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前）

第二天，甘亦宁陪古明琚去房产公司，陈经理立马就不热情了，说白纸黑字，是古明琚自己签的字。把古明琚气得说不出话来。亦宁也说了半天，陈泉根本就不理睬了。古明琚后来也急了，也说了狠话，到时我不交这冤枉钱。

甘亦宁把事情经过讲完，接着说：“这事能怪我们吗？”

甘亦康说：“你们不在家，是站着说话不腰痛。这些年，老太太是越来越固执，哪里听我们的？凡事都按自己的想法做，我敢说，她以后还得吃亏。”

甘亦安心里不以为然，还不是你们做的和她想的有差距，老太太有意见是情理中事。但这话他说不出来，亦康的话中已然有不满意的成分了，自己确实也没有在老太太身边照顾，再要指责他们真成了站着说话不腰痛了。不过既然事也干了，为啥不花点时间跟老人说明白？就说：

“老母亲要结果，也想晓得过程，关系到她的利益，她当然想晓得的越细越好，这也是老人的心理，不为过。你们事忙，没时间给老太太细说，以为事办好了，有个结果不就完了。你们是这样想的，老人偏不这样想，你们觉得老人罗嗦，其实就是这回事。多将就将就老人不就成了。”

“道理我们哪有不明白的，现在是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说事，容易明白。办事的时候，不是这种环境，有很多话也不能当着外人说，只能先办了再告诉她。老太太不理解，总觉得我们是背着她在行事。”

（待　　　　续）

（续　　　前）

甘亦安心想老母亲说气话不交那笔钱，但肯定还得交。这事细想一遍，老百姓也挺亏。第一，住进新房后，面积增加了，要按新的面积交钱，第二，房子质量好了，也得按新的租金标准交钱。这房子实际上就是置换了一个承租权，而还得对超出面积补交一笔钱，这实际上是重复收钱。就问：

“旧房按旧房的面积和质量交房租，新房按新房的面积和质量交房租，这本来就两清了。为啥还得对所谓的超出面积交一笔钱？这是啥道理，有点说不过去嘛。”

“我们也不清楚为啥，但这点不重要，家家户户都如此，也不是对老太太一个人。道理嘛，就不用管它了，房产公司要找点名目还不容易吗。你不是说过北京装一部电话还得交五千多元的初装费吗？不也就是相当于买来一个使用权。”

甘亦安一时语塞，心想也是，现在的各行业都在琢磨如何让部门利益最大化，一个部门要找一个理由来打发老百姓是太容易了。

“亦安，等到你以后有机会回来和老太太住，住一年半载就晓得了，她老人家是自有主张的人。你们现在回来一次，十天半月的，老太太都把你们当成客人，不让你们干事。我们在她身边，总得干这干那，你和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甘亦宁说。

“还说回来，回来住哪里？现在老太太临时住你那里，我在亦康这里挤两天。真要以后回来长住，老太太就一居室，没法住呀。再说，老太太快八十的人了，以后请保姆，住哪里？”

（待　　　　续）

（续　　　前）


多年来，古明琚一个人自己住。

只有在老房子拆迁那几年时间是跟着儿女住，虽是儿女家，她依然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白天儿女上班去，她独自一个人在家，孤独。周围邻居不熟悉，串门也不方便，住单元房的人不喜欢串门。

老人间相互都很喜欢串门，儿女们却并不热情，次数少还行，多了，就打扰了别家的生活。老人们在外面也很难凑齐，你有空我没空，时间不一样，都还惦着自己家的事，急急忙忙又得赶回家。

晚上，儿女回家，忙着个人的事，忙着孙子辈的事，忙着家里的事。顾不上她。看电视，怕影响孙子的学习。早上，不等自己起床，儿女们早上班去了。这种生活，寄人篱下一般，让她感到种种不便。


