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尼塞罗德还警告说，尼古拉将使用他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推翻这一决定，而且军队已经被动员起来加强俄罗斯的外交筹码。即使在早期阶段，这位俄罗斯总理也认为，除非法国让步，否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853年1月2日，他写了一封极具先见之明的信给他的驻伦敦大使布鲁诺夫(Brunnov)。信中他预测，法国是在迫使出现对抗，而在这场冲突中，俄罗斯将“孤立无援地面对整个世界，因为普鲁士对这个问题将毫不在意和漠不关心，而奥地利将或多或少地保持中立，甚至是不支持”。此外，英国将与法国站在一边，发挥其强大的海军力量，“战区很远，除了士兵作为登陆部队，它将主要要求船只向我们开放君士坦丁堡海峡(从黑海经博斯普兰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到地中海的通道)，土耳其、英国和法国的联合海军部队将迅速开展工作。”对俄罗斯舰队的一些担忧，内塞罗德试图转嫁到西摩身上，但英国大使决定不把这一警告当真。正如他在1月9日的一份快信中解释的那样，“国王陛下的语言暴力并不总是预示着行动中的暴力”。出生于1797年的西摩是赫特福德伯爵的长子，他注定要在皇家海军服役，但他早熟的智力使他先去了伊顿，然后去了牛津的默顿学院。在法院做了一段时间的绅士引座员后，他进入外交部，并于1817年被派往海牙。他的职业生涯还包括在柏林、君士坦丁堡和里斯本的工作。在4月份担任驻圣彼得堡大使之前，他职业生涯的最高成就是谈判了一项条约，该条约于1839年确保了比利时的独立，但正是在俄罗斯首都，他才能在历史上获得持久的地位。当时，圣彼得堡吸引了一些欧洲最有能力的外交家。代表法国的是德·卡斯特巴亚克将军，他是一位谨慎的贵族，是拿破仑三世的心腹，他的同事们普遍喜欢他。(西摩称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和蔼可亲的人，但偶尔也会因为这种敏感而感到不安，这并非不寻常，这会使一个法国人更专注于琐事，而不是严肃重要的事情“)。普鲁士的德罗科将军(General De Roekow)也有是一位重量级大使，他与沙皇的关系特别密切；事实上，西摩认为他“与其说是外交官，不如说是俄罗斯内阁部长”。然而，关于奥地利大使，西摩就不那么友善了：据他报道，莱布泽尔顿男爵是个“完全无能的黎凡特(Levant[ine])人，不太适合领导一项伟大的使命”。

在外交界的中心，站着卡尔·罗伯特·内塞洛德的小精灵形象，自从对拿破仑的战争结束以来，他一直指导俄国的外交政策。他1796年出生于里斯本，其父曾担任俄罗斯大使，他是众多在俄服役的德国人之一，这一事实使他成为斯拉夫派的敌人，与西摩一样，他也注定要在海军中服役。然而，由于无力克服晕船，他失去了机会，转而从事外交工作。他的父亲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选择，“他身上没有魔鬼，外交官哪儿也去不了”，但他很快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冷静可靠的大臣。在东方问题上，他主张与英国和解的政策，以遏制法国在波尔特的影响，但他的主要关切一直是欧洲的稳定。与梅特涅一起，他是1816年成立的神圣联盟的缔造者之一，该联盟旨在将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绝对君主制结合在一起。然而，在为圣地争吵问题上，尼古拉并不担心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陷入僵局，尼古拉和尼塞洛德在1850年战争似乎不可避免的时候，在使两国分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如何，就神圣联盟而言，尼古拉认为自己是高级伙伴。只剩下英国和法国。不幸的是，尼古拉对这两个国家都不太了解，尽管他在巴黎和伦敦的基斯列夫和布鲁诺夫都是出色的大使。他不喜欢法国，因为在他看来，法国是革命思想的中心，他没有时间去研究拿破仑三世，他认为拿破仑三世是个冒名顶替的人。在欧洲的君主中，只有他一人拒绝称呼他为“Mon frère”(“我的兄弟”)，也不愿使用数字III，也不明白为什么维多利亚女王会同意这两种称呼方式。“因为这是一个先例，”西摩解释说。对此，沙皇回答说，他认为遵循先例是不幸的。尼古拉的态度使1852年和1853年圣彼得堡与巴黎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甚至在与西摩和普鲁士大使德罗科将军讨论拿破仑三世时，尼塞洛德也拒绝使用“法国统治者”以外的任何其他称呼，尼古拉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让步过。拿破仑三世可能是“我的朋友”或者什么都不是。

