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跳过一节

（续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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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化云讲完这事，劝甘亦安说：这一下，“铁核桃”碰上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了，不把他砸得粉碎，至少砸得稀巴烂，有他小子好受的。甘兄，躲两天吧。好汉不吃眼前亏。要是找上门来了，一说急了难免有事，要是不小心被“铁拳头”砸了不划算。

鲍仁甫的“大道理”，甘亦安没听进去。盛化云这句“小道理”立即让他警醒了，立即上同学赵同家住去了。

走前跟古明琚说了一声，古明琚点点头，表示认同，这也是一个减少麻烦的办法，在心头却说，躲也不是办法啊，能躲到啥时候？


（第十一章　　第五节　冥顽不化　　　　完）

第十二章　　乱象

第一节　苦想

甘亦安坐在城墙下，看着那些长在城墙上的黄桷树呆想。

这些黄桷树就是从城墙侧面那些石头缝中长出来的。粗大的树根像章鱼的触须深深扎进周围的石缝中，树干刚开始弯着长了一段，然后就竖立着向上长了。黄桷树都长得很大了，有些树干一二个人已经抱不住了，黄桷树的树冠很大，向四周铺开，盖住了几间房顶。

亦安想这真是生命的力量，就在那种恶劣条件下，还能长成参天大树。古语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高耸的城墙有壁立千仞的味道，那些黄桷树肯定是没有人一样的欲望，悬在空中也不在乎，只顾一个劲儿地往上长，偏偏还长得极其粗壮苍翠。平时见惯不惊，细想时，让人感叹不已。

这一排民居顺着城墙根建起来，出屋就是高大的城墙。赵同的家就在这里，甘亦安为了躲避工作组的人，上赵同家躲清静来了。时间很充裕，也没人打搅，他就时常面对这高大的城墙和黄桷树胡思乱想，梳理自己的思想。几年来，思想上常常感到苦闷，他的苦闷跟鲍仁甫不一样，不是失悔某件事。而是对一些事想不明白，不明白自己想的究竟对不对头。

他一上初中，就赶上学校讲阶级路线最盛的时候。从小学开始受到的教育，农民和工人推翻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分田分地，当家作主。这似乎好理解，这也是应该的，哪个让你们这些剥削阶级过去剥削了穷人嘛。

但讲阶级路线讲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人的脑壳上，这就让甘亦安产生了本能的反感，这后代人都是所谓的新社会出身或长大的人，剥削哪个啦？压迫哪个啦？为何要被视为异类？反过头来被歧视。这不是像封建社会里那种株连九族的办法吗？

家中姊妹亦平亦和亦宁就因为这种阶级路线，连考一个初中都不被录取，有何道理？这样一看，自己进了中学完全是侥幸，因为姊妹们的学习成绩都比自己好。

（待　　　　续）

谢谢

（续　　　前）

初中阶段，他的学习不差，人缘也还可以，并没有感到同学间那种剑拔弩张的敌意，毕竟多数同学都还是纯真青少年。但有的同学却并不像自己那样走运，遭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唯一的理由就是出身不好。

这种状况让他非常愤懑，尽管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更主要的是意识形态氛围中那种对自己思想的挤压，让他困惑和不服。说是讲阶级路线吧，工农子弟应该吃香吧，但亦安的好朋友盛化云是工人子弟，却并没有受到重视。所以甘亦安发现，所谓的“红五类”子女中还是革命干部的子女吃香，那是天生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换个话说，还是当官的及子女吃香。

他想这是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而工农子女则是要信这些革命理论的，或简单说是要信上头所宣讲的阶级路线这类革命道理的才行，像盛化云这种并不太信奉这类革命道理的人，是得不到重视的。

这些想法伴随了亦安的初中三年，直觉是这种过分地讲阶级路线是不对的，旧社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新社会又反过头来把人分成九六三等，这不照样是不平等吗？至于为啥，他想不明白。因为这些都是冠以革命的名义，所以，他隐隐约约觉得这种革命有哪些地方不对头，但他也说不清楚。