（　第七章　第五节 　　 协议　　　　完）

第七章　第六节　出让

甘亦康的话还真说准了。

古明琚把自己的房租折子卖了，又吃了一个亏。

事情还得往前说，房产公司允诺的回迁时间是一年半，结果是一拖再拖，等到房子钥匙交到住户手上时，五年时间早过去了。当初住户搬走，房产公司提供周转房，都远离市区，古明琚嫌距离远，一个老人单住，生活不方便，不去。

她又想到一年半后就可以回迁，一晃就到了，住儿女家凑合一下就行了。甘亦康提醒她：房产公司的话不可信，不仅是这个房产公司，其他的房产公司都一样，不要说一年半回不去，三年能回去就烧高香了。她不相信：一个单位咋个能说话不算数呢。亦康见她不信，也不再多说，心头说现在说话不算数的单位和人都多得很。

后来，事情还真像甘亦康估计的那样，五年后才把钥匙交到住户手上。在这五六年里，古明琚一会儿住亦平家，一会儿住亦宁家，一会儿住亦康家。居无定所，走来走去，也是很不方便。

房产公司当初让大家搬走的条件之一，是在规定时间内还没有实现回迁，延误的时间，第一年每个月按7元补偿给回迁户，第二年补偿的标准又高点，第三年、第四年……这样推算下去。

按照这个算法，古明琚能得到2千多元的补偿，而当初她新房的补交款是4千多元，这两方面相互一抵扣，她就只须补交2千来元钱。她也就认了，没有再为此事去找房产公司，亦康他们也认为，宁肯吃点亏，少生点闲气，这事就算过去了。

不料，忽然有一天，在办公室的亦宁接到电话，才晓得老太太又把房租折子卖了。

（待　　　　续）

（续　　　前）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客气：

“请问是古明琚的女儿吗？”

“对，你是哪个呀？请问有啥事吗？”

“这是你妈让打的电话……”

“老太太有事吗？”一听是母亲让打的电话，亦宁担心老人有啥事情，委托别人打电话。这些年要是老人自己不打电话，说明她没事。要是让别人打电话，可能就是病了或遇到其他麻烦事了。

“是这样一回事，我需要买房租折子，你母亲愿意卖给我。我看她一个人来，怕她没有跟家人商量过，以后有麻烦。”

一听母亲没事，亦宁松一口气，停下手上的事情，赶过去看究竟是啥情况。

在老城区里，有很大一部分房子是公房，过去由房管所管理，住户按月交房租。大院拆后重建的房子属于房产公司，住户仍是租用。过去原租房不租了，就退给房管所，后来，租户发现与其将房退回房管所，不如自己转让给别人，可以获得一些补偿。原住户要是自己不住了，把这使用权转让给其他需要租房的人，受让的人付一定的费用，出让者叫“卖房租折子”，受让者叫“买房租折子”。

对这种转让，房管所是默认。需求的人多了，就形成了一种市场，有些转让甚至是转让好几次后，才由最后那个买房租折子的人去居住。在西郊一个地方，就是专门从事这种转让交易的。

古明琚原来并不晓得这个情况，后来一天去文秀青家串门，摆龙门阵时，听文秀青提到有这种情况，并说自己也不是太清楚，也是听别人说的。

古明琚心中一动，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她想把自己的房租折子卖掉，这能得到一笔钱，她想这可以把自己在新房上多交的那笔冤枉钱找补回来。另外供电部门也要求住户交1500元钱安装费用，住户都晓得是巧立名目，却也无可奈何。

这笔钱，古明琚也想通过卖房租折子来抵消一下。

（待　　　　续）

（续　　　前）

一天，古明琚自己一个人找到了那个地方，立即就有人上前来询问她是买方还是卖方。当听说她要卖房租折子时，马上就有好几个人找她谈价钱，因为一看是一个老太太，肯定好对付，多问几句后，发现她对行情一点不知晓。

