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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政府对国家户口极度重视的态度上，也说明了隋代的殷富主要来源于户口的增长。按一般来讲，要使国家积蓄丰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抓赋税，设立繁多的杂税横调等。但隋王朝却与此相反，而是免除正租外的一切杂税，并除入市之税，弛山泽之禁。对户口的增加则特别重视。隋文帝一即位，就立刻进行括户，开皇五年又在全国大索貌阅。不久，父不惜以减轻租税为代价，全面推行输籍之法。开皇九年刚一平陈，就接着在江南举行括户。大业五年，再次全国括户。对发展户口抓得如此之紧，在历史上是不多的。而且在括户中要求得非常严格。开皇五年，规定“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开“相纠之科”，奖励告发。大业五年，规定“若一人不实，则宫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若纠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为了取得更多的户口，隋政府在方略上下了很大的工夫。为防止“诈老诈小，规免租赋”，实行貌阅的方法．针对“人多隐冒”的现象，采取析户的措施。为了避免摊派不均给括户带来的阻碍，制定了输籍定样的政策。隋政府为什么如此重视户的多寡呢？因为户口的增加，就是国家仓廪的充实。正因为此，史籍上凡讲到赋税之处都先讲到人口。这样的记载，《隋书·食货志》中就有三处。“时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又“‘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踰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再“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这些记载都说明“户口岁增”是“帑屋既充”的前提，“府库盈溢”是“户口益多”的结果。就是赋税的蠲免，最终原因也是由于“户口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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