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梁壁纯在洋泾破庙做了两年居士，后来，老僧病逝，临终留给他一些钱。梁壁纯以前跟着郭老板那党员老弟、留洋机械工程师学过修理钟表，寻思就以此为业吧。从此洋泾镇上就有了一个钟表摊，摊主名叫申继谷。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一片混乱，梁壁纯动了打听家人下落的念头。先雇人去嘉定打听，未果；寻思妻子儿女可能投奔黄渡娘家了，于是就另外请人去黄渡打听，果然在那里。于是，他悄然潜往黄渡，取碍联系后将全家秘密迁往洋泾定居。

梁壁纯做完上述陈述后，第三组请示领导如何处理，“悬办”领导请示局领导后，说先予留置，生活上可给予适当优待。

次日，1950年3月5日，第三组侦查员前往曹家渡调查。“曹家渡大旅社”还在，而且还是原班人马。侦查员试了试，梁壁纯所言不谬：他们没说“念漆”时，尽管出示了市公安局的证件，对方只是摇头；待到说了“念漆”，这才松口。了解下来，情况与梁壁纯所说的一致。

六、谁是十八年前的案犯3月6日，“悬办”第三组开会，对案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把梁壁纯所说的情况结合他跟家庭长达九年的断然分离、 “曹家渡大旅社”方面的证言等综合起来看， “特费”被劫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这样，目光就该转向十八年前那个寒冷的清晨发生于曹家渡桥头的抢劫巨案了。这是何人作的案？为何能铆得那么准，竟然一下子就盯上了梁壁纯，然后果断下手，抢的就是那个小皮箱？这难道是一起有专门针对性的抢劫案，就是为了抢劫梁壁纯运送的那笔“特费”而来的？

侦查员对此作了反复研究，最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第一，这是一桩由临时中央直接布置的极为重要的绝密使命，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养着那么多专门力量用来侦探此类机密的敌人一方尚且不知，江湖上的江洋大盗又是凭什么知晓这项机密的呢？第二，劫匪是在曹家渡码头盯上梁壁纯，将其骗上车后出了码头在曹家渡桥下手的，这说明对方并非与梁壁纯同时坐轮船从青浦来沪的旅客，这又可作为排除作案必然性的依据。第三，从劫匪作案的手段来看，他们所策划的那一套其实比较简单：先是冒充黄包车夫等候在码头上，待轮船靠岸旅客上来时，对众旅客进行迅速扫描，选准作案对象，上前招揽生意，诱骗目标上车后作案。黄包车上桥时，车速自然减缓，同案犯当即上前贴靠，这时无论是乘客还是可能出现的路人，都不会注意，更不会产生警惕，他们往往以为是有人相帮推一把助助力——那年头不学雷锋，这都是收费的，由车业公会统一给推车人一点儿报酬，车业公会的钱当然是向每个车行收取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说到底还是每辆车的车夫自己挣来的——而劫匪此刻就可迅疾下手，将沾了麻醉药物的帕子蒙住被害人的脸部，通常几秒钟就可令人失去知觉；也有挣扎的，那就要使用拳头或者钝器了，将人击昏。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烈性白酒乱洒一通，使受害人变成“醉鬼”，再拉到事先物色好的旅馆动手抢劫。

那么，应当怎样侦查这起历史悬案呢？侦查员的想法是：调查历史悬案，应该去找历史人物。这里所说的历史人物，就是旧上海的刑警。梁壁纯当年所遭遇的这种抢劫案，料想不会是上海滩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也许能从当年侦查过此类案件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或者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的捕探那里获得一些线索。

于是先去找民国二十年时管辖曹家渡的警事机构，可是，一打听却是有点儿小麻烦，这麻烦来自曹家渡所在的普陀区历史上的地理归属和行政管辖。上海市普陀区这个名称，是抗战胜利后才定下的，1945年先被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划定为上海市第十三区，次年改为普陀区。那么之前呢？之前的花头就大了，曾经划归过上海、宝山、昆山、嘉定等县以及法华、闸北、真如、彭浦、蒲松等区。另外，有一些区域还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时强行占领成为租界地界的。至于民国二十年本案发生时的案发地行政归属，则分为两个区：梁壁纯遇袭的曹家渡桥北侧桥头，属于真如区；实施抢劫的“曹家渡大旅社”，则属于法华区。第三组决定：就找普陀区、长宁区的旧刑警调查。

3月8日，第三组在长宁公安分局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十八名有着至少二十年从警经历的原法华、普陀警察局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旧刑警受邀前来参加。这些旧刑警中，有的建国后被公安局留用，继续干着刑侦工作，有的则在建国前或者建国后改行从事其他工作，也有的早在建国前就已经退休赋闲在家了。第三组组长蒋文增向他们说了发生于民国二十年冬的那起抢劫黄金案件（隐去了关于“特费”的内容），说请诸位前辈相帮分析一下那是一伙什么样的案犯。

这下可就热闹了。这些老刑警个个听说过当时发生过的同类抢劫案件，有一半以上还曾直接参与过对这种案件的侦查，有的破了，有的没破。归纳起来，侦查员得知民国二十年前后两三年，也就是1929年至1933年这段时间，上海滩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诸区都曾发生过麻醉抢劫案，作案手法各异，有的在人力车上下桥或者路坡时下手，然后把人拉到旅馆、破庙甚至临时租用的民宅内行劫；有的在开往宁波、南京的轮船二等以上舱房里下手；有的在饭馆的包房包厢里作案；还有的在戏院、电影院下手。此种犯罪，听上去似乎很厉害，其实技术含量很低，只要胆大妄为，手里拥有作案的必备工具人力车、麻醉药物，就可行动了。当然，还得具有确认对方肯定有货的眼力。这个，只要具备通常小偷扒手的经验就行了。1932年是此类案件的发案高峰期，受害者甚至包括国民政府高官的眷属、外国侨民以及来沪访问的外国官员及其随员。

1932年8月，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牵头、法租界公董局参与，提出上海的租界、华界警务机构联手打击麻醉抢劫犯罪活动的建议，获得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响应。于是，从9月1日开始，全市各中外军警机构联手行动。但那时警匪一家的现象绝非个别事例，另外还有帮会掺和，所以声势虽大，效果却微。不过，打击总比不打击好，麻醉抢劫犯罪活动毕竟收敛了一些。真正使这类犯罪活动发生率于次年初夏下降到低谷的原因，并非警方的打击，而是市民的防范意识不断增强，另外，因麻醉药物紧缺价格大幅度提高，导致案犯作案的机会大大降低，再加上上海滩的帮会以及犯罪团伙内部内讧不断，最后竟然就像有一个总头目下了一道严令似的，于一周之内大家都不去干麻醉抢劫了。

与会旧刑警回忆下来，在他们经办和听说过的麻醉抢劫案件中，并无此刻第三组要调查的内容。他们认为，按当时的案犯结构、行事风格、思维方式等来看，犯下曹家渡黄金劫案的那伙案犯，可能并非帮会中人，甚至也不是黑道中人，而只是几个受当时不断发生的麻醉药物抢劫案的传闻诱惑引发了贪婪之心的青年，纠合起来作下了这样一起巨案。他们作案的成功仅仅是一种巧合。

一个老刑警说： “我冒昧地打听一下，四位政府同志所说的被劫黄金数量巨大，究竟是多少？是不是超过五六十两了？”

蒋文增说： “实不相瞒，被劫黄金是超过百两的！”

老刑警说： “那这个案子肯定没有破获，也没有接到过报案，否则，别的不说，报纸还不大登特登了，甚至闹得全上海皆知！”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他的观点获得了所有与会刑警的认同。最后，这些旧刑警热心地为侦查员出主意：你们可以去提篮桥监狱向那些建国前就已经被判刑，以及虽是建国后被判刑但在建国前有过抢劫、盗窃案底的在押犯进行调查，也许，他们中有人曾经听说过什么人跟该案有涉也有可能啊。

第三组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协查通知发往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收到协查通知后，通过开会和监区广播对在押犯进行宣讲，要求凡是知晓1931年冬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线索的，随时可向政府检举，检举内容一旦查实，将视为重大立功表现，可以报请法院减刑或者提前释放。这项调查进行了三周多，监狱方面虽然向第三组提供了他们所了解到的多条由在押犯人提供的线索，可是，侦查员调查下来，要么落空，要么无法查下去。于是，这个原先寄予着很大希望的调查方式无疾而终。

4月7日， “曹家渡大旅社”的经理乐书秋忽然跑到市公安局来找第三组组长蒋文增，说前天晚上他值班，跟职工（就是以前的茶役）裘青聊天时说到当年那起案子，裘青说他前两天晚上睡觉时做梦，梦中见到了当初强盗作案时使用的那辆黄包车，是“大牌照”，号码是300169。乐经理初时也没在意，回家跟学医的儿子说起时，儿子说国外有科学家研究成果称，做梦中回忆到的情形很多是当初真实一幕的还原，把人催眠后与其进行对话，可以获取隐藏在潜意识中的事实真相。所以，儿子认为裘青所说的牌照号码可能是真实可信的。乐经理听儿子说得有鼻子有眼，于是就来向侦查员反映。

侦查员这边正陷于山穷水尽的境地，听说此事不禁产生了兴趣。他们四人都是山东老区过来的，从事公安工作最长的不过四年时间，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初中二年级，根本没接触过外国资料——国内的也还没机会接触哩。他们向市局技术处的留用老专家请教，专家说国外确实有过这方面的实践，应用于案件侦查、事件调查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效果的。于是，第三组就决定试着调查裘青梦到的那个牌照号码。

旧上海分为三个地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界当局都有权发放车辆牌照，不过各自发放的通行范围仅限本界。这样，就给各类车辆的全市通行造成不便。于是， “三界”当局经过协商，决定发放一种区别于本界而可以全市通行的牌照，这就是“大牌照”。乐书秋反映的涉案黄包车的牌照就是那种牌照，从打头数码30来看，还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案犯曾经对梁壁纯说过“这辆车是去年的新车”， “去年”就是1930年， “大牌照”是统一由公共租界发放的，租界当局采用的是西历——就是阳历，30系1930年的简称。后面的0169，大约是1930年发放的第169块牌照。

侦查员了解下来，抗战胜利后，公共租界的一应档案资料均交给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后，这些资料留下来到了我们的公安局手里。于是就去市局交警处查询，得知有这部分资料，还原封不动放在那里。侦查员于是就去翻阅，查了两天，总算查到了300169“大牌照”黄包车的车主，是公共租界北京路上的“云间跳舞学校”老板曹胜林。

往下，就是寻找曹胜林其人了。四个侦查员从4月14日开始寻找，一直找到5月上旬，方才找到曹胜林——他已搬迁去了苏州，改行做了乐器厂的厂长。问下来，曹胜林承认他以前有过那样一辆黄包车。那么，1931年12月上旬那个时段，那辆车给谁使用了？曹说没给谁使用啊，一直是我自己在用，那是我的私家车，我干吗自己不用给别人去用呢？侦查员问有谁可以证明，曹说要么你们去问我的车夫吧。

车夫老凌在上海，这时已经翻身当了主人，是人力车行业工会的脱产委员了。侦查员找到他了解下来，证实曹胜林说属实。这样，线索就断了。

第三组人人沮丧，但还是得打起精神继续盘算该怎么行动，议来议去，寻思监狱调查过了，没有获得线索；看守所还没有调查过，全市二十余家看守所的人犯中是否有人有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的线索呢？

正当侦查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线索出现了！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七、大盗伏法

前面说过，3月8日，“悬办”第三组曾经召集了十八名建国前供职于国民党警察局、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的旧刑警开过一个座谈会，相帮分析案情。线索的发现，就是跟当时的一位与会者相关的。这个与会者名叫曾丰，五十四岁，原是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华捕，从1923年一直干到1943年法租界被收回为止，然后就离开了警界，去一家船舶修理厂当管理人员，管的是安保工作，相当于现在的企业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当到上海解放，曾丰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就不再去上班，在家里赋闲。今年3月间第三组邀请他去参加座谈会时他就在休养阶段。

座谈会参加过后，曾丰继续休养。休养到5月头上，一天半夜忽然有人敲门，进来了几个公安局的便衣，问明姓名、籍贯、年龄后，就把他带走了。去哪里？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犯了什么事儿呢？曾丰自己也弄不明白。

—个星期后，等来了第一次提审。曾丰这才知道原来不是他犯了事，而是要问他当年几个巡捕房同事的事儿。那几个同事，是和曾丰一起考进法租界巡捕房的，有的进了政治部，办的是政治案子，有的和曾丰一样进了刑事部，当了刑警。因为是一起进门的，所以几个人很谈得来，还曾磕头结拜了兄弟。后来，法租界被收回，巡捕房转为汪伪政权的警察局，大家也就各自散伙，好像只有—个留下来替汪伪政权效力的，后来又干过国民党的警察，再后来，上海解放了，谁也不知道谁了。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一处的民警要曾丰交代当年他的那几个同事在法租界办过的几起案件。曾丰压根儿就没有办理过跟政治相关的案子，觉得实在没啥可交代的，但这事光靠口头说没用，又找不到旁证，于是寻思只好坐牢了，坐到警方调查清楚为止。

曾丰坐的班房属于第二看守所里的一个大监房。其时解放不过一年，还在清理阶段，抓的人多而杂，曾丰那监房一共关了二十来个人犯。那时候看守所还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犯待在里面不需要劳动，整天除了等着提审、吃饭，就是闲磕牙瞎聊天消磨时间。同监的人犯听说这个老头儿以前乃是巡捕房的刑警，如获至宝，都盯着请他聊聊以前破案的事儿。曾丰闲着也是闲着，就跟人家聊了起来。聊了几日，有一次就说到了曹家渡那桩黄金抢劫案。曾丰毕竟是老刑警，看似信口开河随便说说，心里却明白，每个案件都是按照他所知晓的事实说，这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也是这样，他说这是1931年入冬后没几天发生的，当时竟然没有报案，案子一直拖到解放后，如今共产党的警察在进行调查。

说这个案子那天是1950年5月10日。过了一天，有个同监人犯悄悄把曾丰扯到监房一角，向他咨询一个政策问题：人民政府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如果有谁检举像您老昨天说的那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那样的解放前的案子，算是立功吗？