英国则是另一回事。尼古拉钦佩维多利亚女王，并确信他的个人魅力在1844年访问期间创造了一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正确的。维多利亚称他为“强大的当权者”，但她对有权势的男人感到敬畏的倾向不足以巩固两人的关系。尼古拉不得不与政客们打交道，而在这里，尽管尼塞洛德受到了激励，但他还是不知所措。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不明白英国的政客们要对议会负责，不能单方面与他打交道。然而，这一失败并没有阻止他寻求他们的兴趣。乔治·汉密尔顿·戈登(GeorgeHamilton Gordon)是阿伯丁的第四任伯爵，他对此寄予厚望。当时他68岁，在1852年刚刚成为皮埃利特-辉格联盟党的首相，内阁成员包括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和内政大臣帕默斯顿勋爵在内的“所有人才”组成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内阁。然而，尼古拉对英国国内政治的细节并不感兴趣：他最关心的是阿伯丁外交政策的方向。他们两个人是在1844年沙皇访问伦敦期间会面的，当时尼古拉就土耳其即将灭亡的战略影响发出了警告。尽管时任首相的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和他的外交大臣阿伯丁仍持谨慎态度，但他们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的精神和范围是支持俄罗斯合法保护希腊宗教和圣地，而且不征求法国的意见。”将近十年后，尼古拉希望同样的亲俄和反法情绪会影响英国的外交政策，他对阿伯丁对1844年备忘录的承诺抱有相当大的信心。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会发生，因为阿伯丁对法国持怀疑态度。在成为首相前不久，他曾向俄罗斯大使布鲁诺夫(Brunnov)透露，他担心法国入侵，这是拿破仑三世恢复法国在欧洲影响力的野心的一部分。此外，阿伯丁毫不掩饰自己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厌恶，当基督徒的生命危在旦夕时，他也不愿支持他们对抗俄罗斯。“我鄙视土耳其人，”他对朋友们说，“因为我认为土耳其政府是世界上最邪恶、最暴虐的政府。”

从布鲁诺夫那里，尼古拉还听说，阿伯丁作为一名前大使和外交大臣，将指导外交政策：约翰·拉塞尔勋爵在8周后辞职，1853年2月由和蔼可亲但经常优柔寡断的克拉伦顿勋爵接替。考虑到英国首相对法国动机的恐惧和对奥斯曼统治的怀疑，尼古拉显然认为存在着在伦敦和巴黎之间制造分裂并孤立法国的机会。考虑到这一点，他开始赢得西摩的注意。刚抵达圣彼得堡不久，这位新的英国大使就抱怨说，几乎不可能见到沙皇，而“普鲁士特使每天见到皇帝的次数和英国大臣在一年中看到皇帝的次数一样多。”这一切都将在1853年1月的第二周发生改变。这是一场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宫举行的音乐会，目的是庆祝沙皇的嫂子、大公爵夫人埃琳娜帕夫洛娜46岁生日，西摩和他的妻子也出席了这场音乐会。西摩在1月11日写的一份“秘密和机密”电报中向罗素报告说，“皇帝以最亲切的方式来向我祝贺阿伯丁的任命”，他“相信他会有很长的任期”。然后，他转到他的第一个主题：“你知道我的感情，”皇帝说，“关于英格兰…我们的目的是，两国应该保持和睦友好，我相信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你已经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了，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很少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事实上，几乎所有问题上我们的利益都是相同的。”

