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恭喜发财，大吉大利！【抢红包】

悠然翁抢到了悠然翁的红包，价值0.1个天涯贝【抢红包】

恭喜发财，大吉大利！【抢红包】

悠然翁抢到了悠然翁的红包，价值0.1个天涯贝【抢红包】

@yjs52610

作者：yjs52610 时间：2015-09-29 17:11:01
我以前看小说《唐骑》中有对“汉宣定胡碑”的描写。不知道历史上是否这个碑文的存在呢？

————————————————————————-
应该是虚构的。

@wytsss2013 时间：2015-09-30 05:46:17
其实霍光等不太想宣帝即位，这位身份太重根本不是谁可以驾奴得了的，但剩下的根本无法即位，汉朝又不能因此而亡，只剩下宣帝了。宣帝一上台给武帝立庙，就一个敢反对的还被杀了，又搞个故剑情深，都说明霍光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宣帝还算可以，要是定昭帝为伪帝篡位，霍光为罪臣，武帝那帮遗老遗少都不会说什么，毕竟戾太子天下共主四十多年，名份早定天下本来就他的
——————————————————
是啊，霍光立宣帝本是出于无奈。

政治博弈视域下汉宣帝微时史事辨析

[摘 要] 汉武帝晚期，卫太子家族在巫蛊之祸中被覆灭后，武帝欲置太子遗孙汉宣帝刘病已于死地，但并没能得逞；宣帝遭逢大难后，在同情卫太子者及卫太子残余势力的呵护下，得以幸存下来；昭帝后期，拥护宣帝势力更是频频活动，图谋在即将到来的皇位争夺中占得先机。
[关键词] 政治博弈 汉宣帝 丙吉



对于汉武帝时发生的覆灭卫太子家族的巫蛊之祸，二十世纪以来，学界屡有论述，然此事至田余庆方大明，田余庆通过大量的事实，雄辩地指出公孙贺之狱与卫太子之狱，都是针对卫氏而发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换后宫和更换继嗣，而更换继嗣是更为主要的目的。进而指出“此后霍光之辅佐昭帝，霍光与桑弘羊的矛盾在盐铁会议中之揭升，桑弘羊牵连而死于大狱等事，以至昌邑王之旋立旋废，卫太子之孙终于得以继统为宣帝等等，也都可联系起来观察，都可以视为卫太子问题的余波。”[1]57以田余庆之论征诸史实，颇给人以拨云见日之感。然就卫太子之孙汉宣帝刘病已而言，由于其微时史事多隐而不彰，且当时时事与他的关系又多晦而不明，故其与卫太子问题的关系颇有探讨之必要。因此本人今不揣谫陋，欲从政治博弈的角度对宣帝微时史事做一梳理，以求正于方家。



一、武帝对宣帝的处置

征和二年，汉武帝除掉了卫太子势力后，很快又做出一系列怀念卫太子的举动，如车千秋为卫太子讼冤后，武帝立拜其为大鸿胪，数月后，遂代刘屈氂为丞相，封富民侯。又“族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2]2747对此论者一般认为这是武帝在痛惜卫太子被奸臣无辜陷害至死。实则是在真相大白、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武帝为了撇清自己与该案的关系，而采取的危机管理措施而已。因为若果他真哀怜卫太子，就应该将卫太子家族中的唯一幸存者，当时被关在郡邸狱中的号称“皇曾孙”的宣帝从狱中释放出来。因为时人极重世系的传承，“兴灭继绝”被视为莫大的善举。而宣帝因受乃祖卫太子的牵连，当时虽刚生下数月，仍被关押在郡邸狱中：“曾孙虽在襁褓，犹坐收系郡邸狱。”[2]235

对此，吕思勉认为可能武帝并不知道其曾孙在狱中：“然则武帝果自知尚有曾孙否？”[3]155但这一怀疑是不成立的，因为当时在处置卫太子一案时，武帝根据涉案人员与太子关系之亲疏将他们分做三类，即太子家人、太子宾客、被胁迫参与叛乱者，然后予以不同对待。对太子家人全部处死：“及太子败，皆同时遇害”；[2]2747太子宾客没有参与反叛者皆处死，参与反叛者族诛：“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被胁迫参与叛乱者，都徙往敦煌郡：“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2]2882在此情况下，有涉案者若想逃脱惩罚，就必须得到武帝的特赦，尚书令张安世的兄长、太子家吏张贺就是因为得到武帝的特赦，才没被处死：“初，安世兄贺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宾客皆诛，安世为贺上书，得下蚕室。”[2]2651故对武帝曾孙的处置，一定是出自武帝的安排。因此陈苏镇指出“卫太子一案震动朝廷，震动天下。武帝对之十分重视，亲自部署了对太子的镇压，又亲自主持了对事件的处理。对太子家人大都被杀、只有遗孙一人收系狱中这一重要情况，武帝不会不知。”[4]323武帝知道其曾孙在狱中，却不肯放出来，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武帝是意在斩草除根，为其少子顺利继位扫清障碍。

当然，不赞同武帝有杀宣帝之心者会指出，若武帝果有杀掉宣帝之心，他当初何必赦免他！但问题是当时纵使他想除掉宣帝，但宣帝却有不杀之理。因为汉代对宗室谋反者往往只处置组织者及参与者，对于涉案的宗室贵族的家人则皆予以赦免。因此在史书中偶尔会见到这些谋反者后人活动的记载。如景帝时楚王刘戊参加七国之乱，失败后“自杀”。[2]1924江都王刘建“元狩二年谋反，自杀。”[2]411而到了元封年间，武帝“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乌孙昆莫。细君死后，“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乌孙君主岑陬。[2]3903-3904据此可知，武帝对卫太子一家大行诛戳已属过当，更何况太子遗孙为襁褓小儿，无预世事，且于情为其曾孙，于法亦当哀矜，由于“古代从政道德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内在支撑是重视为政者的道德品质。”[5]故武帝虽欲除之，但因为杀之无由，只好将其关押在郡邸狱中。班固在叙述此事时，用了一个“犹”字：“曾孙虽在襁褓，犹坐收系郡邸狱。”[2]235因为在班固看来，宣帝不仅不应该被处死，而且也不应该被关在监狱之中，武帝这样处置宣帝仍嫌过重。因为将一个襁褓小儿置于监狱之中，无疑于要他的性命。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婴儿死亡率相当高，极难养育。两汉文献对此屡有论及。如王吉称：“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2]3064桓谭所谓：“古昔平和之世，人物蒙美盛而生，皆坚强老寿”，而“后世遭衰薄恶气，娶嫁又不时，勤苦过度，是以身生子皆俱伤，而筋骨血气不充强，故多凶短折”。[6]222虽然王吉等关于婴儿死因的看法颇相歧异，但都承认婴儿早夭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王子今通过对传世文献资料以及睡虎地秦简《日书》、孔家坡汉简《日书》等考古文物资料中与婴儿健康问题有关的史料进行剖析，也指出“因疾病所导致的初生婴儿夭亡，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7]

正是因为婴儿死亡率高，为了让婴儿能够存活下来，当时做父母者对婴儿都是倍加珍爱，但仍避免不了婴儿的死亡，此即王符所谓：“父母有常失。”[8]47提供最好的生存条件仍免不了婴儿死亡，更何况是生存条件恶劣的监牢之中。故将婴儿置于监狱之中，无疑于判其死刑。事实也确实如此，宣帝入狱后，“曾孙病，几不全者数焉。”[2]3142幸亏有以故廷尉监身份被征治巫蛊郡邸狱的丙吉的悉心呵护方才每每转危为安。

