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诈骗案

但是，一直守到晚上十一点，沙怀山还没回来。医院那边由谷鑫基、朱养学蹲守着，也没等到沙怀山。那个年代，夜生活不像如今这样丰富多彩，十一点钟已经属于非常晚了，马路上除了夜班下班的工人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路人，如果谁还在散步什么的，给夜间巡逻的民警看到，很有可能会拦下盘问，甚至带到派出所去接受审查。所以，专案组就不得不往沙怀山是否逃逸这个思路上去考虑了。
谷鑫基于是决定：对沙怀山家实施搜查!
搜查结果，抄得了照相机、手表、玉盘、望远镜等赃物，以及七张银行存折，都是最近这段时间存进去的，用的是化名，存折上的金额相加，大致上是几起诈骗案的赃款总和。
至此，案件已经破获，只待拿下犯罪嫌疑人沙怀山了。专案组在沙怀山家附近的工厂借用了一间办公室开了个短会，对沙怀山的去向进行了分析，认为像沙怀山这样一个外形酷似欧洲人的家伙，冒充苏联专家行骗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逃避追捕，那就正好相反。按照当时的治安管理操作思维，这种角色不论出现在哪个公共场所——火车站、码头、长途汽车站、戏院，甚至通宵营业的公共浴室，都有可能引起民警或者单位治安人员的注意，从而加以“特别关照”；至于想住宾馆饭店旅社客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别说没有介绍信，就是有，因为那副洋人长相，服务台也百分之百会通知派出所过来盘查。对于沙怀山来说，他应该清楚这一点，所以不会冒险去外面流窜。
因此，专案组得出结论：沙怀山没有离开本市，而是在本市的某个被他认为安全的角落里躲藏着。那么，专案组方面应该怎么办呢？一番讨论后，决定除了通知火车站、码头、长途汽车站的民警协助布控外，同时采取两个措施：一是继续派员在沙怀山家和医院蹲守；二是查摸沙怀山的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追查沙怀山的下落。
次日，即黄赤波局长规定的七天期限的第六天，专案组走上了打最后一仗的征途。谷鑫基事先已经预想到最后一仗可能不大好打，需要耗费些时间，但由于坚信沙怀山是不会离开上海的，寻思再费时间，只要多调些人手，两天之内总可以把沙怀山的那些社会关系都一一查摸到吧。可是，实际情况却出乎专案组长的意料，因为沙怀山的社会关系不但多达一百多个，而且非常复杂，有的社会关系还衍生出“子关系”甚至“孙子关系”，即从甲那里调查时得知沙怀山在哪里哪里还有一个哥们儿，到那哥们儿那里调查时意外得知哪里哪里还有一个沙怀山结拜过的朋友。
这样，专案组的工作量就意外增加不少，尽管从分局、派出所临时借调了五名人手，但随着调查工作的展开，还是不够，于是谷鑫基只好向领导要求再增派警员，领导从市局又抽调了四名侦查员。
这两项措施进行了四十多个小时，仍未获得沙怀山的任何线索。这时，七天期限将到，谷鑫基去见黄局长，要求给予宽限。黄赤波是一位很通情达理的领导，当然同意了，在了解了专案组的工作情况后，还当场决定增派两辆摩托车并特批了加班伙食补助，让侦查员增加营养，保持充沛的体力。
又过了一天，沙怀山并没有回家或出现在医院，所有已经掌握的社会关系也都查访到了，仍然没有获得什么线索。犯罪嫌疑人逃到哪里去了呢？有侦查员甚至提出了“是否畏罪自杀”的猜测，往黄浦江里一跳，退潮时尸体漂到长江口，冲进了东海，就永远找不到了。谷鑫基的身体不是很强健，这时已经被没日没夜费心耗力的持久工作折腾得非常疲惫，心绪也很不好，寻思如果这厮真自杀了，也无话可说。找不到人，案子作为悬案挂起来，专案组没有功劳，但有一点却是可以庆幸的：外地不会再有“苏联专家”冒出来行骗，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了。当然，这是虚念，眼下还得玩实的，继续分析案情讨论对策吧。
讨论下来，大家就不敢乐观了，因为考虑到了一种可能：也许这厮运气好，侥幸躲过了遭到盘查的厄运，已经逃往外地了。如此，那就要考虑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协查通报了。
就在专案组讨论是否要发协查通报的当儿，在沙怀山家蹲守的侦查员张宝山打来了一个电话，称他可能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了。
蹲守人员是轮流值班的，这天轮到张宝山和分局刑警小周两人在沙怀山家待着。闲着没事，张宝山随手从已在搜查时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拿了一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阅，发现里面夹着一个照相馆装照片的纸袋，内有三张一式的120黑白照片，上面是沙怀山和另一个四十来岁的外国男子，看上去像是苏联人，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背景是一艘正在制造的轮船。再一看纸袋上所写的取照日期，是半年前的。
张宝山跟小周对照片进行了分析：背景是正在制造的轮船，那看来拍照的地方是造船厂的船台了；那个穿工作服的外国男子，会不会是货真价实的苏联专家？沙怀山这小子可能凭着他那副外国人长相和流利的俄语，结交上苏联专家。那么，现在沙怀山出了事，正遭到警方的追捕，他会不会逃到人家那里去躲着了？于是，张宝山就到对面的工厂借用电话机给谷鑫基打电话报告了这事。
谷鑫基看了照片，立刻给市人委外事处打电话，要求查一下在沪的苏联援华专家中是否有去造船厂担任技术顾问的。外事处当场就给予回答：有的，去的是江南造船厂。
谷鑫基立刻点了两名侦查员，驱车前往江南造船厂，果真在那里抓到了沙怀山。当时，这小子正穿着工作服，待在那位跟他合影的苏联专家旁边，指点着图纸给几个工程师翻译呢。
沙怀山到案后，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至于他跟那位苏联专家的结识，就像他跟林午昊结识一样，是在外滩偶然遇到的。双方用俄语交谈，说到各自的老家，沙怀山惊喜地发现自己那位俄罗斯生父的老家跟这位苏联专家在同一个镇上，于是，两人就认了老乡。在后来的交往中，对方请沙怀山吃了顿饭，沙怀山则带人家游览了城隍庙。不久，沙怀山去专家工作的江南造船厂看望，用他带去的从同事那里借来的120照相机合了影。
照片冲印出来没几天，沙怀山就出了工伤。当时他还没有想到冒充苏联专家行骗。俞鑫提供了养伤的方便和长期病休假后，他闲着无事，到外滩(医院离外滩很近)去散步，想起自己跟那位专家相识的一幕，头脑里蓦地闪出了一个念头：我何不冒充苏联专家弄点儿外快捞捞？于是，就开始进行诈骗犯罪了。
专案组发现沙怀山就是瓦洛嘉那天，沙怀山本来是会落网的。那天下午他在四川北路的一家浴室泡澡、喝茶，又睡了一觉。傍晚回家时，走到离家只有三四十米处，遇见邻居一个小学生，告诉他说你家来客人了，是开着公安摩托车过来的。沙怀山一听就意识到大事不好了，之前他已经在静安寺败露，又去袁秋亚家向王斯姝骗了三百五十元钱，公安局肯定到处找他。派出所民警曾去医院看过他(是以探望为名去的)，他当时以为难逃厄运了，哪知厄运并未来到，民警被他手上的石膏给蒙了。现在有开公安摩托车的人登门拜访，那还有什么侥幸？
于是，沙怀山立马转身。当晚去了哪里呢？他的胆子还真大，也很会分析推理，竟然去了段高飞在静安寺的洋房。因为他断定警方是想不到这一点的，而段高飞也不至于在出事后立刻把洋房出租，而段自己是不会去住的。
不过，那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次日，沙怀山就去了江南造船厂投奔那位认了老乡的苏联造船专家。他编造了一个谎言，说自己已经离开了上钢三厂，暂时无业，能否请专家替他跟造船厂通融一下，允许他干一段时间的临时工。造船厂缺少俄语翻译，但要想请上级派下来，手续太麻烦，还得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沙怀山正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对象，又是苏联专家出面推荐的，当然没有问题，于是就收了下来。
沙怀山被捕后，关押在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这个案子影响恶劣，当时许多人认为沙怀山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但是，沙怀山却逃过了死刑，甚至连检察院那一关也逃过了——在被捕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晚上，沙怀山在监房里突然大呼心痛，送医院抢救无效殒命。经尸检，认定系大面积心肌梗死。
沙怀山的结拜弟兄俞鑫医生，当时也给关进了看守所。结案后未曾判刑，而是给予劳动教养的处分，押送上海郊区的青东农场，后来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苏联专家”诈骗案

五、追查混血儿

案子侦查到这里，应该说还是很有希望的，因为线索没断。但是，专案组长谷鑫基却乐不起来：该案是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直接过问的，规定组长每天要向黄局长本人报告一次。黄赤波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当年他在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位置上时有一个规定：每天下午四点钟，全市(市区)各公安分局的局长本人必须到市局参加由他主持的碰头会。这个规定后面还有一个附加规定：为了节省办公经费，来时不准动用小车、吉普、摩托车，顺路搭车也不行(估计是生怕故意制造这种“顺路”)。至于你是骑自行车还是搭乘公交车，那就自己决定吧。
谷鑫基不过是一个副科级，摊上这么一位高干领导，汇报工作时不战战兢兢已经算是胆大的了。这次他向黄局长汇报了静安寺缉拿瓦洛嘉失利的情况后，立刻挨了一顿批评：如果事先考虑得充分一些，在前院安排上人，哪怕就安排一个侦查员，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应该说，这个批评是合情合理的，尽管黄赤波的态度可能不那么和风细雨，但谷鑫基口服心服，只怪自己考虑得不周密。
黄赤波又说，人已经逃了，那只有花力量去侦缉了，尽快将其缉拿归案，将功补过吧。稍一停顿，说出了使谷鑫基最为担心的一句话：“给你们一周时间——查清案情，抓获犯罪嫌疑人，结案!”
在黄赤波面前是没有讨价还价之说的，谷鑫基于是立刻召集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研究怎样抓获瓦洛嘉。这次会议时间不长，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因为接下来的工作重心是抓获犯罪嫌疑人，所以就盯着这一点讨论。众人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瓦洛嘉当时是翻越花园里的那道围墙从前院逃走的，像他这样一个洋人模样的家伙，不管跑到哪里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循着他的逃跑路线顺藤摸瓜追查下去就行了。
于是专案组六人全部出动，先向前院住户调查。前院住的是段高飞的弟妇、某公立医院药剂师唐莉婵，但当时她还没下班，家里待着的是其母刘老太和十二岁的女儿段小玲，于是就向那一老一少调查。
瓦洛嘉可能平时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行动不但敏捷，而且轻巧。他在被数名警察追捕的情况下，从二楼顺着水管子攀下来，又翻越花园里的那道围墙，居然没闹出什么动静，以至于当时正在厨房里忙家务的刘老太竟没发觉。但是，段小玲看到了，当时她正在书房窗前写字台上做老师布置的作业，见有个外国人从窗前奔过，大吃一惊。小姑娘机灵，立刻奔去把客厅大门关上，然后冲进厨房告诉外婆。刘老太这才知道有个外国人闯进自家院子来了，祖孙俩贴着窗子往外张望，只见那外国人奔逃到前面院门口，打开院门冲了出去。
这是刘老太和外孙女所见的一幕，那么，瓦洛嘉逃出前院后又是怎么离开现场的呢？这个调查起来就比较复杂了。这幢花园洋房的选址很不错，属于闹中取静，地段是上海滩著名的热闹区域静安寺，却又不直接对着南京西路，而是一条小马路。这条小马路只有三十来米长，连地图上也是没有标出的。小马路是条断头路，只有一个出口——顺着小马路往北行到尽头，就是南京西路了。这条小马路上不通公交车，没有商店，也没有弄堂。平时除了偶尔经过的路人，是没有人走的。所以，专案组要想了解瓦洛嘉逃出洋房后的去向，只有到南京西路上去寻找了。但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那个年代的这个时段，南京西路上除了偶尔开过的车辆外，已经没有能够向侦查员提供情况的目击者了。于是，往下的调查就只有延缓到次日。
次日，专案组再次出动前往调查。六个侦查员是两人一组分头进行查访的，分别找了小马路口附近的一些商店的营业员、在人行道上摆小摊头(那时还没有城管干涉，工商部门也不管的)的摊贩。线索最后是被侦查员纪海群、张宝山两人找到的，他们从一个卖桂花白糖赤豆粥的老年摊贩那里打听到：昨天下午将近四点，他卖完了粥，挑着空担子往家的方向走。经过那条小马路时，冷不防从里面蹿出一个人高马大的金发洋人，差点儿撞上他的担子。那人灵活地一闪让过担子，拔腿继续奔跑，还抛下了一句话：对不起!可是，竟是用上海话说的：对勿起!老头儿寻思：我到上海滩将近十年了，打从第一天起就在努力学习上海话，学到现在还是一开口就被人听出苏北腔，这个外国人能够说这样标准的上海话，他是怎么学的？
侦查员继续打听：他去了哪里？
老人看到那个洋人穿过南京西路，奔向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出租车，拉开车门上车，转眼就消失在车水马龙之中了。
纪海群、张宝山将调查到的情况向组长谷鑫基报告后，谷鑫基决定立刻行动，迅速找到那辆载着瓦洛嘉离开现场的出租车。
这种查找方式，如果放在今天的话，那麻烦就大了。全上海如今有出租车四五万辆，让侦查员怎么调查？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种查找方式是可行的，当时全上海只有一家出租车公司——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车辆有多少呢？只有一百八十五辆!
于是，就去国营的市出租车公司，公对公，人家很是热情。不过并不能一下子就完成这件事，因为车虽然只有一百八十五辆，但没有如今的车载电台、卫星定位、司机手机这样的设备，车子开出去后就不知道去了哪里、几时回来。所以，要联系司机师傅，得耐着点儿性子。这一查，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有结果，出租车公司保卫科给专案组打电话说，已经找到了那个在静安寺载过外国客人的司机师傅，姓戴，是旧社会就已经在私营车行开车的老驾驶员了。
这位戴师傅很快就开着出租车赶到了专案组。戴师傅说，他所载的那个外国客人是在静安寺上的车，匆匆忙忙，像是有十万火急的事情要办。外国人会说上海话，而且说得跟一般上海人无异。他上车就说：“师傅，送我到外滩，开快点儿!”到外滩后付了车费下车时，说：“师傅，谢谢侬哦!”另外，这个外国人对上海的道路也蛮熟的，车子开到浙江路口时，正好有一批小学生由老师带着过马路，所有车辆、行人都停下来让小朋友先行。这个外国乘客忍不住了，说：“师傅，你左转弯，从北京东路走!”戴师傅依着他从北京东路走了，到了外滩，他又让车开过了外白渡桥才付钱下车。
下车后是从哪里走的呢？
哦唷!这个我倒没有留心，因为当时路边站着一个穿上海大厦服务员工作服的小青年正在替客人招出租车，我的注意力被他吸引过去了。
很遗憾，这条线索查到这里就断了。大家很是着急，黄赤波局长给的七天期限已经过去一天多了。不过，希望还是有的，这条断了的线索又衍生出另一条新线索：瓦洛嘉会说上海话，而且说得很地道；对上海的道路又很熟；说是到外滩，其实是开过外白渡桥的，那就是虹口区的范围了，所以，估计这人是住在虹口区的。