很快就被一个人买下了，但对方奇怪为啥是一个老太太自己来干这事，怕中间有麻烦，一是担心是假的，二是担心有啥变故，坚持要古明琚家人的电话。古明琚不想惊动儿女，但对方说没有你儿女在场，不敢买。无奈之下，她才让对方打电话给甘亦宁，这样，亦宁才得知此事。

甘亦宁赶到西郊，对方一经核实就立刻同意买。而且还提出要甘亦宁签字担保，怕万一古明琚反悔，改承租人时有麻烦。亦宁说老人的东西，她愿意卖就卖，我们不干预。我也不会给你签字，你愿意买就买，怕反悔就不买。

对方一听这话，真有一点犹豫。按民间规矩，两人在谈交易时，其他人就不能横插一杠子，但如有一方不愿意了，别人就可以加入进来谈。旁边的人一看那人犹豫，立刻表示愿意买。那人一看，不能再犹豫，立即买下。

他心头明白，撞上一个不了解行情的人，捡了一个便宜，错过了就没这好事了。价钱低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房子现在还没有建完，等到房子交付房客使用时，就不是现在这个价钱了。不过，房子已经建了好几年，眼看就要完工，这时候买房租折子是很合算的。他也想过古明琚真要反悔，也是原款退回，没有大的损失。

后来亦宁说起这事时，还有些后怕：万一遇上一骗子，把老太太的折子骗走了，或者给的是假钱，或者在争执中把老人伤了……亦宁都不敢把这事往下想。

（待　　　　　续）

（续　　　前）

这一次，古明琚又把自己的折子卖了一个低价，亦宁也没有为此事再说啥，只要老太太高兴就行了。亦宁晓得老母亲喜欢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儿女说多了，老人反而生气，认为儿女是瞧不起她。

后来古明琚去熟人家串门，熟人告诉她的行情，她才晓得自己卖了一个低价，回家在儿女面前，嘴上啥都不说了。

甘亦安也是后来听说这事的，想法跟亦宁他们一样，反正是老太太的东西，也无所谓价钱高低的事了。亦安晓得这类事很多，本来是无价的东西，因是稀缺资源，自然有了市场价格。这“买卖房租折子”就像北京的“买卖户口指标”一样，都是出让一种权利，只不过前者没有后者值钱罢了。有的人因故要离开北京，就把自己的户口指标转让给需要的人，由需要的人付一定费用。价格也是高低不一的，多半是中间人在经手。

不过，老母亲居然还能去倒腾这种事，让亦安也感到奇怪：

“你们常说老母亲对新鲜事不明白，这种事她咋个晓得的，快八十的人了，还有胆量自己去干。”

“老太太总要证明自己能干，遇到这种事，老太太执着得很。我们劝过她，不要着急卖，她不听我们的意见，最后还是一个人去卖了。”

亦宁说这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后来这个行情越来越高，有些人等到房子到手后再卖房租折子，有二三万块钱，一笔不小的钱。连古明琚自己都有一点后悔，说卖早了。

甘亦安奇怪老母亲为啥要卖房租折子，问甘亦宁，她把房租折子卖了，自己住哪里去？

甘亦宁说，她们学校搞集资建房，她想把房租折子卖一笔钱，然后用这笔钱去参加集资，以后这集资房子算是有产权的，不再是租房住。

亦安这才明白老母亲为啥卖掉房租折子，不过也替她担心，说老母亲也够大胆的，一方没到手，一方就先卖了，这中间要是出点差错，就是扁担挑缸钵，两头滑落。

古明琚却不觉得有啥可担心的，她觉得这样一来，集资建房的钱就有着落了。

（第七章　第六节　出让　　　　　完）

第七章　第七节　　　集资

当年有房的单位，分房是一个天大的事。

在诸多问题上，单位的事情基本上都没有透明可言，唯独在分房上，很多单位都做到相对公开化。因为员工都将其视为一辈子最大的福利，眼睛盯得很紧，许多单位由工会负责这项工作。所有参加分房的人，都实行按分排队，一榜二榜三榜地公布，由员工监督，有作弊者人人可检举。