后元年间，武帝自感时日无多，遂开始安排身后之事，后元元年，武帝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画像以赐霍光，要委霍光以重任；因担心自己去世后刘弗陵之母钩弋夫人擅权，赐霍光画后数日，又将钩弋夫人赐死。 后元二年春正月，武帝朝诸侯王于甘泉宫，赐宗室。此次朝会“可能含有镇抚诸侯要他们拥护弗陵的意义”。[9]248而昌邑哀王刘髆死于此年诏立刘弗陵为太子前后，由于其死在关键时刻，故张小锋认为“他的死，也很可能是武帝为昭帝即位扫清障碍而巧作安排的结果。”[10]19庄春波更是明确指出这是“刘彻担心自己身后出现不测，临终前，杀了刘髆。”[11]410许结也认为武帝为了给其少子刘弗陵继位做准备，“杀了对皇位有威胁的昌邑王刘髆”。[12]160除了以上诸事之外，后元二年的屠狱之命应该也是武帝在为使其少子刘弗陵顺利掌权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劳干就指出这件事“可能根本就是一个阴谋，要根本除掉卫氏的残余势力。”[13]158陈苏镇亦称：“武帝不惜再次滥杀无辜，可能是因为他对太子党残余势力也不放心，因而决意除掉皇曾孙，以免日后对昭帝构成威胁。”[4]324因为宣帝的祖父卫太子为储君三十余年，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声望，所以留宣帝在世上，对武帝的少子刘弗陵是不利的。于是武帝以“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为借口，派遣使者把中都官诏狱的犯人一一疏录清楚，然后下令不分罪行轻重一律处死。[2]3142

为了达到处死宣帝的目的，武帝特派宫中宦官内谒者令郭穰于夜间赶赴郡邸狱执行屠狱命令，但因丙吉拒不开门而使计划流产，武帝知道后，无奈之下地说：“天使之也。”[2]3142因将宣帝及郡邸狱羁押犯人悉数赦免。

昭帝继位，霍光辅政后，很快便根据武帝的遗命把刘病已从民间招回掖庭：“武帝时有诏掖庭养视”，[2]2947“上属籍宗正”。[2]236而这样做，看似是武帝的恩赐，许结所谓：“巫蛊祸后，武帝觉得愧对卫太子与史皇孙，于是派人将他的这位皇曾孙接进宫中抚养。”[12]162实则极有可能是担心刘病已流落民间，被拥护卫太子势力所推戴，从而危害其少子刘弗陵的统治，因此将其召回朝廷，由官方控制起来。

二、拥宣帝势力对宣帝的保护

巫蛊之祸后，许多人受牵连被抓入郡邸狱接受审讯。时武帝征故廷尉监治巫蛊郡邸狱，见到被置于郡邸狱的宣帝，备加呵护，考丙吉恩养皇曾孙的原因，史家称是“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曾孙无辜”。然从丙吉的处事风格看，他显然是卫太子仁政治国理念的拥护者。如史书一则称其“为人深厚”，再则称其“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及居相位，上宽大，好礼让。”“于官属掾吏，务掩过扬善。”[2]3142-3146故丙吉之善待皇曾孙，不仅仅是出于同情，更多的应该是出于为其支持者延续胤嗣的使命感。因此阎步克指出卫太子在世时，丙吉与卫太子的关系虽无从考知，“但其对皇曾孙的冒险救护，似乎也暗示了些什么。”[14]

当时丙吉对宣帝可谓关怀备至：“时宣帝生数月，以皇曾孙坐卫太子事系，吉见而怜之。又心知太子无事实，重哀曾孙无辜，吉择谨厚女徒，令保养曾孙，置闲燥处。……曾孙病，几不全者数焉，吉数敕保养乳母加致医药，视遇甚有恩惠，以私财物给其衣食。”又士伍王尊称：“是时治狱使者丙吉见皇曾孙遭离无辜，吉仁心感动，涕泣悽恻，选择复作胡组养视皇孙，吉常从。臣尊日再侍卧庭上。”[2]3142-4149

后元二年，武帝去世前，特派使者郭穰赴郡邸狱屠狱，丙吉闭门不纳，相持至天明，方使宣帝得以保全性命：“内谒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狱，吉闭门拒使者不纳，曰：‘皇曾孙在。他人亡辜死者犹不可，况亲曾孙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还以闻，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2]3142

宣帝遇赦后，暂时仍由丙吉养护：“既遭大赦，吉谓守丞谁如，皇孙不当在官，使谁如移书京兆尹，遣与胡组俱送京兆尹，不受，复还。及组日满当去，皇孙思慕，吉以私钱顾组，令留与郭征卿并养数月，乃遣组去。后少内啬夫白吉曰：‘食皇孙亡诏令。’时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给皇孙。吉即时病，辄使臣尊朝夕请问皇孙，视省席蓐燥湿。候伺组、征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孙敖荡，数奏甘毳食物。”[2]3142-4149

丙吉后来打听到宣帝祖母史良娣的兄长史恭家的地址，丙吉便将宣帝送到了史恭家。在那里宣帝又得到了史家的悉心照顾：“载以付史恭。恭母贞君年老，见孙孤，甚哀之，自养视焉。”[2]3961

宣帝在史家生活一段时间后，被召回掖庭，由朝廷养育。时掖庭令为卫太子家吏张贺，受巫蛊之祸影响，张贺被处以宫刑，后为掖庭令。宣帝召回掖庭后：“贺内伤太子无辜，而曾孙孤幼，所以视养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孙壮大，贺教书，令受《诗》” [2]2651，从学于东海人澓中翁。宣帝在掖庭还得到了许广汉的照顾。许广汉武帝时为郎官，因罪下蚕室，后为宦者丞，元凤元年，受上官桀谋反事牵连，被罚为鬼薪，在掖庭服役，刑满后为暴室啬夫，与宣帝同寺居，关系亲密：“宣帝末立时，素与广汉出入相通，卜者言当大贵，以故广汉施恩甚厚。”[15]1064元凤四年，宣帝十六岁时，张贺欲将自己的孙女嫁与宣帝，其弟右将军张安世担心引起霍光的疑忌，怒曰：“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2]3964张贺只得做罢。时张贺闻许广汉有女，年十四五岁，张贺欲为宣帝娶之，但宣帝时一无所有，且身份敏感，张贺担心在许广汉清醒的情况下向他提亲，许广汉很可能不会答应，因置酒宴请许广汉，酒酣之际，劝说许广汉将女儿嫁与宣帝，方才将此事做成：“贺闻许啬夫有女，乃置酒请之，酒酣，为言‘曾孙体近，下人，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妪闻之，怒。广汉重令为介，遂与曾孙”[2]3965。当然张贺也没有亏待许家，宣帝娶许氏的聘礼就是张贺出的：“以家财聘之”[2]2651。汉代嫁娶侈靡之风甚盛：“聘妻送女亡节”[2]3064。如太原上党地区嫁娶奢靡，卫地过度，而长安地区“嫁娶尤崇侈靡”[2]1643。同时如果再考虑到许家对这桩婚事其实并不满意，则张贺为做成此事，向许家所下聘礼当价值不菲。而宣帝成亲后，其在上冠里的住宅也当是张贺所置办。宣帝成亲后，受到了许、史两家的照顾：“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2]236-237