教甘亦安政治课的老师，曾经很荣幸地说，从部队复员后插班到川戎中学受过甘先生的指教。古明琚说你爸出事后，他再不提了。轮到他教甘亦安的政治课时，每次判成绩，充其量给个“及格”，而“优秀”、“良好”跟甘亦安是不沾边的。

甘亦安心头明白，要是按作业或考卷判，自己得“优秀”，绰绰有余。而一些本不“及格”的学生，该老师大笔一挥，就可以得“优秀”。

这让甘亦安在心头反感至极：啥政治课，狗屁！

（待　　　　续）

抱歉，跳过一节

（续　　前）

暑假时，甘亦安和盛化云等人在农机厂打工。9月份，学校通知毕业班同学也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事情向另一个方向轰轰烈烈地发展。满世界的变化让他看得眼花缭乱，如今邓拓、吴晗那些就只能算小萝卜头了，上头已经揪出中央的一、二号走资派了。

当地也不断揪出各单位的走资派。城里闹热地段已经有了好几个临时的台子，专供批斗走资派及各类阶级敌人之用。

年底的一天，路过一个台子时，正在批斗一人。甘亦安看见一个腰弯得很低的人，脑壳也完全勾下去了，头上扣的尖尖帽差点戳在地上，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红笔打叉的名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霍见”。

他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四清运动时，霍见曾在他们学校作过报告，他见过。回家后无意中跟母亲提到这事，古明琚说这人是你古明琪姨妈的丈夫。过去他们家跟霍家没来往，所以他们姊妹都不晓得有这一层关系。

此前看到这种场面，甘亦安一般不停留，觉得与已无关。这次看见批斗霍见，他停下来听一会儿，发现也是老生常谈那一套。“文革”一来，亦安目睹了革命干部倾刻又成了反革命分子，其子女又由“红五类”子女成了“黑帮”子女。“文革”运动像变戏法似地变，台上的人像走马灯式地转，让亦安觉得这些理论指导出来的东西像闹剧一样，那这理论本身就值得怀疑了。

而亦安有时也想，一个人如果都被一种理论在政治上看作“非我族类了”，那他还会信奉这种理论吗？比如自己，就肯定不信了。但“文革”之前的姐姐，就是很执着地相信这些理论，拼命地改造自己，想成为这种理论体系所能认可的人。现实中像姐姐这种人还不少，亦安常觉得奇怪，他们是真信还是假信？难道这些成年人还不如自己这个未成年人有判断能力？

而如今在台上被批斗的霍见，他心头该作何想呢？作为一个主管宣传部的官员，一辈子都在负责宣传这种革命理论，到头来这种革命理论“理论”到自己脑壳上了，他还相信吗？甘亦安不得而知，心里想他至少不会完全信了吧？

甘亦安没有兴趣听下去，转身回家。

（待　　　　续）

抱歉，跳过一节



他把所见告诉母亲，古明琚没有太大的吃惊，淡淡地说：你古明琪姨妈之前也被批斗了。我不懂政治，霍见我也不了解，但你明琪姨妈像你这个岁数时就跟共产党干革命了。她又当着共产党的官，她能反对自己的党吗？

听母亲这样说，他就想：同理类推的话，霍见参加革命更早，当的官更大，获得的利益更大，更不至于反对共产党吧。那为啥又被作为错误路线在当地的代理人来批斗？是非善恶让人难以判断，这个标准何在？好像就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

（第十二章　　第一节　苦想　　　　完）

第十二章　　第二节 　冥思

文革运动之初，甘亦安和同学盛化云、王建成到军分区围墙外看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是一派群众组织质疑军队为何支持一派压一派。正看间，出来几个当兵的，把他们抓进去。

在一间房子里，一个十八岁模样的战士教训他们，问他们晓得这是啥子地方吗？为啥子要贴反对军队的大字报。他们一看对方只比自己大一两岁左右，认不到几个字的样子，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们异口同声回答，大字报不是我们贴的，我们只是观看。