文秀青学校分房时，就是规定得非常细，将各种有可比性的条件分值化，如工龄、职称等，按分排队，积分相同者，工龄长的排前；工龄相同者，教龄长的排前；教龄相同者，年龄长的排前……如此类推。相互之间排名差一位，有可能刚好到你面前就没房了，就意味着差一套房，所以每个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容不得半点沙子。一些单位的分房，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一点不过分。

文秀青后来分到房了，当她把这些事讲给古明琚听时，古明琚像听天方夜谭一样。她叹了一口气，说没有这个福气，可惜，但没有这些麻烦，也好。几十年来，学校除了少量的旧房外，没有建房，自然也没有分过房，虽有人发点牢骚，也仅止于牢骚而已。儿女们的单位都是有房分的单位，所以都分到房，她觉得自己没有赶上好时候。

岂料到了90年代中后期，学校决定搞集资建房。房子是由学校和教育局共同建设的，学校没钱有地皮，出地皮，教育局有钱，出钱。另外能分到房的老师集资一部分钱。这对老师们是天大的喜讯，是几十年不遇的大好事。

古明琚等十几位退休老教师晓得后，奔走相告，盼望着能分到房子，各自做着新房梦。

（待　　　　续）

（续　　　　前）

大家心里都明白，说是集资建房，与商品房相比，无疑福利成分很大，甚至可以说也是一种福利分房。

更关键的是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的，那时的房改已经在各地搞起来，虽然各地差别很大，但国家的住房改革指向是很明确的，即鼓励私人买房，同时福利分房将结束。以后国家和单位都不再建房，在这种情况下，哪个能赶上末班车，无疑是最后一批受益者。

哪个是能分到房的人？

这个问题不复杂，排队排在前面的人就是。

复杂的是哪些人有资格参与排队？按照哪些条件来排队？前者是决定每个人有无权利参与分房，后者是决定排队人名次靠前靠后，这是最困扰每个分房单位的事，也是体现该单位公正与否的问题。

学校的老师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关注这“分房”的进程。古明琚等十几个退休人员也是时刻盯着这事，担心因信息不灵而失去机会，同时也开始享受着分房过程的煎熬。

学校的分房办法出来了，首先是把有房户排除在外，凡是住学校房的，曾经学校给分过房的都先排除掉，这一条，基本上没有不同声音，各单位差不多都是这样做的。

房子大部分归教育局，给学校十几套。这十几套房原本没有退休教师们的份，理由很充分，房子少，首先要照顾到学校在职的一线骨干们。

（待　　　　续）

（续　　　　前）

当退休老师们晓得这一条后，都愤愤不平。开始找学校理论，找教育局反映情况：

“这种做法显然有失公平，学校集资建房，同样是学校老师，为啥我们就没有资格？我们原来也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

“学校原来没有条件，我们不怪学校，现在学校有了这种条件，为何把我们排除在外？”

“我们当年不也是骨干吗？我们不也是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吗？为啥一有好事就没有我们的份？”

“这种规定我们不能接受，是明显地歧视我们退休老师的。”

“学校不能剥夺退休人员分房的权利，要让退休老师参与分房排队，应该一视同仁，至于能否分上，那是另一个问题。”

对于这次集资建房，退休老师反映强烈，这出乎学校的意料。后来，校方积极回应退休教师的要求，规定在职的、退休的都有份，按工龄排队，工龄是贡献大小的客观标准，这也是很有说服力的理由。

不过，新的矛盾由此而生。

（待　　　　续）

（续　　　前）

这一下，像古明琚这些老的退休教师们更不满意，觉得吃了哑巴亏，别看她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工龄却并不长。

70年代初，国家推行子女顶替政策，为了让上山下乡的子女回城，她们都选择了退休或提前退休。另外她们虽然在解放前就已经开始教书，但从解放之日起算工龄，她们的工龄只有20多年，旧社会的工龄，那是不予计算的。而年轻一代的教师，别看五十来岁，无论是在职的或是退休的，工龄都比她们长。

