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帝弊政及对西汉后期政局的影响

[摘 要] 汉宣帝虽然是西汉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但受他自身特殊出身以及当时历史背景的影响，他统治期间，在推行一系列积极措施巩固汉朝统治的同时，也出现了乞灵鬼神、任用宦官外戚、诛杀功臣贤臣、奢侈享乐等诸多弊政，给汉朝后期的统治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从而加速了汉代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汉宣帝 弊政 西汉后期

由于汉宣帝治国有方，使汉朝的国力在其统治期间呈现出持续恢复与发展的势头，故其在历史上颇获盛誉。如刘向认为“其治过于太宗（文帝）之时”。[1]（p98）班固称其“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2]（p275）崔实赞其统治期间，“海内清肃，天下密如。”[3]（p1727）但也不乏微辞。如刘向称“文帝之节俭约身，以率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难及，似出于孝宣皇帝者也。”[1]（p99）吕祖谦指出“论其功则为中兴之君，论其罪则为基祸之主。”[4]（p404）张栻所谓“宣帝则威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5]（p558）吕思勉认为“先汉之衰乱，不得不归咎于帝之诒谋不臧矣。”[6]（p161）应该说对于宣帝之政，无论是赞扬或是批评，都颇有道理。就学界研究而言，关于宣帝之治的积极之处，学者已屡有论述；然对于消极之处，却多语焉不详。事实上，宣帝在位期间的许多消极行为对汉代政治的影响也极其深远，故颇有探讨之必要。

一、汉宣帝统治时期的弊政

汉宣帝统治时期，弊政颇多，大致而言有迷信鬼神、任用宦官外戚、诛杀功臣贤臣、奢侈享乐等。
（一）迷信鬼神
首先，认可睦弘的将有匹夫为天子之说，一即位，即征眭弘的儿子为郎。元凤三年（前78），泰山大石自立，昌邑枯社木复生，上林苑中断枯柳树自立生，有虫食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眭弘推《春秋》之意，上书朝廷，认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并说：“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结果眭弘被以大逆不道罪处死，“后五年，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眭弘子为郎。[2]（p3153-3154）
其次，声称他尊崇武帝为世宗后，迭有瑞应。所谓：“告祠世宗庙日，有白鹤集后庭。又立世宗庙告祠孝昭寝，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筑世宗庙，神光兴于殿旁，有鸟如白鹤，前赤后青。神光又兴于房中，如烛状。广川国世宗殿上有钟音，门户大开，夜有光，殿上尽明。”[2]（p1248）
再次，表彰祥瑞。据《汉书?宣帝纪》载，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其中在十四年中先后有过十七次表彰祥瑞的活动。象征祥瑞的珍物有凤凰、神雀、甘露、嘉谷玄稷、金芝、奇兽、白虎、神鱼、神光、黄龙等，其中尤以凤凰出现的次数最多，达十二次，并且范围最广，史称宣帝一朝，“凤凰下郡国凡五十余所。”[2]（p1253）并且进入宣帝统治中后期，更是“嘉瑞并见”，如神爵元年（前61）所谓：“乃元康四年（前62）嘉谷玄稷降于郡国，神爵仍集，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九真献奇兽，南郡获白虎威凤为宝。朕之不明，震于珍物，饬躬斋精，祈为百姓。东济大河，天气清静，神鱼舞河。幸万岁宫，神爵翔集。”五凤三年（前55）所谓：“朕饬躬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并见，或兴于谷，烛耀斋宫，十有余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诏有司告祠上帝、宗庙。三月辛丑，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观。朕之不敏，惧不能任，娄蒙嘉瑞，获兹祉福。” [2]（p242-272）
最后，以祥瑞为年号，如神爵、五凤、甘露等年号皆是因祥瑞而得。
（二）信任外戚宦官
宣帝在位期间重用外戚、宦官，在一些核心部位，都尽量选派许、史、王等外戚担任。如霍光去世后，宣帝封许广汉为“平恩侯，位特进”，参与军国重事。[2]（p3976）后又以许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2]（p809）史高“以外属旧恩侍中贵重”。 [2]（p3634）在清除霍氏集团的过程中，“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2]（p2952-2953）同时又对他们大行封赏。地节三年（前67）四月许广汉封平恩侯，食邑五千六百户；地节四年（前66）二月封其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其舅王无故为平昌侯、王武为乐昌侯，食邑各六千户。八月封其祖母兄子史高封乐陵侯，食邑二千三百户。元康二年（前64）三月封皇后父王奉光邛成侯，食邑二千七百五十户；元康三年（前63）三月，封其祖母兄子史曾将陵侯，食邑二千二百户；其祖母兄子史玄平台侯，食邑二千九百户；封许广汉之弟长乐卫尉许舜博望侯、侍中光禄大夫许延寿乐成侯，食邑各一千五百户。
由于宣帝的提携，使外戚很快发展成为朝中强大的政治势力，这从当时朝臣对外戚的追捧攀附行为就可以看出。如魏相能受到宣帝赏识，很快进位为丞相，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同平恩侯许广汉等外戚关系密切，故黄震称：“魏相假许、史为重，进不以正。”[7]（p141）许广汉迁入新居，举朝重臣道贺，所谓“平恩侯许伯入第，丞相、御史、将军、中二千石皆贺”，酒酣之际，长信少府檀长卿为讨好许广汉，不顾自己列卿的身份，“起舞，为沐猴与狗斗”。[2]（p3245）右扶风陈万年倾其家财结好外戚许、史，在乐陵侯史高身上下的功夫尤其大。所谓：“赂遗外戚许、史，倾家自尽，尤事乐陵侯史高。”[2]（p2899）丞相黄霸也讨好外戚史高，“荐高可太尉。”[2]（p3634）于此可见当时外戚权势之盛。
同时宣帝又起用宦官来协助他处理国事，其中尤以石显、弘恭最受信任。所谓：“宣帝时任中书官，恭明习法令故事，善为请奏，能称其职。恭为令，显为仆射。”[2]（p3726）又“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 [2]（p3284）
（三）诛除霍氏集团及盖宽饶等贤臣
关于霍光对汉朝的贡献，班固曾有全面评价，所谓：“霍光以结发内侍，起于阶闼之间，确然秉志，谊形于主。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2]（p2967）由于霍光有大功于汉朝，故霍光去世后，许多人希望宣帝能保全其家族，如茂陵徐生曾上疏劝宣帝对霍家“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然奏疏“三上，辄报闻。”[2]（p2975）张敞上疏请求宣帝对霍光死后的政局妥加处置，使“霍氏世世无所患苦。”宣帝虽“甚善其计”，但并没采纳他的建议。[2]（p3218）最终仍然诛灭了霍氏家族。对此，司马光称：“夫以显、禹、云、山之罪，虽应夷灭，而光之忠勋不可不祀；遂使家无噍类，孝宣亦少恩哉！”[8]（p821）
宣帝统治期间，优秀官员甚众，其中如司隶校尉盖宽饶“为人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家贫，”仅靠“奉钱月数千”为生，并且“身为司隶，子常歩行自戍北边”，“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2]（p3245-3247）河南太守严延年治郡“令行禁止，郡中正清。”[2]（p3669）诸吏光禄勋杨恽为人“轻财好义”，为官“廉洁无私” 。[2]（p2890）但由于这些官员冒犯了宣帝，而为他所不容。结果盖宽饶被逼自杀，严延年被斩首，杨恽被腰斩。
（四）车服之盛。宣帝追求享乐，生活奢靡。所谓：“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侍诏金马门。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宣帝多次令王褒等随其“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当时他又“颇好神仙”，[2]（p2821-2829）“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大夫刘更生献淮南枕中洪宝苑秘之方，令尚方铸作。”[2]（p1250）又“是时宣帝颇修武帝故事，宫室车服盛于昭帝。”[2]（p3062）