那年轻战士本来就是想诈唬他们，一看不凑效，就扬起下巴，指着盛化云问：你是啥子出身？盛化云脑壳一昂：工人。年轻战士立即说，你可以走了。

他又指着甘亦安问：你是啥子出身？甘亦安马上回答：教师，他停顿一下说，你也可以走了。

他又问王建成：你家成分是啥？王建成回答：小土地出租。他立即精神头来了：你不能走！你家里是地主，你是黑五类出身。王建成说：我家不是地主，我家……。

其实王建成家是烈属，两年多前，他哥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他人老实，还没来得及说。那年轻战士根本不听他分说，立即打断：有土地出租，还敢说你家不是地主！不许说话，听候处理！

甘亦安和盛化云被赶出大门，就在大门外等候。一个多钟头后，王建成被放出来。两个人连忙问他挨没挨打？王建成摇脑壳说没有，只是被推搡了几下，罚他靠墙站着不许动，不许说话。他腿都站麻了，最后进来了一个穿四个兜军服的军人，问明情况后，把他放了。

三个人一起往家走。跟王建成分手后，甘亦安告诉盛化云，他跟王建成父亲熟悉，曾好奇地问王父，你在城里住，在城里上班，咋会划个这样的成分？

王父回答，他家没有一分土地，更不用说出租了。至于咋个划的，他也搞不清楚，后来才晓得的。甘亦安说，这种荒唐的事，你也没有问问？王父说，问过，没人管。后来就懒得再问了。

盛化云一边走，一边摇脑壳说，政策要是不荒唐的话，就是执行政策的人荒唐，乱球整！上头的经是好的，下头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待　　　　　续）

（续　　　前）

到了领袖他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甘亦安就想：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种思想和政策，可以说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明明是国家经济没有搞好，加上“文革”这几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没法解决就业问题了，不得已把学生们都撵到农村去，还美其名曰：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嘛。

这种做法对吗？这种政策能持久吗？三五年就得停止吧。自己是无论如何也不要去的。联想到过去自己不懂却有亲身感受过的一些事，诸如大跃进，大炼钢铁，公共食堂，三年自然灾害等，亦安觉得自己没法从道理上说清是咋个一回事，但自身感受告诉他，这是民生问题没有搞好。所以那些作法也就是维持三四年，很快就停止了。

让学生都下乡，也是民生问题没有搞好的表现。为啥民生问题就搞不好呢？一次二次的。为啥领袖总是把精力放在搞政治运动上呢？真的是像他老人家说的那样，政治运动搞不好，国家就变颜色了，颜色变了经济建设就搞不好？反过来说，少搞点运动，多搞点经济建设，让老百姓过点安稳日子不好吗？明明是他老人家没有把国家搞好，反而让我们去跳坑。

在城墙下坐着，甘亦安有时就这样乱七八糟地想着。他觉得这些都不对，却想不太明白，更无法在理论上想明白，但他觉得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同样是荒唐的。自己不能去做殉葬品。当同学们报名时，甘亦安没有报名，当工宣队的人到他家来动员时，他觉得没有必要听那些空话，干脆上赵同家来躲清静了。

（待　　　　续）

（续　　　　前）

说是躲清静，甘亦安却清静不下来。他想，如果按照一些人说的，知青以后有可能调回城市。真要是有政策明确规定，知青下乡三年五载后，都可以调回城市，他很乐意去，多一种经历未尝不是好事。以自己的能力，不会比其他人差。

但按官方的标准，首先是看家庭背景，其次是个人表现。自己要是去了，肯定就回不来了，一是政审不过关，二是要看个人表现。自己在学校表现就够好的了，不是照样被认为表现不好吗？自己不能去冒那个险，在农村呆一辈子是他内心绝不认同的。

但这上山下乡运动是政府搞的，这要是不去，总得要有一个理由，至少是对有关方能交待得过去的理由。再者，要是不去，这今后的出路又在哪里？

上一次鲍仁甫和江翼惠都向他指出了这点，当时他自己是嘴上硬撑着，心头是没数的。他也明白，即使到了有工作安排那一天，政府也会首先考虑下乡的知青，不可能考虑不下乡的知青。