曾丰是老刑警，一听顿时明白有戏，于是说这个自然，现在是人民政府在办该案，谁为公安提供线索协助破案，那当然是立功行为。小老弟你若是知道那个案子的线索，倒还真是值得检举一下的，肯定有好处啊！这样吧，反正咱有的是时间，你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你出个主意，看应该怎样检举——这检举也有说法的，以前旧社会有人检举不得法，不但没有好处，还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呢！

对方吓了一跳，于是就把情况一五一十向曾丰和盘托出——这个人犯名叫冯安宝，三十四岁，资本家出身，他的老爸冯定飞是开机修厂的，以维修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为主，因为是以修理摩托车起家的，所以行业内给其起个名号叫作“摩托阿飞”——阿飞是昵称，并不是说他是花花公子。而他唯一的儿子、此刻正准备提供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线索的冯安宝，倒是一个纨绔子弟，喜欢拈花惹草，这次就是因为被控强奸而折进局子的。

冯安宝要说的是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事儿，那年他虚岁十五，因为小时候患过“奶痨”，发育不良，所以十五岁的少年看上去也就不过十二岁样子。冯安宝有个表兄，名叫吉家贵，长其十岁，那年二十五了，已经娶妻，那是家里给他张罗的。但他似乎对家庭生活并无多大兴趣，喜好的是结交朋友，舞枪弄棍，做过几份工作，但多做不长。1931年的时候，吉家贵刚刚辞去一家舞厅看门人的工作，说要考察市场，改行做生意了。

冯安宝年少体弱，却好动调皮，平时在外面玩耍时免不了受人家的欺负。他吃了亏，就告诉吉家贵，让表兄替他出头。吉家贵是会国术的，又有一帮子朋友，所以只要他出面，别说对方也是少年了，就是把老爸抬出来，人家也得服帖。而吉家贵呢，贡献也不是白白作的，他的家境远不如表弟，就时不时到阿姨家来蹭饭，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还经常怂恿表弟向家里要钱买这买那，买的自然都是他需要的东西。冯安宝是独生子，娇生惯养，家里谁都顺着他，反正他只要跟着表兄折腾，随便叫他干什么都是愿意的。

1931年10月16日是冯安宝的十五岁生日，家里自要好好庆贺一番。早在前几天就开始筹备了，刚从舞厅辞职的无业人员吉家贵自然要来帮忙，于是就住进了冯家。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竟然一直住到12月上旬。对于冯安宝来说，那是极欢迎之事，因为这个表哥太会玩了，而且还会邀请他的两个结拜兄弟阿古、小克来一起玩。那二位比吉家贵小两三岁，也是习练国术之人，当然，和吉家贵一样不过是“三脚猫”，略懂些皮毛而已。

冯安宝记得那段时间表哥经常玩的就是拉黄包车。冯安宝的老爸“摩托阿飞”六七年前置办了一辆私家黄包车，那是一辆二手车，用到1930年就换了一辆崭新的日本进口的新车。“摩托阿飞”的财运似乎很好，仅仅过了一年又有了一辆七成新的轿车，那是人家作为债务抵押给他的。小轿车进门后，那辆黄包车按照通常人家的处理方式，就要“出送”（沪语，送出门处理掉之意）了。可是，由于冯安宝跟着表哥他们把黄包车作为玩具拉着玩，家里就同意他的要求先把车子留着，等他们玩厌了再“出送”。

这样玩了两个来月，吉家贵、阿古、小克三个已经能把车拉得像模像样了，特别是阿古，一招一式活脱就像职业车夫。而冯安宝呢，渐渐就玩厌了，他不拉车，当乘客。坐黄包车对于冯少爷来说并不新鲜，因为家里有私家车，他以前想坐时就让车夫拉他去哪里兜一圈的，早就不当一回事了。再说，天气冷了，坐车有风，倒不如坐在家里怀里抱着个手炉舒服，况且他还要上学，快到年底了，功课也比较紧张。这样，他也就不大热心了。而吉家贵他们还是乐此不疲，最后干脆把黄包车拉回自己家去玩了。

这样，这辆黄包车一直拉到大约这年的12月上旬的某天，吉家贵忽然把车擦拭得光洁一新地送回来了。从此，吉家贵对黄包车就不感兴趣了，而且人也不大过来了。整个寒假，冯安宝一直盼望着表哥过来带他出去玩玩，或者叫几个朋友来家里玩玩扑克打打康乐球也好，可是，吉家贵除了过年时和其父母来拜年以外，整个寒假影子都不见。后来听说吉家贵去做生意了，在公共租界开了一家“吉家欢南货店”，竟然经营得很好，几年后还在城隍庙旁边另开了一家分号。

而冯安宝呢，老爸的生意倒还是做得风声水起，即使抗战时也没受影响，而且竟然在胜利后未曾被国民党方面作为“汉奸”来敲诈，简直是一个奇迹。可是，渐长渐大的冯安宝却不成器，成了一个纨绔子弟。尽管十年前冯安宝就已经结婚，而且早已有子女，可是他什么职业都不干，整日就是吃喝玩乐，重点是玩，以玩女人为主。这在旧社会还可混混，到了新社会就不行了。终于，他被人告进了公安局，说是强奸，于是就直接由市局治安处下令拘捕。这在当时通常是市中级法院直接承办的刑案，判刑至少十年。冯安宝初时尚不知晓，时间稍长方知大事不好。于是他开始关心自己的命运，听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于是就挖空心思想立功，只是因为他以前在社会上一起厮混的都是小开，没有罪行可以检举。这回听曾丰在监房里聊起曹家渡黄金抢劫案，不知怎么由案犯作案时使用的那辆“去年的新车”联想起当年自己家里的那辆黄包车，寻思那不是有点儿像吗？时间也对得上号，还有案犯人数也是三个。当下心念一动，就想那起抢劫黄金巨案不知是不是表哥和阿古、小克他们三个作的。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当下，曾丰听冯安宝如此这般说下来，寻思听上去有点儿像，不过以他的办案经验，这种举报的准确性是比较低的，尤其是举报人在知晓案情后的举报内容，往往容易有意无意地朝案情方向靠。所以，是真是假，得由公安局调查。曾丰于是就对冯安宝说，这案子太大了，你可以要求直接向看守所所长报告。

看守所所长接到冯安宝的检举后，立刻跟市局 “悬办”取得联系。第三组立马全体出动，于5月11日夜审检举人冯安宝。侦查员在认真听取了冯安宝的当面举报内容后，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家的那辆黄包车是什么牌照？”

“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的大牌照，号码是300196。”

四个侦查员几乎同时一个激灵： “曹家渡大旅社”提供的也是公共租界“大牌照”，号码是300169，看来是茶役错把尾数96记成69了。这后面有戏！

侦查员当即调集了数名警察，立刻出动，连夜拘留了“吉家欢南货店”老板吉家贵，同时对其住所和店铺予以搜查，搜得白铜盒—个，后经梁壁纯与刘志纯辨认，正是当年经手交割的那个。

吉家贵被捕后，对这桩已经相隔十九年零五个月的抢劫巨案作了交代一案犯一共三人，除他之外是其狐朋狗友刘阿古（阿古）、庄克（小克）；策划者是他，其动机是筹款开店，原准备作案多次，筹足款项方可歇手，哪知一出手就是一百二十两黄 人各获四十两后就此歇手。

向表弟冯安宝家借黄包车玩耍，纯是为筹备作案工具，以及学习拉车，作案后即把黄包车还给冯家。为防止引起外界怀疑，三人从此就基本不接触。抗战胜利后，吉家贵曾在外滩偶遇阿古，方知小克已死，阿古现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商行。

1950年5月12日晨七时，第三组拘捕了另一案犯刘阿古，并对其所开的五金行及住宅进行了搜查，未获赃物，但有黄金首饰十四件，疑系用其所劫黄金打造，遂予没收。

另一案犯庄克，生前住卢家湾区杜家园蟠桃坊，侦查员登门，得知庄克于1934年经人介绍，拜海上闻人杜月笙为师，1937年抗战伊始受杜派遣参加由戴笠组建的“抗日别动军”，次年与日寇作战时阵亡，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侦查员对庄宅进行搜查，其父母主动交出庄克1937年参加“别动军”时交给他们保存的两根“大条”——黄金二十两。这两根“大条”经侦查员请当年瑞金县城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至此，这起发生于1931年的巨案终于破获。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当时尚未有“玩忽职守”、 “重大责任事故”等相应的罪名，他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决的，但判决后却将其释放了，以“反革命分子”身份交由地方监督管制，于1959年病殁。

因检举而立功的小开冯安宝半年后释放；旧刑警曾丰的行为也被视为“立功”，且经调查认定其确实与原同事无涉，于当年7月间释放，由区政府将其安排到物资公司当了一名看门人。
特别经费失踪之谜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迟婴


1949年7月下旬，留守南京的原加拿大驻中华民国使馆的一辆高级轿车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于光天化日之下的闹市之中突然失踪！
这是一起意在破坏我新生人民政权名誉、形象的政治性案件，还是一起纯为谋取财物的普通刑事案件，或者是一起隐藏着其他动因的复杂案件？这，引起了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刘伯承的重视，当即下令进行专案侦查……


一

1949年7月31日下午，一个健壮的外国男子下车来到原民国“总统府”大门前，当他被站岗的警卫人员拦截下后，不等警卫发问，便气咻咻地说要求立刻面见市长刘伯承将军，声称有要事当面反映。
带班的警卫班长把这个外国男子让到了岗亭旁边的一株大树下，对于这个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外国人不禁感到好奇。询问之下，对方出示证件表明自己是原加拿大驻中华民国使馆的三等秘书，名叫安博盖克。再询问对方为何事要求面见刘伯承市长时，安博盖克却不肯吐露原因，只是再三表示这件事必须当面对刘伯承将军反映。

尽管对方是被我方推翻的反动政府的邦交国外交官员，但毕竟是外国人，根据解放军进城前所学习的相关政策和纪律规定，外交无小事，凡是涉及外国人的事情，都必须向上级汇报请示。于是，这位班长就往里打电话汇报了这一情况。
这天，刘伯承不在南京，应陈毅之邀前往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去了。退一步说，即使刘伯承在南京，也不可能亲自接见一个前加拿大使馆三等秘书。据安博盖克回国后所写的回忆文章中所说的，他被让进与大门相连的一间屋子坐等了大约10分钟，出来了一位军官，后面跟着一个警卫模样的青年战士，对方自我介绍姓沈，名真光，没有说到职务，只说他能代表南京市军管会跟他进行谈话，刘市长公务繁忙，无暇亲自接待。请安博盖克考虑，如果他的事情只能向刘市长反映的话，那可以通过书面方式，一定稳妥转交；如果可以通过口头方式转报的，那就请向接待人员谈。
安博盖克稍一考虑，就放弃了初衷，说那我就向您反映，请您务必尽快转报市长先生。“我要向市长先生反映，3天前，我使馆的一辆轿车失窃，当时我就去你们的公安局报了案，但是至今竟然没有任何消息！这3天里，我向当时接待我的那位警务人员打过多次电话，他只是说让我耐心等待。我通过其他途径进行了打听，意外得知这位警员在接到我的报案后竟然按兵不动，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我不禁想到以前管理南京治安的国民政府的首都警察厅，尽管他们的工作很有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可是他们在前年对于美国司徒雷登先生的轿车失窃案的侦查工作是积极到位的。所以，我要向你们提出疑问：你们如果没有能力管理南京这样一个大都市，那你们为什么要动用兵力把国民政府的首都攻打下来呢？”
沈真光一听，脸色顿时严峻起来，马上打开手里的本子，请安博盖克把全部情况详细叙述一遍。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向外界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早在一月之前，孙科已经接替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孙科上任后，就动起了将“行政院”迁往广州的脑筋，并且付诸实施。为此，李宗仁跟孙科发生了被史学家称为“府院之争”的矛盾。等到矛盾缓和，孙科想把“行政院”重新迁回南京时，人民解放军早已在长江北边饮马磨刀了。鉴于南京全城均在解放军的远程大炮射程之内，那些驻在“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的外国使领馆就随时准备迅即撤离，或赴广州，或索性回国。这些想离开南京的使领馆中，加拿大是其一。但是，在南京的馆舍总是需要有专人看守和管理的，于是，安博盖克就以使馆驻守南京代表的身份留了下来。
同时被指定留驻南京使馆的还有两名加拿大外交雇员，以及原本就在使馆工作的几名中国厨师、花匠、杂役、门卫。这样，安博盖克的使命就由原先的三等秘书变成了“代理全权大使”，不但负责对外的一应交涉，还兼着财务和后勤工作。他掌管着留守馆舍的钱财，每天开车去采办伙食原料或者日常用品。3天前的上午9点，安博盖克照例驾驶着使馆留下的唯一一辆轿车出去办事和采买物品。跟他一起出去的，是加拿大雇员迪尼小姐和中国杂役仇鹤宝。3人先去购买了副食品，然后去鼓楼那边的一家邮局发了份电报。
从邮电局出来，应当是返回使馆了，但仇鹤宝提出因使馆水电维修需要购买一些五金配件。安博盖克于是就把车子开到了“新新百货公司”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停了，3人下了车前往百货公司去选购。不料，这家公司最近已经取消了供应五金配件的业务，3人只得退了出来。从下车到重新回到停车的空地上，前后一共不会超过5分钟的，可是，当他们返回空地时，却是一个激灵：那辆加拿大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福特1947”黑色轿车竟然已经不见影踪了！
最初一瞬间，他们3人都以为走错了方向，来到了另一块空地上了。安博盖克和迪尼正团团打转辨认方向时，仇鹤宝已经反应过来了，说新新百货公司旁边就这样一块空地，刚才汽车就是停在那根电线杆东边的，不会有错的。这样，问题就来了：他们的轿车到哪里去了？安博盖克最先反应过来，叫了一声“上帝啊”便往马路方向奔去，另两位稍一愣怔也紧紧尾随。可是，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马车中哪有福特轿车的影子呢？
这样，就只有报案了。于是，安博盖克就去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报案。接待他的是一位名叫俞小耿的刑警，他查看了安博盖克出示的证件，粗略地听取了轿车失窃经过，草草做了一份笔录，让安博盖克签了名字，然后叫他回使馆等候消息。
原加拿大驻中华民国使馆的其他车辆在撤离南京时，都已经开往广州了，这辆“福特1947”是使馆唯一的交通工具。安博盖克想想如果不能找回，那今后就没有车可代步了，除此之外，他还考虑到丢了这样一辆价值不菲的新轿车，以后怎么向国内交待！所以，他的心情之糟是可想而知的。之后，他一日数次往鼓楼分局打电话，向刑警俞小耿询问是否找回了轿车，每次得到的都是不痛不痒的回答。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今天中午，当安博盖克再次给俞小耿打电话得知还是没有什么结果时，不禁大恼，差点把话筒给摔了。在一边打扫卫生的仇鹤宝说，安博盖克先生你可能不知道，那个接待你的刑警其实根本没有采取过任何侦查行动，甚至连报也没向上级报过。安博盖克便问仇鹤宝是怎么知道的，仇鹤宝说他的一位邻居就是鼓楼分局的留用警察，也是刑警队的，昨天晚上来他家借石磨时闲聊起来说的。
安博盖克听了顿时大怒，用英语大发了一通牢骚，然后才问仇鹤宝，你知道你们中国的警察局该由哪个机构管吗？仇鹤宝说，我听电台播报新闻时说到公安局时总是称“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那看来应当是市政府管的吧。安博盖克说，那我就去找南京市市长刘伯承将军反映此事。
这样，安博盖克就雇了辆马车来到了市政府请求面见刘伯承市长了。
当下，沈真光听安博盖克如此这般说了情况，不禁暗自愣怔，这倒不是为光天化日之下一辆轿车眨眼间不翼而飞，而是对鼓楼分局的那位刑警俞小耿的行为觉得不可思议。但他没有把这种想法表现出来，不露声色地把安博盖克的陈述记录下来后，请对方过目，说如果记录内容属实的话就请签名，我将尽快向刘市长反映你的情况，并把处理结果及时告知你。同时，我对于你的这个不幸遭遇表示同情。
安博盖克对于沈真光的回答还是满意的，心里也就消了气，说那我就回去等候沈先生的消息。
当天晚上10点，刘伯承从上海返回南京，照例听取了秘书的例行工作汇报，得知了安博盖克报案之事，当即召来接待安博盖克的沈真光面询情况。沈真光在安博盖克离去后，感到此事不是寻常小事，已经亲往鼓楼分局了解情况。
原来，那个接受安博盖克报案的刑警俞小耿不过是个20岁的小警察，17岁初中毕业后经人介绍进入“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鼓楼分局当了一名刑警。南京解放后，他被作为留用人员继续留在分局刑警队。这段时间里，俞小耿受解放后的新形势影响，非常积极地追求进步，还生吞活剥地阅读了若干马列主义著作，还打了入团申请报告。根据俞小耿的理解，国民党政府是反动政府，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所以，凡是跟这个政府有邦交关系的国家就都是人民的敌人，加拿大当然也不例外。在他看来，人民政府允许原加拿大驻国民党政府使馆馆址的存在、人员的平安就已经是天大开恩了，人民政府的公安局没有为这些洋反动分子服务的义务。因此，当安博盖克向他报案时，他虽然勉强按工作程序进行了，但却故意把这个案子扣压了下来，既不向刑警队长报告，也不拿到每天例行举行的案情通报会上去通报，而是悄然压了下来。
当下，刘伯承听了沈真光的汇报，简直给弄了个哭笑不得，说这小伙子还以为他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利益才这样做的呢，殊不料已经犯下错误了，当然，这责任不全在他身上。看来，这是我们对于马列主义的普及教育工作做得有问题了。这类涉外案子，关系到我们中共对于新解放的大都市的管理水平和树立什么样的形象的大问题，不是小事啊，必须慎重而慎重。那辆轿车已经丢失3天了，如果窃车者当时就驾车离开了南京，现在也不知开到何处去了。看来，这已经不是一个很容易就能侦破的案子了，所以，鼓楼分局能否有把握迅速侦破还是个问题，还是让南京市公安局直接负责侦查吧。
刘伯承于是就指示秘书给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周兴打电话，要求市公安局重视对该案的侦破。周兴是一位1925年就入党的老革命了，参加过南昌起义，从1931年开始就从事保卫工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公安。周兴在刘伯承的指示下达前，就已经知道加拿大使馆轿车失窃案了，这是沈真光下午去鼓楼分局了解情况后，分局领导知道了俞小耿所犯的过失可能影响不小，所以，在当晚去市局进行例行工作汇报时就向周兴报告了此事。汇报结束后，周兴留下了鼓楼分局的两位领导，正在谈话时，接到了刘伯承的指示。
周兴决定组建专案组进行专案侦查，于是便召来市局政治保卫和刑事侦查条线的负责人，一番商议后，决定抽调7名同志组成“福特轿车失窃案”专案侦查组，立刻着手进行侦查。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二