“苏联专家”诈骗案

那么，这个瓦洛嘉会是什么身份呢？专案组根据上述细节作出了判断：这个瓦洛嘉是一个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侨民或者混血儿。至于究竟是外侨还是中国籍的上海市民，这一点需要判断清楚。如果是外国侨民，那侦查起来就会受到一些限制，动不动就得通过外事部门，还得跟外国驻沪领事馆打交道；如果是中国籍的混血儿，那查找起来就方便多了，甚至比查找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还方便，因为那副外国人的模样毕竟是很醒目的，专案组如若以市局名义向各分局下达协查通知的话，估计一两天内就能把这主儿从茫茫人海中梳理出来。
侦查员根据掌握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受害人林午昊的遭遇来看，当时瓦洛嘉是去了吴淞口的。这样，就可以找到一条对其身份进行基本判断的途径了。
如今五十岁以上的大城市居民可能还会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曾经看到过的一块牌子，这是一块大约1米宽、0.8米高的木牌，竖立在城市和郊区的接合部，上面用中文、英文等几种文字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下面的落款是当地的公安局，白底黑字，非常醒目。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那段时间里的一个特别现象。根据国家的规定，对于外国人的区域开放范围是有严格控制的，不能让外国人随意到处乱转。这块木牌就是一条警戒线，外国人如果没有经过当地公安机关的许可擅自超越这条警戒线，那就对不起，肯定会被公安机关请去。
根据规定，吴淞口那里早已超越了“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的范围了，所以瓦洛嘉如果是在沪的外国侨民，他肯定是知晓中国方面的这一规定的。这样，他在考虑对林午昊实施犯罪的地点时，完全可以避开这个约束。上海市区范围内跟吴淞口那样同样有助于他作案的冷僻地方有的是，比如西郊公园(即如今的上海动物园)、中山公园、长风公园。因为他没有必要为了去吴淞口而专门去公安局提出申请，那不是在犯罪前先到公安局挂号吗？同样，他也不大可能不经申请而擅自去吴淞口，那是要冒风险的。这种风险有别于一般的外国侨民故意穿越警戒线所受到的处罚，还会衍生出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果遇到经验丰富的老公安，那么他可能就会追问去吴淞口干吗？一旦发现是跟林午昊那样一个小开相约游览，那肯定还会追究下去，如此，就有可能发现瓦洛嘉的犯罪活动了。
因此，专案组趋向于认为瓦洛嘉并非外国在沪侨民，而是一个中国籍混血儿。当然，这还需要向从市区去吴淞口途经的宝山、吴淞两地的公安分局了解一下，那天是否查获过外国人擅自穿越警戒线的情况。查询结果，宝山、吴淞分局均称没有查获过。再向市局外事科查询：那天(或之前三天——规定申请有效期为三日)是否有外国侨民提出过前往吴淞口的申请？外事科的回答也是没有。
那就基本上可以认定瓦洛嘉是一个中国籍混血儿了。专案组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上海市区范围内总共不到一千名的男性混血儿中找出瓦洛嘉来。尽管侦查员谁也不相信瓦洛嘉会是犯罪嫌疑人的真名，但从侦查工作的技术程序角度出发，他们还是去了市公安局，翻阅了那里存放着的这部分居民的户口资料。果然没有瓦洛嘉这样一个名字。那就通过各分局布置下面的派出所查吧。
专案组诸君对这种调查方式是很有信心的，尽管名字是假的，但人是真的，协查通知上已经注明了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容貌体态、语言等特征，各派出所对于自己辖区的混血儿对象都是了如指掌的，所以肯定是一查一个准。可是，一天之后反馈上来的信息却出乎专案组的意料：没有发现这样的对象!

“苏联专家”诈骗案

六、顶风作案

这下，专案组诸君在奇怪之余，人人都有点儿头痛了。这么说来，原先所作的判断是错误的，瓦洛嘉那家伙真是个旅居上海的外国侨民？
谷鑫基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得准备大费一番周折了。所谓“大费周折”，就是要对在沪的外国侨民进行调查，这中间除了繁琐的外交手续外，还有语言沟通问题，因为有一部分外侨也许会采取不配合态度，明明听得懂也会说汉语甚至沪语，可是他故意装作听不懂，你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请外事科派翻译。
但是，既然到了这一步，再繁琐也得做了。谷鑫基说，我们先一齐出动，去外事科查在沪外侨资料，把符合瓦洛嘉年龄特征的那些男子的照片调出来辨认了再说吧。
市局外事科就在专案组所在的福州路市公安局里面，所以跑路就不必了，一行六人不过是换了个楼面，去了另一间办公室。这边众侦查员在查阅资料时，怎么也没有想到瓦洛嘉竟然再次冒出来作案了，而他作案的地点就在距市局不过一公里的河南中路袁秋亚的家里。
袁秋亚那天在静安寺段高飞的洋房里跟瓦洛嘉幽会时被专案组当场撞着，后来去市局回答了侦查员的询问，由女刑警马艳田送其回家。途中，袁秋亚哀求马艳田不要向其母说起此事，马艳田一口答应而且确实为其保密了。没有想到，此举竟然给瓦洛嘉提供了再次作案的机会。
当时的高校，等同于就读大学生的单位，不但要管学业、生活方面的事宜，还要管做思想工作。比如像袁秋亚这样的出了事儿的学生，学校在没有作出处理决定(这是专案组跟校方沟通过的，要求在没有结案前，不要对袁秋亚作出任何处理决定)之前，生怕她想不通来个轻生什么的，所以就派人找她谈话，安抚其情绪，还指派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日夜陪伴她。校方明确向袁秋亚提出建议：最近你最好不要回家，就对你家里说学校有事情让你做，很忙。袁秋亚觉得这样也好，因为之前她已经把瓦洛嘉要替她联系去苏联留学之事告诉老妈了，生怕老妈问起来不大好回答，如果暂时不回家，正好就可以避开这个敏感话题。
这个情况瓦洛嘉是否知道呢？据他落网后交代，他是知道的。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他用的办法很简单。他听袁秋亚说过课程安排，知道从周一到周六袁秋亚哪天回家，哪天不回家；哪天的什么时候离家去校，什么时候离校回家。他用了两天时间在袁秋亚应该进出家门的时段悄然躲在袁秋亚家附近暗暗窥察，没有发现袁秋亚的身影，于是就断定袁秋亚是让学校给“看”起来了。
瓦洛嘉为什么要对袁秋亚有这份关心呢？他应当知道发生了“静安寺洋房事件”后，自己已经成为警方的侦缉对象。而且，他跟袁秋亚的关系并不是谈情说爱的产物，不过是相互利用罢了。所以，按常理来说，他此刻应该是惶惶不可终日，乖乖地躲在住所祈祷上帝保佑，别让警方的侦查触角伸到头上来才是。
对于这个问题，瓦洛嘉归案后向侦查员作了说明：他从静安寺洋房侥幸逃脱后，并未特别惊慌失措，因为他估计警方是无法追查到他头上来的。但是他也知道，他的犯罪活动到这时候应该告一段落了。不过，瓦洛嘉并不是一个很愿意“见好就收”的人，他还想作最后一次努力，再捞一点儿钱钞或者财物。这时候去物色新的行骗对象，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他也没这份胆，那就只有从已经被他诈骗过的那几位当中物色了。可是，盘算下来，似乎都不行：林午昊，已经有了吴淞口之行；袁秋亚，差点儿被当场拿下；段高飞，警方肯定已经查到他头上了；还有张嘉蹈张教授，也不敢乐观，袁秋亚是通过他介绍认识的，袁秋亚已经被警方堵住了，还能不把张教授给交代出来？瓦洛嘉想到这里有点儿沮丧，看来只好罢休了。
可是，过了一夜，瓦洛嘉的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这件事袁秋亚的妈妈是否知道呢？听袁秋亚说过，她曾对她妈妈说过他这个“苏联专家”，她妈妈说如果人家有兴趣，欢迎来我家做客。如果袁秋亚她妈不知道女儿出事了，那便可以登门拜访，管他多少，骗上一些总是好的。
于是，瓦洛嘉就用了两天时间观察袁秋亚家，得出的结论是：袁秋亚给学校“看”起来了。那么，她妈妈是否知晓此事呢？这个，瓦洛嘉就没法判断了。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不管袁母是否知晓此事，反正家里就她一个人，登门碰碰运气再说。如果她知道此事，神情应该就会有反应，大不了立马逃跑就是了。
这样，瓦洛嘉就在专案组全体到外事科去查阅外国在沪侨民资料的当儿，壮着胆子按响了袁秋亚家的门铃。袁秋亚的母亲王斯姝来应门，见到门外站着一个外国男子，不禁一怔。她这副神情差点儿把瓦洛嘉吓得转身拔腿奔逃，幸亏她随即反应过来了，脸上露出笑容，开腔问道：“您是瓦洛嘉先生吧？”
瓦洛嘉点头致意，彬彬有礼道：“夫人好!您是袁秋亚同学的母亲？”
瓦洛嘉被王斯姝热情地迎进屋里，奉上咖啡。王斯姝是富家女出身，有抽烟习惯，而且抽的都是用外汇从华侨商店购买的外烟，不过她取出来请瓦洛嘉抽时不大好意思，因为那是一种比较淡的适合女性抽的香烟。瓦洛嘉当然毫不介意，他介意的是能够骗到多少钱财。于是，就开始表演。因为是披着“苏联专家”的外衣，所以说话要以俄语为主，而王斯姝年轻时曾经上过教会学校，能够听懂一些俄语，还会用英语进行一些简单的会话。所以，两人就谈了一阵。瓦洛嘉说的当然是帮助袁秋亚办理留学的事，听得王斯姝满脸笑容，双目生辉。
瓦洛嘉的计划是，不管对方怎样热情地款待自己，最多也只能在袁秋亚家待上十五分钟，以防不测。所以，说了一会儿，看看手表(就是林午昊的那块金表)，十五分钟快到了，就言归正传，说他不知道袁秋亚今天不在家，否则就去学校找她了。王斯姝忙问，您有什么事？瓦洛嘉说国内来了消息，通知袁秋亚同学支付办理留学手续的费用。因为时间比较紧，他已经请专家组打电话让其妻子代付……
王斯姝说，哎呀，太麻烦您了，多少钱？我马上给您!
瓦洛嘉说钱不多，就一百卢布，你给我人民币就行了。王斯姝不知道人民币和卢布的汇率，想打电话向银行询问，瓦洛嘉说不必问了，人民币跟卢布的汇率是1：3.5，您付三百五十元就行了。
三百五十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金额，一般人家里是拿不出的，袁秋亚家里也没有留这么多的备用金。王斯姝就向瓦洛嘉表示歉意，说她马上去银行取，请瓦洛嘉稍等，银行离此不过三四分钟路程。瓦洛嘉在心里暗暗埋怨自己考虑欠周，最后还是经不住这笔款子的诱惑，同意等待。
王斯姝出门后，瓦洛嘉察看了袁秋亚家的前后地形，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本来，他想乘机上楼去女主人的卧室撬窃首饰，又担心王斯姝万一叫来警察，来不及逃走，所以只是扯断了电话线，然后站在院门前贴着门缝观察外面的动静。
那时候的银行业务清淡，王斯姝跑一趟取了款回来不过十来分钟时间。但对于瓦洛嘉来说，这段时间特别漫长，所以当他从王斯姝手里接过那三百五十元钱钞时，动作有点儿急促。拿到钱后，他立刻开口告辞。热情的女主人坚持把这位贵客送到门外，原是想替瓦洛嘉招一辆出租车的，可是上海滩当时的出租车实在太少，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时可以遇到，也只好作罢了。她站在门口，怀着满腔感激之情目送着瓦洛嘉的背影渐渐远去。

六、顶风作案

王斯姝返回家里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女儿打个电话告知瓦洛嘉登门的消息。于是，她就发现家里的电话打不通了，仔细一看，电话线断了。当时她还没把这跟瓦洛嘉联系起来，而是去外面找了个公用电话给电话局(当时称为邮电局)拨打了报修电话。那时上海滩的电话总量不多，有私宅电话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电话局的服务特别到位，而电话局离王斯姝的宅第又很近，所以她刚到家，修理工也骑着自行车赶到了。
修理工一检查，说这电话线是被人扯断的。王斯姝不信。因为她在瓦洛嘉抵达之前大约二十分钟还跟一位女友通过电话，如果是扯断的话，那就是贵客瓦洛嘉做的了，人家苏联专家怎么会做这种事儿呢？再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修理工见王斯姝不信，就把拆开的电话机给王斯姝看，指着里面业已损坏的电线连接点说，你看，用的力量还很大呢。
这样，王斯姝就不得不接受了电话线是被扯断的说法。修理工修好电话机离开后，王斯姝想了想，还是给女儿打了电话。可想而知，当袁秋亚听说瓦洛嘉刚去过她家，从母亲那里骗去了三百五十元钱钞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到这当儿，就没有必要再向老妈隐瞒了，于是，袁秋亚就对王斯姝说：妈妈，那人是骗子!
王斯姝大惊之下，立刻给公安局拨打了报警电话。那当儿，专案组六位还在外事科查阅外侨档案资料。谷鑫基听说发生了新的案子，顿时觉得脑袋大了一号，暗暗责怪自己没有想到在这方面加强防范，当下，立刻点了马艳田、朱养学两人，随他一起去袁秋亚家。
谷鑫基三人从王斯姝那里了解到瓦洛嘉再次作案的情况，有两个情节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是瓦洛嘉能听懂王斯姝的沪语中最原始的上海本地话；二是瓦洛嘉离开时出了门是往南去的。民警们想，这家伙说不定真的是中国籍的混血儿，可能住在虹口区(从王斯姝宅第出门往南就是虹口区)。虹口区公平路那边住着不少白俄混血儿，到那边去找吧。一番研究后，专案组全体出动，前往虹口分局查找线索。
可是，他们翻阅了该分局保存的全部混血儿户籍卡，给几个有混血儿居住的管段派出所打了电话，得知派出所收到协查通知后，已经对各自辖区的所有对象进行了核查，确实没有发现有涉嫌该案的人。
专案组一行垂头丧气地返回市局。这时已是暮色初降时分，除了当晚值班的外，各个办公室的同事都陆续下班了。侦查员们去食堂草草吃了点儿东西后，开会分析情况，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
经过再三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还是应该坚持“犯罪嫌疑人是混血儿”的判断。那么，为什么之前各分局查摸下来都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呢？专案组认为很有可能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下一步只有一条路可走：专案组自己下到基层去，对梳理出的符合犯罪嫌疑人特征的每个混血儿进行面对面的核查。
市局户籍处的档案资料显示，具有俄罗斯血统的上海户口混血儿分布在虹口、黄浦、南市、静安、长宁、卢湾这六个区，以虹口区、卢湾区居多。眼前有两个方案可以采用，一是同时对六个区进行核查，专案组六名侦查员正好每人跑一个区。这个方案比较稳妥，缺点是时间长，而黄赤波局长给他们的期限已经过去一半多了；另一个方案是集中全部力量，对最有可能是瓦洛嘉所在地的那个区进行集中核查，迅速找到犯罪嫌疑人的下落。
经过慎重考虑，专案组决定采用后一个方案：集中力量对一个区进行核查。这个区，就是专案组白天已经去过的虹口区。