难道自己就一辈子混在底层挑烂泥巴？他又觉得不甘心。他想起鲍仁甫来动员他，他很干脆地说自己不愿意去，鲍仁甫当然不会把他咋样。如要对工宣队的人这样说，肯定是不行的，那肯定会给自己找来不少的麻烦，更会给老母亲找来麻烦。

自己可以躲，也躲得了，老母亲躲不了啊，她是有单位的人。这不，自己前脚走，老母亲后脚就被请进学习班了。还不晓得老母亲在学习班的情况咋样了？所以，说是到同学家来躲清静，心头反而更不清静了。

赵同对甘亦安说，我父亲是工人，曾经也是一个工宣队员。你住我这里，没人能找来。赵同的父亲也对甘亦安说，你就安心在我这里住着，运动都是一阵风，等人走得差不多时就过去了。

赵同的父亲虽然这样说，他却没有感到高枕无忧，虽然那些人找不到自己了，反而总感到有一种不安，好像有事要发生一样。果然，一天兄弟亦康找来说：

“亦安，不用在这里住了，回家住吧。”

（待　　　　续）

抱歉，跳过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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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第二节 　冥思　　完）

第十二章　第三节 　反标

七十年代初，院子里的男厕所墙上出现了反动标语：打倒毛××。
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中共九大之后，领袖权威已是达到顶点。在这种形势下，居然还出现了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那是非同小可。

据说除了报案者外，看到该反标的人没有几个，这几个不幸看到的人后来在调查时，反而成了重点对象。他们都是听报案者说了这事后，出于好奇心去看的。这个时间点本身能证明他们是事后才看见的，不会是作案者，当然也有可能是作案者混在里面去看效果的。脑壳里多转几个圈的人是不会去凑这个闹热，怕沾上麻烦。

至于有没有人在报案者之前就看到，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不会有人承认。如有人承认了，符合逻辑的怀疑在等着他，为啥看到了不报案？到那时，纵有千张嘴也说不清。等公安局来人勘察、照相之后，那反动标语自然就清除掉了，道理很简单，流毒要肃清，不能让它继续毒害革命群众的心灵，不能让它干扰运动的大方向。

男厕所人来人往，到报案者发现后，那里没有留下清晰完整的脚印，墙上也没有发现手印。调查组的意见也分成两方，甲方认为反标出现在男厕所的墙壁上，排查的对象自然集中在男性身上。不同意见的乙方则认为，也不能排除女性趁男厕所没人时，溜进去作案。

甲方认为字迹的位置比较低，应该是儿童所为，而且笔迹笨拙，也像是小学生写的。重点应该锁定在男性小学生。乙方认为也可能是成人蹲下或趴下写的，至于笔迹也是可以模仿的嘛。

而且他们有一个很有力的解释，其中的“某某某”三个字是被打×的。这是那时写大字报、写标语时的流行写法。一个小学生恐怕没有这种专门的意识，应该是一个成年人所为。

在判定是院内人还是院外人作案时，甲方认为既然在院子厕所里出现，犯罪人必定在院内。乙方认为也可能是外面的人流窜进来作案。

（待　　　　续）

（续　　　前）

按有关部门习惯性的作业方式，要先从政治上着眼，要进行阶级分析和排队。

重要线索之一：反标是由粉笔写的。院子里的几位老师，正好都是所谓出身不好的。不过，再往下进行又进行不下去，几位老师都是女性，白天都在学校，粉笔也不是她们在学校所用的那种。

重要线索之二：院内有一个男孩有用粉笔涂画的习惯。所幸也很快排除在外，男孩虽然爱涂抹，但不会写字，还是学龄前儿童。公安不放心，怕有成人诱骗男孩写的，让男孩照着且分开来写了那几个字，结果证实不是他。