当时的南京市公安局的全称是“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刑事侦查处下辖的刑警中大部分都是原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的留用人员，其中有一部分是原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成员或者外围进步人员。在民国时期的国民党警察系统，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的刑事侦查一直处于名列前茅水平，曾经侦破过不少当时轰动海内外的刑事案子，其中包括“神秘女飞贼案”、“司徒雷登座车失窃案”等，积累了一套刑事侦查方面的技术经验。因此，周兴局长在抽调“福特轿车失窃案”专案侦查组人员时，要求动用几名具有丰富刑侦经验的留用刑警。这样，7名专案人员中，有3位是留用刑警，其中金默亭是原中共地下党员，小邓是原地下团员，还有一位姓林的也是进步分子。
专案组长封克全是随同周兴局长一起从陕西来南京的人员之一，抗日战争时就已参加革命，曾经当过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兼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周兴的警卫员，解放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社会部、公安部当侦查员，对于侦破各类案件都具有一定经验。他在当天午夜被上级从睡梦中唤醒接受任务后，当即会同副组长金默亭紧急召集专案组成员举行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议。最先受理安博盖克报案的俞小耿也被封克全打电话让鼓楼分局紧急通知前来市局介绍案情。
当时侦查案件的思路，通常都是先要分析案件的性质。“福特轿车失窃案”是一起属于什么性质的案件？会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可能是政治性质的案件，作案动机是破坏我新生政权的社会治安秩序，乘机造谣，扰乱人心；另一种认为是刑事案件，作案动机就是为了谋财。
双方正在各自充分发表自己的分析判断时，公安局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是奉周局长之命向专案组通报一个刚获悉的情报，供专案组分析案情时作参考：西方外电从昨天中午开始，已经在报道和评论发生在中国南京市的加拿大外交官员轿车失窃案了；广州、重庆、成都等尚处于国民党控制城市的官方报纸也对该案有报道；而香港由国民党特务机构控制的《新时间快报》则别有用心地开始刊登1947年被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破获的《司徒雷登轿车失窃案侦破记》连载了。
这个情报给专案人员的案情分析一个提示，于是认为是政治性案件的一方有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另一方于是也就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意先从政治性案件方面进行考虑。接着就进入了具体分析案情阶段，先让等候在会议室外面的俞小耿进来向与会人员介绍案情。俞小耿已经知道自己的行为竟然惊动了刘伯承，而且分局领导的脸色也非常不好看，此刻颇有些忐忑不安，说话不大连贯。封克全让他不必紧张，把一应情况说一遍就可以了。于是他渐渐镇定下来，翻看着当时的报案记录，回忆着安博盖克当时的叙述，尽可能详细地把情况叙述了一遍。
专案人员把俞小耿介绍的案情理了理，熟悉南京全城地理的专案组副组长金默亭在一块黑板上迅速画出了现场平面图，众人开始发表意见，以下内容引起了众人的重视——
据失主介绍，这辆失窃的“福特1947”的车门和引擎钥匙都是由美国福特公司提供的享有专利权的最新产品，即使作案者有万能钥匙，也很难想象能在短短数分钟内就能对付得了，因此，估计作案者很可能备有比万能钥匙还可靠有效的另一种开锁工具。
即使作案者手里掌握着能够打开这辆轿车的复配钥匙，也不可能这么巧正好在现场候得安博盖克驾驶着福特轿车过去，所以，由此判断作案者可能是事先知道安博盖克要去“新新百货公司”购物。他(或者他们)是如何知道这一情况的？看来，只有知晓安博盖克要外出购物的原加拿大使馆内部人员向作案者泄露。
如果作案者是用复制的钥匙解决了车门和引擎锁具的，那么，也只有原加拿大使馆内部的人员才能实施这一行动。因此，看来，作案者是有内线配合，而内线则是现在还供职于原加拿大使馆的那几个中外雇员。
封克全想了想，再次把俞小耿叫了进来，让这个年轻刑警回忆一下安博盖克报案时对于去“新新百货公司”购物的说法。俞小耿睁大眼睛想了片刻，说他记得安博盖克当时说是那个杂役仇鹤宝提出需要购买五金配件的，安博盖克问去哪里购买，是仇鹤宝说的去“新新百货公司”。
于是，疑点就定到了使馆杂役仇鹤宝的身上。
次日中午，一份仇鹤宝的材料就送到了专案组组长封克全的面前：仇鹤宝，35岁，其父是海员，早年在数艘加拿大海轮上当过厨师，抗日战争期间曾逗留美国，并受聘于美国巡洋舰“上帝之星”号上当大厨。仇鹤宝本人自幼顽劣，小学时号称“打架大王”，进初中后劣性不改，初二时被学校开除。之后，仇鹤宝索性在社会上游荡，伙同一帮地痞斗殴敲诈出了名，还跟其中6人结拜弟兄，成为南京小有名气的“水西门七兄弟”的老二。1937年12月日军攻打南京时，“水西门七兄弟”倒是爱国热情高涨，主动要求跟国军一起抗敌，结果其中3人战死，仇鹤宝等4人却是福星高照，连小伤也没有受一下。国军撤退时，仇鹤宝4人跟着离开了南京，从而逃过了南京大屠杀。4人到了武汉，那3名结拜弟兄都参加了“军统”，当了特务。仇鹤宝没有跟着走，而是投奔了汉口一家洋行的一个跟其父有换帖之谊的襄理，在那里当了一名杂役，一直做到抗战胜利才重新返回南京，其时他已经娶妻生子。仇鹤宝返回南京后不久，其父也从美国回来了。仇鹤宝便要求老爸替他想想下一步应该如何走，老爸说过一程再说吧。不到一周，老爸就通知仇鹤宝，让他去加拿大驻国民政府使馆当杂役。那里的一位武官是他父亲的朋友，已经跟人家说好了。就这样，仇鹤宝便去了加拿大使馆做起了杂役。从此倒是太平无事，一直平平稳稳干到现在。而仇鹤宝的那3位参加了“军统”的结拜弟兄，后来都成为“军统”以及由“军统”演变的“国防部”保密局的校级特务，抗战胜利后还是跟仇鹤宝保持着联系，一直到南京解放前一个多月，邻居还看见其中一位佩戴中校衔章的在“水西门七兄弟”中位居老五的前来拜访仇鹤宝，一口一个“二哥”叫得十分恭敬。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专案组一讨论，更增加了对仇鹤宝的怀疑，因为这主儿既有非同一般的海外关系，又有着跟国民党特务军官称兄道弟的亲热。这种角色，让他配合着特务干一桩破坏活儿，自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一口答应的了。
专案人员进一步推断：如果仇鹤宝确实跟本案有关，充当着盗窃福特轿车案的内线帮凶，那么，他会在本案中如何运作？
安博盖克被悄然请到了市公安局，由专案组正副组长封克全和金默亭当面对其作了一番调查。安博盖克见中共警察对于该案非常重视，很是高兴，一边表示感谢，一边尽可能详细地回答着专案人员预先拟定的问题。出于慎重，交谈中自始至终没有透露对于仇鹤宝的怀疑。
送走了安博盖克，专案人员立刻进行了案情分析，认为如果确是仇鹤宝参与作案，那么从安博盖克提供的情况看来，由于他那天出去办事事先并没有通知过使馆内的任何人员，只是在决定出发前大约半个小时才对迪尼说了，并让她去通知一名中国杂役一起出去。安博盖克并没有指定具体通知哪一位杂役随同出去，而是由迪尼自行决定。这是使馆多年来的一贯做法，加拿大雇员迪尼也熟悉了这种惯例。这样，仇鹤宝在接到迪尼的通知后，为使同案者尽快作好下手准备，他就必须马上把消息传递出去。
仇鹤宝传递消息的渠道有以下两条：当面告知或者打电话。专案组认为，如果之前对于仇鹤宝的分析判断没有差错的话，只要以此作为突破口进行调查，那就能够获得破案线索。
精通英语并富有侦查经验的金默亭和侦查员老汪、小吕奉命前往原加拿大使馆进行相关调查。3人接触了包括安博盖克在内的原使馆的全部中外留守人员，就在安博盖克通知迪尼准备外出之后是否有人离开使馆或者使用过电话一事进行了不露声色的调查。
看门人高老头已经年届六旬，一看便知是那种绝对忠于职守和对主人忠诚不二的老式旧派义仆类的角色。令侦查员感到意外的是，高老头的儿子竟然是抗战初期参加的新四军，现在苏北行政公署，干的也是公安工作。这使双方顿时多了一份亲近感和信任感，高老头也乐意配合调查。据他回忆，在那个特定的时段里，没有任何人外出过，也没有外人来过。而他这个门卫室里的电话机，只能拨打内线，所以，另一项内容的调查就跟他没有关系了。
与此同时，侦查员还在调查这个时段内是否有人拨打过电话。其实，这时另外一路侦查员已经去电话局查询这个问题了。这边调查还没有结束时，侦查员小邓已经骑着摩托车过来，悄然向金默亭报告了查询结果：案发那天上午的那个时段里，原使馆的一个电话机确实向外拨打过电话。但由于电话局那边的机房正在检修，自动记录仪器停止了工作，所以不能显示拨打的是哪个电话号码。
这使金默亭很是兴奋，觉得心里有了底。正好此时又获得一个情况，使馆的另一加拿大雇员埃丽娜小姐在回答侦查员的询问时反映：那个时间她从楼梯上往下走时，听见楼下的过道里有人在打电话，是一个男子的声音，说的是中国话，可是她无法判定是谁。埃丽娜小姐是8个月前才从温哥华来华工作的，具体岗位是整理使馆的文字档案，那是一个不需要通晓汉语的岗位，因此，她不会汉语。又因为那是一个需要整天待在室内不需要跟使馆内的中国杂役打交道的岗位，而她又是一个非常矜持的贵族式小姐，因此，她一直到现在连使馆一共有几名中国雇员也弄不清楚。
金默亭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自然知道趁热打铁的必要性，于是马上和两名助手分别找除仇鹤宝以外的其他几名中国杂役谈话，要求他们回忆一下各自在那天的那个时段在干什么。很快就有了收获，那个姓马的花匠在跟侦查员老汪聊天似的谈话中无意间说到，他去使馆主楼给鲜花浇水时，正好看到仇鹤宝在过道里打电话，仇鹤宝看见他进门，说了一句“那就这样吧”就挂断了电话，然后热情地跟他招呼，掏出香烟请他抽。
金默亭考虑后，决定跟仇鹤宝当面谈一谈，看看他对打电话一事是否承认、如何解释。仇鹤宝对于打电话一节很爽快地承认了，说他确实是在迪尼小姐通知他一会儿准备跟安博盖克先生去购物后往外面打过一个电话。电话是打给他的一位亲戚的。亲戚姓什么叫什么？从事什么职业住在哪里？跟其通话时说了些什么内容？仇鹤宝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物，他面对着金默亭虽然表面客气但内里却是隐藏着玄机的这番问话竟然显得从容自然，一边抽着金默亭递过去的香烟，一边打着哈哈说看来你们警察有点怀疑我跟这个案子搭界了，那我更应该把详细情况奉告你们了。于是就作了一番解释性的回答：亲戚其实是其堂弟，比他小两岁，在逸飞路开着一家“定胜商行”，原是做棉花生意的，现在看看这生意好像不大景气，就决定改做海产品。因为知道伯父即仇鹤宝的父亲是跑了一辈子海洋的人，便登门拜访，请求介绍一些熟识的朋友，也好指导如何入行。仇鹤宝父亲答应联系联系看，老人往上海跑了一趟，就给联系上了一个当初曾经一起在外国海轮上待过、现已成为小有名气的海产品老板的朋友郭某。老人昨晚返回南京家中后就对仇鹤宝说了此事，嘱其通知堂弟。仇鹤宝的这个电话，就是打给那位堂弟的，对方的电话是商行的。
金默亭见仇鹤宝侃侃道来，没有一点慌张，心里反倒愈加起疑了，寻思这主儿乃是一个闯过三关六码头、见多识广的角色，如果这个案子又确实如案情分析会上所估计的是政治性质的破坏案件，那么，他背后的特务肯定已经早跟其商量过如何应对调查了。于是，也不多跟他啰唆，说你先待着别离开，我们这就派人去你家里和“定胜商行”调查，看你所说的是否属实。
当下，金默亭就派两名助手分头前往两处调查。仇鹤宝的父亲和堂弟的一番说法跟仇鹤宝没有什么两样。这样，至少是从表面上看来，仇鹤宝是没有参与这个案件的任何证据了。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三