二、宣帝弊政出现的原因

宣帝统治期间弊政不断，究其原因，既与其出身特殊有关，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一）宣帝自身的特殊情况
如所周知，宣帝是以昭帝继承人的身份入继大统的，但宣帝为昭帝侄孙，而礼只有兄终弟及、父死子继，无以孙继祖者，故王鸣盛所谓：“昭帝，武帝子；宣帝，武帝曾孙；以嗣昭帝，乱昭穆之序，奚可哉！”[9]（p73）另外，宣帝虽为武帝曾孙，但受其祖卫太子牵连，以庶人身份由官府抚养成人，所谓：“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2]（p3964）地位低贱，并不具备做储君候选人的资格。所以宣帝为天子，无论是在正统性还是合理性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缺陷。因此当广陵王刘胥得知宣帝被立为天子后，非常惊讶与愤怒地说：“太子孙何以反得立？”[2]（p2761）而另一贵族楚王刘延寿则以为“广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欲附倚辅助之”，因遗书刘胥，提醒他要“长耳目，毋后人有天下。”[2]（p1925）此显现出宣帝因得国不正而面临的政治窘境。由此带来了两个后果：
其一，为了彰显自己得国的正统性与合理性，宣帝频繁地乞灵于鬼神，“大力宣扬灾异祥瑞，作为自己‘受命于天’的证明”。[10]（p321）而吏民见宣帝热衷于祥瑞之事，遂“争言祥瑞，以中其欲。”于是祥瑞频现。[11]（p77）
其二，诛杀直臣。虽然宣帝频频利用天命来证明自己得国的正统性与合理性，但他毕竟出身卑微，是被选立的，可谓得国不正，故非常忌讳臣下有涉及这方面的言论，因此无论是当面明确指斥还是背后旁敲侧击地嘲讽，一经发现，都必遭宣帝严惩。
学者论及宣帝处死盖宽饶等，多认为是宣帝性情刻薄，缺乏容人之量所致。如苏辙认为宣帝“虽明察有余，而性本忌克”。 [12]（p972）吕思勉认为宣帝“天资近于刻薄，故喜柔媚之人，而不能容骨骾之士。”[6]（p160）事实并非如此。宣帝治国，继承的是武帝以来儒法兼用、阳儒阴法的施政理念，在道德教化方面注重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同时因认为“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 [2]（p277）而法家由于主张因时制法，与时具进，所谓：“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13]（p1040）故在治理国家过程中，“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 [2]（p3284）并任用明习法令之士以为已助，所谓：“用事之人皆明习法令”， [2]（p3246）而“不甚用儒”。 [2]（p3332）在这种施政理念指导下，汉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蒸蒸日上，故宣帝对此颇为自豪，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徳教，用周政乎！”[2]（p277）由于对自己的施政理念充满自信，故宣帝对于异见颇能宽容。
如王吉上疏宣帝，认为宣帝虽励精图治，所谓：“躬圣质，总万方，帝王图籍日陈于前，惟思世务，将兴太平。诏书每下，民欣然若更生。”然而却“可谓至恩，未可谓本务也。”因为他身边的公卿大臣，“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希望宣帝能“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观此俨然是对宣帝之政的全盘否定，但因王吉疏中言辞语重心长，使宣帝感觉到虽然王吉与自己政见不同，但其忠君忧国之心却溢于言表，故虽不认可王吉的言论，却也并不生气，只是“以其言迂阔，不甚宠异也。”[2]（p3062-3065）
而反观盖宽饶等人，其对宣帝之政的否定程度皆不及王吉，然却不为宣帝所容，究其原因，乃在于他们触犯了宣帝的忌讳。如盖宽饶奏疏中“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2]（p3247）此分明是在借《韩氏易传》批评宣帝如果干不好，还不如让给另外的贤人来做！宣帝因此大怒，必欲置盖宽饶于死地而后快。严延年为河南郡太守时，其邻郡颖川郡太守黄霸阿宣帝之意，频奏祥瑞，严延年对此甚为不满，当时河南郡发生蝗灾，严延年因对人说：“此蝗岂凤皇食邪？”此显是对当时臣下迎合宣帝的心理，与其一起共同虚构其正统地位的行为的嘲讽。[2]（p3670-3671）诸吏光禄勋杨恽屡屡出言抨击宣帝，所谓：“恽上观西阁上画人，指桀纣画谓乐昌侯王武曰：‘天子过此，一二问其过，可以得师矣。’画人有尧舜禹汤，不称而举桀纣。恽闻匈奴降者道单于见杀，恽曰：‘得不肖君，大臣为画善计不用，自令身无处所。若秦时但任小臣，诛杀忠良，竟以灭亡；令亲任大臣，即至今耳。古与今如一丘之貉。’”云云。[2]（p2891）由于严延年、杨恽的政敌深知宣帝最忌臣下嘲讽自己，所以为扳倒他们，他们的政敌专门挑触犯宣帝忌讳之事来告发他们，并每每阴谋得逞。
另外宣帝重用外戚也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宣帝与他的外戚感情深厚，如后元二年（前87）宣帝遇赦后，曾一度为其祖母的娘家史家养育，所谓：“治狱使者邴吉怜皇曾孙无所归，载以付史恭。恭母贞君年老，见孙孤，甚哀之，自养视焉。”[2]（p3961）长大后，“（张贺）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云云。[2]（p236-237）及被立为帝后，在与霍氏集团的斗争过程中，宣帝免除霍氏亲党的兵权，而易以许史子弟，所谓：“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2]（p2952-2953）在许史外戚的强力支持下，使宣帝在霍光一死，便轻松地铲除了这个强大的政治集团。所有这一切都让宣帝对他的外戚充满了信任，因而他重用外戚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宣帝追求享乐，应与他微时“喜游侠”有一定关系。[2]（p237）因为游侠追求及时行乐、享受人生。如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到燕后，“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得到燕太子丹的赏识后，“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 [14]（p2527-2531）剧孟“好博，多少年之戏”。 [2]（p3700）宣帝既然喜为游侠，必然会受到其享乐文化的影响，事实也确实如此。宣帝微时即喜“斗鸡走马”。 [2]（p237）当时长陵王奉光“少时好斗鸡，宣帝在民间数与奉光会，相识。”[2]（p3969）陈遂，“宣帝微时与有故，相随博弈，数负进。”[2]（p3709）由于宣帝热衷于享乐，故一旦大权在握，尤其是在取得一定成就之后，便忍不住也奢侈起来。

（二）文景以来的政治试验破产。秦朝建立后，官员们从加强地方统治及制约官僚体系考虑，要求秦始皇提拔宗室，作为皇权的助手。如丞相王绾等从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出发，向秦始皇提出建议，所谓：“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14]（p238-239）博士淳于越则从制约权臣的角度出发，要求分封秦始皇分封宗室，所谓：“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14]（p254）但由于种种原因，秦始皇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及至秦亡，时人多归咎于此。
故汉初惩亡秦之戒，大封同姓以为朝廷之助。所谓：“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2]（p393）吕后专权期间，又引入外戚势力，“欲连固根本牢甚”。 [14]（p1969）然诸吕用事，不仅削弱了军功官僚集团的权力，而且有倾危刘氏社稷之险，结果促使军功官僚集团与宗室合流，最终在吕后死后联手消灭了诸吕。此后，文景时期外戚成为皇权防范的对象，文帝之舅轵侯薄昭因杀汉使者被文帝逼令自杀。皇后窦氏的兄弟窦长君、窦少君终文帝之世未能封侯。景帝时，窦、王等外戚势力虽有发展，但基本上不参与朝政。
虽然外戚问题基本得以解决，但文帝时，宗室又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贾谊将此称为“可为痛哭者”， [2]（p2230）同时认为只要君主善待大臣，“厉廉耻行礼谊”，就能够得到大臣的拥待，而不必将希望寄托在宗室身上，所谓：“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文帝当时采纳了贾谊的意见，所谓“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2]（p2258-2260）景帝时大力推行消藩政策“抑损诸侯，减黜其官”的同时，[2]（p395）效法乃父，厚待自己欣赏的臣下，如他以卫绾“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14]（p2770）武帝时，为了加强皇权，继续打击宗室诸侯，最终将宗室彻底抛弃。所谓：“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2]（p395）在此过程中，为了制衡官僚集团，外戚再次受到重用，当时但凡重大军事活动，往往都有外戚的身影。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皆从“嬖宠擢用”， [15]（p51）在武帝的扶植下，因功而获得显赫的地位。但从这些外戚最后的结局看，武帝不是将他们视为助手而是作为工具来使用的，因此这些外戚随着利用价值的丧失而相继为武帝所抛弃。检讨武帝一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当他辞世之时，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外戚之家都已荡然无存。由于宗室、外戚皆不足依靠，武帝便如其父祖一样，将希望寄托在一些忠诚的臣僚身上，并对他们予以重点培养，以备非常。其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皆武帝“素所爱信”。[8]（p745-746）如霍光“出则奉车，入侍左右”，甚见亲信。[2]（p2931）金日磾，武帝“甚信爱之，赏赐累千金，出则骖乘，入侍左右。”[2]（p2960）上官桀，武帝以其“为忠，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2]（p3957）后元二年（前87）春，武帝去世前，将朝政托付给了他们，当时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2]（p2932）
虽然霍光等以忠诚为武帝所信任，并委以重任，但从此后形势的发展看，这些所谓的忠臣与此前的外戚、宗室一样，同样并不可靠。先是以上官桀为首的官僚集团阴谋伏兵格杀霍光，“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被霍光发觉后将其铲除。[2]（p2936）继而独揽朝政的霍光将他的子侄、女婿等亲人以及故吏等亲信皆安插在朝廷的要害部位上，从而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所谓：“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2]（p2948）昭帝去世后，在旬月之间，他先是将昌邑王刘贺立而复废，继而又拥立宣帝，变易君主如同弈棋一般。故宣帝虽是由他所立，但宣帝对他不是满怀感激而是充满畏惧，所谓：“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2]（p2958）霍光去世后，时人总结后元二年（前87）至地节二年（前68）这段历史，用了八个字，所谓：“禄去王室，政由冢宰” [2]（p3135）通察武帝所托付的几位忠臣的所作所为，再加上宣帝的亲身感受，使他深切地感受到将国事托付给大臣是不可靠的。而宣帝在霍光死后铲除霍氏集团，则标志着始自文帝的通过优待臣下以换取其忠诚的试验的破产。
由于此前外戚、宗室已相继被皇权所抛弃，如今又疑忌大臣，这似乎会让皇权面临无所依靠的窘况。但事实上，由于宣帝的特殊经历，使他对外戚的看法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因而对外戚充满信任，故在与霍氏集团斗争的过程中，已将其引入统治机构之中，以为已助，及至除掉霍氏集团后，更是大力培植外戚势力。同时宦官由于在朝廷没有亲党，作为皇室的家奴而听命于君主，也非常值得信任，因而宣帝在利用外戚势力的同时，又让一些宦官也协助自己处理国事。
（三）神学思想流行。宣帝时期迷信鬼神还与当时神学思想流行有关。可以说自先秦以至于汉，天人感应、帝王受命而王之说一直大行于世。如《易传》所谓：“天垂象，见吉凶。”[16]（p70）《中庸》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17]（p33）邹衍所谓：“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盛。’火气盛，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18]（p126-127）而在汉代被推为儒宗的董仲舒更明确指出：“王者，必受天命而后王”，而帝王受天命的表现就是天降祥瑞，所谓：“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 [19]（p358）“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2]（p2500）
武帝中后期，为维护其动荡不安的统治，遂有意识地利用董仲舒的神学思想来文饰其政治，于是祥瑞大兴。
元狩元年（前122）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元狩二年（前121）夏，马生余吾水中。南越献驯象、能言鸟。元鼎元年（前116）得鼎汾水上。元鼎四年（前113）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元封元年（前110）正月，行幸缑氏。诏称于中岳获駮麃，见夏后启母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元封二年（前109）六月，诏称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作《芝房之歌》。元封四年（前107）三月，祠后土。诏称武帝祭后土地祇之时，见光集于灵坛，一夜三烛。幸中都宫，殿上见光。元封六年（前105）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称武帝礼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为黄金。祭后土，神光三烛。太初二年（前103）夏四月，诏称武帝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太始三年（前94），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2]（p174-206）
武帝时期的这些活动，不免使董仲舒的祥瑞说深入人心。及至宣帝即位，为了昭示其继统的正统性与合法性，遂利用此说以惑众。