“苏联专家”诈骗案

三、疑犯逃脱

张嘉蹈教授看上去是一个瘦瘦弱弱的白面书生，一口俄语说得比汉语似还流利，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竟然还骑着战马拿着枪跟日本关东军面对面地打过仗。他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父母都是给“十月革命”后逃亡到哈尔滨的俄国贵族当佣人的，洋东家为他们全家提供食宿，所以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用俄语进行日常交流的特殊环境中，其俄语底子就是那时打下的。“九·一八”事变后，十七岁的张嘉蹈放弃高中学业，和几个朋友瞒着家里投奔了一支民间抗日义勇军。不久，这支义勇军又集体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张嘉蹈遂成为一名抗联战士。
1934年，张嘉蹈所在的部队遭遇日本关东军的埋伏，几乎全军覆没。张嘉蹈侥幸带伤突围，逃生后偷偷来到了哈尔滨父母处。当时哈尔滨已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对抗日人士查缉甚严，不但父母担惊受怕，连俄国贵族老东家也吓得不轻。好在洋东家仗义，动用了其社会关系将张嘉蹈送到了上海。张嘉蹈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在教会中学教书的职业，一边教俄语，一边上大学。而他跟抗日、革命和中共的关系也就结束了，从此，他就过着安逸的白领生活。1949年上海解放后，组建了一所专门培养俄语人才的高校——上海市俄语高等专科学校，师资是向社会招聘的。张嘉蹈看到报纸刊登的招聘启事后，就前往应聘。面试时，他那口俄语说得比考官还好，自然立马录取，从此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三年后又晋级教授。
张嘉蹈跟瓦洛嘉的相识似乎偶然。大约两个月前的一个阴雨天的下午，他去附近的虹口公园散步。在鲁迅墓前，看到一个外国人手捧鲜花一脸肃穆地在凭吊，嘴里喃喃低语，听上去说的是俄语。张嘉蹈不禁起了好奇之心，便在那人献上鲜花后上前，直接用俄语跟对方攀谈起来。这才知道对方名叫瓦洛嘉，是苏联援华专家。张嘉蹈一听，心里顿时涌上了一股那个时代老百姓对苏联老大哥的真挚敬意，见对方并无急着要离开的意思，就开口邀请去公园大门外的那家咖啡馆坐坐。
两人自此交上了朋友。张嘉蹈在告诉对方自己家里的电话后见对方并未吐露他的电话号码，以为是由于保密规定的原因，也就没有开口索取。
接下来老套路很快就出现了，瓦洛嘉跟张嘉蹈第二次见面时，就热情主动地表示愿意介绍张嘉蹈去苏联讲学，还可以帮助他联系在苏联国家级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两样都是梦寐以求的，如果能够得以实现，不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可以大幅度上升，还披上了一件政治防弹衣，什么运动你都可以逃过，什么历史问题(只要不是直接欠下过血债)都没人来追究。当然，此一时彼一时，如果到了“文革”那反倒是受迫害的大罪状了。张嘉蹈对瓦洛嘉自报的身份深信不疑，当然也就相信对方的那份热心和真诚。往下，就是钱钞问题了，两个月里，瓦洛嘉以“借钱”和“办理相关手续费用”为由，分两次向张嘉蹈借了一千五百元。
那么，大三女生袁秋亚又是怎么跟瓦洛嘉认识的呢？这跟张嘉蹈有关系。张嘉蹈跟瓦洛嘉相识半个月后，请瓦洛嘉到他家来做客。瓦洛嘉抵达张家不一会儿，正好袁秋亚和另一女生结伴前来向张教授借俄文原版小说。张嘉蹈向袁秋亚两人介绍了“苏联专家”瓦洛嘉先生。瓦洛嘉当时就用俄语跟袁秋亚两人聊了片刻，基本上都是袁秋亚在跟他交流，因为另一女生的俄语口语能力比较弱，性格又内向，平时用汉语跟别人交流也不大擅长，这时面对着一位说一口流利俄语的“苏联专家”，不低着头已经算是胆大了，哪里还敢说话？当时，张嘉蹈离开过一会儿，估计瓦洛嘉向袁秋亚要了联系方式，而袁秋亚家有钱，是装着电话的，大概随口就把宅电号码告诉瓦洛嘉了。反正之后张嘉蹈就听袁秋亚说她跟瓦洛嘉经常通电话，俄语口语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
朱养学、汪明化两人没想到竟然又发现了瓦洛嘉的另一段诈骗情节，两人议了议，一时不知往下如何做才合适，于是就决定给调查组打电话请示。调查组长谷鑫基接到电话后，也感到非常意外，但语气里透着明显的兴奋，因为毕竟一下子就查摸到了线索，至于往下如何进行，他稍稍一想就有了主意：关照张教授对此严格保密，如果瓦洛嘉再去他家或者联系，请他即刻通知调查组。
朱养学、汪明化回到福州路市公安局的时候，调查组已经变成了专案组。原来，组长谷鑫基接到他们的电话之后，当即向领导汇报，局领导下令：对瓦洛嘉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调查组原班人马转为专案组，谷鑫基仍任组长。
专案组随即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大家认为从瓦洛嘉的犯罪思路和轨迹来看，他肯定已经对袁秋亚实施了诈骗犯罪。现在的主要工作已经不是调查瓦洛嘉的情况，而是应当将其抓捕归案。怎样将瓦洛嘉抓捕归案？在座的五位都是搞侦缉工作的行家里手，众人议下来，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暂时不急着向那个女生袁秋亚了解情况，但并不是将其放在一边，而是要对袁秋亚进行严密监视，通过监视她的行踪查摸到瓦洛嘉的下落。
考虑到性别问题，谷鑫基向领导提出要求：调一名精干女刑警来充实专案组。于是，二十三岁的女刑警马艳田就来专案组报到了。她随即就被指派化装监视袁秋亚。侦查员张宝山、纪海群两人弄了一辆两轮摩托车、四块牌照(不时调换，以免被目标发觉)，轮流配合她实施监视。专案组其余三名成员，朱养学、汪明化轮流前往外国语学院电话总机监听外面打给袁秋亚的电话，组长谷鑫基则坐镇市局专案组驻地。
马艳田一连监视了三天，袁秋亚没有离开学校一步。瓦洛嘉也没有给袁秋亚打电话，只有袁秋亚的母亲打来过一次，嘱咐女儿天气冷了要注意添加衣服。
第四天下午学校没有课，袁秋亚在学校吃过午饭后就离校回家了。这样，三个负责监视她的侦查员肩头上的分量就加重了，因为以当时的技术手段，监听袁秋亚家的电话不像在外国语学院的电话总机房那样容易，除非去电话局总机监听或者在袁秋亚家的电话线上接出一根飞线。专案组认为还不至于非要采取这一步手段，所以就没有实施。
下午两点多，在袁秋亚家对面楼上执行监视任务的马艳田发现袁秋亚出门了，于是立刻下楼跟踪。与此同时，侦查员张宝山也驾着摩托跟了上去。事后知道，当时袁秋亚是接到了瓦洛嘉的电话，前往静安寺那边的一幢花园洋房去跟他见面的。袁秋亚家住在黄浦区河南中路，到瓦洛嘉指定的地方只需乘坐20路或者27路电车就可以抵达。马艳田尾随着她上了20路电车，张宝山的摩托车则跟着电车行驶。电车驶至终点站后，袁秋亚下了车，步行了五六分钟，进了一幢被一堵砖墙隔开的独立花园洋房的后门。当时，跟踪她的两个侦查员都发现她竟然是有该处房产的钥匙的，只见她从容地打开了院门，入内后又把院门锁上。
这是谁的房产？是袁秋亚家的吗？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档案里没有记载。袁秋亚家是富裕人家，即使是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这个问题需要由侦查员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马艳田悄然走到张宝山旁边，轻声询问应该怎么办。张宝山稍一思索，说你在这边盯着，我去一趟派出所问问情况。他骑着摩托车去了静安寺派出所，一了解，这处房产是一个姓段的资本家的，上海解放初期，驻军因公征用了该房产的三分之二，另三分之一留给房主使用，以市价按月支付租金。1955年，部队退租了该处房产，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段姓资本家并未拆掉当时部队在花园里所砌的围墙。原部队租用的部分，先是租给一家公司，公司搬走后，房主的弟弟一家搬了进来。房主一家的户口不在该处，而是在长宁区，但段本人有时会来后院住几天，有时有外地亲友来沪，也小住几日，那当然是需要按照规定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的。
张宝山问：那处房产——我指的是后院，有电话机吗？
户籍警肯定地回答：有的!说着，找出那处房产的空白户籍卡，上面果然有一个电话号码，因此也知道了那个资本家的姓名，他叫段高飞，住长宁区天山路某号，家里也是有电话机的。
张宝山记下了那两个电话号码，脑子里已经有了主意。于是，去了派出所长的办公室，借用那里的电话机给组长谷鑫基打了个电话。张宝山向谷鑫基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既然该处房产跟袁秋亚没有关系，而袁秋亚竟然持有那里的钥匙，能从容自在地出入，这是有问题的。他怀疑那里是瓦洛嘉的栖身地，因此向领导请示，在袁秋亚离开后，是否需要对该处房产进行监视。

“苏联专家”诈骗案

谷鑫基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已经在考虑应对办法，待张宝山说完，他的法子也出来了，说何必再另外安排力量搞监视呢，现在就弄个清楚不更好吗？我让朱养学处理。你回到那边和小马继续监视就是了。
谷鑫基随即给还在外国语学院电话总机房无聊至极地泡着的侦查员朱养学下达了一条指令：你立刻叫上学校保卫科同志，一起去一趟张嘉蹈教授那里，找一位女同志给我现在报给你的这个电话号码拨打电话，说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最后说是打错了结束通话。注意，要让张教授也能听见对方说话，请他分辨一下接听电话的人是不是瓦洛嘉。不管是与不是，你都立刻给我一个回信。
朱养学照此办理，很快就电告谷鑫基：张教授肯定那个接听电话的人就是瓦洛嘉，不过，他竟然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谷鑫基说不管他说什么话，我都要拿下他。你对保卫科同志说，请找一个跟袁秋亚同班的女生，我马上派车去外国语学院，把你们一起接出来，执行下面的任务。
当市局派出的一辆吉普车把朱养学和袁秋亚班上的团支书送达静安寺那幢花园洋房附近时，谷鑫基已经到了，站在他旁边的还有另外两名侦查员汪明化和纪海群，三人怀里鼓鼓囊囊的显然掖了手枪。朱养学兴奋地问：“要下手抓这家伙了？”
谷鑫基点点头，跟那个一脸紧张地看着他们的女生轻声交待了几句，无非是说请你协助我们抓捕一名犯罪分子，然后就教给她应该怎么怎么做。所谓“怎么怎么做”，就是让那个女生去叫门，然后佯称学校有急事让学生回校。这个办法是否管用，谷鑫基没有把握，但比户籍警出面“查户口”大概要好一点儿。
团支书来到后院门口，扯开嗓门奋力叫喊了数遍，里面没有任何声响。谷鑫基在旁边隐蔽处看着，知道此计泡汤了，于是就采取第二方案：强行突入!
侦查员越墙而入，撞开里面洋房的大门，底层没人，于是上到二楼。二楼卧室里，床上一片凌乱，袁秋亚正慌乱地往身上套衣服，却没见瓦洛嘉的影子。侦查员正要发问，下面院子里传来了那个没有上来的女生的叫声：“逃了!逃了!抓住他!抓坏人啊——”
待到侦查员下楼时，院子里已经没了瓦洛嘉的影子。原来，狡猾的瓦洛嘉听到外面的动静，立刻飞快地穿上了衣服。侦查员撞开洋房大门一拥而入搜查底楼各个屋子时，他攀着后面的水管子下到了地面。见院门关着，担心外面有人把守，于是便直冲到那堵把花园一分为二的围墙前，正要攀越，那个女生勇敢地冲上来抓她，被他推倒。在女生的叫喊声中，瓦洛嘉攀墙而过，从前院奔逃而去。等到一干侦查员冲到马路上时，早已不见他的影子了!
行动失利，专案组全体侦查员好不沮丧。定下神来，稍一商议，决定向袁秋亚和房主段高飞了解情况，指望从中捕捉到瓦洛嘉的蛛丝马迹。

“苏联专家”诈骗案
四、上访资本家的“救星”