金默亭3人返回市局，把情况向封克全一说。封克全有点意外，说这件事我们分析得好好的，很有可能跟加拿大原使馆内部人员有关系，现在最有疑点的仇鹤宝不存在疑点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老金同志我们再商量着看看。
封克全和金默亭两人在办公室关着门密议了一阵，议来议去总觉得案件应当跟使馆内部人员有关联。两人各自拿了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划拉着，最后，封克全想到了一个思路，说是否会是加拿大原使馆内部已经被解雇了的雇员在起着什么作用啊！这些人员应该都是熟悉使馆那一套日常运作内容的，如果其中有人打定主意要动那辆福特轿车的脑筋，那么，肯定是知道使馆留守人员会驾着轿车外出采购东西的，那也就不必跟使馆现有的留守人员勾结了，只要在使馆附近设个点比如租间屋子住下来，留意着福特轿车几时出去，跟踪上去不就可以下手了？
封克全这样一说，金默亭顿时有了同感，说对啊，我们怎么没往这方面去考虑呢？原加拿大使馆是外国驻华使馆中规模大、人员多的使馆，他们原先光轿车就有7辆，还有吉普车、卡车。除了外交官自己开车，还雇用了几名中国司机。如果那几个中国司机中有人参与作案，那不是很容易得手的吗？看来，我们应当往这方面去调查一番。
侦查员悄悄走访了看门的高老头。老人是使馆最老的中国雇员，他熟悉这里曾经待过的每个中国雇员。据他说，使馆原先雇用了3名中国司机，都是南京当地人。前不久撤馆时，使馆方面给他们发放了解雇金，让他们离开了。侦查员问这3位师傅后来上哪里去了，高老头说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徐纲的现在在替“明发纱厂”老板周明发开车。他本来就是开轿车的，能跟外国人开车，技术当然没得说的，正好那老板新购买了一辆轿车，就把他请去了。徐纲就住在我家附近，我隔三差五碰到他的。小伙子人不错，见到我总是客客气气招呼，有时没事还硬要开车送我一段路呢。
高老头这么一说，侦查员自是顿时来了兴趣，马上了解徐纲原先在使馆是给哪位外交官开车的。高老头说徐纲是机动司机，从大使先生的高级轿车到装运货物的卡车，哪辆车都开的。这样，就使侦查员头脑里产生了一个推想：既然如此，那么，那辆失窃的“福特1947”也是在徐纲驾驶过的车辆范围内的，所以，他曾经是有机会配制过这辆轿车的钥匙的。
侦查员返回市局在专案会议上一汇报，众人认为这个徐纲身上似乎隐藏着若干疑点，看来需要悄悄调查一番。封克全、金默亭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有必要与此同时进行另一方面的调查——走访案发现场附近的群众，看能否运气好点找到当时的目击者，于是就把人员作了调整安排。
对徐纲的外围调查进行得很顺利，但查下来并未发现此人有作案疑点，而且从他平时凸现出的人生态度、待人处世、经济状况以及家庭影响看来，他不是那种头脑里容易产生犯案念头的人。于是，就决定先把他放在旁边了。
跟对于徐纲的调查内容相比，另一路的调查内容就显得丰富了些。案发现场“新新百货公司”旁边的那块空地，抗战前是一家很大的茶行，后来日军占领南京时，老板全家逃往海外了。抗战结束他们返回时，发现茶行的位置已经成了一家简易剧场，专门出租给那些走江湖的草台班子作临时表演用。茶行的少东家一打听，主持剧场的那人叫杨八宝，就去交涉，但对方却不肯交还。于是就打官司。哪知这杨八宝的背后是“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工，法院那些法官见了他都要点头哈腰的。白白耗费了若干钱财，官司却是一败涂地。那少东家大怒，不知雇了何方高手，竟然就把杨八宝连同4个保镖一并杀了，一把火将剧场烧作白地。等到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调查时，那少东家早已去了海外。这个案子不了了之，这块地皮从此也就无人敢占用，一直空置在那里，成为附近百姓的日常逗留、闲谈之处，偶尔也有人临时把汽车放在那里停一会儿。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那年头，汽车还没有普及，即使是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街头常见的还是马车多于汽车。因此，可以想象，当一辆“福特1947”这样几近于崭新的高级轿车出现在这块空地上的时候，对于那些逗留于现场的路过歇歇脚的小贩以及下棋、打拳和闲谈的附近居民来说，无疑是一桩新鲜事，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要把注意力暂时转移到那辆轿车以及从车上下来的两个外国男女身上。数名侦查员在那里找到了两个当时正在切磋太极拳的老者，然后通过他们顺藤摸瓜陆续找到了十来名目击者，其中有两个是小贩，七八个是闲谈的居民，3个是下象棋的伙伴。花了大半天时间，一一走访下来，他们对于“福特1947”开过去停泊一节都是记忆犹新，可是问到那辆高级轿车是怎么离开的，就没有人说得上来了。其中大部分人甚至对于轿车是几时离开的都没有留意到。
当天晚上，正当专案人员在为此感到沮丧时，忽然接到鼓楼分局值班室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群众去分局反映关于白天调查过的可能跟那辆轿车失窃有关的线索。封克全闻讯大喜，当即亲自带着两个侦查员驱车前往鼓楼分局。
向分局反映情况的群众姓单，白天已经接受过专案人员的调查。他在轿车失窃案发生的时候正在现场跟人下棋，留意到了轿车的到来，但之后因棋局形势对他不利，只顾考虑对策，根本没有留意过轿车是几时离开的。单老头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因此，当他面对着侦查员充满希冀的目光而无能为力时，内心感到非常不安。这种不安情绪一直被他带到了家里，以至于当他的老伴走亲戚回来和他一起共进晚餐时，也察觉到了他的情绪有问题。老伴当时没有提出询问，直到吃过晚饭，收拾好饭桌后这才问起。单老头一说，其妻想了想，说我倒想起一个情况：那天那辆黑色轿车停车时，我正站在我家通到马路的那条小巷口，看见一辆两轮绛红色新摩托车从东面开过来，就停在烟纸店门前，车上有两个男子，盯着马路对面的那辆轿车看，还小声议论着什么。这时，正好过来了李家好婆跟我说话，我就没有再看他们。单老头听了老伴这番叙述，觉得可能对公安人员破案有用，就马上去分局报告了。
专案人员对于单老头反映的情况甚为重视，他们分析：那辆绛红色摩托车很有可能是从“福特1947”离开使馆时，就已经开始跟踪了，伺机下手作案，最后终于在“新新百货公司”这边候到了机会，于是立刻行动了。这样，就有必要以绛红色摩托车为线索进行调查了。
南京市公安局交警处车管科的登记资料显示，全市当时一共有如单老头反映的那种两轮绛红色摩托车19辆。专案人员抄录了车主姓名、地址后，立即分头开始进行调查。车管资料虽是两个多月前南京市公安局成立后建立的档案资料，可是处于解放伊始的这两个多月的动荡中，车主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失踪、有人自杀、有人已经折进了局子，而有的车主人无恙，摩托车却已经报废了。专案人员整整花费了三天多时间，才算把这19辆摩托车的现状都一一查实，奇怪的是没有一辆是如同单老太太所看见的那样是新的或者接近新的！
这就是说，单老太太所看到的那辆摩托车是一辆没有登月记过的黑车，或者，是一辆非南京本地的车。大多数专案人员分析认为是黑车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时，有人提出，也许并非黑车，而是一辆登记过的合法车辆，但登记时不是绛红色的而是其他颜色的，为了作案才临时改成绛红色，因此看上去像是新车。这个观点引起了众人的重视，于是决定从改变摩托车颜色这一点着手调查。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四

当时，那种拿在手里就能喷漆的金属罐罐还没问世，喷漆必须动用空气压缩机。因此，改变车辆表面的颜色，从技术方面来说可能不算复杂，但就设备而言，就并不是哪一个修车匠都能干得了的，必须得去汽车修理厂或者作坊解决。这样，专案人员就着手调查南京全市的汽车修理工厂和作坊，凡是有空气压缩机能够胜任车辆喷漆的，都在调查范围之内。
这样，侦查员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把全市的此类调查对象一一走访遍了，却没有查到有哪家接受过改变摩托车颜色的活儿的。
专案组众人简直傻眼了：这是怎么的，分析得有鼻子有眼似的，怎么查着就是没有呢？这时，周兴局长召见专案组长封克全，询问案件侦查进展情况，说他已经接到上级命令，要调离南京去新的工作岗位了，不知专案组能否在他离任之前把这个案件侦破。封克全说局长老实说吧，我心里没有底，不敢打百分之百的保票，但我们一定尽力去做。封克全把周兴的话在全组一传达，众人都觉得心情沉重。
这时，有一个偶然中出现的情况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当时，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合并，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区司令部由上海迁往南京。上海市市长陈毅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这天从上海前来南京视察军务。南京这边自要布置一番警卫，陈毅抵达前，部分马路实行临时封闭，偏偏有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不肯听从警察的指挥，硬要穿越被封闭的马路，还毛手毛脚地对执勤警察动了手。这样，这主儿当场就被警察连人带车给扣留了。
专案组人员没有参加执勤，本来是不知道这件事的。而扣下车和车主的执勤警察，也是不知道专案组正在寻找一辆绛红色两轮摩托车的。不过，这天发生的这一情况，当天傍晚就上了南京市公安局的油印《情况简报》，而且正好被专案组副组长金默亭看到了。金默亭心里一动，当即给交警队打了电话，得知那辆扣下的摩托车竟然是一辆绛红色新车时，马上叫上两个侦查员前往交警队察看。
这是一辆没有牌照的美国生产的“鸣诺”新车，车主名叫张明冬，是南京一所教会中学的英语老师。据张明冬说，这辆摩托车是当年1月南京尚未解放时从一个国民党宪兵军官手里买下来的，价格之低一看便知来路大有问题，因此，他一直不敢使用，当然也就谈不上去交警队上牌照了。最近他听说公安局允许以前留下的没有牌照的摩托车上牌照了，于是就从一位朋友开的车行那里弄了一张假发票，已经向公安局登记过了，这天匆匆忙忙是想去领取牌照的，按照计划，他领了牌照还准备马上去常州亲戚那里呢。
对于金默亭来说，这番话语的最大价值不是牌照，而是一辆符合目击者当时在现场所见到的出现过的摩托车特征。于是，他就要弄清楚这辆摩托车在案发那天即7月28日的行踪去向。车主张明冬说那天他轮到去学校值班，就把车子骑去学校了，一整天没有离开过学校。这车一直停在学校里，上了锁。
侦查员于是就去了张明冬所供职的教会学校，了解到一起值班的还有一位女教师。女教师证明那天张明冬老师确实一直和她在一个办公室里待着，大家各做各的事，中午饭是请看门人的妻子去外面买的客饭。但这只能证明张明冬本人的情况，并不能证明那辆摩托车的情况。于是，侦查员又去找看门人询问情况，看门人证实那天一整天确实没有摩托车开出去过，因为学校放假时大门小门都是终日紧闭的，别说一辆摩托车了，就是一个人出去也得请他开门才行哩。
至此，这个曾经被怀疑为可能是线索的情况，就画上了句号。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五