三、宣帝弊政的消极影响

宣帝所施行的一系列弊政，给汉朝的统治带来了诸多的消极影响。
（一）增加国家财政开支。宣帝在乞灵鬼神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如神爵元年（前61）正月，宣帝临幸甘泉宫，在泰畤祭奠天神。三月，临幸河东，在后土祭祀地神。五凤元年（前57）正月幸甘泉，祭泰畤；五凤二年（前56）正月再幸甘泉，祭泰畤，又赴雍城的五畤祭祀天帝。五凤三年（前55）又赴河东，祭后土。在汉代，祭祀天地是最为隆重的活动，因此往往声势浩大，所谓：“汉朝舆驾祠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太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之大驾之卤簿。”[20]（p219）当时五岳、四渎等高山、大河宣帝虽不亲至，也要经常祭祀。所谓：“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又立祠祭祀其他神灵，所谓：“时，南郡获白虎，献其皮牙爪，上为立祠。又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又祠太室山于即墨，三户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鸿门。又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祠于长安城旁。又祠参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社石鼓于临朐，之罘山于腄，成山于不夜，莱山于黄。成山祠日，莱山祠月。又祠四时于琅邪，蚩尤于寿良。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龙山仙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肤施。”另外，又在出现祥瑞的地方修建宫殿。神爵二年（前60）正月，因“凤凰集祋祤，于所集处得玉宝，起步寿宫，乃下诏赦天下。”神爵四年（前58）冬，“凤凰集上林，乃作凤凰殿，以答嘉瑞。”[2]（p1249-1252）
热衷享乐，浪费了大量的财富。宣帝去世后的次年，贡禹上奏章，论及当时的奢侈程度说：“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考虑到元帝刚继位，故贡禹所言，实际上说的是宣帝时的事情。[2]（p2070）
（二）为后世易代思潮的兴起埋下伏笔。宣帝频繁地将自然现象与人事相比附，从而使二者在世人的观念中形成了直接的对应关系，即上天时刻关注着人世的一举一动，同时又通过所谓的祥瑞或灾异现象表达其对人事的看法，亦即任何一种特殊的自然现象都是有着神秘喻意的。统治者虽可借此文饰政治，但由于自然现象的不可预知性，故无形中也给现实政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因为在祥瑞说流行的同时，还存在着天谴说，此说意为帝王行事若不符合上天的心意，上天就会降下灾异来提醒甚至惩罚他。如陆贾所谓：“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21]（p155）韩婴所谓：“《传》曰：‘国无道则飘风厉疾，暴雨折木，阴阳错氛，夏寒冬温，春热秋荣，日月无光，星辰错行，民多疾病，国多不祥，群生不寿，而五谷不登。’”’[22]（p74）及至董仲舒又提出了系统的天谴说，所谓：“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19]（p259）又称：“《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2]（p2498）然而董仲舒的天谴说并不止于天以灾异警示帝王，董仲舒还认为天并不私于一姓，“无常予，无常夺也。”无道就无资格统治天下，就应该被有道者取代，所谓：“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者皆天之所夺也。……故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 [19]（p220）据此，如果上天总是降下预示灾异的凶兆，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皇朝要被取代了？
有鉴于此，汉代自高祖以至于景帝，鲜有君主以祥瑞文饰其统治者，因灾异而罪己者也只有文帝一人，且仅有一次。武帝贪祥瑞说之利，大肆鼓吹之，而于史不绝书的灾异不置一辞，不免给人以自欺欺人之感。因此到了昭帝时，利用祥瑞说文饰政治就变得有点难以为继，其在位十三年，表彰祥瑞的活动只有两次。于是到了宣帝时便面临着是否利用天人感应之说的抉择，即要么及时刹住利用祥瑞说文饰政治之风；要么全面接受天人感应之说，在鼓吹祥瑞的同时，也对灾异现象给予回应。而宣帝最终选择的是后者，在褒贬祥瑞的同时，对灾异现象也给予重视，如本始四年诏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地节三年（前67）十月，诏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五凤四年（前54）四月辛丑晦，日食，诏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甘露元年（前53）四月，太上皇庙、文帝庙先后发生火灾，宣帝“素服五日”。 [2]（p245-269）
既然认可了灾异天谴说，则允许臣民探讨灾异出现的原因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于是前代禁止以灾异推演政治的禁忌也得以解除。当董仲舒提出祥瑞天谴说之时，即热衷于以《春秋》为指导推演当代的天象以预测时事。但由于这实际上是在窥测汉室的兴衰，故朝廷对于臣下猜测天意颇为疑忌。董仲舒因此而获罪，武帝 “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2]（p2524）也就是说武帝时，对于董仲舒的祥瑞天谴说朝廷是有保留的。昭帝时，眭弘因借天意推演祸福，而被处死。然而到了宣帝时，一即位便任命眭弘之子为郎，此举即承认了眭弘的“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之说，又在事实上为眭弘平了反。同时又屡屡诏求天下对灾异现象发表看法。如本始四年（前70）因地震而下诏，所谓：“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地节三年（前67）十月，诏“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2]（p245-249）这样一来，就等于解除了此前不准论说灾异的禁忌，每个人都可以对祥瑞灾异现象发表看法，使国家对舆论的主导权渐渐丧失，从而为日后易代思潮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三）官场因循成风。宣帝悍然诛除霍氏，世俗皆以为是因为权重召祸，所谓：“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2]（p2958）因此后人因担心行权召忌，而自远权势。诛杀盖宽饶、杨恽等忠直之臣，让贤臣寒心，以至于“高才之士侧足而履其朝。陵迟至于元、成，朝无重臣”。[12]（p972）故而虽然宣帝时进取之势颇劲，然汉世官风由进取转向保守，也是从此时开始的。
如富平侯张安世，“素小心畏忌”，当霍氏被族诛之际，“已内忧矣”。宣帝赦其女孙张敬，“以尉其意。安世浸恐。”因而“匿名迹远权势”，又喜“隐人过失”。 [2]（p2649-2650）李贽论及张安世曰：“忧谗畏讥，鉴霍光者。”[23]（p125）丙吉为相，“上宽大，好礼让。掾史有罪臧，不称职，辄予长休告，终无所案验。”[2]（p3145）元帝时司隶校尉诸葛丰称：“今以四海之大，曾无伏节死谊之臣，率尽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2]（p3249）成帝时司隶校尉王尊弹劾丞相匡衡与御史大夫甄谭 “居大臣位，知显等专权势，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无大臣辅政之义。”奏上后，“群下多是王尊者。”[2]（p3344-3345）丞相张禹“为人谨厚” [2]（p3349）孔光典掌枢机，对成帝“不敢强谏争，以是久而安。”为官“既性自守”。[2]（p3354）李贽评孙光：“真畜生也。”[23] （p137）元延元年（前12）七月诏称：“乃者，日蚀星陨，谪见于天，大异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2]（p236）哀帝时谏大夫鲍宣上疏称：“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谓如臣宣等为愚。”[2]（p3088）
（四）导致外戚专权。由于宣帝疑忌臣僚，故当其临终托付之际，虽拜贤臣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太子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让他们“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但同时又拜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总揽朝政。[2]（p3283）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又居中用事，所谓：“外有史高总朝廷之事，内有恭显制枢机之权”。 [7]（p141）遂使萧望之、周堪在施政过程中处处受到外戚、宦官的限制，最终矛盾激化，萧望之等被清除，外戚、宦官专权，由此开启了汉代新的历史进程。
总之，汉宣帝在位期间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由于他迷信神灵，允许吏民对灾异现象自由发表意见，遂使汉朝对舆论的主导权逐渐丧失，为易代思潮的兴起铺平了道路；任用外戚宦官，开创了汉代后期外戚主政的新政治格局；诛除霍氏集团及盖宽饶等贤臣，导致汉代的官风由进取转向保守。凡此种种原因，都加速了西汉皇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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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于《北方论丛》2012年第1期