那个年代，要说婚外性关系(当时称为“肉体关系”)，别说当事人是袁秋亚这样的未婚女大学生，就是几嫁几离的半老徐娘，也是一桩无地自容的丑事。因此，可以想象，当场给堵在床上的袁秋亚此刻是一副什么样子。她所面对的，不仅仅是颜面扫地，还有可能被学校开除，被街道作为坏分子看待，甚至被送去劳动教养——这些绝对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无数先例的。
因此，当侦查员在现场对这朵带雨梨花说要请她跟他们走一趟时，袁秋亚忽然放下蒙住脸孔的双手，直奔阳台。幸亏及时跟进的女侦查员马艳田动作麻利，这才制止了她想往楼下跳的企图。
一干人去了福州路市局专案组驻地，经过一番教育劝说，袁秋亚总算停止哭泣，表示愿意回答问题。于是，专案组就弄清了袁秋亚跟瓦洛嘉的交往情况：袁秋亚在张嘉蹈教授家里跟瓦洛嘉相识后，果真如张教授所估料的，把自己宿舍楼和家庭电话都告诉了对方，她很希望跟这位英俊的“苏联专家”交往。三天后，瓦洛嘉就给她打电话相约见面。第一次去了淮海路“天鹅阁”吃西餐。第二次瓦洛嘉就把她带到了静安寺的洋房里。然后，瓦洛嘉把配好的洋房钥匙给了她，让她以后过来时自己开门径直入内。今天是她第四次前往洋房。除此以外，袁秋亚跟瓦洛嘉也有经济交往。瓦洛嘉答应给她联系赴苏留学，所以她“借”给了对方八百元人民币，赠送了一块继父的八成新的“英纳格”手表。
根据安排，专案组的另一路侦查员找到了静安寺洋房的户主、资本家段高飞，就在他家进行了调查。段高飞还不知道他的洋房里出了事，大门也给撞坏了，但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一见警察登门就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儿害怕。待到听说了洋房那边的情况，大吃一惊，连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接着，段高飞就开腔作了陈述，他的上当受骗经历跟林午昊、张嘉蹈和袁秋亚有所不同——
段高飞可能是当时上海滩资本家中唯一的频繁上访户。他是段家的长子，其父亲是一个经营中药材批发的商人，还开着两家中药店铺、一家中药成药厂，家境之富是可以想象的。而他的爷爷是老一辈宁波人来上海滩经商者中有点儿成就的一位，临终前给其子即段高飞的父亲留下了一笔遗产。从法律上来说，老爷子的这笔遗产属于“有条件继承”，其条件是：只要家境尚可，该款项就不能动，留着置不动产，以后由长孙段高飞继承。这样，这笔款项一放就是二十年，在段高飞的父亲决定退休而把其产业交给段高飞经营的时候在静安寺那里买下了那幢花园洋房。1945年，段高飞的老爸去世前，请来律师作证，按照老爷子的遗嘱，把这套房产过户到了段高飞的名下。
段高飞接受了这套房产，在父亲去世后携母亲及全家大小七口搬进了花园洋房。三年后，其弟段高冲结婚，也住在这套房子里。1949年上海解放，段高飞担心人民政府对有钱人家搞无偿征收之类的动作，就带着妻子儿女搬迁到其在长宁区的那套房子里，这边的花园洋房留给老妈、弟弟一家居住。不久，老妈因病去世。其时，解放军驻沪部队找到段高飞，提出因公需要，欲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征用该房产的一部分。而段高飞这时正好要把房子租一部分出去，所以马上一口答应。这样，部队就把花园洋房的三分之二隔出来租了下来，三分之一留给房主。段高飞仍让弟弟一家住在那里。
那几年，段家似乎有点儿不顺，房子刚租出去，弟弟段高冲的肺结核就控制不住了，急送沪上著名的肺病专科医院“叶家花园”(即后来的上海肺科医院)，住院一月后医治无效死亡。老弟殁后，段高飞的妻子提出：弟弟在曹家渡那里是有祖传房产的，是否请弟妇一家搬过去，把那套房产让出来我们租出去？应当说，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如果段高飞当时接受了，后来也就不需要一趟趟上访了。可惜的是，段高飞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信奉的是“长子当父”，认为父亲作古了，自己这个长子就应当代行父亲的职责，善待弟妹。弟弟刚刚去世，哪能让弟妇、侄子侄女就搬家？这样，这件事就耽搁下来了。
后来，部队搬离了，段高飞又把那三分之二房产出租给了一家公司，每月收取不菲的租金。弟妇一家还是无偿地居住在那三分之一房产里，已经转到弟妇名下的曹家渡的那套房产也租了出去，由弟妇收取租金。双方一直相安无事，直到1955年春天，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那年四月，那家租借原部队征用房产的公司搬离了，段高飞收回了房子。过了大约一个月，沈阳市政府准备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看中了位于静安寺交通便利地段的段高飞的那套房子，来跟段高飞商洽租借事宜。租金好说，可以高些，但是有一个条件：要租下全部房产。段高飞想想也可以，当然这就要去跟弟妇商量，让他们一家搬回曹家渡那里去住。
段高飞到洋房那里一看，暗吃一惊：原住在后院的弟妇一家竟然已经搬到了前院!于是就问弟妇是怎么回事。弟妇很客气，还是一口一个“大哥”，但说出的话却差点儿让段高飞吐血：这房产是我那已作古的丈夫段高冲的，我有权决定住哪里，这是法律规定的。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们都要遵守人民政府的法律，大哥您说是不是？
弟妇是医生，医术一般，但有时闲来写写文章，偶见报章，在当时也算不容易了。文人做事讲道理，所以她不光是嘴上说说，还拿出了新办理的房产证给“大哥”过目。
段高飞见弟妇有房产证，那股火气反倒降下来了。因为他相信，那肯定是房产部门弄错了，听了弟妇的一面之词，可能弟妇还托了熟人，就给办理了。段高飞是非常相信人民政府的，所以他坚信只要去向房产部门说清楚情由，出示他手里保留着的1945年购买该房产的契约，那就可以纠正过来了。
于是就去走访房产部门，怪事也就出现了：人家告诉段高飞，经查，那套房产当时你父亲是留给你弟弟段高冲的，所以，现在核发新证就写了段高冲的遗孀的姓名，这是有法律依据的。
段高飞听着就糊涂了，说那房产明明是祖父关照父亲留给我的，怎么变成留给我弟弟的了呢？
你说是父亲留给你的，请问有什么证据？
段高飞说留了就留了，还需要什么证据？我是长子，这是规矩嘛。再说，我弟妇、妹妹她们当时都是知道的呀!那么我弟妇说房产是留给她丈夫的又有什么证据呢？
当然有证据，否则我们凭什么核发新证给她!
于是出示了证据，是弟妇供职的那家公立医院出具的一纸证明。在当时，凡是公立单位就被视为国家，医院给弟妇作证，差不多就是公证处给她作证了，房产部门也是国家的，所以就给办理了。
段高飞的上访就此开始。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数十次上访，信函更是发了不计其数，跑了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区房产局、市房产局、市人大、市政协、市工商联、各大报社，但是，都没用。大约两个月前，当段高飞又一次上访市人委从信访接待室出来后在门口前的台阶上整理材料时，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被段高飞视为救星。救星的名字叫瓦洛嘉，身份是“苏联专家”。
这位“专家”真是绝顶聪明。在跟林午昊、张嘉蹈、袁秋亚接触时，因为估计到那三位肯定是能够说说外语的，所以直接就用外语开腔了。而眼前这个猎物，虽然西装革履(当时穿得起西装的都是富裕阶层)，但从气质看显然不是教授之类的知识分子，那就是资本家了，这就该喜出望外一下了。于是，就直接用汉语跟段高飞说话了。事后段高飞跟他交上了朋友，曾不无好奇地询问过：你怎么会说中国话的？瓦洛嘉的回答合情合理令人信服：二战前我在苏联，大学攻读的就是汉语。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奉命以商人身份到中国待过三年多，名义上是做机械产品买卖，实际上干的是收集经济情报的工作，所以，就能说说汉语了。
瓦洛嘉第一次跟段高飞说话，就直接点中了这个饱受委屈却无处讨公道的资本家的穴道，他在段高飞身边站着，看着段高飞整理好材料放进公文包里，直截了当开口道：“怎么？事情弄得很不顺吧？”
段高飞发现跟他说话的竟是一个外国人，自然有点儿谨慎，盯着对方看了片刻，缓缓问道：“这位先生是……”

“苏联专家”诈骗案

瓦洛嘉自我介绍是苏联援华专家组的专家。段高飞听了，顿时生出一种亲切感，脑子里飞快地冒出了一个念头：也许我的情况此人能够帮助解决呢!于是，就热情地邀请对方去附近找个地方坐坐。
段高飞产生这样一个念头，是有其思想基础的：这么长时间上访下来，他的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认为根源是没有哪位大首长过问。他认为这件事自己肯定是占了道理的，问题是没有人愿意替他说话，因为他的身份是资本家，尽管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交出了所有企业，参加了公私合营，但还是拿着定息，所以，当他跟被视为有“公家”支持的弟妇发生纠纷时，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因为对他公正了，对“公家”(出具证明的医院)就不公正了，谁肯干这种傻事？如果这件事能够被某位大首长知晓，相信人家当那么大官的肯定是不会有什么顾虑的，一切以事实、道理为准，只要大首长在他的上访材料上批几个字，或者对秘书说两句话，底下还敢不认真办？只要认真办，事情就纠正过来了。所以，段高飞不止一次做梦梦到过自己的材料被送到了哪位大首长面前，立马作了批示给纠正了。当然，这不过是做做梦空想想而已，他根本没有把上访材料递送到大首长面前的渠道。而眼前出现的这位“苏联专家”，或许有可能帮他做成这件事。
现在，段高飞见瓦洛嘉愿意接受自己的邀请，大喜，正好有一辆出租车从面前驶过，立刻挥手叫停，请瓦洛嘉上车，去南京路“梅龙镇”，请人家“苏联专家”品尝一下中国的淮扬菜。
一顿老酒喝下来，段高飞已经跟瓦洛嘉谈得很热络了。瓦洛嘉听了段高飞的遭遇，十分同情，不等段高飞开口相求，就主动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一定帮助将相关材料递送给市领导甚至北京来的更高一级的领导。
何谓“有机会”呢？瓦洛嘉向段高飞解释：中国方面每年会举行宴会招待苏联专家组，届时会有一些首长出席，他作为与会的苏联专家，是有跟中国首长直接接触、说话、赠送礼品等等机会的，届时顺便把段高飞的材料一并递送，说这是我的一位中国朋友某某某递送给首长的信件，希望得到首长同志的关心，不就行了!
当然，瓦洛嘉并不敢大包大揽，说我是搞科学的专家，不是搞政治的，跟中国首长并无私人交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替你做到这里，究竟是否能如你心愿，那我就不敢保证了。段高飞要的就是到这一步，因为他坚信只要到了这一步，事情就能办成了。
像段高飞这样的纯粹生意人，功利意识是深入到骨子里的，他深谙“无利不起早”之道，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哲学，认为瓦洛嘉如果不得到好处，就没有必要替他这个没有交情的中国人效力。于是，在之后的接触中，段高飞就不时请对方吃饭，赠送茅台酒、珍珠粉、人参，还把静安寺那边的洋房(后院)钥匙交给瓦洛嘉，让他需要时居住(弟妇搬到前院后，后院还没处置即被段高飞发现，当下就派人去把后院的门锁调换了。弟妇毕竟心虚，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两个星期前，段高飞请瓦洛嘉来家里做客，见瓦洛嘉对家里收藏的一个玉盘爱不释手，把玩多时后提出想借去欣赏，便慷慨赠送给对方了。
侦查员寻思那兴许是文物了，便问：“那玉盘有多大？”
段高飞用手比画着：“这么大，直径大概有半尺多吧。是抗战胜利时一个汉奸太太转让给我的，说是战国时期的，我花了一百大洋买了下来。后来请人鉴定，说是清朝仿制的，值不了多少钱，我上当了!既然瓦洛嘉喜爱，就送给他算了。”
段高飞说得轻巧，侦查员当时也没特别当回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清代的东西还不算如何珍贵，除非是从大内流出来的御用品。后来破案后，专案组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请专家对那个从瓦洛嘉那里收缴的玉盘作了鉴定，认定是真品，确实是战国时期的贵族用具，专家说价值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当时的一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市区可以买下一套小四合院。这个玉盘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一块首都牌手表
——吕宝华杀人案始末
文　吴仲华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中，从1969年至70年代末，十几万来自北京、天津、内蒙古、山西、浙江、山东等地的青年，加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9月，该兵团二师十五团三连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知青杀人案……


一、关押吕宝华

“吕宝华被团部来人带走了。”1974年9月11日，这个消息在十五团三连各班排间不胫而走。“他犯了什么事儿？”人们互相打听着，传播着。
事情的起因是不久前发生的一起偷盗案。大约9月初，团部医院向团政治处反映：驻地附近另一支部队的一位现役军人在十五团医院住院，放在病房里的一个手提包被盗了，包里有一身军装。当时，这件事引起了团里的重视。1974年的下半年，兵团生产经营的困难已经显现，人心浮动涣散，各个连队违纪的事端日渐增加。现在，这个偷盗事件就发生在团部眼皮底下，影响很坏。团领导要求一定要破案，对兄弟部队的人也好有个交待。
团保卫股和医院方面展开了调查。先把案发期间住院的病号、来医院看过病的人员过了一遍，包括安排这位现役军人暗中识别指认怀疑的对象，但没有理出什么头绪。接下来，调查的重点扩大到医院附近的连队。几天之后，三连反映上来一个情况：前不久，有人看见艾克琴(化名)穿着一件军上衣在连里照相，当时在场还有几个人，也穿上照了。而在此之前，从没看她穿过军装，也没听说她能从哪儿弄来军装。要知道，从1966年红卫兵狂飙突起之后，穿一身正宗的四个兜的国防绿军装是很有面子的事儿，这是出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背景的标签!虽说兵团战士是供给制，也发军装，但无论布料还是做工，那根本是两码事。
艾克琴，女，北京籍69届知青。找她谈话调查了解情况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到团保卫股干事王丽的头上。王丽本人就是从三连知青中提拔起来的女干部。当时的团保卫股只有三四个人，凡找女知青谈话、调查，通常都是她上场。和艾克琴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艾说那件军上衣是吕宝华的，她只是穿了一回。吕宝华是艾的男友，或者说他们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三连的人都知道。在兵团成立初期，严禁知青间谈恋爱。可是到了1974年，这项规定已经荡然无存。王丽让艾找来这件军上衣，拿回到团里让那位现役军人辨认，现役军人说就是他丢的那件。再进一步核查住院人员名单，吕宝华恰恰就在那段时间住院，而且在现役军人住院的第二天办理了出院手续。于是，团里决定找吕宝华谈话，调查核实。
这天，王丽步行到三连，找到同是女知青的副指导员，两人一起到了吕宝华的宿舍。
“吕宝华，有点儿事需要找你谈谈，跟我们走吧。”王丽说。
“什么事儿啊？在这儿说不行吗？”吕宝华脸色变得煞白，神情极为紧张。
“不行，跟我们走，到团部去谈。”王丽答道。
“现在就得走？”
“对，现在就走。”
吕宝华没再多说什么，只是磨蹭了很长时间，然后极不情愿地跟着上路了。


二、王忠信失踪

三连是十五团的武装连，离团部很近，也就一里多地。把吕宝华带回团部后，有关人员就对他进行了讯问。保卫股原以为事情比较简单，物证都有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没想到进展并不顺利，吕根本不承认军装是偷来的，一口咬定是别人送的。
吕宝华是北京籍68届知青，1969年4月初来到三连，先后在豆腐坊做过豆腐，在猪号养过猪，后来又去了大田排。他中等身材，健壮结实，性格比较内向，给人的感觉总是眯着眼睛，似睡非睡。除了灰白相间的少白头与他的年龄不那么相称以外，其他各方面都平平常常。最近，他正在申请回北京探家。
保卫股一时无可奈何，只得把吕先关押起来，准备进一步调查了解，搜集证据。那时候，整个国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半军事化的兵团基本上沿用了部队关禁闭那套办法，只要保卫部门决定了就可以把人关起来。当时这叫“隔离审查”。
接着几天，王丽为偷盗案的事天天蹲在三连。一天，她听到有人在议论：三排的王忠信已经好几天不见了。按说，连队里外出要请假、不准夜不归宿，这是有纪律规定的。但这项规定从来执行得都不是很严格。知青们谁都有自己的老乡、同学分散在各个连队，各连驻地之间近的几里地，远的十几二十里，相互之间走动，交通基本靠走，要打电话，只有连部有一部摇把子，得经过团部的总机转接，联系非常困难。所以，同学老乡朋友之间留宿、借宿，谁都不当回事。前两天还有人猜测，王忠信有同学在团里后山的煤矿，没准跑那儿玩去了。
但现在，已经好几天了。王丽找到连长，“家里少只鸡还得出去叫一叫呢，这么个大活人，好几天不见了，怎么也得找一找啊!要真有事怎么和家长交代啊？”
王忠信是北京籍68届知青，个子矮小，身材单薄。他当时人的编制在三排十一班，但工作是看青，就是秋收前后看护大田里的庄稼。这个活儿不像大田排的人，出工收工都是几十号人集体行动。他是独来独往，早出晚归。住的地方也不像大田排十多个人住在一屋，而是只有两三个人，这倒很合王忠信的脾气性格，他本来就寡言少语，和周围的人交往不多。当时和王同住一屋的是另一位知青，也说不准他是哪天走的，反正是没打招呼，失踪好几天了。
难道他跑回北京家里去了？1973年、1974年前后，走后门当兵已经成风，不少有门路有办法的兵团战士或不辞而别、或探家时一去不归。但以王忠信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种可能性不大。尽管如此，十五团还是很快派出由一位副团长带队的三人小组，去北京一探究竟。他们到北京后，先找到王忠信家所在的街道居委会，了解王是否回来了，王家有什么异常情况。答复是都很正常。于是，副团长又安排同行的知青以顺路探望的名义到王家，见了王的父母，侧面打听了一回。他家里人说王忠信没回来过，他们也没敢进一步惊动王的家人。
就在这期间，三连领导下令全连停工半天，撒出人马，在各个地号开始找人。9月中旬的河套大地，小麦已经收割进场，大秋作物高秆还没放倒，沟渠纵横，四野茫茫。人们拉开距离，边走边喊：“王忠信，你在哪儿……”有人还学着电影《夺印》里地主婆呼喊何支书的腔调“王忠信，回来吃元宵啦……”人们并不相信会有什么不测发生，当天什么都没找到。
第二天，全连大部队照常出工下地，只留了部分人员继续寻找，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人，但是，找到了一只鞋——王忠信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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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惊魂大巴洞

发现鞋的地点是在三连的地块内的八号斗渠上。时值深秋，河套的农田秋灌刚刚结束，渠里还有许多积水。这只鞋沾满泥泞，孤零零地被遗弃在一处水洼边。
那是一只左脚穿的鞋，就是兵团发的塑料底、黑灯芯绒面、五眼，系带的那种。鞋面上有一个镰刀割开的三角口，用黑色的棉线缝上了。和王忠信比较熟悉的人几乎是看一眼就断定，那就是王忠信的鞋。人们感到凶多吉少，谁也无法想象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情况的出现陡然绷紧了人们的神经。三连领导和团保卫股的人都赶到八号斗渠的现场。八号斗渠由北向南，横亘在三连和七连的驻地之间。渠背上是高大整齐的毛白杨，斗渠与大田之间是丛生的芦苇和杂草。发现那只鞋的现场距离三连营区大约两里地，在西侧渠背的内侧。黄河水裹挟而来的泥沙，沉淀成潮湿松软的土层。保卫干部们赶到时，现场已经被破坏，足迹杂乱，很难分清哪些是原始的痕迹，哪些是后来的痕迹。
经过仔细的勘查分析，人们怀疑现场曾经有过拖拽或蹬踏动作，而那只鞋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脱落的。根据这个怀疑又推测：王会不会是夜间赶路时天黑落水，然后自己爬了上来。那么，再然后呢？他去哪儿了？
由落水的推测，人们联想到其他有水的地方。三连的人又把所有的水井包括废井、枯井以及菜窖等都搜寻了一遍，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之后，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大巴洞”。
三连营区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大水坑，长宽大概各百十来米，当地人称之为“大巴洞”。不知道最初是如何形成的这么一处锅底形的洼地，地下渗水在此汇集，成了一个无源无流的死水潭。就是这么一处水坑，在那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极为匮乏的年代，给三连的年轻人带来过许多欢乐。知青战士们夏天在这里游泳，冬天在这里滑冰，用罐头瓶做成土炸弹炸鱼，被震晕或炸死的鱼翻起白花花的一片，成了难得的盘中餐。
王忠信会不会在大巴洞落水？这可是拉网搜查没有搜到的死角!
9月中旬的一天，三连组织了几位会游泳的知青战士下水了。他们手拉着手排成排，试图把水面挨着个蹚一遍。但从岸边往里只走几步，水深就一下子没过脖子。没办法，几个人只能手拉着手，沿着周边蹚了一圈。这时节的塞外边地，已经是寒气逼人，战士们个个瑟瑟发抖，牙关打颤。一个下午过去了，无功而返。
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早上，真相开始浮出水面!这天，三连的马倌像往常一样，赶着马群到这里饮马。马群没有了往日的兴奋，也没有了往日的平静，骚动不安地徘徊在水边，就是不肯好好喝水。一眼望去，大巴洞的水经过头一天的搅动，已经回归清澈。突然，他看到离岸边不远的水里有一团黑色的絮状的漂浮物。待到定睛细看，哇，他的头皮炸了起来!那好像一颗头颅，是一个人的后脑勺!他打马飞奔，一路狂喊：“漂起来啦!漂起来啦!”
顿时，三连炸锅了!十五团炸锅了!