三、拥宣帝势力昭帝后期的政治运作
昭帝后期，昭帝一直身体不好，所谓：“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云云。 [2]3960“昭帝末，寝疾，征天下名医。”[2]2665又“茂陵富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希冀因昭帝之死牟取暴利。[2]3665由于昭帝无子，故若昭帝去世，皇位继承人必将在武帝一系的皇子皇孙中重新推选。这不免让各方势力再次蠢蠢欲动。于是元凤三年，在有继承皇位资格的昌邑王刘贺所处的兖州刺史部内的泰山有大石自立，昌邑更是有枯社木卧复生。而另一有继承皇位资格的广陵王刘胥则请女巫下神祝诅昭帝。

当此之时，拥宣帝势力也频频活动。

表现之一：围绕着宣帝虚构了许多奇异的传闻。时称宣帝“数有征怪”，如“所居数有光耀，每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雠，亦以是自怪”云云。[2]237这显然皆属造作的结果，即如刘病已买饼致使所买之家饼大售之事，就是拥护卫太子势力对其追捧的结果。因为汉代长安的商贸活动，都在专门设置的“九市”展开，所谓：“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16]29“九市”是当时长安城的繁华之地，据说九市开市之后，“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17]6此说虽颇有夸张的成分，但九市是长安百姓的活动中心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因如此，才有当年卫太子“驱四市人，凡数万众”对抗江充等事情的发生。[2]2881由于九市是人口集中之地，故皇曾孙刘病已的出现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其所到之处自然也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导致其曾买过饼的卖饼家饼大售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然其拥护者神化其事并大肆宣扬，就是别有用心了。故陈苏镇认为，“昭帝时出现的关于皇曾孙的这些传说，也在向世人暗示皇曾孙是真命天子。”[4]325但是为什么这种传说的出现就是在向世人暗示皇曾孙是真命天子，陈苏镇并没明言。不过一些学者的看法倒是给我们以启示，如周寿昌指出刘病已买饼这个典故，“与高帝从王媪、武负贳酒，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同兆，其自怪亦与高帝自负同。”[18]464李澄宇也称：“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而宣帝每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雠，亦可谓克绳祖武”。[19]951杨树达也认为刘病已这个典故，“与高祖事正同”。[20]471显然造作者是意欲通过模仿高祖当年的征兆来引起民众的联想。

表现之二：上林苑中的谶言很可能就是来自拥宣帝势力。元凤三年，当泰山大石自立，昌邑枯社木卧复生之时，“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时人眭弘遂推《春秋》之意，对当时发生的这一系怪异之事予以解读，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2]3153-3154对于这些怪事，虽然古人信以为真，但从今天的角度看，显然是人为的结果，对此顾颉刚指出“古代人最喜欢作豫言，也最肯信豫言。”并认为此事即属造作而成的。所谓：“武帝之后，民穷财尽，国本动摇，谶言又得了发展的机会。例如上面提起的，昭帝时，泰山下一块卧地的大石忽然站起，上林苑的枯柳忽然重生，眭弘就说将有新天子从匹夫中突起。”[21]88-89吕思勉也认为“此当系事后附会之谈”。[3]173至于是谁造作、附会了此谶言，顾颉刚、吕思勉皆没深究，但从当时的情况看，由于宣帝“病已”之名得之在先，“公孙病已立”之谶在后，因此这“便很可能是同情太子的人们编造出来的又一‘征怪’。”此事与同皇曾孙有关的那些神异的传说一样，“是同样性质的事件。”[4]325

表现之三：张贺、丙吉的努力。张贺的弟弟张安世，昭帝时为右将军、光禄勋，位高权重，张贺为了使宣帝引起朝廷的注意，多次向张安世介绍宣帝，讲述宣帝的奇异之事，“称其材美”，虽然张贺一说，“安世辄绝止”，但只要有机会，张贺就向张安世称说宣帝。

就丙吉而言，自其主持郡邸狱知道卫太子有一遗孙在世之后，一直对他非常关注。刘贺被废后，针对当时微妙的形势。丙吉率先上书霍光，驳斥了朝臣想从诸侯宗室在位者中选立新君的观点，提出了拥立皇曾孙刘病已为继承人的主张，所谓：“窃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闻于民间也。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议，参以蓍龟，岂宜褒显，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天下幸甚！”[2]3143太仆右曹给事中杜延年也劝霍光、张安世立皇曾孙，所谓：“延年知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2]2665对此齐召南认为首功属丙吉，杜延年等之功皆在丙吉下，所谓：“此时定策，吉为首功，不止从前保护曾孙有恩也。传详述其奏记云云，见杜延年等劝光立宣帝其功实在丙吉之下。”[22]1365史言杜延年主张选立刘病己是因为其子杜佗与刘病已“相爱善”，因而对刘病已有了解。实则更多是出于对丙吉的支持。当时由于杜延年在朝中地位举足轻重，故他对丙吉的应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他们两个人的倡导下，朝中大臣于是“咸称述焉。”[2]2947正因如此，丙吉后在临终之际，向宣帝举荐大臣之时，首推杜延年，所谓：“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晓国家故事，前为九卿十余年，今在郡治有能名”云云。[2]3148

而霍光经过深思熟虑，最终立了刘病已为帝。考霍光立刘病已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在于刘病已作为卫太子的遗孙，势单力孤，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寡人”，非常容易驾驭。故吕思勉称：“宣帝起匹夫，则无辅之者矣，此其所以始忌之而后卒立之与？”[3]155林剑鸣也说：“询自幼在民间，后又入掖庭，与诸王不同，左右无众多心腹幕僚。当时又只有十八岁。这对于喜弄权的霍光来说，无疑是较为理想的皇帝。”[23]458

注释：

[1]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5]赵静.我国古代从政道德思想探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3）.

[6]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1960.

[7]王子今.秦汉“小儿医”略议[J]．西北大学学报，2007，(4) .

[8]王符.潜夫论[M].诸子集成（8）[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9]罗义俊.汉武帝评传[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10]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11]庄春波.汉武帝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2]许结.汉武帝[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3]劳干．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4]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3，（3）.

[15]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陈直.三辅黄图校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17]班固撰，张溥辑.班兰台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

[18]周寿昌.汉书注校补[M].张舜徽主编.二十五史三编[Z].长沙:岳麓书社，1994.

[19]李澄宇.读汉书蠡述[M].张舜徽主编.二十五史三编[Z].长沙:岳麓书社，1994.