本贴是本人自2008年起，沤心沥血撰写而成的。其中许多网友都提出了相出多宝贵的意见，其中大家最喜欢的网友，他或她的名字我一字想不起来了，但大家若通读了本帖的所有回复，相信对那位网友一定非常熟悉（许多网友留言说看本贴就是为了看那位网友的以言，本人并不觉得网友们的言语刺耳），我曾给他或她发短信，希望能够联系上，可惜发现她或他现在不上网上。我自从发贴以后，一直在观注所有网友的回复，对于汉宣帝的史事也一直在思考，并反复修改自己的观点。经过数年的沉思，以及与身边的学者的探讨，现已正式将书稿撰成，并将于2015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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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前五章能否首发在天涯上，还需要河南大学出版社责编的支持，但我一定会争取的。

《巫蛊之祸：西汉中期政坛秘辛》，335千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定价45元。


目录：
序一
序二
序三

第一章 杀戳迭起， 卫太子风雨飘摇
第二章 江充：大奸若忠的上访者
第三章 父子反目：可怜长安成血海
第四章 李氏外戚：繁华转眼即成空
第五章 武皇托孤：不御之权付与谁
第六章 霍光：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
第七章 昭帝：在花样年华里寂寞死去
第八章 群臣议立，咸推一人
第九章 旋立旋废：刘贺究竟做错了什么？
第十章 病已龙飞：震憾千古的传奇
第十一章 诏求故剑：秀的是夫妻情重
第十二章 君臣角力，霍家终得位
第十三章 宣帝亲政，政坛波涛汹涌
第十四章 清算霍家，新人当政
第十五章 顺应时势，转变思想
第十六章 王霸并用，堪称中兴
第十七章 喜谄恶讥，善政之累
第十八章 独步天下，快意恩仇

第一章 杀戳迭起， 卫太子风雨飘摇



太始三年（前94年），河间人钩弋夫人为时年63岁的汉武帝生下了他的少子刘弗陵，因此子是钩弋夫人孕十四月而生，故武帝对此评论说：“听说以前尧的母亲怀孕十四个月而生下尧，现在钩弋也是这样。”于是将钩弋夫人所生刘弗陵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 对于武帝此举，司马光很不满。司马光认为作为一国之君，为万众所瞩目，他无论说什么或是做什么，天下都会无不知之，因此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慎重。就当时的情况而论，卫子夫皇后与卫太子刘据都没有什么过错，而武帝却将钩弋夫人生刘弗陵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尧是古代的圣君，而武帝期许少子以尧，分明是想让他的少子做他的继承人，而在刘据仍居于储君之位的情况下，武帝只有先废黜太子刘据才能达到他的目的。所以武帝虽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命了这么一个门，却透露出了他意欲动摇其长子刘据太子之位的意向。结果让奸邪之人揣摸到了他的心意，知他奇爱少子，想以少子为嗣，遂有倾危皇后、太子之心，最终酿成巫蛊之祸：“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司马光显然是不满武帝把想法透露出来，但站在武帝的立场上看，他虽有更易储君之心，若不表露出来，臣下如何能知道并助他实现这个愿望？要知道在此之前，他曾多次明确表达过对太子刘据的支持。
如太子母子本就因知道武帝嫌太子仁恕温谨，缺少霸气，不像自己，而心中不安，后来武帝宠幸的女子诸如王夫人、李姬、李夫人等都生了儿子，这不免更让他们忧心仲仲。武帝知道后，特地让卫青给太子母子传话说：“汉家的许多制度都处在草创阶段，加上边境很不安宁，朕若不变更制度，后世就无从效法，不出师征伐，天下就无法安定下来，因此不得不劳乏百姓。如果后世又出现像朕这样的君主，那就是在重走秦朝灭亡的道路啊。太子敦重好静，一定能安定天下，不让我担忧。想寻求能够守成的君主，哪有比太子还贤德的人！听说皇后与太子有紧张不安的想法，怎么会有她们担心的事呢？你可以把朕的意思告诉他们。”
再如卫太子每每劝谏武帝不要征伐四夷，武帝总是笑着说：“朕承担劳苦，把安逸留给你，不也是很好吗！”
再如武帝每每外出巡行时，都会把朝中的事托付给卫太子，宫中的事交给卫后处理。武帝回京后，卫太子在报告工作时，往往只是说那些大事，武帝也并无异议，有的时候甚至问都懒得问。卫后见卫太子每每自行其是，担心会惹武帝不满，常告诫太子要把事情留下来，等武帝回来后，根据武帝的意思裁决，不应该擅自决断。武帝听说后，赞成太子的行为而不认可卫后的主张。
又如武帝身体曾稍有不适，让小黄门常融去召唤太子来见自己，常融回来后对武帝说，太子听到武帝生病的消息后，面有喜色。武帝闻言嘿然不语。太子来后，武帝看他的脸上有泪痕，可是他却假装高兴，与武帝谈笑，这武帝感到很奇怪。就详细询问是怎么回事，这才知道太子一听说武帝有病，就担心得哭了起来。武帝为此大怒，为避免再有谄害太子之事发生，遂诛杀常融，以警效尤。
所以说，一直以来，武帝给世人的印象都是很宠爱太子，所以他不表态让人们知道他的想法变了，谁敢直接向卫太子发起挑战呢？
而察武帝有易储之心的原因，乃在于他与太子矛盾日深，恶化了与太子的关系。
首先，治国理念不同。武帝治国推崇儒表法里的霸政，在位期间，他高扬春秋《公羊》学大一统、大复仇的旗帜，外征四夷，内兴文治，取得重大成就：“北征匈奴，单于远循，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但其消极后果也很严重：“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 社会因此而发生分裂，以官僚阶层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阶层，支持武帝建功立业；非既得利益阶层主要是工商业者、地方豪富及广大的小农阶层等则因利益受损，而对武帝之举深恶痛绝。最终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天汉二年（前99年）关东出现“自西汉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来自下层的大震动” ，这次暴动遍及关东地区，参与暴动的百姓相聚在一起，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他们攻打城邑，掠夺乡里，声势甚盛。武帝派绣衣使者，发兵分布逐捕，历时数年，方才免强将暴动镇压下去。但盗贼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彻底解决。此次镇压过后，盗贼很快又在社会上大量出现。
卫太子目睹时局之严峻，思有以变更以苏民困，故武帝虽诏令卫太子学习《公羊传》，但卫太子对讲尊尊亲亲、重视宗法情义及伦理秩序，视民为君本，重民命、爱民财的《谷梁传》更感兴趣，在掌握《公羊传》之义后，又私下里学习《谷梁传》。其政治理念主张施行仁政，反对武力征伐。因此多次劝谏武帝不要兴师四夷。由于武帝外出巡幸期间，常让卫太子代理朝政，卫太子遂利用这一机会，纠偏武帝之政以便民，对武帝的政令多有变易。就武帝而言，他此前曾言及要彻底解决汉朝所面临的内外问题，然后由卫太子来守成。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使他逐渐认识到，在他有生之年，很可能难以完成既定的任务。这就要求继立的君主，继续坚持他的道路，来实现他未竟的事业。而卫太子显然志在守成，无意继其遗志。这不免让武帝深以为忧，担心卫太子继位之后，不仅不能使他开创的局面得到发扬光大，并且还会有使汉家统治走向衰落之虞。另外太子因屡行德政而深得民心，这也为武帝所不喜。
其二，太子羽翼已成，让武帝对他充满疑忌。太子自元狩元年（前122年）四月被立，至太始三年（前94年）武帝少子出生时，已为国之储君29年。在此期间，武帝委任卫太子的母家卫氏外戚中的两个核心人物卫青、霍去病长期统兵征伐，卫、霍遂以军功屡受封赏，卫青拜爵长平侯、官至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拜爵冠军侯，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位极人臣。卫青的三个儿子又皆被封为侯。与此同时，他们属下的大批将校也因功被加官进爵，活跃在当时的政坛之上。如元朔二年（前127年），校尉苏建被封为平陵侯，张次公被封为岸头侯。元朔五年（前124年），诸校尉公孙敖、韩说、公孙贺、李蔡、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等分别被封为合骑侯、龙頟侯、南窌侯、乐安侯、涉轵侯、随成侯、从平侯；李沮、李息、豆如意等皆被赐爵关内侯。元朔六年（前123年）以卫青统军征匈奴有功，特置武功爵，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是役封霍去病为冠军侯、郝贤为众利侯。元狩二年（前121年）封赵破奴为从骠侯，赐校尉从至小月氏爵左庶长。元狩四年（前119年）封路博德为符离侯、邢山为义阳侯、李敢为关内侯，徐自为爵大庶长，其他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卫青、霍去病为领袖的庞大的军功外戚集团，成为太子母子的重要依靠。尽管这个集团随着霍去病、卫青的先后去世，再加上武帝的压制，在武帝后期的政坛已呈江河日下之势，但这支力量还在，一旦太子有召唤，没有人敢保证他们不会倒向太子。另外，武帝从培养接班人考虑，太子长大成人，入居太子宫后，武帝特为他在长安城南杜门外五里处起博望苑，让他自行招揽天下贤俊，许多人由此成为太子集团的成员；后又因经常代武帝处理国事，一些在朝中不得意的所谓“宽厚长者”又渐渐聚拢到他的旗下，因此到了武帝晚期，以卫太子为核心，在武帝之外，俨然又崛起了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廷中自然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武帝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 这就让嗜权如命但因日渐老迈导致执政能力持续下降的武帝，对卫太子心生疑忌成为必然。