西摩谨慎地选择了他的话，回答说确实如此，唯一的例外是拿破仑三世的命名问题。皇帝回答说：“不。III…这将涉及一个很长的解释“：他目前更关心”两国政府，即我和英国政府，以及我和英国政府应以最好的条件，而且比目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土耳其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讨论，他希望西摩不久将拜访他。当时，他握着西摩的手结束了谈话，但英国大使感觉到谈话还没有结束，就要求沙皇“再加几句话，以平息人们对土耳其事务的焦虑，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女王陛下的政府感到兴奋。”尼古拉微笑着点点头，但西摩显然不准备对在南方部署军队的事进行评论。相反，他用作为朝廷和外交语言的法语发表了他著名的评论：“土耳其事务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这个国家本身似乎正在崩溃(一贯如此)，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不幸，非常重要的是，英国和俄罗斯应该在这些事务上达成完美的谅解，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英国和俄罗斯应该在这些事务上达成完美的谅解。”任何一方都不应采取任何尚未通知对方的决定性步骤。“特尼兹，”皇帝说，好像在继续说他的话。（以下原文是法文，我只能借助法语词典）用法语：“我们有一个生病的人-一个重病的男人-我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们，那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特别是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之前-但现在是时候告诉你这件事了。“很明显，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皇帝并不打算延长谈话时间，但我决定作最后的努力。（以下原文又是法文）用法语：“陛下如此优雅，他将允许我再对他进行问询。陛下说，男人生病了，这是真的，但如果我让他注意到，他会向我表示谢意，这是一个慷慨和坚强的人的责任，他应该照顾生病和虚弱的人。”

这并不是土耳其第一次被描述为“病人”(Un Homme Malade)-尼古拉早在1844年就使用了这个词。但这是沙皇第一次如此清楚地说明他的意图，西摩在结束他的任务时坚定地建议“如果女王陛下的政府不来”与俄罗斯就土耳其突然垮台后会发生什么达成谅解，如果准备好让英国不快的结果，他们就没有那么多抱怨的理由了：事实可能是这样的：英国可能希望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以防止土耳其的垮台。而俄罗斯则会非常高兴。这场“音乐会”应该适用于接踵而至的事件[原文如此]。这是西摩职业生涯中一个奇怪插曲的开端。在被沙皇忽视了几个月后，他成了自己的知己，对出人意料的转机产生了怀疑，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他在1853年1月和2月给罗素的长篇信件既反映了他的好奇心，也反映了他健康的怀疑态度。“尼古拉”，他告诉罗素，“偶尔采取一个急促的步骤；但当反思到来时，理性和尼塞洛德伯爵让他们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在1月22日的一份秘密电报中，他解释说，他的突然晋升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是因为沙皇想讨好英国，也是因为尼古拉对法国的不满，因为在圣地问题上的争吵，以及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不满，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同意把拿破仑三世称为“兄弟”(monfrère)。在第一次会晤后五天，即1月14日，西摩再次与沙皇在一起，这一次是在他位于圣彼得堡郊外的塞罗宫。尼古拉再次表示，他“渴望就东方事务与他交谈”，他以序言开头说，他不再认同凯瑟琳大帝的梦想，即创建一个包含奥斯曼帝国的庞大帝国，因为俄罗斯已经“幅员辽阔，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幸福”。然而，他确实对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社区负有历史责任，“我被要求监视他们的利益，而库楚克·凯纳吉条约为我提供了这样做的权利。”出于这个原因，土耳其的衰落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他急于准备与英国“协调”的应急计划。西摩回答说，虽然土耳其的情况“令人遗憾”，但与其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好准备，不如予以支持：关于应急安排，陛下很清楚，女王陛下的政府通常反对在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也许特别不愿意这样做。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在英国可能会有一种很大的不愿意(重新考虑)一位老朋友和他的预感(预感)。