四、羊群里混进了狼

王忠信的尸体半卧半立地悬浮在水中，面部朝下，头部刚刚露出水面。
打捞开始了，三连的四位战士姚安驹、韩建生、齐书庭和李占辉再次下水。打捞工具是从房建工地上找来的分选沙石料的那种大筛子。四个人都脱掉外衣，只穿一件内裤，一人抬着一角，怀着恐惧、沉痛的心情游进寒冷的坑水里，从头部向下抄起，把尸体抬到岸边。连部的通信员送来白酒，四个人你一口我一口，借此祛寒。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找的就是王忠信，三连的人很难相信眼前的尸体就是他。他那原本瘦小的身体已经膨胀，兵团的军装白衬衣和里面的海魂衫紧绷绷地箍在身上；五官都变形了，头部大得不成比例。左侧太阳穴处有明显的伤口，被泡得溃烂呈粉白色；衣物穿戴基本完好，左脚少了一只鞋，平时佩戴的手表不见了。裤裆里被塞进一块大石头，并扎紧了裤带。显然，由于这块石头，尸体一直沉在水底，由于前一天水被搅动加上尸体进一步腐烂，才开始上浮。
十五团、二师、兵团保卫部门组成的破案工作组汇聚到了三连，五原县、巴彦淖尔盟等地方的公安也都来人了。法医对尸体进行了鉴定，确认这就是已经失踪的王忠信的尸体。
刑侦人员认为：致死原因是溺水造成的窒息，可以认定是他杀，头部有多处力量很大的钝器伤，是近距离下手的。现场没发现明显的搏斗痕迹，凶手应该和被害人是熟人。作案人应该是两个，理由是：八斗渠为第一现场，凶犯是在渠上杀人后，移尸到第二现场抛尸。按这段距离，一个人干不了。凶犯残忍狡猾，毫不含糊地夺命而来，然后又沉尸灭迹而去。
破案工作开始了。 根据侦破组的要求，三连所有人员都必须写出王失踪那天本人的行踪去向，并提供证明人。不论是知青战士，还是原场就业人员、家属子弟、复员战士， 五百多号人无一例外，人人过关。
团里下达命令：在案件侦破之前，禁止三连一切人员外出，停止知青的探亲休假。
对当时身在三连的人来说，短短的十几天里经历了巨大的心理撞击。从最初的不安和疑惑，急转直下为震惊、悲痛、惊悚和恐惧。尤其目睹了惨不忍睹的打捞遗体和验尸过程，有人几天都吃不下饭去。大灰狼的故事不再是城里孩子们的童话!
当时的破案工作，几乎无密可保。一则由于查找线索本身就要求发动群众，比如全连出动找人、打捞鉴定尸体，可以说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二则兵团的连队生活，特别是农业连，几乎没有个人的隐私空间和时间。像破案人员去了哪儿、找谁谈了话，不出半天就尽人皆知。当然，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在紧张地盯着事态的进展，稍有风吹草动，转瞬就是满城风雨!
事态持续地刺激着、撕扯着三连人的神经。当禁止探家的命令一出，更加剧了知青战士中的恐惧。谁心里都明白：“禁止所有的人员外出”，这就意味着杀害王忠信的凶手，一个或者两个不仅冷血而且冷面的杀手，就蛰伏在自己所处的人群当中。披着羊皮的狼就混在羊群中!它已经咬死了一只小羊，它随时可能再咬死其他无辜的小羊。一时间，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白天，除了集体出工下地，人们不再串门。天一黑，别说出营区走夜道，就连自家班排的房前屋后都没人敢去。睡觉前每个宿舍都是“坚壁清野”：锁门顶门，还得加上洗脸盆，为的是有人进来能发出响动报警。镰刀都被收好，压在自己的被子下面。一些女生被吓得都不敢一个人在被窝里睡觉了。那些日子的夜晚，不知道天怎么那么黑，伸手不见五指，空气里都是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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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僵持中的渺茫

1974年9月下旬，破案的主要方向是通过排查，把具备作案时间的人找出来。几百份个人的情况说明材料汇集到团保卫股，但始终没有发现哪份材料有明显的疑点。
王忠信为什么遭此毒手？
是仇杀吗？他平时为人谦和，没发现与别人有什么恩怨过节儿，不太可能。据人们当时回忆，王失踪的那天，晚饭后他在别人的宿舍下象棋。当时眼看被对手将死，他一步一步走得很慢，苦思冥想，最后反败为胜。这说明他的情绪很正常。
是谋财害命吗？在现场和王的遗物中始终没找到他平时戴的那块“首都”牌手表，这点曾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那个年代知青战士中戴手表的并不多，王忠信春节探家回来时戴了舅舅送给他的这个礼物，引来周围不少羡慕的目光。但那毕竟只是百十来块钱的东西，据说还是半钢的。在王的箱子里还放着两节表带，估计是手表原装的表带太长，王的手腕细，取下来的。
是情杀吗？这在王忠信身上似乎更不可能。因为谁也说不出他和女生有过什么单独交往。
杀人案的侦破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
另一头医院的军装偷盗案，已经被撂在一边。由于突然发生了王忠信的命案，没人顾得上这个案子了。
十五团地处黄河后套地区，这里是内蒙古西部的粮仓，正北方向就是中蒙边境。十五团的前身是内蒙古五原国营建丰农场，这是个劳改农场(兵团1976年撤销后更名为巴盟农垦局建丰农场)。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边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里从原来的战略大后方一下子转身变脸，成了反修防修的第一线。因此原来的劳改农场，包括建丰及邻近的狼山、乌海、临河等，全部被兵团接收。在兵团军民合一的体制内，没有公检法的设置。一般的治安事项都由兵团内部保卫部门负责，对案件嫌犯的拘捕、看押，由团一级的保卫部门负责执行。
吕被关押在团部东边机修连的粮库，外面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看守。这种充当临时监所的粮库，乍一看外表和住人的房子差不太多，都是砖结构的排房。但实际上挺有讲究。为了满足防雨、防水、防潮、防鼠、防盗、通风、防火等需要，四面墙体都是砖砌的，里面的墙壁、地面都用混凝土抹平，光洁坚固。没有窗户，只在北面墙上留有一个不足尺把的气窗，并用细密的铁丝网钉死，可以通风，但是老鼠、飞鸟休想进来。朝南的阳面有一米来宽的门框，没有门扇。门框内侧有两指深的凹槽，门板是若干半尺来宽的木板，把一块块门板逐一插进门槽，层层叠加，最顶上的一块门板装有钌铞，加上挂锁，就成了铁将军把门。因为储存谷物不是袋装而是散装，所以门板之间严丝合缝。
吕宝华被关在里面，一日三餐由看守打开门板递进去。他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外面的看守实际上也看不清里面。
9月 22日，在军装被盗案没有任何结果和进展的情况下，吕宝华被解除了隔离审查放了出来。重获自由的吕宝华，每天随着所在的班排集体劳动，起床熄灯。大田排这时候的农活主要在场院，收割后已经拉回来的小麦需要尽快码垛、脱粒、扬场，最后入库，颗粒归仓。这是一年里最紧张繁忙的一段时间。吕宝华干活一向就不勤快，现在更是显得无精打采。场院上的活儿本来各有分工。抬麦捆的、喂机器的、清麦秸的、扬场的、装麻袋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只要脱粒机一开，每个人都忙得团团转。而吕宝华竟然能几次躲到麦垛后面去打瞌睡!同是知青的班长排长为此狠狠批评过他。
王忠信的尸体被停放在团部附近的一处浴池里，每天专门从五原县城拉来冰块为尸体降温。王忠信生前所在的三排十一班承担了停尸房的看守值勤任务，每个人上岗都是真刀真枪——“56式”半自动步枪加5发实弹。“大伙儿都被吓坏了，不给真枪真弹就没人敢去上岗!”吕宝华也参加了这个值勤任务。
王忠信的父亲、母亲等亲属被从北京接来。伤心的老人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的孩子为什么遭此毒手。他们要求追认儿子为烈士。在下葬时，他们希望把王忠信的坟墓先做成“悬墓”，就是要离开地面，不要埋到土里，待将来破案后，再入土为安。他们的这两条要求都没能得到满足。9月底，王的遗体还是被埋葬在二十七号地。痛失亲子的父母沉痛悲戚地离开了十五团。
10月份上旬，大巴洞的水被全部抽干。水落石出，在坑底又发现了团部医院偷盗案中的黑色手提包，包内已经没有军装，但有同时丢失的衬衣裤衩，还被塞进了一块砖头。经过比对，砖头就是附近副业连的砖窑烧制的。军装被盗案被重新关注，而且这段时间里，又陆续收集到吕宝华偷盗附近老乡的羊宰杀吃肉等违纪行为。于是，1974年11月7日，吕宝华被第二次“隔离审查”。同时被隔离审查的还有和他同居一室并且一起偷羊杀羊吃羊的另一位知青战士。
而王忠信被害案却没有任何进展。当时刑侦人员曾提出过一个至关重要的见解。他们认为：差不多前后同一时间发生的杀人案和偷盗案，两起案件销赃灭迹的手段和地点是一样的，很可能是同一作案人，应该把它们联系起来。但这个重要的意见，一直被另一个成见性的疏忽所误导：在破案人员的印象中，王忠信失踪的时候，作为盗窃案嫌疑人的吕宝华已经被关起来了，他没有作案的时间。
转眼间，将近三个月过去了。破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到了12月上旬，兵团派来的调查组回了呼市，二师师部的人也回了乌拉特前旗。下一步怎么办？没人能说清楚，也没人说。
吕宝华原定的探家时间早就过了。三连所有人的探家都被冻结了。而在案发之前已经回去探家的知青，也大批逾期不归。


六、锁定嫌疑人

12月9日早晨，三连通信员打开设在连部门口的邮箱，准备把全连向外投递的信件集中送到邮局，这是他每天例行的工作。在成摞的信件中，一纸没装信封的信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张普通的信纸，写字的一面朝里折叠成燕尾形，外面的空白处写着“交十五团三连　李金香收　 公安局”。李金香就是三连的知青，什么人用这种方式给他寄信？通信员好奇地打开了这封信。只见信里写道：
李金香：今日留言不为别事，三个月前的今天(9月9日)是太爷24岁大寿，酒后师徒来复仇，走到菜园正碰上你连小牛倌偷看他带一块夜光表，我们以为什么好表，跟他借带带，他不借，还喊，被我们几砖斧打昏后沉入水晶宫了，当了你的替罪羊。十几天后，我们回来听说你在场，我们喊了你几声你都不回声，我们本想让你试试砖斧的滋味，然后让你和麦子一同化为灰烬，你的狗又救了你一条命，我们的仇未报成，把那块烂表打碎撒在连里，表带掉在东边厕所大尿缸里。你自己深思细想，你打了我师弟，你如果想起来就送点钱来，否则就拿命来。你如果揭发我们，叫你灭门九族，你也活不长。我们暂时回去，我们后会有期，你自己看着办吧。今日路上的时间紧，不能收拾你。特记告之大峡黑斑虎与丁照兰，9日。
全信充满了恐吓，三百来字只有两三处标点，意思是能看明白的。这封信马上被送到连里、团里。同时，信的内容传遍了三连，所有的人都在议论，所有的人都在分析。
冬至刚过，数九寒天，三连东边厕所的那个大尿缸已经冻成实心的冰砣。连部班的几个战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刨到最底下，果真找到了一副手表带。与王忠信箱子里的两节对照，原物原配，千真万确。
这时，虽然还无法判断匿名信是何人所写，也无法判断写信人的动机何在，但可以肯定写信人是知情人。
从匿名信那近似黑话的内容和语气来看，好像与收信人有仇隙。收信人是北京69届的，名字像女生，其实是个男生。平日结交的人多且杂，好讲点儿哥们儿义气。根据这封匿名信所携载的信息，当时与李金香关系比较密切的、可能有仇的、有瓜葛的、年龄在24周岁的，等等，都被纳入调查的视野。还有兄弟两个同在三连的也被怀疑为重点，这显然是受了两人作案这一判断的影响。
由于匿名信的出现和手表带被找到，破案工作再度紧张起来。12月下旬，眼看就是元旦了。团保卫股里，王丽对匿名恐吓信和三连人员写的材料做比对分析。在收上来的几百份材料中，有些纸张是完全相同的。可以想象，当写材料的指示下达以后，各个班排都是集体布置和完成的，信纸也可能是从一本练习簿或信纸上撕下来的。那封匿名信使用的是横幅信纸，淡淡的粉红色的横格，边上印有“美侬印制”的字样，使用的是钢笔，字体一笔一画，多处错别字。
翻检中，细心的王丽发现有一张材料与匿名信是同样的“美侬”纸。她小心翼翼地把这两张“美侬”纸放到一起比对。骤然之间，她发现了一个微小的、不寻常的情况!那张材料的右上边被撕掉了细细的一条，长宽如同一粒大米，形状近似月牙，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而这封匿名信不但整张完整，而且右上边同样的位置还多带着信纸封边的火漆，火漆上残留着上一张信纸的一条。盈缺相对，两两相合，可以说天衣无缝!
为了慎重起见，这个重大发现被严格保密。团里派人立刻前往包头，请求地方公安机关笔迹鉴定专家，对这张以及另外几份被怀疑的材料同时进行鉴定。
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专家鉴定的意见很明确：这件“缺肉”的“美侬”纸的笔迹与原始对照物是同一人所为，并且排除其他几份送检材料的可能。
两方面的证据和结论都指向了同一个人——程义树(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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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把程义树从家里叫出来，是1974年12月24日的夜晚，押解到团部后马上开始讯问，突破仿佛近在咫尺。
程义树是劳改农场劳改就业人员的子弟。兵团接收劳改农场的时候，接收了部分已经刑满释放就业且原来罪行就比较轻微的人员，他们正式的名称应该是“农工”。这部分人的子女也都进入了兵团的编制。程义树当时有二十五六岁，已经成家，有个女儿。
当时三连的知青们对这部分人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歧视。相反，由于这些人大多是农业生产中的行家里手，干活麻利吃苦，处事小心谨慎，都赢得了知青战士们的尊敬和友谊。就在当天晚上，程义树请了几个要好的知青战士到他家里喝酒，给女儿过了满月。显然，他对自己的家庭和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知足。他没想到，送走客人，刚刚钻进被窝，自己就被王丽叫到了团部。
“你今天晚上在家干什么了？” 讯问开场。
“我给闺女过满月……我请客了。”程回答道。
“都谁去了？”
程一一数过当天的客人。
“王忠信失踪那天你在哪儿？”
“我写过了，在家里。”
“你这个材料是在哪儿写的？”
“在家写的。”
“纸是谁给你的？”
“我自己的。”
“你给别人用过没有？”
“没有。”
“那有人到你们家用过没有？”
程嗫嚅着，不再说话，眼神异常惶恐。
“你不老实!”气氛紧张起来，讯问人员给他戴上了手铐。
反反复复，复复反反，这个简单的问题不断地重复来重复去，程闭口不答，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咔，咔……”程手腕上倒齿的狼牙手铐被收紧。他更加惶恐，但还是拒不回答。
“咔，咔……”狼牙手铐又被紧了一回，钢铁的戒具开始作用于他的肌肤，精神的惶恐和肉体的痛苦双重袭击着他!
终于，他吞吞吐吐道：“吕宝华在我家里写过信。”
“什么？吕宝华？你胡说，他早被关起来了!”
“是的，就是吕宝华。他那天半夜敲门，进到我家里，让我给他做了一顿汤，还说要给艾克琴写一封信。我做饭的时候，他趴在桌子上一直写信。”
“那你怎么刚才不说？”
“吕宝华临走时跟我说，我如果把这件事说出去，就杀了我全家。”
“他在里边关着，怎么可能杀了你全家？”
“他在里边关着都能半夜跑出来，我怕，怕闺女……”
面对程义树如此的供认，当时在场的办案人员仍然不敢或者说不甘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立即提审吕宝华!