其三，武帝担心若由卫太子继位，汉家会再度出现太后擅权的局面。却是眼见自己日渐衰老，死亡在即，卫太子继位已指日可待，而若如此，以太子母子关系之亲密，尽管太子已是成年人，他继位后卫皇后仍会插手朝政，因为从汉代的传统看，“汉母后预政，不必临朝及少主，虽长君亦然。” 若如此，则庞大的卫氏外戚集团成员自然也将随之复起而遍据要津，卫皇后因此将权倾内外，而这是武帝所不愿看到的。因为汉初由于吕后专权而险些夺去汉家江山的往事，一直是武帝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继而其祖母窦太后对其父子所做的一切，更是让他记忆犹新。汉初吕后专权期间，先后封其兄子吕台、吕产、吕禄、吕台之子吕通为王，其中吕台、吕产还分掌南、北二军，吕氏族人又有六人封侯，权势之盛，一度颇有倾危汉室社稷之虞。景帝在位期间，他的母亲窦太后不仅经常插手政务，还想让景帝立自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为储君，把景帝搞得非常被动。后来她明知景帝欲立武帝为继承人，仍然逼着景帝立刘武为储君。武帝即位后，窦氏为太皇太后，仍然干预政事。窦氏崇黄老之术，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以儒术用事，窦氏对此甚为不悦，赵绾又请求武帝不再向窦氏奏事，窦氏闻言大怒，遂搜罗赵绾、王臧的奸利事，并以此斥责武帝用人不明，逼武帝将赵绾及王臧下狱，二人被迫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免职，致使朝廷为之震荡，武帝帝位为之不稳。因此从为汉家江山的安危考虑，武帝不希望继他而立的君主身边有一个强大的外戚势力。并且汉家寡居的贵妇人私生活多不谨，在汉代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如刘邦去世后，吕后宠幸审食其。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寡居，私幸董偃。想想自己死后，由皇后晋位皇太后的卫子夫也可能如此作为，让自己蒙羞，武帝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
总此数点，武帝就有了易储之心。或许有人会说 ，武帝也就那么一说，本人就当真了，喋喋不休地讲出这么多道理，是不是有点多虑了？事实上，这还真不是瞎猜。武帝长期执政，娴熟统治技巧，为避免尴尬、被动，对于一些敏感问题往往不直接表态，而是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委婉地表达出来。如有次太子去见卫后，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宦官黄门苏文就向武帝打小报告说：“太子因为在皇后宫中与宫女戏耍，所以出来得晚。”武帝听后，将太子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无缘无故地增加了一些宫女，这让太子甚感莫明其妙，就让人去打听缘故，才知道是苏文背后陷害自己，当时便为之切齿。因为苏文一句话，父亲就赐给自己宫女，太子解读后认为这不是奖赏，而是批评，武帝的意思就是告诫太子，他身为国之储君，以后要君临天下，为民表率，因此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要在自己宫外做那些有失体面的事情。再如卫后批评太子擅自处理朝政一事，武帝知道后赞成太子的行为而不认可卫后的主张。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肯定太子的行为就是对太子的表扬吗？其实这倒未必。武帝肯定太子，是欣赏他率性而行，不加掩饰，至于他的行为是否合乎武帝的心思，武帝并没有说，并且始终没有对他的行为有过评价，这是什么意思？很玄妙的。
卫太子不仅不为武帝所喜，朝中掌权的权贵对他也非常不满。因为武帝以王霸之道治国，用法严酷，故治下多严酷苛刻之吏，武帝时期的苛政都是由他们提出并推行的。故卫太子纠偏武帝之政，实际上纠的就是这些权贵的政令，因而招致他们强烈不满。无论是为现实还以后的仕途考虑，他们都不希望刘据为储君。因此这些人不仅经常在武帝面前说太子的坏话，并且还阴谋构陷太子，其中有此人与太子更是势同水火。
后宫中意欲颠覆卫太子储君之位的活动也丝毫不逊于外朝。尤其是那几个有宠并生子的女子，在宫中都甚有势力，而大凡这样的女子，大都居心叵测，对储君之位虎视眈眈。如高祖时戚夫人欲恃宠夺嫡，一度把吕后搞得寝食难安。文帝时窦氏施展手腕将自己的儿子推上了太子的宝座。景帝时王夫人为把自己的儿子胶东王刘彘也就是后来的武帝扶上太子之位，可谓费尽心机。武帝时后宫斗争尤其激烈，只是武帝天性雄猜，最忌被人左右，故宫中女子虽有这种想法，也不敢如戚夫人那样，向他明确地表示出来。这些女子只是拚命地在背地算计卫后母子。比如宦官苏文、常融、王弼等就是受这些女子的指使，经常在武帝面前添油加醋地诽谤太子母子。
在此情况下，太子母子本应在朝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但由于早在元封五年（前106年）时，卫氏集团的核心人物大将军卫青就去世了，所以竟成孤立之势。当卫青活着的时候，朝臣以及那些倾险小人虽然对太子母子不满，因顾忌卫青的威望，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算计太子母子，及至卫青死后，见太子母子失去了依靠，都想构陷太子母子，将他们扳倒。及至从武帝的言行中窥测到了武帝的易储之心，反太子势力倾覆太子母子的活动不免更加猖獗起来。

就武帝而言，虽然通过少子出生一事，透露了他的易储之心，但接下来他的举止又让人觉得这更似无心之语。因为太始四年（前93年）三月，他又去行幸泰山，到五月时才回到长安城外的建章宫。当年十二月又行幸雍，西至安定、北地，至征和元年（前92年）正月才又回到建章宫。按照惯例，在他巡行期间，朝政仍是卫太子主持，后宫仍是卫皇后打理。究其原因，首先可能是自己年过花甲而得少子，让他自觉身体尚健，故易储之事也不必急在一时；其次，由于太子羽翼甚众，若轻率动摇太子，稍一不慎，就会引起朝局的动荡；最后，他与太子为父子数十年，对太子还是有感情的，让他断然下狠手处置太子，确实于心不忍。但是来自上天的警示却又让他屡屡欲罢不能。

