间早，种类和数量均多，大家都认同为是盘龙城本土因素，二里头和二里冈同类器物当系盘龙城北传所致。

若以碳十四测年数据所建立的相对年代关系为前提，纵观盘龙城的主要陶器类型，均有其自身完整而清晰的演化脉络；而盘龙城和郑洛地区共有的器物类型，往往在盘龙城先出现，而在郑洛地区相对晚出。

尽管迄今盘龙城遗址的发掘面积远少于郑洛地区二里头和郑偃，但盘龙城出土的铜器，无论种类、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二里头和郑偃。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总数已达400余件，《盘龙城》考古发掘报告收录351件，另有大约四、五十件分别收藏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博物馆、武汉市文物商店、盘龙城遗址博物馆、黄陂区文物管理所等。这还不算早年出土或被盗挖的青铜器。据当地老人回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雨过后人们提篮子到李家嘴湖滨捡取青铜箭镞之类，有时一捡就是半个篮子。此外，上海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部分所谓夏代和早中商青铜器，很可能源于盘龙城（如鬲形圆腹斝）。

相比之下，二里头迄今发掘出土铜器104件，其中有一半多是小型的刀、镞等兵器和工具，稍大的铜容器只有18件；而河南境内所谓早商铜器也只有150余件。其他二里冈期城址，青铜器也不多见。


所以，这种现象也足以令人深思，盘龙城在早期青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无疑远超出了现今学界所认定的仅仅是早商南土的定位，而应是中国青铜技术的重要源头之一；自然铜矿的分布和开采之考古遗迹也支持盘龙城为青铜技术的源头，而否定郑洛地区为青铜技术的发祥地。

纵观盘龙城的青铜器，类型齐全。盘龙城青铜器按器类有容器、兵器、工具之分，器皿则有36种，其中容器12种，计有觚、爵、斝、盉、尊、罍、卣、鼎、鬲、甗、簋、盘；兵器分为11种，计有戈、矛、钺、刀、勾刀、铍、戣、镞、鐏、镦；工具8种，计臿、斨、锛、镢、斧、凿、锯、鱼钩；其他5种，计有菱形器、构件、泡、兽面具、铜块等。盘龙城二期有镞等兵器，三期始见爵、斝、鬲等大型铜容器，范铸技术已经较为成熟。据此推测，将来或许会发现更早的青铜容器。

盘龙城青铜器有着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而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技术发展脉络。二里头、二里冈的青铜工具都是锥、刀、凿、鱼钩之类的小型器物，都未见臿、斨、锛、镢等大型厚重工具；总体来说，在黄河流域，青铜工具直至西周时期到才变得普遍。这种情况间接表明郑洛地区青铜器原本是外来的宝贵物品，虽然已有铸造技术，但原料不足，不能用来作工具；而在长江中游，无论是盘龙城或吴城遗址，青铜工具皆颇为普遍。

而在二里头、二里冈社会里，由于青铜器属贵重宝物，经常被长期使用和珍视。这也导致晚期地层经常出土早期风格的器物。这种情况下，其所出土单位的时代应以同出最晚器物为准。二里冈上层的铜爵，同时混杂有盘龙城四、五、六期风格，这种情况表明，与二里冈上层年代所相对的应该是盘龙城六期，而不是盘龙城四、五期。

铜斝出现于盘龙城三期以后各期。二里头遗址并无同类陶斝，而盘龙城则有，其所出鬲形扁圆腹斝源自盘龙城的可能性很高；从工艺、造型和纹饰观察，二里冈期所出此类器物可能是前代遗物。

盘龙城各期弧腹斝数量最多。仅腹上才有饕餮纹带者，见于盘龙城四、五期。盘龙城各类斝自五期及以后在腹部出现明纹。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冈下层亦见少量弧腹斝（图二：41、44），器形与盘龙城相类，但多素面无纹，可能是受盘龙城影响。

铜鼎始见于盘龙城四期。多为圆腹锥足鼎，有少量扁足鼎。郑洛地区所见最早铜鼎与盘龙城四期大体同时，在二里头四期所出土铜鼎，腹部饰大网格纹（图二：40）；二里冈下层未见铜鼎，至二里冈上层方始出现，种类和数量均较多

盘龙城青铜器的器型与风格演变亦有其自身完整的发展演变轨迹；但是郑洛地区从二里头到二里冈各期，并没有连贯清晰的青铜器发展脉络，呈现出很强的跳跃式发展的特征：郑洛地区虽然自二里头一期开始出现青铜器，但一直数量极少并以小型器物为主，只有到二里冈上层一期之后，突然出现较多大型青铜容器，其中不乏精美之器。由于这些器物出现较为突然和突兀，其背景颇值得深究。