八、真凶被关进了保险柜

吕宝华上一次被提审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这种后半夜的提审从未有过。此刻，已经是后半夜了。更确切地说，是新的一天——12月25日的凌晨。
被充做讯问室的保卫股的办公室里，程义树已经被押下去，换上了吕宝华。从黑暗中猛地进入灯光雪亮、烟气腾腾的环境，面对满屋子的办案人员，他一副惊弓之鸟的样子，还是半眯着眼睛，脸上每根神经都紧绷着，明显消瘦了。
“你在关押期间跑出去过没有？”讯问人员问。
“没有。”吕宝华回答。
这边开始审问的同时，另一边的办案人员找到负责看押的战士，三问两问得到证实，吕果然跑出去过。一次他在天亮前潜回，竟和看守碰到了一起。看守对他一顿训斥，但又唯恐被上级知道追究失职，隐瞒未报。如此重大的反常情况办案人员竟浑然不知。
审问在继续。那边已经得到证实，这边吕还在否认曾经潜出监房。
“你去过程义树家没有？”这个问题一抛出来，吕呆住了。
“程义树都已经说了，你要好好交代!”
不得已，吕承认：“是，出去过。”
“出去都干什么了？”
“我饿得不行，找吃的去了。” 吕宝华回答。
之后，是长达几小时的漫长讯问。每一个情节都经过反复的较量，吕一步步地承认了写过信、在程家用他的信纸写的、信是写给李金香的。讯问进行到这里时，他被要求把匿名信的内容先口述一边，接着默写出来。他几乎是一挥而就，几乎和原信一句不差。至此，匿名信是吕所为已经确定无疑。当问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时，他仍然狡辩：“是想早点出去，我在里边关着，说明杀人的不是我。”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让吕宝华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那你怎么知道表带扔在东边厕所的大尿缸里的？”
吕宝华沉默了。长时间的沉默。
呜呼!三个多月了，外面折腾得天翻地覆，真凶却几乎等于进了保险柜!就在三连人人过关写证明材料的时候，唯独漏网了吕宝华。所有办案人员都一致认为，吕宝华在王忠信失踪之前就已经被关押隔离，他不具备作案时间。关键时点的模糊，竟然使他一直被排除在侦破工作的视野之外!侦查方向和真相之间南辕北辙!

“113潜伏组”覆灭记

文　易明佳


一、深夜猝死

1951年1月3日，星期三。
对于青岛市市南区太平路赢德坊四十三号应姓居民全家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应家的男主人应靖波在经历了半个晚上的痛苦折腾之后，一命呜呼了!
应靖波三十二岁，青岛当地人氏，出身买办家庭，其父是一名专门替德国颜料商当中介推销颜料的掮客。子承父业，他从事的也是买办职业——不过不是替德国人，也不是介绍颜料买卖，而是自己开了一家中介公司，专门经营海产品中介业务。五年来，公司的经营状况还不错，账户上时不时会有一笔钱款汇入。应靖波于十年前与本地“三福门染坊”老板刘三福的女儿刘巧玲结婚，生有一子一女，一家四口加上尚健在的母亲，过着平静的生活。
这种好日子到了1950年12月中旬，终于出现了危机。应靖波的身体一向很好，他自幼跟着曾当过义和团大师兄的伯父习练过几年武术，身体很是结实。上学后，由于老爸跟一些德国商人的关系很熟，他就时不时去德国商人会所的俱乐部踢球、游泳。多年的体育运动使应靖波受益匪浅，不但从没生过什么大病，连感冒也很少出现。可是，半个多月前应靖波突然发现身体情况异常。先是胳膊、膝盖关节隐隐作痛，过了两天，关节倒是不大痛了，身体的其他部位却时不时地给他一点儿刺激。比如，在马路上正好好地骑着自行车，忽然大腿一阵剧烈疼痛，抽筋不像抽筋，疼痛的程度却不次于抽筋，于是只好停车。待这种疼痛消退，他准备继续蹬车时，两条胳膊却又没来由地痛了起来。只得推着自行车步行，但过了一会儿背部又疼痛起来……这种疼痛的发作是没有规律的，有时白天，有时晚上，有时清晨，也有时连续一两天太平无事。
那时，除非巨富之家，一般人如果有点儿不舒服，通常最先采取的是一字方针——熬，实在熬不过去了才会想到求医。应家的经济条件还算过得去，但应靖波也没有立刻想到去看病。直到一周后，应靖波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痛苦，这才改变主意，决定去医院看看。
当时，人们看病一般还是跑中医诊所的居多，一是因为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习俗，二是看中医费用比较低。但应靖波是一个例外，他出身于替德国人做买办的家庭，其老爸的德语英语都十分流利，平时交往的熟人朋友中，洋人比华人甚至还要多几个，所以他家传下来的习惯是有病要看西医，而且要去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之类，退而求其次也得去留过洋的华人医学博士开的私人诊所。应靖波原原本本继承了老爸的这一理念，当下就去了市立医院。那时，也没有什么“专家门诊”，你去看病，挂了号交上号单就等着护士叫号，轮到哪个医生给你看就是哪个。应靖波看中了一个白发老头儿，因为他记得这位薛姓老先生跟老爸熟识，据说是留英医学博士、内科专家，请他诊治比较放心。于是就悄悄跟护士商量，护士同意如果叫他的号时薛医生没有病人的话就让薛医生给他诊治。
薛老医生对于应靖波的症状一时无法判断，说要么先检查一下吧。那时医院还没有B超、CT、核磁共振等设备，所谓的检查无非就是化验血液、大小便以及X光。结果，这些检查做下来，应靖波一切正常。薛医生于是诊断说这是神经方面的原因，先吃点儿药看看是否有效。当时还没有提倡“中西医结合”，所以薛医生这样的留洋西医开出的药方当然都是西药。应靖波严格遵照医嘱服药，说几小时一次就是几小时一次，一分钟也没差。可是，效果全无，那不时在全身各处游走的疼痛还是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甚至发作时还痛得更厉害了。
于是，应靖波再去找薛医生。上次看病时他说了老爸的姓名，薛医生说原来你是我老朋友的儿子，应老先生故世多年，我很怀念他的。解放后提倡新风气，社交圈里已经不用名片了，薛医生就在一张空白处方上写下了自己寓所的地址，让应靖波以后看病上他家去，不必到医院来排队挂号。所以，这次应靖波就去了薛医生家，当然是要带上一份礼物的。薛医生坚决不受，但非常认真地继续替应靖波诊治，说看来你这症状得请专门的神经科医生来看了。这样吧，你明天再过来一趟，我把神经科医生请到我家来给你诊治。
薛医生的面子很大，请来了一位叫史德诚的留美归来的神经内科专家。这位史大夫原是开私人诊所的，旧社会时看一次病挂号费是五块大洋，出诊加倍。解放后，他被驻青岛海军部队看中，光荣入伍，现在是一名军医，所以应靖波见到他时他是穿着军服的。史大夫的诊断结论跟薛医生一样，说是属于神经方面的毛病，尚不明病因，吃点儿药先控制住疼痛再说吧。史德诚是留美的，开出的药方当然还是西药。
应靖波抱着更大的希望服用了史德诚开的西药，还是无效，这时离他初次发病已经半个多月了。12月29日，应靖波在“紫光阁饭馆”宴请薛、史两人，请求重作诊断。薛、史两人互相看看，史大夫便开口了，说应先生不瞒你说，你这毛病我们之前真还没见过，我这些天已经翻阅了许多国外医学文献，还给北京、上海的几位医学界好友打电话询问探讨，大家都觉得这是疑难杂症，看来一时半会儿是没法治疗的。不过，我们可以给你提一个建议，你是否可以去请哪位在这方面比较擅长的中医看看，中医对疑难杂症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
应靖波于是明白西医对此已经束手无策了，那就只好去看中医了。回家之后，应靖波对妻子刘巧玲说了情况。刘巧玲是家庭妇女，如今的说法就是全职太太，不过并非无知之辈。她出身染坊家庭，其父刘三福是帮会人士。日本侵略者占领青岛期间，刘三福是民间抗日义士，他开的染坊是国共两党地下工作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江湖抗日义士常来常往之地。刘巧玲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寻常女子所没有的特别性格。况且，她还是初中毕业生。那个年代，谁拿得出初中毕业文凭，要比如今手里有一张二本毕业证书还要风光。当下，刘巧玲就说中医要么不看，看就应该去找中医中的名医，不要考虑钞票问题，该花的钱总是要花的。

“113潜伏组”覆灭记
应靖波深以为然。但他从来没有看过中医，平时根本没有留意过中医的情况。好在他社交面广，于是就四处打听。打听下来，得知台西区郓城路有一位姓施名大为的中医擅长治疗疑难杂症，许多西医无法治疗的毛病，到他手里往往只需一帖中药就能解决问题，所以人称“施一帖”。应靖波闻之大喜，便由妻子刘巧玲陪同着前往求治。
夫妻俩原以为“施一帖”名头这么大，肯定是一位颏下银髯长飘的老者了，哪知见面一看，不过三十多岁。那时，中医要么长袍，要么唐装，但这位“施一帖”却是个例外，竟然西装革履，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咖啡、雪茄烟，手里捧着一册小仲马的《茶花女》，正读得津津有味。刘巧玲一看就寻思这人可能不靠谱，哪有中医郎中却是一副西洋作派的？但应靖波见之倒是很合胃口，他的观点是：擅长治疗疑难杂症的医生思维跟别人肯定是不同的，因此才能对付别人无法对付的病症。
于是就付了诊金诊治吧。应靖波正要开口诉说病症，“施一帖”抬手做了个阻止的手势，说你先别说什么，待我切过脉说出症状之后再开腔，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病家毋须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诊金奉还!”听得应氏夫妇面面相觑，惊奇不已。
“施一帖”切脉之后，说应先生你的情况是疼痛麻木，痛无定处，或游走全身各处，或定于手足诸关节，来去无常，敝人说得对否？这下，应靖波对这位郎中不由得刮目相看了，连连点头，口称“佩服”。刘巧玲更是一脸虔诚地请教：施先生，他这是什么毛病，有治吗？
“施一帖”说，应先生此为痹症，该病发生之因，主要由风、寒、湿、热之邪乘虚侵袭人体，引起气血运行不畅，经络阻滞；或病久痰浊淤血，阻于经络，深入关节经脉。一般多以正气虚衰为内因，风寒湿热之邪为外因。本病初起，病位在肢体皮肤经络；久病则深入筋骨或脏腑。至于能否治和怎么治，那要正式诊断后再说了。
于是询问发病情况，还问了应靖波从事的职业以及日常生活情况。最后，“施一帖”下了结论，说应靖波患的是痹症中的寒痹，口中念念有词道：“寒气偏盛，入于筋骨，肢体关节为主要疼痛部位。证见肢体关节疼痛较剧，得热痛减，遇寒痛增，关节不可屈伸，局部皮肤触之不热，苔薄白，脉弦紧。”
应靖波连连点头。刘巧玲在一旁急煎煎地问道：“施先生，那么应该怎样治疗呢？”
“施一帖”说：“寒痹治疗，宜温经散寒、祛风除湿。”稍一沉吟，“这样吧，我先开一剂药你去试试，如果吃了觉得疼痛、麻木次数减少了，那说明你对此方是服的，来复诊时我就有主意了，不然，还得另作考虑。但是，不管怎样，你这毛病我包治包好，没有问题的，请尽管放心就是。”
“施一帖”遂开方子。别看他一副洋派，开药方却是用毛笔的，而且一手行草写得又快又好，真可谓笔走龙蛇。他把药方交到应靖波手里时关照道：“这副药有点儿凶，服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不要担心，熬过了就好的。嘿嘿，这毛病，只要把体内寒毒逼出来，说好就好!这药最好是晚上临睡前吃，吃后蒙被而眠，估计会出一身大汗，那是好事——出一身透汗就把病给赶走了。”
那时候，中医开了药方一般都会让病人去其指定的长期有业务合作关系的中药店去抓药，“施一帖”也不例外，让应靖波持方前往台西区云南路“九源堂国药号”。
应靖波夫妇再三向“施一帖”道谢后，离开了诊所。应靖波此刻心情很好，本来是要和妻子一起回家的，这会儿说不回了，要去一趟公司，处理一下因这毛病给耽搁了的生意上的事儿。他关照刘巧玲抓了药拿回家后，先不要煎，可以用清水浸泡着，晚饭后再煎，临睡前喝。
当晚九点多钟，应靖波服了妻子煎的汤药，上床睡觉。刚躺下时，他感觉到这剂药确实不同凡响。自从三星期前发病开始，每天晚上躺下时总觉得浑身寒冷，尽管被窝已经用紫铜壶灌满了开水早早就暖了个遍，可他还是觉得像钻进了冰窟窿，今晚却是全身上下透热，舒服至极，很快就睡着了。刘巧玲见丈夫一脸惬意地睡熟了，暗自高兴，便和两个孩子睡在隔壁房间里。
午夜前，刘巧玲被丈夫房里的一阵异响惊醒了，侧耳一听，是应靖波在轻声呻吟，心里蓦地一惊，赶紧过去察看。打开电灯，只见应靖波满脸通红，一手按住额头，一手抓挠着颈部咽喉位置。见刘巧玲来了，应靖波脸呈喜色，说巧玲你来得正好，快给我倒杯凉水喝，我喉咙里像生了个火炉，嘴里像塞了把滚烫的沙子，头也有点儿痛。
刘巧玲赶紧倒了杯凉水给应靖波。应靖波一饮而尽，叫着“爽快”，让再来一杯。刘巧玲说这水是凉的，别喝坏了肚子。应靖波说没事，我估摸这就是施先生说的要把体内的毒逼出来。你想，身体里面的毒素被逼出来，得给它一条出来的途径，要么吐，要么泻，要么出汗，这些，都是需要水分的，没有水分，毒素出得来吗？这是好事，快去倒水。
刘巧玲寻思此言似乎有道理，于是照办。就这样，应靖波一连喝了三杯凉水，犹自叫着口渴咽热，头痛倒减轻了不少。稍停片刻，他又要喝水，刘巧玲不敢再给倒凉水了，就佯称凉水没了，给丈夫倒了杯热水边吹边喝。这杯热水喝下去后，应靖波说不渴了，刘巧玲说那你就睡吧。那位却说他觉得精神很好，不想睡了，让拿本书给他翻翻。刘巧玲于是就给他取了册《说岳全传》。
应靖波看了一会儿书就睡着了。刘巧玲心里一松，便也回自己房间去睡了。哪知，不一会儿，就听见应靖波叫“肚子痛”，等她重新穿了衣服赶过去时，丈夫已经在腹泻了。泻过后，又呕吐。刘巧玲大惊，说别是药物中毒了吧，我送你去医院看看。应靖波一面揉着腹部一面说道：“胡说!这是排毒!”
之后大约两三个小时，应靖波反复出现腹痛、腹泻和呕吐症状。到了清晨四点钟，上述症状停止，终于昏昏沉沉睡过去了。刘巧玲先是松一口气，但在给丈夫掖紧被角时触摸到其皮肤，又是一惊：皮肤表面温度明显低于正常体温。她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摇晃着应靖波，嘴里一迭声地呼唤，可是，应靖波已经没有反应了。刘巧玲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门外，大叫“救命”，并狂敲左右邻居的大门。
几位邻居中，一位做水果生意的老印抗战时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略懂些急救常识，上前抱起了应靖波急掐人中，并让另一人按脉搏，尚能感觉到微弱的脉动。于是，老印说还有救，让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可是，等救护车铃声当当地开到后，随车医生一检查，说人已死了，没有必要再去医院了。
经营海产品生意的老板应靖波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当时，在场的包括其妻刘巧玲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应靖波之死将会暴露出一个特大秘密!
刘巧玲虽是一介女流，但毕竟是长期生长在帮会老爸营造的那种江湖气氛之中的，临危不乱。应靖波断气后，她哭了一会儿，心里已经有了主张，便拭干眼泪，央求众邻居提供帮助——分头向夫妇两家的亲朋好友报丧。
亲朋好友闻知噩耗后纷纷赶来。在众人印象中，应靖波一向身强力壮，其突然去世的消息令人难以接受。但此刻面对着应靖波的遗体，大家自然都无话可说了。刘巧玲一面接待，一面哭诉丈夫去世的经过。前面来的十几位听了都没有说什么，直到上午八点多来了一位姓罗的朋友，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这位罗姓朋友，是应靖波的发小，又是邻居又是同学，还有着一份同练武术的师兄弟关系，因为人高马大，人都唤他“大罗”。大罗生性爽直，行事不大喜欢按部就班。别人抵达后，通常都是先到灵位前烧香行礼，然后由亲属引领着到灵床前去瞻仰遗容，他赶到后，却是二话不说对着灵床跪倒，连磕了三个响头，爬起来看了看应靖波的遗容，忽然叫道：“我师兄是让人毒死的吧!”