[20]杨树达.读汉书札记[M].二十四史订补（第二册）[Z]．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21]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2]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23]林剑鸣.秦汉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刊于《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汉宣帝与霍光的权力博弈探析

[摘 要]汉宣帝即位至地节二年三月霍光去世前，汉代朝政呈现出二元政治态势。由于宣帝与霍光彼此有求于对方，因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配合，共同推行一系列有助于稳定时局的政策、措施。同时由于双方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暗中斗争颇为激烈，从而对皇朝的稳定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汉宣帝 霍光 权力博弈



汉武帝在位期间，由于长期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导致晚年国弊民贫，社会动荡，为维护统治稳定，武帝遂着手安排后事，最终确立了少子继位、五臣辅政的政治体制。但武帝此举破坏了汉朝的三个政治传统：少子继位，破坏了汉朝以嫡子或庶长子继位的传统；内朝控驭外朝，破坏了由君主指挥外朝的传统；贤臣辅政，破坏了汉朝亲疏相制的辅政传统，汉朝由此进入了长期动荡不安的调整时期，而汉宣帝初年的政局就是这一调整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宣帝初年，即元平元年七月宣帝即位至地节二年三月霍光去世这一时段的政局，学界颇有论述。如李源澄认为宣帝“即位之初，亦几蹈昌邑王覆辙，虽史无明文，而可以参验以明之。”[1]宋超指出宣帝“在君臣表面上和睦相处的背后，则是对霍光细致入微的提防。”[2]张小锋指出宣帝“借助昭雪事件大做文章，极力拔摧微故旧恩，并委以重任。”[3]并注意到宣帝与霍光围绕立后一事展开的斗争，认为宣帝特尊武帝有为表明对霍光不满之意[4](p78-81)。李建民对许平君皇后被谋杀一案进行了系统的梳理[5]。吴涛认为霍光在宣帝初年一直“牢牢地掌握着政权”，并列举霍光专权的数件实例[6](p144-146)。以上诸学者关于宣帝初年政治的见解颇具启意义，但值得探讨之处也颇多。如李源澄用以参验之史事有待商榷，宋超、吴涛皆没有注意到宣帝在霍光主政期间的权力扩张与霍氏家族对宣帝的反制，张小锋虽论及宣帝培植亲己势力之事，但所论为宣帝亲政后事，其对立后之争意蕴的阐发、对宣帝尊武帝之事的见解也都值得商榷。李建民只是厘清了淳于衍用附子毒害许平君的可能性，但对于显何以敢毒杀许平君却语焉不详。故本人不揣谫陋，意欲在学界已取得成就基础上，就宣帝初年政治展开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宣帝与霍氏家族的良性互动



霍光在昭帝在位期间摧燕王，仆上官，昭帝去世后，旬月之间废立两帝，权势之盛可谓震古烁今。因此宣帝初登大宝，就被霍光的严威震慑得手足无措：“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7](p4643)宣帝深知，他要想坐稳皇位，就一定不能冒犯霍光的权威。因此本始元年春，霍光故作姿态，表示要归政养老，宣帝洞悉其意，“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7](p4629)。又：“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己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7](p1748)还下诏褒美霍光，益封霍光食邑一万七千户，前后赏赐霍光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疋，奴婢一百七十人，马二千疋，甲第一区。

霍光虽然权倾天下，但此时人生已进入暮年，而宣帝却年富春秋，日后要想保持其家族的荣华富贵，多少还要靠宣帝的支持；并且他自铲除上官桀等反霍集团以来的所作所为，已为时论所不容。如宣帝一即位，侍御史严延年就上章弹劾霍光“擅废立，无人臣礼，不道”[7](p5514)这让霍光颇为忌惮；同时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宣帝与霍光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因此霍光虽然仍大权独揽，但在形式上，霍光仍让宣帝主持朝政，并对他的意见给予一定的尊重。

如霍光为表示自己不专断国是，比较注重及时补充官位空缺，并有意识地选用贤才。元平元年八月已巳，丞相杨敞薨，九月戊戌，霍光即以故吏御史大夫蔡义为丞相，意在表示自己不专擅朝政。胡寅论及此事称：“霍光以大将军断国。当孝昭时，车千秋薨二年，然后拜杨敞相，盖少昭帝也。当孝宣初，杨敞薨才十日，即拜蔡义为相，不敢少宣帝也。”[8](p98)然而蔡义时已八十余岁，貌似老妪，行步俯偻，常两吏扶夹乃能行。故霍光此举仍未能免遭世人疵议：“议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专制者。”霍光听说后，感到很尴尬，对侍中左右及官属曰：“以为人主师当为宰相，何谓云云？此语不可使天下闻也。”[7](p4571)李源澄论及本始元年春，霍光要求归政一事，认为是宣帝即位后便专擅权力所致：“盖其前之政令一出于宣帝，霍光不能堪耳。”[1]张小峰赞同此说[4](p77)。然观霍光选任丞相可知，宣帝即位后，汉朝的实权还是在霍光的手中。当时霍光为了摆脱尴尬的局面，本始二年，特地提拔昭帝时期曾被自己逮捕入狱的能吏河南太守魏相为大司农，本始三年五月御史大夫祁连将军田广明因罪被诛、六月已丑丞相蔡义薨后，六月甲辰，霍光在提拔自己亲信长信少府韦贤为丞相的同时，又提拔魏相为御史大夫，以显示自己用人之公正。

霍光虽掌控着人事变更之权，但在具体施政方面，也给予了宣帝一定的权力。如龚遂的任用就是如此。宣帝即位后，渤海郡乱，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余，召见，形貌短小，宣帝望见，不副所闻，心内轻焉” [7](p5479)。史称宣帝极重郡国守相人选，然丞相、御史一奏举，宣帝马上便任命龚遂为勃海太守，可知用人权在霍光而非宣帝：“《汉书》中没有说龚遂被任命为太守的时间，但称他数岁后因为政绩卓著而被宣帝任命为水衡都尉，这一时间为地节四年，那么上推数岁，当在霍光去世之前出任太守。霍光在世时丞相无论是蔡义还是韦贤都只是霍氏的傀儡，所以龚遂的真正举荐人是霍光。”[6](p146)而龚遂得便宜从事的权力却是宣帝特许的：“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7](p5479)当时只有在宣帝举措不当的时候，霍光才会出面予以调整。如昭帝时，龟兹国曾擅杀汉校尉赖丹，本始三年汉与乌孙联合发兵攻伐匈奴后，朝廷又派常惠出使乌孙，“惠因奏请龟兹国尝杀校尉赖丹，未伏诛，请便道击之，宣帝不许。大将军霍光风惠以便宜从事。”[7](p4695)

宣帝则经常主动维护霍光的利益。如本始元年春，以拥戴之功，封赏霍光等二十五位重臣。其中益封霍光等十二位功臣侯，赐御史大夫田广明等五人为列侯，赐右扶风周德等八人为关内侯。

本始二年五月，诏令群臣议武帝庙乐，动议当是出自宣帝。张小锋认为“宣帝修‘武帝故事’，本身就表明了自己对君权衰弱、霍光秉政现状的不满。而他对霍光秉政的‘不满’，也就是他颇修‘武帝故事’的深层用意。”[4](p88)事实上，宣帝此举的意蕴虽甚为丰富，但其诏议武帝庙乐之意却不仅不是意在表达其对霍光的不满，反而有尊崇霍光之意。因为霍光之权为武帝所授予，宣帝尊崇武帝，其意就在于肯定霍光掌权的合法性。由于昭帝时盐铁会议上，霍光为了打击御史大夫桑弘羊，曾支持贤良文学抨击武帝之政，霍光的亲信夏侯胜误认为宣帝此举意在与霍光相异，遂在朝堂上公然批评诏书之不当。但宣帝仍然要求群臣执行诏令，并于本始二年六月尊武帝为世宗。在尊立武帝的过程中，发生许多神异之事：“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故立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告祠世宗庙日，有白鹤集后庭。以立世宗庙告祠孝昭寝，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筑世宗庙，神光兴于殿旁，有鸟如白鹤，前赤后青。神光又兴于房中，如烛状。广川国世宗庙殿上有钟音，门户大开，夜有光，殿上尽明。上乃下诏赦天下。”[7](p1747-1748)这意味着武帝与昭帝对宣帝此举表示满意，并对霍光立宣帝之举表示认可，故宣帝此举表面上看是在尊崇先帝，实则是在向霍光致敬。