如果不借助任何其他年代参照系统，而直接将盘龙城、二里头和二里冈的陶器或铜器进行类型学比较，然后依据类型学断代逻辑认定同器即同期的做法，势必将盘龙城各期的年代定得比实际年代晚。若从盘龙城来看郑洛，后者青铜技术的发展与演变充满裂和不连续性，只有到了二里冈上层之后，才突然冒出很多大型的精美铜器。其出现之突兀，风格之混杂，或许正包含着一段历史隐情。

二里冈上层大型青铜容器除少数出自郑州人民公园、白家庄等地点外，大多出自三个青铜器窖藏。1974年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2件大铜方鼎和1件铜鬲。1982年在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坑，出土13件铜器，器类有大方鼎2件、大小圆鼎各1、羊首罍1、中柱盂1、素面盘、牛首尊2、提梁卣1、觚1。1996年又在郑州南顺街发现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12件，包括方鼎4件、斝2件、爵2件、簋1件、戈2件、钺1件 。

从这些窖藏出土的青铜器中，尤以方鼎最为引人注目，三个窖藏共计发现8件，其体型都非常大。同类器物，亦可见于江西吴城文化，如新干大洋洲祭祀坑出土方鼎6件，其中的卧虎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千克，这件方鼎除了在鼎耳上有立虎等外，其他方面如造型、纹饰等细节，都与郑州所出非常相似。甚至两地所出方鼎的铸造工艺也都相同，都采用全分铸再铸接成形的技术。其他如郑州和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圆腹鼎、扁足鼎、鬲、三足提梁卣等，也非常相似，显示当时郑州所在古国的贵族与吴城之间有过直接或间接的来往

二里冈上层铜器群包含有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三种类型，其中以盘龙城类型数量最多，占最大比例。

学界早已注意到二里冈上层铜器与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所出部分种类青铜器的相似性；但是，由于先验地将二里冈——殷墟认作源头并以此作为类比的标准器，而推定盘龙城、三星堆和吴城的青铜器皆系受二里冈——殷墟影响所致，所以先验地认定盘龙城、三星堆、吴城青铜器的时代皆相对晚出。如果抛开这种主观认定，而从碳十四数据着手梳理上述四地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则可以发现以二里冈上层铜器窖藏的年代相对较晚，二里冈上层不可能是其他三地青铜文化的源头。

二里冈上层（包括一期和二期，或早期和晚期）的日历年代约为公元前1415～前1300年，其中，铜器窖藏所处的二里冈上层二期的日历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392～前1300年，即公元前十四世纪。因三处窖藏的年代为二里冈上层偏晚阶段，推测窖藏的日历年代应为公元前十四世纪后半叶。

但是，与二里冈上层相似的器物，在盘龙城四、五、六、七期都有发现，二里冈上层所出的相当一部分铜器，或许是异地早年之物。从考古层位学来说，晚期地层出土早期遗物很正常。问题是，为什么盘龙城早年制造的珍贵青铜器物会最终流落到郑州，被当地贵族收藏和埋葬？

吴城遗址开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前后，吴城一、二期大约为公元前1550～前1400年，相当于盘龙城四期偏后段至五期；吴城三期大约落在公元前1400～前1100年之间。其中公元前1400年前后的吴城二期末是吴城文化势力最鼎盛的时候，吴城大方鼎大约制造于此时。这时正处于盘龙城五期末六期初，或刚进入二里冈上层之际。据此可知，吴城大方鼎的年代，早于郑州铜器窖藏的年代。如果说郑州铜器窖藏所出部分器物与吴城完全相同，因此而可以认定它们有着共同来源的话，那么，这个来源只可能是吴城，而不是郑州。

三星堆青铜器铸造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衰落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在三星堆大量铸器之际，也正好处于二里冈上层初兴之时，所以，三星堆青铜器制造的年代，显然要早于郑州铜器窖藏上百年。

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的大部分，包括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如爵、斝、觚、簋、提梁卣等礼器，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的；少部分亦得自吴城和三星堆，如大方鼎应是来自吴城，浮雕牛首尊、罍则是在三星堆制造的器物。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器物的辗转流传过程，以及郑邑如何获得这些器物。但从郑邑二里冈上层铜器群风格混杂、跨越时代的情况分析，当时郑邑贵族获得这些外来的青铜器并不容易，也特别珍视。因其珍贵和稀少，来自远地的青铜器被族刻意珍藏，世代相传，直接最后被埋藏。这种情况在考古发掘中并不鲜见，特别是高等级墓葬和珍品窖藏中常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