“113潜伏组”覆灭记
二、死于砒霜

大罗出身于药材商世家，祖上数代都是经营中药材批发生意的。到他这一辈时，其兄还是操持此行，他因喜爱体育，就去中学做了一名体育老师。因为家庭的关系，他的中药知识比较丰富。当下，他一嗓子喊出这句话之后，指着应靖波那张业已变得青多紫少、嘴角还在渗出缕缕血水的脸，说一看这副模样，就可以肯定是中毒而亡，是吃了砒霜啊!
此语一出，众人便一齐把目光投向刘巧玲，一部分人的脑子里已经出现了“潘金莲”的名字。刘巧玲马上意识到有人可能已经把丈夫猝死之因怀疑到自己头上了，但并不着急，起身去了厨房，出来时手里拿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淡黄色纸张，那是昨天那帖中药的包装纸。
大罗看了药方，却是一脸的疑惑：“嗯，这张方子里没开过砒霜嘛!这是谁开的方子？”稍一辨认，认出施大为那龙飞凤舞的签名，“是施大为——‘施一帖’!”
刘巧玲想了想，说不管这张方子里是否开过砒霜或者其他什么药，靖波反正是服了根据这张方子抓的中药后出事的，所以，还得去找“施一帖”问个明白。众人听了觉得她言之有理，于是公推死者的弟弟应靖涛和大罗两人为代表前往施氏诊所找施大为诘问。
应靖波的这个弟弟是高中毕业生，青岛解放前夕参加了地下共青团组织，解放后被组织上安排进了市北区团委工作。他毕竟是当干部的，懂政策法律。走了一程，想想不对，就对大罗说我们还是直接去向公安局报告吧，因为即使真是那个姓施的中医那里发生的问题导致我哥猝亡的话，这事也还得报公安局处理的。大罗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两人就去了市南区公安分局。
市南区公安分局负责接警的民警听他们说了情况后，说这事你们得去向施氏诊所所在地台西区的公安分局报告。于是转往台西分局，那里的民警听说出了人命，很是重视，详细询问了情况，还做了一份笔录。然后，请两人稍等，就到里面去向领导请示去了。片刻，他出来了，说从你们反映的情况看来，死者跟那位姓施的中医素不相识，还是第一次见面，因此不大可能是故意投毒，多半是一起医疗事故。我们公安机关是不管医疗事故的，这事该由卫生部门管。你们现在有两个地方可以去反映这个情况，一是区政府卫生科，二是市卫生局。
于是，大罗和应靖涛就离开了分局，出了门商量是去区政府还是市卫生局。应靖涛是当干部的，知道这种事情的办理程序，就说我们还是去区政府卫生科吧，因为如果去市卫生局反映的话，恐怕还是得转给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处理。
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干部小顾听了应、罗两人的反映，看了带去的那纸“施一帖”开的药方(那时看私人中医是没有病史记录的，所以也没提出要看病史)，说这件事关系到人命，我们得认真处理。你们请稍等，我这就联系那个施大夫，请他到这里来当着你俩的面说话，看他对这张方子作何解释。
像施大为这样的名医，诊所里都是有私人电话机的。这边于是就拨打了电话，当然不会说你昨天开的那张药方可能出了问题，人家病人服药后把命送掉了，你现在过来说说是怎么个情况，而是说区政府有点儿事情请您过来一趟。施大为还以为是区政府有人生了急病要请他出诊哩，问是否需要带什么东西(中医急诊有时需要带苏合香丸之类的急救药或者金针等器械)。小顾说什么东西都不必带，你本人过来就行了。
“施一帖”还是那副洋派打扮，因为出门，头上多了顶黑呢礼帽，手里拿了根红木镶白铜的很精致的手杖。当他听说应靖波猝死的消息时，不禁一怔。但这人倒有些名医风范，两道冷峻的目光朝大罗、应靖涛扫了扫，开腔道：“二位且莫激动，请容我细想一番。”
言毕，合上双目，老僧入定似的坐在那里，只见其嘴唇微微嚅动着念念有词。“施一帖”这是在回忆昨天替应靖波诊脉的情况。须臾，他睁开眼睛，缓缓道：“令兄的脉象所示，确实应为寒痹，这个诊断是不会有错的，至于我所开的方子，那是没有问题的，虽说内有乌头、虎骨等，但皆因治疗所需。像令兄这样的年岁、体魄，别说患寒痹之症了，即使没甚毛病，服用一帖也决不会步上黄泉之路。”
小顾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在部队当过两年卫生员，仅仅在野战医院接受过短暂的战地救护培训，对于中医基本上一窍不通。他听了“施一帖”的这番话后，看了他所开的那张药方，想了想，又一一抄在他的工作手册上：“桂枝、赤芍、乌头各五钱，白芍、丹参、虎骨各九钱，乳香、没药、炒穿山甲四钱，当归五钱，蜈蚣四条，秦艽六钱，甘草一钱。水煎服。”一边抄，脑子里一边却在想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等到抄毕，已经考虑定当了，于是说：“施先生您认为这张药方没有问题，那么，药是否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要向提供这些中药的店家了解。我们一起去药店吧。”他看了看药方上盖着的那枚“银货两讫”的图章，说这是“九源堂国药号”的药，“九源堂”是我们台西区的，在云南路，我们这就过去吧。
“九源堂”的汤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男子，往人面前一站，笑嘻嘻的就像一尊弥勒佛。此刻，当他听说有病人吃了从他店里抓的药一命呜呼的消息时，那标志式的笑容立刻凝固，脸上的肌肉瑟瑟颤动，语不连贯：“这……这是怎么回事？”
小顾拿出了那张药方递过去：“汤先生，请您看一下，贵号昨天是否向病人提供过这张方子上的中药？”
汤老板看了那枚印章，点头：“是的，没错。”
“是谁抓的药？”
汤老板说他昨天没在店里，去郊区参加一位世交子弟的婚礼了，店里事务交给账房黄先生打理。于是就叫来了账房先生黄承议。这是个四十岁出头的瘦弱男子，一张脸苍白如纸，终日咳嗽，可能患着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当下，他看了药方，点头承认确是“九源堂”卖出去的药。
那么，是哪位店员抓的药呢？黄承议说是他抓的。小顾又说，请黄先生回忆一下，这些药都没抓错吧——我指的是药和分量这两个方面。黄承议摇头，说肯定没抓错。汤老板如释重负地长嘘了一口气，说：“哎——我想总不至于是敝号的事儿吧!”
但调查还没完，这毕竟是涉及人命之事，小顾哪有这么轻轻巧巧就下结论呢。别看他年纪轻轻，工作能力却是不弱的，接下来，他又请了本区的数名中医和中药店老板，一起前往应靖波家，不是去看尸体，那是法医的事儿，而是对药渣进行鉴定。一干人围着桌子，把药渣倒在一个洗净的脸盆里，用筷子翻检了一会儿，又让应家人取来数个小碟子，耐心地将所有的中药一一分门别类各拣一碟。然后，又请人去其他区中药店按照这张药方抓来一帖药，依样煎了一碗，把药渣分拣出来，一样样称了分量。最后，得出结论：“九源堂”抓的药没有问题。
这时，施大为作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他把那碗搁在一旁业已凉了的汤药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一抹嘴角的药汁：“喝!良药苦口——好药!”
这样，政府卫生管理部门的调查应该算是结束了，最终结论是：中医施大为开的药方没有问题，中药号“九源堂”提供的中药也没有问题。
那么，应靖波之死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该由公安机关调查了。

“113潜伏组”覆灭记
这回，就不必由大罗、应靖涛奔波了，区卫生科只向台西公安分局打了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那个年代特别讲究“公对公”，是公家各部门工作协调的黄金时期，台西分局因为死者是市南区的，就给市南公安分局打了个电话，于是，市南分局就开始运作了。
市南公安分局治安股指派两名民警老周、小陈负责调查此事。首先是分析应靖波死亡事件的性质。台西区卫生科的调查已经排除了医疗事故，那应靖波的死因就二者必居其一了：要么是被人谋害的，要么是另有隐疾倏然发作而亡。如果是谋害的，那么这就是命案了，应当立案侦查，当然那就不是治安股的事儿了，而是要移交给刑事侦查部门(当时称侦查科)。如果是另有隐疾而殁，那就跟公安没有关系，家属如若要追究下去，那还得去麻烦卫生管理部门。
老周、小陈理清了工作思路后，就写了一份请求指派法医对死者进行验尸的报告。市南分局领导批准了这份报告。分局是没有法医的，于是就向市局电话申请，自然一说就准。当然得办理一个书面手续，那是可以回头补办的，这会儿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还是赶紧让法医准备一下，待尸体拉到立刻行动。
应家方面对于验尸是持反对态度的，连当干部的应靖涛都主张采取不验尸的办法对其兄的死因进行调查。但是，有一个人坚决支持公安局验尸，这个人非常关键，因为只有此人签了字，法医才能动手。这个人就是死者的妻子刘巧玲。刘巧玲知道只有通过验尸才能查明丈夫的死因，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洗清可能会蒙在她头上的类似“潘金莲”的嫌疑，所以，她力排众议，毫不犹豫地在验尸申请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当晚，法医进行了验尸，但没有对包括老周、小陈在内的任何人吐露什么内容，只是说还需要对死者生前所服用的那剂中药的残渣进行化验。
次日，法医的验尸结果出来了，却是令人大吃一惊：死者内脏无致命性疾病症状，在死者胃里发现砒霜成分，结合死者临终前的一系列症状以及从送检中药残渣里检测到的砒霜成分，故不排除应靖波死于砷中毒。
两名治安民警拿到鉴定结论后，老周对小陈说，行了，这件事我俩就到此为止了，往下的活儿，该由侦查科接手了。
当天下午三点多，市南分局侦查科在审查治安股转来的《关于应靖波中毒身亡事件的调查情况》等相关材料后，作出了立案侦查的决定。当时，正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开始不久的阶段，案子很多，侦查科人手特别紧张，所以这么一起人命案件，也只指派了两名侦查员负责侦查。这两名侦查员分别叫殷贤铭和仇越，殷贤铭二十五岁，仇越二十六岁。别看他们年纪轻，参加革命却都有七八个年头了，两人都有在部队担任保卫干事和在解放区公安局当侦查员的经历，具有独立办案能力。不过，承办命案还是第一回。
殷贤铭、仇越对案情进行了分析：法医鉴定应靖波是服了混在那剂中药里的砒霜而身亡的，现在要查的就是谁在药里下了毒。中医施大为开的那张药方里没有砒霜，十余味中药里也没有致人死命的物质(施大为已经当众喝下后来煎的那碗汤药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将施排除。从法医对药渣的化验结果来看，砒霜是下在原药里，而不是下在已经煎好的汤药里的。那么，是谁把砒霜下在原药里的呢？这要看获得这剂原药的途径和经手人了。根据之前台西区政府卫生科的调查，应靖波夫妇离开施氏诊所后就分手了，应靖波去办事，刘巧玲则去施大为指定的“九源堂国药号”买药。“九源堂”接待她的是账房先生黄承议，他按照施大为开的那纸药方抓了药，包好后交给了刘巧玲。刘巧玲回家后，按照丈夫的事先吩咐把药浸泡后放在厨房里，直到晚饭后才煎药，其间家里没有外人进来过。应靖波的两个孩子是学龄前儿童，应该排除在下毒人之外。所以，有条件在这剂中药里下毒的人只有两个：“九源堂”账房黄承议和刘巧玲。
黄、刘两人中，会是谁下了毒呢？殷贤铭趋向于认为是刘巧玲，而仇越则认为问题多半出在“九源堂”的那个账房黄先生身上，两人之间于是发生了争论。殷贤铭的观点听上去好像比较符合逻辑：黄承议跟应靖波素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利害关系，缺乏谋害应靖波的动机，没有动机的犯罪，这可能吗？仇越的观点也有道理：据治安民警的调查，是刘巧玲坚决支持要对死者进行验尸鉴定的，如果是她下的毒，符合犯罪心理的做法应该是想方设法阻止。可是，刘巧玲却没有这样做，所以，说明她心里没有鬼!
殷贤铭、仇越两人争论了一会儿，最后商量出了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先不去考虑黄、刘两人中哪个最有可能下毒，而是拣最便捷的路子走，所谓最便捷的路子，就是立刻去“九源堂”查砒霜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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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账房自杀