宣帝还多次助霍光解决其遇到的难题。本始元年四月、本始四年四月，先后两次发生地震，尤其是后一次，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北海、琅邪所建祖宗庙的城郭受损，死亡六千余人。关于地震，西周晚期人伯阳甫认为阴迫阳伏所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于是有地震。”[9](p145)由于君为阳，臣为阴，故此实为臣迫君之象。故张敞称霍光专权期间，“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月朓日蚀，昼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袄祥变怪，不可胜记，皆阴类盛长，臣下颛制之所生也。”[7](p4955)这不免让霍光颇为窘迫。为了让霍光免于尴尬，宣帝主动承担了责任。本始四年四月地震后，宣帝下罪己诏，要求群臣奏陈自己的过失，令地方举荐贤良方正之士，并推行德政，素服避正殿以思过：“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大赦天下。上以宗庙堕，素服，避正殿五日。”另外，两次地震之后的次月，地方都有祥瑞出现，如本始元年五月，凤凰集胶东、千乘。本始四年五月，凤凰集北海安丘、淳于。这两次祥瑞出现的时间点都很微妙，显系官员造作的结果。但因史有阙略，难以窥知是哪一方的运作。不过宣帝的应对颇为积极。如本始元年五月，借祥瑞事，大行德政：“赦天下。赐吏二千石、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租税勿收。”[7](p341-345)其意显然是欲抵销因地震给霍光带来的消极影响。

宣帝还主动动用天子私藏以助国用。本始二年春用水衡都尉掌管的钱财修建昭帝的陵墓平陵，就属宣帝之政。汉世财政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由大司农掌管，用于国家财政支出；一部分由水衡都尉、少府掌管，属皇帝的私有财产，用于皇帝自身消费的开支。汉朝为已故君主修建陵墓，属国家事务，以往都是从大司农掌管的财政中支出。现在宣帝主动拿出水衡都尉掌管的自己的私财来为昭帝修建陵墓，无异是一项德政，因为这减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故应邵指出：“水衡与少府皆天子私藏耳。县官公作，当仰给司农，今出水衡钱，言宣帝即位为异政也。”[7](p342)本始四年正月，因收成不好，宣帝还诏令太官减少膳食，少宰杀牲畜，乐府裁减乐工，令他们回乡从事农业。

二、宣帝对权力空间的拓展



就宣帝而言，他虽为武帝曾孙，但受其祖父卫太子牵连，以庶人身份由官府抚养成人：“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7](p5954)。因为偶然原因，被霍光扶上帝位，但由于执掌朝政为君主之职：“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10](p821)。这自然会使他产生掌控天下的欲望，并且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危更使他迫切希望执掌大权，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有安全感。因此宣帝在尊宠霍光同时，为了摆脱霍氏集团对他的控制，还以极其隐晦的手段来发展自己核心的势力。

首先，施恩宗室贵族。宣帝是以昭帝继承人的身份入继大统的，但宣帝为昭帝侄孙，而礼只有兄终弟及、父死子继，无以孙继祖者。故王鸣盛称：“昭帝，武帝子；宣帝，武帝曾孙；以嗣昭帝，乱昭穆之序，奚可哉！”[11](卷九《宣帝嗣昭帝》)且以庶人身份继位，在合法性与正统性方面都存在着极大欠缺，所以宣帝即位后，在尊崇、礼敬霍光的同时或之后，不断施恩宗室，以期得到宗室的认可与支持。由于所选的施恩宗室的时机比较合适，并且宗室此时已降止贵族地主的地位，对霍光的威胁不大，所以都得到了霍光的许可。如本始元年五月，立燕剌王刘旦太子刘建为广阳王。七月，封广陵王刘胥的儿子刘圣为朝阳侯、刘曾为平曲侯、刘昌为南利侯，十月，封刘胥最喜爱的少子刘弘为高密王。同月，又封燕剌王子刘贤为安定侯。本始二年四月，封广川缪王刘齐的儿子刘宽为东襄侯。本始三年六月封中山康王刘昆侈的儿子刘章为宣处侯。本始四年四月，封清河刚王刘义子刘寅、刘成、刘豹、刘福、刘弘等分别为修市侯、东昌侯、新乡侯、修故侯、东阳侯。五月，封燕剌侯刘旦子刘庆为新昌侯。地节元年六月，宣帝下诏声称自己要交法圣君尧通过团结宗族使万国和睦的作风，善待宗室。因此，对于那本当隶属于宗室属籍，却因获罪而被取消了属籍的宗室成员，决定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若他们中有具有贤才，并且能改掉恶行努力向善的人，可恢复其宗室属籍。

其次，针对霍光亲党掌控朝政的现实，宣帝试图通过与霍光的亲信的互动，从内部对其集团予以分化瓦解。

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张安世为霍光副手，位高权重，宣帝即位后，便有意识地拉拢张安世。张安世兄长已故掖庭令张贺于宣帝有抚育之恩，宣帝即位后，追念旧恩，不断地向张家施以恩惠，由于张贺无后，宣帝对张贺的报答事实上都落在了张安世父子身上。以定策功将张安世的食邑增加到一万零六百户，将张安世的三个儿子张千秋、张延寿、张彭祖都任命为中郎将侍中，同时由于张彭祖为张贺继子，少时曾与宣帝同席研书，关系甚密，故宣帝即位之后，通过张彭祖向张安世致意，是可以想见的。因此张安世渐渐地就与宣帝结下了君臣之谊，故宣帝“甚尊惮大将军，然内亲安世，心密于光焉。”[7](p4258)宣帝在掖庭时，太仆杜延年中子杜佗与宣帝“相爱善”，宣帝即位后，很快也与杜延年建立了稳定的关系，给予了他高度的信任：“上任信之，出即奉驾，入给事中”，赏赐甚众[7](p4273)。金安上，金日磾弟弟金伦之子，“少为侍中，惇笃有智，宣帝爱之。颇与发举楚王廷寿反谋，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7](p4648)杨敞之子杨恽以其兄杨忠“任为郎，补常侍骑。”其人“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擢为左曹。”颜师古称：“为骑郎而常侍，故谓之常侍骑也。”[7](p4561-4562)《汉旧仪》：“持节夹乘舆车骑从者云常侍骑。”[9](p2740)夏侯胜初因阻挠宣帝褒崇武帝下狱，本始四年赦出后，为谏大夫、给事中。宣帝主动向他示好，“朝廷每有大议，上知胜素直，谓曰：‘先生通正言，无惩前事。’”[7](p4876)光禄大夫给事中丙吉首倡拥立宣帝，其在向霍光所上的奏记中论及宣帝称：“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7](p4857)观此可知他对宣帝一直都非常关注，与宣帝并不陌生。宣帝虽不知其在郡邸狱时的抚育之恩，但仅从丙吉率先推举自己就是知道这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而丙吉作为中朝议臣，时常侍奉在宣帝左右，故宣帝强化与丙吉的关系也是可以想见的。