自先秦以来，天人感应之说一直大行于世。人们认为上天主宰着人世的命运，并常常通过降下异常的征兆来预示人世的祸福：“天垂象，见吉凶” 。如《中庸》称国家在兴起与灭亡之前，都会有异兆出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邹衍认为帝王将要兴起的时候，上天必定先给百姓降下祥瑞：“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历史进入汉代后，学者们对天人感应说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如陆贾认为国家对百姓推行恶政，横征暴敛、法治严苛，就会产生恶气，恶气则会产生灾异。螟虫之类的东西，就是随着恶气而产生的；虹蜺之类的东西，就是因为推行恶政而出现的。人世的治道有失，则上天就会出现异常的天象；恶政流布于百姓，则螟虫就会生于田野：“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 韩婴提出如果统治者治国无道，就会出现一系列灾异现象：“《传》曰：‘国无道则飘风厉疾，暴雨折木，阴阳错氛，夏寒冬温，春热秋荣，日月无光，星辰错行，民多疾病，国多不祥，群生不寿，而五谷不登。’”’ 及至董仲舒又提出了系统的天人感应说，并进一步论述了灾异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他看来，天地间的异常现象并非是上天对人事的被动反应，即统治者做了什么坏事，上天就显示出什么样的灾异；而是对统治者行为的规范与指导。如果统治者不听从上天的教导，一意孤行，不进行变革，他就会出现大的祸患，因此需要认真加以揣摩领会，以期能够对祸乱及时加以制止：“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 又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董仲舒被称为汉世儒宗，其天人感应思想得到了汉代学者的普遍认同，从而使通过异常现象窥伺天意以指导时政成为汉世的一种时尚，对汉代统治影响甚巨。因此，太始三年（前94年）后，接连发生的灾异事件不能不让武帝心存忧虑。

太始四年（前93年）七月，赵国有蛇从邯郸的郭外进入城中，与城中的蛇在为文帝所立的神庙下发生群斗，结果城中蛇斗死。据史载鲁桓公十五年（前697年）五月，郑厉公与郑权臣蔡仲之间矛盾激化，遂出奔，继而定居于郑边邑栎。后来郑国都城南门中发生门内的蛇与门外的蛇相斗事件，门内的蛇斗死。此后过了数年，也就是鲁庄公十四年（前680年）六月，郑国大夫傅瑕杀郑国国君子仪及其二子，重新拥立厉公。鲁庄公听说发生在郑国的蛇斗之事，就问鲁国大夫申繻：“厉公回国难道与蛇妖有关吗？”申繻说：“人是否会遇到他忌惮的事，是由他自己的气焰决定的。妖孽是的自身行为导致的。如果人本身没有给妖孽作怪的可乘之机，妖孽自己就不会出现。人舍弃常道，妖孽就会兴起，所以才有妖孽。”显然，在申繻看来，若人行事失常，就会出现妖孽，继而就会发生非常之事，郑国后来发生的事是与蛇妖事件有关联的。因此发生在邯郸的蛇斗之事不能不引起武帝的疑虑。当年十月三十日，又发生了日食。因古人认为人君象日，君主与太阳之间存在着协同感应关系，因此太阳发生的异常现象都与君主有关。阴侵阳会导致日食发生，在人世则意味着出现了人君无道、臣下专权、后妃乱政等问题，对应的灾害则可能是亡国、君主疾或死、水灾、旱灾、兵灾等。对武帝而言，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无道，则面对日食的出现，他要思考的就是臣下专权、后妃乱政的问题，那么专权的臣下、乱政的后妃会是谁呢？

征和元年（前92年）夏，大旱。对于此时的旱灾，可能是意味着上一年的日食喻示的灾害成为现实，同时这可能也是人世将发生异常事件的征兆。如春秋时期每有旱灾便有大事件发生。汉代亦如此。如惠帝五年（前190）夏，大旱，是岁长安城修成。文帝三年（前177年）秋，天下旱。当年夏，匈奴右贤王侵扰上郡，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士八万五千人奔赴高奴，将右贤王赶出塞外。当年秋，济北王刘兴居造反，文帝遣将讨平之。文帝后六年（前158年）春，天下大旱。接下来匈奴大规模入侵上郡、云中，烽火通长安，文帝遣三将军屯边，又遣三将军屯京师。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夏，大旱。是岁，四将军征匈奴。元朔五年（前124年）春，大旱。是岁，六将军率众十余万征匈奴。元狩三年（前120年）夏，大旱。是岁，发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汉元年（前100年）夏，大旱；天汉二年（前99年）夏，三将军征匈奴，李陵战没不还。由于大旱多与兵事相关，这也让武帝忧心不已。
上天的频频示警已让武帝坐卧不安，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又让他怒不可遏。征和元年（前92年）秋冬时节，武帝在建章宫居住时，看到一个陌生男子带着剑进入中龙华门，引起武帝怀疑，便命人去逮捕他。而那男子见状，扔了剑就跑，侍卫们忙去追赶他，但最终还是让他逃脱了。这事让武帝非常愤怒，当时就把掌管宫门安全的官员门候给斩了。接下来的十一月，征发三辅 地区的骑士在上林苑中展开大搜捕，同时又关闭长安城门搜捕奸人，一直搜了十一天才停止，而武帝仍然怒气难息。在他看来，这分明是有人等不到他死，就急着要夺他的权了。而在建章宫门禁森严的情况下，居然有人能带剑闯入宫中，并出现在他的面前，没有内应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这不免让他不寒而栗！因为这说明敌对势力党羽已渗透到了他的宫中，甚至在他身边可能就一直站着居心叵测的人！那接下来要问的就是谁是最盼着他立马断气的那个人了，而要说到这个问题，武帝有无数个理由指向他的长子卫太子刘据。因为自己现在若死掉，刘据不仅可以不用再战战兢兢地担心失去太子之位，而且立马就可登上皇帝的宝座，并且他也具备安排刺客入宫刺杀自己的能力和条件。至于其他的儿子，自己若现在死去，不仅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并且还极有可能受到刘据的清算，对他们而言，自己只有活着，他们才有安稳的日子过，纵使有的儿子觊觎太子之位，也只有在他的支持下才能做成，否则真是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想要自己老命的只会是太子！既然如此，对太子还有什么可怜惜的！
虽然武帝决意要废黜太子，但真正操作起来难度颇大。因为一直以来，由于武帝注重维护太子声誉，使其鲜有负面信息流布民间，且太子在代武帝主政时屡行德政，深为百姓所敬仰。故若武帝直接废黜太子，纵使理由再充分，百姓也不会接受，而只会认为是这是一个阴谋，因为一个忠孝、仁德的人是绝对不会祸乱国家的。或许有人会认为，以武帝之强悍，他若一定要强行废黜太子，谁又能奈他何！然而我们历数武帝之政，可发现他每推行一项政策，处理一件事情，大都要给自己的行为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究其原因，乃在于他深知要想保有皇权，就必须保持社会的稳定，而要想保持社会的稳定，对于君主而言，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君主本人必须遵守与维护为整个社会所尊奉的那些构成社会稳定的基石的普世价值理念，比如儒家所宣扬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就是汉代的普世价值观。具体而言就是对人要有亲爱之心，做事要公平合理，行为要与一定的准则相适合，要言行一致、表理如一。如果这些基本理念得不到尊重与维护，汉代的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因此武帝虽然握有整个帝国的生杀予夺之权，但他却不能公然做出有违这些普世价值理念的事情。所以他要想废黜太子，就必须拿出一个可以让百姓接受的理由。另外此时的太子羽翼已成，武帝冒然动摇他，可能会让他的集团奋起抗争，从而给武帝带来不测的祸患。因此武帝要想废黜太子，就必须小心谨慎！而通察武帝废黜太子的过程，也确实显现出了武帝作为老牌政治家的老辣的手段。
征和元年（前92年）冬，武帝虽然在上林苑和长安城停止了对奸人的搜捕，但紧跟着又下诏全力搜捕阳陵大侠朱安世，继而又以擅用北军钱一千九百万为借口，逮捕了太仆公孙敬声。此两事看似与太子无关，实则招招都是指向太子的。朱安世时常游走于长安上流社会，与权贵们来往甚密，对武帝而言，一朱安世在手，几可尽知权贵们的隐私，故武帝一定要抓住他，很可能就是想以他为突破口动摇卫氏外戚集团。应该说，这是一个捷径，可一时之间却抓不到朱安世，武帝于是启动第二套方案：抓捕公孙敬声，剑指公孙贺，强攻卫氏外戚集团。之所以率先向公孙贺父子发难，是因为在卫氏外戚集团的成员中，这两个人对武帝威胁最大。围绕皇后卫子夫与卫太子刘据，卫氏外戚集团的核心成员有卫子夫的姐姐卫君孺、姐夫公孙贺、外甥公孙敬声、侄子长平侯卫伉、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等。其中公孙贺为丞相，官居百僚之首，权势甚大；公孙敬声为太仆，位居九卿，职掌武帝舆马，有时还亲自为武帝驾车，属武帝身边近臣。故武帝若想铲除卫氏外戚集团，就必须先除掉公孙贺父子，否则若其父子为乱，武帝就会有性命之忧。有鉴于此，武帝遂抓捕公孙敬声，意欲罗致罪名，先除掉公孙贺家族。时任太常的江都侯靳石因未窥透其中的玄机，竟去牢中慰问公孙敬声，被免职。