正是在这一点上，尼古拉犯了一个严重的外交错误。在与西摩交谈时，他向西摩保证，他称他为“朋友和绅士”，他会向英国内阁转达他对“病人”的想法，并建议两国达成谅解。在某种程度上，西摩受宠若惊地这样做了。他在1月22日的发信结束时说，“如果能填补因穆罕默德统治在欧洲绝迹而留下的空白，而不因两国采取的预防措施而破坏和平，那么19世纪的文明就会取得一次崇高的胜利。”两国政府对土耳其的命运最感兴趣。但是，这一和平希望的总体声明与沙皇所概述的关于肢解奥斯曼帝国的共同政策是不一样的。更糟糕的是，尼古拉认为是这样的，尽管尼塞罗德警告他说，“她(英国)政策的基本条件始终是，永远不要对或多或少不确定的未来做出承诺，而是等待事态的发展，以决定采取何种方针”。即使拉塞尔回复说，“没有人和任何接触可以保证未来”，英国不会对俄罗斯的提议作出承诺，尼古拉也拒绝被吓住。在第二次会议后不久，他指示尼塞洛德告诉西摩，他对土耳其的解体感到“恐惧”(…)。真诚的恐惧，他期待着与英国的某种程度的谅解。否则，俄罗斯可能不得不占领君士坦丁堡，作为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如果一切都听天由命的话”。这种咆哮并没有吓住西摩，但他担心沙皇似乎是故意误读英国的立场。从一月到二月，当他试图向罗素传递尼古拉相信阿伯丁政府会支持俄罗斯对土耳其采取任何行动的信念时，他的信中的语气变得更加担忧。

那么，英国的政策是什么呢？为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做准备是有悖常理的，历届政府都反对俄国向西侵入君士坦丁堡和控制海峡。这不仅意味着瓜分战利品的时机不成熟，而且还将允许俄罗斯通过提供进入地中海的通道，打破欧洲的力量平衡。最好是等着看会发生什么，暂时支持土耳其的立场。另一个因素是保护通往印度的路线。正如西摩在1月31日提醒拉塞尔的那样，俄罗斯对地中海的任何入侵都将威胁英国的利益：据我所知，一位英国大臣在圣彼得堡必须履行的职责中，没有一项比观察俄罗斯入侵东方的进展更清楚，也没有比他在努力制止俄罗斯入侵时可能有幸获得的微小影响更清楚的了。这一进展最终可能使英国和俄罗斯在遥远的纬度发生冲突。西摩也对俄罗斯即将对波斯作出新的外交姿态的暗示感到十分恼火。他注意到，俄罗斯外交部东方司即将用“会说印度语言”的官员取代驻德黑兰的外交官，这可能是两国签署新的谅解条约的前奏。正如他告诉外交部的那样，这将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如果俄罗斯在土耳其获得了不适当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期望俄罗斯会更加渴望她对印度占有大不列颠领土的图谋，而且她会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有利的情况下这样做。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西摩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对印度的意图，俄罗斯在波斯的领土野心在外交部得到了高度重视。因此，土耳其的诚信至关重要。带着这些恐惧，西摩又一次尝到了尼古拉外交攻势的滋味，他们在2月20日世袭公爵夫人举行的聚会上再次会面。正如西摩第二天所报告的那样，尼古拉是最有魅力的人，在于他对英国及其大使是信任的。他又一次把话题转向了土耳其。“我不太想知道熊死后会做些什么，”他说，“我只是想和英格兰一起决定，一旦那件事发生了，该怎么办。”西摩的答复准确地反映了英国的政策。“但是，先生，”我回答说，“请允许我指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熊(用陛下的话说)快死了。”我们同我们相信陛下一样，对他继续活下去很感兴趣，但我要冒昧地指出，经验告诉我，国家并不是在如此匆忙中死去的。我从我们在土耳其和葡萄牙的档案馆中看到，这两个国家多年来一直被认为处于灭亡状态，然而它们仍然存在，而且土耳其将在那里存在许多年，除非发生某种不可预见的危机；先生，正是为了避免一切可能造成这种危机的情况，女王陛下的政府才指望您的援助。尼古拉斯回答说，英国政府被误导了，土耳其已经奄奄一息，“熊快死了，你可以给他麝香，但即使是麝香也不能让他活下去，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事件出其不意地发生。”他接着说，所需要的只是君子之间的一般谅解。第二天，西摩被要求宣读沙皇的秘密信件，警告英国，若在土耳其问题上采取任何坚定行动，这“很难与友好的感情”相符。这一对话是第二天更长时间讨论的序幕。“我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西摩解释说，“你继续深思土耳其的陷落和陷落前后的必要安排，相反，我们希望土耳其保持原状，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防止她的病情恶化。”