这段时间，安博盖克也是心情沉重。他作为一名外交官，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加上来自国内的情报资料提示，已经意识到国民党方面的败局不可扭转，中共方面则正酝酿组建一个崭新的人民民主政府去替代腐败没落的原国民政府。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加上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加拿大政府不可能承认中共即将组建的新政府，这样，加拿大原驻中华民国使馆势必撤离回国。安博盖克不愿意留着丢失一辆轿车的不明不白名声返回祖国，因此，当他获悉龙潜出任南京市公安局新局长的消息后，便决定登门拜访，意在催促中共公安方面迅速破案。
龙潜没有接见安博盖克，他把安博盖克推到了专案组。这使安博盖克有点意外，也略微感到些许愤然，因此，当他出现在专案组正副组长封克全和金默亭的面前时，脸色显得有些异样。不过，当安博盖克品尝着甜蜜的西瓜而且得知这西瓜正是上任伊始的龙潜局长亲自上街选购后专门送来专案组时，马上意识到他的这个案子在龙潜局长心目中的分量，于是便转嗔为喜，跟封、金聊起天来。这一聊，竟然就聊出了一条线索来！
安博盖克在聊天中谈到，那辆福特轿车在失窃前大约半个月时也曾遭受过一次险遇，差点就让人给抢劫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封克全心里暗自起了个激灵，表面上却是不露声色地要求安博盖克说说这件“听上去像是很有趣的事情”。
7月13日，安博盖克受坐落于南京郊区一所教堂的一位神甫朋友邀请，驱车前往教堂参加一个小范围的聚餐活动。活动结束后，安博盖克兴致很好，便开着那辆“福特1947”轿车去钟山那里转转，当他返回途中经过一处距一个小村庄不远的公路弯道时，发现前面站着一个身穿白色土布短袖衫、蓝底色上有着串串白点机制细布裤子的农村妇女，手里举着一块毛巾，正拼命地冲他摇晃着。安博盖克停下车后，那妇女便迎着轿车跑过来，安博盖克看她一脸焦急的神色，寻思只怕是遇到了紧急情况要求搭车的，便打开车门下车，正要开口询问时，忽听见背后似有异响，正要回头去看时，腰间已被一柄刀子顶住，一个粗粗的嗓音令人惊奇地吐出一串流利的英语：“不许动！敢动，必死！”
安博盖克便不敢动弹，还非常配合地举起了双手，他的头脑里下意识地冒出了一个念头：遇上强盗打劫了！于是，他就开口了，因为对方通晓英语，所以，说的也是英语：“你们是打劫的……哦，那我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们。”
对方的声音冷得有点可怕：“东西，留下！这辆车，也得留下！这辆车的价值，远远超过你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钱包！”
这使安博盖克感到很意外，他说：“先生，请注意，这是加拿大驻中华民国使馆的外交车辆，而我，是加拿大外交官员……”
对方不客气地打断道：“知道这是谁家的车，我又不是不识牌照！别废话了，站那边去，先把东西掏出来！来，套住他！”
最后那句话是对另一同伙说的，那是一个青年汉子，马上把一根绳子往安博盖克的脖颈上扣套。但强盗错估了安博盖克，这位看似文质彬彬的外交官员，其实是加拿大海军陆战队员出身，不但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还参加过实战。所以，当那个为首的会说英语的强盗刚把刀子离开他身子的瞬间，安博盖克就开始动作了，只一拳就把那个拿绳子的强盗击倒，几乎同时，又一脚踢飞了第一个家伙手中的刀子。这时，如果安博盖克要擒获对方的话，大概只消动动嘴就行了。但他并无此意，而且担心路旁竹林里也许还会蹿出人来，所以，马上钻进了轿车，关上车门，按了下喇叭把那个已经吓得像被使了定身法样的呆立于车前的拦道妇女惊开，开车便走。车后，隐约传来强盗的叫骂声：“他妈的！洋鬼子你等着，这辆车早晚是老子的囊中之物！”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当下，封克全和金默亭一听，不约而同就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两个案子是否是同一拨人作的呢？那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主儿，显然不是一个乡下人，所以，他就有可能一招失利再来一招。于是，封克全就问安博盖克事后报案了没有，安博盖克摇头说没有报案，因为他驾车离开现场后，认为此事他没有受到损失，因此也就息事宁人算了。封克全说安博盖克先生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发生这样的案子是应该向我们的公安机关报案的，这种案犯如果不进行严厉惩罚，我们的社会治安就会有隐患，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人。安博盖克想想倒也是，于是就说那我现在就向你们报案吧。封克全说报案的话不是向我们报了，而是要向对现场有管辖权的公安分局报。不过，我们如果把这个案件作为轿车失窃案的一条线索来进行侦查，那倒也是可以对此进行调查的。不知你是否还记得现场位置，能否带我们先去看一看？
安博盖克说他是加拿大海军陆战队出身，专门学过辨认地形地理位置，那天回到使馆后就拿出地图看过，确认案发现场是在南京郊区那个叫曹家庄的村庄外面的公路上。金默亭说那要不你这就陪同我们去一趟那里？安博盖克点头同意。
于是就叫上了两个侦查员，一行5人乘坐了一辆中吉普离开了市局。安博盖克说先去一趟使馆，他要拿东西。安博盖克去拿的东西是那天发生抢劫案件时他所穿的一套衣服，衬衫下端和裤腰位置有一处明显的被尖刀戳破的痕迹，安博盖克说回来后发现皮肤也流了点血，不过两天就好了，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
安博盖克辨认方向、地理果然很有一套，毫无差错地一下子就把侦查员带到了现场，下车把当时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给众人演示了一遍。侦查员观察地形，果然不过几十米开外就是曹家庄。一行人返回市局，先给安博盖克做了一份陈述笔录，作为报案记录。封克全的设想是开个会研究一下，如果大家观点一致认为有串案并侦的必要，那就向领导报告情况请求批准，如果意见不一致而且反对者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或者虽然意见一致但报上去领导不同意并侦，那就把这份报案材料转往对曹家庄有管辖权的那个分局去就是了。
专案组开会讨论结果，大家意见一致，同意串案并侦，领导也予以支持。于是专案组就指派了4名侦查员以“市政府农村情况调查小组”的名义化装开进了曹家庄。那里的区政府对于市局的侦查工作很是重视，也派了一位公安人员、两名助理陪同前往。
专案人员事先对着地图作过研究，认为曹家庄周边至少得相隔三里地才有另一个村庄，因此，作案人特别是那个妇女，极有可能就是这个村庄的人，所以，调查工作是先对曹家庄进行。
对曹家庄的调查，第一步是先把符合安博盖克所说的那个20多岁的妇女筛理出来。曹家庄是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庄，由村长、农会主任、民兵排长、妇女主任配合着悄悄排了排，符合条件的妇女也就30多人。带队的金默亭说这30多人就是一个池塘了，鱼，就要在这个池塘里捞起来。先悄然查摸一下，这些人的家里面，在7月13日前后是否有亲戚朋友出现过，这项工作，得麻烦你们当地同志去做一做了。
查摸进行得很顺利，不到半天，妇女主任就前来报告：经调查，一个名叫施静娟的寡妇可能符合公安局同志所说的嫌疑者情况，因为据其邻居回忆，上月上旬七八日左右她家来过两个男子，其中一个姓丁，据施静娟对别人介绍说是她的娘家表哥，是在外地做生意的，另一男子则是丁的生意伙伴，两人这次经过南京，就来看看她。后来，好像就是7月13日吧，那两个男子忽然不见了，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另外，不止一个村民都还记得，施静娟确实穿过白色土布短袖衫和蓝底子带白点的细竹布裤子的。
专案人员经过讨论，决定跟施静娟进行当面接触。考虑到不能打草惊蛇，就决定次日由妇女主任陪同施静娟以参加区政府召开的妇女座谈会的名义前往区政府，专案人员在那里跟其接触，同时作好了待她离开曹家庄后去其家搜查的准备。
次日上午，妇女主任前往施家，却不见其人，其婆婆说她去区里了。嗯！去干吗呢？说是去买东西。妇女主任心里便有点忐忑，担心对象已经逃了，这就要怪罪她了，而且一时还说不清楚。想了想，随即就往区政府所在地急赶。区政府所在地名叫“真仙庙”，原不过是一个庙，后来庙倒没有了，却有了几十户人家，成为一个小小的集镇。妇女主任赶到那里，在一家竹器店遇到了施静娟，便说了去参加座谈会的事儿。施静娟听了高高兴兴地跟着来到了区政府，这一去，就遇到了秋风黑脸的专案人员。
金默亭主持了对施静娟的讯问，他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老刑警了，不过，接触过的众多对象中却从未有过一个农村妇女。在他看来，一个20多岁的村妇，肯定是很好对付的，还不是两吓三吓就吓得乖乖交代了？哪知，这回他算是遇到了对手，施静娟竟然是一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主儿。她用来对付公安人员的武器就是沉默和哭泣，不管你怎么说，她就是不吭声。你拍桌子摔凳，她就哭。至于那些要把她扣上了手铐捉到市局关押之类的威胁话语，对于这个貌不惊人的村妇不过是耳边刮过一道轻风。
两个多小时后，留在曹家庄对施静娟家进行搜查的侦查员也来区政府了，他们搜到了跟安博盖克所叙述的一模一样的那个拦车妇女所穿的白色土布短袖衫和蓝底子带白点的裤子。这给了金默亭等人一份攻破施静娟这个堡垒的信心，于是决定休息片刻，集中力量一举拿下施静娟的口供。区公安员给专案人员送来了西瓜，金默亭让人给施静娟也拿两块过去，施静娟不吃西瓜，说要上厕所。专案人员哪会平白无故起疑心，当下说去吧，因为妇女主任早已回去了，只好让一个男侦查员把她带到女厕所门口让她自己进去，寻思反正只要守着门就是了。哪知这施静娟已经有了寻死之心，进去后解下裤带扣在梁上就上吊了。外面那位等了一阵不见她出来，喊了几声不见应答，觉得可能不对头，于是扯开嗓门叫来区政府的女干部进厕所一看，施静娟舌头伸得长长的早已气绝身亡了！
金默亭闻报脸色就白了，说他妈的老子办案一向细心，哪知今天竟然栽在这个村妇手里。他马上打电话向封克全报告情况，封克全也是又恼又惊，说这件事我们专案组要向领导作检查的，不仅仅是线索断了的问题，还有着一份对人命不负责任的问题，我这就向领导汇报。你们回来，晚上我们开会，人死了，案子还得办下去的！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六

施静娟的自杀给侦查工作带来了若干麻烦，但这毕竟比之前的没有任何线索要好得多。当天晚上，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通过热烈讨论，形成了一致思路：施静娟死了，她那姓丁的表哥应该还在，尽管曹家庄这边没有线索，但施静娟以前对人说起过丁是她的娘家表哥，那就去施静娟的娘家查摸丁某的下落吧。
施静娟的娘家是镇江东郊施家湾，金默亭自告奋勇还是由他主持调查，他带了3名侦查员，4个人开了一辆吉普车前往。到得施家湾，当然，暂时还得封锁施静娟已经自杀身亡的消息，在当地公安员和村干部的配合下进行查摸，却是一个激灵：施家湾这边竟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施静娟有过什么姓丁的表哥！
这怎么办？金默亭倒也不含糊，说查不到她的表哥，那还是查她本人。表哥是从她生活中出现的，我们只要弄清楚了她生前的全部生活活动情况，那个丁某也就自然露出来了。调查之下，金默亭这个老刑警方才知道施静娟原来并非寻常村妇。
施静娟17岁那年出嫁到南京曹家庄的，别看她是一个没有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她的婚姻却是自己做主的。她16岁那年跟着父母去苏州烧香，在留园寺附近的“德大涵南货店”购买东西时，结识了一个比她大5岁的刚刚满师的店员，竟然就看中了对方。回家之后请人偷偷给对方写情书，这在当时的农村乃是一桩不大光彩不上台面之事，她的父母发现后，就向族长报告了。族长倒不似那种封建老朽那样要执行族规什么的，只是发话让施静娟停止这种行为。施静娟二话不说，当即投河自尽，被人救起。此举把笃信佛教深信轮回之说的老族长吓得停止发言，连父母也不敢多说了，只好派人前往那个店员所在的南京曹家庄正式说媒。那个家住南京曹家庄的年轻店员，次年就成了施静娟的丈夫。
施静娟出嫁到曹家庄后，因为丈夫常年在苏州，次年便也去了苏州，据她一次回娘家时说起，她在苏州并不是白吃饭靠着丈夫生活，而是自己也找了份职业，是沿街叫卖糕点。本来，小两口已经打定主意在苏州定居了，哪知抗战胜利那年丈夫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别说在南货店当店员了，就是自己的生活也简直难以料理了，于是只好返回曹家庄。次年，施静娟的丈夫终因病重不治而殁。
专案人员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施静娟跟那个被她称为“表哥”的人的关系，多半是在苏州生活的那几年里形成的。那个丁某，并非表哥，而是情夫之类的与施静娟具有一种特殊关系的角色。金默亭于是决定立刻转道前往苏州进行调查。
苏州“德大涵南货店”是一家有着三开间门面的大店铺，老板姓许，当地公安局介绍说这是一个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资助过我新四军三五支队西药、机械等被日军宣布禁运物资的进步人士，这使专案人员见到对方时有了一份亲近感。许老板听说是来了解当年在他的店铺里当过店员的南京曹家庄的那个曹姓小伙的，便把他所知晓的情况都一一说了。可是，金默亭等人听来听去也没有捕捉到施静娟的信息。再问，许老板说施静娟啊，那是他的娘子嘛，不是我店铺的人，我怎么知道人家的情况呢？
金默亭说许老板你不知道，那么，你能否替我们找一二位知晓施静娟情况的人来谈谈。许老板说要么我让店里的账房先生来谈谈，可能他知道些情况的，因为当年那小两口成亲时，账房先生代表“德大涵”前往南京曹家庄祝贺的。据汪先生说，施静娟当年婚后来苏州，他们的住房和其卖糕点的活儿，都是他给介绍的。但问到丁某时，汪先生也傻了眼，只是缓缓摇头，说他印象中没有这样一个人的。
金默亭启发说，那就请汪先生把我们介绍给当年施静娟夫妇的房东那里去问问看如何？账房先生自是应允。这一步棋走着了。房东说那个姓施的小女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恪守妇道的主儿，她有一个姘头，名叫丁胜农，抗战前在杭州笕桥航校干过地勤，后来抗战开始后离开航校返回苏州老家，听说跟人合伙开了家茶馆。他跟施静娟的相识就是施去茶馆卖糕点时，一来二往勾搭上的。施静娟的丈夫是个老实人，大概至死也没有发现自己早已戴上了绿帽子。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专案人员大喜，追问丁胜农解放后干啥营生，何处居住。房东说这我可就说不上来了，只听说后来他把茶馆盘给别人，自己跑过单帮，再后来就不清楚了。但大约半年前我在街头见过他的，还是一副热情的样子请我抽烟，但没有说在干什么，我也没有问他。不过，你们若是需要了解他的下落，还是有一条渠道的，你们可以去找他的姐夫何松林，他就住在前面两条横街的尼姑庵旁边的小巷里，过去一问何老板大家都是知道的。
专案人员随即去找何松林，那是一个做木器生意的小业主。他告诉侦查员，丁胜农解放前一两年跑过单帮，据说赚了点小钱，后来就做掮客，介绍机械方面的生意和活儿，因为他是空军地勤出身，很熟悉那个行当。最近听说去西山善济寺避暑了，你们可以去西山找他。金默亭又问你知道最近他跟什么人来往得比较多，何松林说大约两个月前他给我家送东西来时，身边跟着一个姓唐的人，说是他的生意伙伴，也是苏州人。我老婆见了说这小唐不是我的学生吗？那年我师范毕业教书时你是我的第一批学生啊。那姓唐的就很开心，硬是请我们夫妇吃了一顿饭。听说他是住在盘门那里的。于是又请何松林说了说那个唐某的外形，跟安博盖克和曹家庄的目击者所说的基本一致，于是初步断定那主儿就是丁胜农的同伙。
专案人员考虑到在苏州的调查已经涉及好几个案外人了，尽管都有要求各人严守机密的嘱咐，但如果其中有人传出去惊动了两个嫌疑人，那就要坏事。因此，决定兵分两路，在苏州市公安局的配合下，分赴西山和盘门分别捉拿丁胜农和唐某。
金默亭带了一个侦查员，由苏州市公安局派的3名刑警陪同着，一律便衣打扮，化装成游客模样，前往西山。善济寺是一所小庙，只有四五个和尚。金默亭一行进去时，发现山门内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坐着一个老僧，正跟一个非僧人打扮的男子喝着茶说话。金默亭一眼看去就觉得那人很像丁胜农，于是佯装惊喜，叫道：“哎，这不是老丁吗？”
丁胜农抬头一看，一脸茫然，问你是哪位，我怎么不认识你呢！金默亭暗自松了一口气，思忖总算逮住你了，便说我是谁，你可能猜想得到的。这时，另一侦查员已经亮出了证件，苏州那两个刑警则已经掏出手铐走上去了。丁胜农抄起板凳想反抗，被金默亭亮出手枪给镇住了。
西山与苏州市内的交通是需要乘船的，那船有规定的班次。金默亭算算此刻去码头时间还早些，押了个上铐的人犯容易引起围观，形成不安全因素，于是决定就在庙里先对丁胜农进行讯问。此刻最需要了解的是这主儿跟福特轿车失窃案的关系，以便追回轿车。但该案是否是对方所作，除了他在作抢劫案未遂时说过的那句话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证据，抓他是为抢劫案子，所以，只能从抢劫案子说起。金默亭就问不知你打算此刻老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呢，还是去了南京局子里交代。丁胜农说我犯了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如此兴师动众？金默亭也不回答他的话，只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施静娟”三个字，递给他一看，他的脸色就变了。原以为还要费点周折，但他竟然就说愿意交代了。于是就开口说起了曹家庄抢劫案。