公孙贺本武人出身，谋事简单，思虑不周，一见儿子被抓，方寸大乱，竟主动向武帝请求替朝廷抓捕朱安世为公孙敬声赎罪。武帝恐怕不会想到公孙贺会出此下策，但这分明对自己有利。因为公孙敬声自恃权贵身份，居官骄奢不奉王法，武帝想抓他，随时就能找到借口把他再抓起来，让武帝发愁的是怎样才能尽快抓到朱安世，现在公孙贺主动请缨来抓朱安世，武帝当然愿意让他试试，并且这样做还会给世人造成错觉，那就是武帝抓公孙敬声确实是因为他犯了罪，而不是为了清算卫氏集团而设的局。因此，公孙贺一提出请求，武帝当即就答应了。而公孙贺得了武帝的许可后，为了尽快抓到朱安世，就动用各种关系，寻找朱安世，并假传朝廷诏令，估计是骗朱安世说朝廷找他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并承诺不重惩朱安世。在朱安世看来，丞相的话还能有假，且总躲也不是办法，就出来自首了。而公孙贺抓到朱安世后，也没多想，直接便把朱安世送进了监狱，接下来就等着武帝信守诺言，放他儿子出来了。

孰不知这已犯了武帝的忌讳。因为武帝以天子之威都难以捕获的人，他作丞相的居然说抓就抓到了，这足以说明他与江湖侠士交往之深，而武帝最忌朝廷重臣与游士交往，言之每每为之切齿！而朱安世入狱后，得知公孙贺抓他是想拿他赎自己的儿子，不怒反笑说：“丞相要祸及宗族了啊。把南山的竹子都砍下来，做成竹简，也不足书写我所知道的丞相家的罪状；把斜谷的树木都砍倒，做而刑具，也不够械系丞相家人。”当即便从狱中上书，告公孙敬声大罪二：其一，公孙敬声与卫皇后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其二，公孙敬声使用巫蛊之术，让巫师诅咒武帝，并且在通往甘泉宫的驰道上埋偶人，诅咒武帝时说过恶毒的话。且不说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一事，单是巫蛊之罪，就足以诛灭公孙贺全家。巫蛊之术是流行于武帝时期的一种暗害仇敌的巫术。“蛊”本义是指经由饮食给人们带来疾病的害虫。其首要特性是伤害性。汉代“巫蛊”之“蛊”就是由其伤害性引申而来。 巫师为蛊，故称巫蛊。其方法是让巫师用桐木制作象征仇敌的木偶，将其作为施术对象埋置地下，并加以祭祀和诅咒，人们认为这样做就可以达到伤害仇敌本人的目的。武帝对此非常忌讳！元光五年（前130年）女子楚服等因替陈皇后行巫蛊之事，被武帝定为大逆无道之罪，按汉律，此罪最重惩罚是族诛，即不仅犯此罪者要被处死，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同胞兄弟姐妹都要被处死。故当年除楚服被枭首于市外，被株连而死者有三百余人。现在得知公孙敬声又以此术谋害武帝，武帝岂能饶他！

二、《通鉴》所采录武帝与戾太子纷争史料非王俭所杜撰

辛德勇为证《汉武故事》为王俭所撰，对《通鉴》所叙述的关于巫蛊之乱的发生缘由以及对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不同治国理念的描摹的文字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段文字出自《汉武故事》，并且为王俭所杜撰［5］。其论旁征博引，言之凿凿，颇能眩惑视听。
考《通鉴》所采武帝与戾太子纷争史料，除“皇后亦善自防闲”、巫师方士变幻“无所不为”等文字与《汉武故事》颇相似外，其他如汉武帝让卫青向卫皇后母子传话之事、汉武帝让戾太子代理国事、苏文等谄害戾太子事，皆不见于《汉武故事》。故全祖望对其史料来源甚感困惑：“《通鉴》载戾园处疑畏之中，极其详悉，乃知戾园固无过，而武皇亦尚未失父道。天降厄运，生一江充以祸之。但《通鉴》此条，绝不知其何所出，《考异》中亦不及西京事。除《班书》外，唯褚先生补《史记》，偶有异同，而《荀纪》则本班氏。温公不知采之何书，大足改正班《史》，而惜胡梅磵亦未尝一考及也。”［20］( P2028)吕祖谦《大事记》论及此事称：“《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戾太子及巫蛊事甚详。”［21］( P518)王益之《西汉年纪》论《通鉴》中这段史料，引吕祖谦之语：“吕氏《解题》曰：《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载其始末甚详。”［22］( P337)据此可知吕祖谦认为《通鉴》中的这段文字，所征引著作非止一种，因以“诸书”概括之。故《汉武故事》一书虽散佚颇甚，我们虽不能因为没有见到该书有相关史料，就否定该书没有记载这些史料，但也不能肯定上述史料一定出自《汉武故事》。辛德勇据吕祖谦、王益之语，认定《通鉴》关于这段史事的叙述，但凡不见于《史记》、《汉书》者，皆出自《汉武故事》，这种看法显然是不严谨的。并且姑且假定果如辛德勇所言，相关史料出自《汉武故事》，也不能肯定就是王俭所作。
辛德勇认为是王俭所作。理由有二：其一，“首先我们应当理解，这些内容，本来正符合神仙家的追求。”然后通过论述指出这些叙述属于虚妄无稽之谈。但问题是这些叙述并不涉及神异之事，辛德勇自己也说这些叙述“相对比较平实自然”［5］，然其仍然与神仙家事相牵连，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嫌。纵使其说言之成理，如前所言，王俭一生笃守儒家理念，他若要批评汉武帝穷兵黩武，也不会以神仙家思想立论。
其二，王俭出于个人原因，想“藉汉武帝与戾太子事来表现他对刘劭反对宋文帝之举的同情”［5］。关于这条理由，有数处值得辨析。
首先，辛德勇论王俭家事，称王僧绰、东阳公主亦即武康公主为王俭的“生身父母”。然史称东阳公主薨于刘劭发动宫廷政变之前，王俭“生而僧绰遇害”，成年后尚阳羡公主，宋明帝以王俭已故“嫡母”武康公主曾参与“太初巫蛊事”，不可以为阳羡公主的妇姑，欲开冢离葬，“俭因人自陈，密以死请，故事不行。”后超迁秘书丞，撰《七志》及《元徽四部书目》。“母忧，服阕为司徒右长史。”［23］( P433)据此可知，东阳公主并非王俭亲生母亲，且死于王俭出生之前。
其次，辛德勇认为王僧绰对待刘劭，至少是一个中立的态度。然而当刘劭发动宫廷政变时，史言：“会二凶巫蛊事泄，上独先召僧绰具言之。及将废立，使寻求前朝旧典。劭于东宫夜飨将士，僧绰密以启闻，上又令撰汉魏以来废诸王故事。撰毕，送与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随王诞，江湛欲立南平王铄，欲立建平王宏，议久不决。诞妃即湛之女，铄妃即湛妹。谓僧绰曰: ‘诸人各为身计，便无与国家同忧者。’僧绰曰: ‘建立之事，仰由圣怀。臣谓唯宜速断，不可稽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愿以义割恩，略小不忍，不尔便应坦怀如初，无烦疑论。《淮南》云：‘以石投水，吴越之善没取之。’事机虽密，易致宣广，不可使难生虑表，取笑千载。’”观此可知王僧绰在此次宫廷政变中，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了宋文帝的一边。然而辛德勇对这段文字进行解读后，却得出了王僧绰对待刘劭，至少持中立态度看法，试问若王僧绰态度中立，为什么主动向宋文帝报告刘劭的动态？为什么要求宋文帝从速决断？所以议论史事，窃以为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并且王僧绰遇害后，当时朝廷也认为王僧绰忠于文帝，“世祖即位，追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谥曰愍侯。”［24］( P1850-1851)
其三，辛德勇因王俭坚决反对宋明帝改葬东阳公主事，认为“这说明王俭对其母附从刘劭反对宋文帝显然有所同情和理解”。然事实并非如此。王俭成年后尚阳羡公主，宋明帝以王俭已故“嫡母”而非生母武康公主曾参与巫蛊事，不可以为阳羡公主的妇姑，欲开冢离葬，为王俭阻止。其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因为对刘劭反对宋文帝有所同情和理解。因为王俭出生前，东阳公主已死，其出生时其父王僧绰遇害，王俭由其叔父王僧虔抚养成人，因此正如辛德勇所言，他对王僧绰、东阳公主在这场政治变故的认识，应主要得自他的叔父或其他王氏家族成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自王僧绰被害后，王僧虔就成了王氏一门的领军人物，王俭后身居高位，对于他仍甚尊重，因此王僧绰对此次政变的看法对王俭尤其重要。而王僧虔在其兄王僧绰被刘劭杀害后，“亲宾咸劝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国以忠贞，抚我以慈爱，今日之事，苦不见及耳。若同归九泉，犹羽化也。’”［23］( P591)观此可知王僧虔视刘劭为叛逆，认为王僧绰是忠于宋文帝而死得其所。自然他是不会认同东阳公主的行为的，所以王俭也不可能认同东阳公主的行为。
王俭之所以以死相争，反对将其嫡母离葬，应是出于为东阳公主尽孝之心，及维护家族声誉之意。王俭笃于儒学，少时便留意《三礼》，并撰有《古今丧服集记》，尤善《春秋》，极重《孝经》。元徽二年，王俭二十二岁时，编纂目录学著作《七志》，将《孝经》置于该书《经典志》所录群经之首：“王俭《七志》，《孝经》为初。”［25］( P3)南齐时，国学设郑玄所注的《孝经》，领国子博士陆澄对时任尚书令的王俭说：“《孝经》，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并对国学所置《孝经》是否为郑玄所注提出质疑。王俭答称；“疑《孝经》非郑所注，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艺文》并陈之六艺，不与《苍颉》、《凡将》之流也。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23］( P683-685)他曾为齐高帝诵《孝经》之《君子之事上章》，齐高帝称“善”［16］( P593)。王俭又曾与文惠太子论《孝经》，称该书“孝理弘深，大贤方尽其致”［23］( P400)。王俭不仅精研孝道，而且还恭行之，其袭父爵时，虽数岁，然“流涕呜咽”，不失孝子之仪。宋顺帝“升明二年，迁长兼侍中，以父终此职，固让。”［23］( P433-434)王俭“为朝宰，起长梁斋，制度小过，僧虔视之不悦，竟不入户，俭即毁之。”［23］( P596)齐武帝永明三年，“叔父僧虔亡，俭表解职，不许。”［23］( P436)对于父母之过错，儒家经典皆以为孝子不应当记藏在心，如《礼记·坊记》称：“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26］( P1620)并应该为其隐讳，如孔子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27］( P2507)《礼记·檀弓上》云：“事亲有隐而无犯”，郑玄注：“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26］( P1274)《公羊传》云:“《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28］( P2244)《谷梁传》称：“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29］( P2365)因此恭行孝道的王俭阻止宋明帝将东阳公主开冢离葬，应出于为嫡母尽孝之心，而非辛德勇的推理。因为东阳公主若被开冢离葬，其过失便会显扬天下，而遭世人诟詈，这不仅会让其先人蒙羞，并且也会影响到王氏高门士族的清誉，所以这对于笃守孝亲之义的王俭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此以死抗争。
最后，辛德勇认为王俭可能从宋文帝与太子刘劭之事，联想到汉武帝与戾太子的纷争。然而，若说王俭由宋文帝兴兵北伐及刻薄寡恩而联想到汉武帝，当不无可能。但是认为王俭因刘劭为巫蛊并发动宫廷政变而联想到戾太子，则断无可能。理由有三：其一，双方父子关系不类。宋文帝对刘邵仁至义尽，虽知其使女巫严道育为巫蛊诅咒自己，仍然原谅了刘劭，后因担心京师出现非常之事，“辄加劭兵众，东宫实甲万人。车驾出行，劭入守，使将白直队自随。”［24］( P2426)后得知刘劭仍在与女巫严道育往来，显见害己之心不死，方才打算废黜刘劭。而刘劭自有害父之心始，一直在处心积虑地算计其父。汉武帝则是晚年对戾太子刘据之宠衰减，后又精心布局，必欲除戾太子而后快，而史则不见载有戾太子有算计乃父之举。其二，巫蛊事不同。刘劭对宋文帝行巫蛊事，证据确凿；戾太子的巫蛊之事虽江充言之凿凿，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实有其事，武帝自己后来也认为戾太子是无辜的。其三，攻守之势不同。宋文帝父子的宫廷政变，是刘劭主动进攻，宋文帝被动应对；汉武帝父子的宫廷政变，是汉武帝主动进攻，戾太子被逼抗争。
总此以上诸点原因，王俭不可能有通过虚构汉武帝父子纷争之事，来表达他对刘劭反对宋文帝之举的同情的动机。