会谈接着谈到了人们所熟悉的理由，即俄罗斯在土耳其没有领土野心，但准备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必须与英国达成谅解。沙皇还警告说，他仍然怀疑法国，当他谈到俄罗斯的利益时，他也包括奥地利的利益。在这个冗长而重复的讨论结束时，尼古拉让西摩看到了他分裂奥斯曼帝国的想法。多瑙河的君主国家-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将在俄罗斯的保护下独立，从而赋予俄罗斯对巴尔干的控制权，而如果埃及和坎迪亚岛(克里特岛)成为英国属地，他也不会反对。西摩对这一提议有些吃惊，他指出，英国已经在埃及有战略利益，因为它提供了穿越苏伊士地峡到红海的陆路通道。他指出，“英国人对埃及的看法并没有超出确保英属印度和母国之间安全和随时沟通的范围。”谈话就此结束，西摩第二天向罗素报告了谈话的内容。尽管西摩承认，他很难记住尼古拉所说的一切，并意识到“忘记了他在君士坦丁堡遵守商业政策时所使用的确切术语”，但西摩的信证实了英国的担忧，即俄罗斯对土耳其的威胁必须得到认真对待。尼古拉与西摩的谈话非但没有安抚他们，反而加剧了英国人的担忧。尽管阿伯丁一直同情俄罗斯对圣地的要求，并准备支吾搪塞，但他的内阁其他成员不会坐视不理，任由沙皇指手画脚。

不幸的是，尼古拉认为英国将与他的提议一致。在这一点上，西摩的外交同情和谨慎也许会让他感到高兴，但他最大的错误是误解了阿伯丁的立场。诚然，首相决定了英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并不热衷于直接干预法国和俄罗斯在圣地问题上的争吵，但阿伯丁掌管的是一个分裂的内阁。帕默斯顿和罗素在有影响力的辉格党贵族兰斯顿勋爵的支持下，渴望站在土耳其一边，而阿伯丁和他的财政大臣威廉·伊瓦特·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Gladstone)则希望避免被拖入对俄战争的可能性。事情也因约翰·拉塞尔勋爵的立场而复杂化。他同意加入联合政府内阁，条件是他将不会被要求在外交部呆上一段时间，因为他想在下议院领导政府。阿伯丁同意这一安排，因为罗素的支持对联盟的维持至关重要，但即使如此，它还是为未来制造了麻烦。1852年，在外交部工作的短短八周时间里，罗素一直负责撰写一份急件，断然拒绝了尼古拉的提议。这就定下了他的继任者克拉伦登注定要遵循的基调。其次，他邀请斯特拉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前斯特拉特福·坎宁爵士)回到君士坦丁堡担任英国大使。