金默亭有心要蒙对方一下，丁胜农刚开口就打断说一桩一桩谈吧，7月13日那事儿没有做成你还挨了人家一脚吃了点亏，好像算不上什么，还是先说说得手了的吧。别人已经交代了，你还赖得了？这一蒙竟然还真给蒙着了，丁胜农于是就交代起了7月28日盗窃加拿大原驻华使馆的那辆“福特1947”轿车的案子了。
原来，丁胜农解放前做的所谓“跑单帮”生意，其实是鼓捣毒品。这事儿到了解放后就难做了，不单是人民政府追缉紧的问题，还有个下家主顾少的问题，那些原先吸毒的主儿，逃跑的逃跑，拿下的拿下，枪毙的枪毙，剩下的也是如惊弓之鸟，能够盼得人民警察不登门“拜访”已经上上大吉了，哪里还敢动吸毒的脑筋？于是丁胜农就决定改行。想利用自己对于机械方面熟悉的特长，折腾些生意，再开一家机修小厂。这个设想应该说是不错的，可是干这种事情需要本钱的，他上哪里去筹措一笔数额还不算小的本钱？丁胜农于是就跟贩毒时结识的伙伴唐锁州商议，议来议去，他们把思路定位在盗窃上。盗窃什么？丁胜农说凭老子的本领，得去盗汽车才值当。一辆汽车盗过来，销掉后大概就能够本钱了，等做机械生意挣到了钱，我们再开一家机修作坊就是了。
主意打定，他们就开始考虑应该如何下手了。首先是定下作案地，丁胜农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苏州当地肯定是不能下手的，连无锡也不行，距离太近，容易引起怀疑，再说出手也危险。看来要么去上海，要么去南京，那两个城市汽车多而且高档。不过，盗窃汽车不比小偷掏个钱包，没有那么便当，得事先踩点，考虑好退路，所以，要有个落脚点，南京那里我有个相好的，我们还是去南京吧。至于下手的目标，到时候再说，但是，军车不能动，邮车不能动，救护车不能动，这在黑道上都是有规矩的。我们虽然只是偶然玩一次，但是也还得按照规矩进行，否则即使公安局不来找我们，黑道上的家伙也要找上门来算账的。
两人商议定当后，就于7月9日去了南京，以施静娟表哥的名义在曹家庄住了下来。丁胜农还是第一次去曹家庄，发现这个村庄紧挨着公路，便心生异想，寻思如果有合适的对象那就干脆打劫吧，劫得车辆开往苏州藏匿起来再说，过一程看看没有风声就可以销赃了。于是，他就让施静娟去公路边守候着察看。7月13日那天下午，施静娟告诉他，看见一辆高级轿车开过去，开车的是一个高鼻子外国人。丁胜农马上意识到这是一辆国民党政府的邦交国使馆留守南京人员的轿车，暗忖这倒是一个空当，这些国家的邦交对象是国民党，而国民党已经让共产党给打跑了，这会儿如果动外国使馆留守人员的车辆，即使他们向共产党公安局报案公安局也未必会重视。于是，丁胜农便叫上唐锁州和施静娟去公路旁边竹林里守候着，他估计那辆轿车会开回来的。因为据他所知，外国人这当儿在中共势力范围内不可能敢像以前在国民党统治下那样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开车的那个外国人如果要去其他城市，即使是镇江，也不敢开着轿车去的。所以，料想那洋主儿不过是兜兜风罢了。
等候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远远地果然见那辆轿车开回来了。丁胜农大喜，于是便示意施静娟按照预先教的措施行动。施静娟做得倒很到位，丁胜农和唐锁州配合得也不错，丁胜农那口当初在杭州笕桥航校当地勤时学的英语还派上了用场。哪知他们碰上的是安博盖克这样一个对手，结果不但没有得手，反而还遭殃。
丁胜农感到很狼狈，也很担心事情会败露，于是两人当时就不敢返回曹家庄，径自逃回苏州。过了两天，丁胜农又让唐锁州悄悄来曹家庄打探，看施静娟是否被捕了，一看平安无事，于是恍然大悟：原先的估计是对的，那外交官是国民党政府的朋友，出了事情还不敢向共产党这边报案呢！丁胜农的思路又引申开去：既然这样，那何不盯着那辆福特轿车下手，那辆轿车基本上还是新的，得手后可销得一大笔款子哩！他把这个主意对唐锁州一说，对方也正是这么想的，于是一拍即合，当即决定下手。
两人制订了一个详细的作案计划，正如专案人员所料，这个计划中需要一辆摩托车。丁胜农于是就从常州一位朋友那里借了，那正是后来被单老太太所看到过的绛红色摩托车。丁胜农和唐锁州两人在7月25日骑车去了南京，因为已经知道那辆轿车是原加拿大使馆的，就到使馆附近去守候着，只要轿车一开出来就跟踪，意在观察轿车的出行规律和保安措施。看了两天，丁胜农决定次日下手，于是在7月28日那天上午再次来到使馆附近，候得轿车出门了，就驾着摩托车跟踪。最后终于在“新新百货公司”那里得手了。动手作案的是丁胜农，他凭着自己配制的万能钥匙，竟然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福特轿车上的锁具，不过两分钟时间就把轿车开走了。
他们把轿车开回苏州后，藏于郊区虎丘山附近一个朋友废弃的砖窟里，这是事先看好了的。
另一路捉拿唐锁州的人马也已得手，唐锁州比丁胜农交代得还迅速。当金默亭一行押着丁胜农回到苏州市内时，另一路侦查员已经押着唐锁州去虎丘那边起出了赃物。
福特轿车失窃案终于圆满侦破，轿车归还了原加拿大驻中华民国使馆。安博盖克为此非常感激，还专门写了份电报去邮局发送国内。那辆轿车，后来在使馆人员撤离回国时并未带走，安博盖克提出赠送给中共方面，遭到了婉言谢绝，于是就公开拍卖，被上海一位资本家买了下来，后来不知所终。

“苏联专家”诈骗案

文　范汇公


一、“富二代”的破财遭遇

首先出场的是那封写给中共上海市委六大书记的求助函件的作者林午昊。时值1957年12月，这位兄弟二十六岁，持有大学本科毕业文凭，学的是美术专业——油画。林午昊出身富商家庭，其父林炳甫以前是拥有三家工厂、两家商铺的老板，公私合营后每季度所拿的定息就有七千多元，平均每月两千多元，相当于四五十个青年工人的工资总和，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丰厚的合法固定收入。
林午昊有着这样一个老爸作为经济靠山，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裕日子。两年前大学毕业时，学校分配他去济南工作，他想都没想就一口拒绝了。在当时，不服从分配是作为表现不好来看的，学校说如不去山东，那就不会再给你安排工作了。林午昊对此当然不会在乎，乐呵呵地回家啃老。
当然，林午昊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志向——当一位名画家，世界级的不够级别，就做国家级的，国家级的也不行，就闹个名扬上海滩吧。为此，他对于绘画倒是很在意习练的，每个星期要去外面写生一两次。
林午昊就是在三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去外滩写生时跟瓦洛嘉(全名是瓦洛嘉·格里高利雅夫，为了叙述的方便，全文均以“瓦洛嘉”相称)相识的。那天，林午昊在外滩写生，旁边凑上了几个围观者。凭经验，这种围观的时间是不长的，稍微看一看满足一下好奇心就行了。但这天的情况有点儿异样，林午昊感到身后有一个人已经停留了较长时间，凭呼吸判断那是一个男子，而且应该是个人高马大的男子。林午昊于是就回头去看，哦，竟是一个外国男子，三十多岁，金发碧眼，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那人见林午昊回头看自己，彬彬有礼地用英语打了个招呼说他可能影响了林午昊的创作，表示歉意。当时上海滩像林午昊这样的小开，基本上都能说几句英语，有的还说得很流利，因为这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上层社会身份的象征，当下，林午昊就用英语跟对方交谈。
对方告诉林午昊，他叫瓦洛嘉，是苏联援华专家。林午昊一听就乐了，因为他的英语快用完了，而他在大学时学过两年俄语，学得不错，被学生会选为代表参加了一项为期两年的跟苏联留学生互教互学母语的活动，每个月换一个互教互学的对象，到毕业时，已经能够把俄语说得跟正式的翻译那样流利了。现在这个瓦洛嘉是苏联人，那正好用俄语交流。瓦洛嘉于是发出邀请，去附近找家咖啡馆坐着慢慢聊吧。
像林午昊这样的小开，对于上海滩所有的西餐店、咖啡馆都是烂熟于心的，否则在小开圈子里是没法站住脚的，当下立刻把瓦洛嘉引往附近南京东路靠近外滩的和平饭店，那家著名饭店里有一个供应正宗进口咖啡的小店，正好适合招待像瓦洛嘉这样身份的外宾。两人喝着咖啡，聊得很愉快。出乎意料的是，最后竟是瓦洛嘉抢先结了账。于是，林午昊就感到很不好意思，问瓦洛嘉下周几时有空，能否请他到红房子西餐馆去品尝法国大菜。瓦洛嘉扳着手指算了一下，说他下周六晚上有空，于是就约定下周六傍晚七时在陕西南路长乐路口的红房子西餐馆门口见面。
这样，两人就开始了这种基本上每周一次见面喝咖啡或者吃饭聊天的交往。双方自然会聊到各自的家庭和现状，林午昊于是知道瓦洛嘉是列宁格勒人，三十六岁，二十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机械厂工作，参加了卫国战争，立过战功。战争结束后，他成了一名兵工工程师，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深造，于1953年成为一名动力学博士。1957年春天，奉组织指派，以兵工专家的身份来到上海。林午昊原本想问他在哪里工作、是否能给他一个电话号码方便联系，一听对方是搞兵工的，马上想到了保密，就不敢开口了。倒是瓦洛嘉要了他的电话，以后就是打这个电话跟他取得联系的。
第三次见面时，瓦洛嘉对林午昊说：阁下这样喜欢油画，那为什么不设法去国外留学呢？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介绍你到苏联去留学。林午昊听着，心里不禁一动：对啊，我要想成为一个名画家，出国留学乃是一条捷径啊!既然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为何不抓住呢？于是就向瓦洛嘉表示自己很想出国留学，如果能得到瓦洛嘉先生的帮助，那真是三生有幸，感激涕零啊!
瓦洛嘉答应写信到苏联去跟他的一位在莫斯科大学担任学院领导的亲戚打听此事。两个星期后，瓦洛嘉给林午昊打了电话，说他的亲戚回信了。林午昊在上海大厦请他吃饭，席间，瓦洛嘉出示了那封信。信封上是不写地址的，只用俄文写着瓦洛嘉的名字，后面是一个括号，里面是一行阿拉伯数字，上面盖着一枚三角形的红色印戳，是俄语的缩写以及日期。瓦洛嘉告诉他，他们专家组跟苏联的通信是每周一次，周一统一交上去后由驻沪总领事馆安排随同外交邮件一起由专门的信使送往苏联，苏联邮回的邮件也是按此办理。这个红色印戳就是援华专家专用的内部通邮标记。
瓦洛嘉让林午昊看了那封俄文函件。林午昊大体上能看懂，瓦洛嘉那个在莫斯科大学当学院领导的亲戚的意思是：欢迎林午昊去苏联留学，他将竭力促成此事，请静候佳音。林午昊一看之下，喜出望外，拉着瓦洛嘉的手连声道谢。
从这次见面开始，瓦洛嘉就开口向林午昊借钱了。他说组内专家将要回国探亲，他想请他们带一些中国的特产回国去送给家人和亲戚，算下来手头还缺一点儿现钞，想向林午昊借一些，等这个月的津贴发下来后就还。林午昊自是点头，问他需要多少。瓦洛嘉说不多，也就一两千元人民币吧。这个金额，当时已经可以在上海市区买一套几十平方米的旧民居了。但林午昊倒并不认为是一笔巨款，只是他得向老爸要。
林午昊的老爸林炳甫是个在生意场上滚了一辈子的商人，应该说对于这种拆借手法有所警惕，但因为当时的社会治安已经治理得非常好了，旧社会的那套犯罪手段已经被扔进了垃圾箱，最主要的是林老先生跟儿子一样坚信瓦洛嘉真是苏联专家，加上还要托他办理儿子留苏求学的大事，几个因素加在一起，老先生觉得是应当拿出这笔钱钞来的，至于瓦洛嘉是否会归还，那就不去管他了。于是，林老先生就拿出了两千元人民币让儿子去给瓦洛嘉，特地关照如果对方要打借条的话，你不要接受。林炳甫还亲自前往南京路购买了丝绸料子、珍珠粉等礼品，让林午昊一并拿给瓦洛嘉，说这是送给瓦洛嘉先生家眷的一点儿薄礼。