按这种条件排队，这批老的退休老师都只能排在最后了，实际上等于把她们排除在外了。

这自然又激起了这批退休老师的不满，事情比原来更复杂。按工龄排队或计分是许多单位普遍采用的办法，做到一视同仁，体现了公平原则。但照此方法，老的退休老师都排不上队，与原来不让退休老师参与排队的结果是一样的。这也有失公正。

后来，学校为了照顾退休老师，拿出两套房，由退休教师单独排队，并且强调是两个退休教师共一套房。理由也很充分，只考虑老师本人，不考虑其配偶及子女。这样可以解决四个老师，按比例算，与解决在职老师的比例差不多，事情就算有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

据说，学校方有人出的这个主意，也是经过摸底的，排在前面的几位老师都是丧偶的女老师。如果两个女老师合住一套房，一人一间卧室，厅、厨房、卫生间公用，是可能被接受的。

（待　　　　　前）

（续　　　　前）

这一下，让许多有配偶的退休老师放弃了，让许多住儿女家的退休老师放弃了，一是不一定排得上队，二是排上了队，两个老师共一室，咋个住？就算都是没有配偶的，都是七老八十的人，肯定需要子女照顾或保姆照顾，在住宿上又该咋个办？还有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搞到一起，容易产生矛盾，这是最让人头痛的。

古明琚很执着，坚持到底，说就是一间房也要争取。最后与她共一室的颜老师最后也放弃了。

颜老师年龄跟古明琚差不多，身体不如古明琚好，跟着自己的女儿住。她想如果自己真想搬来住，哪个来照顾自己呢？让女儿每天跑来跑去？晚上又咋个办？女儿还有自己的家庭。再加上两个老师住在一起，生活习惯不一样，又是很麻烦的事，生活中的很多小事也是不方便的。思前想后，虽然舍不得，颜老师最后决定继续跟女儿住在一起更方便一些。

在这件事情上，甘亦宁认为老太太是做得最好的一件事，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套房子。这也是她的唯一的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即便有，能不能分到还是另一回事。更重要的是这是有产权的房子，与过去在大院租房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过去有条件分房的单位，能分到房的职工和没分到房的职工，差别还不算很大，等到公房可以由职工购买时，曾经分到房的和没有分到房的，那差别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再等到后来的房价不断攀升时，那差别就是天上人间了

（待　　　　续）

（续　　　前）

后来有老师来串门摆龙门阵，都觉得古明琚分到这房子是最实惠的一件事，否则，要是买商品房的话，以她们的退休金，再过两辈子都不可能实现了。

她们很惊讶古明琚的坚持和执着。

孔老师说，你们奇怪，我可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你们都是看惯了古老师过去懦弱的外表。几十年来，我跟古老师一个单位上班，一个院子里住着，无论是单位上的事还是院子里的事，她都是忍着、让着，别人看来，古老师是懦弱、老实惯了。其实我是最明白的，她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现在“矮檐”没有了，她当然不会再低这个头了。

别人听了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其实孔老师说的这个“道理”也是她自身几十年来的心境。过去她跟古明琚一样，在许多事上也是“低头”的，但她为人处事圆通些，少吃点苦头罢，而内心跟古明琚一样，都在被“革命”烈火煎熬。

学校集资建房虽然比老院子拆迁房动工晚，但速度却是后来居上。因为资金到位，两三年功夫就起来了。

（第七章　第七节　　　集资　　　　　完）

第八章　沧桑

第一节　　重逢

1998年初秋，一天早晨，甘亦安忽然接到任鸣凤电话，说她已到北京，想见他，准备到他家看看。

甘亦安和鸣凤已经有18年不见了，而且没有直接联系，只是从来往的亲朋中晓得一些大致的情况。这消息让他既意外，又高兴，不晓得这丫头变成啥样了，就问：

“你一个人？还是与先生同行？公事还是私事？”