从表面上看，这一决定是无可非议的。斯特拉特福德不仅是英国最有经验的外交家，而且他对土耳其事务也知之甚少。他是乔治·坎宁的表亲，在伊顿公学时就对外交事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810年，二十四岁时，他在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馆工作。在英国与拿破仑的战争中，正如斯特拉特福德所言，英国被迫在解释英国的政策时，遏制法国在土耳其宫廷的影响力，并结束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和解。1812年5月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解决了两国之间的分歧，解放了多瑙河上的俄罗斯军队，使其加入对拿破仑的战争。它也使斯特拉特福德名声鹊起，并巩固了英国在土耳其的影响：从那一刻起，他在君士坦丁堡被称为‘伟大的埃尔奇’，是杰出的大使。斯特拉特福德于1812年离开君士坦丁堡，发誓再也不回来，他不喜欢奥斯曼社会的许多方面。但在瑞士和美国任职之后，他沮丧地听说他将在1825年再次被派往土耳其，并在那里又呆了四年。他的政治生涯正在向他招手，但他对奥斯曼事务的掌握迫使他在1842年接受了另一项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使命。在接下来的十六年里，他的机敏和坚定使英国成为土耳其政治中的控制力量，以至于历任素丹都不敢未经他的批准而采取行动。例如，当苏丹的妹夫米希梅特·阿里帕夏（mehemet ali pasha）杀害了他的基督教情妇却逍遥法外时，斯特拉特福德说，一个英国大使永远不能认同这样一个残忍的刺客，而抗议的结果是，这个人被解除了海军部长的职务。也许不可避免的是，他的显赫地位和在不涉及伦敦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能力，使他成为许多人的敌人。1830年，当外交大臣阿伯丁攻击他的“政治倾向”时，尼塞罗德将他视为对手，而尼古拉本人则公开憎恨他，因为他在土耳其施加了不当的影响。(1832年，他拒绝接受他担任大使。)1852年，斯特拉特福德在伦敦度假时在家，没想到会回到君士坦丁堡。然而，罗素说服了他，他沿着穿过巴黎和维也纳的陆路前往君士坦丁堡。

这时，尼古拉已经开始了他对土耳其进攻的第二步。虽然他使西摩相信他只对达成和平协议感兴趣，但他还是安排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这将由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缅希科夫亲王领导，他的命令是实现圣地问题的解决，即承认俄罗斯的保护权利，如果需要的话，采取强制措施。缅希科夫是个虚张声势的军人，没有什么想象力，他曾在1817年和1828年与土耳其作战，对他的对手一点也不尊重。此外，他习惯于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对自己的能力评价很高。(西摩告诉罗素说，亲王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他总是用挖苦的话来表达意见，这使他对在圣彼得堡的社会有点害怕。)。当他于2月16日乘坐蒸汽动力战舰“格罗莫夫尼克”号抵达君士坦丁堡时，他的劲敌斯特拉特福德还没有返回土耳其，但是，正如金莱克满怀敬畏地指出的那样，“尼古拉皇帝不得不听说他永恒的敌人…。正慢慢地回到他在土耳其宫廷的大使馆。

第二章
缅什科夫的使命
我们的外交在土耳其已经有一段时间太不活跃了。当有人试图剥夺我们的权利时，现在是更好地保护俄罗斯利益的时候了。---1853年2月3日，俄国高级军官在与乔治·汉密尔顿·西摩爵士的谈话
沙皇尼古拉不顾他对西摩的抗议，决心在必要时以武力夺回俄罗斯在土耳其的地位。1853年1月7日，他制定了秘密计划，在法国或英国进行干预之前，对君士坦丁堡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将包括海军远征博斯普鲁斯海峡，由28艘军舰和32艘运输船组成。船上将有16 000人，有骑兵和炮兵支援，整个部队将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集结并随时待命。然而，尼古拉的顾问们辩称，此举将激怒欧洲其他国家，并带来更广泛敌对情绪的威胁。老元帅帕斯凯维奇伯爵提出了反对意见，要求占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公国，直到土耳其同意俄国的要求为止。

在那个阶段，尼古拉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他认为英国不太关心圣地问题，因此不会干预。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不太可能单方面采取行动保护土耳其。还有奥地利的例子，它在巴尔干施加影响，重新确立对黑山的领土霸权。由于担心奥斯曼帝国可能对这个高度独立的公国进行军事干预，奥地利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一个由陆军元帅莱宁根元帅率领的特派团。他要求奥斯曼在未提及维也纳的情况下不再进行干预，奥地利通过动员其在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的部队来支持这一主张。当土耳其开始拖延时，莱宁根威胁要中断谈判。由于对奥地利的威胁感到不安，土耳其同意从黑山撤军。尼古拉从这一经历中吸取了两个教训：第一，危机期间他对奥地利的支持使他相信，他可以依赖维也纳；第二，面对一种各种议论和咆哮的时候，土耳其宫廷很可能改变主意。考虑到这一点，尼塞洛德于1月28日向缅希科夫提供了精确的书面指示。首先，他要求对俄罗斯保护圣地和奥斯曼帝国东正教人口的权利给予充分和立即的满足。这将体现在一份有意义的公约中，该公约将保障俄罗斯的权利，包括对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东正教的控制。其次，如果这一目标未能实现，他将中断谈判，并威胁立即离开。三天的宽限期将允许土耳其人改变主意，如果他们不改变主意，缅希科夫将被允许透露俄罗斯军事准备的程度。第三，如果土耳其对法国的要求让步，俄罗斯将提供一个针对法国的秘密防御联盟。最后，缅希科夫将要求对高加索和土耳其边境上长期存在的分歧进行重新谈判。