“苏联专家”诈骗案

瓦洛嘉也懂得礼尚往来的社交规矩。一周后，他得知林午昊将要订婚，送给林午昊的未婚妻一份贵重礼物：一枚镶嵌着一克拉钻石的白金钻戒!他同时还给林午昊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莫斯科大学同意接收林午昊为留学生，请他寄去一应需要的申请材料。使林午昊完全放心的是，材料是让他直接寄给莫斯科大学的，这个地址林午昊是知道的。
看来瓦洛嘉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或者是因为他所说的发放津贴的日子即将到来，所以他不准备再跟林小开玩下去了，于是就抽身而退吧。可是，他在临退场前还要给林午昊留下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
周五，瓦洛嘉给林午昊打了个电话，说他想利用周日休息时间上吴淞口去看长江入海口，问林午昊是否有空一起前往，最好带上照相机，拍摄一些照片，林午昊自是一口答应。这样，到了星期天，林午昊就带上他家那部价格不菲的德国蔡司照相机和同样品牌的望远镜赶到了吴淞口。那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大晴天，两人游览了一会儿，拍了几张照片，都是瓦洛嘉给林午昊拍的。
一会儿，两人在堤岸上坐了下来，林午昊取出特地准备的牛奶、点心、巧克力、蜜饯请瓦洛嘉品尝。瓦洛嘉从他的挎包里拿出了一瓶伏特加、两个木头酒杯、两个贴着俄文商标的鱼肉罐头、一个足有一市斤的列巴，两人边喝边聊。林午昊发现瓦洛嘉的汉语进步很快，这段时间已经能够听懂汉语，甚至还能说几句。
林午昊喜欢喝酒，但是酒量不大，状态最好时也只能喝一瓶啤酒。此刻跟瓦洛嘉喝伏特加，情状自是可想而知的。不一会儿，他就感到晕晕乎乎了。瓦洛嘉喝了半瓶烈酒，不但若无其事，反而激发了兴致，又给林午昊倒了一杯，提议为中苏友谊和他们两人的私人友情以及预祝林午昊留学手续办得顺利而干杯。林午昊已经感到不胜酒力了，原本是要推辞的，但是对方说出这样的祝酒词，那不喝也得喝了。
这一喝，林午昊很快就迷糊过去了。一会儿，林午昊觉得冷飕飕的，就像钻进了冰窟窿，睁开眼睛不由大吃一惊：身边已经没了瓦洛嘉，当然也没了蔡司照相机、望远镜，觉得仿佛钻进冰窟窿的原因是自己穿在身上的那件崭新的小羊羔皮夹克也不翼而飞了。定定神，觉得手腕上也空落落的，一看，那块欧米茄金表也没了!
换了别人，这时作出的反应肯定是向最近的派出所报案。但是，林午昊却没这么做。此为何故？因为林午昊不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不愿也不敢怀疑这是瓦洛嘉使的坏，就往其他方面去考虑：我睡着了，也许瓦洛嘉先生有急事离开了，正好来了坏人，见有机可乘就下手了。林午昊等了半个小时，没见瓦洛嘉的影子，实在耐不住寒意，于是就决定——回家。
林午昊回家后对老爸林炳甫述说了遭遇，老爸大吃一惊之后称赞了儿子的处置方式：幸亏没有报案，否则这事惊动太大，弄到最后是怎么一个结果就难说了。可是，损失是惨重的：皮夹克、金表、照相机、望远镜、钱包(内有一百多元)加起来，差不多就有五六千元了!这事应该怎么办？林炳甫再三考虑后，决定给一个人打电话，相信这人是有办法解决的。
这个人名叫施志勋，那年四十三岁，经历有点儿复杂：留学日本学过法政，回国后在国民党法院当法官，上海沦陷后被日伪政权留用，仍做法官；这倒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惩治汉奸竟然也没动他这个给日伪政权效过力的人，而且仍让他担任法官，坐在审判席上给他昔日的同事判刑。稀奇事还没有结束，到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施先生竟然又被人民政权留用，当了两年人民法官，因病休养两年后，根据安排去当了一名律师。懂行的人知道，像施志勋这样的境遇，并不是运气两字能概括的，而是他在暗地里还客串过另一份差事：地下工作。替日伪政权效力时，他暗地里为“军统”提供情报；替国民党政权效力时，他暗地里为共产党助力；所以，人民政权之下他不但能“逍遥法外”，而且还活得有滋有味。施先生的有滋有味的日子一直到“文革”才结束，当时他已经不当律师了(那时中国没有律师了)，也不干其他工作，而是在家吃老本。但造反派还是惦记着他，给他封了一个“三开分子”的头衔，正要揪斗他时，阎王爷抢先一步，施志勋心肌梗死、抢救无效而殁。
本案发生时距施志勋先生去世尚有九年，他当时还很健康，是上海市法院系统许多法官最不愿意在法庭上遇到的职业辩护人之一，也是众多被告家属争相聘请以至于不得不提前预约才有希望如愿的沪上名律师之一。但林炳甫不必预约，也不必亲自前往拜访，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他叫来。因为他是林炳甫的妹夫。
施志勋接到电话，立刻赶到林家来了。尽管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但听林午昊述说了跟瓦洛嘉的交往过程以及当天所遭遇的情况后，一时竟也不敢怀疑瓦洛嘉跟该案会有什么关系。想了想说，你把那位苏联专家赠送的白金钻戒找出来。
之后，施志勋带着林炳甫去了一位好友周先生那里，这位周先生是沪上一位著名的珠宝鉴定师。施志勋请他鉴定一下瓦洛嘉送给林午昊的这枚戒指是真是假。周先生把戒指拿在手里，只看了一眼就下了结论：这是假货!
于是，施志勋基本上也就认定那位瓦洛嘉先生也是假货。听施志勋这样一说，林炳甫忍不住叫起来了：“我要报案!”说着，一把抄起了电话机。但施志勋却按住了电话机的叉簧，说不能报案，现在刚搞过“反右”运动，多少人因为在苏联的事儿上说了几句话就给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你还敢说苏联专家犯罪？林炳甫做生意内行，于政治却一窍不通，说我儿子受骗上当，财物“出送”(沪语，意即“没了”)，难道我不能说，不能报案吗？施志勋说你们工商界也有“右派分子”，他们真的反了什么吗？有个罗老板跟苏联人一起吃饭，发现他们胃口好，随口说了一句“就像饿死鬼投胎”就成了“右派”，被送到青海劳改，这事难道你不知道吗？现在的情况是，你只要搭上“苏联”两个字，那就要小心点儿!
林炳甫原本胆小，听施志勋这么一说就不敢往公安局打电话了。当然，事情还是要解决的，于是就向妹夫请教应当怎么办。施志勋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竟然比报案还有效，而且绝对安全!

“苏联专家”诈骗案

二、又发现了受害者

两天后，中共上海市委收到了一式六份写给市委书记处六位书记的人民来信，这六位书记是：第一书记柯庆施，书记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马天水和许建国。信函都是挂号的，有发信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发信人就是林午昊。
通常都会以为林午昊的这一式六份函件的内容是向市委领导反映自己跟瓦洛嘉交往的遭遇，请求主持公道之类。如果信函真的是这么写的，那林炳甫也就不必请施志勋出场了，而施志勋“三开分子”这个不寻常的称号也就白叫了。这封由施志勋执笔起草后让林午昊誊抄的信函的内容跟我们所预料的正好相反，没有告状，只是赞颂伟大的中苏友谊，述说自己跟苏联专家瓦洛嘉交往后获得的思想和外语方面的进步，然后言归正传，说正当自己想进一步努力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优良品质和先进思想时，突然和瓦洛嘉同志失去了联系。所以，他冒昧地给市委领导写信，请求领导在百忙之中打听一下瓦洛嘉同志的下落，以便继续向老大哥学习。
这就是施志勋的智慧和政治上的成熟，他很清楚这封信寄出后会有什么反应，而这种反应七拐八弯到最后肯定会定位在追查瓦洛嘉其人这一点上。到那时，公安局自会介入。
情况的发展果如施志勋所料。当时的人民来信虽然不像现在这么多，但通常这种写给领导同志的信函是不会直接交给领导本人看的，一般由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处理掉就是了。林午昊发出的那六封信函也是这样，市委的信访人员将信函登记后，转给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即市人民政府)外事处，请他们跟苏联专家组联系后，给写信人一个回复。
当时在上海的苏联专家有二百多名，涉及几十个单位。在沪的专家属于一个组织统一管理，这个组织是苏联人在来华前就已经组建了的，称为“援华专家第102小组”，配备有政工、党务、外事、安全、生活、事务、技术等方面的负责人，这些人本身不是专家，但他们是管专家的，相当于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所以，外事处就把林午昊的信件转往专家组处理。
专家组收到信件后，一查，并无瓦洛嘉其人。于是就感到奇怪了，到底是有专家使用其他名字跟中国居民接触呢，还是有人冒充苏联专家跟中国居民接触？这方面，苏联人是很认真的，于是就决定对此进行调查。
这样，就有两位苏联人在外事处的干部、翻译的陪同下来到了林宅，向写信人林午昊当面了解是怎么回事。林家父子见苏联人登门，一阵激动，但他们牢记着施志勋的嘱咐，只字不提财物被骗被盗，只是说了瓦洛嘉跟他们的交往情况，每周一两次到某某饭店、西餐馆、咖啡馆去吃喝，还去过哪里哪里游览。苏联人一听就禁不住要露出一脸的惊讶来了：这不是揩中国居民的油吗？这是违纪行为啊!这个瓦洛嘉究竟是何许人？
两个苏联人返回专家组后，向组领导汇报了情况。专家组领导决定对此进一步调查。原先的调查是由日常事务方面的负责人出面进行的，这回派出的是保卫小组的人了。还是由外事处的工作人员陪同前往，再次跟林家父子见面。这回的调查就不同了，因为专家组搞保卫的人，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特工人员，他们都接受过相关训练，跟林家父子一接触，立刻就从他们的神情言语间觉察到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隐情，于是就盯着追问，问到的都是细节问题。这样，林家父子最后就按照施志勋关照的，对来人说这样吧，让我们的法律顾问施志勋先生跟你们谈吧。
施志勋出场的阵势就不同了，随同他出场的另有两名律师作为见证人，还提出要求请苏联驻沪总领事馆派员到场。专案组方面一看一听，就意识到这件事确实不那么简单，背后肯定隐藏着其他内容，于是就通知了驻沪总领馆派人过来。施志勋把情况一五一十叙述了一遍，专家组来人闻言大吃一惊，当下立刻给专家组领导打电话报告。专家组领导指示：请林午昊到专家组去辨认照片，看瓦洛嘉究竟是哪位专家。
林午昊由施志勋等一干人陪同着去了专家组驻地，在那里，他翻阅了专家组提供的全部男性专家的照片，最后摇头：“一个也不是!”
专家组对此事抱着极为认真的态度，光凭林午昊的否定还不作数，他们又连夜下达指令，要求全体男专家对自己在林午昊和瓦洛嘉相约去吴淞口的那天各自的活动情况写一份说明。这份说明施志勋是无权查看的，是属于专家组内部的审查依据。最后，苏联专家组得出结论：瓦洛嘉其人并非苏联援华专家组成员，而是一个冒充苏联专家进行刑事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
12月23日，苏联专家组向市人委外事处递交了一份书面文件。这份书面文件受到了特别重视，第二天就出现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上。众所周知，柯庆施书记对于此类事情，一向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当下就对参加会议的市委常委、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说：“这件事关系到苏联专家的名誉，也跟上海的形象有关，你们公安局要调查清楚，把那个冒充苏联专家行骗的歹徒揪出来，绳之以法!”
于是，上海市公安局当天就组建了一个五人调查组。这个调查组的阵容有点儿特别：有政保条线的警员，也有刑事侦查条线的刑警，由于还未立案侦查，所以这里一概称他们为“调查组”。
调查组长谷鑫基来自上海市公安局政保部门，是个从老区南下的公安干部，具有比较丰富的调查案情的经验。他跟四名组员见面后，简单地介绍了情况，说领导交办任务时有两点要求：一是迅速、准确地将情况调查清楚，市局是要上报市委的；二是严格保守机密。我们先一起去林家吧，找林炳甫、林午昊父子分别了解他们跟那个瓦洛嘉的接触情况。
林家父子如实提供了跟瓦洛嘉交往的情况，当然也说到了那枚瓦洛嘉赠送的“钻戒”。于是，这枚戒指就被调查组取走，当天傍晚送去做技术鉴定。公安局的技术部门没有鉴定珠宝的专家，这事儿还得请社会上的专家做。由于调查组有时间要求，所以技术部门当晚即联系了两位专家，用汽车把两人接到市局。两人中的一位，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位周先生。两人的鉴定结论是一致的：这是一枚伪造得比较逼真的假钻戒。
当晚，调查组开会讨论分析了林家父子所说的情况，当然基本上是林午昊所陈述的内容。大家发现了一个似乎可以作为突破口的情节：大约一个月前的那个星期天下午，林午昊约瓦洛嘉在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吃饭，饭后，去了附近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出来分手前，瓦洛嘉在电影院旁边弄堂的那个传呼电话亭打了个电话。林午昊并没有看到瓦洛嘉拨了什么号码，但电话接通后，他听到瓦洛嘉用俄语问了句“是外国语学院吗”。对方可能听不懂俄语，不知说了什么，稍停，瓦洛嘉就改用比较生硬的汉语再次询问，得到确认后，他仍用汉语报出了一个三位数的数字。往下，林午昊就不大说得清楚了，因为当时正好有一个外地人从弄堂里出来，向他问路。
调查组对于这个情节当然是很感兴趣的，盯着小伙子追问。最后，了解到大致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电话接通后，瓦洛嘉对着话筒说了一两句话，是用俄语说的，但其中好像夹杂着一个汉语人名，然后，就没有反应了，拿着话筒等在那里。林午昊很热心地给问路的外地人指点了公交车站的方位后，回头一看，瓦洛嘉还在等候，他不便过去打扰人家，就在人行道上等着。大约过了四五分钟，他看到瓦洛嘉开始通话了，神情很兴奋，说的是俄语夹汉语，以俄语为主，说什么林午昊没听清楚。
放在如今，要想弄清瓦洛嘉当时是跟何人通的电话，只要去电信公司查一下就行了。但是，当时的通讯设备落后，没有这种功能，那就只好分析：瓦洛嘉最初拨通的那个号码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电话总机，后面报出的三位数字应该是分机号码；接通分机后拿着话筒等候，那是请接听电话的人去叫人。
往下，需要前往上海外国语学院调查。调查组指派朱养学、汪明化去完成这个任务，两人通过外国语学院保卫科找到了那天值班的总机接线员。一问，接线员因为有“星期天”和“俄语来电”这两个原因，还记得一个月前的那次电话，但她已经记不清来电人是要求接到哪个分机的。朱、汪两人和保卫科商量下来，认为可以通过排除法进行鉴别，即先把肯定没人在的(星期日不上班)那些办公室电话全部去除，剩下的就是值班室、保卫科、食堂、学生宿舍楼的电话了。打了几个电话，排除了值班室、保卫科和食堂，还有就是学生宿舍楼了。每幢学生宿舍楼只有一部电话，有电话打进去，得由接听电话的宿舍楼管理员去传呼，这就方便查问了。最后，终于查明那天瓦洛嘉的电话是打给俄语系大三女生袁秋亚的。