复次，宣帝还着力发展自己的外戚势力。对于置身于霍氏集团的包围之中的宣帝而言，他迫切需要培植绝对忠诚于自己的力量，以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提拔自己的外戚，将他们招入自己的团队，无疑是最便捷的办法。秦汉时期，新出上古，世人对婚姻关系极为重视。当时婚姻之家往往以兄弟相称，如《尔雅·释亲》称：“父之党为宗族，母与妻之党为兄弟。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又“妇之党为婚兄弟，婿之党为姻兄弟。”[12](p2593)因此《汉书·何武传》有“不宜令异姓大臣持权”之语，颜师古释曰：“异姓谓非宗室及外戚。”[7](p5274-5275)这显见是把姻亲与宗族同等看待。《汉书·翼奉传》把姻亲之家视为“非异姓”，所谓：“同姓亲而易进，异姓疏而难通，故同姓一，异姓五，乃为平均。今左右无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7](p4898)这种关系尤其注重有实质的内容，即夫妇双方育下子嗣，那就是骨肉相连的至亲。如史良娣生下宣帝的父亲刘进、许平君生下宣帝的儿子刘奭，世人就认为许、史两家是“天子骨肉”[7](p4636)。正因如此，宣帝一即位，便立其妻子许平君为皇后。继而又为许、王两家恢复外戚名份。

宣帝即位后，马上便面临选立皇后的问题。当时霍光为名正言顺地执掌朝政，并实现对宣帝的全面掌控，有意立他的小女霍成君为皇后，群臣虽知其意，但宣帝在民间时已娶许广汉女许平君为妻，因不知宣帝的想法，故都缄默不语。

对宣帝而言，与霍光结亲，可使他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这样一来，后宫就会被霍家控制，宣帝将如昭帝一样，任由霍家摆布。如果立许平君为皇后，宣帝可利用许平君控制后宫；并可根据传统，封许平君的父亲许广汉为侯，使许氏外戚成为朝廷新贵，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所以宣帝倾向立许平君为皇后。

但他若明确表明自己的心意，就是公然违背霍光的意愿，由此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是他所无法承受的，于是宣帝故意“诏求微时故剑”，一柄故剑尚且珍惜，更何况是结发妻子，因此群臣见到这道诏书，都明白他是想立他的妻子为皇后。考虑到老迈的霍光死后，宣帝很可能要执掌朝政，群臣为自己的前途着想，权衡利弊，觉得既然一定有所取舍，与其让宣帝不满，不如让霍光不满，于是请立许平君为皇后：“大臣知指，白立许婕妤为皇后。”[7](p5954-5955)冯琦论及此事，认为宣帝谋略甚高明：“宣帝求微时故剑，既不忘故旧之情，又不紊后先之序，又只微示意旨，不露君臣之嫌，驾驭群臣之略，即此可占矣。”[13](卷三十七)通过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自宣帝一继位，皇权便呈现出自权臣之手向君主转移的态势，群臣由于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政治现象，因而不惜得罪霍光，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由于众议难违，霍光虽然不满，也只能认了。于是元平元年十一月，许平君被立为皇后。

继而，宣帝又试图将他祖母的娘家史家、母亲的娘家王家引入政坛。但由于他们受巫蛊之祸牵连，仍属待罪之身，故若想将他们引入政坛，就须先恢复他们的外戚地位，若如此，则朝廷就必须给巫蛊之祸中冤死的宣帝父祖一个明确的说法。

发生在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使宣帝全家被诛。此事为汉代著名的冤案，武帝时虽有所平反，但朝廷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结论。因此本始元年六月，宣帝下诏要求群臣为其父祖议谥：“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接到诏书后，官员们在霍光亲信丞相蔡义的主持下，经过商议权衡，提出处理意见：关于谥号，官员们把宣帝的父亲史皇孙刘进从太子事件中剥离出来，谥曰：“悼”，其母称“悼后”。《逸周书·谥法解》称“年中早夭曰悼”[14](p726)。所谓“年中”，也就是中年的意思，因此所谓“悼”也就是伤感英年早逝的意思，这是一个不错的谥号。对卫太子刘据，谥为“戾”，其祖母史良娣称“戾夫人”。《逸周书·谥法解》称：“不悔前过曰戾”[14](p742)。此属恶谥，但相对于丑、剌、幽、厉、荒、纣等而言，戾的贬义相对而言是比较轻的。关于陵园，对于刘进夫妇，比照诸侯王的规格建置陵园，配置供奉采地三百家。卫太子，配置供奉采地二百家。史良娣，配置守坟户三十家。陵园设置长、丞等官职，依制对这些地方进行供奉保护。

对宣帝而言，蔡义等这样处理，显然没有达到他的要求，但因霍光主政，他有意见只能保留。不过他的父亲毕竟被恢复了名誉，还享受诸侯王的待遇，他祖父家人也都恢复了贵族待遇，还是稍有收获的。也正因为官方给宣帝的父祖作出了评价，使宣帝有了处置相关事宜的借口。遂名正言顺地为其父祖亲人建陵改葬。史、王也因此获得了外戚身份，宣帝借此已可以将他们引入政坛，安排一些相应的职务，让他们来辅助自己了。只是王家虽然恢复了外戚身份，可是却没人知道这家人身在何处，于是为了找到王家，宣帝多次派遣使者去民间寻访，但直到霍光去世，还是没有找到。

最后，宣帝还任用宦官。“石显字君房，济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为中黄门，以选为中尚书。宣帝时任中书官，恭明习法令故事，善为请奏，能称其职。恭为令，显为仆射。”[7](p5588)又将在民间时结识的一些朋友引入政坛。如戴长乐，“宣帝在民间时与相知，及即位，拔擢亲近。”[7](p4563)陈遂，“宣帝微时与有故，相随博弈，数负进。及宣帝即位，用遂”[7](p5567)。

三、霍氏家族对宣帝的反制



元平元年七月，汉宣帝即位时，年已十八岁。故论者多以为霍光应该交权。司马光称：“况孝宣十九即位，聪明刚毅，知民疾苦，而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云云[9] (p821)。然责怪霍光不肯交权，实非平情之论。王夫之指出：“霍光之祸，萌于骖乘。司马温公曰：‘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固也。虽然，骖乘于初谒高庙之时，非归政之日也，而祸已伏。虽避去，且有疑其谖者。而谗贼间起，同朝离贰，子弟不谨，窦融所以不免，而奚救于祸？”[15](p160)并且今非昔比，经过长期经营，使其在朝廷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7](p4629)。作为该集团的代言人和保护者，霍光有义务为他们的安危殚精竭虑，而这样做的前提就是他必须大权在握，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总之自霍光开始执掌汉室大权起，致仕对他而言早已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或者说是一种奢望，在权力的巅峰鞠躬尽粹，死而后已，自古以来就是霍光一类权臣的人生宿命。霍光无法交权，而宣帝为了掌权，不断拓展自己的权力空间，这不免给霍光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于是针对宣帝的诸般举措，为避免其坐大，威胁到自己的权威，以霍光为首的霍氏家族竭力对宣帝予以反制。