为了确保土耳其充分了解俄国的立场，尼塞洛德向缅希科夫提供了三封信，这些信将分阶段交给素丹的大维齐耶-米希梅特·阿里(Mehemet Ali)。第一封是尼古拉给素丹的介绍信，概述了这次任务的目的；第二封是条约草案；第三封是最深远、最雄心勃勃的，要求与东正教建立特殊关系，允许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内部施加影响。明确指出：俄罗斯不想改变对圣地监护的政策：它希望完全控制教会：即俄罗斯帝国宫廷和奥斯曼帝国宫廷，希望永远消除分歧、怀疑或误解，奥斯曼素丹在本国对全俄罗斯信奉的希腊-俄罗斯东正教，以及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公国的所有居民以及土耳其不同省份的其他各种基督教居民，商定并规定，基督教东正教将在其所有教堂中不断受到保护，俄罗斯帝国宫廷的大臣们将继续保护基督教东正教，并在本公约中商定和规定，基督教东正教所有教堂同过去一样，有权代表君士坦丁堡教会和其他地方及城市，也代表神职人员提出交涉，这三项提议将被视为以邻国和真诚友好的权力的名义提出。

外交任务是如此微妙和复杂。66岁的缅希科夫在军队中度过了他的职业生涯，最初是一名骑兵军官，然后是亚历山大一世的海军参谋长，他几乎没有外交谈判的经验。在这两次服役中，他都赢得了纪律坚强和意志坚定的威信，他既习惯于服从命令，也习惯于服从自己的命令。诚然，他曾在沙皇的国务委员会任职，曾任芬兰总督，但在1853年1月，他向朋友们承认，他认为前往土耳其的使命是他从公共生活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官方行动”。但对他不利的不仅仅是他的军事生涯或缺乏外交经验。缅希科夫是个知识分子，对“俏皮话和笑话”很感兴趣，很少受到尊重，也不关心人们对他的看法。作为一名士兵，他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气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但在宫廷里，他被认为是一个足够正派的人，毫无疑问，他喜欢讲一个好故事，但很难说服土耳其，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宣称要保护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而且，在1828年反对土耳其的战役中，他被一枚土耳其炮弹炸伤，这是很自然的，让他对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的一切事物产生厌恶。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另一位老军人阿列克谢·奥尔洛夫伯爵(Count Alexei Orlov)会是一个更好的人选。他不仅是一位公认的外交家，而且在1833年，他还促成了《安基尔·斯凯莱西条约》(Unkiar Skelessi)的签订，该条约结束了多年的俄土争吵，并赋予俄罗斯在土耳其的外交优先地位。奥尔洛夫被他的同龄人描述为一个熟练的（，如果是猫科动物的话）运营者，奥尔洛夫知道如何与土耳其谈判。他不期待很快的回答，他意识到了玩对等游戏的重要性，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一个观点，什么时候该放弃，什么时候该奉承，什么时候该坚定。他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也很自负，甚至告诉西摩，沙皇没有把他送到君士坦丁堡，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缅希科夫无疑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他很保守、多疑，而且他不是外交家，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任由自己过份依赖指令。作为一位外交官，西摩同情奥尔洛夫的立场，但在他给罗素的报告中，他选择描绘一幅不同的缅希科夫图景，其中一幅是“为了和解措施，皇帝不可能做出比他更好的选择”：缅希科夫是一个非常明智和消息灵通的人。一个性格独立的人，也许比任何一个皇帝的同僚都要独立，…他(然而)特别有礼貌，而且，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被认为是那些明智的顾问中的一员，他们反对任何不必要地延长已经过度扩张的帝国。西摩仍然享受着沙皇的信任，一种马屁精和自尊心的混合体使他同意尼古拉的选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摩发现他最初的估计是错误的，今年晚些时候，他写信给外交部，承认奥尔洛夫本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大使。(帕默斯顿并不那么肯定：在他看来，这位经验丰富的俄罗斯外交官“外表彬彬有礼，但内心深处却浸透着俄罗斯人的傲慢”。奥尔洛夫是尼塞罗德最初的选择，但在派遣他的特别任务时，尼古拉并不是在寻找机智：缅希科夫的命令是明确的，没有谈判的可能。