“苏联专家”诈骗案

袁秋亚，二十三岁，祖籍重庆，本人出生在上海，其外公曾当过清朝四品官员，后弃官经商，创下一份不菲的家业。因此，袁秋亚的母亲结婚时获得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十年后，四品官员去世，她又获得了一份丰厚的遗产。袁秋亚生长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庭中，物质生活的优越是可想而知的。她的生父于1948年因肺结核医治无效而殁。两年后，袁秋亚的母亲借着新社会新风气之势，追求妇女解放，尝试自由恋爱，跟一名医生定了终身，于次年国庆节成婚。袁秋亚的继父将袁秋亚视同己出，在各方面都给予关爱。袁秋亚在继父的鼓励和帮助下，刻苦学习俄语，于1955年考入了上海俄语高等专科学校(创建于1949年，1956年改为“上海外国语学院”)。1957年夏天，袁秋亚的继父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那就不是戴帽子了，而是解往青海劳动改造。袁秋亚被认定是“右派分子”家属，按照政策，像袁秋亚这样的学生，毕业后将被分配到偏远贫穷之地的某所中学去工作。
那么，袁秋亚是怎么跟瓦洛嘉认识的？她是怀着什么动机跟对方交往的呢？这就需要找袁秋亚本人调查了。
朱养学、汪明化请保卫科把袁秋亚找来，保卫科跟俄语系通电话后，得知今天下午袁秋亚那个班没有课，她可能不在宿舍。朱、汪说不管她此刻在不在宿舍，我们过去一趟再说吧。于是，保卫科就派了一位女干事陪同朱、汪前往女生宿舍。
袁秋亚果然不在宿舍，不过并未回家，她还在学校，是和另外三个女生去导师张嘉蹈家了。于是朱养学等人就去家属院，找到张教授家，果然有几个女生和张教授夫妇一起围着桌子在包馄饨，可是其中并没有袁秋亚。女干事问那几个女生：“袁秋亚同学呢？”
一个女生说：“她和我们一起过来的，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就匆匆走了，估计是回家去了吧。”
这时，张嘉蹈问女干事这二位同志是哪里来的，找袁秋亚有什么事。由于领导强调调查组必须对这件事严格保密，所以不但外国语学院保卫科不知道调查组为何事找袁秋亚，就是对朱养学、汪明化两人的真实身份也是不清楚的，他们过来时出示的介绍信是上海市教育局的。因此，女干事就按此身份向张教授介绍了。
张嘉蹈于是问朱养学、汪明化找袁秋亚是不是有急事，那二位不好说是急事，只好比较含糊地应付。张教授是个老于世故的人，马上觉得来者是想尽快见到袁秋亚的，于是便说：据我所知，袁秋亚同学是去见一位朋友了。找她的那人是把电话打到我家想请我转告的，我在跟那人通话的时候，袁秋亚正好来了，就直接让她接听了。
朱养学、汪明化听了暗松一口气：既然是把电话打到你府上来的，那么你就能跟对方联系上了，打个电话过去告诉袁秋亚让她尽快回校不就得了!但张教授却是摇头。何故？因为那人的住址、单位、电话我统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他是苏联专家!
苏联专家？怎么又是苏联专家？
朱养学定定神，对张嘉蹈说：“张教授刚才说的那位苏联专家叫什么名字？”
“他叫瓦洛嘉。”
这话一说出口，朱养学、汪明化顿时一惊：怎么眼前这个教授也跟瓦洛嘉相识，而且对方可以把电话直接打到他家里来？这当然要问个清楚，于是，亮出了公安局的证件。这下，就轮到张嘉蹈震惊了，马上说你们要了解什么情况，只要我知道的，全部提供给你们。
朱养学、汪明化听张嘉蹈一说情况，顿时给弄了个目瞪口呆——真没想到，眼前这位张教授竟也是瓦洛嘉的受害者!

“苏联专家”诈骗案
七、“苏联专家”落网

这回去虹口区，谷鑫基的想法是专案组不再泡在分局，而是直接下基层，一个个派出所跑。头一个跑的就是公平路派出所，因为这个派出所管段内的白俄混血儿数量，在全市所有派出所管段里是最多的。虹口区的白俄混血儿，基本上都在这个派出所管段里。
派出所方面指派了三名民警协助专案组查摸，向侦查员提供了该所辖区内白俄混血儿适龄男性居民的名单。谷鑫基拿出从市局户籍处抄来的名单，亲自一个个核对无误，于是就将名单一分为三，侦查员也分为三个小组，各由一名派出所民警陪同按照地址逐个访问。要求是必须见到对象本人，验明正身并与其谈话，询问对方昨天上午的活动情况。
公平路派出所管段内的适龄男性混血儿居民一共有四十七人，三个小组一家家访问，访问对象正在单位上班的，就去单位；不上班也不在家的，就让其家人或者居民小组长立刻去找回来。这样跑到下午三点，专案组在派出所会合，汇总情况，四十七个对象见到了四十六个，只剩下一个还没见着。
这个还没访问到的对象名叫沙怀山，户籍资料是这样显示的：三十四岁，系上海第三钢铁厂炉前工，其父是苏联罗斯托夫人氏，出身于当地的一个贵族家庭，本人是沙皇军队的一名上校军官。“十月革命”爆发后，这个有着贵族和旧军官双重身份的上校逃亡到中国的哈尔滨，不久又到了上海，在虹口这边开了一家面包店，摇身一变当起了老板。他原是有妻室子女的，但因“十月革命”失散了，在上海安定下来后就娶了一个叫莫茵华的上海寡妇为妻。
莫茵华于1923年生下了一个男孩，十年后沙俄上校面包店老板因心脏病猝死，莫茵华遂第二次成为寡妇。两年后，她三度出嫁，这回嫁了一个从苏北来沪经商已经小有成就的丧妻男子沙某，做了填房。与沙俄上校生的混血男孩随继父之姓，改用了一个中国姓名——沙怀山。
沙怀山长得酷似乃父，一副俄罗斯人的模样，看不出其身上有一半中国的血统。他很喜欢跟虹口的那些混血儿伙伴厮混，能说俄语、英语，上的也是俄语学校。长大成人后，他开始跟着继父沙某经营木材生意，后来进了一家白俄老板开的饭馆当侍者，一直做到上海解放饭馆倒闭为止。当时他已经娶了一个俄日混血儿姑娘为妻，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失业后在家待过一段时间，替人做零工，后来就进了上钢三厂，当了一名炉前工。
应该说，沙怀山是一个符合犯罪嫌疑人瓦洛嘉特征的嫌疑对象，可是，专案组直到此刻却还没跟他谈一谈。为什么呢？因为陪同那一路侦查员的派出所民警告诉他们，沙怀山出了工伤，正在住院。他的左手腕骨折了，打着石膏呢。不言而喻，打着石膏的骨折病人是不可能实施犯罪活动的。所以，派出所民警去医院跟他聊了几句，就告辞了。
专案组的这一路侦查员是汪明化和马艳田，两人听了派出所民警的介绍后，完全认同了这一看法，也就不再去医院跟沙怀山见面了。
专案组长谷鑫基听了这个情况后，也认同了这个观点，但过后却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心里总感到不大踏实。转念一想，恍然：手腕骨折的病人还需要住院吗？这似乎有些反常!于是说：“他住在哪家医院？我们还是去看一看吧，老朱跟我一起走一趟。”
两人也不要派出所民警陪同，向派出所借了两辆自行车，骑着上路了。沙怀山就住在第一人民医院，离派出所不远。到了医院，先不去住院部，而是去了保卫科，出示证件后，说想了解一下正在贵院骨科病房住院治疗的病人沙怀山的病情。保卫科于是给骨科打了电话，请住院病人沙怀山的主治医生俞鑫过来一趟。
俞鑫匆匆来到了保卫科，进门后跟谷鑫基一照面，专案组长心里就蓦地一喜：看来有戏!
为什么呢？因为这位俞医生也是一个看上去像是欧洲人样的混血儿，谷鑫基凭直觉就感到这人可能跟沙怀山有一种特殊关系。
俞鑫听保卫科的人介绍了谷鑫基、朱养学的身份，神色有点儿异样。然后，他就作出了不正常的反应：拒绝介绍沙怀山的病情，声称这是医务人员的权利，是《日内瓦宣言》所赋予的。侦查员有点儿惭愧，因为他们甚至连《日内瓦宣言》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重申了他们这是在执法，请对方无条件配合。接着，俞鑫就发怒了，拍着桌子指责侦查员不尊重人权，然后转身就走。
俞鑫当然是走不了的，被阻止后他就试图强行离开。他的力气很大，轻而易举就把阻止他的那两个保卫科人员推开了。这样，侦查员朱养学就只有掏枪了。而且，医院这边显然也已经不适宜跟俞鑫医生进行谈话了，需要换一个地方，比如派出所，或者直接去市局。
不过，侦查员没有因为这段意外插曲而忘记了那位住院病人沙怀山。朱养学立刻前往病房去查看，但那里没有沙怀山。问了护士长，说他今天没有来过。朱养学有点儿蒙了：什么叫没有来过？他不是住在这里的吗？怎么可以离开？怎么想来就来呢？护士长作了解释，原来，沙怀山是一位特殊病人，因为他是为了搭救一位同事而受的工伤，又因为他跟主治医师俞鑫是关系特铁的发小，所以，俞鑫给他在医院安排了一个长期床位，至今已有五个多月。他想回家就回家，想住院就住院，有时一个星期不来医院也是有的，反正单位会给他支付所有费用。
朱养学又打听：那么，昨天他是否待在这边呢？
护士长去病房问了病友，回来告诉朱养学：昨天上午他是将近十一点钟时来的，午饭后睡了一觉就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过。
谷鑫基于是给在派出所待命的汪明化等侦查员打了电话，让他们立刻去沙怀山家，见到沙怀山后，不必问什么，直接拘捕就是。然后又往市局打电话要了辆小吉普，把俞鑫带到了市局。
俞鑫一进局子就作了交代，内容很简单，但基本上可以证实沙怀山即是瓦洛嘉——
俞鑫和沙怀山同岁，是从小就在一起玩耍的发小，十三岁时还学着上海滩的帮会大哥搞过结拜。不同的是，俞鑫读书很聪明，后来读了医科学校，成了一名骨科医生，而沙怀山不思上进，只好当了一名工人。沙怀山五个多月前工伤后，最初是在广慈医院治疗的，并未住院，医生对骨折作了处理后给开了病假，让他回家休养。俞鑫闻讯后前往沙怀山家探望，看到他家居住条件不佳，就出主意说要不你到我们医院去住院吧，反正你这是工伤，单位承担医药费用，还会给你伙食补贴。沙怀山闻之大喜，于是就去了第一人民医院住进了俞鑫分管的病房。那是一个小病房，只住着三个病人，俞鑫给他安排了一个靠窗口的床位。沙怀山不是一个静得下来的人，伤还没好的时候，就天天到外面去溜达，晚上才来病房睡觉。后来伤好了，为了能够继续住下去，俞鑫就给他造了一份假病历，说骨头没有接好，得重新接。为遮人耳目，还为沙怀山制作了一个活络石膏套子，需要时就套上，不需要时就卸下。过不多久，俞鑫就开始时不时被沙怀山请去饭馆吃饭，还经常收到礼物，收音机、糕点、珍珠粉、水果等等都有，最贵的是一块挂表，崭新的，还有发票，价格是七十八元，是从著名的“亨得利”钟表店购买的。俞鑫对经济状况一般的沙怀山何以忽然变得阔气起来感到不解，但因为有东西拿，所以也不去多想。
这边在听俞鑫作上述交代时，另一路侦查员汪明化、张宝山、纪海群、马艳田四人去了沙怀山家，但沙怀山却不在，问其家人，说不知道。问当天行踪，说是中午还在家喝酒，下午就出去了。再问平时的行踪以及昨天的活动，家人一概摇头。侦查员稍一商议，决定守株待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