如霍光对宣帝立许平君为皇后感到很愤怒，并且也渲泄了自己的愤怒。

自上官皇太后在元平元年六月驾临未央宫，废黜昌邑王刘贺后，即一直居于未央宫主持政务，成为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君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7](p4872)。及至元平元年十一月，许平君被立为皇后的当日，上官皇太后即归长乐宫，这意味着太后主政的结束。李源澄认为此举“与霍光之意相违。故霍光之归政，宣帝与霍氏之隙之启。”[1]张小锋沿此进行阐发，指出“‘归长乐宫’即意味着太后‘省政’的结束。显然，太后归长乐宫实由‘政令一出于宣帝’所导致，这意味着霍光的权力受到严重威胁”，认为这让霍光不能忍受，后来“以‘归政’之举来表明自己的不满”[4](p77)。实则双方的嫌隙自宣帝即位的当天就已产生。就上官氏归长乐宫一事而言，若将此事与前因霍光任用私人蔡义为丞相，而为时议所讥结合起来考虑，霍光此举实是为了平息舆论不满、安抚民心而为。因为霍光让上官氏在宣帝即位后，仍然主政未央宫，是以昌邑王刘贺之废为鉴，所采取的稳定时局之举。何焯曰：“宣帝秋七月即位，十一月太后乃归长乐宫者，惩昌邑前事也。”[16](p250)而其让上官氏在宣帝即位数月后主动交权，是因此时政局已趋平稳，若上官氏仍不交权，势必会激起舆论新一轮的抨击。故趁立后之机，让上官氏归长乐宫，表面上移权于宣帝，这样做对霍光是有利的。当然，霍光还是借此表达了对宣帝的不满。因为上官氏回长乐宫后，霍光又在长乐宫“初置屯卫。”[7](p338)周寿昌云：“《高后纪》‘斩长乐卫尉吕更始’，《武五子传》‘戾太子发长乐宫卫’，是长乐在汉初已置卫矣。惟案《百官表》云不常置。疑置而旋废，至是又置之，故云初置也。”[17](p54)霍光在上官氏归长乐宫后，为其特置屯卫，同时担任长乐卫尉者为其女婿邓广汉，则其震慑宣帝之意甚明。

同时霍光又拒绝封许广汉为侯。一般来说，皇后或皇太后被立后，为示尊崇，其父是要封侯的。如文帝窦皇后被立后，追封其亡父为安成侯。昭帝即位后，其母钩弋夫人被追尊为皇太后，因追尊其外祖父赵父为顺成侯；立上官氏为皇后，其父上官安以后父封桑乐侯。现在许氏被立为皇后，就应该按照传统封她的父亲为侯，然而霍光却以“刑人不宜君国”为借口不肯封许广汉[7](p5955)。宋超认为霍光此举与汉朝传统相符，故宣帝无法抗争：“查《汉书》侯表，刑人封侯者仅吕氏称制时大谒者建陵侯张释一人。且吕氏所封王侯，违背高祖盟誓， 所以吕氏死后，所封王侯或诛或免，无一幸存，不足为例。因此霍光以此为由阻许氏封侯，宣帝无法与之抗争。”[2]实则昭帝的外祖父就是宦官，并且主持追尊之事者就是霍光本人，故陈绛称：“岂光心有不平许后之憾，于是而洩者耶？”[18](中篇卷四)而佩绅更是直接指出：“宣帝之求微时故剑也，厚矣哉。霍光以后父‘刑人不宜君国’，盖以其女不得入为后而憾之也，岂真能持大义哉！”[19](卷九)对宣帝而言，他不是无法与霍光抗争，而是根本就不敢抗争。霍光无论做出什么决断，他都只能无条件执行。接下来一直拖了年余，方才给许广汉封了个爵位低于侯的昌成君。霍光这样做，其意既在于限制许广汉参与政事；又以此警告群臣不得与许氏外戚有深入接触。

宣帝要求朝廷为其父祖议谥，但在霍光亲信蔡义的主导下，将卫太子谥为“戾”，意味着朝廷并没有给卫太子平反，这既维护了武帝的尊严，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另外群臣再次强调了宣帝与昭帝间的承继关系，明确否定了宣帝与其父亲在法律意义上的父子关系：“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7](p4383)这不仅确保了皇权传承统系的稳定，而且让宣帝的母家、祖母家仅获得了诸侯王外戚的身份，使他们难以名正言顺地进入政局。

此外，由于由于找到宣帝的母家，等同于壮大宣帝的实力，故在霍光主政的情况下，官员们为避免得罪霍光，敷衍塞责，不肯尽力寻找也属常事。所以宣帝虽然一即位就大力寻找其外祖母家，可却一直找不到。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一问题，指出这说明“霍光在时没人把汉宣帝的命令当回事。”[6](p145)

当时，针对宣帝的种种作为，霍氏集团还不断借天象异常警告他不得背叛霍家。江晓原在对古代典籍中关于天象的记载进行深入探讨后，指出古人之所以热衷于虚构或牵合天象记录，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天象记录可以“直接为具体的政治措施提供帮助” [20](p200)。汉代观测天象，记录瑞应、灾异为太史令之职掌。而太史令为太常属官。宣帝即位时，太常为薄侯苏昌，其人曾参与议废昌邑王及拥立宣帝事，因功益封爵邑，与霍家关系密切，曾私自将严禁外传的中秘书借与霍山，如地节四年，“坐籍霍山书，泄秘书免。”师古曰：“以秘书借霍山。”[7](p960)由于太常为霍氏所掌控，因此霍光在其执政的关键时刻经常利用异常天象来影响时政，如昭帝去世前，汉朝官方连续发布天象异常信息，其意就是在向天下暗示朝廷将发生非常之事。宣帝即位后，在与宣帝展开的权力博弈中，霍氏又故伎重演，屡屡借太史令发布异常天象及占辞警告宣帝。

本始元年四月初二初更时分，即二十一时左右，原本错行，互不相见的辰星与参星同时出现在西方。本始二年七月某日[1]傍晚，辰星与翼星一起出现，这两次都属提前出现。官方占辞为“大臣诛。”[7](p1882)后来火星留守在房宿北方二星钩星、钤星所在星区。钩、钤二星是天帝的车驾，象征为天子之御者。时霍光亲信杜延年为太仆，霍光侄孙霍山为奉车都尉、侍中，邻胡、越兵。霍光女婿赵平客石夏通晓星文，对赵平说：“荧惑守御星，御星，太仆奉车都尉也，不黜则死。”而赵平的反应是“内忧山等”[7](p4638)。赵平不认为此兆应在杜延年，而担忧霍山等的命运，可知他对于宣帝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的行动是有所觉察的。而官方占辞为“不太仆，则奉车，不黜即死也。房、心，天子宫也。房为将相，心为子属也。其地宋，今楚彭城也。”[7](p1882)其意当是警告宣帝不得随意更换处置身边的高级侍从。

就当时的政局而言，虽然宣帝与一些大臣颇相亲近，但大致还处在可控范围之内。让霍氏集团忧心的是许平君为皇后，后宫渐被许氏控制，以至变生不测。于是本始三年，遂伺机除掉了许平君。本始三年正月，许皇后临产前得病，召女医淳于衍入宫诊诒，淳于衍与霍家关系亲密，霍光的夫人显遂指使淳于衍毒害许皇后，淳于衍于是待许皇后生产后，取出随身携带的附子末掺和在太医所制做的药丸中，服侍许皇后吃下，许皇后遂被毒死：“皇后免身后，衍取附子并合大医大丸以饮皇后，有顷曰：‘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对曰：‘无有。’遂加烦懑，崩。”[7](p5956)