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允许使用任何手段来确保他的使命的成功，“如果土耳其不屈服，那么这位非凡的大使必须威胁要摧毁君士坦丁堡和占领达达尼尔海峡。”他还被允许每月花费1000英镑用于娱乐，但是，正如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警告外交部的那样，“虽然俄罗斯政府使这座大使馆具有影响力和受到东方人欢迎，但他们也同样谨慎地向它传达对土耳其人最强大的恫吓力”。这是俄罗斯对待土耳其人的传统方式-一手伸出橄榄枝，另一只手挥舞大棒。当缅希科夫带着尼塞罗德的儿子德米特里伯爵为助手时，没有人怀疑这位上了年纪的亲王将全权负责谈判。当格罗莫夫尼克号于2月16日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时，缅希科夫立即通知了他的意图。礼宾要求他先向大维齐尔递交全权证书，然后再交给外交部长，但令外交界大为惊恐的是，缅希科夫无视在港口等候他的接待，并明确表示，访问将按他的条件进行。更糟的接踵而来。当天晚些时候，当他会见素丹时，他谴责福阿德·埃芬迪对法国做出让步的“口是心非”，并拒绝与他进行任何交流。由于斯特拉特福德仍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英国的利益掌握在临时代办休·罗斯上校手中，他不失时机地向罗素汇报：昨天发生的下列事件在这里造成了一种痛苦的局面。缅希科夫亲王在宫中对大维齐埃进行了正式访问，但故意忽略了对福阿德·埃芬迪的访问，而后者已经准备好接待他了。我已与俄罗斯大使馆就此问题进行了沟通。我必须说，我的意见是以最友好的方式传达的，我希望俄罗斯大使这次不幸的开端可能不会导致最初预料到的不幸结果。

在缅希科夫抵达俄罗斯大使馆之前，罗斯在俄罗斯大使馆的另一位代表德奥佐洛夫曾透露，这次任务将“接受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主张和分歧，包括关于高加索和土耳其边界的问题”。他还明确表示，会谈的要点将按照“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就俄罗斯即将进行谈判的《帕尔菲协约》”的条款转交给英国。不过，任务一到君士坦丁堡，他就拒绝与罗斯交谈，因为俄罗斯的目的是“秘密的”。然后，雪上加霜的是，德奥佐洛夫透露，缅希科夫已经会见了奥地利大使，与他讨论了局势。然而，罗斯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他已经在贝鲁特担任了一届领事，在贝鲁特建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报人员网络。他也野心勃勃，对他下一个任命为驻埃及领事这一事实感到不满：然而，他相信，如果他在斯特拉特福德不在期间表现出色，他将被允许留在君士坦丁堡。因此，他开始与希腊教会中“有名望的人”交谈，后者告诉他，缅希科夫的唯一目的是解决圣地问题和奥斯曼帝国希腊基督徒的法律地位问题：今后，土耳其应避免参与希腊族长的遴选或希腊教会的事务，这些事情应该留给希腊教会和俄国皇帝去处理；此外，圣墓的圆顶屋应该保留下来，也就是说，圆顶屋应该属于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