三、《汉武故事》的史料传承

据刘知几幾称《史记》成书后，续补其书者有十五家：“《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 ［30］( P25)《后汉书班彪传》：“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李贤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卫、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 ［9］( P1324-1325)据杨树达考证，阳城卫与卫衡是同一人，史孝山即史岑。合此两说得续《史记》者十六人。［31］后班彪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固因之而作《汉书》，班昭、马续等相继续成之。
汉史著作除《汉书》行世外，其他续《史记》之作亦颇有流传一时者，如《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32］( P1714)而葛洪称：“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 ［11］( P45)。班彪《后传》也曾流传，如王充称：“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33］( P615)且《汉书》为汉魏六朝之显学，为其作注解者甚多，研习者甚众：“ 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30］( P25)此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有陆贾所记的《楚汉春秋》九篇、《汉著记》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其中关于《汉大年纪》，王应麟认为：“《高祖·文帝·武帝纪》臣瓒注引《汉帝年纪》，盖即此书。”［34］( P17)考虑到臣瓒“生存年代，当在西晋。”［35］故王应麟之推断当可信。
因此必然会有为《汉书》所不载的汉代史事流传下来，故而对于汉魏六朝间流传下来的诸如《汉武故事》、《西京杂记》等书，学者虽知其中虚妄之事甚多，但一些叙述可补史传之阙也是不争的事实。故对其颇为珍视，著述之际，往往对其细加研析，谨慎征引，以增广异闻。
就《汉武故事》而言，因其中颇多神仙妖异之事，而其相对平实的叙述，辛德勇又认为是出自王俭的伪造，故断言该书“绝非信史”、“ 纯属虚构故事”，以此来论证《通鉴》采录《汉武故事》史事来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之误。李浩为驳辛德勇之非，则声称：“司马光《资治通鉴》全不取《汉武故事》之叙事”。论据是《通鉴考异》曾对《汉武故事》中的四件史事进行驳斥。《通鉴》在正面意义上使用《汉武故事》仅两处，且是以《汉武故事》证无关历史叙事之宏旨的名物，而“对它的叙事绝不采录”［36］。李浩的言论形同变相赞同辛德勇对《汉武故事》的断语。
实则如前所述，从《汉武故事》的叙事内容，以及张衡《思玄赋》、《西京赋》、潘岳《西征赋》引据《汉武故事》所载的史事，就可以看出该书至迟在东汉中期就已经出现。考虑到颇多记述西汉史的著作曾在汉晋间流布，可以推断该书中的许多叙述定当渊源有自，故不可武断地斥其绝非信史。
李浩为了申张自己的主张，却无力全面推翻辛德勇的观点，遂声称《通鉴》对《汉武故事》的叙事绝不采录，然其发语虽甚刚健，却没有说服力。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司马光确实说过《汉武故事》“语多诞妄”的话［37］( P585)，并对《汉武故事》中的史事屡有驳辩。但同时他并不排斥《汉武故事》中有价值的史料。即如汉武帝征和四年罪已事，就是采录自《汉武故事》。当然由于学者对于这条史料的认识不同，遂成聚讼。此外《通鉴》还对《汉武故事》一些史事如巫师方士变幻、武帝微行柏谷等史事予以征引，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虽没有讲明采录缘由，然细绎皆有采录之理，故为学者所认可。如吕祖谦论及《通鉴》采《汉武故事》诸书史实，以叙戾太子及巫蛊事称：“《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戾太子及巫蛊事甚详，如言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女巫往來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下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心既以为疑，因是体不平。此理之必然，盖可信也。”［21］( P518)关于武帝微行柏谷事，据《汉武故事》载武帝微行柏谷“宿于逆旅”，向逆旅翁乞浆饮，翁答：“吾止有溺，无浆也。”并欲杀之，赖主人妪救护，武帝一行方得不死。还宫后，“乃召逆旅夫妻见之。赐姬千金，擢其夫为羽林郎。” ［8］( P772)其事颇与《汉书》所载武帝微行事相出入，据《东方朔传》载，建元三年，武帝开始微行民间，曾因损害禾稼而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时夜出夕还，后赍五日粮，会朝长信宫，上大欢乐之”云云［32］( P2847)。《汉武故事》所载此事又被西晋潘岳《西征赋》所征引，显见此事至迟在魏晋时就已为人所熟知。《通鉴》因此采而入史。沈钦韩对此称：“按此事潘岳《西征赋》言之，定不妄也。”［38］( P47)
辛德勇为全面否定《汉武故事》的史料价值，又以吕祖谦、王益之都觉得《汉武故事》的材料不可信据为证，实则吕祖谦、王益之对《汉武故事》都是既有批判又有肯定。既以吕祖谦论《通鉴》采《汉武故事》巫师方士变幻无所不为之事为例，如上所述，吕祖谦对此是认可的。王益之也予以采信。此外王益之采录的《汉武故事》史事尚有数条。
综上所述，《汉武故事》一书至迟在东汉中期就已经出现，后迭经学者续补，至南朝遂成定本。考虑到颇多西汉史著作曾在汉晋间流布，而张衡、潘岳又曾引据该书所载的史事，可以推断该书中的许多叙述定当渊源有自，故不可武断地斥其绝非信史，但是由于其中虚枉、错讹之事甚多，引据之时要加倍谨慎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