不过吕思勉认为这是宣帝后来为除掉霍家虚构的一个借口，属“莫须有之事”，许皇后确实死于难产：“附子非能杀人，尤不能杀人于俄倾间。宣帝非愚騃者，即视后死不能救，又宁待许伯而后知之乎？”[21](p157)宋超认为“吕先生的评议自有道理”[2]。实则并非如此。附子的母根为毛茛科植物乌头，乌头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乌头又名呜喙，先秦时期，人们便熟知此类植物为毒物，如战国时，苏秦游说齐王称人们饿了也不食乌喙，是因为知道乌喙有毒，吃了要被毒死，与饿死一样：“臣闻饥人所以饥而不食乌喙者，为其愈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9](p2263)《淮南子》称：“天雄乌喙，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22](p711)。自先秦以来，乌头作为一种毒药被人广泛使用[5]。具体到附子，该药为乌头的侧根，“气味辛甘，腌者大咸，性大热，阳中之阳也。有毒。”有遇阴回阳、起死回生之力，但是“惟孕忌服，下胎甚速。”[23](p1552)为产妇所忌。现代临床研究也显示，附子中含有剧毒物质乌头碱，确实能致人于死命。从史书记载可知，淳于衍在侍医过程中，从事的是最后一道程序，即服待许后将药服下，因此她也有施毒的机会，故淳于衍是有能力用附子把许皇后害死的。

许皇后死后，官吏很快便把侍疾的医生都给抓了起来，并劾奏淳于衍侍疾时，所犯之罪不可言状，不道。遂将其下狱。紧接着宣帝又不断地让官员去追问淳于衍许后暴崩的缘由。显知道后，只好把实情告诉了霍光，而霍光的反应是：“光大惊，欲自发举，不忍，犹与。会奏上，因署衍勿论。”[7](p4635)胡寅论及霍光在发觉显害死许皇后之后，仍犹豫不决，怀疑许平君虽被立为皇后，但霍光仍有心让自己的女儿为皇后：“顾且犹豫于发觉后，无乃本心欲婿宣帝已久耶？”[8](p108)胡寅的怀疑是有道理的，许平君被立后，霍光将小女送进宫去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但让霍成君入宫作倢伃，形同为人之妾，又是他所无法接受的，因而此后数年让其早已到当嫁之年的小女一直待字闺中。显之所以敢自做主张让淳于衍害死许平君，其一贯行事张狂强势是其一；其内心一直对宣帝意存轻蔑是其二，如霍光去世之后，其子霍禹论及宣帝，仍以恩主自居，声称“县官非我家将军不得至是”[7](p4636)，此语虽出自霍禹之口，但反映的却是霍氏家族整体对宣帝的态度；而其揣摩到了霍光的心机则是其三。故黄恩彤明确指出：“许后之立本非光意，光未尝不欲贵其少女也。显之邪谋，盖亦微窥光意而为之耳。”[24](卷六《汉纪四》)而宣帝见霍光如此处置，就不敢再深究，只好放了淳于衍。

当宣帝埋葬许皇后之时，霍显已开始为其小女霍成君置办嫁妆，准备入宫用品，并劝霍光将霍成君送入宫中。次年三月，霍家小女霍成君名正言顺地入宫做了皇后，霍显终于得偿所愿，宣帝想倚重许氏外戚的愿望似乎成了泡影。

随着霍成君入宫为皇后，霍家对他的控制变得更加严厉起来，如他们借天象异常现象频频警告宣帝。如本始四年七月初二，辰星行至翼宿，受到月亮侵犯。占辞为“兵起，上卿死，将相也。”当天，火星进入鬼宿天质星星区。占辞为“大臣有诛者，名曰天贼，在大人之侧。”地节元年正月十九日二更时分，即二十三时左右，火星在角宿、亢宿，被月亮遮掩。占辞为：“忧在宫中，非贼而盗也。有内乱，谗臣在旁。”二十二日，火星进入氐宿中部。氐宿，象征天子的宫廷，“荧惑入之，有贼臣。”六月初二[2]初更时分，有彗星又处在左右角星之间，彗尾指向东南，长约二尺，白色。占辞为：“有奸人在宫廷间。”到三十日，又有彗星出现在贯索星的东北，朝南方运行，至七月初七夜进入天市垣，星光明亮，彗尾指向东南，白色。占候者说：“有戮卿。”[7](p1882-1883)所谓的天贼、奸人、谗臣等意指的就是宣帝身边的外戚故旧等亲信。太常属官太史令出这样的占辞，其意当时霍氏家族是在警告宣帝不得对自己有贰心，暗中发展势力。而所出的大臣将被诛杀的占辞，当是霍氏家族借此表达对宣帝的不信任，认为宣帝意欲诛除霍氏家族。显然霍成君一进宫，宣帝便受到了她的严密监视，遂使宣帝的大量隐私为霍家所掌握所致。



总之，虽然表面上宣帝与霍光相处颇为和睦，但暗中双方的权力博弈却相当激烈。好在宣帝扩权的手段绵密而细致，又对霍氏家族严加防范，使霍氏家族在对其心生疑忌之时，又意存希冀；当此之时，张安世、杜延年、丙吉等人应当“调和其间”，此史无明文，然“此可以想象而知”[1]。故而霍光在世期间，双方斗争虽然激烈，但勉强保持住了斗而不破的局面，从而为宣帝掌权争得了时间。

参考文献：



[1] 李源澄.霍光辅政与霍氏族诛考实[J]．文史杂志.1942，（第2卷第9、10期）:71-75.

[2] 宋超. “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发微——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探讨[J]．史学月刊.2000，（5）:26-36.

[3] 张小锋.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J]．南都学坛.2006，（3）:12-17.

[4] 张小锋.西汉中后期政局演变探微[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5] 李建民.女医杀人——西汉许平君皇后谋杀案新考证[J]．古今论衡.2007，（17）:103-124.

[6] 吴涛. “术”、“学”纷争背景下的西汉《春秋》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7] 班固撰，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8] 胡寅.致堂读史管见[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9] 司马迁.史记[M] .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司马光.资治通鉴[M] . 北京：中华书局，1956.

[11]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 .北京：中国书店，1987.

[12] 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M] .十三经注疏[Z] .北京：中华书局，1980.

[13]冯琦.宗伯集[M] .明万历刻本.

[14]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5]王夫之.读通鉴论[M].船山全书》（10）[Z] .长沙：岳麓书社，1988.

[16]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M] . 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一）[M] .国学基本丛书[Z] .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8]陈绛.金罍子[M].明万历三十四年陈昱刻本.

[19]易佩绅.通鉴触绪[M].清光绪刻本.

[20]江晓原.天学真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1] 吕思勉.秦汉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2] 何宁.淮南子集释[M] . 北京：中华书局，1998.

[23] 张景岳.景岳全书[M] .张景岳医学全书[Z] .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24]黄恩彤.鉴评别录[M].光绪三十一年家塾刻本.


[1] 《汉书·天文志》：“其（本始）二年七月辛亥夕，辰星与翼出”云云。然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七月甲寅朔，无辛亥。

[2] 《汉书·天文志》：“其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又居左右角间”云云。曹相成、夏琼英称“戊戌：当作‘壬戌’，为夏历正月二十三日。”未知何据。（张烈主编：《汉书注译》卷二十六《天文志》，南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1页。）



刊于《历史教学》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