“先生公事，我私事。另外，我爸也来了，他也想见你。”

一听任可骏也来了，甘亦安更高兴了。那年他去沙溪拜访任可骏后，忙于生计，后来求学，再后来离开老家，无缘再见，算起来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没想到事隔这样多年，能在北京见到，真是缘分啊。立刻说：

“那好。见面再说，我接你们去。你们住在哪里？”

“八省联络处。”

撂下电话，甘亦安对关禾说，你先上班吧，等会儿任鸣凤和她父亲要过来。关禾说，我还没有见过你这位前女友，见过她的照片，漂亮。甘亦安说照片都比人漂亮。

这时古明琚听见了，问你们是说任鸣凤要来？古明琚是去年到甘亦安家来的，已经得到消息，学校的集资房已经建好，很快会把钥匙发到本人手上。她正在考虑近期回去。

甘亦安对她说：“妈，任可骏和鸣凤来了，要来看你。你和任可骏有年头不见了吧。”

“四十多年了，中间一直没有见过，见面未必认得出来喽。”

“我这就去接他们。一会儿就能见上。”

（待　　　　续）

（续　　　前）

任可骏一进门，隔着两步就对着古明琚伸出一双大手，亮开那大嗓门：

“老嫂子，你好哇。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喽。”

刚才在来的出租车上，甘亦安已经告诉任可骏：老母亲现在也在我家里，欢迎你们来。任可骏也很高兴，说只跟明琚大姐见过两面，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喽。他又很有把握地说：不过，我能认出她来，明琚大姐给我的印象很深，面容清癯，不苟言笑，有一种清丽的气质。

“谢谢。我还好。你还好吧？哎呀，事先要不晓得，在大街上碰见，我是真认不出你来喽。”古明琚一边回答，一边让座，“来，来。是鸣凤吧，快坐，快坐。”

“是哇，是哇。哪个说不是嘛，多少年了嘛。不过老嫂子，你的样子没变多少，还是那样清癯。”

在任可骏眼中，古明琚身形还真没变多少，依旧瘦，腰板还是像几十年前那样，挺得直直的。面容就完全变了，刻满了沧桑。

“老了，老了，自己都不晓得变成啥样子喽。”

“是啊，是啊。我都七十五了，老嫂子快八十了吧？”

“已经满过八十了。”

“老嫂子身体这样好，活个九十、一百的没得问题。”

“说远了，说远了。项霄老师还好吧？咋没有一道出来转转？”

“她已经走了十年了。”

“哎，日子好了，人倒先走了，没福分啊……”

……

看着两个老人在叙旧，鸣凤在一旁直冲亦安笑。甘亦安对他们说：“任叔叔你们别光顾着说话，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慢慢摆吧。”

任鸣凤打量着房子说：“亦安哥，你这房子很新嘛。才搬进来的？”

“是新房，前年搬进来的。原来是旧房，几年前把原来旧的四层楼拆了，修成六层楼的。这个院里也没地皮了，就这样倒腾，每两年翻建一幢。”

这时，喝了几口茶的任可骏，又问开了，还是那样性急，还是那样健谈，他很关心学潮那件事，也很有兴趣跟甘亦安摆谈那件事，说起他听到过的种种情况。

（待　　　　续）

抱歉，跳过一节

。……．．．．．．．．．

．．．．．．．．．．．．

．．．．．．．．．．．．．．．．




我还记得那年，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来访，两年后，苏联解体，随即苏共这个被斯大林喻为“安泰”的巨人，曾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也轰然倒地。当年斯大林说，布尔什维克只要是一脱离群众，那他们就会丧失一切力量。这话看来还真的灵验了，苏共崩溃时，不要说人民，就连自身的党员也没有几人奋起挽救它。是斯大林有先见之明？还是历史本身有的吊诡之处？
任可骏点点头，端起杯子喝茶，放下杯子后又提高了嗓门：
“亦安，现在流行一句话‘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官员将之定义为消极的牢骚话。你咋个看？”