侦查员去“九源堂”调查砒霜库存，有点儿像商店月末盘点商品库存，行话叫作“盘货”。如今超过五十岁的人大概还会记得，五六十年代，到了每个月的月末那天中午，商店就会在店门口贴出一张三指宽的纸条，上面写着：今日下午盘货，停止营业。不过，此刻殷贤铭、仇越两人前往“九源堂”盘货却用不了半天，只要短短几分钟就够了，因为他们要盘的只有一样货：砒霜。
“九源堂”那个姓汤的胖老板听说是来查砒霜库存情况的，吃惊地叫出声来：“啊？这个……不是已经查过敝号跟死者无涉了吗？”
侦查员敏锐地捕捉到了汤老板叠加在吃惊之上的那一掠而过的慌张神情，两人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寻思：可能有戏!于是就告诉对方，这是在执行公务，必须要走这一步的，请出示贵号的砒霜账目!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九源堂”刚关门。这家店是向店员提供一日三顿膳食的，账房黄承议和三个药工已经去药店后面属于汤老板家庭的内宅等着吃晚饭了。汤老板于是就去后面把黄承议叫了出来。
对砒霜的盘货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九源堂”的账目上记录着应有库存砒霜一两一钱七分五毫五，但经当场点检，实际库存却只有一两一钱七分伍毫二，短缺了零点三毫。
这是一笔账。另一笔使侦查员感到可疑的账是前天亦即死者之妻刘巧玲前往“九源堂”买药的1月3日，账本上“砒霜”一栏里清楚地记录着出货零毫三，这笔出货是不是刘巧玲去买的那帖药里的呢？如果不是，又是哪个顾客买的呢？这一点，汤老板有义务对侦查员作出解释。
殷贤铭、仇越以前在解放区时都参加过公安业务培训班学习，在学到砒霜下毒致死量时，教员传授给他们的是“不过零毫六”，意思是如果人体内摄入超过零点六毫的砒霜，那就会送命。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老秤制，一市斤是十六两，一两十钱，一钱十分，一分十毫，按后来规定的一市斤五百克的国家标准计算，老秤一毫相当于0.3125克，零毫六就是0.1875克。这与后来的法医教材上关于砒霜的致死量在0.1克至0.2克是相符的。现在，账本上记录的砒霜出货数与短缺之数相加，就是零毫六!
汤老板是开中药铺子的，当然知道砒霜的致死极限，当下他见账目与实际库存不符，脸色就变了，一双有点儿鼓胀的金鱼眼定定地盯着黄承议：“这是怎么回事？”
黄承议那张被结核病菌长期折腾而早已一片病态苍白的脸面此刻忽然变得一团通红：“这……这……这是我的失误吧？”
殷贤铭见状，立刻伸手拿过账本，仇越则把放着砒霜的那个小铜盒抓在手里，两人知道到这当儿已经不适宜在“九源堂”说话了，就让汤、黄两人跟他们去附近的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情况很快就弄清楚了。先说名医施大为“施一帖”跟“九源堂”的约定。当时的中医一般都知道，砒霜通常是不能用于内服的。如果病症需要非得内服的，那也得跟其他中药混合制作成药丸后按量谨慎服用。至于把砒霜直接放进用于煎汤药的中药里一并水煎而服的做法，除非是潘金莲了。但施大为却是个另类，这位郎中先生给人诊疗，惯使奇招险法，别人不敢使用的禁忌药，他敢用；别人不敢超越的药限，他敢超越。中药治病，原本就是因人而异，不像西药那样刻板，施大为如此作为，使其治好了一些其他中医无法对付的疑难杂症，所以长期以来名声一向很响。旧时的郎中，只要有点儿名气的，都会有固定的中药店铺跟其联系建立协作关系。“九源堂”建立的关系中，“施一帖”排在首位。施大为虽然另类，但他不傻，知道砒霜不能直接进内服汤药的规矩，所以他就跟“九源堂”约定：他开的方子上不写砒霜，如果必须配进砒霜的，就在药方的右上角画上一个记号。不同的记号表示不同的剂量，一般都在零毫一至零毫三之间，“九源堂”这边见记号发药。
再说“九源堂”。像砒霜这样的剧毒之药，中药店都是特别谨慎地保管的，因为一旦流散出去，那就是人命案件，开不得任何玩笑。所以，“九源堂”汤老板规定只有两个人可以接触砒霜，一个当然是他自己，另一个就是他的内弟、账房先生黄承议。为便于取药，汤老板在进了砒霜后，用天平按零毫一至零毫三的剂量一包包分好，按“施一帖”药方上的记号发货。本来，只要汤老板在店里，“施一帖”的药方都是他亲自处理，为的就是可能会有砒霜。如果他不在店里，“施一帖”的方子就交给黄承议处理。前天刘巧玲去抓药时，汤老板确实不在店里，是黄承议接的方。可是，这个一向谨慎的账房先生不知怎么的在抓药时竟然走了神，见药方上有零毫三的记号，竟然拿了两份。黄承议的神走得似乎令人不可思议地厉害，按照规矩，配好药后应当由另一店员视方复核确认无误后再交给病家，但因为这是放了砒霜的药，不能让其他店员知晓，所以就由黄承议自己复核了，可他竟然未能把这一非常明显的差错复核出来。
这样，患者应靖波在一下子服下超剂量的砒霜后，当晚就一命呜呼了。

“113潜伏组”覆灭记
这件事怎么处理呢？也许可以算是医疗事故，那就不是公安机关受理的范围了，该由卫生局去管。两个侦查员商量下来，一时难以定夺，于是就请示领导。从派出所往分局打了个电话，侦查科长已经下班了，于是就把电话拨进了分局秘书室(办公室、后勤科的联合办事部门)，请值班员代向值班分局领导请示后回电告知。
秘书室值班员回电时，已经是十几分钟之后了。回电内容是：可与市卫生局联系，了解这方面的相关追究责任的规定后酌情处置。于是，侦查员就拨打市卫生局的电话，老是忙音，正不耐烦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使侦查员不必打这个电话了，因为——黄承议死了!
汤老板和黄承议在接受询问之后，侦查员让他们待在派出所的那间小会议室里，顺手递上报纸，说你们看看报等候一下，回头我们再说。侦查员一走，黄承议对汤老板说要去上厕所，就去了后院。这一去就是十来分钟。汤老板倒不是因为担心内弟寻短见而不放心，只是因为也想上厕所了，就去了后院。走进厕所，一眼看见了悬在那里的黄承议，当下急呼“救命”。大伙儿闻声赶来，忙把黄承议从梁上解下来，一面做人工呼吸一面给医院打电话要救护车。救护车过来后，随车医生检查了一下，说已经没救了。
黄承议这一死，汤老板就倒霉了。因为原本侦查员认为应靖波生前与“九源堂”向无瓜葛，倾向于排除“九源堂”方面谋害应靖波的可能性，殷、仇两位侦查员交换看法时都认为那是黄承议的业务事故。现在，黄承议却自杀了，那就说明应靖波之死跟“九源堂”是有关联的，否则，抓药的账房先生干吗自杀？于是，侦查员也就不往市卫生局打电话了，也不用向分局领导请示了，两人商量一下，决定先将汤老板拘留了再说。
这样，汤老板就给扣上了手铐押往分局看守所。这个胖老板被吓得满头冷汗，迈不开步子。侦查员担心半道上汤老板走不动了发生尴尬，就让派出所的一个小民警到外面去叫了一辆黄包车。可是尴尬还是发生了，因为汤老板太胖了，黄包车夫拉到半途说吃不消拉不动了，让这位特殊乘客下车，他宁可不要车钱也不拉了。侦查员跟他说了一阵，答应加钱，还表示愿意在上桥、爬坡的时候在后面相帮推车，车夫才勉强答应。

殷贤铭、仇越把汤老板押到看守所后天已经黑了，两人还没吃晚饭，饥肠辘辘，于是就去用餐，然后到分局去向值班领导汇报情况。之后，又赶到派出所去处理黄承议的事儿。那时候的规矩是发生这种情况后，尸体要交家属装殓，这就必须对家属有一个说法，如果家属不接受自杀的说法，那就得张罗请法医验尸。反正黄承议这一死，凭空给殷、仇两人增添了不少活儿。当晚，殷贤铭、仇越一直忙过了午夜才歇息，临睡前犹自在商量明天讯问汤老板的事儿。
没想到次日上午两人起来，还没去看守所，分局大门口警卫室就打进电话来说外面有群众求见。仇越于是就去接待室，一看，来人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矮个头男子，长相令人不敢恭维。对方问明仇越是“九源堂”一案的承办民警后，就作了自我介绍：姓齐名同泉，是本市“同养润药栈”老板。看得出，这位齐老板做事还是比较细致的，他还带来了户口本和工商营业执照，当下拿出来给仇越一一检验。
那么，齐同泉来分局找侦查员干什么呢？他一开口，仇越大吃一惊!他说，你们是不该抓“九源堂”汤老板的，因为太平路赢德坊那位姓应的先生之死跟“九源堂”没有关系。仇越定定神问，你怎么知道这件事跟“九源堂”没有关系？
齐同泉开口一说，又将仇越弄了个目瞪口呆。齐老板经营的“同养润药栈”是一家向中药店提供中药材的批发行，“九源堂”出售的所有药材，向来都是从他的药栈进货，其中也包括砒霜。“同养润药栈”是一家已经传了五代的药材批发行，齐同泉的经营手段是从祖上传下来的。说到中药行业的经营手段，懂行的人都知道，用一句话可以概括：水深湾多!旧社会时，真正向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的中药的，最多不过一两家。当然，这并不是说中药店铺都在出售假药，而是在药材产地上做文章。比如当归，最好的产品应当在甘肃岷县；贝母，正宗的应当在四川省的灌县(就是如今的都江堰市)，等等。这些药材产量有限，价格当然较其他药材要贵一些。而中药商是要利润的，所以就弄一些其他产地的同类药材混杂后提供给消费者。齐同泉得祖上真传，深谙其道，他向每个下家提供的药材都有这种水分，除非是用于急救的贵重中药，比如羚羊角、野山参之类。
然后就要说到砒霜了。前面说过，砒霜在当时是外用中药，是一味剧毒药，所以自古以来中药店铺对此都非常谨慎。药材批发商更是特别注意，不是熟识而且信誉可靠的药店，是进不到“同养润”的砒霜的。齐同泉按照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在购入的砒霜中，总是掺上五成面粉。反正那时候的面粉是小麦碾碎后的原粉，不像现在市场上到处可见的精白粉，颜色跟砒霜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差别。按齐同泉的说法，这一手倒并非为了多赚钱——砒霜用量极少，一年卖下来也赚不到多少钱钞，而纯是为了积德。毕竟那是毒药，一旦让人用于不法奸行，那就是人命大事，掺些面粉，可以减低些毒性，或许能够在无意间阻止谋人性命的不法勾当。所以，凡是从“同养润药栈”进的砒霜，只有同等剂量的一半功效。
也就是说，“施一帖”开的药方上标明的记号是要向患者提供零毫三的砒霜，而“九源堂”那个账房先生黄承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然多给了一份，应靖波服下的砒霜已超出安全警戒线，算是死定了，可是，由于齐同泉向“九源堂”提供的砒霜是掺了一半面粉的，所以应靖波服下的砒霜应当还是在安全线之内。换句话说，他不应当死于砒霜——起码是不应当死于“九源堂”提供的砒霜。
齐同泉说完后，向侦查员解释：本来，这是“同养润”的经营机密，不能向外界透露。但是，听说“九源堂”的账房黄承议为此已经送掉了性命，而汤老板也被抓起来了，他知道这肯定不是“九源堂”的过失，寻思如果不把这个关节说出来的话，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大早他就到公安局反映这个情况，请民警同志明鉴!
仇越立马儿往里面打了个电话把殷贤铭叫了出来，殷贤铭听说此节后也是一个激灵。两人稍一商议，立刻向领导汇报这一情况，建议马上对业已封存的从“九源堂”提取的那一两多库存砒霜进行化验，同时，他们即刻对“同养润药栈”以及跟该批发行有业务往来的那些下家中药店的库存砒霜进行随机抽检。

“113潜伏组”覆灭记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证实“同养润”老板齐同泉所言属实。这样，汤老板就被释放了。那么，黄承议为什么要自杀呢？为此，殷贤铭、仇越两人对黄承议的历史情况开展了调查——
别看黄承议是个弱不禁风的肺结核患者，却是“一贯道”的狂热信徒，打从十二年前起，就长期担任“一贯道”的点传师。其点传的“一贯道”成员中，有山东地面上一度有头有脸的汉奸、“军统”“中统”特务、国民党军官、警官宪兵和恶霸，他跟这些有着特殊身份的徒众打得火热。从业已被捕的“一贯道”骨干分子的口供中发现黄承议还曾有大量反共言论。为此，根据市公安局“打击‘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办公室”的部署，黄承议已经被列入最近本市即将进行的第二次集中批捕人员的名单，他如果不死，不久就会被抓捕，然后接受人民的审判。比照对首批反动会道门组织骨干分子的处理情况，人民法院对其的量刑不会低于有期徒刑十年。
黄承议本人对此情况并不是毫无察觉。这段时间，不时有公安人员前来找他调查“一贯道”组织以及一些反动军警宪特分子的情况，再说他这人并不笨，当然会将那些已经被捕的“一贯道”骨干分子的罪行跟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进行比较。据说他最近还热衷于时事，积极阅读报纸、收听广播，碰上有干部模样的病家来“九源堂”抓药时，还亲自接待，问长问短，打听最新政策。另据“九源堂”汤老板、其他店员、黄承议的家人、亲朋反映，黄承议最近一个多月来显得心神不宁，严重时甚至精神恍惚。这样，可以认定黄承议因为自己的历史问题，已经处于惊弓之鸟的状态。至少有四人可以证明，黄承议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曾向他们吐露过轻生念头。
1月3日那天，刘巧玲拿着“施一帖”开的药方前往“九源堂”抓药时，因为汤老板正好不在店里，就由黄承议接待。由于精神恍惚，他竟然在药里多放了一份砒霜。随后，就发生了应靖波死亡事件。调查的触角伸到黄承议那里后，他还没来得及调整心态，就被侦查员带到了派出所。其时，黄承议并不知道“同养润药栈”向“九源堂”提供的是掺了一半面粉的伪劣产品，想当然地认为应靖波之死是因为服了他抓的药，以为这回公安局肯定不会放过他，必会新账老账一起清算，弄得不好给枪毙了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就想到了自杀并且立刻付诸实施了。
侦查员根据上述调查情况作出了黄承议在派出所自杀身亡的结论，分局、“九源堂”和其家属都认同了这个结论。“九源堂”的涉案嫌疑就此排除，当然，汤老板就黄承议多配了一份砒霜之事还是被区卫生科、区工商联责令作了检查。“施一帖”施大为则被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叫去，让其白天全天待在那里反省检讨，视其态度决定是否吊销他的行医执照。可是，“施一帖”的名气实在太大，区政府的一些干部有空就往他跟前凑，向其咨询，请其开方。三天下来，区政府领导终于发觉了，让他回家去写检讨。但施大为的检讨始终没有交上来，因为他已经决定停止在青岛执业行医，改去北方另作打算。后来听说他去了北京，在一家药厂工作，但不再问诊开方，而是做起了药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