另外，对有嫌疑的几个人，也分别对了笔迹，最终都被排除了。

刚开始几天，没人敢公开议论这事，生怕飞来横祸落在自己脑壳上。虽然不是自己写的，但那种非常时期，好事者有之，爱检举揭发的人也有之。稍有不慎，弄不好就会吃麻，还会吃不了兜着走。

过了一段时间，公安的人似乎也没查出一个名堂，院子里的人开始小心地议论，猜测虽然各异，但有一点都一样，认为绝非本院人士所为，肯定是流窜作案。

明摆着的事，出身不好的人被排除后，就会把注意力转到出身好的人身上。谁要是被怀疑上了，都是大麻烦事，所以不管出身好的还是出身不好的，都异口同声说是院外人所为，这样一来，大家都相安无事。

（待　　　　续）

（续　　　前）

孔老师到甘家串门，和古明琚摆起这事，两个人在谈论时，不是说这家伙有多反动，而是说这家伙胆子有多大。孔老师说：

“这个人胆子也太大了，跑到厕所里写，人来人往的，很容易被发现的。”

“是啊！孔老师，我看这人也不厚道。你有怨气，你到没人的地方去出嘛，你有牢骚到没人的地方去写嘛。跑到居民院子里来写，很容易连累旁边人啊！”

“对头，古老师，你说的对头。你看这一个月，搞得一个院子里的人都神经兮兮的，不得安宁。”

……

其实，那些年月的这类反标时有所闻。细想也是情理中的事。各种政治运动包括所谓的非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地开展。运动一来，就得整倒一批人，由此牵连到更大的一批人，再由此影响到更大更大的一批人。

在这种高压态势下，有的人采取了极端的自杀方式，更多的人是忍着。民间也积蓄着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或所谓的“反动”情绪，万一有人憋不住了，就得找渠道发泄一下，干出一些“反动”的事来。所谓的“反标”就是其中的一种。

甘亦安事发当天就听说此事，没把它当回事。兄弟甘亦康已经下乡，不在家，自然被排除在外。母亲她们也被排除在外。唯独自己是男性，属于有嫌疑的人，不过，自己在工地上，白天也不在家。他原以为会问问自己，或者对对笔迹之类，但却没有找过自己。最后事情没有查出个名堂，估计是作为悬案放在那里了。

按当时的《公安六条》规定，写“反标”属于“现行反革命”行为，视情节，作案人有可能被枪毙。那些年，不仅是这种明目张胆的反动行为，会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就是在平常的工作或生活中，也有可能会被扣上思想反动的帽子，似乎反动思想、反动行为泛滥成灾，随时随地可见。

（待　　　　续）

（续　　　　前）

“文革”时，老师们经常进行各类政治学习。

一次古明琚去的早点，其他人还没有到，会议室只有主持学习的卓校长到了。这个卓校长就是一个很“革命”的人，就是几年前她说要站稳阶级立场，不同意甘亦和、易全福葬在一起。今天，看到古明琚进了会议室，就说了一句：

“古老师今天到得最早。”

卓校长本意是习惯性地打一个招呼，没啥别的意思。古明琚也是随口回答说：“我今天吃稀饭，比较省事，快。”

古明琚家在夏天时，为了晚上吃饭凉快，中午就把晚上的稀饭做好，晾着。这样到晚上就不烫了，吃着方便，免得一身汗，也是多年的生活习惯了。所以卓校长一问，她张口就回答了。

不料，她说这话时，同事方樱等老师也走进会议室，正巧听到这句话。方樱立刻就接上话，对卓校长说古明琚是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污蔑社会主义只能喝稀饭。卓校长一听，革命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为了不在方樱面前显得落后，马上质问古明琚是不是这个意思？

古明琚懵了，反应过来后，马上解释，今晚吃稀饭是事实，是我家的习惯，没有说粮食不够吃的意思嘛。

方樱立刻反驳她，你来早点就说来早点嘛，为啥偏偏说吃稀饭才来早了？为啥偏偏来政治学习说吃稀饭？你这是话里有话！

其他老师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

卓校长当即说，先不要影响今天的政治学习。明天由方樱老师组织学生批判古明琚的反动思想。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