(第八章　沧桑　　第一节　　重逢　　　　　完)

第八章　第二节　　　吃肉

任可骏提到的这句话，是那些年很流行的一句话，不同的人都喜欢用它来说明不同的问题。

甘亦安记得很清楚，一次单位学习时，党委书记就以这句话为例，他说现在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部分人一边享受改革开放的好处，一边骂改革如何如何不好。比如现在社会上有一句话叫“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说我就不理解老百姓咋个会这样，一边吃，一边骂？

对此，甘亦安有自己的看法，在讨论时就说：社会需要公正，这不成问题，哪个都能明白，但这种诉求能否有渠道，能否在社会中发生作用才是问题。所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种现象，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公正与诉求渠道问题。

面对这种现象，有的人常常怀念过去，说过去穷，反而没人骂娘，言下之意是现在的人不知好歹。我的经历与感觉不是这样，第一，过去也有社会不公的问题，在下面“骂”的人也不少，极端点如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样多的人，却照样有人吃得满嘴流油，能没人骂？只是很多意见都反映不上去，而当干部的也不敢将这些话反映上去。第二，过去的环境中，人们的人权意识没有现在强烈，再说，饭都吃不饱，很多人顾不上骂。现在的人能吃肉了，有力气去骂，只能说明社会进步，权利意识增强，加之如今是信息社会，草根的话也能反映出来。

书记听了甘亦安的发言，没有说对，也没有说不对。沉默了一阵后才说，讨论嘛，没有定论，可以畅所欲言。

(待　　　　续)

(续　　　　前)

今天，甘亦安听到任可骏问他对这句话咋个看？他说，官员认为这话是牢骚话不奇怪。官员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所以，这种现象被一些官员指责为群众思想落后。他们觉得不好理解，老百姓咋个会这样，一边吃，一边骂？

其实很好理解，“端起碗吃肉”说明改革为老百姓带来了实惠，老百姓是从那个没肉吃的年代过来的，对此是领情的。“放下筷子骂娘”说明社会中仍有许多不公正的地方，“骂娘”就是有人心中有怨气，不满意，发发牢骚而已。

要看到，改革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社会不公存在一天，“骂娘”就会存在一天。老百姓非常晓得好歹，不会分不清是非，只是缺乏正常的诉求渠道，无奈只好通过“骂娘”的方式了。

"放下筷子骂娘”是一种非正常的诉求，有关部门应该反思，何以至此？如果避开表面上的形式问题，看看问题的实质，就能明白社会的不公能浮出水面，能被老百姓“骂”，实在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改革到今天，社会公正已是一个比较突出矛盾，除了政府的关注和改进外，也需要更多的诉求渠道。

任可骏一边听一边点脑壳：对！社会需要公正。让这种诉求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次群众性的运动，就是以集体形式表现出来的“骂娘”。我在大学读书时，也参加过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游行。

参加学生的想法也是五花八门的，但在某一点上契合了，就构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群众性的运动，因为参与者的广泛，除了基本的诉求外，自然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诉求。

(待　　　　续)

。。……。……。……….…….……............

...................................

...............................


看着侃侃而谈的任可骏，甘亦安想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在1957年脊梁骨已被打断。但亦安始终相信，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优良传统精神，延续到了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上。他们至少还保持了“不羁”的灵魂。更不用说，还有少数人脊梁一直挺着的。二十多年过去了，任可骏也变了很多，跟二十多年前语言的凌厉、语气的强硬相比，如今说话平和了许多，没有了那种咄咄逼人的架势，不过思想上还是保留着四十年前写万言书的那种锐气。他问：
“任叔叔，你的意思是老百姓是被精英绑架了，或受精英蒙蔽被利用了？就我接触到的人而言，参与的人绝大多数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这是主流。”

（待 续）